Foucault-瘋癲與文明

Foucault的瘋癲使不是撰寫精神病學語言的歷史，而是論述那種沉默的考古學。即是討論非理性（瘋癲）如何從與理性平等對話到後來沉默的過程。   一、「愚人船」（古典時代以前對瘋癲的定位） 中世紀結束，痲瘋病院紛紛關閉，痲瘋病從西方世界消失。但附著於痲瘋病人形象上的價值和意象，與排斥痲瘋病人的社會意義，卻仍然流存在西方社會中。在兩三個世紀後，在這些被遺棄的麻瘋病院中，人們用相似的排斥方法和帶著全新的意義，使窮人、罪犯、精神錯亂者負起中世紀時痲瘋病人的角色。 中世紀的瘋人、瘋癲被賦予一種「愚人船」的形象。驅逐瘋人，使瘋人漂泊的社會行動，代表的意義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與絕對的過渡和淨化的儀式，在這樣的過程中瘋人被賦予了邊緣的地位。瘋癲為何會在這時期的出現？其原因在於它是一種巨大不安的象徵，從對死亡嚴肅的討論轉向對瘋癲的嘲弄。瘋癲和瘋人變成重大的現象，其意義是曖昧紛雜的，既是威脅又是嘲弄對象，既是塵世無理的暈狂，又是人們的笑柄。在故事與道德寓言中，瘋癲（愚蠢）佔有越益重要的位置。學術作品中瘋癲或愚蠢也與理性和真理在對話，如伊拉斯謨的「愚人頌」（愚人禮讚）。而瘋癲之所以有魅力在於它是知識，因為許多作品的荒誕形象實際上都是構成某種神秘玄奧的學術的因素。如果說知識在瘋癲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原因不在於瘋癲能控制知識的奧秘，而是瘋癲是對某種雜亂無用的科學的懲罰。瘋癲在這裡是對知識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種喜劇式的懲罰。瘋癲在中世紀到十七世紀初是社會畫面上一個司空見慣的身影，它遊蕩在大街小巷中，世界對它是友善的，它是一種與知識對話、理性流動的表現。   二、大禁閉（古典時代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對瘋癲的影響） 一六五六年法國頒布了在巴黎建立總醫院的法令，形成一連串大禁閉的標誌和開始。就其功能與目標來說，總醫院與醫療毫無關係，它是該時期法國正在形成的君主制與資產階級聯合的秩序的一個實例。這種大醫院、禁閉所、宗教的和公共團體的機構、救助和懲罰的機構，政府的慈善和福利機構是古典時代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在歐洲具有普遍性和同時性。禁閉這種大規模、貫穿十八世紀歐洲的現象，是一種「治安」的手段。而就當時的定義，治安是使所有那些沒有工作就無以生存的人能夠和必須工作的手段的總和。在人們賦予禁閉以醫療意義以前，或說人們以為它具有如此意義以前，禁閉不是出於治療病人的考量，而是在成為一種絕對勞動的要求，是對遊手好閒的譴責。禁閉是為解決治安與失業等問題而產生，但為被禁閉者提供工作和強制勞動，成為禁閉另一種功用，並與西方工業化過程產生互動，即禁閉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禁閉在此被賦予了經濟上的要求。但使禁閉與勞動間的關係得以維繫和推動主要是來自於一種道德觀念。總醫院是一個道德的機構，負責懲治某種道德阻滯（遊手好閒），確保勞動的實踐，將勞動賦予神聖的地位。在這種勞動體驗中，形成了經濟和道德交融的禁閉要求。 在古典世界中，勞動與遊手好閒之間劃分出一條分界線，這條劃分取代了對痲瘋病的排斥。以禁閉取代排斥，使得被禁閉者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義務體系，他們有被贍養的權利，但是他們必須接受肉體上和道德上的禁閉束縛。在這，舊的社會排斥習俗復活了，但轉到生產和商業的領域裡。但這樣的禁閉是針對一群沒有區分的人，窮人、罪犯、失業者和瘋人，都被放置到這樣的空間和道德定義中。人們藉由對勞動社會所擔保的社會內涵來認識瘋癲，瘋癲已不是來自於那非理性的世界，而是在其躍出了資產階級秩序與倫理。   三、古典時期對瘋癲的定位（理性知識形成） ◎所有非理性的罪惡都必須密藏起來，避免它們傳染開來、製造醜聞、無限繁衍，只有遺忘才能制止它們。古典時代因有這種非人性存在而感到羞恥，而這種感情是文藝復興時期所沒有的。禁閉將非理性隱藏起來，從而洩漏了非理性的恥辱。但它卻公開的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瘋癲，並給予其一個受到讚美的醜聞的記號。如此有組織的展覽瘋癲與文藝復興時期自由地顯示瘋癲不同。文藝復興時期，瘋癲無所不在，透過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脅與各種經驗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時代，瘋癲被隔著柵欄展示，它的出現是隔著一段距離，被某種理性監督。瘋癲成為某種供觀看的東西，是人類與自己有關的獸性。瘋人不是病人。悔過自新的觀念與這種制度沒有關係，瘋癲不可能與改造教養領域有關聯，擺脫束縛的獸性只能用紀律與殘忍來駕馭。（第三章 瘋人） ◎古典時期的醫學理論認為靈魂與肉體是構成同一個不可分解的運動，因此激情與瘋癲有著密切的聯繫。激情使瘋癲成為可能，但瘋癲卻以一種特有的運動威脅著使激情本身成為可能的條件。瘋癲並不完全是想像，是一種信仰行為、一種肯定和否定行為，即一種論述（discourse）。瘋癲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譫妄（delirium）。語言是瘋癲的首要的和最終的結構，是瘋癲的構成形式。因此，譫妄是肉體又是靈魂的，既是語言又是心象的，既是語法上又是生理學上的。（第四章 激情與譫妄） ◎身體疾病與道德意義交融，例如：燥狂症和憂鬱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第五章 瘋癲諸相） ◎藉由道德觀念所產生的治療瘋癲方法，例如：1、基於某種關於品質特性的隱含機制，認為瘋癲在本質是激情，即某種屬於靈肉二者的（運動—品質）混合物。其包含的治療法有強固法、清洗法、浸泡法、運動調節法。2、基於理性自我爭辯的離軌運動，認為瘋癲是謬誤，是語言和意象的雙重虛無，是譫妄。其包含的治療法有喚醒法、戲劇表演法、返璞歸真法。（第六章 醫生與病人）   四、大恐懼與新的劃分（理性知識被引進、控制瘋癲） ◎人們試圖用禁閉來排除的邪惡重新出現，以一種古怪的模樣恐嚇著公眾。禁閉所不再僅僅是城市邊緣的痲瘋病院，城市已面對痲瘋病本身了。禁閉地已獲得自己的力量，它變成了邪惡的發源地，自己便能傳播邪惡，建立起一種恐怖統治。十八世紀中期的幾年間，突然產生一種恐懼。這種恐懼是從醫學中產生，但主要是因一種道德神話得以傳播。禁閉者身上所具有的「腐爛」意象（道德的腐敗）藉由空氣這媒介，開始向外傳播、「污染」城市居民。各種形式的非理性曾經取代了痲瘋病，它自己也被放逐到遠離社會的地方。現在，非理性變成一種看的見的痲瘋病呈現在人們面前。非理性被給予了一種想像的疾病烙印，增加了它的恐怖力量。瘋癲在現代文化的重要位置在於，醫學界的人並不是作為仲裁者被請進禁閉世界以區分罪惡和瘋癲、邪惡與疾病，而是做為衛士被召來，以保護其他人免受從禁閉院牆滲出的威脅。古老的意象（人們恐懼非理性）的復活，而不是知識的改進，使得非理性最終與醫學思想相遇。發現了一種能夠防範非理性的新理性。（第七章 大恐懼） ◎在十九世紀初，人們的義憤在於瘋人受到的待遇並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認為瘋人僅僅是瘋人。而在整個十八世紀，人門關注的是犯人應該有比把他們與精神失常者關在一起更好的命運，犯人僅僅是犯人。瘋癲在禁閉中以不同於其他被禁閉者的形象出現，瘋人的存在體現了一種不公正，但這是對他者的不公正。十八世紀的禁閉政治批判使得瘋癲更緊密的與禁閉連在一起，使得瘋癲成為禁閉權力的象徵及禁閉世界中談權力荒誕的、無法擺脫的代表，又使瘋癲成為各種禁閉措施的典型代表。瘋癲最終成為禁閉的唯一理由，它象徵著禁閉極端的非理性。也在此時禁閉遇到一個有關貧困的經濟現象。過去，窮人存在於道德譴責中，被禁閉消滅了（窮人被放置在禁閉中）。但在勞動力市場需求更多的人口，以及配合禁閉支出了大量、有害的資金影響，窮人被釋放出來，窮人在道德意義上被重新正名。因而，拘留瘋人成為禁閉的一個主要意義。「人權宣言」和一七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六日頒布的一系列法令，將瘋人、罪犯及其他人分離開來，甚而瘋人必須在醫生的診斷下，被釋放或禁閉入醫院。（第八章 新的劃分）   五、精神病院的誕生 　　在一系列的運作之下，組織起瘋人院的世界、治療方式及對瘋癲的具體體驗。圖克將道德、宗教、觀察、監視與審判、家庭的控制方式放入到瘋人院中。皮內爾則帶入純粹道德與緘默、鏡象認識、無休止的審判等手段。還有兩者都確認的醫務人員的神話被放進對瘋癲的態度。圖克與皮內爾的治療觀與技術，造成對瘋癲從非人道中救出，但進入更深層的道德桎梏中。這樣的過程使得瘋癲必須放入到精神醫學的了解當中，瘋人喃喃自語的理性獨白存在於精神病學的治療當中，醫學在這提出了瘋癲基本上只是瘋癲的公理。甚而到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時，重組了瘋人院的各種力量，並透過它們集中在醫生手中，而使他們擴展到極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