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巔與文明》[1]與《規訓與懲戒》[2]：傅柯著作介紹

南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劉燕青

《瘋巔與文明》是法國當代思想家米歇爾•傅柯的早期代表作，傅柯企圖在本書中揭示古典時期（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以來理性對於瘋狂的壓制，及其背後的靜態結構，這部書裡，他以反科學的語言為瘋狂病人發聲，從權力的視角去審視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進一步揭露了理性時代人們的自以為是與無知。[3]

瘋狂與理性的界線並非一開始就涇渭分明，在科學語言出現之前，兩者的界線是曖昧不明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狂是神秘體驗和道德諷刺的綜合體，人與瘋顛的爭執是一種類似戲劇性的辯論，其中人所面對的是這個世界的各種神秘的力量﹔瘋顛被各種意象所籠罩著﹕人類的原始墮落和上帝的意志、獸性及其各種變形，以及知識中的一切神奇。當時的歐洲人對於瘋顛的態度是一種恐懼與好奇糾結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把精神病患者裝上「愚人船」驅逐出境，讓他們漂泊遷移於港口城市之間，藉此達到類似儀式中的淨化過程；另一方面，瘋癲者成了中世紀文學的要角，在諷刺劇中，瘋人、愚人或傻瓜角色變的越來越重要，她們不再是司空見慣的站在一旁的可笑配角，而是成為真理的捍衛者站在舞台中央﹔作者往往透過瘋人、愚人或傻瓜角色以笨拙的語言道出真理，揭示真實世界的荒謬，如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和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中的奧菲莉亞。

文藝復興時代使封顛得以自由地呼喊，緩衝了其認知上矛盾的衝突，到了古典時代時，卻轉為另一種特殊的強制行動期待使瘋顛在社會生活中消失、沉寂﹔理性與非理性的認知開始分裂、擴大，由於瘋顛的行為表現，一般人無法以平常的理性去理解其行為，為了解決理性思維中的矛盾，瘋狂開始被視為一種罪惡，瘋子被關進原本用來囚禁中世紀痲瘋病人的場所，傅柯認為：「瘋狂是知識。首先，因為所有這些荒謬形象實際上是組成一門艱辛、晦澀、深奧學問的成分。」當時的人們畏懼癲狂，因為它是如此地深奧難解。這樣的畏懼與人們對於死亡或巫術的畏懼如出一轍，於是，排斥癲狂或視癲狂為罪惡將有助於消解人們的不安。

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人開始崇拜理性，對於非理性的代表－癲狂的排斥確立了理性的崇高地位，理性主義能夠更有效地防範威脅著非理性的隱藏危險。1656年巴黎總醫院的建立，標誌著這一階段的起點，過去監禁痲瘋病人的建築物被用來對瘋子、流浪漢、窮人、乞丐施行「大禁閉」，對瘋子監禁的理由不是精神錯亂，而是他們對社會無用。這樣的監禁行為，可視為理性對於非理性的一種懲罰；對於癲狂的懲罰，正是當道者權力彰顯的儀式。傅柯認為，用來對瘋子、窮人、流浪漢施行大禁閉的總醫院與任何醫療概念無關，它更接近於一種制度形式，在這種形式中，當時正形成於法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得以被實踐。這些住在總醫院裡的人們，以一種極端專制的方式被對待著，總醫院的意義不在於囚禁，其意義在於將邊緣人與貧窮趕出社會，形塑出社會井然有序的圖像，這種圖像是一種意識型態，它告訴人們要認真勞動、要有良好品德。由此看來，總醫院其實代表著一種類宗教式的道德監督機構。

到了十八世紀末，人們開始以科學的觀點將瘋狂視為一種精神病，乍看之下，這樣的轉變似乎是伴隨著啟蒙運動理性主義與法國大革命後人權的興起而來的，然而，傅柯卻指出這樣的轉變是有其功能性因素的[4]。1770年開始，人們漸漸意識到把病人禁閉起來並非良策，若能將他們改造成具生產性的勞力，將有助於創造社會財富，節省政府行政開支。挾帶著實證主義的醫學，讓癲狂成為一個可分析、可檢視、可「把握」的對象，然而，治療癲狂的方法在醫院裡未能奏效，因為醫院主要關心的是「隔離」病人或「糾正」病人的行為，醫學只不過提供了理性世界將非理性界定為「病態」的合法性基礎罷了。所以，病人與醫師其實處在一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中，醫師被賦予權力去解釋精神病人的生活世界，並有權力控制他們的生活。

傅柯通過考察文化的邊緣問題「瘋顛」，而揭示出：理性的歷史特徵就是一部瘋狂史，就是人類以理性之名對所謂的無理性的瘋人進行區隔與鎮壓的歷史。換句話說，理性是歷史地與權力聯繫在一起的，理性與非理性的現代區分就是理性運作的結果，瘋人不是禁閉、被排斥的第一個合最無辜的犧牲品，卻是權力壓迫最模糊卻又最明顯、持久的一個象徵﹔瘋顛體現了這些懲罰的權力。他認為，社會裡的一切結構，諸如學校、工廠、醫院、家庭等等都普遍存在權力聯繫，權力不僅是壓制性的，而且是生產性的，它產生知識、產生話語。

在《規訓與懲戒》一書中，傅柯藉由探討酷刑、規訓、懲罰和監獄的系譜來探究權力機制如何運作與改良，最根本的權力機制，其實是「力」的施展與抗衡，即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相對立。傅柯認為權力關係是雙向的，某一點施力於另一點，另一點不僅受力，還會產生抵抗作用，當權力的中心大剌剌的暴露在群眾面前時，它很容易成為被反動的目標物，產生對它殺傷力極大的反論述。

在早期君權神授的年代中，君主透過公開的酷刑來鞏固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君主代表著一切的權力，當有人要挑戰他所不容撼動的地位時，就必須受到懲罰，以確保君主的威信。透過公開的酷刑──那血淋淋的開膛剖腹、那令人怵目驚心的五馬分屍、那教人不忍卒聞的哀嚎聲──君主對圍觀的人民展現了他的權力，並希望藉由公開的酷刑來殺雞儆猴，遏止他人再次挑戰他的公權力的可能性[5]。君主一方面透過酷刑來修補他所受到損害的君權，另一方面卻必須承受民眾力道相當的反動，因此君王容易變成眾矢之的，成為民眾反對的目標。

在進入所謂的民主社會之後，酷刑被廢除了，取代的是更符合「人道精神」的刑罰，但這樣的改變對傅柯而言，是因為有了君權時代的前車之鑑，知道權力主體過分曝光將會成為眾矢之的，造成民眾對於權力的反動，刑罰的改變並非合乎「人道」，而是權力的運作進化升級到常人觸摸不到的隱蔽地位。

傅柯以「全景敞視建築」來說明這樣新的權力關係，藉由「全景敞視建築」，監視者可以監視、命令及考核各個罪犯而不被認出真正身分，換言之，受到權力宰制的被規訓者無法得知施力點來自何處，自然無從反擊。所以真正有效的權力機制應該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不要讓人看見權力的來源，這樣才能有效率地施力，同時使反抗力找不到反擊的目標。

傅柯認為，現代權力機制對整個社會進行規訓，將社會上所有的人力資源作切實而有效的運用。隨著社會逐步地規訓化，整個社會藉由權力中心分化成學校、工廠、醫院、軍營及其他若干社會機構較小的權力點，沒有明顯的權力來源，加上令人難以察覺的細微的施力過程，使受力者所能反饋的反作用力陷於迷惘而無力，權力更能無所忌憚地施為。雖然權力中心被分化，但權力中心卻仍存在，而且默默在各權力點背後支持運作，這個隱藏的中心其實就是國家，受力者仍會產生反作用力，只是找不到反饋的對象罷了，因此「轉嫁」就出現了。

有作用力必定有反作用力，權力主體要能夠避開反撲其身的攻擊才是完美的權力機制，轉嫁變成了避開反作用力的最佳方式。傅柯發現，理應規訓罪犯的監獄卻成了培養累犯的溫床：一方面，監獄中的同袍之誼很有可能讓他們在出獄後聯手犯罪；另一方面，犯人出獄後，在社會中並不能生存，有罪的烙印讓他們不易被社會接納，而警察也時時盯著他們的行動，準備隨時再將他們逮捕入獄，於是，罪犯不得不走回犯罪的路而成為累犯──警察、監獄制度一開始是為了杜絕犯罪而存在，然而，就傅柯而言，這些機構並非執行規訓的職責，反而是藉著罪/累犯的培養來維護它本身存在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並且，藉由罪犯的存在，便可將反向的社會攻擊轉到罪犯身上，人民與權力主體的抗衡轉變為罪犯與非罪犯的對立，甚至，人民會支持權力的運作來制裁犯罪[6]。現代權力機制藉由創造出的這些社會公敵，將原本可能遭受的反作用力完全移轉到罪犯身上，從而化阻力為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