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組織、關係網絡與出版：
從虛擬文化之生產看出版的動態網絡組織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研究生
郭宣靆
研究動機：
隨著資訊社會的發展與電腦網路的普及，傳統出版組織愈來愈朝向虛擬組織的方向發展。就科技層面而言，由於傳播技術的創新可行，使得出版這種以「知識密集」為導向的產業能夠藉由新的網路介面而流通其產品，影響所及，是整個閱讀、消費機制的改變。就網絡角度來看，透過網路的連線與連結，人與人之間也建立了不同於以往的關係網絡與溝通模式，在產業界，依賴的是更為迅速、正確、可靠的電子商務，在一般生活上，則是更為頻繁、主動的e-mail或手機簡訊互傳。最後，就整個社會文化構面來談，原本屬於虛擬想像的網路空間，早已隨著人機介面的緊密互賴，創造出獨具風格的虛擬文化，有別於傳統的文化生產方式。本報告試圖從文化生產的角度，檢視虛擬文化特有的關係網絡，並以出版組織為例，來看社會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的動態歷程，提出一些具有理論反省上的討論議題。
研究方法及步驟：
為了使得本報告的理論反省更具有意義，將採證實際的變革情形作為論述的基礎，詳述各式的科技突破與組織革新，從真實的人際、產業互動模式，探討關係網絡的分合糾結，並就不同層面的演變，思考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重要議題，以期達到理論反省的最終目標。
基於上述理念，本報告共分為三小章若干小節：（一）虛擬組織與出版變革、（二）網路連線與新興關係網絡、（三）虛擬文化與動態出版網絡組織。第一章旨在描述組織虛擬化的影響與實際變革的情形，接著在第二章討論新的關係網絡的形成，並在最後一章總結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在相關議題上的理論洞識與侷限，提出筆者個人的一些意見與想法。
可能研究限制：
儘管本報告主要採用客觀事實作為論述的資料佐證，仍無法避免筆者在材料選取上的偏好與個人意圖，在理論詮釋上也可能有詮釋錯誤或過度的地方，實屬難免，但筆者仍將秉持著研究者客觀的角度，依事實、證據作批判，在既有的理論架構下進行分析，同時兼顧正反面的觀點，以期讓問題的全貌能夠多方呈現，由讀者自行下道德上的判斷，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討論，共同關心資訊社會的發展與虛擬文化之相關議題，本報告作為一個理論反省的研究，自有其學術累積之企圖與傳統論述之限制，儘管如此，筆者仍願提供一個觀點與視野，選擇以「虛擬組織、關係網絡與出版：從虛擬文化之生產看出版的動態網絡組織」作為報告主題，進行初探性的研究與反省。
第一章
虛擬組織與出版變革
虛擬組織（Virtual
Organizations）是具有「高度彈性的企業組織生產系統，產品與服務不受時間、空間與種類的限制…能瞬間訂製並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1]。其基本特色是：生產及運輸符合成本效益原則、費時短、同時多地點、提供多樣性的選擇[2]。與傳統工廠組織不同的是，虛擬組織更依賴資訊科技來處理種類繁瑣的資訊，並需要隨時更新各式的組織技巧與關鍵生產技術。此外，隨著網路科技的廣泛運用，傳統上下從屬的官僚科層組織，也將演變成四方連結的資訊網絡組織。可預期的是：一場新的管理、控制權革命將席捲各個產業，出版業也不例外。以下簡單回顧近代由鐵路所引發的組織、管理變革，藉此反思我們對當前組織發展的迷思與企業轉型的瓶頸，重點在於鑑古知今，探求組織變革的意義。
第一節
現代企業組織的發展
美國企業史的權威專家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於一九七七年出版了《看的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一書，企圖透過考察十九世紀四○年代到二十世紀二○年代的企業發展，反駁傳統經濟學家所獨尊由亞當•斯密提出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市場理論，並強調「現代工商企業已接管了協調流經現有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產品流量功能，以及為未來的生產和分派資金和人員的功能」[3]。而且，「由於獲得了原先為市場所執行的功能，現代工商企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強大的機構，經濟人員則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集團…出現了所謂經理式的資本主義」[4]。
根據錢德勒收集到的豐富史料，他提出了八個一般論點作為其研究發現：（一）當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機制的協調能帶來更大的生產力、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利潤時，現代多單位的工商企業就會取代傳統的小公司[5]。也就是說，由於交易成本的內部化加上管理者的協調有成，促使幾個單位合併後的組織具有更高的競爭優勢。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Coase（1937）「交易成本」理論[6]，更是我們對當代「組織」概念的主要認知印象。（二）在一個企業內把許多單位內部化所帶來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層級制以後才能實現[7]。這點似乎意味著管理活動作為一種合理化的理性活動，很能夠符應現代組織所要求的正式程序與管制規定，和Weber所提出的行政官僚組織形式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契合。（三）現代工商企業是當經濟活動量達到這樣一個水平，即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的協調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圖時，才首次在歷史上出現的[8]。這點則明顯指出管理活動已然突破了某個經濟值的「量變」臨界點而發生「質變」的情形。以上三點說明了現代工商企業的起源、出現的原因、時間、地點和方式。
（四）管理層級一旦形成有效地實現了它的協調功能後，層級制本身也界變成了持久、權力和持續成長的源泉[9]。這其實就是DiMaggio和Powell（1983）所提出的「制度趨同主義」（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當中的「強制力」（coercive）和「模仿力」（mimetic）機制，一方面是社會系統的政治力使然，一方面則是企業為了降低不確定性而產生的自願性模仿[10]。（五）指導各級工作的支薪經理這一職業，變得越來越技術性和職業化[11]。這部分可從「制度趨同主義」當中的「規範力」（normative）得到印證[12]，是我們理解當代企業組織何以朝向「專業化」發展的有力解釋。（六）當多單位工商企業在規模和經營多樣化方面發展到一定水平，其經理變得越加職業化時，企業的管理就會和它的所有權分開[13]。這點則是當代企業一個相當重要的特色，也是管理變革的一大創新，例如當今耳熟能詳的董事會、股東、專業經理人都是這個制度下的產物。（七）在作出管理決策時，職業經理人寧願選擇能促使公司長期穩定和成長的政策，而不貪圖眼前的最大利潤[14]。這點是錢德勒給予經理人「正面」的價值肯定，並認為其「充分被利用」的願望是確保企業持續進步的力量。（八）隨著大企業的成長和對主要經濟部門的支配，它們改變了這些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的基本結構[15]。最後一點總結並宣稱新一波的「經理式資本主義」取代了傳統的市場經濟，成為主導美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以上五點說明了現代企業的形成與持續發展的情形。
這一場由鐵路所帶動企業變革，是一種新的速度經濟的功能—大量生產與大量分配的結合。錢德勒認為：「現代化的大量生產與現代化的大量分配以及現代化的運輸通訊一樣，其經濟性是來自速度，而非規模。…對於獲取速度的經濟性來說，重要的是發展新的機器，採用更好的原料，和更集約地使用能源，以及建立新的組織設計及作業程序，以協調並監督通過幾個生產過程的、空前的高額流量。…在這種大量生產的工業中，組織和技術上創新者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16]。這段話其實「預言式」地指出現代企業長久以來的發展關鍵，直到有了更快速、更彈性化的生產、傳輸科技出現為止。
第二節
後現代虛擬企業組織的變革
如果說工廠生產與企業管理是現代組織的典範與表徵，而追求「速度」的經濟性乃居厥中關鍵，那麼客制化生產與虛擬企業組織則是下一波「速度」經濟的變革指標。事實上，無論是「知識經濟」也好、「後工業社會」也罷，若仔細考察箇中主張，我們會發現其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對傳統工業的速度超越，特別是資訊的處理、轉化與利用。
錢德勒所觀察到的現代企業組織發展，一言以蔽之，便是福特主義（Fordism）的極致表現。所謂的「福特主義」就是結合Ford車廠的生產線實作和Tylor的科學管理方法而成的一組觀念，是人與機器在物質生產的現代化系統中，能夠和諧共存的方式。福特主義根據理性原則將這樣的關係組織起來，建立不受個人影響的規定和指令以求付諸執行。其目標在於將人當作促成產出最大化的理性化生產因素[17]。
然而，正如同傳統企業思考的是如何對「生產、分配」之不同部門進行協調，後現代的管理哲學，由於受到電腦資訊科技的影響，強調的是如何對「知識」的結合與創新進行管理。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未來學權威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和社會學專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都針對未來通訊科技可能造成的社會組織影響提出相關的討論，稱之為「後工業論題」（post-industrial
thesis）。托佛勒預視到的是一個可媲美人類從蠻荒步入文明的巨大社會變革，貝爾則認為未來影響社會變革的決定關鍵在於理論上的知識（theoretical
knowledge），包括了以服務為主的經濟、大量投入醫療保健、教育與公職的活動、新的專業、科技中產階級，以及所謂的智慧科技（intellectual
technologies）的發展。
萊斯特•梭羅（Lester
C. Thurow）則認為，「更富裕的社會就是總要素生產力更高的社會」[18]到了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階段，「知識成為經濟成功的關鍵。科技出現重大突破，生產力大幅提升…日新月異成為常態，生產力加速成長」[19]，這些都預示著知識經濟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圖一：虛擬組織的管理變革
由此可知，當革命的觸媒引燃之後，企業若是無法因應環境來改變，就很有可能導致失敗。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功的企業，就是能夠意識到：在鐵路所造就的新經濟環境下，唯有靈活地調整資源的投入，以創新的組織型態來發展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才是企業持續生存的唯一方法。當中最成功的企業，無不是透過製造、管理或配銷上的創新投資來實現其利益的。在那段期間，沒有辦法達成協調性與內部投入的企業，很快地就會被擠下世界的競爭舞台，同樣地，面對未來的變局，若是沒有更快速的資訊整合能力、更有彈性的組織策略，該企業將被時代毫不留情地淘汰，斲喪原有的競爭力與控制權。
不過，組織由於受到本身的結構慣性和所處的環境、場域以及資源網絡的限制，確實有變革上的困難，也因此才有許多企業寧願以轉投資、創投基金、併購等方式來克服改革的瓶頸，間接達成企業轉型的最終目標。諸如此類的議題，我們將在下面的章節繼續深入討論。
第三節
出版產業的組織轉型與衝擊
虛擬組織對於出版產業的影響，可從三個層面來思考：（1）出版核心功能與價值是否有所的轉變、（2）出版產業未來是否會轉型，轉型的方向為何、（3）新的產業分工模式為何，是否具體可行。
在學術的定義當中，「出版」的本質是精神活動，但目前必須藉由物質的手段才能達成。也因此，出版是一個與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相當密切的活動，要了解出版，必須從實際的生活中來取材，才能捕捉到出版的全貌，亦即「出版」乃是：將人類思想、知識、經驗、技能、習慣、儀式等，透過特定符號構成一著作物，可供大眾閱讀、複製及傳播之過程。雖然當前的「出版品」仍是印刷技術主導下的產物，但隨著資訊科技的不斷進步與廣泛應用，相信未來的出版活動將是豐富而多元的。事實上，出版作為整個社會活動的一環，大環境的改變，自然也就影響到出版品的改變，虛擬組織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為調適社會變遷所做的轉變，一方面影響了出版品生產的分工模式，另一方面也受制於出版品的內容表現形式，然而不變的是，出版的本質與核心價值。關於這個部分的論證，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出版品生產機制—出版產業的組織型態加以解釋。
從上述出版的核心功能討論中，我們發現出版產業的組織型態似乎是由出版品的形式來決定的。就某種意義而言，是的，正如同麥克魯漢的名言：「媒介即訊息」，新的媒介影響所及的是人們對於訊息接收的全新感受與了解，也因此出版在傳播的功能上必然會受到影響。但傳播只是出版的諸多功能之一，形成著作物以滿足人類閱讀（心靈）需求和保存文化資產才是出版的真正重點。傳統出版產業的型態是奠基於工業時代的「工廠生產」方式，出版品於是成了一種工業「產品」，然後透過各種「發行」（行銷）的管道，把出版品當成「商品」販售，於是乎形成了我們眾所週知的「現代出版企業」或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文化工業」。從出版的定義來看現代出版產業的發展，很明顯在功能上還有待加強。我們真正關心的是出版產業如何在商業利益與出版應有的功能和社會責任之間取得平衡，一如先前由杜拉克所提出虛擬組織將面對的管理變革之挑戰。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同時帶給了出版產業新的發展契機與轉型的陣痛。契機在於資訊大量儲存、快速傳輸、有效接收的功能，大大地消弭了原來必須藉由物質手段才能進行的出版活動和中間生產的高昂成本與可能的資源浪費，讓出版業者可以更用心於「內容生產」的工作上，有助於提升出版產業的價值。相對地，陣痛則是已經投入的既有人力物力無法說變就變，轉型有實際執行上的困難與面對技術門檻高、市場尚未成熟、資金週轉不足的窘境。不過，不唯獨出版業如此，幾乎所有的傳統產業都面臨生存空間壓縮的類似難處。
出版業仍佔有的優勢在於：位於知識經濟創發的樞紐，握有大量文化資產和一批忠誠的讀者。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和直銷公司—《讀者文摘》就選擇了數位內容配送與儲存的管理服務，來銜接全球各地讀者文摘辦公室的出版生產機制。假使未來版權交易平台的機制建構完整，出版結合資訊科技的力量將更勝於傳統的印刷出版型態。
行政院在「六年國家總體建設計畫」提出了「兩兆雙星」的產業政策，其中「雙星」當中的「數位內容」更清楚的勾勒出出版產業的未來發展型態。在數位內容的計畫當中，行政院不僅設立「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指導小組」，統籌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規劃、推動與評估事宜，同時亦設立「數位內容產業推動協調辦公室」，並責成資策會負責執行推動「網路多媒體產業發展推動計畫」。唯目前法律配套措施不足，出版產業界的配合意願仍低，使得計畫發展初期便遭遇到了瓶頸。
根據報導指出，已開發國家的英國的內容產業在2000年產值超過600億英鎊(約3兆台幣)，出口值超過80億英鎊（約4200億台幣），從廣播電視、電腦軟體、設計、電影、出版、音樂、廣告到軟體遊戲和表演藝術，共僱用195萬人，產值佔GDP的7.9％，是英國第一大產業。而以電影工業和各式電腦軟體席捲全球的美國的內容產業每年營也收超過4000億美元（約12兆台幣），佔GDP的4%。全球的數位內容市場，每年成長33.8%，到2004年將達2228億美元，潛在商機驚人。台灣2001年在數位內容產業產值1334億元，預估2006年將達3700億元，外銷比例會達30%[1]。
當然，這樣的預估也許過於樂觀而且忽略的出版產業的現實面，即便是出版產業界的龍頭詹宏志先生也認為：數位內容要成為產業才是重點，如何有效運用資源將影響到數位內容業未來的發展和利潤報酬。然而弔詭的是，產業一詞的看法也是無一定見的。依照傳統的定義：產業就是把商業、生產、製造、貿易集合起來，再依不同根據做分類。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農、林、漁、牧、工業，依產業結構又可再分出一個策略性的高科技產業。而依投入的資本來分類則為：資本密集、勞力密集。依生產過程分類則為：如農業為基本產業，農產品若經加工則進入了製造業；又如棉花種植實屬農業，經加工後製成了布則為製造業，最後由布製成衣服形成最終消費財。台灣過去15年來，從final goods很快的轉變為middle goods，隱含了我國的產業漸漸地在轉變[2]，可想而知的是，出版產業儘管納入的範圍更為龐大的數位內容產業，但在產業的整體流程、環節當中，還是極富有變通的彈性，可以多種策略並行，讓有價值的知識內容多元流通、重複使用，發揮最高的加值成效。以下就具體來討論新的出版產業分工模式。
數位時代的組織型態是去中心、彈性化、團隊合作的模式，組織的分工型態同時決定了該產業的型態。虛擬組織的四個基本特性：（一）使用資訊科技，（二）強調高度彈性，（三）重視信任互賴，（四）擁有核心能力[3]，使得新的出版產業分工成為可能。而「後設管理」[4]的運用則間接促使可虛擬組織的管理活動具體可行。加點想像力就更完美了。
Morgan曾經討論過組織（organization）這個字的歷史，並鼓勵管理者對組織採取開放、想像的力量，他指出：在古希臘時期是「organon」，是被解釋成一種工具、器具，一種人類可以使用的東西。後來才被慢慢延用成一種樂器，一種手術工具或是人體的器官。而「organize」就是把「organs」集合起來的動作，而「organization」則是這個集合字的表示。所以組織就像機械一樣被視為是一個可以被設計和有條理管理的一種工具。也因此相對的，存在於組織內的人和科技工具也是一種合理，可以朝著預測的方向行進的元素[5]。
哈洛德•李維特（Harold
Leavitt）在古典商學院教科書《管理心理學》（Managerial
Psychology）說：組織是由任務、結構、資訊和控制、人員、外部環境組成的。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則在一九七○年代中期與麥肯錫顧問公司的成員發展出所謂的七—S架構，他們宣稱：策略（strategy）、結構（structure）、系統（systems）、風格（style）、幕僚（staff）、技能（skills）和至高無上的目標（superordinate
goal），加起來，就等於「組織」[6]。彼得斯還特別強調：「永垂不朽」絕對不是組織的特質之一。
因此，我們可以思考新的出版產業分工模式是什麼？亦即虛擬出版「組織」的型態是什麼？把出版的功能和未來出版產業的發展趨勢納進來考量後，我們初步提出可能的方向為：以知識為經，文化為緯，採行網路化的分散管理架構，建立具有高度信任的版權交易平台和便利的數位基礎建設，鼓勵發展具有特色、價值的出版事業單位，培養具有團隊合作能力的編輯小組，提升從業人員的數位素養和創意，讓出版品呈現多元的面貌，並結合多媒體的應用，形成有力的「知識服務產業鏈」，寓教於樂，打出強而有力的品牌形象，與世界接軌。
第二章
網路連線與新興關係網絡
在上一章當中，我們首先回顧了由鐵路所引發的現代企業組織變革與管理革新，透過錢德勒詳細而客觀的歷史研究，我們不僅發現了有力的證據，更從當代的企業發展趨勢與組織理論驗證了錢德勒所提出的八項精闢論點。接著，我們藉由歷史的後照鏡，看到了虛擬組織的興起背景與競爭優勢，在這一波由「網路」接續「鐵路」所帶動的革命風潮，新的管理任務於焉產生。更快的速度、更有用的資訊、更客制化的產品都分別呼應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後現代的思潮則提供組織理論的「後設」反省。
綜合言之，變革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雖然我們可類比歷史現象以推估未來出版產業的大方向，但就現實社會來看，「產業」的形成有賴客觀的條件環境與生產技術相互配合，例如：讀者的閱讀習慣、消費行為是否受到資訊科技的改變？如何改變？作者的寫作策略應如何訂定以爭取最大的創作空間和利益？編輯人員該如何在資金、法律和人力的調配上作最佳的「知識」組合？出版業者要如何透過虛擬組織的運作以進行管理活動？產業的上、下游是如何連結、互通有無的？
為了釐清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從「網絡」的觀點來看產業的「關係」是如何連結的，特別是透過新興的「網路」所建立的合作網，當中是否也有結構慣性的存在？場域的形成是否與傳統組織的討論相似？以下就讓我們從「數位內容」產業的形成來簡視「出版」產業的組織策略與企業轉型，同時兼顧鉅視和微觀角度。
第一節
關係網絡與出版的文化產業特性
本節主要介紹出版產業的網絡關係，除了借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作出初步的文獻探討，為了有一個可分析的架構，筆者採取的策略是：將出版產業定位在「文化產業」的一環—也就是說，從經營文化作為產業發展的角度，看出版的生產機制與文化交換（閱讀、消費）的各種互動關係網絡。筆者最終試圖論證的是：虛擬組織作為資訊時代的主要組織結構與組織策略，必然是建立在網絡的合作關係之上，並透過網路科技以強化或擴展其關係網絡。
所謂的「關係網路」是以「交換」的觀點，認為組織生存在開放系統下，與外界有輸入及輸出介面，所以形成彼此的網路關聯，可能是基於資源的依賴、交易成本的經濟考量或是策略聯盟的競爭優勢[7]。由此定義可知，網絡關係的形成是有著實際利益的誘因與需要，不是單純的結合或交換。因此，當我們在檢視整個出版產業的文化生成與交換過程，絕對不能單從生產者或消費者的片面角度來思考，而必須納入各種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交換關係來看待讀者、作者、出版社與上、下游供應業者間的互動與暗中較勁。
先就狹義或微觀的出版者角度來看，趙政岷就曾經以出版業為例，對網絡合作關係[8]之決定因素作研究，提出六個主要命題：命題一：交易成本的衡量是網路合作關係的首要決定因素。命題二：企業組織特性不同，造成網路合作關係的決定因素不同；企業規模愈小，愈傾向採取「競爭導向」、「資源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企業規模大，愈傾向採取效率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企業成立時間愈短，愈傾向採取競爭導向、資源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企業成立時間愈長，愈傾向採取效率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命題三：企業擴張動機不同，造成網路合作關係的決定因素不同；企業擴張動機愈重視快速成長，愈傾向採取競爭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企業擴張動機重視穩健發展，愈傾向採取效率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企業擴張動機愈重視多元發展，愈傾向採取資源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命題四：企業開放程度不同，造成網路合作關係的決定因素不同；企業開放程度愈大，愈傾向採取資源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企業開放程度愈小者，愈傾向採取效率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企業開放程度愈特定，愈傾向採取競爭導向之網路合作關係。命題五：產品市場特性不同，造成網路合作關係之決定因素不同；產品愈具獨創性，愈傾向採取效率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產品愈具企劃性，愈傾向採取資源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產品愈具資訊傳播主導性，愈傾向採取競爭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命題六：人際關係強若不同，造成網路合作關係之決定因素不同；人際關係愈弱，愈傾向採取效率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人際關係愈強，愈傾向採取資源導向與競爭導向的網路合作關係[9]。一般而言，網路化的優點有：（1）獲取資源、（2）效率提升、（3）風險承擔、（4）成本降低、（5）控制權力、（6）競爭優勢等[10]（註7）。
再來就鉅視的文化產業觀點來看出版業的產業特色與其重要性。劉大和認為文化產業的特性有以下幾點：（1）原始創作的製作成本高、但再複製的成本低、（2）投資的風險高，但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超額利潤、（3）比起其他產業的盜版成本相對偏低、（4）各國在智慧財產權的保障普遍不夠完整，大眾在鼓勵更多優良的文化產品和低價享用文化產品之間有著矛盾的情緒。[11]而文化產業的基本生產流程則是：創造（概念、執行）à
再生產（複製）à
流通（行銷、廣告、包裝、銷售），[12]編輯出版和連續傳播則是文化產業的核心。不過劉大和也指出：定期或經常傳播的媒體是具「資訊特性」內容的最佳傳播者，而以編輯出版為核心的出版品則比較強調「不那麼時效性的」、甚至「經典與永恆」的特質。[13]
事實上，無論文化產業的切確定義為何，很多學者都認爲二十一世紀全球最有前途的産業有兩個，一個是資訊産業，一個就是文化産業。資訊產業的重要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特別是其在傳播科技方面的貢獻，相對來說，文化產業的重要性就常遭到忽略。那麼，為什麼說文化產業是未來最有前途的產業之一呢？北京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朗教授指出有三項重要理由：[14]（1）在高科技素質化的條件下，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平衡，已經成爲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發展文化産業，以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産品來滿足人們越來越多、越來越緊迫的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已經成爲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2）隨著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人類物質生活的逐步富裕，人們閑暇時間比過去大大增加了。而且隨著人類平均壽命的增加，我們在退休之後的時間也在增加，退休以後一般不外乎做兩件事，一個是繼續學習，繼續增加自己的知識和修養，一個就是追求藝術享受，審美享受，這兩個方面都是文化需求。而在人們享受休閒生活的相關產業中又以文化產業佔最大部分。（3）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資本形式也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單一的貨幣資本逐漸轉化爲貨幣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等的多元資本形式。所謂文化資本，它的表示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從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文化資本表現爲文化資源的累積的厚度和文化資源開發的能力。文化資本已經成爲衡量一個國家或者是一個地區綜合實力重要的指標，文化資本的加入，爲一些經濟資本相對比較弱，而文化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新的機遇。
另外，從國家文化安全戰略和文化保存的觀點來看，台灣由於缺乏有力的保護政策使得門戶大開，國際文化產業的勢力必然會積極佔領有利可圖的市場，因而衝擊到台灣本土的文化特色。尤其當先進國家挾著雄厚的經濟資本企圖在文化上塑造其文化、價值觀和審美觀主流的勢力，以坐擁更多文化資本上的更大利益，容易形成文化上的霸權勢力或文化殖民的現象。由此可知，發展文化産業，不僅是世界潮流，更是未來國家保存文化遺產的積極作為。
「知識經濟」指的不僅是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同時也預示著感性消費和符號消費時代的來臨—亦即文化產業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劉大和指出：我們常誤以為先進國家都是依靠高科技來和相對落後國家產生「不等價交換」，以賺取高額利潤，事實上，隨著全球品牌的深植人心，文化符號已經成為消費者對產品認知的重要基礎，並成為先進國家的文化產業利基基礎。特別當「社會富裕化之後，不但耐久財逐漸和文化財的追逐並重，而且文化的感性消費往往才能夠帶來人們極大的快樂。人們在現實中似乎追求不到卻又渴望的對象，透過文化產品獲得滿足。」[15]
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在於「文化特性對文化內涵的轉化與運用，成為種種外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使他能夠成為眾人所喜愛，進而為原本的產品強化顧客認同或是提高附加價值」[16]，這就劉大和之所以稱文化產業為知識經濟的原因：
…創造文化價值認同的本身並不是一個勞力密集加工的過程，而是一個消化知識、創造形式、設定對象、文化行銷的過程。他需要既深且廣的文化背景作為基礎。當表現的原型獲得人們喜愛時，便可以大量複製，往往規模越大，邊際利益卻遞增。這就是文化產業的重要性之一。據此，文化產業強調的是他的文化特性，正如知識經濟強調的是知識的特性，但並不一定侷限於特定的產業一樣。
[17]
此外，由於文化象徵的是一種情感、價值、偏好的認同，也因此文化產業的內涵會同時影響居民的地域認同以及群體的自我形象認同。試想，若是少了文化產業，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將如何為自己的價值觀辯護與發聲。
就台灣的例子而言[18]，據資深出版業者王榮文表示，台灣出版業每年出三萬冊書、總投資約新台幣九十億元，產值大約四百五十億元；另外還有五十億到一百億元的雜誌市場，儘管數據的精確度有待考證，卻可看出台灣出版產業的激烈競爭與利潤空間的擠壓。加入WTO之後，雖然WTO並未針對出版業做出規範，但由於出版業被歸於服務業的一種，所以適用WTO下的「服務業貿易協定（簡稱GATS）」，因此我國在談判中承諾開放外國人投資經營出版服務業，並承諾在入會時即施行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TRIPS）協定。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出版業並無市場限制（只有行政院新聞局對大陸、港澳地區出版品有進口數量的限制），近年更開放外資可百分之百獨資、以外國人為負責人，在台從事出版經營。而出版品相對於其他消費品，有很大的地域性，非本國的出版內容，原則上不易打入當地市場，因此加入WTO後，對國內出版市場的衝擊應該有限，官方也沒有任何主動因應措施。入會後，紙張進口關稅降為零，將有助於台灣出版業降低印製成本。而大陸加入WTO後帶來的龐大華文出版商機，對同文同種的台灣出版業更是一大利多。
不過，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理事長林訓民卻認為，「WTO效應」讓台灣出版市場門戶洞開，今年起將有另一波國外出版業者加入台灣的新聞報紙、衛星電視和雜誌出版領域，這對資本少、規模小的台灣本土出版業者，必然形成更慘烈、嚴酷的競爭。而雖然大陸市場商機龐大，但根據大陸「中國出版研究所」的報告指出，未來中國在出版流通領域的開放次序是「零售」優先，然後是「二級批發」、「圖書進出口業務」、「總批發權」。至於能否開放外資進入出版市場，仍不太樂觀。由於出版牽涉文化意識型態，所以大陸官方對出版品的限制仍多，甚至可能引用WTO「排除條款」來保護本國出版業，真正完全開放恐怕要到2008年以後。儘管如此，在面對未來強大的生存競爭壓力，台灣和國外出版集團不得不亟思對大陸市場的佈局，或透過合作，或透過各式的合併，以期在未來的國際出版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實力。
事實上，台灣出版業所面臨的困境不光是市場的問題，更是文化的問題。彭蕙仙表示：在過去，文字出版業在傳播領域裡領銜演出的地位，已經很難持續存在；做為執行難度相對較低的傳播形式，文字出版業的利基與其在整體文化產業中的劣勢，是一體的兩面──在文化產業商品化的過程中，文字出版品是比較容易出現的商品，可是它能夠衍的生的利潤也是相對較低的；在人們閱聽習慣改變之後，文字出版者的核心優勢將從文字到風格、從議題到話題、從大眾到分眾、行銷從軟著陸到硬著陸……在慧眼開發出一本書的同時，最好也擁有在其他文化環節裡談判、操作的本領，以便於在更為開闊的空間裡先行卡位；因此，出版人的要求與訓練將會更多元且多樣。[19]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一）產業的形成是建立在網絡的合作關係上、（二）出版產業是屬於文化產業的一環、（三）對文化的經營將是未來出版業轉型的關鍵因素。接下來我們將繼續討論網路連線後的「虛擬組織」對傳統出版網絡的影響。
第二節
網絡中的連線關係
似乎從網絡的角度，我們早已經看到了「虛擬式」的網絡合作關係存在，但就策略選擇而言，網絡的組織方式其實是使組織規模由小而大連結，強調分工，而虛擬組織的方式卻是讓組織規模由大而小分散，強調核心。更重要的是，本文所談論的「虛擬組織」是與網路等資訊科技的興起、運用有直接的關係，若是忽略了這點，將無從立論而起。雖然在第一章我們已經介紹了虛擬組織的基本特色與衝擊，但並沒有很詳盡的介紹虛擬組織的運用方式與網路的連線特性。這節除了補充一些實例的技巧之外，將更深入探討結合連線網路後的虛擬出版組織之各項工作議題。
近幾年來「虛擬組織」已經成為管理學領域中，研究新資訊科技對企業組織營運影響的重要策略議題，包括了新的合作機制、彈性工作、資源（知識）分享、權力分散、核心競爭能力與人力資源管理。唐校慶和張正明在〈論新組織型態—網路觀點的虛擬化組織控制模式之芻議〉一文中指出，從網路觀點所形成的虛擬組織型態，涵蓋範圍相當廣泛，例如：「人際網路」、「社會網路」、「關係網路」以及「資訊網路」，但就企業控制的觀點來看，網路化的虛擬組織實可「區分為利用通訊科技的資訊網路，達成『組織內外』虛擬的組織；以及利用企業間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網路，達成『組織內外』虛擬的組織」[20]。
所謂的「資訊網路」是指：透過電子資訊傳輸，可突破空間阻隔的障礙，時間延誤的問題，對於增進溝通（Communication）、協調（Coordin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及資訊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有實質助益[21]。資訊網路對組織產生明顯的影響在於：「因應資訊科技與網路技術的發展，資訊網逐漸參與協助跨組織活動與活動控制，影響組織的生產方式，漸漸由垂直整合模式：將某些上下游相關的生產活動都納入組織的疆域來執行；演變到除了核心專長（Core
Competence）之外的生產活動都委外（Out Sourcing）處理，以適應多變且不確定的競爭環境」[22]。也就是說，資訊網路下的虛擬組織是一種強調核心專長與資訊分享的組織型態。
然而在檢視了唐校慶和張正明對虛擬組織的小節探討之後，兩人因站在組織協調與資源整合的角度，而提出應該採取（1）市場控制、（2）產出控制、（3）官僚控制、（4）文化控制等四個控制的焦點[23]，以確保組織任務與目標能夠成功達成，筆者則認為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第一，控制是屬於傳統科學管理為了掌握生產流程而設計的一套活動，是否適合應用在「知識」時代的動態虛擬組織仍有疑慮；第二，資訊科技，特別是網路化的科技，強調的是合作、分享的過程，如果過於緊抓控制權力，是無法讓隨著環境應變的彈性做法發揮效益的；第三，系統觀的組織理論已經受到混沌、去中心的後現代組織理論影響，控制的集權式機制將無法抵擋鬆散的分權式結構。以上的呈述當然不是否定「控制」在企業管理上的重要性，也不代表「控制」從此應該遭到淘汰，只是試圖藉機釐清相關的概念，使得企業在選擇則策略時，能夠有更靈活的觀點。
賴明政在〈以資源基礎觀點探討企業網路與統治機制之關係〉一文中，就很機敏地從資源基礎的觀點來定義個案公司和相關上、下游廠商的網路合作關係，特別表現在四個層面上：（1）業務運作程序、（2）技術創新與高商品化能力、（3）鼓勵創新、合作的組織文化、（4）組織的記憶與學習[24]，並從競爭優勢的策略角度，提出八個命題結論：命題一：交易頻繁高的合作會形成緊密的網路關係，交易頻率低的合作將形成較為鬆散的網路關係；命題二：緊密的網路關係應實施同盟統治機制，而鬆散的網路結構，則以實施市場統治為主；命題三：分殖出來的企業，母公司應實施層級與文化的統治機制進行管理；命題四：專事製造的企業應與上下游廠商維持穩固的合作關係，吸納其能力並內化為企業的資源優勢始能確保企業的永續發展；命題五：專事製造的企業，其良好的品牌形象與商譽是維繫穩固企業網路最大的憑藉；命題六：採策略聯盟合作方式的廠商，應在各自具有核心能力下，進行資源互補，更能加深合作的默契，而且應採同盟與信任的態度進行溝通；命題七：資金能力是企業進行多角化策略時，最具流動性的資源；命題八：經銷通路具有專屬性，會加深製造與經銷的合作意願，並形成強勢企業文化的網路關係[25]。這些是十分具有啟發性的策略觀點，儘管筆者本人對於「統治」二字的用法持保留態度，因為賴明政自始至終強調的其實是核心競爭力的維持與市場利基的擴大，並沒有上對下的明顯統治關係存在。
亨利•卻斯堡和大衛•提斯從「創新」的觀點提出組織策略的可能選擇方案（如圖二），並從「網絡」的角度點明了虛擬組織之所以可能的關鍵因素在於是否佔據了生產網絡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充分掌握了「技術核心」。兩人甚至斬釘截鐵地道出：「少有虛擬企業能透過將所有業務外包，而持續地生存與繁榮。相反地，可行的虛擬組織謹慎地培養與保護內部的能力，這種能力是鞏固競爭優勢的必要基礎。它們投資可觀的資源，以維持並延伸內部核心競爭力。事實上，沒有這些獨特的能力，它們在網絡中的策略性地位將是短暫的[26]」。
圖二：與創新匹配的組織[27]
事實上，從資訊科技的觀點來推論虛擬組織的必然性或過分強調電子商務的龐大商機，是犯了「科技」迷思的毛病。從亨利•卻斯堡和大衛•提斯的研究發現—最成功的虛擬企業往往是因為它們位於極不平等網絡的中心位置：
耐吉（Nike）也許依賴它亞洲的製造夥伴，但是它在設計與行銷上的能力，讓它在整個網絡關係中得以發號施令。在電腦產業，英特爾（Intel）有效控制了80X86微處理器標準，微軟主導了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而昇陽則是駕馭SPARC架構。這些公司控制與協調所屬領域的科技進展，而就這一點來看，它們運作得更像是一個整合型公司，而非以市場為基礎的虛擬企業[28]。
乍聽之下，似乎每一家公司都只需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其餘部分外包給專業的組織去做就可以了，畢竟在這些領域裡，永遠無法與專家競爭的。然而，從「網絡」的觀點來看，這樣的論調是很弔詭的。因為若是把企業的「核心」工作也外包出去，那麼該企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也就是說，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並不可怕，也不必然導致失敗，但若是喪失了「核心」的能力，則企業也就幾乎等於消失了。因此，虛擬組織只是一種創造核心能力的方式，策略聯盟或內部開發的選擇時機也很重要。
基本上，虛擬組織對個人造成最大的影響也正是圍繞在「外包」的相關科技運用、溝通模式、交易成本、工作效率與法律規範的議題上，乃至於傳統的「工作」、「職業」概念也發生了劇烈的改變，職故，如何提高人力資源上的有效利用並協助勞工發展新的、多元的工作技能，於是成為受雇勞工最關切的問題。賴瓊珍認為，虛擬企業要促進勞資和諧，必須朝幾個方向來改進：就勞工方面：（一）勞工不斷接受訓練與學習，充實知能與技能、（二）團隊合作；資方的努力則可：（一）提供因應環境所需的各式各樣的訓練、（二）改變獨裁的態度為開放的態度、（三）為員工提供就業保障（註12）。
徐德軒就曾以傳統出版業為例，直接把「虛擬組織」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與勞資關係的影響放在於資訊科技的發展上，認為傳統出版業基於成本考量與管理控制，將朝典型的「酢醬草組織」形態發展，分成「編輯部門中書籍企畫、邀稿、版權取得、及負責協調接洽公司與承包商間關係的『核心工作者』；翻譯、編輯、排版、美工、印刷等業務可外包的『契約承包商』；以及因應出版淡旺季及分擔工作量聘僱臨時人力的『伸縮性勞工』」[29]，並應該逐步推展電傳勞動的工作型態，然後善加利用資訊科技改善勞資關係的互動，使優秀人才成為公司的資產。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大多數人對於網路科技的特性存有許多誤解，《數位之牆》的創辦人就曾經在2003年1月12日出刊的電子報中指出幾點關於網路的迷思：（一）網路無國界、（二）在網路上面開店，因為省去實體店面所以成本較低、（三）網路店面的規模足以跟實體商店抗衡；然而事實卻是：（一）網路是有國界的，主要是來自於不同地區的文化隔閡，例如島嶼型國家跟大陸型國家的電子商務模式絕對不會相同、（二）雖然店租不用成本，但人員成本依舊在，甚至因為雇用網路專業人員而必須付出更高的成本，再者，為了讓許多人知道你的商店，事後的行銷成本可能更加龐大、（三）在網路上做生意，最大的問題是規模無法擴大。實體的店面可以做連鎖做加盟而擴大地盤，而純網路的店面卻做不到，規模難以擴張。
至於未來的工作型態，受到企業發展電子商務的影響，無論是間接交換實體的商品或是直接提供資訊的服務，以臨時約聘為主的「知識工作者」，將成為普遍的勞動生產來源。企業同時提供標準化與客制化的產品或服務，且對於員工的約束力愈來愈小，因此，員工普遍體認到：忠於專業技術遠比忠於企業組織要來的更為重要。即使是工作的忠誠美德也變成一種短期性的約束行為。
可預見的是，工作任務將日益零細化，「學習」逐漸成為員工的生活重心，不可能再有「一技在身，終身受用」的保障。各種以專業為導向的小團體將逐漸興盛，彼此分享著最重要的技術訊息，很可能是以「虛擬設群」的方式出現，組織內部的「溝通品質」與「團隊精神」便決定了該企業的成敗與否。傳統企業若無法掌握這批極具創意的「六、七年級生」，或是依然採用傳統的管理模式來對待這批員工，不僅無法轉型成長，還將因為人力資源的日漸枯竭，而喪失競爭力。新世代的員工把成長與學習看的比金錢上的報酬更為重要，畢竟腦袋裡的創意與變化無窮的資訊才是真正確保員工持續擁有核心競爭能力的寶貴資源，企業主若是能夠持較開放的心態來面對這批新世代的員工，將能開發更好的人力資源。
企業必須讓員工負起更大的決策責任，提供他們更多的知識，告訴他們為什麼要做某些事情以及由誰做，為什麼要做某些決定以及由誰做。整個企業的責任和知識增加後，需要加強在職教育，因為組織的知識性質會隨著時間而產生變化。德托羅斯在一場國際會議的專案發表中指出，成功的企業應注意：
審慎培養出優良的勞工團隊，受過範圍廣泛的教育，而且不斷訓練，賦予他們更多的責任，並給予適當的讚揚和獎賞。
企業間加強合作，含供應商、競爭同業，以及政府。
專注於生產，方法是嫺熟新的製造技術，強調製程，以及永不止息地改善。曉得自己生存在全球經濟體中，注意和關心別人的利益和習慣、四處搜尋全球最好的技術和最好的供應商，並比較自己的作法和全球最好的競爭對手的異同[30]。
新的「組織人」（或「聯合操作員」）於是出現。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就曾明白宣稱：「當自動化機器接管一般例行工作…社會的動力（及其組織）將愈來愈轉向解決非例行性問題。因此，我們便需要更高的想像力及創造力，而此種需求不是人員固定、結構恆定、上下分明的層級組織所能提供的。今日，組織已牢牢受制於技術及社會的激變，研究發展愈形重要，新奇的問題日新月異地出現，在在皆能加速層級形式的衰落。在這些先進的拓荒組織中，人類關係的新系統便出現了[31]」。
也就是說，當新的「組織人」與正式組織結構的關係加速替換之後，非正式組織的週轉性亦隨之提高，而員工的流動性亦隨之加快。無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特別是透過「專業連帶」而非「身分連帶」的互動，讓終身學習不再成為夢想。不過必須注意的一點是，高專業所背負的高壓力與高緊張也會隨之而來，是否科技在某方面固然提高了組織運作的效率，卻又在另一方面加重了人類自我提升的迫切性。得失之間，孰輕孰重，將是未來所有（虛擬）組織與工作者所必須共同面對、承擔的問題。
第三節
數位內容產業之形成
經由上兩節的討論，我們已經約略感受到虛擬組織將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轉型背景下成熟、發展。未來出版業也勢必轉為與網路、資訊科技更緊密結合的文化產業—數位內容產業。本節主要綜合上述已經討論過的一些觀點，透過數位內容產業的成因探討，企圖從文化要素、組織網絡、連線網路等構面勾勒出未來出版產業的圖像。
首先根據經濟部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規劃，未來將由文建會以生活文化藝術領域，支援經濟部提升產業人文藝術涵養，並由經濟部以產業發展背景，活化藝術文化活動，達到「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目標，以冀開創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進入創新導向的新契機。為了進一步落實到具體可行的產業政策，行政院也專責推動組織，以增進各部會間的統合與協調功能，並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首度將文化創意產業列入6年國發計畫的推動重點。
不過也有學者對政院在法令修改、財源籌措與經費的規劃上仍存有疑慮，因為依規劃小組保守之估計，國發重點計畫所需金額高達26532.73億元而各計畫所佔的比例之差距卻很大，有些建設項目所需的經費之佔比尚不及1%，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的經費佔總經費的比率僅有0.85%，而有些建設項目所需的經費之佔比則幾達總經費的一半，如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所需經費之佔比則高達47.31%，[32]這對於處於整個文化產業中一小環的出版業而言，無疑是看的到卻吃不到的「小餅」。
在預計推動之創意工業範疇中[33]，主要涵括文化產業、設計產業及創意產業三大部分。圖書出版業是位在藝術文化產業當中，其他的產業還包括音樂、表演藝術、廣播電視、廣告、建築、工藝、藝術品等。至於設計產業方面，則是希望透過設計的巧思來融合科技與人文分野，以三生（生產、生活、生態）、三創（創意、創新、創業）等人文柔性訴求，做為帶動產業設計能力提升之樞紐，再搭配原有之製造技術核心，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建構新世紀國際競爭優勢。
不過對於出版業而言，更為重要的應該是創意產業的部分，亦即轉型後的數位化電子出版業，主要焦點在於數位內容產業（Digital
Content）的規劃。所謂的「數位內容產業」係將圖像、字元、影像
、語音等資料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包含軟體、數位學習、2D/3D動畫、電子出版、數位音樂、串流視訊、數位廣播內容、互動節目、數位典藏等。而除了數位內容產業之外，創意產業還包括有創意生活產業及地方文化特色產業兩項，也都各自有發展的重點。由此可知，結合文化與創意將是未來出版業發展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正如同我們之前一再強調的重點，產業的形成除了有賴各個單位的配之外，還必須結合成彼此合作的網絡關係，網路科技只是提供了更為便利的工具與機會。資深出版人詹宏志就曾舉英國為例子表示：受到生產成本過高與失業率動輒超過10%的影響，英國足足比台灣早了二十年全力發展創意產業，「從政策到教育到民間投資，都有全面的認識和投入，現在創意產業已經躋身全英國第二大產業（僅次於200年歷史的金融服務業），但它提供的就業機會則遠超過金融服務業，是全國第一位[34]」。相較於英國的經驗與投入，「台灣的結構就太單薄了，一邊是搞不清楚狀況的政府，一邊是求助無門的文化藝術創作者（創業家還不算是適當的字眼），中間的各種層次（社團、創投、顧問公司等）幾乎是空白的[35]」。由此可知，台灣未來在相關人才的培養上與專業能力的訓練上，必須更加努力，才能夠結合文化與科技之間的鴻溝，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出版文化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主要可從兩個構面來看：一個是文化構面，亦即整體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的客觀條件；另一個則是技術構面，也就是數位科技的純熟度以及應用範圍和介面連結度的主觀要件。首先就文化構面而言，以台北市為例，根據台北市文化局委託研究案所做的「台北市二○○一年文化指標」顯示：台北市總面積有兩百七十一餘萬平方公里、人口總數為兩百六十三萬三千餘人；九十一年度市府文化支出的五十億七千八百多萬元占市府總預算3.33%、文化局主管掌管有十六億四千七百多萬元占市府總預算1.08%、文化局則有五億六千六百五十多萬元占市府總預算0.37%；台北市轄區內有27所大專院校；受大學教育程度占總人口比率為16.59%；台北市的82%家庭擁有電腦；57%家庭可上網；64%市民會上網；每戶書報雜誌文具支出佔消費支出比率為0.94%，每一市民平均擁有公園綠地面積4.61平方公尺；每2.6人享有1棵樹，有1,146樹木受到特別保護，有146個藝文推廣組織；1,589個藝文展演團體；有277個社區發展協會，有21家電視媒體、31家廣播媒體、218家電影產業、4383家出版業；有2個音樂廳、7個劇場(院)、2個演藝廳、10個文藝活動中心、2個社教館，有22個博物館、5個美術館、163個民間藝廊、9個展示中心，有55個圖書館，有八處紀念性建築物，有99處古蹟，有214座廟宇，平均每年有4000場以上藝文活動，參與人數約為4000萬人次。
事實上，台北市是一個頗具發展都市型文化產業潛力的城市。所謂「都市型文化產業」是指[36]：與都市經濟相匹配的文化產業。它主要包括：軟體開發業、資訊服務業、創意設計業、教育培訓業、體育競技業、報刊出版業、影視娛樂業、文化旅遊業等。發展都市型文化產業，是增強大城市綜合實力的重要方向。具研究報導指出，發展都市型文化產業的意義具有四點：（1）文化產業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途徑、（2）文化產業是增加就業的重要管道、（3）文化產業是增強城市綜合實力的基礎；綜合實力包括經濟實力和文化實力，它是大城市的兩塊基石、（4）文化產業是文化經濟、文化產業理論發展和創新的依據。在規劃方面，則主要有兩個大方針：（1）按區域經濟特點定位文化產業結構、（2）按城市文化資源定位文化產業結構，終極目標則是構建與都市型經濟相匹配的文化產業。這意味著未來出版業的發展方針或許可以配合整體都市文化的發展計畫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一來可厚植自身的產業實力，二來也為打造優質文化城市貢獻一己心力。如果台北市能夠扮演文化火車頭的角色，相信這寶貴的經驗必然能帶給其他大城市不同的啟發。
再來就技術構面而言，出版業者最亟需努力發展的是「數位版權管理機制」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以求能夠快速導入數位智慧產權的發行事業、增闢數位文化加值發行之行銷通路並與多元化的媒體管道、閱讀介面作結合。國內較有名的是HiNet所進行的「hiPRESS」電子書出版發行平台服務，其服務強調：[37]（1）出版社＋資訊業＋電信業＝e-Book知識傳播；（2）出版社導入古騰堡電子書出版發行平台，建立專屬之電子書資料倉儲中心，讓庫存與物流得以消失、讓知識得以透過電信網路普及；（3）透過「電子市集（e-Book
Marketplace）」國際行銷理念，建構出版文化產業升級目標，間接奠定台灣知識規模經濟基礎。其產品特色也是以「出版文化產業」為訴求，提供包含：出版社基本資料檔設定（Initial
Setup）、作者管理子系統（Authors DBMS）、 圖書分類子系統（Category
DBMS）、產品管理子系統（e-Book DBMS）、銷售管理子系統（Sales
DBMS）、帳款管理子系統（Clearance DBMS）、會員管理子系統（Membership
DBMS）、報表統計子系統（(Reporting DBMS)、佈告欄管理子系統（Web
Board DBMS）、電子書報管理子系統（e-Paper DBMS）、系統監測管理子系統（System
Watch DBMS）、系統維運說明文件與最新e-Book資訊（Updated Notice）等十二項功能。
不久之後，傳統出版產業的編輯人將不再像過去參與整個編輯工作的流程，電子檔不必再校對或編輯，只要請資訊部門甚至自動化系統轉檔即可。這些工作將簡化成幫讀者分門別類（discriminate），依讀者個人化的需求，去做量身訂製的編輯加值，編選出適合讀者看的書，透過適當的工具，儲存與管理數位化的知識產權。於是，在資訊爆炸的今日，出版業也不得不轉型成兼具科技角色的數位內容業者，而未來的編輯人員不僅功能沒有被弱化，反而透過科技的幫助可以更專心於核心的內容策劃部分，為知識的加值與文化的提升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
第三章
虛擬文化與動態出版網絡組織
在第二章的部分，我們已經清楚地了解到虛擬組織在關係網絡中的運作以及出版結合文化產業後的發展契機，特別是透過數位內容產業的構成要件，我們看到了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將因為網路的連線而更為緊密地結合，最後，網絡關係、網路關係與資本交換關係必然直接或間接促使產業成為一種動態的虛擬網絡組織，亦即受到虛擬文化的「黏力」與「驅動力」影響，出版活動將更融入整個文化生成的脈絡當中，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下從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結合討論虛擬文化之特性以及產業的活動型態，進而反思相關的理論命題，總結研究貢獻。
第一節
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結合
Nan
Lin在其討論社會資本的專書當中提出其對「社會資本」的看法：社會資本是根植於社會網絡與社會關係當中，且被認為是鑲嵌於社會結構的資源，可以透過有目的的行動而獲取或動用該項資源[38]。由於Lin是從結構的觀點來看社會資本的問題，因此他對於社會的「關係」、「制度」、「階層」、「位置」與行動者彼此間的資源交換之機會與限制提出很詳盡的解釋與頗具深度的理論見解[39]。其中Bourdieu的所提諸多資本理論如，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都受到Lin的重視與多次引用，其重要性可見一斑。不過在第一章介紹「文化資本」的部分，Lin顯然是狹義地看待Bourdieu對「文化資本」的理論內涵，只注意到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交換關係，不過Lin的論述重點本非在「文化資本」而是「社會資本」，自然在重點的取捨上會有所偏重，這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從「文化再生產」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或是象徵資本，這些資本其實都可以在社會空間的各種競爭、比較之「場域」中進行交換、累積。也就是說，作為不同鑲嵌資源的「資本」並不是一刀可切分開來的。Lin自己對資本的定義是：「將資源投入市場所得到的預期報酬」。也就是說，資本是同時可以投資且具有流動性的「二次過程」（twice
processed）。首先，資源被生產出來然後轉化成「投資」的部分；接著，再將生產出來的資源提供到市場以換取「報酬」。資本既是生產的結果（outcome），又是影響生產的肇因（casual
factor）[40]。而就Lin所關心的議題則是企圖從理論中導出「資本是從社會關係中所取得」的中心論旨以及關於結構限制、機會、行動、選擇對於行動者的諸多影響。因此，與其說「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在Lin的理論當中是不同的，毋寧說是論述的策略與偏重的焦點不同。
我們可從下面兩段引文將「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結合起來：
所謂社會資本，是藉助於所占有的持續性社會關係網而把握的社會資源或財富。一個特殊的社會行動者，所掌握的社會資本的容量，決定於他實際上能動員起來的那個社會網絡的幅度，也決定於他所聯繫的那個社會網絡中的每個成員所持有的各種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象徵性資本）的總容量[41]。
行動者對於其社會地位的態度，顯然不是孤立單純依據本身資本的自我判斷，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造成這種社會地位的資本狀況，和相關的其他行動者的資本狀況和社會地位加以比較，也就是在動態的相互關係中，在生成的相互關係中，觀察和更新自身社會地位。這樣一來，場域中的社會地位就不是單純的固定不變結構中的一點，而是一種能力，一種力量，一種具有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力量[42]。
這兩段引文提出幾個很重要的觀點：（一）文化資本是社會資本所立基的社會網絡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資源、（二）資本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社會關係當中、（三）社會關係是一種相互比較、相互動態以及相互生成而來的網絡關係、（四）作為資本交換的場域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結構，而是不斷自我更新的力量。其中第一點與第三點可和Lin的理論相互補充，第二點則是呼應Lin的理論，第四點則是透過「權力」與「象徵資本」運作，揭露的場域的本質，雖然類似於Lin所提出的「階級地位」與「名譽聲望」，但兩者在社會空間的概念以及理論內涵是不大相同的。Lin所關心的是社會資本的形成過程與社會資本的不平等，而Bourdieu所在乎的卻是資本如何透過文化再生產的過程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下一節將繼續就「文化再生產」的議題，討論虛擬文化如何透過「黏力」與「驅動力」來形塑我們的「生存心態」（habitus），產生新的社會網絡（路）關係。
第二節
虛擬文化的特性
虛擬文化是指以網路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生存心態」。所謂的「生存心態」即是文化的表徵：它一方面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在個人意識中內化了的社會行為影響的總結果，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教育制度在個人意識的內在化和象徵性結構化的結果。…但另一方面，這種來自長期實踐的經驗因素，一旦經歷一定的歷史時期的沉澱，並內在化於特定歷史階段的人群和個人的意識內部之後…便自然地去指揮和調動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方向，賦予各種社會行為以特定的意義。因此，生存心態成為了人的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尚（style
de vie）、行為規則、策略（stratégie）等實際表現及其精神方面的總根源[43]。
因此，當虛擬文化成為無所不在的場域與支配當下社會大眾之日常生活的價值理念之後，我們對於作為文化產業的數位內容出版活動便應採如是觀點。這個部分我們將留至下一節討論。這一節我們所關心的重點是虛擬文化的特性以及它是如何支配我們的日常生活。
首先是「黏力」，如MUD的互動模式。MUD不僅是早期虛擬社區發展的前驅，更是蘊育虛擬文化發展的搖籃。由於使用介面的豐富多元，加上遊戲充滿了不可預測的挑戰性，使得玩家通常玩上幾回之後就「黏」住了。這種連線遊戲比真實生活更容易達到刺激的快感與「高峰經驗」，同時給予不同層次的需求以不同的滿足感[44]，而這正是人類尋求精神生命超越性的一種強韌生命力之表現。在玩家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中，不斷地突破原有能力狀態，朝著新的可能的超越層次發展，也同時開創了虛擬文化的無限可能性。另外一種「黏力」則是精神上的依賴，因為網路「既隔離又連結」的特性，使得人們很容易在現實受挫後，轉到虛擬世界建立網路社群、尋求同好，同時透過網路科技架構起來的社群中尋找生命的意義與答案，然後回到現實世界，賦予生活不同的詮釋。這意味著，儘管實際生活裡的身分地位似乎是不可見的，卻可能在角色的扮演當中，經由情感的窗口，透露出參與者本身的「生存心態」，亦即網路場域的身分與角色之間是有著雙重結構的意涵在裡頭的。因為這種「黏力」，我們才與虛擬文化建立的密不可分的關係。
虛擬文化的第二個特色則是「驅動力」。這裡強調的是虛擬文化的支配力量，例如在CMC的過程當中，我們接受了網際網路的使用方法、設計介面與建構系統。此外，我們還學習網路的專業術語、有默契的遵守一些網路規範，並視之為個人立足於社會的重要資本。這種「驅動力」更像是我們之前提及的「象徵資本」的運作結果，也是虛擬文化相當重要的特色。舉例來說，虛擬社區中的互動符號就相當豐富。這些互動符號主要表現了人類行動和行動者精神心態與文化活動之間的相互滲透關係。而「表情符號」又是所有互動符號中，最具有情感色彩的表達方式，象徵著緊密相繫的人際關係。然而，就整個語言符號系統而言，虛擬社區中的符號表現其實是具有高度的象徵性權力，除了語言勢力的較勁，甚至連選擇將哪些資訊分享或加密、侵入哪些網站或施放某些病毒等等，都明顯地看出虛擬文化底下的不同「場域」之權力鬥爭其實是相當微妙的。
隨著資訊科技的普及，虛擬文化的影響力將更為顯著，也不必然只侷限於電腦網際網路，在不久的未來，只要任何能夠連線的媒介、符號、方式，都足以確保我們將更為投入虛擬文化建構下的日常生活世界當中，產業活動更是如此。
第三節
產業型態與日常生活世界
虛擬文化底下的生活世界之理論基礎乃在於休茲(A.Schutz)藉用胡賽爾現象學而建構的「日常生活世界」這個「同時具有經驗界及超驗界地位的概念架構」[45]，也就是柏格及路客曼
(P.Berger & T.Luckmann)所謂的「一度建構概念世界」（現實生活世界）與「二度建構概念世界」（理論世界）互為主體所建構而成的主客觀經驗／理論世界。
數位內容為代表的文化產業，不僅是一種產業類型，同時也預示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鐵路革命所帶來的企業組織巨變是如此，網路所引發的虛擬組織重整也是如此。若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網絡加以配合，產業幾乎無從成立，而未來需要依賴文化以生產則是必然的趨勢。Steven
Connor就認為：在全球化的情境下，「文化」生產就是符號生產，換言之，也就是再現、影像，甚至「生活風格」。這種全球化情境已經開始超越只能製造具有實體、可計算的貨品或服務的老舊生產模式，而似乎具有更大的誘因[46]。
相信到了虛擬的網路空間[47]，這類的權力運作模式會更加細微，而出版活動的表現形式也會更加細膩、多元。自此，文化生產與保存的功能將不再是傳統出版業所專有，而是透過轉換式後的「虛擬出版」之動態網絡的全新面貌出現，這是一種對於「空間或空間不存在情形的一種經由轉化反思的結果」[48]。
最後，我們必須自問：在虛擬文化日益擴張的情況下，產業將如何與日常生活搭配進行轉型？雖然，這不是我們目前所可以解答的，但絕對是未來企業主、工作者與研究者必須關注的議題。經典傳訊發行人黃智成就認為：世界性的出版業必然結合娛樂、電影、出版、唱片、有線電視等領域，才能多元化的發展，因為跨媒體、跨疆界、跨文化是未來出版集團的必然趨勢[49]。黃智成甚至樂觀的預估，出版業還是屬於「朝陽產業」，且前途大有可為。這正是因為產業多元化發展之後才能滲透到日常生活當中與文化緊密結合的結果。
我們仍期待有更多關於這方面的實證研究與關於虛擬生活世界的資料、紀錄以提供我們作為理論反省上更為有力的證據。但我們對未來的信念也將引導我們前往心中所嚮往的理型世界邁進。
結語
[1] 陳延昇。〈PLAY數位內容〉。（http://www.bnext.com.tw/mag/2002_12_15/2002_12_15_561.html）2003/01/28
[2] 薛琦。〈台灣產業政策何去何從？〉。（http://www.lmcc.fju.edu.tw/management/trade/famous/90/02_01.htm）2003/01/28
[3] 吳忠衛（2000）。〈虛擬組織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銘傳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5-8。
[4]「後設管理」（metamanagement）一詞由 Robert L. Lattimer和Marvin L.Winitsky首先在一九八四年的〈解放創意〉一文中提出，其意涵主要指的是管理者能夠以創意思考的方式和態度來執行計畫並作成決策的特殊領導風格。現在廣為資訊學界所引用的「後設管理」觀念則是由Abbe Mowshowitz於一九九七年發表的〈虛擬組織〉之討論，儼然成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該文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將需求（requirements）接收與滿足（satisfiers）回饋分隔開，認為虛擬組織中的四個主要管理活動就是「需求／滿足」的過程，亦即：（1）將抽象需求的規則化，例如對資訊的需求、（2）追蹤與分析具體滿足因子，例如資訊的服務、（3）遵循一套清楚的規範標準，從事將抽象需求化為具體滿足的動態任務分配、（4）。探索並分析任務分配的規範標準（配合組織的目標和對象物）。
[5] Morgan, Gareth 著、周淑麗譯（1999）。《虛擬組織管理》（Imaginization—New Mindsets for Seeing, Organizing, and Managing）。台北：圓智文化，頁376。
[6] 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著、魯樂中譯（1997）。《解放型管理（上）—無結構時代的腦體事業》。台北：時報文化，頁245。
[7] 唐校慶、張正明（1998）。〈論新組織型態—網路觀點的虛擬化組織控制模式之芻議〉。《華夏學報》33，頁14081。
[8] 趙政岷將Network翻譯成「網路」而非「網絡」，筆者保留其用法，特此註明。趙政岷將「網路合作關係」定義為：不同節點（nods）間，透過技術、時間、知識、社會、經濟或法律的交換連結（links）以介於市場機能與層級組織的混合型態，為追求降低交易成本，達成效率、競爭或資源之目的，所形成之動態關係。請詳參趙政岷（1999）。〈網路合作關係之決定因素探討—以台灣出版業為例〉。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0。
[9] 同註28，頁58-66。
[10] 同註27，頁14082。
[11]
劉大和。〈文化產業特質之初步探討〉。（http://home.kimo.com.tw/liutaho/2002112402.htm）2003/01/08
[12] 同註31。
[13]
同註31。
[14]
葉朗。〈文化產業和我國21世紀經濟發展〉。（http://www.eifi.com.cn/new_page_5.htm）2003/01/08
[15]
劉大和。〈文化產業的利基與重要性〉。（http://www.esouth.org/sccid/south/south20010713.htm）2003/01/08。
[16]
同註35。
[17]
同註35。
[18] 台灣例子的部分主要改寫自林宜諄〈WTO衝擊的機會與威脅5：教育文化業〉。行文時不再一一註明出處。詳細內容請參考：http://media.career.com.tw/industry/industry_main.asp?
no=309p 068& no2=48
[19]
彭蕙仙。〈出版業者的核心優勢〉。（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bakery/teatime/
tea017.htm）2003/01/08
[20] 同註27，頁14078。
[21] 同註27，頁10479。
[22] 同註41。
[23] 同註27，頁14087。
[24] 作者援引自吳思華（1994）。〈策略九說—第四說：資源說〉。《世界經理文摘》89：74-87。請詳參賴明政（1998）〈以資源基礎觀點探討企業網路與統治機制之關係〉。《德明學報》13，頁73。
[25] 同註44，頁90-91。
[26] 亨利•卻斯堡（Henry Chesbrough）、大衛•提斯（David Teece）（2002）。〈依創新型態架構組織：虛擬組織可行嗎？〉。《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12:124。
[27]轉引自同註46，頁122。
[28] 同註46，頁125。
[29] 徐德軒（2002）。〈資訊科技發展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與勞資關係影響之探討—以圖書出版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43。
[30] 邁可•德托羅斯（Michael Dertouzos）著、羅耀宗譯（1997）。《資訊新未來》（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台北：時報文化，頁235。
[31] 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著、蔡伸章譯（1994）。《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台北：時報文化，頁124。
[32]
謝明瑞。〈「挑戰2008六年國發計畫」的法令障礙〉。（http://202.1.239.112/cgi-bin/webpage?q=
%A4%E5% A4%C6%B2%A3%B7% 7E+and+%B0%EA%B5o%ADp%B5e&u=http%3A%2F%2Fwww%
2Enpf%2Eorg%2Etw%2FPUBLICATION%2FFM%2F091%2FFM%2DR%2D091%2D054%2Ehtm&t=tw）2003/01/08
[33]
以下創意產業討論，主要參考經濟工業局新聞稿。〈推動創意工業，提升生活品質，開創經濟新契機〉一文。資料來源：http://www.cec.pccu.edu.tw/nonarts/create/create-paper2.htm。
[34] 詹宏志。〈創意產業＆失業率〉（http://www.bnext.com.tw/mag/2003_01_01/2003_01_01_606.html）2003/01/28。轉載自《數位時代雙週》第49期。
[35] 同註54。
[36]
〈發展都市型文化產業的思考〉。（http://big5.cri.com.cn/773/2002-10-14/65@104009.htm）2003/01/08
[37]
http://www.hib2b.com.tw/product/hipress.php
[38]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p.41.
[39] 同註58，詳細討論請參考該書第三、五、十章。
[40] 同註58，頁3。
[41]高宣揚著（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頁251。
[42] 同註61，頁256。
[43] 同註61，頁194。
[44] 陳怡安（2002）。〈線上遊戲的魅力〉，《資訊社會研究》3：210。
[45]翟本瑞。〈資訊社會學理論的社會學理論性格〉。（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1/21-07.htm）2003/01/07
[46] Connor, Stevn著、唐維敏譯（1999）。《後現代文化導論》（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台北：五南，頁350。
[47] 或稱作「電子空間」、「吉布生網際空間」（Gibsonian cyberspace）。吉布生的虛擬網際空間概念是一塊地方，那裡能整理世界上所有資訊，而且無形體的意識也能夠進入。無形體透過電腦而產生。吉布生網際空間提供權力給能夠在網際空間操弄資訊的人，不管它們是仰賴專家性的個人駭客，還是依賴公司組織的大型機構。（轉引自Jordon, Tim著，江靜之譯（2000）。《網際權力：網際空間與網際網路的文化政治》，台北：韋伯文化，頁29。）
[48] 同註65，頁362。
[49] 李曉婷（2002）。〈專訪經典傳訊發行人黃智成：解讀經典傳訊的成功之道〉。《商業時代》109：45。
[2] 同註1。
[3] 小艾爾弗雷德•D. 錢德勒著、重武譯、王鐵生校（1987）。《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
[4] 同註3。
[5] 同註3，頁6-7。
[6] Coase認為市場的活動是建立在供需雙方交易行為上。或由於理性受到限制，或由於資訊的不對等，使得在市場進行的任何交易都會產生成本，交易成本因此提供組織所以存在的理論基礎。組織可以經各式的設計與運作藉以內部化市場交易，降低交易活動的成本。
[7] 同註3，頁7-8。
[8] 同註3，頁8。
[9] 同註3，頁8。
[10]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SR 48:147-61.
[11] 同註3，頁8-9。
[12] 同註10。「專業化」與「職業化」在意義上大抵相通。
[13] 同註3，頁9-10。
[14] 同註3，頁10-11。
[15] 同註3，頁11。
[16] 同註3，頁281。
[17] Hancock, Philip and Melissa Tyler (2001). Work,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p.40.
[18] 萊斯特•梭羅（Lester C. Thurow）著、齊思賢譯（2000）。《知識經濟時代》（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ic）。台北：時報文化，頁61。
[19] 同註18，頁75。
[20]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劉真如譯（2002）。《下一個社會》（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Beyo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台北：商周，頁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