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親新住民子女學習與生活適應初探
林芳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社會快速變遷，使得家庭的結構、價值觀產生改變，亦對兩性關係帶來了莫大的衝擊。也由於女性教育程度及自主意識大幅提昇，相對地使女性對於婚姻的期盼以及擇偶的要求日漸增多，許多適婚的男性由於受到婚姻斜坡[1]價值的影響，於是透過仲介廣告、鄰里的外籍新娘介紹到低度發展的國家娶妻，藉由跨國婚姻來達成結婚及傳宗接代的目的，使得臺灣的人口結構亦跟著改變。
但這些新住民家庭大多由臺灣的弱勢族群及外國相對弱勢者所組成，造成不平等的婚姻關係基礎（夏曉鵑，2000），此種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型式下，雙方感情基礎原本就薄弱，又遭遇到語言、文化、生活適應、人際關係與支持網絡、貧窮與就業、子女養育與教養、婚姻暴力等問題（邱汝娜、林雅言，2004），所以新住民夫妻離婚的比例也持續攀高，台灣目前有將近四十一萬戶新住民家庭，2008年全年有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一對離婚，代表平均每千名新住民就有二十八名離婚，為同期台灣有偶人口離婚率的2.53倍，創歷年來新高（陳怡慈、王莫昀，2009）。而部分喪偶的新住民原本處於較為低社經地位的家庭，成為單親家庭後，若缺乏宗族或家族力量支持，勢單力孤的新住民單親家長得立即承擔整個家庭重擔，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社會和經濟壓力，孩子也因而落入新住民、單親、無援的三重弱勢。
低教育成就是弱勢循環過程中一個關鍵的連接點，而父母的教育程度、文化資本還有金錢上的資源會在弱勢循環過程中同時起作用（Halpern，2008），也因此，父母的人力資本與財力資本有助於預測孩子在教育上的成敗。黃立婷（2006）研究顯示文化資本透過教育期望，對新住民子女學習態度產生正面的影響，社經地位與學習態度則為負向影響關係，與文化資本有顯著相關。Bourdieu提出的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觀點認為，家庭會傳遞其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習性（habitus）給孩子，是影響孩童在學校教育過程中教育表現的重要條件（Bourdieu, 1986；周新富，2005）。
新住民子女原本就因為家庭教育不彰造成語言溝通或是生活適應的障礙，加上文化上的差異，在學業成就的表現上和一般學生有著明顯之落差（郭添財、陳星貝，2006）。鍾重發（2003）也認為新住民子女在發展與學習上面臨較多的困擾源於新住民家庭普遍在經濟、文化相對弱勢。因此，若是新住民子女再成為單親，家長可能無暇管教、輔導孩子的行為，疏離之親子關係、貧乏的物質資源對他們的心理、生理健康或許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需要關注及了解單親新住民子女的學習與生活適應情況。
當前對於單親新住民子女的學習問題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為數仍不多，希望能夠藉由本研究增進教育相關單位、教師及社會大眾對於此議題的了解。本文做為一個探索性的研究，僅就家庭及學校的環境來探討，然而實際上影響單親新住民子女生活適應的因素很多，諸如單親的原因、時間的長短，教養者的語文能力、國籍差異及管教態度，城鄉差距，教師的教學信念、人格特質等，都可能對兒童的生活適應造成影響。
目前，政府為了落實均衡教育發展，縮短教育差距，將文化不利、弱勢族群、資源相對貧乏的學童，列為優先協助的對象，但面對新的弱勢群體，既有的方法與模式成效對單親新住民子女的處境有沒有明顯的幫助。本文擬從家庭的環境特性在單親新住民家庭社會場域傳遞的過程來探討單親新住民子女學校及生活適應的優勢與挑戰所在。
二、單親新住民家庭特性
家庭是兒童第一個接觸，也是生命發展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社會網絡，無論是身心的成長、價值認知體系的養成乃至於行為模式的建立，都與家庭息息相關，家庭的規模與品質對孩子的教育成就有重大的影響。黃廼毓（1988）認為家庭除了供給兒童生存所必須的物質條件與精神情感的支持之外，更是日後人生觀與價值方向的奠定基樁。參與孩子事務較多的父母，似乎都會鼓勵孩子擁有更高的教育與職業企圖心，尤其是母親的教育表現是預測其孩子在教育表現上的重要指標。親子互動程度較高，一般都會同時增加孩子與父母的期望，有較高的期望，對教育表現有非常大的正面效果。親子互動的品質對孩子發展的影響，包括他們在智力及學業上的表現，若能與專心關注、有回應、持續一致的主要照顧者有互動，對他是否能掌握日後的學習所賴以為本的基本社會和認知技巧非常重要（Halpern，2008）。據此，家庭除了提供兒童照顧及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功能之外，良好的親子互動更培養了統合性的人格及社會生活適應能力。
然而單親家庭的日漸增多已漸漸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趨勢，現在主要是離婚所形成的，已經超過了以喪偶為主的單親家庭，也因而造成了家庭結構的劇烈變化；不論家庭因何種因素成為單親家庭，家庭一旦解構，即會影響到單親家長的情緒適應及身心健康，使單親家長的親職能力減弱、親子關係改變（林于清，2006），形成了單親家庭兒童的危機，而且成為單親畢竟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改變，兒童也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角色關係的轉換以及生活模式的改變。鄭麗珍（2001）指出，單親家庭潛在其中的親子互動、社經地位、社會資源的運用等因素造成單親家庭兒童生活及學業上的適應不良情形。單親家庭的孩子教育成效之所以不佳，除親子互動原因以外，還包括家庭收入較低，以及相較於雙親家庭擁有較小的社會網絡和較少的社會聯繫等因素（Halpern，2008）。
單親新住民家庭的家長所從事多是薪水較低的勞力型工作，又因語言、文化等種種因素，社會網絡與社會聯繫一般較為欠缺，因而產生社會疏離感，甚至有強烈的無助感，所以較難提供孩子與多數人相同的社會互動，再加上單親新住民家庭有部分需要仰賴社會福利，可見貧窮化的問題，無疑仍是許多新住民單親家庭最難克服的部分（戴宗良，2007）。如果單親的新住民家長又缺乏小孩的支持與教養小孩的能力，可能加重他們生活上的困境。而兒童則面臨著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不高，經濟來源不穩定，無法提供良好的教養環境，甚至疏離的親子關係，因而導致接近資源的機會更為薄弱。
但是單親家庭並非只有的負面影響，單親家庭兒童在性格方面會較獨立、成熟（張英陣、彭淑華，1998），孩子通常早熟並勇於負責且較富創造力，並能發展出堅強的人際關係，較有耐性、同情心，並樂於與人分享經驗。黃馨嬅（2001）也指出單親家庭的親子間更懂得相互扶持、同心協力面對生活，孩子表現出獨立、負責、較高自尊，有較為廣泛的生活經驗，並懂得分擔家庭責任。
綜上所述，家庭教育含括教養行為的實施，舉凡家庭的社經水準、家人關係、父母教養態度與方式以及家庭氣氛等，均與兒童的生活適應息息相關。個體在家庭中得到的非正式教育，所接受的鼓勵、支持及行為模式，均會發展出對自身態度以及未來成就的期許（邵莉淓，2009）。當單親新住民家長或許因家庭經濟的壓力而迫使其不得不減少子女的教育投資，但若能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提供安全及情緒上的支持，單親的狀態反而使孩子的生活適應產生更多優勢。
三、單親新住民子女的學習脈絡
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會造成學童之間價值觀念、語言使用、成就動機等各方面的差異。Bourdieu（1986）認為父母教育程度較低的兒童，在學校系統中較不具優勢，來自於文化中的習慣、感受、態度、偏好和語言等的差異，使得弱勢背景出生的學童，難以在學校有好的表現。此外，Teachman（1998）指出家庭的文化資源與學生的學習成就有很大關聯。家裡藏書豐富、訂閱報紙和雜誌、經常造訪圖書館的學生，相較於沒有這些資源的學生，在認知能力都會表現較好，考試成績也較高，也比較容易繼續升學。
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如果其環境能給予充分的支持，便能獲得較好的發展，反之則容易出現發展的危機；Bourdieu（1986）指出家長會有形或無形的傳遞給子女某種隱含於內心的價值體系，這套價值體系結合了語言形式、行為模式與生活風格，當兒童發現母親的原生文化及單親背景不易受到主流社會的接納時，對這個社會可能產生認同的問題，甚至可能受到其他學童的排斥。
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家長被要求要一起參與孩子的學習，幫助孩子成長，更有為數不少的親子作業，單親新住民家長或許有心，但因忙於家庭生計、教育程度較低等因素，少有餘力關心孩子的教育，只能任其發展。甚至若干學校教師對所有家長做同樣的要求，並未考慮文化背景的不同，更使得單親新住民的家長感到力不從心，間接的貶低了單親新住民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能力。是以單親新住民子女求學階段，增進其身心發展的資源是相對弱勢的。黃保勝（1997）研究也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孩子，其學習適應、心理適應、師生關係等適應愈良好，家庭社經地位較差的孩子，其適應也較差。許多國內研究也證實文化資本對於學業成就的確有所影響（陳麗如，2005；洪希勇，2004）。而盧秀芳（2004）研究更指出，新住民子女無論在學習適應、人際適應與常規適應皆較本國籍子女差，而文化資本嚴重缺乏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家庭的社經背景會提供孩童不同的文化資本、財務資本、社會資本等教育資源，而造成階級的差異；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因文化不力、經濟不佳、社會網絡較小等弱勢無法提供子女較佳的學習環境，使其在學校生活適應上處於不利之地位，甚至導致日後難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形成了階級再製。但教育是造成低社會經濟地位者往上流動的主要變數，教育成就相當程度的決定了個人未來所能獲得的物質報酬和社會地位，因此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與提升才能讓子女避免進入階級的循環鏈，所以家長應盡力重視子女文化與社會資本的積累，以培養具有良好社會競爭力的慣習。
綜合以上論述，單親新住民家長若能提升子女本身就具備了多元文化及雙語學習的優勢，增強其子女對其母國文化及語言的興趣與了解，將有助於提升孩子未來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同時，新住民家長的自我意識也要提升，自信的理解到今日台灣的國際化與多元化，新住民的貢獻不容小覷，新住民家長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感，將直接影響孩子的學習與生活適應。
四、單親新住民子女面臨的挑戰
在學童階段，影響個體最多的不外乎家庭與學校。新住民單親家長受限於語言文字的使用，對於孩子的學習及文化活動不易參與，孩子學習成就因而偏低，也導致師生關係緊張；而經濟上的弱勢，使得他們無力為孩子安排許多的學藝與休閒活動，再加上家長忙於維持生計又缺乏支持系統，若因而疏忽了孩子的管教，孩子可能向外尋求認同，結交不良朋友或產生偏差行為。政府應鼓勵與補助家庭經濟弱勢的兒童在學校做課業或才藝的輔導，及參加各種育樂營活動，使他們和一般兒童一樣有學習、成長的機會，以補家庭教育不足之處，進而提升單親新住民子女自信心及學業成就。因為教育機會均等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有效工具，政府對所有弱勢的人民，都有照顧的責任，以免他們落入世代貧窮的循環中。如果執政者的施政無法苦民所苦，幫助人民的生活向上提升，這樣的政府將帶領台灣走向何處？
金錢是單親新住民家庭中最關切問題之一，鍾重發（2003）指出家庭的收入是影響發展的主要因素，家庭需有足夠的經濟資源來提供給孩子營養、購買促進發展所需的相關書籍及輔具以刺激孩子的發展，然而單親新住民家庭若沒有足夠的經濟來源時，孩子的教育資源往往會受影響。今日的台灣社會，因為產業外移及經濟不景氣之衝擊，貧富差距急遽加大，相對貧窮的問題在台灣已經昭然可見，也因此對於中下階層之家庭形成不利，弱勢家庭，尤其是新住民單親家庭，生活於弱勢家庭中之子女正面臨貧窮所帶來之健康、教育等種種之困境，這些因社會變遷及結構變化所帶來之負面影響，除在其成長階段造成其無法享有一般之生活水準、自我概念不良、社會支持網絡解構、人際關係孤立…外，亦可能造成弱勢群體兒童因為本身社會競爭力不足，仍然要複製父母的階級及社會處境。這種貧窮之代間轉移，其實就是社會排除所造成之結果（陳邦弘、蕭琮琦，2003），政府應制訂合乎社會正義之福利措施，並協助新住民單親家庭爭取適當工作及較佳工資，並給予專長訓練。
單親新住民子女因為經濟、文化刺激較為不足，有些兒童甚至會產生自卑的心理，因而對兒童在生活及學習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他們對學校教師通常有著較高的信任，教師應不吝給於讚美或獎勵，即使他們在常規上有所偏差或在學業表現與同學存在落差，教師也不應歸因於單親新住民身分，而是要針對問題加以處理，並多提供關注及協助。孩子年齡愈大愈不會主動親近老師，所以教師更應多主動關心、接近，也要能覺察到兒童的偏差行為究竟是情緒的發洩，或是引起家長或教師的注意的手段；另一方面，孩子年齡愈大對同儕團體的凝聚力愈高，受同儕影響也會愈大，愈可能出現遲歸及與不良朋友交往的現象，單親新住民子女或許沒有優渥的生活環境，但只要家長和教師多付出一些關愛，就可豐富彼此的生命歷程，共創美好回憶，孩子有了歸屬感，就可減少向外尋求認同以及與不良朋友接觸的機會。
五、單親新住民子女的教育環境
學校教育提供給所有學生相同的教學與課程，改變了知識的傳遞模式，使得學習具有系統。但經濟、文化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使得優勢族群能跨世代的維持其優勢條件，而學校的運作歷程及課程內容、教師教學均充斥優勢族群的價值觀，隱含著教育不公平，造成不同背景學童教育表現的差異（Bourdieu, 1986）。
邵莉淓（2009）的研究指出，個體所持有的不同能力信念，會導致個體在學習時追求不同的目標，並進一步導致個體產生不同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組合；自我概念不僅會影響學生對自己的看法、感覺，也影響著往後的學業成就。單親新住民子女因為家庭狀況的改變，不論是父母一方死亡或父母離婚，都會造成心理的創傷經驗，若親子之間互動不足，學校師長又未能及時覺察並給予關心，人際關係將會趨於退縮、孤立，甚至有情緒困擾問題，導致自我概念較低，影響師生、同儕等關係。
徐瑞霙（2006）認為文化認同是指人類統理整合形成對己、對人、對事等各方面協調一致的看法、想法和做法，其中可能會面臨許多必須要去協調及化解的矛盾，新住民在台灣生活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必須面對所謂文化或族群的認同問題，而其孩子面對的可能是風俗、生活習慣迥異於台灣且自身也正面臨文化衝突的父母，雙方秉持著不同的文化認知教養子女，雖然有些困惑，但也讓新住民子女有了多重認同的機會，有助於孩子覺察文化的多元與多樣性，認識不同文化間的價值、角色、行為等差異，使孩子對人際關係、態度、語言能力及少數民族文化認知有正面影響。文化適應良好的人較能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經由適應力不斷的加強，個體學會在陌生環境中生活，不只心理健康得到改善，並會形成一種既屬於原文化又屬於客文化甚至能超越兩者的文化感（Trenholm & Jensen，1995）。而單親會導致新住民子女缺乏角色楷模，造成文化認同模糊，若加上教師缺乏對團體中差異的關心，同儕因不瞭解而訕笑，則容易造成行為的脫序失常；再者因經濟條件使得生活型態轉變，所能獲得的物質資源減少，直接就影響到課後的托育照護，並限制了學業成就以及參與社團活動的能力。
總結以上，單親新住民屬社會上之弱勢族群，孩子容易受到較多負面壓力，因而在建立自我認知方面遭受困難，造成其適應困難及較低的自尊，其前後矛盾的社會化也會導致心理適應失調。多數新住民子女在學校中成為弱勢，只是因為缺乏適當的輔助來填補家庭所應給予的學習支援，因為在文化均質性強烈的台灣，新住民家長或許不知道如何用台灣的教育方式來教導孩子，她們只知道在如何用她們原生國的教育方式來教導孩子，這也導致孩子產生學習適應衝突。尤其身處經濟、文化不利環境的學童，會因社經背景之弱勢而使得學習機會相對的呈現劣勢。因此，應該利用學校建立支持網絡資源及提供暢通的的諮詢輔導管道，教師應加強與家長的聯繫，促使家長重視其子女的教育，也可藉此瞭解單親新住民家庭的困境，幫助單親新住民家長面對及解決孩子生活適應、教養等困擾，給予適當援助，進而將家庭不利因素的影響降到最低。
六、結語
社會變遷合理化了許多社會現象，傳唱一甲子，陳達儒筆下《安平追想曲》[2]中的單親混血兒在當年是多麼的少數，且看百餘年後，台灣的各個角落幾乎都有著單親混血兒；也或許，數百年後的台灣人們看待現在從全球各地來的新住民，會如我們看待四百年前從大陸移民到台灣的祖先一般，就只是一部移民史而已；不同的年代本會有不同的理解。現在的我們正面臨一個嶄新的台灣經驗，所以在看待單親新住民子女時，應該保持不斷的溝通、瞭解及隨時調整自己所處的位置，用歷史及變遷的角度來看待。
新住民單親家庭的形成，是一種社會結構演化之必然結果，只要有適切的支持與照顧，對兒童應不會造成負面的影響。所有的學童都有其家庭的文化及歷史，單親新住民子女或許面臨學習或生活上的困境，但是單親新住民子女卻比其他的孩子更了解多元文化，也更能展現出其國際視野，只要多予肯定、尊重和關懷，增強其正向積極的信念，相信單親新住民子女也可以成為卓越、快樂、有創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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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斜坡」（marriage gradient）是指女性在婚姻的市場中通常不願意遷就低學歷、低所得、低成就的男性，而男性則傾向於挑選三低女性，斜坡論顯示婚配市場性別的階級。
2《安平追想曲》所描述，乃為19世紀末的故事。安平於清同治四年（1865年）元月因天津條約而開港通商，當時一位安平買辦商人的女兒，與一位荷蘭船醫發生戀情後，生下一個金髮女孩「金小姐」，荷蘭船醫無情地離她們而去。歌詞中，首先利用「金髮」兩字點明歌詞主人翁的身分，藉由反差，點破歌曲的獨特性。這些描寫混血兒與當時社會不同的字詞，還有「金十字」（十字架），私生兒......等。（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