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家庭背景之青少年的逃家行為
陳賢隆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逃家」行為來討論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並以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為主要研究對象，試著打破一般人認為家世好、背景好的青少年就不會有偏差行為的刻板印象。筆者認識兩位高社經地位家庭且有逃家經驗的朋友，而筆者將從他們身上出發，並以滾雪球方式來尋找更多合適的受訪者，透過深入訪談，了解青少年逃家的心境、過程與思慮，並嘗試問他們的父母親對於孩子逃家的看法與感受，及孩子回家後對待孩子的態度與方式之變化，筆者相信，從親子間對逃家事件的詮釋落差以及逃家之後代間相處模式的變化，能夠更深入了解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之偏差行為，甚至於一般家庭的青少年問題。
青少年逃家的原因不外乎「家庭」、「同儕」、「社會」這三種面向，但在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逃家，卻與一般家庭青少年逃家的情況相異，最主要的差別則在於父母親身上，嚴格的管束、過高的期望與不良的溝通，都使親子間的關係岌岌可危。事後的溝通也是高社經地位家庭與一般家庭相異的原因，事後的溝通有助於親子關係的重建，因此使的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不易再次逃家。而高社經地位家庭也比一般家庭青少年，在逃家過程中，較容易迷途知返，主要是這些青少年並不是主動的逃家，通常透過同儕或社會(老師)的規勸後，青少年較容易再次回到家中。
一、
研究動機
過去幾十年來，全國經濟、國民所得到達了一定的水準，生活的水準也普遍的提高，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卻也相對的增加。根據統計，從1997年到1996年之間，青少年有偏差行為者的比例雖然下降了30.06%，但行為偏差的型態[1]卻日漸嚴重，帶來的社會問題也相對的增加。而隨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社會上的競爭壓力也越來大，父母親為了成就子女，對子女的期望也越來越高。但不少青少年卻是想要反抗父母，不願照著父母所期望的方式走，更有部分青少年是為了向父母表達不滿，決定離開家裡。在親子間關係破裂與長期的掙扎後，逃家變成一種表達自我的實踐。青少年期待父母親對自己認同，即使是逃了家，但對於家仍有強烈的期望，家可以使個人的意識和社會觀成長〈張婷莞，2002〉，即正常家庭能教育青少年正面的觀念和適當的處世態度，而不是負面的影響。而有一部份的青少年，在逃家的過程中雖然會想家，但卻不願回家，這是一種自我獨立的展現方式，還是逃避對家的依賴感和親子間的情感，這些都是值得去關心跟探討的。
另一方面，大部份的文獻講述青少年的逃家問題時，都專注在中、下社經地位的家庭，極少討論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中。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逃家青少年的家是有問題的，他們可能家境不好或管教不當。而出身背景好的青少年應該是不會逃家的，因為父母親注重教育，也有良好的生活環境，這種家庭的青少年怎麼可能會逃家呢？實際上，高社經地位家庭，家中的青少年也隱藏著許多問題，有高教育程度、高收入、高職業聲望的高社經地位父母，他們教養子女的方式，不見得比較高明或合乎理想〈吳齊殷，1999〉。例如前陣子的杜明夷事件，身為教育部長的兒子卻有著不當行為。另一個則是某資深藝人的兒子，吸毒、打架這些行為引來社會的關注。當這些行為被揭發後，大家都不願接受這些事實，這些青少年竟會有如此的偏差行為，甚至包庇這些青少年，讓他們的行為漸漸的被淡忘。
為了更了解青少年逃家的行為，本研究企圖探究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與中、低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兩者離家的動機與經驗有何不同，與家的離合過程中有何差異。本研究除了訪問逃家的青少年，了解他們逃家的過程和原因外，也訪問逃家青少年的父母，試著以父母親的角度，來了解父母親對青少年逃家的看法，並了解其對自己管教方式之詮釋，試著為父母親找出問題的所在。
二、文獻探討
大部分的文獻對「逃家」的定義為：少年未經父母〈監護人，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及知道，離開家中一天以上。這些行為被視為不允許的、不可行的，而青少年逃家是自我意識的驅使，還是不得已，這似乎與親子關係有很大的關連。青少年與父母親之間的連帶關係，西方心理學用了四個概念來分析解釋這種關係變化，如Erikson的自我認同發展、依附理論、家庭系統分化、心理分離與個體化〈陳志賢，民95〉，藉此說明與分析青少年逃家的現象。但離家後還是會想家，原因可能是在外無法獨自生活、遭遇危險、想到父母，更甚者想到離家是錯誤的，這些因素都可能讓少年重新返回家庭，而父母親的態度在這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能會讓青少年重新得到家的溫暖，或是加深青少年對父母親的隔閡，然後再次逃家，這種離合[2]的動態過程，深深的影響親子間的離合關係〈陳志賢、戴嘉南，2006〉。而更多父母親不承認青少年的行為是因為家庭的「推力」[3]，而歸咎外在社會所給予的『拉力』[4]，認為是社會上的許多誘惑和利益，把孩子從家裡引誘出去，因此往往把青少年再更加的限制，以減少外在的「拉力」，但卻一直忽略本身對青少年的「推力」。許多父母不懂青少年的需求，而是一昧的限制和控制，使青少年對父母產生無力感和排斥感，在相互溝通失敗後，家對青少年的推力達到最高點，既然以和平的方式溝通無法讓父母了解青少年的問題和需求，就選擇以逃家做另一種表達的方式。
青少年本身在想什麼，為什麼要逃家。綜合一些文獻〈巫珍宜，民91；王佳元，2004；張瓊方，2006；ZideCherry，1992〉，筆者把逃家分為幾個型態，(一)自願離家逃出型：家庭的功能喪失而青少年不能解決家庭的問題，以逃家的方式尋求解脫，如管教、家庭暴力、性侵害等問題，都讓青少年主動的逃離不好的環境，而這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行為。(二)自願離家逃向型：這類青少年逃家主要是尋求生活上的刺激，嘗試被家庭所限制的事物，表達對家庭的不滿，並滿足自己對外在的需求和快樂，以滿足自我需求為最大目的。(三)被遺棄的失所型：此型的青少年，不是出於自願的離家，而是被迫選擇離家，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家庭無法再養活自己，必須獨自出來謀生，或是家中需要青少年的經濟支持，青少年必須離開賺錢養家。而這些青少年長期在這種環境中，喪失了自我的自尊心，較少同儕朋友，甚至不善於保護自己。(四)網路逃家型：這是一種新的逃家形態，青少年因過分沉迷於網路世界，而與現實脫節和失蹤、逃家。由於網路使青少年的交友圈擴大，暗藏的危機也越多，而這類青少年犯罪的機率也比前三種型態來的高。在四種逃家類型中，筆者大部份會以第一和第二種類型為討論的焦點。
當青少年對現狀不滿時，逃家成為一種外顯[5]的發洩方式。其中原因有可能是一、父母親的管教方式或不當的行為讓青少年有太大的壓力，例如限制交友狀況、成績、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等，都給青少年無形的壓力想逃離家中，擺脫父母親的控制。二、是無法滿足現況而逃家尋求更多慾望，當青少年擁有太多慾望，例如追求名牌、慣用高檔貨，而家無法滿足或限制他們的慾望時，就會逃離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滿足他們的慾望。三、是因為自己的無能，把事情都怪罪於環境而對週遭一切感到反感，認為這社會對自己是不公平的，卻無法檢視自己的內在，這些不責任的行為最後選擇用逃家來逃避現實。這些現象是家庭環境的影響還是青少年個人內在素質的問題，也是本研究討論的重點。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構想
研究者本身認識幾個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行為偏差者，這裡先稱呼他們為C
而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不只是少年本身的問題，更多問題和想法影響到青少年的成長都來自父母親。在與青少年訪談過程中，如果受訪者家長允許，研究者將對其家長訪談，針對青少年逃家後有什麼看法及省思，更深入了解家長對青少年的態度為何，兩者間的衝突點為何，這也是之前看過的文獻所沒做過的。
根據前面兩種類型，把幾個問題歸類給家長回答。一、逃家前青少年資源的來源為何，是否全部由父母供給。二、青少年在回家後，是否還有偏差行為或更嚴重的行為。三、青少年回家後為何又再次逃家，是否了解原因。四、在青少年第一次逃家又回家後，是否有互相溝通過。
〈二〉、研究對象
表一為筆者整理出五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逃家的類型之表格，並從中分析與討論五位受訪者逃家的歷程與心境。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與逃家行為
|
代號 |
居住地 |
學歷 |
學校別 |
性別 |
父親職業 |
母親職業 |
經濟狀況 |
兄弟姊妹人數 |
逃家原因 |
逃家行為類型 |
逃家次數 |
逃家後居住處 |
逃家持續時間 |
目前狀況 |
|
A |
屏東縣 |
高中 |
公立 |
女 |
軍人 |
家管 |
良好 |
2 |
嚴格的管教 |
自願離家逃出型 |
3次以上 |
朋友家 |
一禮拜 |
工作 |
|
B |
基隆縣 |
大學 |
私立 |
男 |
公職主管 |
家管 |
良好 |
3 |
嚴格的管教、無法滿足在外的欲望 |
自願離家逃向型 |
1次 |
朋友家 |
3天 |
學生 |
|
C |
台南縣 |
大學 |
公立 |
男 |
公務人員 |
老師 |
良好 |
1 |
嚴格的管教、過高的期望 |
自願離家逃出型 |
1次 |
朋友家 |
3天 |
學生 |
|
D |
基隆縣 |
高中 |
公立 |
男 |
經銷商 |
經銷商 |
良好 |
2 |
父母太過寵愛、無法滿足在外的欲望 |
自願離家逃向型 |
1次 |
朋友家 |
5~6天 |
工作 |
|
E |
台北市 |
大學 |
私立 |
男 |
軍人 |
廣告公司主管 |
良好 |
2 |
父母缺乏關心 |
自願離家逃出型 |
2次 |
朋友家 |
5~6天 |
學生 |
在全部的受訪者人中，逃家類型並不完全相同。軍人家庭的A同學屬於第一種類型，即自願離家逃出型，雖然不是對本人進行訪問，但透過與母親的對話，可以發現A同學因對家庭的管教方式不滿，累積許久的情緒爆發，促成了A同學逃家的念頭，但除了家庭因素外，同儕以及社會因素也是導致A同學長期逃家的原因。家庭方面，A同學面對父親所給的壓力以及管教，產生了很大的「推力」，但母親的愛子心切，不願就這樣放棄小孩，努力的將A同學重新拉回家中，這使A同學在家中的壓力得到一種平衡，但外在的同儕「拉力」，最終還是將A同學帶出家中，並開始長時間的離家，最終的社會因素是筆者認為對A同學影響最深的因素，面對A同學的不良行為，老師、教官、警察的不認同，甚至於對其標籤化，都使A同學想學好卻不被支持、不被認同，在社會上無法得到理想的認同。
公職家庭的B同學，則屬於逃家第二類型，即自願離家逃向型，在與B同學的對話中，發現到B同學逃家的主因是出外玩樂玩得太晚，怕回家後被打被罵，即興起逃家的念頭，在了解後，雖然家庭的管教佔了一部分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乃是外在的同儕關係。家庭方面禁止了B同學出外玩樂，若不聽話便用打的方式讓小孩聽話，在外的同儕方面，B同學可以和朋友一同玩樂、彼此間的認同感甚至是面對逃家的B同學的認同與支持，而這也讓B同學感到家庭與朋友，寧可選擇朋友，除了可以玩樂外，最重要的是可以從朋友身上得到認同感。因此，除了家庭對B同學的部分「推力」，最大的部分則是同儕對B同學所產生的「拉力」，這兩者成為B同學離家的最主要原因。
教師家庭的C同學，屬於第一種類型，即自願離家逃出型，面對父母親嚴格的管教、過高的期望以及與其他人的比較，讓C同學感到非常大的壓力，加上父母親無法認同自己所想要的志向，經過幾番爭吵後，促成了C同學的偏差行為。在外的生活C同學依靠朋友的幫助，所以能滿足生活的最基本需求，也因為不是預謀的離家，所以生活費並沒有想像的多，大多是靠朋友的幫忙。在學校老師知情後，並沒有對C同學責備與處罰，而是對C同學規勸和尊重C同學的想法，相較於A同學的情況，C同學並沒有因為離家的事件而被標籤化，這也是值得討論的地方，同樣是高背景家庭的小孩，為什麼C同學沒有因為離家而被貼標籤？反之，A同學為什麼因為離家事件而被貼標籤？在事後父母親和C同學的溝通，讓父母親更了解C同學想要的是什麼，最想追求的是什麼，因此也比較尊重C同學的志向，而C同學也為了父母親的期望，讓自己得到更高的學歷，也繼續升學。C同學的家庭透過良性的溝通後，親子間的關係變的更穩定，而不再像以前那樣爭執。
經銷商家庭的D先生，屬於第二種類型，即自願離家逃向型，在家庭方面，D先生的父母對D先生是非常寵愛的，不管任何事都會滿足D先生，如學業、兵役，也因此讓D先生對自己想要的東西，透過父母來獲得滿足，但也養成了D先生不願被約束、被規勸的態度，而本身也深受外在環境的吸引，在面對父母的規勸下，心有不滿而離家，因此筆者認為在家庭方面，家庭對D先生產生了少部分的「推力」，最大的主因則是外在環境對D先生所產生的「拉力」，外在環境的影響讓D先生在離家的時間內，行為變的更加偏差(非法行為)，為了滿足生活需求，必須聽從外在環境的指示，直到被社會規範後(勒戒)，偏差行為才被改善，而回到家後，家中的父母對D先生也無太多責罵，而是善意的規勸，加上了解外在環境對本身的影響，也讓D先生決定改過，不僅得到家人的諒解也得到另外一半的諒解。
高職業聲望家庭E同學，屬於第一種類型，即自願離家逃出型，在面對父母親的離婚，從小就由母親撫養，而母親為了養育E同學，把精神全都放在職場上，對於E同學成長過程中缺乏長期的關心，在雙方少於溝通，或說是根本沒有溝通的狀態下，促使E同學選擇以逃家來向母親表達不滿，或者也可以說是為了吸引母親的注意而逃家。而E同學在逃家過程中，和其幾個案例不同的是，E同學逃家時金錢是充足的，因為母親知道E同學逃家，但還是會給予E同學金錢供他生活，所以E同學逃家在外的生活並不需要依靠太多的幫助。在事件過後，雙方還是因為溝通的問題，親子間的好感度持續下降，最終也導致了E同學日後數次的逃家。
四、訪談結果
〈一〉、軍人家庭
第一位訪問的家庭是一個軍人的家庭，父親是中校階級的退伍軍人，母親是一位護士，有偏差行為的是他們高中的小女兒(在這姑且稱為A同學)，A同學逃家經驗有三次以上，每次逃家時間平均有一星期，逃家前後時間長達一年。當初找到A同學時筆者就大概說了訪談的原由，而A同學也願意接受訪問，但約好時間要訪問時，A同學卻以一些理由拒絕訪談。筆者無法對當事者進行訪談，所以便將訪談對象進一步的轉向父母親，讓筆者高興的是，父母親願意接受訪談，這是很難得的，面對家中有著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家中的父母親很少會正面去面對的，於是這次訪談便由A同學的母親來接受訪問。
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了解A同學的偏差行為開始於國中時期，一個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叛逆時期，除了學校的因素讓A同學開始與父母產生脫離，最大的因素是家庭本身對A同學對外的「推力」，在母親一段的口述中「為什麼他要罵我們呢？然後無緣無故這樣？」，了解A同學對家中的不滿已經是累積很久的，尤其是在父親身上找不到那種關愛，而母親卻又扮演一個安撫情緒的角色，「那我只能跟他回答說可能是更年期。」母親的回答試著讓A同學能對父親減少一點的敵意，面對父親對A同學的推力，母親想辦法對A同學產生拉力，不讓情況惡化下去，也因為這樣讓父親的推力和母親的拉力間取得一種平衡。
在取得平衡的家庭外，另一個衝突點則是學校。在訪談過程中，母親說明A同學在上國中前，是一個乖巧懂事的女孩，但上了國中後結識了不一樣的同儕，讓A同學對家有越來越多的不滿，但還不至於全部爆發，但A同學經過一場不愉快的經歷後，開始對任何人事物感到厭惡和不滿。身邊結識的朋友也全都是和A同學有類似經驗的人，都對家庭和身邊的事物感到不滿，在同儕的慫恿下，終於對家中的不滿全部爆發，和身邊的同儕們集體逃家。這次逃家時間長達一個月，據事後了解逃家後居住在同學家，地點在屏東和高雄地區不斷的轉換，經濟來源則是第一天所帶的數千元，在這一個月中A同學的行蹤一直是不明的，父母親也到警局報人口失蹤，一直從旁打聽消息。
這件事件過後，A同學也回到家中，但對逃家的過程一點也不向家中透露，而這也顯示青少年對家其實還是有依賴感的，即時在外經歷了那麼多的時間，還是會想家，還是會想回家。據母親說明，在A同學逃家期間，曾有好幾次知道A同學回到家中，但都是趁父母親不在家的時候回來。期間母親也運用了網路的力量找尋A同學，利用即時通訊和聊天室來了解A同學在外的情況，有趣的是，即使母親在網路上的暱稱不一樣，A同學還是可以認出那暱稱就是母親，即使認出是母親也不馬上離線，還是會互相關心一下彼此的近況，這說明母親在A同學心中的地位還是一樣的。
在這一次逃家過程的後半部，讓A同學想回到家的原因除了想家以外，就是再無經濟的能力，此外還面對同儕的威脅，以及意識到自身的不安全，因此想回到家中尋求安全感。但回到家中後，由於父親保守的態度，認為A同學的行為是自作自受，毫無關心的態度，這也導致A同學往後數次逃家的原因。
這次的逃家行為使A同學被標籤化[6]，不論是在家庭、學校還是在這社會上。在家庭中，父親的態度和認知讓A同學無法再和父親相處，認為A同學有一就會有二，往後一定還會再犯，無法在父親身上找到認同感。在學校中，因為有過偏差行為，老師對A同學也不是很認同，母親的一段口述「他們那個班導就一直在搞飛機，還有那個教官在搞飛機阿」，面對A同學發生事情，老師和教官都不太愛理，使A同學對學校也是心灰意冷，因此待過幾所學校也都以退學收場。在社會上，A同學也得不到所需的認同，就因有過偏差行為而不被接受，從母親的口述中「少年隊那警察就是負責潮州這邊的，也跟我聯絡，然後就講講講講…你應該知道妳女兒以前是怎樣？我聽了我就…」，這段話似乎說明著當今的社會上對那些偏差行為的青少年是不認同的，一個不當的行為就會被標籤化，無法重新被接納，由母親口中轉述A同學所說的話中「我想要學好，為什麼都不給我機會？」，表達了許多想擺脫標籤化的無奈和氣憤。
在以上的訪談中，青少年逃家的原因，是和家庭本身以及學校師生和同儕間有很大的關係的。在家中經過長期的情緒累積，同時在離與合之間搖擺不定，例如父親的管教方式(推力)，母親苦心的勸導(拉力)。學校方面，師生關係的不認同(推力)，同儕間的慫恿(推力)，最終將青少年累積許久的壓力與情緒一次爆發，做出不被大眾所認同的偏差行為「逃家」。但是當逃家後的青少年回家後，面對的是更多不一樣的眼光、被標籤化以及不被這社會再次接納，這都是導致青少年再次離家的原因。
〈二〉、公職家庭
第二位訪問的家庭是公職家庭，父親為機關的主管階級，有離家經驗的是家中的二兒子(以下稱為B同學)，B同學第一次逃家的時間是在國中三年級，離家的起因是在外玩得太晚，怕回家被罵所以決定當晚住在朋友家，但當父母知道後強烈反對B同學住在同學家，並要求馬上回家，B同學知道後隨即興起逃家的念頭。在離家3天的時間內，都是住在同學家，父母親也知道，也數次拜訪該同學家數次詢問，但結果都是沒有在那過夜，連同學家長都確認B同學沒有寄住在他們家。其實B同學一直寄住在該同學家裡，因為不想讓父母親找到，所以聯合同學欺騙兩方的家長，目的就是要讓父母找不到。如此一來住的地方有著落了，但吃的方面卻又是另一個問題，B同學在離家時是一個倉促的決定，所以也沒攜帶太多錢在身上，而又寄住在同學家，不能和其家人一起吃飯，為了吃的問題B同學只能依靠朋友，受訪者口述「跟著朋友出去外面吃喝玩樂。」從這可以知道即使沒有錢可以生活吃飯，B同學可以依靠朋友的幫忙過生活。事後回家後，父母親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要求往後要注意一點，不論是害怕小孩再次離家，還是認為必須改變管教的方式，從中親子關係似乎改善了一點，從受訪者口述「因為家管嚴格，做錯事照三餐打。」中，可以知道B同學家管教是非常嚴格的，似乎是以“打”來管教小孩的，但在這次離家又回家後，父母親的態度已不再像以往嚴格，而是以提醒的方式來要求青少年，即使其他兄弟對B同學的離家並沒有太大的想法，但都因為這次的事件改變了父母親對他們的管教方式。
這一事件青少年看似因為單純的原因而離家，即玩得太晚怕回家被罵，但從中發現兩個主要的原因使B同學離家，第一是家庭的管教方式產生讓青少年離家的「推力」，第二是同儕對青少年離家的「拉力」。在家庭方面，B家庭是一種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父親負責在外的事務，對家裡的事務完全不管理，即使小孩有事請求父親，父親也只把問題交給母親處理，母親則負責家裡的大小事務，而母親對小孩的管教方式是不聽話就打，不論對或不對，因此讓青少年感到對母親的不滿，也累積了許多的負面情緒，而父親對家中事務的不管理，也使小孩對父親有失落感，即使跟父親說了也沒用，因為事情最終還是交由母親來處理。因此，即使B家庭是個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但對整個家的管理和對小孩的管教方式過度傳統，最後也導致青少年的離家。在同儕方面，是對B同學有影響的原因之一，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在同儕裡得到認同和發洩的方式，如朋友願意為了B同學的離家行為，刻意欺騙父母B同學已不再寄住家裡，再來就是願意提供金錢讓B同學可以吃喝，那為什麼這些同儕願意幫B同學呢？從受訪者口述「他們都知道我家狀況。」中知道，週遭的朋友們知道B同學在家的長期狀況，所以當B同學逃家後，他們都是支持的，不論逃家事件本身誰對誰錯，因此對B同學而言，朋友是重要的，是必要的，甚至相較於家人與朋友的重要，B同學會選擇朋友而不是選擇家人，說明了同儕間的認同和歸屬感對B同學產生了一種離家的「拉力」。
〈三〉、教職家庭
接著訪問的是教師的家庭，目前還在就讀的學生(以下稱為C同學)，C同學第一次離家的經驗是發生在高中時期，主因是父母對小孩期望過高，加上身為教師，管教方面也是非常的嚴格，因此讓C同學感到非常大的壓力，促成逃家一個禮拜的經驗。受訪者口述「父母總是把我未來規劃的只依他們的步調行走，沒有給我自我的發展空間。」，從小到大C同學一直照著父母的期望生活，對於自己有興趣的事物，是無法從父母親身上得到認同和肯定，而且也無法和父母親做討論，因為那是不符合他們所期望的，再加上身為教師的小孩，父母總是喜歡拿小孩和別人的小孩比較，身為高知識份子的家庭，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輸給別人，為了在外的面子和驕傲，想把小孩塑造成父母親理想的高材生，受訪者口述「所以我理所當然的就被逼迫讀書，做我不喜歡的事，尤其別人比我好時，我回到家總是被罵，說我就是不夠用功，別人能怎樣為什麼我不行。」，可以看出父母對小孩期望是多麼高，多麼希望小孩能照著父母親鋪的路走，但這樣的行為卻讓C同學不以為意，反而更讓C同學感到反感，因此常為了自己的理想和父母的期望間，發生了許多爭吵，長久累積的情緒終於在課業的壓力下爆發。C同學離家的期間，都是寄居在朋友家，也因為不是預謀離家，所以生活費並沒有預期的多，但靠著朋友的幫助讓C同學在離家後，能維持的基本生活需求。這期間雖然父母親一直在尋找C同學，但C同學卻一直迴避，不願讓父母知道目前的行蹤，但事後經朋友的規勸，C同學願意將行蹤讓父母知道，但還是暫住朋友家，因為C同學知道回家後還是一樣會吵鬧，所以他選擇沉澱心情一段時間才回家，而這樣的想法父母親卻也接受了，或許父母親已經意識到小孩離家的動機和心情。在學校的老師知道情況後，也是規勸C同學能盡快回家，並沒有太多責備，並尊重C同學選擇在外寄住一段時間的想法。在一個禮拜的時間過後，C同學返回到家，情況並沒有像C同學預想會被罵的樣子，父母親反而是很冷靜的，態度也不如以前強硬，所以C同學面對這樣的父母，選擇了先開口道歉，也沒有以往的強硬的態度。最後經過父母親和C同學的溝通，父母親也答應讓C同學可以依自己的興趣發展，但也希望C同學能有一定高的學歷，所以在雙方各退一步的討論後，達到雙方最想要的結果。在C同學後來升學的路上，因為已經長時間不在待家裡，所以父母親的觀念和態度也有很大的轉變，已經不會像以前那樣的強硬，這樣的狀況讓C同學覺得很好，在經過離家後回家的溝通，使C同學對家的感情比以往還要好。
身為教師的小孩，對小孩有很高的期望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希望小孩照著自己鋪的路走，希望小孩能有更好的未來，但卻無法懂的小孩的想法，把理念強加小孩身上，也無法尊重小孩的興趣和理想，無形之間讓C同學背負著許多壓力，再加上父母對其他小孩的比較，更讓C同學感到反感，每次的爭吵和溝通似乎無法解決C同學的理想和父母的期望，兩者之間的平衡，迫使C同學發生離家的偏差行為。訪談後發現，父母親的期望對C同學造成了一種無形的「推力」，直到事件發生後才明白自己的做法對小孩是不恰當的，這也讓父母親反省自己強加在小孩身上的期望，慶幸的是，事後的溝通讓C同學與父母親之間的關係變的良好，沒有因為離家而讓彼此的關係變的更差，父母親願意支持C同學的理想，而C同學也願意為了父母親的期望繼續升學，兩者因為事後的溝通達到了平衡。因此事後的溝通對青少年未來的行為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如C同學和父母的良性溝通，讓C同學願意為了父母的期望而升學。
〈四〉、經營商
第四個訪問的家庭是經營商的家庭，但受訪者並沒有離家經驗，有經驗的是受訪者的哥哥，這次的訪問是透過滾雪球方式，經由朋友的介紹才找到的對象，雖然不是直接針對有離家經驗的哥哥訪問，但卻是向知道整個過程的家人訪問。這個家庭的父親是該經銷事業的老闆，有離家經驗的則是家中的長子(以下稱D先生)，據受訪者口述D先生離家時間是在高中畢業後，離家時間不到一個禮拜，離家主因是受不了母親的責罵而離家，但卻不是因為在家中管教太嚴格而離家，根據受訪者口述「因為爸媽疼他。」，身為家中獨子，父母對於D先生是百般呵護，許多事情父母親都盡量
這個案例和前幾個家庭是不一樣的，前幾個家庭的青少年離家的原因都是因為父母親管教太嚴格，已離家的方式對付母親表達不滿，但這個案例的青少年則是因為父母親太過寵愛，自身也被外在環境的吸引，最後不滿母親的規勸而逃家，因此外在環境對D先生產生極大的「拉力」，把D先生從家庭中拉了出來，而家庭的因素對D先生佔了少部分「推力」。D先生在離家前已經有些不好的行為，但在離家後，原本不好的行為變的更偏差，如受訪者口述中的非法行為，直到被逮捕後才被約束，在離家的幾天內，沒有攜帶金錢出門的D先生，生活卻沒有太大困難，因為有非法組織在提供，在能提供生活需求的前提下，D先生必須幫這個組織進行非法行為，從這可以看出離家的青少年，行為是否會變的更偏差，取決於離家後的環境所影響。慶幸的是，事
〈五〉、廣告公司創意總監
第五位訪問的家庭是一個高職業聲望的家庭，父親為職業軍人，母親是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有逃家經驗的是家中的大兒子(以下稱為E同學)，E同學雖身處高社經地位家庭，因父母親離婚，從小就跟著母親生活，為了讓E同學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母親把精神完全投入於職場中，最後得到一個高位階的職業，也給了E同學非常良好的生活環境，但卻缺乏對E同學在成長過程中的關心，雙方也曾因這個問題而溝通，但母親似乎不能理解E同學想從母親得到的是什麼，雙方為此爭吵、抱怨，長期下來E同學受不了這樣的生活，決定從家中離開，雖然E同學知道母親在孩子與工作間，形成了兩難，但母親選擇的是工作而不是孩子，從受訪者口述「一個人在家很空虛，在外面還有人陪。」，說明了E同學逃家時的心境，既然家中都沒有人，我又何必待在家呢，寧可出外尋找樂趣，也不願在家。也由於母親長期疏於關心，在E同學逃家事後，親子間根本無法有一個良性的溝通，如受訪者所述「想跟我好好談，但是那時候我也不太想跟她說什麼了。」，這樣的想法使親子間的關係持續下降，最終也導致E同學往後數次的逃家。在逃家的過程中，E同學的金錢來源是非常充足的，不同於前幾個案例，母親在知道E同學逃家後，每幾天就會固定在家放置金錢，供給E同學在外的生活，而E同學也知道母親會放置金錢，所以每當母親工作不在家，E同學便會回家取得母親所放置的金錢，住的方面則是選擇性的在朋友家居住，所以住所並沒有固定。在外的E同學雖然認識許多類型的朋友，也包含行為不良的朋友，但E同學沒有因為逃家在外，受到朋友的影響而使行為更加偏差。
這案例雖屬一個單親家庭，但家庭地位卻屬高社經地位家庭，所以筆者也把此案例列入研究中。在家庭方面，雖然E同學從小就處在單親家庭中，但這因素卻不構成對E同學對外的推力，對大的推力乃於母親對E同學的缺乏關心，由於母親在孩子與事業的兩難中，選擇了事業而不是孩子，使E同學感到不被關愛的感覺，僅管在生活物質方面，母親提供E同學非常優渥的生活，但卻無法滿足E同學所想要的情感生活，而雙方在溝通後，得不到一個良好的解決方式，換來的是爭吵與抱怨，長期下來促使E同學往外逃出的念頭。而事後親子間的溝通，也因母親長期的缺乏關心，使E同學失去與母親再次溝通的動力。在同儕方面，E同學在外的行動似乎不受同儕的影響，因為本身擁有足夠的金錢可以生活，所以E同學在外的生活並不受到金錢所限制，而居住的地方也是選擇性的，並不固定在同一個居住點，面對在外複雜的生活環境，E同學身旁朋友雖然會對E同學規勸回到家中，但也有朋友對E同學引誘做出更偏差的行為，如受訪者口述「比如叫你別這樣之類的，有要我去混的阿，跟老大阿，或是去做些鳥事情。」，但因E同學本身不想讓自己的行為更加偏差，即使是同儕的誘惑，E同學也不動心，所以E同學因本身的想法與拒絕外在的誘惑，讓自己在外的行為不會因同儕影響，而變的更加的偏差。
五、結果分析
在整部分訪談後，筆者歸納出幾項影響青少年離家的原因，也影響青少年離家後回家的影響。第一項是家庭因素，和大部分文獻所歸納的情況並沒有太大差別，家庭的管教方式，太嚴格、太寵愛這兩種較兩極的管教方式，或者是父母親疏於對青少年的關心，是大部分青少年會離家的家庭因素，所以無論是社經背景高的青少年，還是中低背景的青少年，因為家庭因素而離家並無太大的差別的。每個父母親對小孩有非常高的期望，和無微不至的照顧是理所當然的，但無形中給孩子的壓力卻是父母親不為所知的，為了要有好的學歷提升競爭力，為了孩子的安全而嚴格禁止外出等，出於父母的心思都是為了孩子，但這些好意卻不是青少年能完全體解的，而太過於寵愛則會讓青少年認知到，不論任何事物，只要自己喜歡，父母親都會滿足自己，使青少年太過於驕縱。而青少年也會想嘗試被父母所禁止的事物、實現和父母理想不同的事物，或是要求對於自己不要有太多約束，或者對青少年的疏於關心，導致青少年得不到親子間的情感關係，因此父母親和青少年間便產生許多衝突點和不認同感，加上親子間溝通的態度以及問題，最終都使青少年累積的情緒爆發，選擇以離家的方式來對父母表達不滿。
第二項因素是同儕關係，同儕關係似乎在青少年時期的青少年中，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也可以說是同儕間的一種認同感，青少年在家中若得不到父母親的支持與認同，通常都會轉向到同儕對自己的認同，如在面對離家的青少年，同儕似乎會支持離家青少年的離家行為，雖然知道離家是不好的，但因為知道離家青少年的家庭因素，既會幫助和支持青少年的離家行為，但也會規勸青少年回家，如B同學和C同學身旁的同儕，就是這樣幫助和規勸B和C同學。雖然在同儕身上可以找到認同感，但不一樣的認同可能會導致離家的青少年，行為更加的偏差，如A同學和D先生，因為同儕間的關係，在離家後行為變的偏差，身為一個群體中的一份子，所有人都做了某些事，若有一個人不配合或不願和群體的所有人一起行動，可能會被整個群體所排斥，而離家的青少年為了得到群體的認同，便會與群體一起行動，即使青少年本身不願意也沒有辦法，因為已經離家了，在外只能依靠某群體而生存。所以同儕在青少年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不論是有無離家的青少年都是一樣的，而有離家經驗的青少年，同儕關係可能會影響青少年的行為是否更為偏差。
第三項為社會關係，在案例中有關於教育機構、司法機構的問題，筆者都把這類機構歸類於社會關係。在面對離家的青少年，這社會關係對青少年影響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即對青少年的諒解、關懷、幫助與認同，而這些因素似乎會因青少年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而不同，也不會因為青少年的家庭是高背景的家庭，在面對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而有相同的待遇，在數位案例中，只有A同學的情況和其他案例是不同的，但都是高背景家庭的青少年，待遇為何會不一樣？在A同學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學校中的老師、教官，還是社會上的警察，都對於A同學非常的不認同，由於幾次的偏差行為，導致A同學被標籤化，不論事情對錯、原因，認為都是A同學犯的錯進而處罰，最後甚至是指責與漠視，但A同學實際上並沒有想像中如此的偏差，卻因為被社會所標籤和不認同。A同學口述「我想要學好，為什麼都不給我機會？」中，看出A同學想改變原有偏差的行為，但因被貼標籤而無法擺脫也無機會，導致A同學感到不信任任何人，行為變的更偏差。這說明社會關係對於家庭和同儕關係，影響青少年是非常深刻的，如犯了錯會被老師、教官(社會)不認同，當父母親(家庭)知道後對青少年又不諒解，在得不到社會和家庭的認同後，青少年便會轉向朋友(同儕)對其的認同，而青少年為了得到同儕的認同，又有可能犯下更多的偏差行為，因此這一段過程中，社會、家庭、同儕是互相關聯的，筆者認為三種關係中，以社會關係對情少年的影響極為的深。相較於A同學的案例，其他案例的青少年即使犯了錯，但社會卻給予關懷與諒解，如C同學學校中老師的體諒與關心、D先生在犯錯後被社會所導正(勒戒)，都給予青少年正面的回應與認同，回到家庭上與父母親的溝通，彼此間達到良好的平衡，也給予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認同，而同儕間的規勸也對青少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這良性的關聯下，B、C、D三位青少年在有離家的偏差行為後，行為已經不再像以往如此。
綜合三項要素，即家庭、同儕與社會這三種，筆者認為這三種因素是彼此關聯的，青少年離家雖然有可能只是單一的因素，但對離家中的青少年行為是否更偏差，回家後的青少年是否還會犯下偏差行為，已經不是單一因素能夠足以解釋或改變的，而這三項因素之間的關連，似乎可以對青少年一連串的偏差行為來進行解釋，而三項要素中，筆者又以社會關係最為注重，青少年在面對社會化過程不完全的情況下，社會能給予青少年什麼回應，其中標籤化和認同感對青少年是最為影響的，標籤化可能使青少年行為變的偏差，而認同感卻能讓青少年在犯錯後能嘗試改過，因此社會給予的東西，可能讓青少年變好，也可能讓青少年變壞。
青少年逃家的原因不外乎「家庭」、「同儕」、「社會」這三種面向，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逃家，與一般家庭青少年逃家的情況，又有何不同？最主要的差別則是在於父母親身上，對孩子嚴格的管束、過高的期望與不良的溝通，都使親子間的關係岌岌可危，青少年對父母親所給予的壓力累積許久，經過多次爭吵後終於使青少年選擇以逃家的方式，來表達對父母親的不滿。在青少年逃家後，生活又是如何度過的？和一般家庭青少年有不一樣的地方嗎？在訪問過後，筆者發現無論是家境好還是一般家庭的青少年，在外的生活幾乎都是依靠朋友，並不會因為家境好，逃家時就會帶出更多的金錢供應自己生活，因為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會逃家都是一時興起的，事先並無預謀，所以逃家時身上所有的金錢是非常少的，若不依靠朋友，這些青少年則無法滿足吃和住最低的生活需求。而在外的青少年是否會因出身於高社經地位家庭，比較容易迷途知返？這答案是肯定的，前面提到，這些青少年會逃家並不是自願的，也無事先預謀逃家，會逃家只是為了向父母親表達不滿，才會產生這樣的偏差行為，在訪問過程中，本者發現這些青少年逃家在外時，是會想家的，如A和C同學，再加上同儕間的善意的規勸與開導，也使青少年開始想家與反省自身對於偏差行為的對或錯。但既然想家為何又不回家呢？主要是因為害怕回家後，會受到父母更嚴厲的處罰，再者是害怕回家後，又會因不良的溝通讓青少年想再次逃家，這些原因使青少年選擇在外多待幾天，而不是想回家就回家。在青少年回家後，父母親的對待與溝通的方式，是否會因家庭背景不同而不同？這答案也是確定的，筆者訪談後發現，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親，相較於一般家庭的父母親，事後與青少年的溝通，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會比一般家庭的父母來的理性，如數位受訪者的家長，這些家長面對自己的孩子逃家，雖然感到無奈，但事後與青少年的溝通使親子間的關係變的更好，透過青少年的逃家，父母親了解孩子逃家的原因，也了解青少年想表達什麼想法給父母，而經過溝通，青少年明白父母親對自己的期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比其他人還要好的理想，進而體諒父母親對青少年本身過多的壓力與期望，因此雙方透過良好的溝通方式，使彼此間的親子關係改善，也使青少年經過一次的逃家事件後，不會再次輕易的逃家。
六、結論
本研究以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的逃家行為為題目，企圖了解青少年的逃家行為是否會因家庭地位不同而不同，研究過後，筆者認為青少年的逃家行為並不會因家庭地位不同而不同，原因大都是因為和父母有代間問題、本身對外的慾望強烈但被父母禁止、以及同儕間的影響，導致青少年的逃家行為，而這些因素都是大部分文獻都研究過的，但其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相較於一般家庭的青少年，容易在逃家這一偏差行為中迷途知返，而大部分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在初次逃家後，便不再有逃家的行為。在家庭方面，高社經地位家庭相較於一般家庭的父母親，高社經地位家庭父母親顯得較為理性，在面對青少年的逃家行為，父母親以理性的溝通方式與青少年溝通，或是以一種默契的方式來勸告青少年，例如只要不再犯類似的偏差行為，父母便不再過度約束青少年，兩者間達到一種默契的平衡，不同於一般家庭的父母親用打與罵的方式，來懲罰青少年的逃家行為，強迫青少年不得再犯類似的偏差行為，就以這方面來看，高社經地位家庭父母親的理性溝通，容易使青少年在雙方溝通後，不再犯下逃家的偏差行為。在同儕方面，擁有不同類型的朋友是高社經地位家庭與一般家庭的青少年，兩者間的共同點，但兩者受同儕關係的影響卻不同，在面對青少年的逃家行為，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所擁有的同儕，會去了解逃家青少年本身的想法與思慮，雖然會願意幫助青少年逃家，但過程中卻也會規勸和開導青少年重回家中，但只有少部分的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會因同儕的關係，使在逃家過程中的行為更加偏差，因此同儕關係也成為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是否容易迷途知返的關鍵之ㄧ。社會方面，此一因素也是使青少年迷途知返的關鍵，如前所述，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可能因同儕的關係，使逃家過程中的行為更加偏差，但透過社會機制便有可能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導正，如學校的老師、司法機構等，這些都能幫助青少年導正原有的偏差行為。說到底，不論是高社經地位家庭還是一般家庭的青少年，都是有可能會逃家的，逃家原因也是大同小異，但不同的是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較容易從逃家過程中迷途知返，在事後也不容易再發生類似的逃家行為。
本研究中，筆者整理出本研究的難處與缺點，一、要尋找高社經地位家庭中，青少年有逃家的經驗的對象是困難的，在尋找過程中發現，會逃家的高社境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只是佔少數，除了筆者本身認識的朋友外，幾乎都依靠滾雪球的方式來尋找受訪者，而這些少數的受訪者所提供的問題與經驗，可能無法完全解釋和詮釋曾有過逃家行為的高社經地位家庭青少年，他們的心境與想法。二、本研究嘗試訪談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親，但過程中發現此一想法是很難實行的，身為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幾乎都不想將青少年發生的事對外說明，有可能事件被當成是家醜，說出去可能會影響本身的面子，除了一位受訪者臨時失約，才由父母親代為受訪外，其大部份的父母親都是不願接受訪問的。以上這兩點若能突破，說不定更能詮釋高社經地位家庭父母與青少年的想法與心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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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為偏差的型態大致有竊盜、賭博、傷人、恐嚇等。
[2] 離合狀態依序是「離合矛盾」、「趨向於離」、「離的狀態」、「趨向於合」、「離合調整」、「離合平衡」這六種狀態。
[3] 「推力」指的是家庭中父母親的一些行為，讓青少年想離開家，而不願待在家中。
[4] 「拉力」指的是社會上的一些誘惑，如自由、空間，或同儕間的約束和牽絆，把青少年從家中帶出來。
[5] 「外顯」、「內化」為青少年的行為表達方式。「外顯」為逃家、逃學等行為，「內化」為絕望、自殺等念頭。〈吳齊殷，1999〉
[6] 標籤化
即標籤理論，標籤理論植基於符號互動理論，認為犯罪是社會互動的產物。在處理個人之偏差或違法行為時，對行為人加上了壞的標籤，致使行為人不知不覺修正自我印象（自我形象），確認自己為壞人，而社會亦對其予以不良的評價（如歧視），使偏差行為者陷入更嚴重的偏差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