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與「外在」的禁忌-
台灣與西方男同志電影之身分認同差異分析
郭松麟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同志至今仍屬於一種「禁忌」,但「禁忌」也存在「內在」與「外在」的差別,藉由電影文本來比較台灣與西方男同志的「禁忌」差異性,電影不單只有欣賞那樣簡單,電影同時也具備文化情境與電影語言,筆者將透過90年代之今的電影分析與男同志訪談對象進行對話,藉由身邊男同志友人和網路採滾雪球方式增進訪談對象,以文本比較和半結構分析法來驗證「禁忌」是否存在,電影是否還會延伸更多有趣的問題來進行探討,也藉由社會學理論觀點來說明「禁忌」的差異性。在本研究過程中,發現同志議題往往以identity觀點出發,例如傅科所提的「酷兒理論」,很少用高夫曼「劇場隱喻」來看待,筆者發現華人社會電影展現「劇場隱喻」操作自我之特殊性。
「同性戀」(以下稱之為同志)這議題在台灣仍然是屬於「禁忌」的問題,或許是因為台灣深受中國傳宗接代的倫理觀念影響下,同志普遍很難取得他人的認同、公開自己的性向,常常必須為了維護認同安全而製造謊言,因此有著高度的警戒力,成了符號互動論學家高夫曼所提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裡傑出的表演者,他們是如何迎合現今台灣的社會價值生存令筆者產生許多好奇心。當然近年來李安的奧斯卡電影「Brokeback Mountain」和其他大眾傳播的影響下,讓台灣對同志議題多了些關注,也讓筆者想透過近代著名的男同志電影來分析,藉由電影語言比較台灣與西方的認同差異。而促使筆者有這動機的原因或許是因為身邊認識了幾位不錯的男同志朋友,他們也像異性戀一樣渴望著愛情、渴望著結婚、渴望著有個幸福的家,可惜以目前正處於「啟蒙時代」的台灣似乎仍無法認同,也無法跟家人分享這期待,雖然現階段台灣社會各方面觀念與過去相比較為開放,但對待同志的態度仍停留在「假裝不存在,即使有也不承認」的狀態(林麗珊,2003),希望藉由本研究能更深入同志的生活圈,也由於身邊同志友人多為男性,導致研究對象以男同志為主。
為何會想透過電影文本研究台灣同志文化?電影並非只是創作跟觀賞這麼簡單。即使是個人主體性創作,都無法與他的文化背景和創作環境完全割裂。(聞天祥,1999)根據馬克思學派的觀點,電影具備兩種特性,一個是經濟面,另一個則是文化面。然而經濟屬性一但運行於社會就必然與政治律法、價值理念,或是優勢意識形態等有關,這便是文化。(李天鐸,1996)因此同志文化是否與電影能產生共鳴值得探討,還是之間有差異性存在。
首先,筆者近來觀察李安的電影「Brokeback Mountain」和「喜宴」,兩部確實都表達了同志是一種「禁忌」,但其中「禁忌」的取向卻有所差異,也顛覆了華人一般看待西方對同志開明的刻板印象,兩部電影發現到西方強調的是同志本身對identity的重要性,宛如帕深思所提行動者具有一個內化[1]的角色,(Philip Smith,2004)同志身份是否涉及到人格尊嚴問題,或者可能因文化環境影響人格心理,羅馬書中保羅曾寫到同性戀行為是不被允許的,(湯瑪斯•施密德,2001)同性戀行為否定了人格認同,一種偏向於「內在禁忌」的矛盾困境,而近代傅柯的酷兒(化)理論(queer(ing) theory)也正為男同志爭取認同價值,建立一個真正多元價值觀;而在華人男同志社會裡,同志身份反而是自我呈現的表現方式來迎合社會,宛如高夫曼「劇場隱喻」般台前是異性戀、台後回歸自我同志身份,一種偏向於「外在禁忌」般的掩飾自己,當然西方也有這方面的特色,而「禁忌」有所區分來自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正是筆者問題核心。
透過這項研究除了可以了解他們是如何發現自我的性向,如何找到不用隱藏自我的空間,是否在哪樣的環境或對象肯表明身分,找到可以認識真正自我的方式過程,以及往後或現今是否有出櫃的打算,了解在台灣社會與西方不同文化情境下,比較男同志「禁忌」的差異性,並希望藉由這份研究往後能作為參考的依據。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發達的現今社會,同志比以往多了更多管道來認識自我及建立人際關係,同志議題比起以往更受關注,社會漸漸懂得包容及尊重。雖然同志早期被當作是一種病態[2],也曾經被媒體給誇大報導,導致現在同志仍然被「污名化」[3]。本研究分五大面向,我們最主要是先認識什麼叫同性戀,透過社會學理論觀點來探討「禁忌」,再藉由台灣與西方的電影作為切入點,比較台灣社會與西方的男同志電影來探討「禁忌」取向。
「同性戀是指一個無論在性愛、心理、感情及社交上的興趣,其主要對象均為同性別的人,即使這樣的興趣並未由外顯行為中表露出來。」(林惠玲,2006)以我國醫學角度來定義同性戀,同性戀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1) 必須是身心成熟以後的成年人(我國以二十五歲為基準)。
(2) 性幻想的對象限定於同性。
換言之,在二十五歲以上,以同性為性幻想對象的人,便稱之為同性戀者。而
而在西方文化中的同性戀中,(轉引自安爾尼•紀登斯,2003)肯尼斯•普魯莫(Kenneth Plummer)將西方文化中同性戀大略分為四種類型:
(1) 偶然型同性戀(casual homosexuality):指的是有過同性戀經驗,但並非是一生性生活的全部。
(2) 情境性的活動(situated activities):在特定環境下產生同性戀行為,並非成為個人主要偏好。如在監獄或軍營裡,由於在該情境下缺乏異性導致同性戀思維,藉由同性作為異性的替代關係。
(3) 人格化的同性戀(personalized
homosexuality):則只對同性戀有所偏好,但對這類行為群體有明顯的隔閡,成了秘密活動,對身邊的人必須隱瞞。
(4) 暴露型同性戀:將同性戀行為看作生活方式,藉由出櫃表明自己的身分,與相關類似性品味者建立聯繫,成為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不難發現西方偏重於透過行為來判定性向,當然現今有很多研究者會透過行為或心理來分析同性戀這名詞,(彭懷真,1983)就曾把同性戀中歸類出四種「假同性戀」,雖然方便提供往後研究作參考,不過是否也會產生污名或標籤化也是值得探討的。
說到「同性戀」這名詞,想必許多研究過社會學的人都會聯想到社會學家傅柯的「酷兒理論」,但筆者也發現符號互動論學家高夫曼所提的「劇場隱喻」正說明同志在異性戀社會體制下必須透過掩飾自己來迎合社會,以下筆者將說明理論並探討「禁忌」的差異。
(1) 傅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主要企圖打破異性戀與同性戀的二分法,將「同性戀性慾」視為一種文化產物,拒絕在「異性常規化」所宰制並同化,顛覆所有社會標準和價值,將貶抑意涵轉化為積極的自我認同。(陳瀅巧,2006;譚馨•史帕哥,2002)消除「內在禁忌」與「外在禁忌」的困境,讓「同性戀性慾」者能認同自我價值外,也能讓自己不再隱藏自己取得社會認同,揮別過去社會標準來換取多元文化的並存。
(2) 高夫曼-劇場隱喻(dramaturgical
metaphor):高夫曼將行動者看成「正在扮演一個角色」,具有「角色距離」(role distance),人們在後台(backstage)區域從事觀眾看不到的,但是對前台(frontstage)的順利演出是非常重要的。(Philip Smith,2004)宛如異性戀社會中,同志透過掩飾自己性慾來消除身處文化情境下的「外在禁忌」,如在華人社會裡必須遵守家庭倫裡來掩飾自我,與西方所存有的「內在禁忌」具差異性,而「劇場隱喻」可能會隨著同志本身「出櫃」有所擴散。
說正經的,偉同你也老大不小了,怎麼還沒有結婚的打算?老爸由大陸一個人到台灣,就你這麼一個寶貝兒子,不急死皇帝急死太監,你也別太性格了,是吧!(轉引自李安、馮光遠,1993)
在華人社會中,至古以來重視「家」的傳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宗觀念更是帶給男同志極大的婚姻壓力,根據郭洪國雄在1994年針對216位男同志作調查,發現有68%尚未在父母前出櫃[4],反應出在傳統的約束下同志多半選擇低調不願公開(轉引自畢恆達,2003),必須壓抑自己的性向迎合異性戀社會,R.W.Connell(2007)表示同志不論在個人或結構層面都被貶抑於父權體制下,其身體自主權必須配合父權與異性戀政權下運作,形成所謂的男女二分法強化性別彼此間的差異給予歧視合理化。隨著近代西方社會開始爭取同志人權,一直以西方為學習對象的華人社會也開始重視這議題,而近年來能發現到台灣同志電影的興起(參照表1),按照表1推測同志議題隨著年代轉變的差異性,也讓社會大眾重新看待台灣同志文化。
表1:台灣同志電影發展
年份 |
電影名稱 |
導演 |
1993 |
喜宴 |
李安 |
1994 |
愛情萬歲 |
蔡明亮 |
1996 |
孽子 |
虞堪平 |
1997 |
美麗在唱歌 |
林正盛 / 柯淑卿 |
1999 |
美麗少年 |
陳俊志 |
2000 |
雙鐲 |
黃玉珊 |
2001 |
藍色大門 |
易智言 |
2002 |
童女之舞 |
曹瑞原 |
2003 |
飛躍情海 |
王毓雅 |
2004 |
十七歲的天空 |
陳映蓉 |
2004 |
豔光四射歌舞團 |
周美玲 |
2005 |
孤戀花 |
曹瑞原 |
2006 |
當我們同在一起 |
于中中 |
2006 |
盛夏光年 |
陳正道 |
2007 |
愛麗絲的鏡子 |
姚宏易 |
2007 |
刺青 |
周美玲 |
電影《盛夏光年》中,內容主要在詮釋同志喜歡異男(異性戀男性的簡稱)之間的內心困惑與掙扎,考驗同志面對友情與愛情間的選擇,主角康正行正詮釋壓抑自我的角色,生長在嚴格的家庭結構裡,變得不敢面對性向愛男生的事實,到後來才鼓起勇氣跟他暗戀已久的男生表白,畏懼的是對方不把他當成朋友,不難發現出櫃畏懼的是遭社會群體拋棄,但當中康正行並沒有產生「內在禁忌」而否定自己,反倒如「劇場隱喻」般掩飾自己,而演員張孝詮在劇中一句話值得社會反思,便是「沒有人是應該要孤獨的」,反應出同志在當下環境依然存在於封閉的空間裡,社會應該給予尊重及關懷。現今台灣不但學校紛紛成立同志社團,社會團體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也在過去開始給予協助,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義工也發現打來的除了有同志本身、也有已發現孩子同志身份的父母親,電話內容也發現多半打來因素在於刻板印象的混淆,也證明尊重多元文化的缺失,以及傳統家庭觀念傳宗接代的存在(黃心怡,2003)。李安《喜宴》裡就證明中國傳宗接代的理念,主角偉同因父母逼婚而計畫與威威用假結婚來矇騙,不過後來假戲真做使威威因洞房而懷孕,男友賽門得知氣急敗壞,偉同與賽門在一斷爭吵中其實就讓父親知道這是一場騙局,父親因而差點中風送醫治療,偉同也因壓力太大在醫院跟母親表明身分,但兩人其實都被父親蒙在鼓裡,父親也在最後承認偉同與賽門在一起的事實並行中國禮儀,(李安、馮光遠,1993)在過去中國古代的男性只要娶妻生子,完成傳承香火的責任,不違反家庭倫理的同性性行為並未特別受到譴責,(陳瀅巧,2006)也把華人強調『家』的理念呈現出來,成了一種巧妙的包容掩飾,與香港電影《海南雞飯》產生共鳴,而承襲《海南雞飯》和《盛夏光年》三部片其實發現到女性角色的重要性,是否同志對異性出櫃機率比同性之間來的高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海南雞飯》內容則描寫新加坡的一個單親家庭中,珍(張艾嘉 飾)由於遭先生的遺棄,一手扶養三個孩子,也堅持祖傳秘方開了家海南雞肉飯館。時間的流逝,也漸漸發現他兩個大兒子Daniel和Harry都是同性戀,因而害怕唯一聽話乖巧的小兒子Leo也是同性戀,於是開始展開性傾向改變計劃,與金水(甄文達 飾)協商介紹一位法國交換學生Sabine入住珍一家人的家中,藉機使Leo跟Sabine相戀。但經過一次一夕糊塗風流後,Leo似乎在那過程更確定自己是個同性戀者,依然想著他的初戀男同學Batman,直到Batman出國留學,他更加捨不得地落淚,因而不敢面對母親珍,珍得知這消息差點氣壞,一個家庭應有的愛在那剎那之間差點消失,此時Sabine和金水巧妙的安排及開導,珍漸漸選擇面對和接受,在最後廚藝比賽中,吃了兒子親手作的料理海南鴨飯感動,成功地成為一位現代的母親和她三個孩子找回家中差點失去的愛,從影片裡能看見同志性向轉變並非能輕鬆達成的,傅科曾指出同性性慾由肛交行為轉換為一種內在心靈雌雄同體(譚馨•史帕哥,2002),而leo的內在將同性定為雌雄同體的對象,這也可能涉及到個人的性別選擇。而很巧的是與李安《喜宴》皆反應出傳統家庭並非採高壓手段來處理,採用隱瞞這事實維持家庭關係,更驗證了高夫曼的「劇場隱喻」。
而近期的電影《十七歲的天空》和《當我們同在一起 GO GO G-BOYS》則採輕鬆喜劇的方式帶領觀眾進入同志世界,想讓觀眾能擺脫刻板印象來省思愛人的權利,雖然華人社會給人的印象是保守嚴謹的刻板印象,但有趣的是近年來華人電影開始出現許多同志相關議題的電影和小說,不但沒有引起爭議,甚至還頻頻得獎[5],許多相關學術研究似乎也開始建立某種正當性(林賢修,1997)。前台北市長馬英九曾在同志影像暨藝術展寫下:「同志運動,你的名字叫做多元文化與人權保障」,藝人阿妹也在同志運動中表示:「愛是無國界的、無性別的,只要彼此有愛,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洪文龍,2004)。
總結以上幾部電影,歸納出以下特點:
(1) 「內在禁忌」的不存在:在電影文本中,片中同志並無否定自我人格。
(2) 「外在禁忌」的必要性:掩飾身分迎合異性戀社會,配合文化情境下的運作。
(3) 非採高壓手段處理:父母最終認同身分,並給予包容掩飾。
反觀西方男同志電影,而研究範圍主要以歐洲與北美為主,說到西方文化給華人的印象是熱情奔放和開放的國家,不過過去西方對同志並非是小事一樁,肛交在文藝復興時期曾受到教會譴責與法律禁止,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黨掌權時,將異於日耳曼民族的不同種族、社會群體加以區別,男同性戀的記號便是粉紅色三角形(pink triangle),後來在70年代的美國在同志運動中作為精神象徵以紀念當時的迫害。(譚馨•史帕哥,2002)當然西方各國看待同志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同性戀在英美被視為淫亂罪,但卻在荷蘭和法國是合法的,與早期宗教和文化特色具有相關性,(唐佑之,2007)筆者也隨機抽樣西方幾部電影做分析,發現西方國家也會因該國的文化情境而有所差異。
《費城》和《天雷勾動地火》則描寫美國的同志情境,《費城》內容則描寫安迪(湯姆•漢克斯飾)是費城一家大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起先由於工作能力備受老闆肯定而有升遷的可能,但後來老闆知道他的同志身份並患有愛滋而因此解雇他,安迪也請他的祖(丹佐•華盛頓飾)做律師打算提出控告,老闆藉由「內在禁忌」來否定安迪的人格特質,影片裡捍衛人權及尊嚴的理念也十分鮮明,西方社會愈來愈多人認為,性早已非關道德,性是人權問題,尤其是美國文化的發展(湯瑪斯•施密德,2001),也似乎反應同志應該要站出來捍衛自身權力。《天雷勾動地火》則偏向於輕鬆逗趣的喜劇,導演以自身是同志的觀點來描寫同志夜生活的情境,劇中兩人本來只想一夜情,到後來發現其實兩人感情可以更長久,愛情就如該名《天雷勾動地火》般,打破同志生活並非滿足肉慾的刻板印象,而是一般心靈上的相互吸引。
《我的夏日戀曲》則描寫在德國一場划船比賽,阿比和阿森起初是很要好的麻吉,但阿比其實早已對阿森有了感情,卻必須掩飾身分來跟異性談戀愛,除了產生「內在禁忌」的困惑與衝突外,也必須透過與異性交往來滿足「外在禁忌」,但也因為在受訓過程中認識了敵方團隊「酷兒衝鋒隊」而開始重新檢視自己的性向,壓抑自我迎合異性戀的「外在禁忌」似乎成了很多同志片表達的核心點,米德就曾對自我提出兩個概念:主我(自發與創造性)與客我(具知覺,顧慮並採納他人意見和態度),(吳逸驊,2004)同志片中客我似乎常壓抑主我,在社會化下人必須遵循那份情境,而該片與加拿大的《C.R.A.Z.Y. 愛瘋狂》和李安的《Brokeback Mountain》相互輝映。《C.R.A.Z.Y. 愛瘋狂》就以一名同志由於父權家庭結構而壓抑身分,「玻璃」這名詞在家庭裡成了一種否定人格的「內在禁忌」,主角也因生日在聖誕節,曾表示討厭聖誕節,因為老是得不到想要的東西,是否也反應宗教保守派對同志行為的否定,無法在神的面前誠實面對自己,由於聖經在大部分西方人是道德標準的來源,在利未記和羅馬書等等經文部分保守信徒解讀為神不喜悅同志,同志是一種錯誤的性行為,(湯瑪斯•施密德,2001)但聖經曾說過神愛世人,不能否認確實是存在這世上的社會事實,而該片中主角後來出櫃而遭父親趕出家門,經過長期的獨自旅行似乎也發現生命的尊貴和自我的渴望,後來父親才慢慢接受他的身分,隨著年代的轉變看得出對同志包容度的差異性,「內在禁忌」漸漸因人權問題而獲得釋放。
在西方男同志電影文本中也有特例,由於年代、宗教、文化情境的差異性而影響對同志人格的認同,法國的《巧克力男孩》大膽呈現同志愛意,看不到所謂的「內在禁忌」與「外在禁忌」,描述主角在尋父的旅程中遇到許多人的幫助,而幫助他的人宛如家人般,「愛」成了電影的強調核心,正如我們常聽到的「愛能夠包容一切」。
總結以上幾部電影,歸納出以下特點:
(1) 「內在禁忌」的部份存在:雖然年代的轉變和人權的抬頭逐漸開放,但部分西方「內在禁忌」依然存在。
(2) 「外在禁忌」的部份存在:如同上述,部份文化因「內在禁忌」存在而有所並存。
(3) 打破刻板印象,釐清西方開放非全然:過去西方曾採高壓手段否定同志行為,由於西方比起過去人權意識的抬頭使「內在禁忌」得到紓解,但「內在禁忌」仍然存在,但文化情境影響差異也是必須強調的重點。
台灣與西方男同志電影最大差別在於台灣具有中國至古以來「傳宗接代」理念,必須迎合家庭倫理的背景進行「劇場隱喻」來滿足情境需求,並無對身分認同強烈否定。西方男同志電影則表現過去與現在身分認同的衝突與困惑,因而透過「劇場隱喻」來加以掩飾,透過人權問題來反駁「內在禁忌」的枷鎖。
對象主要針對身邊及網路的男同志為主,透過網路交友方式來找尋訪談對象,藉由同志朋友滾雪球方式來擴散受訪對象,以不同年齡層男同志為主。
本研究將採文本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也稱之為文獻分析法,藉由蒐集相關期刊、書籍、論文、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及報刊雜誌的報導文件,以進行比較分析,進而可能瞭解發生的原因與結果。筆者透過電影文本來比較分析台灣與西方男同志「禁忌」取向,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來驗證電影文本認同之差異性,主要以實際面對面與網路來進行訪談,而所謂的半結構便是筆者根據訪談大綱針對不同訪談對象對話進行分析(引自於劉嘉樺,2004)。
主要藉由電影文本為基礎,透過台灣與西方男同志電影比較分析歸納出「內在禁忌」與「外在禁忌」之間的差異,藉由訪談來驗證電影文本所表達的文化情境與「禁忌」問題,初步的訪談架構主要分以下幾點:
(1) 「同志」在台灣社會中是否如同男同志電影產生共鳴?有哪些?
(2) 是否認同台灣男同志電影?哪部所表達的哪點具有感同身受呢?
(3) 「同志」在剛開始發現自己性向時,是否會如西方男同志電影般產生「內在禁忌」的困惑,不認同自我價值?
(4) 是否有在父母面前「出櫃」?若有那父母會跟著「入櫃」嗎?父母對於這身分採什麼樣的態度因應?若沒有將來有打算「出櫃」嗎?
(5) 是否願意在台灣這社會突破「外在禁忌」?原因何在?
(6) 你認為台灣目前對「同志」議題是否開明?原因是?
其次,在訪談過程中,筆者會採面談錄音方式來編寫逐字稿,來佐證這項研究。根據以上的文獻回顧當然除了比較台灣與西方的「禁忌」差異外,主要也是想確定電影文本是否能驗證同志經驗取得認同?
訪談者共有十位,筆者並曾透過網路聊天室與交友網和網友進行對話交流,從中發現皆為高夫曼所詮釋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裡傑出的表演者,前台是異性戀社會的舞台、後台則是圈內情感社會,與「家庭接受度」和「人際接受度」具相關性,隨著兩者接受度高低來影響「演技」,迎合異性戀社會的舞台防止「演技出錯」,其中受訪者表示「獨子」尷尬角色更是加深「傳宗接代」的演出,不分地區具「獨子」身分的受訪者表示對未來「結婚生子」的戲碼常感到困惑與擔憂,「傳統保守觀念」家庭與「獨子」尷尬角色加深「外在禁忌」的束縛成為傑出的「演員」,當中與多位受訪者討論有關「內在禁忌」時,發現普遍受訪者非如西方男同志電影般產生否定本身同志角色,皆能接受本身喜歡男生的事實,但同時也在意他人的眼光,在進行演出時藉機測試「異性戀觀眾」是否能認同同志,方能放下「外在禁忌」找回原有的自我,而有趣的是在與受訪者訪談過程,受訪者初次出櫃性別對象女性佔大多數。
在台灣男同志電影部份,電影在多位受訪者眼中具備「慰藉」與「認同」兩種元素,如「盛夏光年」勾起受訪者過去暗戀異男友人的過程,過程中對同志身分充滿困惑與不確定性,「喜宴」更是詮釋受訪者出生長於保守家庭與尷尬角色下「演出」的疲憊,當中有受訪者表示電影處理手法過於理想化與戲劇化,也有受訪者認為電影具有「慰藉」效果,能讓社會大眾明白「異性戀舞台下的辛酸」並提升接受度,李安電影更是獲得多數受訪者「認同」,巧妙將人生哲理與同志文化做結合,不論西片「Brokeback Mountain」或華人「喜宴」均可讓觀眾看到同志壓抑情感的掙扎與文化差異下「家」的傳統理念、社會化產生的「舞台」進行交錯結合,促使腳本不單以同志作出發點,而是從中探討更多社會議題來使觀眾挖掘與認同。
透過與受訪者討論,針對訪談大綱歸類分析出以下幾點作說明,並根據錄音帶撰寫逐字稿呈現如下列幾點:
Q:「想問是否在台灣社會表現出突破外在禁忌,比如說像與另一伴大庭廣眾下牽手做出親密互動?」
A先生:「在大庭廣眾下還是會有一點彆扭,可能私底下比較放得開,因為別人還是會投於異樣的眼光。」(
D先生:「不會,因為不想讓自己做了這件事成為其他人茶餘飯後的笑話,因為不想被人指指點點,也擔心因此失去朋友跟親人,與迎合異性戀社會有很大因素。」(
H先生:「覺得做自己就好,但我很注意其他的眼光,可是我更注重自己的感覺,所以我不希望他人眼光限制住自己的感覺,若身旁有支持我朋友的人才會毫不忌諱,若只有我跟我男朋友兩人還是會有點障礙。」(
I同學:「多多少少還是會在意,不過上次去逛夜市看到有兩位同志手牽手,但群眾不是祝福而是看到異類般,而且之前我圈內朋友在二二八公園手牽手還被別人打,真的超誇張的,所以在台灣還是要掩飾才行。最近我去打工的地方,老闆也因為是信法什麼功的團體,之前居然跟我說若我是同志就不錄用我的話,讓我現在上班都一直有壓力,還要故意裝MAN,難道宗教要限制愛人的權利嗎?感覺真的很沒自由。」(
根據以上受訪者成陳述,可以感受到壓抑依然存在,畏懼週遭親友的排斥,仍然必須掩飾表演出「性別角色」來迎合異性戀社會,而讓筆者發現到有趣的現象,由I同學的描述能發現宗教具備內化人心的效果,當然宗教固然有勸人為善、心靈依靠的優點,但部分教條限制人基本去追求愛的權利似乎顯得有點不公,I同學表示必須刻意提升「陽剛氣質」來降低質疑,Allan Johnson(2008)指出女性「陰柔特質」與「男性陽剛」特質為社會控制有利的武器維繫了父權秩序,使男性主導支配合理化,同志關係對父權體制存有潛在的威脅。當中也有受訪者表示週遭友人會因朋友關係放下過去的偏見與謬誤,或者社會接受度高的情況下給予包容與支持,其仍佔少數受訪者。簡而言之,其出櫃指數會隨著該環境或場域的「集體信念」而有所影響,期盼同志非被異性戀社會給予「區隔污名化」,而能拋開「性別角色」氣質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與性向。
Q:「當你剛開始發現自己性向時,是否像西方電影有否定自己的價值、不認同自己?就以你觀點而言。」
A先生:「剛開始的話,就是在小時候發現大概國小國中的時候,會不知這是什麼狀況,好像覺得自己與別人不一樣,別人喜歡的都是女生,但自己好像似乎對男生比較有感覺,會覺得長大以後會慢慢想很多,好像會擔心別人的一些看法之類的,好像似乎會選擇壓抑自己。」
(
B先生:「我很認同自己的行為阿!就像你喜歡吃飯的意思阿,有些人喜歡吃飯、有些人喜歡吃麵,我只是喜歡男生而已阿!」(
C同學:「我不會,但是我不知怎麼跟別人說,可能就是覺得我就是喜歡男生,但面對別人我是沒辦法跟他說的,可是我也不會想說怎麼辦我為什麼喜歡男生。」(
H先生:「我覺得我這方面還滿幸運的,當我發現我對男生有好感時一點疑慮也沒有,馬上就接受。其實我國中時候會接受自己的性向跟性別角色,但國中時期大部分的人是不接受,那時候沒有什麼內部的問題在,我覺得我可以很接受自己,可能他人會稍微影響我一下,可是我後來還是覺得自己做自己,到了高中時期遇到一群很好朋友,他們也都接受我使我更肯定自己,內在是沒什麼問題,外在也過得很開心。」(
如同上述,受訪者均能認同自己的身分與行為,無如西方電影般產生「內在禁忌」,部分起先會產生遲疑,其遲疑度也會因個人環境中「群體排斥性」高低而影響,會認為喜歡的對象只是生理不同,愛情渴望如異性戀般自由追求,非侷限於狹小的空間裡,更期盼能獲得社會大眾支持與包容。
Q:「想請問是否有在父母面前表示身分嗎?」
A先生:「其實我一直有在想這問題,但因為本身是家裡獨子關係,加上父母觀念比較傳統,女大當嫁、男大當婚,不免就是生個小孩傳宗接代。」(
E同學:「算一半一半吧!那次出櫃原因為感情因素,臨時找不到誰哭訴就找我媽這樣子,後來我家裡的人意思是說要我當完兵結婚,希望我不要是同志。由於家族關係,盡量掩飾等遇到了再說。」(
H先生:「我沒有親口開口說過,但我想我母親應該知道,因為我房間三不五時會出現同志書籍,我覺得她多少心裡有數,而且我也曾經跟她說過我不是很想結婚、不想生小孩,但相對我父親,我父親是一個有傳統觀念的人,所以他覺得我應該要結婚生小孩傳遞香火,可是我母親當她知道我不想結婚時,她講了一句話說要我管好自己過得開心就好,其實覺得這句話包括很多意思,我猜她應該知道,她也沒有說破。如果我母親問起我會想跟她出櫃,但父親的話可能會一直否認,畢竟我父親傳統觀念比較重,除非有一天我確定他很認同才考慮跟他承認。」(
在與受訪者進行訪談後,也曾找時間
Q:「那你是否認同台灣男同志電影呢?哪些情節會讓你感同身受,跟現實生活中一樣?」
F同學:「還滿認同的,因為就還滿好看的,像盛夏光年就還滿好看的,且跟生活也滿貼近,裡面所表達喜歡一個人卻不確定他是不是同志,這點就跟我們有點共鳴,像我們常常喜歡身邊朋友同學,可是怕只把你當朋友,這是滿壓抑的部份,很怕沒講永遠沒機會,但講了也怕影響之後的友誼,很多人會覺得乾脆不要講,不要冒這風險破壞友誼,這也是滿無奈的地方。」(
J同學:「部分認同,像李安的電影喜宴就把台灣華人結婚生子的觀念詮釋的很好,像我就是獨子,上面有兩個姐姐,我父親還是個軍人,必須傳宗接代渴望找個女生假結婚生小孩。至於為什麼部分認同,因為有些電影真的太理想化,父母真的願意包容子女的佔少數,大家都要演給社會看,必須假裝自己喜歡女生。」(
回歸於最初的假設,對同志而言異性戀的舞台與傳宗接代的戲碼仍困擾著同志情感流露,擔憂集體信念會給予否定身分而摧毀彼此關係,導致「集體排他性」產生,從中也與I同學和F同學各別複訪,以及與網友討論發現「媒體再現」扮重要角色,I同學表示新聞媒體就曾將同志污名,使父母對同志更加深偏見與誤解,同志諮詢熱線發言人許欣瑞也表示,媒體報導對於同志案件用刻板印象加上標籤,不旦對同志並不公平,也讓更多同志不敢出櫃,如蘋果日報
我們都活在性「別」角色中,一套看不到的文化體制影響著我們的「信念」與「性別氣質」,同性之間的愛在異性戀社會視為病態影響著我們的「感覺」,進而產生經驗的謬誤與誤解不斷給予「標籤再生產」,忽略了人最基本的「身體自主權」與戀愛自由,而那些被框架標籤的人必須躲在後台來尋找情感空間,預設若身處同性戀社會體制中異性戀又如何被看待,期盼社會能「報喜不報憂」的方式來同理同志,從根本的教育與傳媒、宣導活動工作坊等等來修正「信念」,有助於落實多元文化精神與增進「家庭接受度」和社會接納,期待台灣能如同電影《I Now Pronounce You Chuck And Larry》中兩位男性手牽手展現愛意,非抗議與支持兩邊相互叫囂,而是給予相愛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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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代稱 |
年齡 |
學歷 |
居住地 |
備註 |
A先生 |
21 |
大學畢 |
台北 |
獨子 |
B先生 |
22 |
大學畢 |
台中 |
|
C同學 |
24 |
碩士生 |
雲林 |
|
D先生 |
34 |
大學畢 |
桃園 |
|
E同學 |
19 |
四技生 |
嘉義 |
獨子 |
F同學 |
20 |
大學生 |
台中 |
獨子 |
G同學 |
16 |
高中生 |
嘉義 |
|
H先生 |
18 |
高中畢 |
高雄 |
|
I同學 |
22 |
大學生 |
台南 |
|
J同學 |
23 |
大學生 |
南投 |
獨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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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化(Internalizations):一個人將外在世界的內射部份加以組織,並成為心理上有意義的架構。
[2]同性戀(Homosexual):早期性醫學為同性戀者所下的「病理性定義」,但
[3]高夫曼(E.Goffman)是最早把「stigma」的概念用在社會科學作分析的社會學家,考諸「污名」(stigma)一辭源自希臘,原指被道德規範認定為不正常或不好的身體徵候(bodily signs),高夫曼將之界定為「一種身以為恥的屬性(attribute)」,但並非此屬性本身造成污名,污名是「屬性與刻板印象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鄭美里,1997)依據高夫曼的界定,「同性戀」之所以會污名化是因為異性戀社會對其充滿著刻板印象,或者說,就異性戀的霸權而言,「同性戀」是被異性戀社會之道德規範認定為不正常或不好的身體徵候,而這個「道德規範的認定」就是刻板印象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