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的學術評鑑指標與知識生產
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紀佩君
前言
「選擇加入全球化這股潮流，不一定會贏，但是抗拒這股潮流必定會輸。」麻省理工學院知名學者梭羅曾在《勇者致富》一書中這麼說。因此在全球化發展之下，不但國家經濟邁入全球經濟競爭的局面，高等教育也在國家能力的提昇之下競爭著學術能力，由國家的引導進入國際的競爭場域。教育部積極鼓勵大學校院提昇國際化，除了將國際化指標列入大學校務評鑑指標之外，更積極鼓勵各校推動相關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發展計畫，各校多項辦理成效已逐漸顯現國內的高等教育希望能夠進入國際的隊伍，成為有競爭性、有知名度的國際級學校。以這樣的前提為教育的導向，國家不但對學校學生有國際視野的措施，對於師資部分也開始有國際化的要求。目前所謂國際化粗略的表現，在於使用SSCI作為大學教師研究成果評鑑的指標，然而，這樣的指標表面上看來是國際化的導向，可以讓教師儘可能在一個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有關台灣研究的論文，但是卻也忽略SSCI只是英語世界的索引指標之一，那麼對於大學教師研究成果評鑑是不是真的可以代表國際化呢？對此應有深刻的反省，並且對指標有所保留，如此作為並不是單純地反抗現有的體制，而是希望我們高等教育在真正邁入國際化的途徑之時，不要誤將英語化視為國際化。
大學教師的研究成果需要有評鑑的制度，又學術評鑑雖然有許多的弊端，很多部分都無法盡善盡美，但確是一個必要存在的惡，那麼這一種必須存在之惡的評鑑就不能夠因為制式化的指標來作為好與不好的研究表現。只是為了能夠讓學術場域中有位階差序的衡量指標，大學教師的研究成果評鑑就必須存在。然而，研究成果指標的選定一直以來就有許多的意見，今天在英語世界的霸權之下，我們選擇了SSCI作為一種指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有一個指標總比沒有指標好。不過這樣的想法卻又是可以被懷疑的，因為既然要有一個指標來評定大學教師的研究成果，似乎選擇一個公正、較不受到質疑的制度會是比較長久性的考量。SSCI並不是不公正，只是它是英語世界的資料庫索引，其目標並不是在作為研究成果的衡量，更何況它只是英語世界的索引資料庫之一，沒有收納其他語言的重要期刊論文，所以其他語言的重要論研究成果並無法受到重視。這顯現出SSCI對於其它語言重要的論文有忽略之處。另外，我們從量的角度來看，並不是索引次數越多的論文就是代表相當傑出的研究成果，徵引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例子來看，當初1923年班雅明最後一次嘗試應徵大學教職時，寫了一篇教授資格論文，也就是後來評價極高的《德國哀劇的起源》，當初法蘭克福大學撤回他的論文，被撤回的理由之一是因為敘述太過艱深，也就是看不懂，當初的評審科尼流斯(Hans Cornelius)還找了霍克海姆來幫忙，霍克海姆也說看不懂。在這樣的例子中其實可以了解到，人文社會科學這樣的學科，有些時候太過艱深的、有價值的論文並不一定可以讓人輕易理解。不容易理解也就不太可能被引用，甚至在論文題目不是相當受歡迎時，也不容易被引用，所以引用的次數並不能夠完全代表一篇論文的價值，其實不只是教授的研究論文如此，現在研究生所寫的論文也是因為論文題目收歡迎而有較多的引用次數，所以教授的研究論文的引用次數也就不能代表一個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價值。總之，計量的多寡只是參考，如果太認真對待，將之視為評鑑一篇論文的研究成果就太可惜了。
試著想想，在買一雙好鞋的時候，購買者會注意鞋子的組成成分、剪裁方式，最重要的是要穿的下、走的舒服。既然在評價一雙所謂的好鞋時，必須注意到內在與外在兼顧的品質，那麼評鑑一位教師，又如何能用簡單的期刊論文生產來判斷呢?作為學術的生產者都應該知道對於學術不能馬虎，而且學術並不應該是倉促了事的，那現在以時間為主要的限制，要學者在一定的時間內發表論文實在不妥，如此一來，非旦沒有辦法深入問題核心，也無法有精緻的思路與思考來面對研究的問題。有些重要的學者一生只出一兩本書，那書的精華就是作者思索了許多年而成就的。在台灣的學術場域，學者花了許多年完成一本書籍，卻可以影響後世許多人，是否應該將這樣的書籍之重要性提升，高過於不成熟的期刊論文?或許這對於學術的敬重，會使學者不在迫於時間的壓力與升等的壓力，謹慎對待自己的研究，同時也讓學生學習到避免速食文化，只要求快而忘卻品質的重要。
再說現今學術界的分工越來越細，各門學問之間的差異性也日益擴大，學術評鑑也應該就不同的學術而有不同的制度標準，如果要一綱多量，也容易造成不公，尤其各個大學的學門比重不同，如果用同一個計量標準，可能使得大學教師的研究成果評判標準會失去效果。所以，學術評鑑在形式上與內容都應該詳細的考量，不要因為礙於行政程序上的麻煩而使學術評鑑成為撻伐標的。
布爾迪厄的觀點與學術評鑑
布爾迪厄探討行動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是透過場域這個概念工具來完成的，這是他的理論核心概念之一，只是在強調場域的概念時，是要實現從關係的角度進行思考，並不是以實證主義的觀點來說明。
一、場域的意義與運作
布爾迪厄以場域或是社會空間的概念代替「社會」這空洞的概念，而且場域這概念必須以系統的方式來理解，因為任何概念必須以系統的方式在經驗中發生作用，任何的概念的意涵都來自各種關係，只有在關係的系統中，這些概念才會獲得真正的意義。所以我們對於場域這種概念就必須從關係的角度來理解，這關係是社會世界中存在的各種關係，但它不是行動者間的互動、或是個人間相互主體性的聯繫，而是像馬克思所謂的，獨立於個人意識和意志而存在的客觀關係。
此外，場域被布爾迪厄定義為不同社會位置間的客體關係所構成的網絡或結構。場域其實就是市場，其中流通著各式各樣的資本，場域的特色是鬥爭，而鬥爭是為了追求各種資本。場域是權力關係的核心，馬克思將權力化約為生產工具的爭奪，布爾迪厄則認為不同的場域有著各自的權力關係，不同的權力關係又和不同場域和資本的形式相關，權力因此是一種多面向的概念，它可在特殊的場域的社會關係活動中被發覺。所以，對布爾迪厄而言，場域就是由客觀的、歷史的不同位置間關係所構成，這些位置是聯繫著某種權力或資本。在這個空間中，行動者根據他們在這個空間的位置，以及可以掌握的資源與利益進行爭奪或鬥爭。對此，布爾迪厄認為場域就像一個磁場，這個磁場是權力軌道、或是各種客觀力量所構成的系統，是某種被賦予了特定引力的關係構造，這種引力會加在客體和行動者身上。在某一既定時間裡，行動主體體系決定其特定的結構；反過來每一個行動主體，亦由其在場域中的特定位置來界定，由此產生其位置的屬性。
場域的運作被其構成產生影響。場域是由各種客觀關係組成，每個行動者會根據它們所佔據的位置與資本在場域中進行爭奪與鬥爭。因此場域雖各有其控制的原則與特定的價值觀，但場域有一個共通的特性，就是衝突與競爭。而這些衝突、競爭、鬥爭卻是維持或改變場域構造的動力。而行動者根據其所佔據位置的利益與資本，曾企圖去對他們的行動者，施以策略來保證其位置的穩固，因為他們所持的資本只有在這個場域中才有效力。由於這種場域中各種力量的拉扯，造成場域內部的運作，形成一種不穩定的穩定性和穩定的不穩定性。
布爾迪厄也曾指出場域還是力量關係，因為場域的關係形式，場域中各個位置與力量間的不均衡，所以也造成行動者之間的鬥爭和競爭，結果要不是維持著原先的場域，不然就是場域的改變。因為這種差異、不均衡，使得各個場域都有其特定的資本，而場域的運作的工具就是這些資本，行動者就是透過每一個場域不同的特定資本，去鞏固他們的位置和利益，或是拿來作為進行爭奪的武器。
從場域觀點來作為學術場域的觀察基點，可以了解到學術場域也是種權力鬥爭的市場，在這場域中所流通的資本不但是文化資本、象徵資本，以及制度性的資本，這些資本的擁有就是各個學術研究者必須彼此相互爭取權力的焦點，學術研究者往往知道自己的學術位置與學術資本為何，為了在這個學術場中，可以擁有更進一步位置與學術資本，學術研究者彼此間也進行著鬥爭，當然這樣的爭奪之戰在表面上並不會很明顯的表現出來，總是以一種學術研究的切磋在進行著鬥爭。而學術評鑑是唯一可以讓這些爭奪與鬥爭白熱化的機制，學術研究者可以藉此讓自己的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更加確定，並使學術資本不斷積累增加。在學術評鑑的機制造成學術研究者的知識生產，也帶給學術研究者資本與學術地位，這些可以為學術研究者在學術場域增加象徵資本，也可以重新界定學術研究者在學術場域的地位，讓學術研究者在一定時間內可以在學術場域和其他的學術研究者有明確的相對位置，這也就是各個教授位階的基礎。或許這種機制造成學術研究者之間的鬥爭，但不可諱言，這種力量卻也促使著學術生產的著作產生，使得學術界有股推動知識生產的力量。只是，學術評鑑的標準若是可以納入更多國家地區的標準，則可以使這個機制更有說服力。
現在學術場域中的評鑑指標形成一種場域，學術研究者汲汲營營地在追求自己的學術生產的資本，這是學術界總是援引英語世界的文獻資料所造成的一個評鑑場域，因此SSCI成為我們在學術評鑑場域中不可避免的徵引指標，這個指標反應著台灣學術在文獻的探討與對話上總是以英語世界的學者和論文為對象。進一步觀察SSCI資料庫內容，可以發現資料庫的所收集的期刊多數也是英語世界的期刊，重要的社會科學的歐陸期刊都有被忽略，並沒有完整性，然而我們台灣評鑑指標沒有重視到此一缺失，似乎透露台灣學術生產就像SSCI一樣，僅將學術生產與發表放在英語世界之上，缺乏廣度的評鑑指標好似引領著缺乏世界野廣度的學術知識生產，頗為遺憾。
學術的場域也是種權力關係所形成的場域。只是今天在台灣的學術場域中，要定義誰比較有權力就必須在論文的發表上有所顯著的表現，而這顯著的表現甚至是需要在SSCI上去努力，所以過度依賴SSCI的結果，首先將導致國內學界的不公平競爭，英美語系留學與日、德、法，乃至於台灣培養出來的師資間都存在著發表資源的立足點不平等，多數從美國歸國的學者能夠比較有這方面的競爭資本，讓自己的學術論文在台灣學術場域中有較多資源進行權力的競賽，進而讓自身在學術場域中用較少的時間成為有較多權力與資本的學者。表面上看來是一場公平性的競爭，但是在學術養成過程的環境差異觀點下做反思，卻發現這是沒有立足點平衡的權力與資本競賽。過分迷信SSCI的績效認證，進而影響教師飯碗與升等，則可能導致台灣的大專教師，乃至於整個台灣學術界的異化。甚至為求刊登率，迎合英美學術期刊的期望，而非與研究者的在地生活環境進行對話與反思，將導致台灣的高等教育失去自我，沒有靈魂。整個學術場域又在這樣的規則運作下，不良地界定學術著作與學者的良窳，造成在客觀環境反過來形成一種無奈的權力競賽，可能使得優秀的學者或是學術論論文遭到忽略。因此，在SSCI的評鑑場域中做一場權力的鬥爭實在需要不斷的懷疑。
二、「遊戲」(game)概念的比喻
布爾迪厄以場域概念對社會世界做理解時，經常會使用「遊戲」這個名詞作為類比，甚至有時還直接稱場域為一個「遊戲的空間」。而布爾迪厄使用「遊戲」(game)這個詞是受到維根斯坦(Weganstein)和伽達瑪(Gadamer)的影響，使得其他將人的行動看作是在遊戲，而每一種遊戲有其特殊的運作邏輯觀念。布爾迪厄說，我們可以將一個場域比擬做一場遊戲，儘管場域與遊戲有許多的不同：場域不像遊戲，是深思熟慮的創造行為的產物，而場域裡的常規並非明白無礙，編纂成文的，因此那些結果多半可以看作遊戲者之間的競爭產物，那就是切身的利害關係或是賭注的概念。
布爾迪厄認為社會結構就如同行動者在進行遊戲時的場域，而且是由各種不同場域所組而成的。當行動者在場域進行行動時，他就不由自主的被所在場域的遊戲所決定，只要行動展開，任何相關的行動者都將被捲入有賭注的遊戲中。每個場域中的遊戲，也都有其規則，參與遊戲的行動者，彼此會處於敵對狀態，而且他們對遊戲的規則以及勝負的關鍵深信不疑，就像是事前已經達到共識一般。而且參與遊戲者都同意遊戲值得參加，同意的理由是他們參加遊戲的事實本身，而不是藉由契約來參與的。布爾迪厄稱這樣自然而然的現象叫作「幻象」(illusion)，而且是參與遊戲者在參與遊戲前就已經具有的。遊戲競爭的基礎，就是參與遊戲者間的共謀關係。在遊戲進行中，遊戲者運用各種策略或計謀，「賭注」則是他們所擁有的各項資本，資本的價值則是由場域來決定的，透過遊戲維持或增加自己的資本。就如同我們玩撲克牌一樣，我們所擁有的牌，就是我們的資本，牌的大小是由遊戲來賦予意義的；玩牌的同時，我們也使用策略與計謀盡可能使別的參與者輸掉，並小心翼翼地使自己不會在遊戲中成為輸家。布爾迪厄更指出一個重點，就是參與遊戲者，除了以自己的資本在遊戲中進行競爭外，他是可以改變遊戲的規則，使自己的資本變成場域中最有價值的，而這種鬥爭方式是比較常在權力場域中出現的。
照上述看來，場域與遊戲似乎是雷同地，它們都是有自行的邏輯原則、都有特定意義的資本，行動者或遊戲者都是透過鬥爭得到資本的一種空間結構。但布爾迪厄認為場域不像遊戲是有創造性的深思熟慮行為的產物，場域所遵循的規則，不是明白清楚、明文規定的，因此在遊戲中，遊戲者間是有明確的利害關係的，但在場域中則不見得。因此，布爾迪厄將遊戲稱做一種幻象，但他卻不認為場域就是幻象，而是場域以象徵性地方式確實存在於社會世界的。唯一可以說是相同點的，大概就是它們運作的方式是相似的。
學術場域也像是一場學術競爭的遊戲，現在透過SSCI的評鑑標準來作為教師的品質衡量的遊戲規則似乎已經被教師們不同意卻也認同了，也是因為這場SSCI的遊戲才可以玩的下去。不過，現在不論是否是既得利益的學者都已經意識到SSCI不止是一項語言資本之間的競爭，更是一場不出版則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遊戲,，如此運作邏輯在台灣這個小小的學界中並沒有辦法使學者深刻地將鑽研的學問做徹底的省思，因為時間與語言的壓迫使得學者必須壓縮自己的研究時間，在SSCI的學術評鑑場域中將學術的知識快速生產，並且要時時刻刻規訓自我的作息、身體，提醒自己不要成為SSCI的學術輸家。終究學者意識到這樣的遊戲規則應該要受到反轉，因為SSCI並不是唯一的評鑑標準，還有很多的評鑑標準需要加入學術評鑑之列。畢竟，由於各科學門的專業呈現不同，也不是只有出版成文字的研究作品才是評量的標準，例如音樂系的專業學者，可以透過演奏來表現鑽研音樂的成果；表演藝術的學者也不能是單單透過文字來表現舞台表演的精粹。
2005年的中國時報曾經報導台北某私立大學的推廣部，四月份起開設「SSCI期刊分析與撰寫」課程，「指導投稿SSCI論文寫作技巧」。課程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的講座四十八小時收費三萬二千元，第二階段一對一諮詢，六小時要價一萬八千元。如果一昧的想要利用SSCI來作為學術評鑑的指標，台灣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就可能淪入「補教」進軍的行列。大學淪落為『工廠』，教授變成『學術長工』，夜以繼日寫論文，投稿國際期刊拚業績；為了爭經費、作研究，大學內包案『分贓』文化盛行、學閥林立，教育學生的重責大任就將嚴重遭到忽視。補教界是庸俗化與工具化知識量產市場中嗅覺最敏銳的一環，如果高教界對於SSCI一直處於迷思的狀態，正好成就了補教界看好的新市場，如此一來高等教育的學術生產則變的面目可憎了。
最後，或許位了對照SSCI的遊戲規則，台灣造就了中文的TSSCI，TSSCI是為了模仿SSCI並且彌補過於重視英文期刊的發表與引用，希望對台灣當地的經驗研究可以有一個地方讓台灣的學術研究者互相對話，並且也讓歐陸、日本或是台灣本土的學術研究者可以有用中文發表的空間，讓這些優秀的學術研究者與作品能夠在台灣有更多對話與討論，使研究更為細緻化，進而在作品成熟時能夠於國際期刊發表，受到國際的注意，對台灣的學術有所貢獻。這是一個很好的理念的制度，但是在台灣這迷你短小的學術社群中，能夠被吸納進去的期刊論文並不多，就拿社會學界的期刊來說，也只有兩本期刊進入TSSCI，加上期刊的開放性並不足夠，能夠進入TSSCI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概必須要是期刊的權力中心學者比較有機會使論文有發表的機會。加上審稿制度雖看似客觀中立，但因為台灣的學術社群並不是很大，對於誰是審稿委員以及誰寫了哪篇文章很容易就能夠推測出來，因此客觀中立的背後還是難免加入情感的因素，如此說來，TSSCI雖是可取，卻必須要增加期刊的收納，讓期刊發表的公正性更加具足。
TSSCI也許可以讓語言資本不作為學術知識生產的重要影響因素，不過因為台灣學術界的人口本來就不多，加上一些專業領域的從業人員更是稀少，像是歐美研究的人員並不多，所以《歐美研究》這本期刊沒有納入TSSCI就對歐美研究的從業人員是一種損失。再說像是《思與言》這樣的胯學科期刊，是一歷史悠久又是極富學術價值的期刊也很遺憾沒有收入TSSCI。但是在這樣的觀點上我們倒是可以觀察到一點，那就是在TSSCI所顯現的問題在SSCI也有類似的問題，所以，我們若是單純的SSCI與TSSCI作為評鑑學術的標準一定會有欠公平，也會很可能會將優良的教師忽略。
結論
學術國際化是因應讓台灣可以與世界接軌，所以在學術方面讓台灣的各個層面都能夠以國際的標準來作為參考是很可取的，只是國際化在台灣往往將它誤植為一種英語化的情況就值得注意，對於學術界來說，這樣的差錯是必須要小心的。因為學術需要的是多方面的觀點與衝擊，這樣才能夠使一個學術研究不致落入單一面向，或是單一取向的考量。只是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學術評鑑的標準SSCI中，去有這樣的危險，首先是因為SSCI大部分是以英語期刊作為主要的選取期刊，甚至忽略了其他語言中重要的學術期刊，那麼一些重要的期刊論文就無法被重視與引用，這樣的資料庫索引本身就失去了相當的客觀性。第二，SSCI失去學術視野廣度使得學術作品必需以英語作為寫作的工具，才可能有機會進入SSCI的行列，相對的，其他語言世界學術養成的研究者也許很優秀，卻可能礙於英語寫作的不足，而無法讓研究成果受到重視。因此如過要邁向國際化的進程，或許除了SSCI之外，應該可以考慮其他的資料庫索引，甚至將國際上學術研究評鑑的指標吸納進來，會讓台灣的學術界有更寬廣的國際視野，也能夠真確的和國際接軌。
在國際的學術場域中有各個國家所不同的評鑑學術研究的標準，台灣的學界為了要讓教授的等第與位階差序有個依據的標準，當然也需要一個指標，不過台灣的學術界卻忽略了從在地經驗為基礎來向國際發聲。透過布爾迪厄的觀點來看學術場域，可以使我們重新反省為什麼一定要用SSCI作為標準來評鑑研究成果，用一個以英語導向的資料庫索引作為指標，是不是很容造成國內學者因為各自語言資本不同，而形成有人願意不斷投稿SSCI，卻也有人因為背景養成不同而不願意在SSCI上有所表現，這麼一來更造就國內學者之間一點對話的可能性都沒有或是很少，形成台灣迷你短小的學術界中有著看不見的鬥爭。這樣的發展對於台灣的學術界並沒有太大的好處，只有使台灣的學術研究越來越writing alone。
然而就現今的實際狀況而言，台灣社會人文的學術界尚未找出一個相當具有公正客觀的學術研究評鑑標準，以資料庫索引作為評鑑的標準其實是不失為一種可選擇的方法。只是，若要以資料庫索引作為評鑑的指標，就必須要盡可能的客觀公正，那麼，資料庫索引系統應該採取更多種類，並且為因應國際化的標準，多國語言的期刊資料都應該納入資料庫索引的考慮範圍，因為含有多樣性的資訊的資料庫索引會比只有單調的SSCI指標來的客觀，如此也不會使台灣學術論文的文獻落入只以英文文獻作為對話的對象與引用的來源。
學術場域就像一場學術競爭的遊戲，遊戲的規則應該是由學界自己來定，這樣才會讓學者們參與其中，並且成為共謀者。所以如果我們只是為了要爭台灣在國際學界的一席之地，為什麼一定要使用SSCI作為發表論文的標準呢？如果我們要讓台灣的經驗研究受到國際重視為什麼就只注意到援引英語文獻作為對話的對象呢？為什麼要讓本土的學者用生澀的英語寫作讓研究成果發表？事實上，我們對於SSCI有太多的疑惑，這不是因為我們反對SSCI的功能而是為了讓台灣的學術能夠有更好的發展，我們的學術遊戲規則就應該定的更適合台灣學術界的真實情況。所以，在許多聲浪反對SSCI作為單一指標的情況下，學界可能要暫緩以這樣的標準來作為研究成果的指標。至於要用什麼新的方式來作為指標並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有長遠良好的方法，這也不是應該急於一時的事情，只要學界的學者有共識，希望學術知識生產可以越來越細緻，越來越以獨特的在地經驗研究向卓越的國際學術成就邁進，學界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相當適合台灣學術研究評鑑的指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