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類型之福利作為與Fitzpatrick的福利概念對話

張國偉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博士班研究生

中文摘要

傳統以來人類的生活型態與生產方式息息相關。而由農、林、漁、牧等傳統生產方式轉變至製造業、甚至服務業為主要謀生的生產方式，也顯示一連串社會變遷的結果，然而這與『社會福利』之間的關係為何？簡單來說，人類的生活福祉（well-being），與生產類型甚至生產體制的轉變產生何種關係呢？我們該如何來看待這樣的關係轉變呢？追求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如何維持充分就業的理想？

本文一開始，檢視了Fitzpatrick, Tony (2001)《New Theories of Welfare》一書，對於福利與社會政策的觀點，他認為現代學術研究中，對於社會政策的觀點與比較研究，都只侷限在於現代化的末端比較，並且是依照成本與利益的考量，進行研究政策比較與社會福利的闡述，並未對於福利的源頭，或是什麼是福利？為什麼需要福利？以及社會政策作為一種福利服務的手段時，該如何進行？似乎都是缺乏討論的。而社會政策的作為對於人民是一種福利作為（welfare）或是一種去福利作為（dis-welfare），因此，費氏認為需先對幸福‘Happiness’安全‘Security’偏好‘Preference’需要‘Needs’值得‘Desert’相對比較‘Relative Comparisons’等六大概念來捕捉福利對於個體或集體的可能意義。

最後，藉由討論近代資本主義類型（VOC）研究取向，所累積對於先進福利國家體制、以及對於後進發展國家的福利體制，進行交叉比較，歸納出對於『雇主』、『勞工』、『國家』等三者之間的制度互補性，並討論其福利意義與在LME與CME環境中為何？

 

關鍵字：資本主義體制、福利體制、經濟成長率、失業率

 

一、前言

俄國歷史中偉大的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他的小說《地下室手記》中，透過主角的嘴巴說過這麼一句話：「先生，我可以發誓，太多意識也是一種 -- 一種真正徹頭徹尾的病。為了日常生活，通常的意識已經足夠了。這就是說，不快樂的十九世紀 – 又特別是不快樂的彼德堡，這個最理論、最最虛偽的城市（城市也有虛偽的，不虛偽的）-- 有教養的人身上那種意識，我們只需要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已足夠。」（Dostoyevsky 1993：27-28轉引自葉啟政 2000：371）杜斯妥也夫斯基說的是這個充滿著理性論理的時代。在這一個時代裡，理性用高度體系化（但往往卻又是極端「非理性」；特別是自許以論述的「講理」方式者）向四面八方擴散著。到了今天，它甚至連過去認為難以用理性處裡的情操「感受」，也都透過制度體系化的理性形式逐漸受到操控。[*]

『反省』現實狀況，對於人類生活的福祉有其改變的效果，這樣的效果不斷的在歷史社會變遷過程中出現，連2008年熱門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歐巴馬也以“It’s time for change!”作為其競選理念的訴求。而我們觀察目前的台灣，可以發現，追求『GDP成長』的一種新生活運動，以悄悄在台灣展開。面對全球油價飆漲的時代，台灣社會正掀起一股新生活運動，從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國家開始要求人民努力的節能減碳，過著儉樸的生活。這對地球來說，雖可得到喘息的機會，但是這個策略可以維持多久呢？對環境生態甚至台灣人的生活福祉又有多大效益呢？我們該如何來定位這個運動呢？根據環保署公布的資料，台灣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工業部門占52％、住商部門占18％、交通運輸部門占14％、能源部門占7％等。上述可見產業部門才是台灣能源的最大消耗者，可是要生產面向的配合與調節，卻牽涉到經濟發展的迷思。沒有產業發展，國家會有競爭力嗎？由目前執政黨「六三三」政策，努力追求6％的年經濟成長率可見，『拼經濟』成為一種正當性與具吸引力的合理化民眾改變行為的說法，但是這種發展的迷思真的可以為人民帶來生活上的幸福嗎？

綜觀先進的典型福利國家如瑞典與芬蘭等北歐地區，他們在經濟發展上是最具經濟競爭力的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年經濟成長率都很低，因為經濟成長的多寡不是這些國家的主要目標，而努力致使全國人民過著『高品質』的生活方式，才是他們主要的目標，但是他們也沒有因為不重視經濟成長率，而使其產業競爭力下降，甚至衰退。再者，自從二次戰後福利國家的興起，可以看到充分就業，提供人民更好的福利制度成為先進發展國家的政策辯論焦點；反觀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追趕理論的因素，使他們在起飛期必須把焦點與資源擺在經濟成長率的不斷提升，福利制度則不是其發展重點。

本研究企圖對於『經濟發展』、『福利』的概念進行理解，並且企圖解開這兩者之間曖昧不明的混雜關係，類似黑盒子般的令人無法看透以及瞭解。主要藉由Fitzpatrick, Tony (2001)《New Theories of Welfare：Welfare Theory：An Introduction》這本書第一章對於福利哲學的討論，以及什麼是福利的概念之哲學性思辯的的探討，並輔以經濟學發展以來的經濟學理論來說明與對話，並回答自己對於上述問題的好奇。

 

圖一 先進發展國家的GDP變化趨勢（1980-2006年）[†]

圖一，表示由黃金年代進入福利緊縮（1980）年代以後至今，東亞主要國家與歐美先進福利國家之每年經濟成長率的狀況，我們可以發現呈現相當不同的樣態。歐美等國其GDP的年成長率皆維持2-4％上下不等，而東亞國家則都維持4.5-8％的高度經濟成長率之狀況。

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利支出已經成為後進發展國家政府支出的重點，社會政策的擴張與改革也已成為後進發展國家目前普遍面臨的問題。統計數據顯示，80年代以後，東亞和拉美國家的福利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例顯著上升（Huber and Stephens 2001；Rudra. 2007；Wibbels and Ahlquist. 2007）。並且，福利支出增加已無法再簡單地只用國家經濟增長和政府收支擴張來解釋（財政學中的「華格納法則」（Wargner’s Law），因為福利支出增長的比例遠遠超出了國家GDP和政府支出增加的比例。上述研究之數據顯示，政府福利支出占國家GDP比例的增加率明顯高於政府總支出占GDP比重的增加率，並且人均政府福利支出的增加率也高於人均政府收支的增加率。

研究動機

到底『社會福利』，作為一種學科知識、一種社會系統、一組影響先進國家的人們的制度，它的本質是什麼呢？或者說，它應該是什麼呢？我相信很多人，尤其是臺灣的民眾至今為止，都還不清楚倒底『福利』或是『社會福利』是什麼？就個體的行為而言，它是慈善行為嗎？它是一種道德行為的交換嗎？而就企業而言，它是一種施捨的行為嗎？或者它是一種獲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呢？或是它也是一種換取企業形象的工具理性的作法呢？而就國家的角度而言，社會福利（包含社會行政與服務）這一套社會經濟系統，它是如何的影響國家機器、政治、人民團體等呢？

在未清楚其內在邏輯或是圖像時，本研究欲藉由西方學者的視角，透過較為簡單的福利哲學的討論，先行討論什麼是福利（welfare or well-being）？為什麼會有福利產生？，接著討論作為福利作為一套系統，它產生的影響為何？接著以福利系統為主的國家中，其國家扮演何種角色？

而Fitzpatrick, Tony (2001)《New Theories of Welfare：Welfare Theory：An Introduction》這本書可以給我們何種啟示？當二次大戰結束後，亦即20世紀中，全世界的國家紛紛邁入和平發展拼經濟的年代，而代表共產主義的國家也紛紛邁向追求經濟成長的自由主義經濟市場的生產體制行列，但是另一方面，隨著黃金年代至兩次的石油危機發生，使得深信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經濟國家也不得不面對福利改革以及進行市場干預的工作。因此，本書中，作者即宣稱並不企圖去系統性的處理從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潮流發展，而是要提供對於社會福利理論有興趣的讀者和學習者一些基本的理論概念和分析工具，並由他們自己影響政策回應的議題和思索。

二、理論？福利？

1.如何面對理論

討論理論之前，Fitzpatrick(2001：3-4)認為必須先區分兩種社會政策的傳統，首先，是社會行政的傳統，其主要關心的是社會行政當中的‘How’與‘What’的問題，例如，社會的福務如何運作？對於整體社會與個體的影響是什麼？；其次，理論的傳統關心的是‘Why’，例如，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福利國家呢？

所謂「理論」，我們必需謹慎的去面對，它並不能當成實證性理論、歸納經驗主義來看待，且不能當成是一種工具性的，也不能用來作為企圖控制社會政策的工具與手段。假如，我們將其視為工具理性來看待，則將會使得由「慈善」至「福利」的變遷成為一種單向演進，這將會使得任何研究社會福利者出現許多研究盲點。因此，理論是用來解釋社會制度或社會政策的產生，而非解釋它的後果（outcome），而產生則是有其“源頭”、“轉變”、“融合”的動態過程，因此，如果真要給予社會福利理論一個定義的話，則是一種概念、倡導與價值的歷史動態發展過程。

2.福利概念的思辯

Fitzpatrick(2001：1-3)對於福利概念的討論，提到，把福利的作為（welfare）視為一組社會經濟的系統，可以看到社會福利的僱傭規則正不斷影響著社會變遷的發生，而國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驅使著社會變遷與進步的火車頭。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清楚區分，所有的福利國家都可視為其一種福利系統的樣態，但是並非所有的福利系統都是福利國家，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受市場支配的程度為何所決定。而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被視為福利系統中特殊服務的提供者與維持者，例如，所得維持、健康照護的社會政策等等，有時候社會政策被視為一種社會變遷中去自由化（de-liberal）的手段或過程。

因此，福利理論作為一種超越及內在主觀知識概念與原則的手段或工具或方法，其主要是為了支持社會政策的設計與服務的輸送，也為了瞭解這些政策是如何影響個體整體社會的理解途徑（Fitzpatrick 2001：4）。所以，理論的功能不應該只是一種精神的慰藉，而是在福利緊縮的年代中，用來打開人類的想像並指出一盞明燈的希望曙光，提供實踐行動的精神與道德的力量（張世雄 2002：6）。

而社會政策的作為對於人民是一種福利作為（welfare）或是一種去福利作為（dis-welfare），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所以底下，本文將借用Fitzpatrick（2001：5-9）的討論，先對於幸福‘Happiness’安全‘Security’偏好‘Preference’需要‘Needs’值得‘Desert’相對比較‘Relative Comparisons’等六大概念來捕捉福利對於個體或集體的可能意義。

幸福‘Happiness’：其所捕捉到對於福利（welfare）的意義是，如果幫幸福感下一個簡單的定義，那我們可以說是一種當下的身心感官刺激後的愉悅經驗或體驗，例如，與自己喜歡的人接吻等；但是如果我們要給幸福感一個較深具意義的意涵，則是一種普遍的經驗狀態，例如，生活上對於需要的滿足，就像古希臘對於“being well and doing well”的一種生活樣態。

安全‘Security’：其所捕捉到對於福利（welfare）的意義，即是我們可以期待的、生活得以保障的。例如，個體對於收入、工作、居住等制度或方式的保障，但是這樣的定義，仍是有些問題，假設你（妳）期待結婚之後，妳可以依賴你的另一半給予生活上的保障，那麼妳的代價將會非常高，所以安全是建立在獨立的假設上，並非依賴上。

偏好‘Preference’：其所捕捉到對於福利（welfare）的意義，即是指個體在市場上願意的價格。例如，我願意花每月20％的薪水支出，貸款買一台BMW的轎車，你卻只願意花10％的月薪，買一台裕隆的國產轎車。顯然，偏好對於每個個體有多樣性的差異存在，因此，其解釋well being上顯得太過狹隘。

需要‘Needs’：其所捕捉到對於福利（welfare）的意義，即是一種維持個體尊嚴生活上之必要條件。這是晚近平等主義（egalitarian）所提出來最受歡迎且最受歡迎的主張（Gooding 1988：27-50,278-305 轉引自Fitzpatrick 2001：6），但是費氏認為，需要區分為：A.基本需要（basic needs），如水、食物、衣服、房子、教育等；B.非基本需要（non-basic needs）；C.基本需要與非基本需要的偏好等三類，才能清楚去思考福利的作為。

值得‘Desert’：其所捕捉到對於福利（welfare）的意義，意謂貢獻（contribution）與報酬（reward）。就像Marx所述，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報酬來自於勞動，在一個社群主義的社會中報酬來自於需要的分配。那麼到底誰才是值得呢？這在1960年代以來，美國詹森總統之對貧窮作戰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看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可見（Ruggles 1990；Kelso 1994；Glennerster 2002）。而費氏也認為只要是個體在於社會上可以各司其職的生活，貢獻就不再是重點。遑論誰值得誰不值得呢？

相對比較‘Relative Comparisons’：其所捕捉到對於福利（welfare）的意義，即是只有自己才能決定，何謂最佳利益。但是真的是這樣的嗎？如果，人的慾望無窮，那麼就無所謂福利滿足點。

綜觀以上六點對於福利的概念思辯，多半不能進行單一概念對於福利的探索，而必須搭配所謂“主體或客體”、“普及式或相對式”、“個體的或集體的”之討論，才能進一步去釐清，社會福利政策的作為到底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有何影響，及造成社會變遷過程之影響。

3.戰後對於『福利』與『經濟』討論的緣起

福利經濟學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分支體系，首先出現於20世紀初期的英國（吳永猛，1985）。1920年Piguo《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指標。一次大戰爆發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資本主義陷入了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危機。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資本主義世界首首次面臨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Pigou 1952）。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導致福利經濟學的產生。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英美等國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Piguo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Piguo以後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底下為他所提的兩大福利命題：

第一基本福利命題：提出社會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他認為，要增加國民收入，就必須增加社會產量。而要增加社會產量，就必須實現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Piguo認為增加一個單位生產要素所獲得的純產品，從社會角度衡量和從個人角度衡量並不經常相等。當邊際社會純產品大於邊際私人純產品時，國家應當通過補貼擴大生產。當小於時，國家應當通過徵稅縮小生產。只有每一生產要素，在各種用途中的邊際社會純產品都相等時，才達到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舊福利經濟學以自由競爭為前提，他認為自由競爭可以使邊際社會純產品等於邊際私人純產品，從而使社會經濟福利極大化。

第二基本福利命題：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問題。他認為，要增大社會經濟福利，必須實現收入均等化。他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推廣到貨幣上來，斷言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其收入均等化的概念，就是國家通過累進所得稅政策把向富人徵得的稅款用來舉辦社會福利設施，讓低收入者享用。要通過這一途徑實現“把富人的一部分錢轉移給窮人”的“收入均等化”，就可以使社會經濟福利極大化。

從Piguo的討論，對照前面對於福利哲學的六大概念及三大面向來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國家的作為實在是太相信經濟發展對於社會福利極大化的一種迷思，尤其是2008年的台灣總統，馬英九先生及劉兆玄等內閣行政團隊以及南韓的CEO總統李明博及他的行政團隊。似乎還真的以為只要努力追求數據上的好看，全體人民將會過著相當幸福的生活，但實際上卻常常出現非意圖的後果，加上處於全球化越來越深化的時代，任何國家、組織、制度都有可能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為，並影響其經濟發展率的數字變化。由近年來Esping-Andersen（1990）、Hall＆Soskice（2001）、Huber＆Stephens（2001）等關於生產體制類型與福利體制的分析即可得知。

二次戰後的經濟大蕭條，使得追求自由經濟市場的工業國家面臨首次全球化的難題，因此凱因斯理論變成了當時的討論焦點。英國作為當時工業先進國，在貝弗里奇（張世雄 1996：291）提出一整套的福利國家架構之後，提出三個主要面向：充分就業、健康服務(NHS)、家庭津貼。但最終貝弗里奇的福利國家無法達成目標，因為他的第一個目標「充分就業」，必須依賴凱因斯的經濟體才能實現。凱因斯對於經濟學最大的兩個發現在於：(1)資本主義存在一個內在困境，即投資不足的問題是在景氣好的時候發生的，因此成為一種資本主義的循環理論。(2)打破長久以來經濟學所堅信的收支平衡原則，主張赤字預算。雖然他本身害怕通貨膨脹的問題，但是適度的通貨膨脹對於是有好處的。例如通貨膨脹會降低勞工實質的工資，但是勞工不易察覺（如圖一）。

因此，凱因斯認為國家角色的介入在於緩和資本主義循環的波動，而總體經濟學管理的核心，就在於「有效需求」的管理，以達成充分就業。但是當面臨私人投資不足時，國家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介入呢？(1)公共投資：創造公共就業機會。(2)提高收入：主張社會救助，給窮人錢去消費。(3)稅收：為刺激投資而免稅。(4)預算：採取赤字預算。(5)利息：鼓勵銀行放款或降低利率（閻子桂譯，1975）。凱因斯也提出類似WTO之世界貿易的架構，因為他知道他所主張的經濟體是「一國的」，如果放在國際的架構下就會被打破，所以在國際貿易之下，他不贊成過多的貿易順差與逆差，逆差太多（如拉丁美洲）會造成債務無法償還，而造成債務負擔與造成經濟發展的危機；高度順差的國家雖然會使其國家經濟繁榮，但也會使得產業外移現象產生，而使國內低技術勞工因為國際比較利益的作用，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此外，凱因斯認為國際貿易組織的目的不只在自由貿易面向上，而是各國於財物上的均衡，即是順差國應該要進口逆差國的產品。

因此，由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對於福利的論述，是奠基在於追求國家財富，才能達成全體人民均富的生活福祉之古典自由經濟理論上，而政治民主化是與市場自由化相伴不離的出現，也因為民主化的重要性，產生了福祉『分配』的社會選擇，亦或是公共政策的執行參考與依據，但是卻因為其內在邏輯上的矛盾，我們看到了Arrow『不可能定理』的一再實踐，而福利與生產的關係，似乎是一種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遺緒，一種樂觀主義者的論述，不斷的重複性的被演練，看似一種『烏托邦式』的追求經濟繁榮，其國民則必定是相當幸福的人民。

但是，截至現在為止，這個理想卻尚未實現，怎麼說呢？觀察目前先進工業國家，不論其生產技術的進步、經濟繁榮的程度、以及全球化的程度，都比前一世紀增加好幾百倍，國民所得及所享受到的物資也是多好幾百倍，但是貧窮問題或底層階級的問題，卻比以往更加嚴重，使得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從先進國家的國民所得來看，這似乎是一場不斷追求成長的馬拉松賽跑。Kelso（1994）出版《Poverty and Underclass》一書中，分析了美國從1960年代開始，詹森（LBJ）總統的對貧窮宣戰，從教育投資、經濟發展的提升的策略入手，但是底層階級或是窮人依然無法脫貧，甚至美國的貧窮率不減反升，而所謂的『tracking down』雨露均沾理論，卻沒有出現，因此產生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辯論與修正，轉向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於貧窮的看法與政策，最後於柯林頓總統任內，提出工作福利（Workfare）的貧窮政策之修正過程。

三、修正的說法－資本主義類型（VOC）的福利意涵

上一段落，我們分析了追求『經濟發展』為主的策略與過程，看到了修正無法『Tracking Down』的觀點，也承認了整個社會結構與發展策略的確是無法讓全民得到幸福的生活制度。因此，既然無法干涉市場的運作，那麼我們就必須來思考資本主義類型的發展過程中，到底如何型成制度的互補，使得整體社會得到雨露均沾的效果。

最近十年來，比較政治經濟學中有二種取向在強調經濟活動和社會政策的制度性差異。比較社會政策的制度差異，主要是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資本主義的類型學，其中將福利體制分為社會民主式、自由主義式、和保守╱組合主義式三種不同的範型，不同的福利體制中市場、國家和家庭在社會政策的提供上，會有不同程度的涉入。

而比較經濟活動的制度差異，主要是從Hall和Soskice（2001）的「Varieties of Capitalism」所發展出來的研究取向，將資本主義的型式區分成「協合式市場經濟體」（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CMEs）和「自由式市場經濟體」（Liberal Market Economies，LMEs），二種不同的生產體制（production regime）。此外，還有的分類，將資本主義區分成「萊茵資本主義」和「新美國資本主義」；及區分成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Market-led capitalism）、政府導向資本主義（State-led capitalism）、和談判或協商資本主義（Negotiate or consensual capitalism）三種。以及東亞生產體制類型的分析（李易駿、古允文 2002)。

雖然三種分類都各有其立論基礎，但是三種不同的分類方式皆是以「制度」作為分類的基準，而且他們所區分的資本主義類型中的分類國家大致類似。其中Coates和Albert的分類主要是以「巨視基礎」的制度主義方法論，而Hall和Soskice（2001）的分類，主要是建構在行動者中心（actor-centered）的「微視基礎」制度主義方法論上，將企業（firm）視為生產體制中的主要行動者，探討企業作為生產體制的中心行動者在（1）教育訓練體系、（2）金融體系、（3）工業關係、和（4）企業關係四種體系中，不同的互動關係會形塑出不同的生產體制。

這個新的理論觀點被稱為「資本主義類型論」(Varieties of Capitalism, 以下簡稱VOC)，主要是由美國哈佛大學的Hall與Duke大學的Soskice所共同提出的。在這本書的導言中，Hall和Soskice總結了以往關於先進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特別是Soskice過去關於雇主組織的研究，將總體經濟學和賽局理論中的理性選擇理論與新制度主義結合起來，運用於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明確地提出了探討當代先進資本主義制度差異和資本主義模式的“資本主義類型”方法。這個理論途徑提出了一個新的架構，能夠有助於我們理解先進經濟體之間的異同。VOC的主要問題意識在於追問：到底何種經濟政策以及政府的作為會使得企業採取哪些策略來因應其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維持其營運與獲利呢？在面臨全球化、技術快速變遷下，會使制度越來越趨同嗎？有哪些因素條件影響不同制度環境下的企業面對這些挑戰呢？這個新的理論途徑提出了一個新的架構，使我們能理解“制度”的同意，並且提供一組新的且有趣的答案。

所謂生產體制是指在市場中和市場相關制度的生產組織。主要在於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微視個體（microagent）（包括企業、消費者、受顧者和資本擁有者）如何組織和結構它們之間的關係，而且這些微視個體是鑲嵌在廣泛地市場相關制度所設定的遊戲規則中（Soskice, 1999: 101-102）。Hall與Soskice(2001: 6-21)在這途徑採取「行動者中心」（actor-centered）的取向來加以分析二種資本主義的制度，而將企業（firm）視為生產體制中的主要行動者，再由企業中心發展出去，包括四個面向（1）金融體系、（2）教育暨訓練體系、（3）工業關係、和（4）企業間關係。藉由這四個面向的差異將生產體制分為「合作型市場經濟模式」（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CMEs，如德國與瑞典）和「自由型市場經濟模式」（Liberal Market Economies，LMEs，如英美與澳洲）。

簡單來說，生產與發展策略的交互影響（strategic of interactions）在VOC的研究中，被視為是一種後果，也就是：制度的類型是策略交互影響之後的結果。因此，Hall和Soskice（2001）指出以“企業”為中心的分析，是希望建立企業研究和比較政治經濟研究之間的橋樑，藉由整合零合理論來將微觀經濟帶入鉅觀經濟研究中。

（一）以企業為核心的觀點

與以往比較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勞工運動不同，他們假設企業是經濟的中心行為者，企業的活動彙聚成國家的經濟績效。他們認為，政治經濟體是“一個有諸多行為者的競技場，其中每一個行動者都以理性的方式在與其他行動者的策略略互動中尋求促進自己的利益”，因此，企業發展的關鍵在於企業所能建立的關係的質量，這種關係既包括企業的內部關係，也包括企業與其他行動者如供應商、顧客、合作者、股東、工會、企業協會和政府的關係。換言之，企業成功的關鍵是能有效地協調與其他行動者的關係，為此，企業必須在政治經濟體的多個領域中與其他行動者打交道。

資本主義類型是一種行動者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因此，如個體、企業、生產團體、政府都是研究的基本要素。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以企業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公司』即是決定性的行動者。所以當面對科技變遷或國際競爭時，他們的活動力即是經濟表現。

企業為中心的思考：主要是尋找核心競爭或是動態的能力。問題主要及中於五大面向：一、工業關係(規範工資和工作條件)：主要的問題在於公司如何協調薪資和工作條件。二、教育和職業培訓(確保工人具備必需的技能)：主要問題在於公司如何確保工人具備必須的技能。三、公司治理(融資)：主要是財務系統與企業融資如何進行。四、企業間關係：主要問題在於企業如何保證產品有穩定需求、供應能得到保障且適當、標準設定、技術轉讓和合作研發。五、企業與其雇員的關係：主要問題在於企業如何確保雇員具備所需要的能力、能與他人進行較好合作。

（二）自由市場經濟與協商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LMEs）：主要是根據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行動者基於自己意願的理性進行交換，價格的決定權來自於市場。在這個市場中，公司的最大均衡結果來自於供給與需求的條件來決定。合作市場經濟（CMEs）：公司主要依賴於非市場的關係合作與協調。在這個市場中，公司的最大均衡在於企業與企業或企業與其他行動者之策略交互影響下產生。

一般來說，企業可以採取兩種協調方式。(1)市場協調（LMEs）：企業主要通過競爭性的市場安排與其他行動者協調，而企業所處環境的特點是競爭和正式定約；(2)策略協調（CMEs）：企業更為依賴非市場關係與其他行動者協調，這種協調方式一般包括廣泛的關係契約或不完全的契約、以內部私下資訊的交換為基礎的監控網絡，企業更為依賴合作而非競爭。作者在這裡也提到，市場關係和競爭對於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都是重要的；但是，在企業活動的關鍵領域中(即剛剛所說的那5個領域)，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總是會有一種協調方式居於主導地位。換句話說，企業所採取的協調方式在發達世界諸國仍存在系統的差別，而“制度”的支持是重要的角色。

（三）制度和組織的角色

要解決合作的問題，就必須將制度、組織和文化納近來討論才行。因此，制度、組織、文化則是企業如何協調、策略合作解決問題的關鍵角色。根據North（1990：3）指出制度：是一套規則，行動者都會遵守規則產生行為。組織則是正式認可的成員們，他們也會促成制度的形成。伴隨而來的產物，即是法律系統對於合約的規範與認定。因此企業在LMEs裡會努力追求：正式契約、完全競爭的規則。在CMEs裡則會努力尋求策略合作的制度形成。而制度的功能，則是在降低不確定性因素。主要來自於三個：1.行動者的資訊交換。2.行為的監控。3.違反規則的制裁。包含企業、員工、工會聯盟、法律、管制系統等等。例如對於員工的職訓與教育投資；企業財務的透明與監控化。簡言之，制度提供資訊交換、監控能力和制裁行動者（公司、員工、企業間的互相傷害）。

另外，CMEs的是一種去競爭化“deliberateon”且集體討論的方式，來達成協議的制度方式成形。去競爭化的重要理由有：1.廣泛分享資訊（如利益、期望、信心），可以破除囚犯困境的競爭傷害，並且合作互益。2.提高行動者間有不同的策略行為能力，來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挑戰。歐洲的薪資協商歷史，即是相當豐富的例子來說明去競爭化的重要性。

在許多資本主義研究中，正式、組織的薪資決定、通貨膨脹率、失業率是經常被提及也是重要的觀察指標。這些都是經過努力策略協調後的結果，但是仍有許多不足之處。需從『文化』、『非正式角色規則』與『歷史』來看。在非正式規則中，對於維持多數均衡的重要性，即是一種（common knowledge）共識。而另一種普遍文化（common culture）則是指分享知識或是分享策略的行為。在社會學的名詞上，則是一種認知循環（cognitive turn）。作者則是指出在策略交互影響的因素下，這是用來因應不完全的契約關係的解決方式。在歷史的面向上，則是一方面他們是由行動者的行為、立法或其他因素創造出來的歷史；另一方面，根據這些歷史經驗也會建立他們的行為期待。

進行國家間的比較可以觀察：1.制度因素發展，大部分是因為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同所形成，如貿易聯盟、工會運動等。2.國家的立場，如財務的支持制度、勞動市場的政策與法律系統等。因此，形成LMEs與CMEs的分類。典型的LMEs，以英國為例，其匯率、物價、融資高；CMEs的代表則是德國，其企業壓低利潤，維持工人的消費力。所以英國的裁員高，德國的裁員低。因此，在CMEs裡，企業願意投資“特殊”或“共同特殊”的資產；在LMEs裡，公司則集中於“可轉換性資產”，如股票、基金、土地等（Hall＆Soskice 2001：14-17）。

（四）制度互補性

作者一開始舉出麵包與奶油的關系，假如提高其中一項的價格，則會使另一項的需求下降。來說明制度的互補性。簡單來說：所謂互補指的是：當制度A的存在或其功效提高了從制度B中所獲回報或加強了制度B的功效時，A和B是互補的；或者是單向的，當制度A的存在提高了從制度B中獲得的回報時，A就是B的補足

表一 LMEs與CMEs的制度互補

在LMEs和CMEs中，假設報酬是來自於股票市場，則會加強管制公司的資訊交換。因此，財務系統提供的資本（融資）會影響勞動市場的勞動力（勞工）。由觀察哪些叢集屬於CMEs，哪些叢集屬於CMEs。這裡區分的兩個指標主要是：股票市場資本化、勞工保護程度。表一[§]則是比較1961-1998年，CMEs、CMEs國家，失業率、每人GDP、總體GDP的成長趨勢歸納出來的結果。

底下為根據表一的變化，比較LMEs（北歐為主）和CMEs（英美為首）以及發展型（東亞由主）與『失業率』容忍程度，並對照，Fitzpatrick（2001：5-9）討論，幸福‘Happiness’安全‘Security’偏好‘Preference’需要‘Needs’值得‘Desert’相對比較‘Relative Comparisons’。

幸福‘Happiness’：即是一種“being well and doing well”的生活型態。對於CMEs國家而言，1980年（福利緊縮前）失業率都相當低，人均GDP相當高，變異程度很低，人民普遍過著“being well and doing well”的生活型態，這是一種制度互補性所衍生出的福利制度，但是於2006年時，其失業率反而比其他類型高，但是其人均GDP仍居世界領先地位，顯然其成熟的福利制度，可以讓失業勞工可以幸福的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反觀LMEs國家，因為其制度對於勞工而言屬於一般技術，所以進出勞動力市場較容易，所以在1980年時，失業率都高於CMEs和發展型國家，但是2006年景氣繁榮，使這些國家股票市場交易興盛，也增加許多服務業就業機會，使其失業率較其他兩類降低。且人均GDP的增加率來看，第一名為發展型國家，其次為LMEs國家，第三為CMEs的國家。

表二 主要先進國家之失業率與人均GDP變化（1980-2006）[**]

安全‘Security’：即是可以期待的、生活得以保障的。例如，個體對於收入、工作、居住等制度或方式的保障。由於上述人均GDP的增加率與失業率的變化，對照其制度互補性的觀點來看，CMEs的保障，使得圈內人即使失業也不會失去安全感，因為國家會用福利制度維持其生活上的保障，反觀LMEs與發展型，前者是個體本身要努力維持生活安全，後者則是家庭主義為主的安全維持，所以失業不宜過高。

偏好‘Preference’：即是指個體在市場上願意的價格。按照企業的角度，當政府提供更好的福利制度時，企業將更願意投資（CMEs）；反觀LMEs不管是融資管道、企業治理、法令規範等方面，都是自由競爭模式，企業的偏好勞工的需求也可以更寬鬆，因此當經濟不景氣時，即可大幅裁員（如美國）；在發展型國家當中，因為人力充沛、工資低廉，所以失業率與GDP的增加率方面，也表現的與CMEs和LMEs不同。

需要‘Needs’：即是一種維持個體尊嚴生活上之必要條件。但需要區分A.基本需要（basic needs），如水、食物、衣服、房子、教育等；B.非基本需要（non-basic needs）；C.基本需要與非基本需要的偏好等三類，才能清楚去思考福利的作為。就CMEs而言，由企業、工會、國家合組的協商式制度，使得這些國家有公民社會參與式對於經濟需要滿足的條件與制度；LMEs的國家，則是採用社會救助式的需要滿足（英美為首）；發展型國家，基於經濟發展為主的策略，一樣是採用殘補式的救助需要滿足制度。

值得‘Desert’：意謂貢獻（contribution）與報酬（reward）。就像Marx所述，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報酬來自於勞動，在一個社群主義的社會中報酬來自於需要的分配。那麼到底誰才是值得呢？顯然，在CMEs中，專業技術勞工對於企業而言，都是值得的；而LMEs當中，因為一般技術勞工為主，所以替換率高，也有大量的產業後備軍等著工作，所以對於企業而言，值得的價值並不高，股票市場套利才是重點；而發展型國家，情況與LMEs相同，雖然企業相當需要勞動力，但是因為工資低廉，而且政府有補助企業的制度，使得工人的值得性相當低，反倒政商結盟才是發展型國家的結盟，而政府對於勞工的失業，扮演著補償式的制度角色。

相對比較‘Relative Comparisons’：其所捕捉到對於福利（welfare）的意義，即是只有自己才能決定，何謂最佳利益。簡單來說，在三種類型當中，企業對於『交易成本』，是一種相對比較利益的作法。在CMEs當中，企業在其制度下降低成本的作法即是『共謀互利』、『磋商協調』，增進生產力與工人的給付條件保障；LMEs則是透過『自由競爭』的機制，挑出所要的人才，給予階層化的薪資，並在股票市場上選擇企業融資的管道，要求國家管制降至最低，企業惡意購併相當盛行；而在發展型國家中，則是政商關係緊密，國家提供低成本的生產環境，並提供低廉又大量的勞動力，低利的銀行貸款，福利制度也由國家提供最低限度的補償措施。

表三、社會安全支出占GDP比例（1991、1998）[††]

表三計算了各種資本主義類型中，政府於社會支出總金額占GDP的比例，可以發現CMEs平均較高，其次為LMEs國家、最低為發展型國家。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日本（家族主義色彩濃厚、終生雇用制）之外，德國、瑞典等國家，因為協商式的制度互補性，不只國家社會支出比例相當高，連帶企業也提供相當高的薪資保障制度，使得全體人民都受惠，形成制度互補性的回饋循環；LMEs的社會支出方面，可看到歐陸模式、美洲模式、大洋洲模式的差別，但是其變異程度可以放在同一類組當中，也因為其自由競爭與政府經濟管制低的緣故，所以對於社會支出的比例，將不會太高，但也不會太低，這樣一方面可以滿足企業，一方面可以保障人民的最低需求；而發展型國家，則是在Catch-Up理論下，因為追求經濟成長率，政府投資於經濟政策的比例遠高於社會安全支出的比例，且因為維持了高度的經濟發展率，使得勞工可以有種興興向榮的感覺，也因為高度配合企業的制度，所以企業有利低廉的勞動力，也擴大投資，增加國家的總體GDP的成長，形成了各自不同型態的制度互補性樣態出現。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藉由Fitzpatrick(2001：1-3)對於福利概念的討論，把福利的作為（welfare）視為一組社會經濟的系統，觀察社會福利的僱傭規則正不斷影響著社會變遷的發生，而國家、企業、工會之間互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驅使著社會變遷與進步的火車頭。也區分了資本主義類型的研究（LMEs、CMEs、發展型），發現所有的福利國家都可視為其一種福利系統的樣態，但是並非所有的福利系統都是福利國家，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受市場支配的程度為何所決定。

而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被視為福利系統中特殊服務的提供者與維持者，例如，所得維持、健康照護的社會政策等等，有時候社會政策被視為一種社會變遷中去自由化（de-liberal）的手段或過程。並借用Fitzpatrick（2001：5-9）的討論，先對於幸福‘Happiness’安全‘Security’偏好‘Preference’需要‘Needs’值得‘Desert’相對比較‘Relative Comparisons’等六大概念來捕捉福利對於個體或集體的可能意義。

並使用最新收集國際比較資料庫的數據進一步比對，這些資本主義類型在GDP成長率、失業率、社會支出佔GDP比例變化的變遷過程，提供進一步不同於以往重視迴歸統計顯著性的比較研究，進一步討論了『福利』作為一種哲學思辯的反省討論。並指出，亞洲國家當中，對於追求經濟成長率以及失業率的容忍程度差異性相當大，並非如CMEs與LMEs國家，出現相同的叢集，由圖二、圖三可見，不管是10年間的變化，或是26年間的變化，都可以發現有趨同與趨異的體制變遷存在，且呈現出經濟成長率與充分就業之間的扞挌，似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近來研究，如黃志隆與張世雄（2005）研究荷蘭的就業成長與社會安全維繫，可視為一種擺脫福利體制類型發展困境的借鏡，其動態的分析，可以看到在CMEs國家當中政治交換過程，但是隨著凱因斯主義的充分就業政策失效，自由主義與第三條路的策略，使得國家的作為更加積極解開對於市場的管制，使得就業彈性成為可能，並減少雇主與勞工的成本，使得就業率相對增加，進而提升經濟發展率，因而在荷蘭的社會改革過程中，在其分析下，呈現出一種透過工時縮短、工作機會廣泛分享、及合理基本收入安全的確保，使得人人都能在就業性工作空閒時，參加公眾事務，並尋求社會共善與自我實踐的工作契機。

顯然，透過個案的長期觀察與研究，可以發現其變遷的過程當中，是一種相當有趣的現象，尤其是黃志隆等（2005）研究。當然，本文這樣的討論尚有許多改進的空間，而社會安全制度的動態分析過程，恐怕更是未來持續關注的焦點，尤其是焦點必需置放於權利、義務、責任等公共化議題的社會變遷軌跡上，才有可能更進一步貼近『生活福利』或『福利生活』的實踐過程與歷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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