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城鄉地區地方性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機構資源連結策略之異同
許宮綸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台灣在1980年代解嚴之後，民間的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其中尤以社會團體數量最多。在內政部統計年報的分類中，人民團體分成政治團體、職業團體和社會團體。社會團體的類別包含有學術文化、醫療衛生、宗教、體育、社會服務與公益慈善、國際、經濟業務和兩岸團體、同鄉、宗親、校友、婦女等…，共分為八個類別。據內政部統計，中央政府所管轄的人民團體數量，民國80年的政治團體數量為84個，職業團體數量為319個，社會團體數量為1388個；而在民國96年的統計數據中，政治團體有179個，職業團體有414個，社會團體有7796個，將此兩年度的資料相比，可看出在過去15年間人民團體數量成長之多，而以地方政府所管轄人民團體的數量來看，15年來也同樣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社會團體從民國80年有6385個到民國96年有22251個，其中以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所佔比例最多（民國96年約為35.8％），其次為學術文化團體（民國96年約為15％）。
雖然自解嚴之後，民間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的機構數量持續地增加，但是可運用的資源卻沒有對等的變多，反而因為各種不同類型的機構林立，使得資源相對變少，從現實的狀況來看，資源的分配並非均等，不僅有族群間的差異，也有城鄉地區的不同。當資源過度集中於某一族群或某些地區，會產生排擠效應，讓機構之間為了爭取資源而形成彼此競爭的對立關係。
台灣社會福利機構的發展有著明顯的城鄉差距，規模較大、全國性、或是知名度較高的社會福利團體多集中於北部，或是台中、高雄等…大都市，它們的規模發展程度甚至達到能夠在同一個縣市的不同地區有多個服務據點或是附屬機構，例如：以身心障礙者為服務對象的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其提供成人服務的據點在台北市就有三個；而即便是服務範圍涵蓋全台所有縣市的社會福利機構，例如：家扶中心，在每個縣市都設有服務據點，包含外島的澎湖和金門，但是光台北市就設有南區和北區兩個服務處，相形之下，台北市比其他縣市擁有更多的資源。不可否認的，由於台北市的人口數量較多，為了分散服務量必須設有較多的服務據點，使得社會福利機構分佈的密度較高，對此地區弱勢族群來說資源的取得能有較高的便利性和親近性，但位於大都市以外的地區卻不具有這樣的優勢。
而地處鄉村地區的社會福利機構，其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原本就少，再加上由政府提供的資源數量也無法與大型機構相比，在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造成城鄉之間不同地區的社會福利機構朝向「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的趨勢發展。對於社會福利機構的受助對象而言，居住於都會區的弱勢者，因都市地區的資源數量和種類皆較多，因此比較容易透過多種管道取得資源；而在偏遠地區，往往一個縣市只有一個服務據點，甚至還必須與鄰近縣市共享一個單位的資源，對這些地區的弱勢族群來說，資源少以及取得的不便利性更是增加其使用社會福利資源的困難。
一般非營利組織皆面臨自身資源不足的窘境，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機構之間必須想辦法爭取資源，以維持機構能持續營運及完成其服務的宗旨；再加上政府提倡福利社區化的政策，漸漸的將福利服務的提供轉讓給民間的非營利組織或是公辦民營的單位，希望能運用社區內的資源滿足民眾的需求。而社會福利機構擔任服務提供者的角色，首重聯繫各種資源以期滿足弱勢族群的需求，因此對機構而言，有良好的資源連結策略始能達成此目標。
在邱瑜瑾（1999）的文章中，針對台中市社會服務組織的資源網絡連結研究發現，機構爭取社會資源常使用的方法為：（1）主動寄發機構的出版或宣傳品；（2）出席或參與全市或全省的重要會議；（3）到社團或地區辦演講；（4）吸收成為會員；（5）延攬專業人員為顧問或諮詢委員；（6）主動爭取政府委託方案；（7）在傳播媒體開闢專屬頻道或節目；（8）延攬政治人物為顧問或諮詢委員；（9）邀請學者做研究及（10）強化工作績效等方式。從上述方法中可看出，為爭取社會資源，機構除了強化自身條件之外，其向外連結資源的對象包括了政府、民間企業、其他非營利組織和社區，同時也針對不同的資源供給對象有不同的合作策略。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以資源來源的對象作為分類並加以討論，以了解非營利組織針對不同合作對象採取何種不同的資源連結策略。
對非營利組織而言，各項資源的連結需要靠人力居中牽線，而組織內部的董事會必須承擔此項責任，尤其是財力資源的連結。實際上，董事會所扮演的角色是影響組織資源連結的關鍵因素，所以本文也擬將董事會對不同管道的資源連結有何影響納入討論。
在非營利組織中，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多從事直接服務的工作，資源不足的情況更是普遍現象。筆者過去曾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全國性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習以及服務，也聽過其他不同機構的工作者分享各自的工作經驗，發現機構所擁有的資源差異，最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機構內的學員（即身心障礙者）。有豐富資源的提供，學員能得到比較多的照顧和關注、能有比較好的環境和活動空間，也能參與較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因此能有比較豐富的生活經驗；反之，在資源不足的環境中，機構能做到的就是維持學員的最基本生活需求，或是只能在有限的選擇之中做出安排。例如：同樣都是讓身心障礙者融入社區的適應活動，有豐富資源的機構可以讓學員坐車去餐廳吃飯，資源不足的機構卻只能在附近的公園散步，因為這個看似簡單的外出活動，必須有足夠的人力、金錢、物力等等…的條件配合才能成行。在筆者自身的體驗和觀察之下，發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不僅是機構運作受到限制，同時也影響到機構內的身心障礙者，因為資源豐富程度的多寡，使得部分身心障礙者成為弱勢族群中的弱勢。
基於城市和鄉村地區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現況，筆者想要了解同樣都是屬於地方性的社會福利機構，實際上所能運用的資源有多少差異；以及，兩者向外連結資源著重的管道和策略有何不同，同時想探究機構的董事會在資源連結的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為何。另外，由於筆者自身過去經驗使然，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社會福利機構有較多的關注，因此本文擬將研究對象設定為城市和鄉村兩地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的社會福利機構。
二、
研究目的
從觀察到目前台灣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為出發點，筆者以下述項目作為本次研究想要了解的內容：
1. 探究城市和鄉村地區之間地方性社會福利機構所著重的資源來源是否不同。
2. 比較城市和鄉村地區地方性社會福利機構建立資源連結時所使用策略之異同。
3. 了解董事會在資源連結過程中的影響力為何。
貳、文獻探討
依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福利的提供者包含有公部門（國家）、私部門（企業）、非營利部門（志願部門）和非正式部門（家庭、社區）。因此，國家、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和社區都可視為非營利組織資源來源的管道。
初始，政府部門是社會福利的完全提供者，但當政府部門無法承擔所有的社會福利工作時，民間自發性組成的社會福利組織便興起，以彌補政府社會福利工作之缺漏。而近年來，企業部門也漸漸重視其「企業的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1]，因此，營利部門裡的企業機構日漸增加公益活動的參與，且逐漸朝向系統性、長期性，以及樂於與其他兩個部門的組織建立夥伴關係，一起推動公益活動，而不只是短暫性地捐款或是捐贈企業的產品而已。（官有垣，2002）
有鑒於政府、民間企業和非營利組織逐漸在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有各自的影響力和功能，下述內容便分別討論社會資源的定義和分類，和社會福利機構和公部門、私部門、非營利部門和非正式部門在資源連結之合作方式，以及董事會在社會福利機構中對外資源連結之功能稍作討論，最後也提出過去用以討論資源的相關理論。
一、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廣義來說是指一切自然物質資源和人為的社會文化制度，包括了社會經濟、社會政治、社會法律、社會教育、社會宗教、社會醫療以及社會福利資源，能夠用來滿足人類生活需要者均稱之。狹義的社會資源是指社會福利資源，能夠提供金錢、財物、職業訓練、協談感化、心理治療、醫護療養、婚姻諮商、兒童福利、殘障扶助、老人安養以及安寧照顧等等…之社會支持網絡，能夠滿足社會福利體系中之案主需要而言。（李宗派，2000）對社會資源的分類在諸多文獻中也有討論，其分類大致有數種如下：區分為制度內與非制度資源，政府提供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屬於制度內資源，而來自民間機構或團體的所有資源則屬非制度資源；（李淑慧，1992，轉引自劉弘煌，2000）或區分為有形的物質資源與無形的精神資源，有形的物質資源包括物力、財力、活動空間與天然資源等…，無形的精神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方案活動、組織社團和社區資訊等…。（陳武雄，1998，轉引自郭靜晃、曾華源，1999）
在李宗派（2000）的文章中，將社會資源更詳細的區分成五類：（1）人力資源，包括社區領袖、各行業專家、社工、志願服務者，以及延伸出來的各類社團組織和機構組織；（2）物力資源，包括天然資源、生物資源、公共建築物、設備場所等…；（3）財力資源，包括社會服務經費的籌措，包括社會福利機構自籌方式之義賣、勸募等…，或是向政府機關申請特定社會福利活動的補助經費，或是接受其他社會團體或民間工商企業的捐助與合作；（4）人文資源，包括人民對家鄉和同胞的愛心、回饋心等…；（5）人緣資源，即所謂的人際關係，透過人際關係將前述四種資源融合在一起，並使其產生助人的最大作用。在李宗派（2000）的分類中，對社會福利組織而言，董事會成員就是人緣資源運用的關鍵人物。由於董事會成員肩負對外開發及連結資源的重要責任，因此擁有具備良好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董事會成員能使機構更易將人力、物力、財力和人文資源連結整合。
在文獻中有關社會資源分類的討論多從其性質做區分，但是即便是相同的資源，管道的不同就要使用不同的取得策略，例如：同樣都是財力資源，希望由政府補助得來的活動經費必須要提出具體的活動方案向政府機關申請；但要讓民間企業捐助則可能須符合企業的策略性捐款目的，因此社會福利機構要能提供讓企業得到回饋的合作方案；若是針對一般捐款人，使社會大眾認同其服務宗旨，或是機構擁有良好形象可能才是吸引小額捐款的主要因素。
二、多元福利觀點：福利提供的四個部門
1.與政府的資源連結－補助款項的申請、公辦民營
一般社會福利機構和政府部門資源連結的關係多是向有關單位申請機構活動的補助款項。政府單方面的資源提供，使得雙方地位不在平等關係之上，且由於機構需大量依賴政府財源的供給，難以避免受到政府單位的干涉，導致機構可能失去自主性。
另一種可見的類型是公辦民營。公辦民營就是由政府提供機構的硬體設備，建築物、活動場地等…，再將場地的經營管理權交由民間福利機構。在沈明彥（2005）的文章中提到，非營利組織承接公辦民營的優點是可以擴展服務項目和對象及地區、可以增加政府的補助收入、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場地和設備、可以提高機構地位和專業形象；（施教裕，1997，轉引自沈明彥，2005）缺點則有政府所援用的法令及契約規範限制過多，使受託機構營運自主性受到限制、非營利組織在經營管理上需負相當大的財務虧損風險及責任、與政府協調不易，且政府部門之行政監督和財務保管與會計核銷等…作業繁複、非營利組織無法事先參與受託硬體建築設計或空間規劃，承接後在管理和使用上皆有相當大的不便、需配合政府要求對特定服務對象辦理特定工作項目，此不僅影響到機構其他服務項目的推展，同時造成本身營運管理的不便、政府補助經費有時並不充足或未補助專業服務費，致無法提升服務品質。（唐啟明，1997；黃源協，2001；轉引自沈明彥，2005）
甚至，有些組織修改組織使命與機構名稱，以符合政府方案委託之所需。（邱瑜瑾、官有垣，1998，轉引自邱瑜瑾，1999），導致機構應該以服務弱勢族群為優先，卻演變成以得到政府補助為最大考量的荒繆現象。另外，政府方案委託也傾向「高聲望」與「高地位」的服務機構，而使一些知名度不高，但能提供專業性服務的組織，缺乏利基的資源，而消失於社會福利市場。（邱瑜瑾，1999）
由此可看出，社會福利機構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多為單方面接受財力補助，即便是接受政府委託的單位，因為仍須仰賴政府資源的提供，也難以確保其獨立性與自主性，社福機構和政府之間存有看似「協力」[2]合作實際上卻是不對等的關係。
2.與民間企業的資源連結－企業捐助、策略聯盟[3]
企業的公益贊助，雖然可能因利他主義使然，但是由於其營利性質，因此即便是企業欲善盡其社會責任，也不免考量以對自身有利的方式進行。而非營利組織想要爭取企業的資源，就必須要提昇自身的條件以吸引企業的「投資」。
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補助金額日漸減少，而社福機構普遍面臨資金不足造成營運困難，多數社福機構也嘗試自籌財源的方式，但不論是自營的收入或是民眾的捐款，仍不足以平衡機構財源的支出，因此社福機構轉以民間企業做為提供財源的對象。由於民間企業有較多的資金可提供，而社福機構則能為合作對象帶來良好形象，雙方各取所需，因之社福機構和企業在合作過程中，彼此地位較為平等，機構也較能保有其獨立性和自主性。
企業捐助的內容可以分為三種：金錢、物資和時間或勞務。其中金錢是最常見的捐助方式，有的企業會在年度預算中編列部分金額做為公益之用，但是大部分的企業並非如此，通常金錢的捐助是為其建立公共關係的策略之一，不論是企業單方面的金錢捐助，或是和社福機構合作以達到雙贏的目標，目的都是期待能從中得到回饋，除了無形的社會聲望的提高，甚至進一步能增加企業收入。第二種捐助是物資捐贈，常見的是以自身企業產品做為捐助物，例如：食品公司捐贈食物；第三種就是捐助時間或勞務，這種方式是指讓公司員工為某個社福機構擔任志工，不過由於此種方法通常是短時間的志願服務，甚至可能只有一、兩次就停止，因此這種方式對於需要大量志工的組織而言，成效並不顯著。
對社福機構來說，企業作為一種外在資源，雙方的關係並非完全建立在企業單方面的捐助之上，實際上也有越來越多企業希望與社福機構合作，合作的方式可以分為三種：以交易為基礎的推廣活動、聯合議題宣導、授權。（張茂芸，2000：120）
以交易為基礎的推廣活動在鄭怡世（2000）的分類中又可以再區分為兩種，其一是與目的相關的行銷，也就是企業與非營利組織透過合作的關係來行銷其產品或服務，當消費者購買或使用該企業所指定的某項商品，企業便提撥一定比例的金錢給合作的非營利組織，（鄭怡世，2000）這項方法最早是見於美國運通卡公司，在1981年舊金山藝術節活動期間，每刷一次美國運通卡，該公司就捐款美金兩分錢給藝術節的主辦單位，1983年美國運通卡以相同模式參與修復自由女神像的活動，因為這個活動，使美國運通卡的使用率提高28％，新卡的申請率也成長45％，而活動的主辦單位也從美國運通卡公司得到美金170萬的捐款。其二是企業贊助公益廣告，即由企業出資贊助非營利組織製作或在大眾傳播媒體上播出或刊登公益廣告，其功用是可以推廣非營利組織的信念，同時也可以協助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和不特定的大眾或捐款者進行溝通。（鄭怡世，2000）企業在這樣的合作中可以建立起良好的企業形象，同時也可以增加該企業的知名度。
第二種合作的方式為聯合議題宣導，即是企業與非營利組織，透過散發產品和宣傳資料、以及廣告，共同防治某項社會議題，在此項方式中，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不一定有金錢上的往來。（張茂芸，2000：121）
第三種方式為授權，即非營利組織將其名稱及標示授予企業使用，並收取費用，或是以對方一定比例的利潤作為回報。（張茂芸，2000：122）
企業願意與社福機構合作的原因，除了能提昇自身的社會聲望之外，也能藉由舉辦公益活動來傳達企業自身的理念，進一步吸引潛在消費者的認同，或是增加消費者對該企業的滿意度。有研究指出，有些企業在與社福機構的合作，並非全然是期待能增加多少財務上的收益，為企業自身提高社會評價、培養忠誠消費者等等…，也都是目標之一。和社福機構的合作，除了使企業得到實質上的收益之外，無形的回饋更是企業所看重的報酬。
在鄭怡世（2000）的研究中指出，影響企業捐贈的關鍵因素是企業規模的大小，規模較大的企業在公益捐助上通常比較慷慨也較有制度化；另外，大型企業傾向捐贈金錢，而小型企業傾向捐贈實物和時間；大型企業傾向捐助給全國性非營利組織，中、小型企業則傾向以地方性非營利組織作為捐助對象；但若單純以捐贈金額占企業總營業額的比例來看，小型企業的捐贈潛力不輸給大型企業。
3.與其他非營利組織的資源連結－策略聯盟
Dina（1993）曾以美國紐約地區的52個基金會為研究對象，想了解非營利組織在面臨政府機構社會福利政策轉變以及進行財務緊縮的狀況下，採取何種適應變遷的策略。研究發現，有高達93％的機構在1990年代都積極與其他機構聯盟來增進組織的生存機會。（邱瑜瑾，1999）
組織之間的策略聯盟最主要目的便是使資源能夠集中，由於國內非營利組織幾乎皆有資源不足之現象，而不同機構之間的合作結盟正好可以彌補資源零碎、不連續的狀況，目的是要提升彼此的競爭力。
策略聯盟的合作方式所具備的優勢有：建立夥伴關係之主要利益為降低成本、分散風險、有效取得關鍵資源、提高競爭地位。（吳思華，1996，轉引自曾清芸，2006）這種伙伴關係可使組織獲得新的技術資源，提升更大範圍的產品以及服務的能力，進而獲得組織外的知識以及相關技術等利益。（Powell, 1987，轉引自曾清芸，2006）但不可避免的還是會有缺失，例如：對夥伴行為難以管制、易於轉換夥伴等…問題。
在社會福利機構之間的合作，以無形資源之間的互補為較常見的型態。因為有形資源大多數機構普遍不足，因此在彼此合作的過程中，反而是得到專業知識技能、學習辦理活動的能力，或是藉此培養社會關係等…是更為重要的無形資源。
在邱瑜瑾（1999）針對台中市從事福利服務的社會福利機構資源網絡連結分析之研究中，發現台中市非營利組織資源網絡連結是以案主轉介為最多，其次是專業技術資源網絡，財物資源網絡的連結最少；在整體網絡中，有聯結關係的大約一成，其餘90％則是彼此沒有連結，呈現出鬆散結合的關係。台中市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的連結模式，傾向於以「個人人脈」的方式開拓資源，沒有以制度化的模式合作，因此當居中牽線的人員離職後，組織之間的合作就很容易中斷。另外，在此研究中發現，台中市政府對社福機構的補助減少，但私部門的非營利組織並未因此增加合作，反而加強機構間對資源的競爭。
在其他對於社會福利機構間社會資源網絡建立的討論中也提到，各機構之間競逐資源和自主性過高，並且人力資源不穩定性過高的情況下，工作無法交接順利或銜接。（郭靜晃、曾華源，2000）要和其他機構協調配合，不僅自由度受到限制，而且不易自行依照對社會需求或問題的認定來提供服務，反而要考量彼此之間的服務範圍，甚至原先機構服務品質不佳，也無法競爭。（郭靜晃、曾華源，2000）在資源整合的過程中，不易找出能扮演整體資源規劃和整合、指導角色的整合者，整合者指的是負責各自組織間活動的組織實體，如個人、委員會或幕僚實體。（劉弘煌，2000）
另外，機構之間的策略聯盟普遍習慣於找性質相同的機構合作，好處是因同質性較高，比較能期待合作時發揮互惠的效果，但缺點就是較難發揮互補的效用。還有，資源較為豐富且專業技術較佳的機構，往往比其他組織更常成為爭取合作的對象，且較易取得具優越性的談判位置，因而更能進一步擴張組織的權力網絡。（Levine & White,1961，轉引自邱瑜瑾，1999），這種合作的方式會使大型機構得到更多資源，在資源有限彼此競爭的情況下，無疑是將小型組織陷於不利的位置。
4.與社區的資源連結－活動辦理
除了上述的三個部門可作為資源提供者之外，還有一些存在於社區中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社會福利社區化的理念影響之下，政府政策傾向於將社會福利轉讓由民間社福機構服務，並鼓勵其連結在地的社區資源，以達到服務社區居民的目標。社區內的資源除了物力和財力之外，人力也是一個可供連結和開發的重要資源。
非營利組織是屬於勞力密集度高的產業，因此人力資源對其業務的執行和推廣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非營利組織的人力資源分為董事會成員、職工和志工。由於董事會成員在組織中屬於高層決策單位，同時也兼具有人力資源管理的責任，因此非營利組織中人力規劃的對象主要是參與組織之志工和職工。職工是指那些在機構內工作，有支薪的工作人員，而志工是那些單純認同組織理念，並不支薪協助機構提供服務的人力。
對社會福利機構而言，資源的開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資源永續發展，因此志工的培養更為重要。在司徒達賢（1999）的分類中，志工的來源有幾個方面：原有志工或專職員工介紹、機構舉辦活動的參與者、機構過去的服務對象或服務對象的親友、其他團體組織的成員。
一般而言，願意成為志工的人多是出自其道德性的參與動機，也就是一種無怨無悔、樂在其中的參與態度；其參與服務行動也是為了滿足自身特定需求，例如：成就感、使命感、參與感等等…，或是作為回饋社會的一種方法，而社會福利機構除了要能提供志工滿足其心理需求的條件之外，組織自身的服務宗旨或目標能夠得到認同才是能吸引志工加入的主因。
有了志工的加入，更重要的是能吸引志工穩定參與機構服務。由於他們是不支薪的組織成員，組織中規章的獎懲對其約束力很低，志工服務的持續性並不穩定，因此要有良好的志工管理和獎勵方式。對於志工的管理，有的機構會專設有志工管理的部門，但大多數沒有，不過無論是否有專責的部門，志工管理的領導人都負有重要功能。鄭錫鍇（2003）在其文章中提出，志工的領導工作首重領導者個人特質的塑造與發揮，志工領導人所必須具備的特質條件有：要具備能透過任務指派和專業分工來組織團體的能力、要能針對不同志工的個人特質分派不同的任務、要能發揮理性思維能力以選取理想性與可行性兼具的行動方案、要有高度的服務熱忱以引導志工投入工作、要能與外在環境保持密切互動、要有專業管理能力，以及有良好人際關係、溝通能力以及高度包容力。
在志工的管理上，因為不以金錢作為服務的報酬，因此最好視志工心理需求的不同來設計激勵的方法，給予精神上的激勵作為無形的報酬，並且時常灌輸其組織使命，以增加其對組織的認同，或是授權予志工以提高其參與；當志工表現良好時，也公開的表揚，同時也增加志工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以滿足其情感、資訊等…交流的需求。
社會福利機構和社區中的人力資源通常是在辦理活動時會有所聯結，不論是辦理機構內部或機構對外的活動，常常需要社區中人力資源的協助。社區人力進入機構，除了協助處理行政或文書的工作，也包含了分擔機構內工作人員事務的活動，例如：協助身心障礙兒童用餐；機構對外辦理的活動，更是需要社區的人力資源，不僅是參與辦理活動的志工，還包括社區中的重要人士，例如：里長、社區總幹事等等…。實際上，社區內的人力資源不僅僅是那些認同機構並親身參與提供服務的志工，還包括那些未必參與活動，但在社區中同樣也能為機構資源提供有形和無形資源的重要人士。
三、
影響資源連結的力量：董事會成員
官有垣（2002）的文章中提出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有下列六項基本功能：決策制定、方案發展、預算與財務監督、募款、甄選與解聘行政主管、作為與社區溝通聯繫的橋樑。（Anthes, Cronin and Jackson, 1985；Chait
and Taylor, 1989；Herman, 1989；Wolf, 1990；Zander,
1993；Axelrod, 1994；官有垣，1998；轉引自官有垣，2002）
董事會在組織管理上，與機構執行長之間功能角色的相互配合對該組織的治理方式有重大影響。為減少依賴政府經費所造成的機構自主性的侵蝕，董事會能夠做到的是，協助行政部門開發其他替代政府經費的財源，譬如：以方案的多樣化與充實來自民間部門的捐款，以平衡部門之間的資源依賴關係。（Lipsky ＆ Smith, 1989-90：638-41；官有垣，1997：10-11；轉引自官有垣，
有鑒於董事會成員對機構取得外在資源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董事會成員須具有豐富的社會資源和良好的人際關係。Wolf（1990）認為，非營利組織應聘請下列人士加入董事會：在社會上素有清望的仕紳、組織設計專家、財務會計專家、擅於募款的人士（如商界、政界與基金會的代表）、人事管理專家、律師、公共關係專家，以及與組織核心業務有關的專業人士。（官有垣，
在過去文獻中，對於董事會成員連結資源的討論，多著墨其正面的功能，但是卻忽略了董事會成員的身份可能也是造成資源難以連結的因素。例如：董事會成員有地方派系之分，或是與地方上其他團體有利益衝突，而影響到機構對外關係的建立。因此，對於董事會連結外在資源的討論，也應注意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相關理論
1.資源依賴理論
資源依賴理論的前提是組織不能產生自身所需要的所有資源，因此必須在其所處的環境中去獲取所需要的資源，這種取得資源的形式可以透過交換、交易或是權力的控制關係。組織在不能完全自主的限制之下，必然會和環境中的其他組織產生依賴的關係，此種依賴關係雖然導致組織在自主的程度上受到限制，可是組織為了自我的生存與發展，將會引導組織發展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關係。（王仕圖，2004）此觀點特別強調的是，組織並非被動地受外在環境改變影響，而是會主動地調整內部結構去適應環境變遷，因此，組織向外獲取資源的策略便是重點。另外，此觀點也強調，組織應該分散依賴對象，使資源的來源多元化，並力求維持組織的自主性。
在組織取得外在資源的策略運用上，陳俊廷（2005）文章曾引Schoorman等人（1981：244）提出的幾項作法，包括組織相互連結，建立合作策略；增加組織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以提高自身決策能力而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建立較高的聲譽使資源能主動進入組織之中，避免依賴其他組織。除了向外連結資源之外，也應建立維持資源的機制，以避免組織原有資源流失，Hall（1996：291-292）提到避免資源流失的方法有：組織的科層化，包含文件檔案體系的建立、角色專業化與標準化、建立科層結構使管理工作更有效率；進行組織成員的社會化，使組織運作方式得以傳承；領導人選擇有相近理念或特質之人晉升管理層級。
資源依賴理論強調採取外在取向爭取組織資源，特別強調非營利組織部門如何強化社會功能，資源依賴理論認為改變外部環境部門間關係比改變內部管理結構更易獲取資源，非營利組織可以透過多元化資源策略，改善組織相關的資源配置、人員、空間與活動等相關計畫，以增加組織服務效能。（Gronbjerg, 1993，轉引自邱瑜瑾，2005）
依據此理論觀點，非營利部門面對外在政治經濟環境，與市場部門互動的策略是增加市場的誘因結構，例如：改變服務產品、增加商品收益與服務競爭力；（邱瑜瑾，2005）面對政治系統，所採取的策略是應積極遊說和動員，以增加其對政治的影響力與發言權，而非只是被動適應政治環境，甚至將自身視為政治倡導者的角色。
2.社會資本理論
社會資本理論觀點是將非營利組織視為一個行動者，它也如同個人一般，需要建立許多與外在的連結，以利其自身的資源動員。
林東清等（2007）文中曾引Bourdieu所言，社會資本理論強調人際間的關係網絡提供成員一個有價值的資源，使成員在進行社會活動時，比他人更能得到其他成員的信任與支援，而更能有效發現與掌握資訊、知識、機會等資源。（Bourdieu, 1986；轉引自林東清等，2007）
林南（2001）曾歸納社會資本的陳述，認為其主要觀點有三個範式：（1）社會網絡與嵌入資源；（2）社團與民間參與；（3）普遍信任與不信任。（王仕圖，2007）將此觀點應用於組織的層次上，有一個前提要件，也就是個人必需成為組織的成員，或參與組織活動，則社會資本才能有效的成形，而民間的參與就是反應集體資本的程度。（王仕圖，2007）
而Flap（1991）指出社會資本乃是可動員的社會資源。他敘述三個社會資本的元素：（1）當你需要的時候，個人社會網絡的資源已經準備好要幫你；（2）關係的強度，指願意幫助者；（3）成員的資源。對Flap而言，社會資本乃是運用與自我（ego）有強烈關係的他人所提供的社會支持。（王仕圖，2007）但社會資本理論不僅可以用來研究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人脈網路關係，也可以研究組織與組織間的網路關係。（Baker, 1990，轉引自林東清等，2007）
社會資本的結構面中的網路連結，網路連結是指由組織之間
從此觀點來看，沒有一個組織能夠獨立生存在社會結構中，所有組織都需要支持者、買賣者協助處理事務，社會資本是無形及有形的資產，透過組織代理人的社會關係，可協助組織達成特殊目標。因此組織累積足夠社會資本將可協助組織在組織網絡中獲得更多資產，更有助於組織活動推展，及達成組織的特殊目標。（Gabbay ＆ Leenders, 1999，轉引自王育敏，2006）
綜合以上之敘述，非營利組織是個人將自身擁有的資源網絡應用到組織的層面，使組織因個人的參與而能獲得資源，因此組織的資源動員策略就十分重要，要能以其價值和理念吸引外在的人力、財力和物力資源共同展開行動，達成其目標。
參、研究方法
本文擬依照上述多元福利主義的觀點，將資源的來源區分為政府、民間企業、其他非營利組織與社區四個管道。與政府的資源連結方式包含機構單方面接受政府補助款以及公辦民營；與民間企業的資源連結方式包含企業捐助和策略聯盟；與其他非營利組織的資源連結方式包含策略聯盟；與社區資源連結方式則是透過活動的辦理，其中著重討論社區中的人力資源，包含志工及社區內重要人士，並分析機構之董事會在不同來源的資源連結上所發揮的影響力。下圖為本研究分析架構：
一、
研究對象
本文擬以台北市和嘉義縣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的社會福利機構為研究對象。
由於台北市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大都是由全國性的社會福利機構所設立，或由大型機構接受政府機關的委託辦理，而財團法人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是一個單純由民間人士發起設立的機構，因此台北市的地方性社會福利機構便選取其所附設的台北市私立彩虹村家園為研究對象。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服務宗旨與其他身心障礙機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除了與一般機構相同皆以促進身心障礙者福利、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個人化及多元化的服務為宗旨之外，尚以推動身心障礙者的藝術教育為目標。其附設的彩虹村家園，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是一個提供15到50歲設藉台北市的身心障礙者類似家庭環境的社區居住環境，讓他們能夠居住在社區中，並在機構內學習技能的培養以及提升照顧自我的能力。
嘉義縣的地方性社會福利機構是以嘉義縣私立大林教養院為研究對象。大林教養院位於嘉義縣大林鎮，是提供16到64歲身心障礙者全日住宿的服務，其中包含居家生活技能的訓練和提供休閒娛樂活動…等等。
本研究所選擇的兩個機構性質、服務對象，以及提供服務的內容相似，因此假定兩者對資源的需求有相似之處，例如：都需要引進醫療資源以維護案主健康等等…，故將上述兩個機構設定為研究對象予以比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預計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以及參與觀察法。訪談內容以福利提供的四個管道為參考架構，以期了解組織在此四管道上，各使用何種方式連結資源，並進一步比較位於城市和鄉村地區的兩個地方性社會福利機構是否會著重不同來源的社會資源，以及使用的策略不同之處。由於機構內資源連結多由社工人員主則，因此本次訪談也擬以社工為主要訪談對象；而董事會的成員肩負向外募款的責任，因此也將董事會成員設定為訪談對象，希望藉此了解董事會對資源連結的影響力。
另外也將參與機構辦理的活動，其中包括內部以學員為對象的活動，例如：帶領學員外出的社區適應活動、社區內志工到機構為學員舉辦的活動等等…，以及機構與外部組織合作辦理的活動，例如：參觀展覽、到其他組織參觀等等…以期更深入觀察機構和外在資連結的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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