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第73期，2008年10月15號

移民女性對家的認同之研究─以嚴君玲《落葉歸根》為例^*

本文利用空間閱讀法，藉由書寫家內部疆界的配置劃分與家外部空間的轉換移動，使得「家」的意義在內╱外的空間置換與行進移動中逐漸推展開來，形構出──錯位的詩學，用以詮釋《落葉歸根》中一再重複回返的主題：「家」。記憶鑲嵌在過去歷史與文字象徵化的符號之中，使得家內部的疆界劃分依「血緣」、「穿著」、「權力」等區辨因素，影響著同者╱異者家人與他者的改變。而外部的「家」在天津、上海租界→香港殖民地→海外異地之間流竄移動，在不斷書寫遠離家的過程中卻又同時渴望歸家，亟欲渴求成家，但仍舊逃脫不出「城中之城」的意象：她的「家」一直都是附屬在「中國」的「原生之家」，她也始終在母親的「原生之城」下構築屬於的「家」。

* 本研究緣起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之「跨國女性研究」計畫：2008年暑期課程之一。係由劉開鈴教授所指導「跨國女性主體再現研究」之小組成果。

　　「女性自傳書寫」到了現今逐漸成為一種表達女性需求的重要管道之一，藉著書寫自己的成長故事，進而打破沉默、企求發聲。《落葉歸根》是嚴君玲動盪流離一生的生命故事，從書名「落葉歸根」四個字可以嗅出隱藏在字面底下的象徵意涵，也就是作者書寫自己生命歷程的同時，也是在追尋一個生命課題的答案。那我們不禁要問：嚴君玲所追尋的生命課題為何？

嚴君玲的前半生，是跟著中國大歷史一起往前開展的，經歷了清末列強的租界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英國殖民地香港，移轉到異地求學，面臨殘酷的種族及性別歧視。她出身富豪之「家」，她的家移動在這些歷史及空間的脈動中，她藉由家內、家外的位置帶出了自己當時的處境。嚴君玲提到當時有個讀者寫信給她，說這是一本「一個沒人愛的小女孩的長聲尖叫」的書（袁瓊瓊，1999）。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認知她在家的處境是相當艱難的，那不禁要繼續追問：什麼樣的機制或權力操控讓她發出長聲尖叫？或許有人將嚴君玲比擬為「中國灰姑娘」（China Cinderella），本人也不否認，她的處境也確如灰姑娘的遭遇，有後母及兄弟姊妹的虐待，但我們認為這部分殘留很深的「文化生產」脈絡，在本論文中，將不會處理這樣的問題，而把焦點關注在她不停書寫，而非常渴望的「家」。

《落葉歸根》從頭至尾貫徹、縈繞著「家」這個主題，不時穿插嚴君玲內心對「家」的喊話，特別的是其一生動盪流離，喪母及戰爭皆改變了家的內部與外部。內部有姑爸爸、娘陸續扮演母親的角色（位置）；外部的移動則經歷天津、上海、香港、英國、美國。不管是外部或內部的改變都與「空間」這個議題分不開，內部是指「家內疆界劃分」，外部則為「家的空間移動」。因此本研究將從上述這兩個層面切入，觀察家的空間遷移對嚴君玲「家」的感受、意義、認同產生什麼影響，還有家如何行使吸納與排除的功能（家劃分疆界的標準），透過這些研討釐清《落葉歸根》象徵的指涉意涵：「家／根」在哪裡？進而揭示家對嚴君玲的意義。

　　本研究的主題為「家」，從「家內疆界劃分」及「家的空間移動」兩方面切入。傳統閱讀女性自傳小說時，大多由心理學入手，著重主人翁的心境描寫，不然就是歷史背景的脈絡分析，但這些都有若干侷限，忽略了其他「空間」與「主體」的建構關係，也導致在人物及情節分析上偏倚線性閱讀的慣性。嚴君玲歷經無數次的空間轉換，從城市到城市、從國家到國家，中國的天津、上海、英屬殖民地香港、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及加州，這本自傳體小說包含了許多空間，在這些空間中，她對「家」的認同與追尋如何定義，必須放在所處的空間脈絡中作探討。

　　范銘如在〈台灣新故鄉　五○年代女性小說〉論文中，提到「家台灣──空間閱讀法的嘗試」，這種研究方法強調空間性優於時間性，尤其當我們閱讀的文本牽涉到不同文化的接觸互動時（范銘如，2002：24），這符合我們這篇論文討論的對象──《落葉歸根》。「事實上，文本即是一種象徵性空間，標誌出人物或作者，在社會中特定的文化位置。……空間閱讀法不用時序來認識人物，而是重視其立足點──在空間配置結構的文化位置。但這不是說空間閱讀法揚棄小說中的時間序，而是把情節和人物心理的演變看成每一次異文化接觸後的發展（范銘如，2002：24）。」

運用空間來閱讀文本可以提醒我們注意主體的身分位置，了解人們在當時場域中如何辨識異己，以及空間的轉換對主體的影響。此方法尚關注與來自不同空間文化場域的人互動後，身分認同及對「家」的指涉意涵轉變。家在往返裡是一再變動的，如果只依循時間以線性發展閱讀，只能看到發展的結果，而忽略掉人物心理與情節的變化，以及與空間、文化的互動聯結所產生的變化，因此我們選擇運用「空間閱讀法」來探討本論文的主題：「家」。

　　家的疆域把區隔界內界外的藩籬樹立在哪？又是如何建構與維持進入與否的標準呢？從嚴君玲的敘述裡我們把觀察的焦點放在她的家，家在歷經了多次空間轉換、成員的凋零與誕生，家的場域劃分以及區辨內外的標準是什麼樣的情形，並藉此了解家是如何看待家內（如何家人／同者）家外（陌生人／異者）的。

在《落葉歸根》第三章〈如影隨形〉裡記錄了君玲的父親（嚴錫榮）與母親（任永蘋）結婚，並在天津開始了小夫妻的婚姻生活，且陸陸續續生下他們。首先就從嚴君玲來到世上的第一個家，開始了解她的家與家對她的意義，並從空間轉換的面向觀察家樹立疆界標準的變化，和家如何行使排除與吸納的功能。空間閱讀方法在此段的使用著重於關注家的空間改變帶來的內部衝擊，以及家內部成員的立足點。

父親把新娘帶回了天津，在山東路四十號買下了一幢大房子。房子位於法租界中心一個方便宜人的地區，鄰近還有一個公園，街對面是聖路易天主教男校。小夫妻的婚姻生活很美滿，他們夫唱婦隨，如影隨形。四年內兩人陸續添了四個孩子。第一個是女兒──我大姐君培。她出生時由於個頭太大導致難產，產科醫生丁美櫻不得不用產鉗來助產，因此造成大姐出生後左臂部份麻痺。接著生下了三個男孩──字捷、字鈴和字俊。在第三個兒子出世後又過了三年，是我（君玲）的出世。……家裡其他人和爺爺奶奶一起住在二樓。姑爸爸經常乘火車從上海到天津來，那時從上海到天津的旅程需要兩天之久。姑爸爸在天津一住就是好一段時間，父親和母親通常會駕著他們的別克轎車到火車站去接她。三個人會一連數小時地談論上海的種種閒聞和姑婆銀行新做成的各筆交易。她們還時時一同去飯館、看電影、逛戲院。姑爸爸後來對我說，這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光。在我三個哥哥們連續出世的那幾年裡，母親的助產醫師丁美櫻大夫幾乎成了我家的一個家庭成員。（嚴君玲，1999：24-25）

從敘述裡可以看出在她誕生時期的家，凝聚家內成員得以構成家的因素是「血緣」，在嚴君玲誕生時期的家是三代同堂，從爺爺奶奶到父親母親再到嚴君玲的兄弟姊妹，一切的因素都與「血緣」密不可分，從姑爸爸的角度來看那段時期的家是氣氛最和諧安樂的家，而嚴君玲說連助產醫師都幾乎成了他們家的成員，這些不同人（觀點）的敘述都點出家的認證標準在於「血緣」，有血緣關係讓他們進入家內成為家人。

　　姑爸爸是爺爺的女兒因此也被納入，而丁美櫻大夫則與家內孩子的誕生聯繫頗深，掌控了孩子們出世的關鍵時刻（接生），因此用「幾乎」來指稱這位「類似家庭成員（丁美櫻）」。而這個家庭的類型是典型的父系家庭，從爺爺到爸爸到哥哥，其他的人則是這些男性的妻子、女兒、姊妹。從嚴君玲用來描述這個家庭的字眼「婚姻生活很美滿」、「夫唱婦隨、如影隨形」，到她引用姑爸爸的話語「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光」，因為「血緣」使他們理所當然進入家內，成為家的成員共譜家庭生活，家的藩籬是「血緣」，血親的身份使他們認同彼此是「同者／家人」，因此能夠通過藩籬，得以進入家內，組織共同的「家」。

　　第四章〈秀色可餐〉則描述母親死後父親再娶之後的情形，後母的進駐使得家的內部、疆域出現了不一樣的情形。因為迎娶新娘父親買了一棟新房子，新房子與原先的老房子之間存在著一道疆界，兩間房子（house）內的家（home）有著微妙的聯繫，但又不是全然地疊合。總而言之，家（home）的空間移動──新房子與舊房子，在成員的進出之間與標準也悄悄地在變化著。

父親在緊挨老房子的山東路上買了棟房子，作為給新娘的禮物。新婚夫婦單獨搬了進去，家裡其餘的人、傭人、連同父親的辦公室一道留在老房子裡。全家人每晚一起吃飯。……發大水，父親在他的兩座房子之間用木板搭成高臺，以便來回行走。木板走起來很滑，對裹了小腳的奶奶更是危險。娘剛剛生了四弟字震，仍在坐月子，父親每天得冒險背著娘走過由新樓到老樓的木板，全家人才能一起用晚餐。（嚴君玲，1999：35-36）

從上述可以看見家的成員分居在兩棟房子之間，只有在吃晚餐時才有所謂的「全家人」這個詞的出現，在這個時期的家不只有「血緣」，還有「權力」的因素在宰制著家進出的標準，這段時期從「奶奶」與「娘」在家中發言的場面，可以嗅出家中「權力」角力與消長的情形。

娘對傭人的難處毫不體恤。廚師每天清早划著用木筏釘在一起的木排趕到市場買菜，再把滿滿一筏的菜划回來。爺爺說，現在水這麼大，這樣來來往往太危險了。但娘卻輕描淡寫地說，廚子很會游泳，沒有必要專門為他找個舢板。當四十天後，水勢開始下落時，遵照奶奶的意願，在兩棟房子之間蓋了一個結實有頂的房間。姊姊把這個房子叫做橋，我們經常在那捉迷藏玩。（嚴君玲，1999：36-37）

可以看到家內權力大小的描繪，爺爺的話可以被娘四兩撥千斤地否決，但最終奶奶的話還是有影響力的，因此「遵照奶奶的意願」，搭建聯結兩棟房子之間的「橋」。「橋」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是連結新房子中「娘與父親新組家庭的成員」到老房子來，締造「全家人」一起吃晚餐的媒介。在這個時期「全家人」的指稱包括爺爺、奶奶、父親、娘、姑爸爸還有前妻生的五個孩子、娘生的四弟與小妹，「血緣」我們把它看作是聯結老房子與新房子之間的那道「橋」，藉由這道橋父親與娘在內（四弟、小妹）的家庭成員能在晚餐時進入老房子與他們一同用餐，「全家人」這個集合名詞的概念，在晚餐時刻藉由橋的聯結得以體現，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全家人」的出現是有「特殊時刻性」的。

「血緣」代表第一道關卡，代表進入天津老房子與新房子這塊家領域的認證標準。

　　在一段為小妹雇奶媽的事件中觀察出「新房子」裡的「家」掌控事況、情勢的人是娘，「這件事引起了家裡的一片騷亂。娘決意要雇這個女孩，但沒有一個人贊同。娘似乎認為只有給美國白人孩子當過奶媽的女人才有資格哺餵她的女兒。爸爸順著她的心意雇了那個奶媽（嚴君玲，1999：38-39）。」在這裡可以看見在「新房子」的「家」裡面，在這個有父親、母親、孩子的小家庭裡，掌控權力的人是娘，因為她擁有發言權，且可以凌駕其他人的意見。回到上段討論新、舊房子之間往來的事件時，爺爺認為廚師划木筏在發水的日子往來是太危險的事，也輕易地就被娘回說廚子很會游泳（藉以迴避爺爺要替廚子找舢板的意見），此事件最後的收尾是：遵照奶奶的意願造了一道橋聯結兩棟房子，可以看見在這個由新舊房子組成的家領域空間裡，男人的沉默或意見被推翻，都凸顯了這個三代同堂大家庭裡權力的掌握在女人手中，而在新房子的家裏是娘說了算，到舊房子裡則是由奶奶說了算，在所謂的「全家人」底下「奶奶」還是具有最後「發言（決議）權」的人。

　　在第四章裡家雖然分成兩個區塊，成員分屬在新房子、舊房子兩個空間中，但畢竟兩棟房子還是緊挨著有橋作為往來的憑藉。到了1942年為了要避開日本人對公司的覬覦，他使用了一套詭計假裝失蹤，實際上卻是去了上海，「他在霞飛路買了我們後來的家。他很快派人去跟娘和四弟字震取得聯繫，他們母子和幾個貼心雇員隨即南下與他團聚（嚴君玲，1999：45）。」在1942年日本人的這件事，使他們新舊房子裡的家人分成兩批，一批留在天津，一批（娘與四弟）跟著父親去到上海霞飛路的家。有意思的是依舊維持著各自為政的型態，在天津的家就由奶奶、爺爺、姑爸爸、他們這五個前妻所生的孩子和小妹一起生活，「對於家裡其他的人來說，陷在天津，生活反而變得奇怪地平靜了。『姑爸爸』掌管家中大事，鼓勵我們孩子們帶朋友到家裡玩，吃點心，這些都是娘所不能容忍的（嚴君玲，1999：45）。」可以看見從前在天津一起住的時候，「娘」還是擁有除了奶奶以外凌駕其他人的權力，掌控家內也就是把關家的疆界──內、外（誰得以進入誰不能）。等到1942年上海、天津兩地時，娘去了上海後，姑爸爸儼然成了母職的代理者，但這並不陌生早在嚴君玲母親死後父親再娶前，姑爸爸也是如此擔負重任，「母親死後，姑爸爸被奶奶和父親說服，辭退了女子銀行的職位，來到天津幫助料理家事。……姑爸爸開始安排傭人們的工作，務使家裡的一切事務照常進行。她儼然成了我們母親的替身，每天為我們的衣食住行、就學和健康操勞著（嚴君玲，1999：30）。」從以上種種敘述可以看見家之所以為家，包括一切功能的正常行使，「母親」這個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從任永蘋到姑爸爸代理再到包薔薇，家中女主人這個角色、位置及其行使操持家務和安排孩子生活的權力，一直是家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中母親的角色存在與家的意義的聯結影響到嚴君玲對家的認同，在後面會再做詳細的說明。有意思的是奶奶與娘分別立足於上一代與下一代「母親」的位置，兩人在某些時刻呈現在嚴君玲眼中是相同的形象，「她（包薔娜）吸起菸來像奶奶一樣沒完沒了（嚴君玲，1999：35）。」

「全家人」時代的正式宣告結束是奶奶的去世，隨著奶奶的去世原本分居上海、天津兩地的家人重新聚首於上海，家內疆界樹立的標準從此都掌握在娘一人手上。「血緣」、「穿著」、「權力」等都影響著家吸納、排除的功能，同者／異者家人與他者、區辨標準的改變，使得以往的「全家人」的指稱內容出現了質變。明顯地呈現出娘是家中權力掌控者的情節，在第六章一家團圓的場景裡顯露無疑，當時姑爸爸、爺爺、三哥與小妹來到上海，這也是小妹與娘自她幾個月大分離至今再度見面，沒想到當娘走過來要抱小妹時，小妹使勁掙扎著不要她抱，還放聲哭喊：「我不要你！我不要你！姑爸爸！姑爸爸（嚴君玲，1999：54）！」於是娘開始痛打起自己的親生女打兒，「我（嚴君玲）整個愣住了。我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父親、爺爺和姑爸爸不站出來阻止娘的暴行。……最後，我終於忘了自己是誰，在什麼地方，我用顫抖的嗓音破聲喊道：『別再打她了！她才那麼小！』（嚴君玲，1999：55）」後來娘怒視著她，「她咬緊的牙縫裡迸出了幾個字：『滾出去！』她叫道：『從我眼皮底下滾開！你還有膽張嘴說話！（嚴君玲，1999：56）」在這裡標誌出了隨著奶奶的去世以往的「全家人」的時代結束了，在娘的掌權下前一房所生的孩子與爺爺、姑爸爸成了家中的隱形居民，他們沒有權力對娘的行為發出評論、出言干預，他們處在排除與進入的邊緣位置，立足位置也是曖昧不明看似家人又不全然，從家中宴客他們被交代不許下樓出現在客人面前，以及他們不許隨意進出二樓，但二樓居民卻可隨意進出他們的地方，這樣子的家中空間配置與進出的限制，可以看出家內疆界以及所謂的家人與非家人的的劃分標準逐漸產生鬆動，原本親生父母組成的家那道圍在外面的藩籬，已悄悄內移到內部嚴格地篩選一等與二等家人的差異。

而這劃分除了有「血緣」──「娘在自己親生的兩個孩子中毫不掩飾地偏寵四弟。四弟的長相同娘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一個漂亮的、有大圓眼睛和精緻的高鼻子的男孩。小妹君蜻在這時候還是個嬰孩。雖然年紀很小，他們兄妹倆已經明顯有了某種特權。我不記得二哥或姊姊動過他們倆一根頭髮，但三哥和我卻經常被所有人呼來喝去（嚴君玲，1999：42）。」還有「居住場域的限定」──「從天津剛到上海時，我們這群『無產階級』統統被『指定』到三樓去住。爺爺獨自住一間帶陽台的臥室，姑爸爸和我合住一個房間，三個哥哥合住另一個房間。不言而喻，我們這些二等公民是絕對不准踏進樓下的『前廳』或『聖殿』的。然而他們，那些住在二樓的高級居民們，卻可以隨時出入我們的住處（嚴君玲，1999：52）。」這樣子疆界裡又有疆界的家領域的劃分，無疑是行使家排除、吸納標準的雙重把關，把接近娘的核心人物（包括聽她話的人）劃入由娘掌權的家的內部，而其他人則逐漸被推往家的外緣，雖在家內但逐漸被邊緣化，而姊姊後來被分配到二樓擁有私人房間，也成為一種具體可見的被允許、達到進入娘的家的標準，也就是家的內部再劃分出的內部；「穿著」某種程度也成為劃分進出家的標準的條件，這可以追溯到婚禮上，「按照命令，我的三個哥哥將頭剃得精光地出現在婚禮上，身著傳統的中式長袍，四弟則合體地穿著請人特意剪裁的西服，頭髮樣式時髦，還燙著波紋。小妹穿著飾滿花邊的細縐緞裙（嚴君玲，1999：92）。」而後來當姊姊聽娘的差遣成為她監視二樓居民的眼線後，「穿著」也產生改變，「姊姊得到的小恩小惠愈來愈多，我腦海中至今還留著這樣生動的一幕：姊姊穿著一件漂亮的粉紅色西式衣裙（嚴君玲，1999：70）。」，再對照到娘的穿著，「她一直是西式穿戴，而且穿得合體又入時（嚴君玲，1999：35）。」，經由「西式穿著」得以辨識家的「同者」／「異者」，同者可以被納入娘家的核心，當嚴君玲看到姊姊穿著粉紅色西式衣裙時心中想著，「無可置疑，她已經成了娘的菁英世界中的一分子了（嚴君玲，1999：70）。」，小妹雖然在「衣著」上符合家對「同者」的標準，但卻在篩選的另一項標準「權力」這項上抵觸了娘，以至於小妹也在家內被排除，後來甚至被逐出了家的核心地帶，斷絕親子關係成為非家人。

嚴君玲的家都是由娘在管理家中必要大小事務、發號施令，誰能進入誰又被剔除，比方說大姐在十七歲那年就被以「婚姻」的名義嫁出去，「我（君培）仍記得娘用她冷冷的聲音說：『我們不準備在我家裏再多養一個老姑娘！你還想要甚麼？如果你不聽話，我們就把你送到最嚴格的修道院。如果你順服，你會從我們這兒得到很多好處的（嚴君玲，1999：91）！」因為她的左手殘廢，是痲痺症，所以父親與娘為她用「婚姻」安排了她的未來。我們可以發現在家中父親總是順從娘的意見乃至沉默隱身，讓我們不禁想問，在中國家庭中父親不總是家裡至高無上的權威嗎？如果娘主導了一切，那父親又去了哪裡？還是典型的東方父權社會底下的傳統家庭嗎？「『偉大的父親』是父權制的具體化身。他的身份象徵是『權威』：家庭權威、文化權威、政治權威者。『父親』一詞，在此並不是意味特定的血緣親屬關係，而是泛指父權制度中所有的統治者。性別上的女人，角色上的母親，都可能扮演集體意識的『偉大的父親』（陳玉玲，1998：88）。」父親的消失其實是隱藏在娘的權力底下，而娘的權力又是父權制度所給予的。

娘以至高無上的權威主宰姊姊的婚姻，給予的理由就是她的「身體」：「娘提醒她說父親有七個孩子要養，而她是最年長的。既然她的殘廢以後會妨礙她找到工作，也就沒有把錢花在大學教育上（嚴君玲，1999：91）。」以「身體美的標準」作為宰制婚姻的理由，物化女性的身體，透過「男性的凝視」（male gaze），使得女性也以此（男性之凝視）為標準凝視自己，都可以看到娘扮演了集體意識的「偉大父親」，儼然是偉大父親的化身，包括她宰制他人的方法也是以父權的文化觀點（美的標準、女性的價值、婚姻）。透過「身體」娘將君培從家內排除，身體體現了娘選擇家庭成員進出的標準，大姐的身體與其他孩子不同，作為一項理由，她被以「婚姻」作為的媒介放逐到令一個家去了。我們可以發現在家的領裡，娘的立足點常常是站在「父親的角色位置」上，父親的沉默、隱身、附和，在在都是讓渡了父親身份所象徵的「權威」，而娘便以此管制、宰制著家中進出的關卡，也就是「進出的標準」掌握在娘的手中，由她決定家疆界的劃分、界定。

娘從嫁給有錢的父親獲得父權紅利（劉泗翰譯，2004：107），到娘扮演「偉大的父親化身」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這些權力發展的過程展現在文本裡是不勝枚舉，有一幕娘、父親等與蕾妮姨母一家人要去香港島一家奢華的淺水灣酒店去吃午餐，大家都上了車眼看座位不夠了，她（嚴君玲）是唯一一個沒讓上車的人，偉拓（姨母的兒子）提出疑議認為此種對待不公平，為她發出不平之鳴，問道「為甚麼總是她被留在家？」，「『因為就是這麼一回事！』娘用法語尖刺地說（嚴君玲，1999：110）。」車上座位與君玲的被排除出車內空間，道理就如同家內空間一般，娘沒有理由地將她落下，因為也不需要理由，娘是操持家進出標準的人，她可以任意決意他人的進出，不需要對任何人交代解釋。像嚴君玲被送去聖約瑟夫寄宿女校，還有後來的聖心教會寄宿學校兼孤兒院，都是類似當時搭車出遊沒讓上車的情形，她就是毫無理由地被排除在車外／家外。「父權」的確是影響家疆界標準確立的要素，至於「穿著」及細部的「髮式」等都只不過是「權力分配」底下壓制身體的政治手段，透過穿著、髮式的異同，塑造出家內地位的不平等，異者面臨的恐懼是「被排除的憂慮」，君玲不管在髮式或穿著都異於娘的親生子女，後來當她被送去寄宿學校時，也時時籠罩在被遺棄的恐懼中，「我在那裡做寄宿生的幾年裡，從來沒能成功地克服一種相當確實的恐懼，那就是有一天我將會被轉到孤兒院去（嚴君玲，1999：115）。」

《落葉歸根》的〈序幕〉與第三十一章都是圍繞在「父親的遺囑」，遺囑與登在報上訃告上的署名，紙上的空間其實也是家內空間的象徵，署名與否也象徵了誰被納入誰沒被納入，比如說小妹因為一再公然與娘抗爭，以及與娘之間的矛盾（取代娘的位置陪伴父親出席公眾場合搶了娘的風采等），後來與娘漸行漸遠乃至斷絕親子關係，因此在父親葬禮上她也未被通知出席。遺囑上的署名與通知出席葬禮的名單，在在都昭示著娘行使著把關「家內疆界」界線的標準，小妹從家中被排除在〈序幕〉描寫父親喪禮的場面中可見，「沒有人叫她（小妹君蜻）來參加父親的葬禮，也沒人通知她去聽接下來的遺囑宣讀。《南華早報》上所登的那則訃告中根本沒有提到她的名字。那訃聞上寫著，「Jeanne Prosperi嚴之愛夫，君培、字捷、字鈴、字俊及君玲之父，1988年5月13日於香港養和醫院安然辭世（嚴君玲，1999：2）。」有意思的是葬禮過後在律師行辦公室宣讀遺囑時的座位安排，隱然是家中成員立足位置的翻版，與席者象徵性地被列入家中，「我們圍坐在會議廳裡一張很大的橢圓形花崗岩桌子四周，忐忑不安地等候著。……大姐君培靠近我，右手愛護地摟著我的肩膀。我的三個哥哥，大哥字捷、二哥字鈴、三哥字俊並排坐在一起，哀傷憂鬱。漂亮的三嫂露怡有幾分焦慮地望著我們那中法混血的繼母。娘和她的代表律師坐他們在桌子的上首（嚴君玲，1999：2-3）。」

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那富有的父親死後竟是一文不名（真實與否不重要），「律師已讀到第一頁的最末一行了。在迷迷糊糊停了下來，緊張地咳嗽了一下，對我們說：『按照你們的母親，嚴太太的吩咐，我有責任通知你們一件事，那就是，呃，你們父親的遺產裡根本沒有錢。』（嚴君玲，1999：4）」而他們接下來的反應也如同在家內受支配的處境，「誰也沒敢問娘的行動是否合法，誰也沒有翻過第一頁來閱讀下一頁。我們，惶惶惑惑之中接受了娘的支配（嚴君玲，1999：4）。」如同被催眠般木然和順從娘的命令，嚴君玲的解釋是「為了解釋這一切，我需要從頭說起。中國有句成語說『落葉歸根』，我的根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那個上海的家，霞飛路弄堂裡的那座洋房（嚴君玲，1999：5）。」她（嚴君玲）將現在（宣讀遺囑的場面）與過去（上海的家），兩個場景疊合並置，來解釋他們遵從娘的命令行動的理由其來已久，其實他們身在家中、進入那個家的標準就是得服從娘的支配，也因為如此他們被通知出現在律師行辦公室等候宣讀遺囑。

　　嚴君玲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生於天津，長於上海，1949年國共內戰逃亡至香港，後留學英國倫敦，最終在美國加州落腳行醫。她的成長歷史與中國多難的歷史彷彿平行開展，其「家」所佔據的地理空間──天津、上海租界、殖民地香港、異地英國與美國，它們所代表的空間意義，對於嚴君玲來說是正反影響並陳，隨著空間的轉換「家」的意義與認同也產生變化。

　　嚴君玲的家族發跡於上海，其曾祖父在緊鄰上海法租界南端的中國老城南陶，開了家茶館，生意非常成功，接著搬到了一個更時髦的地段──公共租界，由原來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合併完成。其後「家」更一舉遷往法租界內一所僻靜的洋房。嚴君玲的祖父及家族內最受尊重的姑婆便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姑婆以「粒米不沾、滴水不進」的撒手鑭，讓她的腳得到解放，不用裹小腳，並成為嚴家第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子女，1924年還創立了自己的銀行──上海女子銀行。

祖父則靠著租售舢舨養家，累積財富，1918年受邀充任進出口貿易公司──華昌行的天津分行經理，但嚴君玲的父親及姑爸爸（姑姑）正就讀於上海的教會學校，被視為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學府，並未跟隨至天津，但不久之後，十五歲的姑爸爸因為「唸太多書可能嫁不出去」的理由而輟學到天津與家人團聚。十三歲的父親則由姑婆照顧五年，繼續在上海承天天主教男校的課業，期間還皈依天主教。直到中學畢業後，才到天津與父母團聚，並進入華昌行工作，1926年十九歲的他在天津的法租界開辦了自己的公司──兆孚公司，1930年與姑爸爸一同在上海女子銀行工作的好朋友──任永蘋結婚，在天津的法租界買下一幢大房子，鄰近有公園，街對面還是聖路易天主教男校。1938年母親死後，父親再娶中法混血的包薔娜，再買一幢法租界內的大房子為新娘的禮物。1942年因為日本人覬覦父親的公司，於是在巧妙的計劃安排下，家業逐漸移往上海霞飛路的法租界。

　　租界存在於中國沿海的港口城市，它所代表的是中國被列強無情地逼迫開放，卻也讓西方的氣息流動在中國的一呼一吸之中。嚴君玲的「家」一直都是位於「租界」內，別於中國其他內陸地方的生存方式，其家族的財富也是靠著租界內的港口貿易逐漸累積起來。究竟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對她的「家」帶來什麼衝擊？

　　上海租界是中國出現的第一塊租界，它的建立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產物。1845年上海英租界首先建立，1848年美租界建立，1849年法租界建立，1863年美租界併入英租界，開始「洋涇濱北首外人租界」，後改名為「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由「治外法權」管轄，不受中國的法律制裁，外國人在這塊土地上創造自己的市政府、警察和軍隊，變成一個「城中之城」。嚴君玲這麼描述當時中國人面對上海租界裡的外國人是何種心境：「對中國人來說更有侮辱意味的是，他們連自己城市的主權也被剝奪了，一些公共場所甚至乾脆禁止中國人出入。外國人與華人之間漸漸形成了嚴重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恃強凌弱的情況。歐美人眼中的中國人不過是一群被征服了的下等人。所有這些都使得中國人既苦且恨（嚴君玲，1999：7）。」

　　天津租界則起於1860年，是中國北方外國租界最集中的地方，它的建立完全是列強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帶來的惡果；在天津，先後有九個國家建立過自己的專管租界，號稱「九國租界」，數量為全中國之最，至二十世紀初，天津租界的總面積已達到23350.5畝，相當於天津舊縣城的八倍，成為中國僅次於上海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租界區（上海市歷史博物館，2004：44）。

由此可知，中國的租界是由不平等條約應運而生，在這樣不平等的基礎下，中國人的苦且恨可想而知，「說起租界，人們的感情是複雜的：租界是殖民統治在中國的『國中之國』。它的出現，令中國人倍感屈辱；與此同時，租界也爲我們帶來的近代西方的物質文明，提供了一套近代都市發展的新模式（上海市歷史博物館，2004：19）。」不可諱言，租界內的經濟活動及西方教育的傳播帶進了一股清新的氣息，融入中國守舊文化中。租界一般分佈在通商口岸或便於貿易活動的城市中，也就是外國的資本主義能進行經濟活動的地點，由於租界具備的特點，使得外國人多願意在此投資或從事貿易活動，此外也陸陸續續建立教堂進行傳教，開辦具有本國特點的學校、醫院等附屬設施，在當時被視為現代文明的先驅。嚴君玲的兄弟姊妹也都進入租界內以中文授課為主，兼教英文的私立教會學校，奠定他們後來得以出國留學的基礎。

「租界帶來的進步和它烙下的半殖民地印紀是顯而易見的。歐風東漸，崇洋求新，舊俗嬗變，新舊交替。這種新的都市社會生活，既表現出進步，也帶來了流弊叢生；既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又呈現了畸形和病態（上海市歷史博物館，2004：5）。」租界內劃分了中國人與外國人之別，連帶地也影響到嚴君玲家的內部劃分，娘出身二分之一的歐洲血統，雖然社會出身並不高貴，卻是從當時天津最貴族化的教會學校──天主教聖約瑟夫女校畢業，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嚴君玲說到這位娘的奇貨可居：「二十世紀三○年代，在天津上海這樣的口岸，任何和西方沾上邊的一切都比中國東西高貴，如果娶到一位年輕貌美、受過教育的歐洲女子為妻，更加身價倍增，令人羨妒。這也是薔娜的魅力所在，她終其一生，每時每刻都修飾得恰到好處（嚴君玲，1999：32）。」嚴君玲的家身處租界這樣的空間，家的意義被包裹在租界的意義裡，彷彿也是一個「國中之國、城中之城」，由外國人（娘）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她只能遵從，在國共內戰當時被丟到了最險惡的天津聖約瑟夫寄宿女校，直到姨母把她從囚禁的修道院帶到香港與家人相聚。

　　1945年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也撤出了中國。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讓嚴君玲的父親意識到「中國的權力開始移向左翼」，對他這樣的商人而言，經濟局面可謂是風雨飄搖，促使他決定離開上海，舉家搬到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中國的歷史正在翻轉，嚴君玲的命運也面臨了轉變，她失去了母親的化身──姑爸爸，因為「姑爸爸心裡明白，去香港不僅意味著離開她所有的朋友，還得放棄她在女子銀行的那一份工作，這樣她就要重新在娘的窺探下當一名仰人鼻息的老姑娘。她不信，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就一定會比娘統治下的生活還要糟，於是，她決定留在上海（嚴君玲，1999：97）。」

　　香港島是在中國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割讓給英國，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後，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又被作為永久性產業給予英國。1898年英國進一步得到了對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島九十九年的租賃權，便是「新界」，歸期為1997年7月1日。這一系列的割讓和租借形成了今日香港的邊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它免於中國內戰的消耗，是這顆「東方明珠」得以耀眼，並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最大原因。[1]嚴君玲此刻的「家」正位於這塊殖民地上，父親、爺爺、娘、四弟和小妹一起住在九龍界限街上租來的公寓裡。[2]雖然她歷經囚禁於天津修道院，最終來到了香港，卻仍是被丟到了聖心教會寄宿學校兼孤兒院，唯一被允許回「家」的三次機會是兩次的春節及一次的肺炎養病。

　　她與姑爸爸的距離已是千水之隔，唯一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寄宿學校，這個被刻意遺忘的空間對比香港的塵世繁華是多大的諷刺。嚴君玲描述了她的處境：「女孩子在當時的中國是廉價的商品，被雙親拋棄的女兒們有時被販子像奴隸一樣出售到陌生的人家去，一旦售出後，這孩子的命運就完全掌握在買主手裡了。她既無文件證明身分，又無權利自我保護。……我不知娘的意圖何在，但我的命運掌握在她手裡（嚴君玲，1999：115）。」她的命運正如香港這個殖民地掌握在英國手裡，被排除在娘所定義的「家」之外，此刻她幾乎放棄得到「家」認同的念頭，滿心期待逃離香港，夢想住到遠遠的地方──東京、倫敦、巴黎的大學「學生宿舍」裡（嚴君玲，1999：129）。「我滿心期待著我的家人來探望我，但我從未等到過任何人。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過去了，要想不去注意別人尖刻的評論或同情的目光是很困難的。現在事情已經很明白，我是全寄宿學校為一一個家裡沒人要的女兒（嚴君玲，1999：120）。」

香港這個投機性格強烈的城市如同天津、上海的租界一樣，有過之而無不及。珍‧莫里斯形容香港的美是「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是屬於資本家體系的美。這城市的精力絕大部分都投入在賺錢上，而且也沒人假裝不是這麼回事：誠如1907年《香港周刊》上署名薇洛妮卡的作者所言，在這殖民地『有很多錢也有很多勁兒，足以保證你爬得上高級職位，假如你渴望的正好就是這個的話。』（珍‧莫里斯，2006：50）」當娘對十四歲的嚴君玲表明「父親的錢不是無窮無盡」、「應該花點時間修飾修飾自己，讓自己拿得出去」時，已在精打細算未來的投資報酬了。資本體系的運作登堂入室進到嚴君玲的家，往後家族的權力及財產分配都見到這般影子。

這樣的家維持著「城中之城」的運作，但已被赤化的中國畢竟未能像香港提供她「地靈人傑」的條件，在她所撰寫的劇本得到參加者的範圍是全世界所有會講英語的學生的創作競賽頭獎時，哀求地提出到英國讀書的請求，也獲得父親的首肯，正如她三哥所言：「不論在英國怎麼壞，怎麼倒楣，不論他們多麼歧視我們，不論他們用多麼難廳的話罵我們，記住，那兒絕不會比這兒糟（嚴君玲，1999：134）！」

1952年嚴君玲和三哥登上遠洋客輪，來到了英國倫敦。在那兒已經有她的大哥及二哥，嚴君玲描述第一次見到的倫敦是何種景象：「以前我曾在學校的圖書館裡看到過倫敦的相片，但眼前的倫敦與心目中氣宇軒昂的英國首都大不相同，沿途能夠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滿目瘡痍，許多城市的名勝建築上彈痕纍纍（嚴君玲，1999：140）。」殘破的戰後景象和令人神往的英國（英雄國）有極大的落差，但真正的落差不是外在景象的改變，而是「種族歧視」和「性別蔑視」，這時候她的「家」是「國家」是「中國」，她說：「五○年代，英國的種族歧視還是很普遍。我和我的英國同學之間隔了層厚厚的沉默。當時中國學生又少又分散，大多數英國同學從來沒有真正跟任何中國人有過來往，有時候跟我在一起時會感到不自在，有幾個甚至表現出幾乎不加掩飾的輕蔑。……他們會帶著優越感提到一些對英國文化來說最陌生的事物，諸如中國、上海，或是筷子等等，這一切不言而喻的中西比較的結果還是西方勝於東方（嚴君玲，1999：144）。」除此，她和中國同學們的友誼是她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不管他們來自何處，國籍為何？在嚴君玲眼中都是「中國」同學，是她的自己人，也是家人。「在他們中間我可以丟開防備心理，做我自己。我需要跟自己的人說自己的語言，需要輕輕鬆鬆地跟他們在一起，為了同一件事暢懷大笑，有機會也會開開英國人的小玩笑。中國同學會不僅有從中國和香港來的學生，也有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模里西斯等等地方來的中國同學，他們使我們的華人世界具有了國際尺度（嚴君玲，1999：151）。」

這段學醫時期，嚴君玲遇上生命中第一位情人──卡爾‧戴克，在她十七歲少女眼中，卡爾是她的老師、她所信賴的指導者、她的初戀，但也在想像中誇大美化了替身父親，「他的吸引力無疑來自根深抵固地藏在我內心的那種中國人對於學問、年齡和智慧的尊敬（嚴君玲，1999：148）。」但導致分手的原因，除了卡爾的舉棋不定，更多的是嚴君玲對「中國」這個家的熱愛。「他從不肯犧牲一點點做實驗的時間，來了解那些塑造了我人格的中國文化價值。他根本沒法體會我對於食物的強烈興趣，認為那是我的偏執，……但使他感到最不可理喻的是，我為何一再拒絕同他發生親密的肉體的關係。除了我的年輕和天主教家庭背景之外，我頭腦中還充滿根深抵固儒家觀念，即對於一個未婚女性來說，失去貞節不如死（嚴君玲，1999：150）。」

五、六○年代，華人世界的知識份子出國留學，大多希望接受西方最新科學訓練後能夠榮歸故里，為自己的國家效力。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圈裡比比皆是，他們自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大約從1955到1963年，我們大多數人都為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的提高而感到驕傲，但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前途的企盼卻不盡相同。有的人希望中國將來會發展成一個像北美國家一樣的前程燦爛的資本主義社會；另一些人則希望毛澤東的革命政策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能進一步發揚光大（嚴君玲，1999：153）。」在情人卡爾無法打從心底認同她的家──中國後，她毅然決然在1963年，離開英國奔赴香港，雖然已成為一名專業醫生，但在面對父親和娘時，「一瞬間的感受與1951年離開香港的那個做學生的我毫無兩樣（嚴君玲，1999：167）。」她回到了城中之城，奉父親之命任職一所「很消耗體力，但智力上毫無激勵」的醫院，最終決定單槍匹馬遠赴美國──在種族問題上還是最寬容、最開化的地方，開創自己的事業，這時候的「家」是個極欲掙脫的枷鎖。

嚴君玲的第一段閃電式的婚姻，象徵她對「成家」的渴望，她說：「我告訴自己，中國大多數包辦婚姻都是這樣開始的。說到底，每樁婚姻都是一場賭博，再說不論誰和誰生活在一起，雙方都得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妥協（嚴君玲，1999：187）。」但她妥協的不是生活小節，而是整個中國儒家文化的包袱，在婚姻破裂面臨家暴當頭，她不願把婚姻內部的難題公諸於世，忍受著丈夫的毆打，「因為我既不願承受離婚的羞恥又不肯讓我家庭蒙羞（嚴君玲，1999：197）。」一直到父親和娘到了美國拆穿美滿婚姻的偽裝，第一次給予身為父母的溫暖之言：「記住！不論發生了甚麼事，你的父母永遠是你的父母，聽你父親的話，照他說的去辦吧（嚴君玲，1999：204）！」鍾文音說：「年輕時，總想要與家人，和土地切割。人到中年，才知道哪裡分得開。飛到天涯海角，也是逃不了的（收錄於《講義雜誌》第258期）。」嚴君玲在異地的「成家」是失敗的，她藉由婚姻建立「家」的那場賭注失敗了，但因為家人的話語讓一向顧忌暴露失敗讓家人蒙羞的想法得以釋放，「雖然他們沒有直接挑明，但他們曾間接地暗示我應該離婚。我決定行動起來……父親和娘已經給了我這種許可（嚴君玲，1999：204）。」從這件事的經過可以看見她仍深深地在意父親與娘的看法。儘管她已經長大、結婚，但在那一瞬間彷彿又看見當年那個渴望家人接納的「小女孩身影」，因為渴望被接納的心態所以在意他們的看法，這種情結造成她與原生家庭糾結的牽繫，家的意義仍在於是否能在原生家庭佔有一席之地。「原生的家」給予了她力量，也說明她和「原生的家」是無法切割、逃離的。

1972年，她經人介紹認識了在加州大學教書的馬成輝，徹底走出婚姻失敗的陰影，他們很快就結了婚，兩年之後女兒誕生，嚴君玲終於感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家」。在這裡不難看到塑造嚴君玲人格的「中國價值」，一直根深蒂固活在她的生命中，異地英國、美國西方的科學文明對她而言是知識累積的跳板、醫生事業的墊腳石，她的「家」一直都是附屬在「中國」的「原生之家」。

　　嚴君玲寫《落葉歸根》，並將很大的重心放置在書寫「家」這個主題，是因為她渴望著家並且是父親、娘與兄弟姊妹存在的完整的家，所以她始終想要與家人重修舊好、解開誤會，她始終很在意「娘」的反應，「她這一生是否愛過我，仍然是我耿然於心的一個問題（嚴君玲，1999：290）。」「我對我娘是，不管她怎麼對我，我總是把她當我媽看（袁瓊瓊，1999）。」她早逝母親的位置由娘所填補了，因此她也一直將她視為母親，「你知道我是一出生母親就死了的，又完全沒留下照片和任何遺物。所以我知道的唯一的一個母親就是我娘，我從小就一直希望她能接受我，能喜歡我。一直都是這麼想，從來沒變過（袁瓊瓊，1999）。」

　　「在女性自傳中，早逝的母親，往往成為善良母親的最佳典型，因為在女兒的心中維持了前俄狄蒲斯回憶階段對善良母親的完美回憶；而母愛的失落也進一步成為戀母情節（陳玉玲，1998：46）。」對嚴君玲來說母親早逝是事實，母愛失落也是事實，只不過對母親所謂的完美回憶卻無從找起，因為娘將母親的照片都燒毀了，而她自己也從沒見過母親，正因為如此家內母親的位置就被娘所填補上，所以對一位從小渴求母愛的小女孩來說，希望被接納與被丟棄的恐懼，就一直縈繞在她心中，因此毫無理由地聽從娘的安排也成為一種常態，「我奇怪自己為什麼要回家來（嚴君玲，1999：171）。」她之所以感到矛盾卻依然返家的原因，與娘在她心中與家中的位置是非常密切相關的，因此即使娘不理她從不回信給她，她依然寫下無數封信高達五十萬字費時兩年，也締造後來她的生命故事《落葉歸根》的出版。

　　嚴君玲移動在租界、殖民地、異地這些空間中，娘藉著扮演家內的「偉大的父親」，以及家所處空間而賦予的「城中之城」的權力，讓被排除在外的她一直渴望一個完整的家。縱使曾經在租界、殖民地這些地方被拋棄過（兩度被送進寄宿學校），也一度放棄尋求「家」的認同，希望逃離它們，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她離開父親及母親之後，身處異地的東、西方文化差異，讓她必須正視塑造其人格的中國價值，也擁抱了身為「好女兒、好妻子」要具備的隱忍特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嚴君玲，1999：189）。」即便婚姻的跌跌撞撞，種族及性別歧視揮之不去，反而促使她與中國價值更團結，或許也是她追尋家的認同中最堅強的後盾。

[1] 香港的崛起可參照珍‧莫里斯（Jan Morris）所著《香港　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

[2] 嚴君玲的大哥及二哥在1950年從天津搭船至香港，三個星期後被送往英國繼續學業了。三哥則是由姑爸爸照顧至中學畢業，1951年離開上海到了香港。至此遠在另一畔的上海只剩姑爸爸自己及女傭等人。

最後娘利用宣讀遺囑的機會，又將她拉回了中國的家。父親的死亡與遺囑的宣讀只是外在的契機，讓她再回到中國上海的深沉動機，是「內在情感」──渴望娘與父親所代表的「整體／家」的接納，「對我來說，我所不勝嚮往的並不是錢。……我內心的渴望來自一個比遺產更基本的需求──一種被接受和被認可的希望；一種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家庭成員的夢想；一種唯恐被親人摒棄在外的呼喚──所有這些在我的幼年都曾被粗暴地否定了。植於我內心深處的一份最強烈的願望是，我們全家每個人都得到公平相待。……雖然我知道娘既不善良又不高尚，我仍然如饑似渴地期望得到她的認可，一如我當年盼望得到父親的祝福。在這方面，父親和娘代表一個整體（嚴君玲，1999：286）。」

從小親情的匱缺埋下嚴君玲對由娘、父親和兄弟姊妹組成的原生家庭佔有一個位置的渴望，但這當中不免有一個問題存在：為何在她另組與成輝的「天作之合」的家庭後，這樣不夠彌補內心的缺憾嗎？我們認為答案在於「娘」與「中國儒家價值」中千絲萬縷的糾結。娘掌握了儒家孝道，以此宰制、牽引著嚴家子女，「娘利用我們傳統觀念中的儒家孝道來滲透她的影響。她持續不斷地在家中擁有統治權威，並非邏輯所能解釋的。對中國人來說，家庭的上下一致延伸形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驅使所有的中國人都被綁縛在自己老家的根上（嚴君玲，1999：286-7）。」這也點出了「落葉歸根」指涉的象徵意涵。再者，嚴君玲經過無數的空間移動，落腳在美國加州，在她成長的過程中，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一再造成衝擊，反而促使她更加擁抱中國價值，看重自己的中國特色。或許不能說娘與中國價值共謀，而使得嚴家子女被綁縛住，而是他們所處的歷史與地理脈絡，使得他們的家呈現出這些疆界的劃分，也一而再折磨了嚴君玲，但最終在父親真正的遺囑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返回姑爸爸這個「母親」（親生母親信任托孤的人）的懷抱，她圓了家的願望，找到了位置，「落葉真的歸根了」。

《落葉歸根》的結局最終收束在姑爸爸生命逝去，這樣的安排不是沒有意義的，而是與《落葉歸根》的象徵意義聯結，也與家的意義密不可分。因為姑爸爸的病引領她回到上海這個老地方，姑爸爸宛如皮爾森（Carol S. Pearson）說的「生命樹原型」一樣，姑爸爸這棵生命「樹」引領她這片「葉」回歸故土（上海／家），姑爸爸如同善良母親所呈現出的生命樹原型，「她的標誌是寬容、慈愛和施予的母愛，她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依附對象（陳玉玲，1998：49）。」，最後透過姑爸爸的撫慰她得到寬慰，姑爸爸如同母親般填補了她心中的匱缺。正因為她一直渴望著母愛所以她才一再重返家，甚至順從娘的安排，家的意義與父親、母親與接受、肯定一直是緊密相依的，最後在姑爸爸那兒，所有的傷痛得到撫慰，匱缺也得到補足，因此「生命就這樣環繞了一圈，從始點走到終點。千江入海，落葉歸根，我感到靜宓安寧、和平愉快（嚴君玲，1999：313）。」

　　透過書寫「家」她找回了自己也得到和諧、寬容和慰藉，回到上海經由姑爸爸的引領，她過往「永遠好不了的傷疤」帶來的傷痛得到了療癒，「引導我走向了精神上的獨立與自由（嚴君玲，1999：313）。」藉由這個書寫家的過程得到溝通的功能，也從斷裂中（與家的間隙）找到生命的意義、自我的位置，跳脫以往囿限在傷痛的記憶，「她想給我力量，讓我能夠與自己所有的傷痛做一個了結（嚴君玲，1999：312）。」透過現在的我看過去的我，站在現在回頭看過去，也等於再次詮釋過去。在這樣的過程裡重新得到主體再度建構的機會，找尋終其一生尋尋覓覓家的課題的答案。在永遠像是她的母親的姑爸爸身邊，她重新回歸樹的底下，經由姑爸爸給予的生命啟示，還有「永遠好不了的傷疤」──小女孩玲玲故事的點悟，嚴君玲得到寬容、撫慰，如同生命樹給的滋養和觀照，藉由書寫她回到過去也找到舒解、歸屬、真正的自己，不再總是縈繞在過往的傷痛，揮別繼母的影響，重新找到再出發的立足點。書寫同時也是一種回歸，書寫家也是一種重返與再詮釋的舉動。所以透過這樣的過程嚴君玲得到「療癒」，得以有邁步向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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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大事
1886	姑婆出生於上海。
1903	爺爺奶奶上海成婚。
1905	姑姑誕生──稱其為姑爸爸。
1907	嚴君玲之父──嚴錫榮出生。
1911	姑爸爸年滿六歲，清朝覆亡。
1918	爺爺搬到天津，為華昌行工作。
1920	奶奶帶15歲的姑爸爸到天津與爺爺團聚，13歲的父親由姑婆暫時照顧。
1924	姑婆創立上海女子銀行。
1926	19歲的父親中學畢業後至天津與父母團聚，在天津法租借開辦兆孚公司。
1930	父母上海結婚，婚後定居天津法租界。
1931	大姊君培出生，出生時因產鉗助產，左臂麻痺。
1932	大哥字捷出生。
1933	二哥字鈴出生。
1934	三哥字俊出生。
1937	中日戰爭爆發。嚴君玲出生，母親患產褥症過世。
1938	父親再婚，娶中法混血包薔娜為妻，稱「娘」。
1939	四弟宇震出生。
1941	最小妹妹君靖出生。
1942	日本人覬覦父親公司，父親輾轉至上海發展，娘與四弟先過去團聚。
1943	奶奶過世，全家皆遷往上海法租界。
1945	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8	君培嫁宋森瞄。國共內戰爆發，父親決定遷往香港，君玲被送到天津寄宿學校，姑爸爸決定留在上海。
1949	大姊舉家逃往台灣。蕾妮姨母帶君玲逃難至香港，娘將她送往寄宿學校。
1950	大哥和二哥由天津搭船至英國留學。
1951	父親命三哥到香港團聚。君玲患肺炎被允許回家養病。父親和大姊脫離親子關係。
1952	爺爺死於糖尿病。君玲和三哥赴英求學，初戀無疾而終。
1963	君玲離開英國回到香港，奉父命任職贊育醫院。
1964	決定離開香港到美國，六週後與孫百倫結婚。
1966	兒子孫萬鈞出生。
1971	與百倫離婚。
1972	認識馬成輝並結婚，兩年後女兒安出生。
1973	娘宣布和小妹君靖脫離親子關係。
1977	父親罹患阿茲海默症，娘請求君玲的幫忙。
1979	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得以參加旅遊團，經香港、廣州，到上海、北京，與姑爸爸相隔三十年後再度重逢。
1988	父親過世。
1990	娘過世。
1994	姑爸爸過世。
1997	《落葉歸根》英文版出版，兩年後中文版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