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蒙大猶》一書探討法國年鑑學派

陳美君

新竹教育大學區域社會人文學系研究生

吳俊秀

苗栗縣大西國中

書名：蒙大猶（上）（下） Moutaillou

作者：埃曼紐 勒華拉度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譯者：許明龍

出版者：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二○○一年

頁數：全冊七九三頁

摘要

《蒙大猶》此書的副標題為「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內容描寫了十三世紀時，在蒙大猶這個位於法國南部村莊的居民們充滿了異端的信仰，使得該區主教賈克‧富尼埃欲藉由宗教裁判所的力量予以掃蕩。數年間，他對整個村莊的人民進行了傳喚和審訊並留下了豐富的口供文件，本書的主要資料即是源自於此。作者藉由這些資料，試圖還原並描繪了當時居民們的日常生活景象，他們的愛情與婚姻、情感與對話、家族和派系、犯罪和暴力行為、對時間及空間的意識、對於過去、動物、魔法、民俗、性關係和死亡以及有關來世信仰的態度都一一的呈現書中。在本書的內容中，

作者運用了口供史料，企圖說明蒙大猶此地的文化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的心態史之歷史解釋。作者埃曼紐勒華拉度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為法國年鑑學派之要角。首先，本文內容的第一個部份將就本書作者的背景，也就是年鑑學派的思想脈絡做一個概略地說明。第二部分，再就《蒙大猶》此書的內容做一介紹與評論。最後部分，就此書帶來的影響做一總結，盼看完此書後的讀者能對此書所帶來的歷史觀有更深入的認知和概念。

一、 法國年鑑學派與埃曼紐．勒華拉度里

歐美史學在十九世紀邁入二十世紀之際，新史學家們不再以傳統的史學典範做為依據，打破了國家政治史的獨尊地位，強調更深入一般民眾的歷史，歷史寫作的形式則從傳統史學所呈現的敘述形式，轉向強調分析的形式。不論在歷史寫作的形式、研究的主題或研究方法上，都呈現出「重新取向」 的發展方向。此時，歷史學研究領域已擴展至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觀念等主題的探究。在研究方法上，則運用科際整合，如計量方法、社會學理論的運用，來幫助史學家們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歷史。法國年鑑學派也正是在此一歐美史學的共同趨勢之下出現了，成為法國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歷史研究社群。

西元一九二九年，法國史家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與費弗爾 (Lucien Febvre, 1878-1956) 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鑑》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在此期刊的號召下，聚集了一群標榜著革新政治史與事件史傳統、擴張歷史研究領域與提倡科際整合的史家。此一高舉著「新史學」旗幟的運動，最後終於能從史學研究的邊緣，一躍而成為法國二十世紀史學的主流與典範，學者統稱這一推動史學革新的團體為年鑑學派 (Annales School) 。

在法國社會文化史的背景影響下，正如米歇烈（Jules Michelet，1798-1874）認為歷史以往全部生活的再現，研究歷史不應停留在表面的「肌膚」，應深入「內臟」，歷史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應考察人民群眾的生活，要擴大史料的範圍。因此正如年鑑史家主張「以人類所有活動的歷史，取代傳統史學以政治為主幹的歷史」，他們宣稱傳統的史家只注意到過去歷史發展的表面，而未觸及歷史事實中的深層結構。基於此，他們認為唯有從事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等「現象」與「實體」的研究，才可達到對歷史整體 (total) 的理解 (comprehension) ，並由此構成其「整體歷史」的概念。

在年鑑的第一代大師布洛克說過：「通過過去來理解現在，通過現在來理解過去」，費弗爾也提到「人不記住過去，而總是重建過去，、、、人從現實出發，也正因為總是通過現實，他才認識和評價過去」，因此，年鑑創立期刊初期即以「整體歷史」為訴求確定了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研究方向。

而第二代大師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則在其《地中海》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一書當中也表現出其對「整體歷史」的追求的寫作方向； 1960 年代以後的年鑑則發展出以社會整體為基礎的文化史研究。因此，在此一對整體歷史的追尋的理想之下，隨著歷史研究主題之擴充的需求，年鑑史家在從事歷史寫作時也表現出積極打破學科界線與其他人文學科進行知識交流的態度與趨勢，結合了科技整合。

史料運用觀念的變革上，年鑑史家擴大了歷史資料運用的範圍。在傳統史學方面，郎格多瓦 (Charles Langlois, 1863-1929) 與塞諾博斯 (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 的實證史學方法論，主張與強調檔案文獻乃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唯一依據，也突破蘭克學派對史料收集的侷限。而新的歷史則廣泛的使用各種不同性質的資料，各種不同的著述、文學性的作品、考古文物、口語資料，甚至包括了統計數字、物價曲線、照片、器具、碑銘、電影等。

在方法上，年鑑的創立者布洛克與費弗爾提出了「問題史學」 (history-through-problems) 研究的原則， 猶如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1924-) 所說的「新歷史就是問題史學」。「問題導向」 (problem-oriented) 的研究方法，強調史家不能受制於文獻史料從事歷史的研究，主張史家要「提出問題」，再進行「綜合比較」，最後採「回溯復原」，找回真正的歷史全貌。主張將歷史放在一長時段 (longue duree) 系列之架構中進行「分析」、「比較」與「解釋」，此一長時段的歷史時間觀強調時間的相對性與多層次。到第二代的布勞岱則發展出較有系統的長、中、短三時段論。

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年鑑第三代，以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曾說的：「心態歷史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它含糊之處」，其所謂「心態」，是指一定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和觀念及其反應的總稱，構成特定社會的價值－信仰－行動體系。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心態歷史可說是年鑑史家在從事「文化」或「文明」 研究時所採取的一種研究取向，或者一種歷史解釋的架構。其革新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史家對一般群眾的普遍心態 (mental universe) 、世界觀與生活經驗的觀察與研究。就此點而言，它與傳統文化史家或思想史家的最大不同，主要在於其所關注的對象已從「菁英的文化」 (culture of elite) 轉移至「一般人的文化」 (culture of common man) 。其次，它還表現了對「歷史實體」 (historical reality) 如器具之使用、人的行為與活動的重視。心態史家企圖從「物質實體」 (material reality) 、「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s) 與時代環境中抽離並補捉住時代的集體心態 (collective mentalities) 與心智習慣 (habits of mind) 等「心理實體」 (psychological reality) 。換言之，就是要透過心態的研究，去呈顯所有人類社會活動中各個結構之間的「內在相互關係」。

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年鑑史家在關注人類群眾情感、日常生活的態度與價值觀等精神層面的主題之外，他們也企圖藉助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關於人類現象的詮釋觀點，以掌握人類於社會活動背後的複雜的心靈結構，並更進一步從人類心態的描述中探討社群、社會結構、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由此觀之，心態史家們一方面表現出對於社會整體歷史的追尋，另一方則表現了年鑑史家從事研究時注重學科交流的傾向。

年鑑學派大師埃曼紐．勒華拉度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一九六○年代，受到計量化趨勢的影響，根據馬爾薩斯的理論對人口增長的長週期和糧食價格之間的相互關聯所做的統計分析，寫成的《朗格多克的農民》，以及另一本著作根據樹木年輪的硬性物質證據重現了自公元一○○○年以來的氣候史，兩本著作在同一年出版，被稱為『沒有人的歷史學』。

《朗格多克的農民》一書標誌著使用理論模型進行計量化研究的最高峰，此書的出版，也代表著與『沒有人的歷史學』的決裂，轉向了「心態歷史」。在《朗格多克的農民》一書，包含了大量生動的敘事，重現一五八○年羅馬狂歡節時新教徒屠殺天主教徒的場面，並且用新教市民階級與貧困的農民階級之間的人口和經濟壓力來加以解釋，只不過它的解決方法表現為帶有性觀念的高度集合性的符號性行為。這只有使用心理分析學的方法才能理解。此時，人口學和經濟學已經被語義學和深奧的心理學所取代，對於具體的人類所經歷的歷史所產生的批評多集中於結構和進程上，表現在年鑑學派史家所重視的日常生活史上。

第三代的年鑑學家都和勒華拉度里一樣，先是對硬性科學的追求，而後轉向了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向。在《朗格多克的農民》出版九年之後，接著出版了《蒙大猶》，本文的第二部份，將對《蒙大猶》的內容做一說明。

二、 關於《蒙大猶》

◎著作之動機與主旨

在本書的導讀中，稱此書為「小歷史」，表面上來看，作者好像只是在描寫一個擁有一百多人的村落的三十年的歷史，比起同為年鑑學派的大師布勞岱所寫得有關於地中海的歷史，在相較之下，好像汪洋中的一滴水。從這一滴水中，勒華拉杜里想要我們看見什麼呢？是否能從一滴水窺間見大海的全貌呢？

如我們所知的：勒華拉杜里運用了口供史料，企圖想還原歷史原貌，其目的並不是要重建法制史，為達到還原當代歷史原貌的目的，收集了包括家庭和個人隱私的資訊，來建構俗民社會的文化邏輯。作者以其地理學知識的背景和孔德實證主義的思想來看待這些口供史料，運用年鑑學派第三代所推崇的心態歷史的觀點，著作了《蒙大猶》，雖然不再像前一著作，一心追求科學，但在《蒙大猶》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勒華拉杜里對史料的整理和考據，仍有其科學風範的影子。

《蒙大猶》此書可說是年鑑學派心態歷史的典範，雖然勒華拉杜里在文中很少提及「心態」一詞， 但是類似的字眼如「心靈態度」、「集體意識」、「普遍意識」、「集體概念」 、「集體信仰」 、「集體意見」、「集體犯罪意識」等詞彙卻經常出現在《蒙大猶》的論述過程之中。因此不論從著作的動機、歷史的解釋，或從他所採用的若干主要觀念、字眼等，都可明顯的呈現出所謂「心態歷史」的基調。

又由於勒華拉杜里受到了文化人類學將人類社會文化視作一象徵體系之觀念的影響，在《蒙大猶》一書當中運用了象徵主義方法解讀法國中世紀農民的文化、宗教觀念與行為。代表了年鑑心態史中採取的人類學取向。

勒華拉杜里運用了人類學取向，對蒙大猶所進行的研究，無非希冀獲得年鑑「整體史」的全面概念，就如勒華拉杜里所說的，將一滴水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如果他不是純淨的，便會出現微生物和細菌，一下子就會引人入勝起來。

◎內容介紹

勒華拉杜里試圖把構成和表現十四世紀初蒙大猶地區生活的各種參數表現出來，在此書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是蒙大猶的生態：居所和牧羊人；第二部份是蒙大猶的考古：從舉止到神話。

在第一部份是蒙大猶的生態：居所和牧羊人，裡面探討了大環境，首先注意到了那裡存著大一統和支配性的大小權力：首先是法蘭西國王的代理人。如果當時的法蘭西可稱為國家的話，國王便是全國的統治者；其次，是富瓦伯爵的代表，伯爵本人則是當地名富其實的統治者。從政治角度切入，更細微的看到農村家庭，以該地區農民所講的奧克語，稱為「奧斯塔爾」（ostal），家庭控制了男女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還可能包括主僕之間的各種關係，同時也控制著農田牧場與牧人的關係。再更深入探討當地的主導勢力家族－克萊格家族，它對村子裡的生活或村內與村外的維繫上有關鍵及壓迫性的地位。

書上寫道：「克萊格家族中的皮埃爾·克萊格為蒙大猶區的本堂神甫，其家族勢力表現在三方面：伯爵府裡、地區教會中、蒙大猶村及其周圍，皮埃爾·克萊格最得勢時，還被人們稱為榮埃的「小主教」，克萊格長期擔任卡爾卡松裁判所和蒙大猶之間的誠實中介人，他利用自己在山下的關係來保護山上的教民，這使得他得以兩方面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勢力。」由這段敘述可知克萊格家族在當時蒙大猶地區的歷史位置上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除了探討核心權力的克萊格家族，作者也針對邊陲關係人－牧民的心態和活動做說明，牧羊為當地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此一營生的重要活動和許多習俗以及當地人民相關的觀念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蒙大猶的羊群冬季在平原上放牧；到了夏天，當冰雪暫時融化露出草場時便到山上放牧，這有利於高山地區畜牧活動的開展。它讓外界保持了聯繫，而非封閉的小村莊。這種「轉場放牧」使蒙大猶村的居民認識了富瓦伯爵領地之外遙遠的不同地區，例如加泰羅尼亞。此外，這還使他們衝破地方主義的束縛。

而牧羊人的心態也在此書中被探討著，書中提到牧羊人是宿命的，可能是從小根深蒂固的觀念形成，牧羊人的貧窮，是天性使然，必須放棄固定資產，甚至不能有家，這些牧羊人都甘之如飴，也認為是一種自由，沒有了世俗的牽絆，就像書上所說的這是舊制度下脆弱的幸福形象。

由權力核心的克萊格家族和放牧的牧羊人，形成了核心－邊陲關係緊密的關係網絡，其中交織著複雜的宗教意識型態的竄流，展現了不同的風貌。而傳統天主教與異教端阿爾比派的衝突，主要顯現在天主教的苛稅，天主教對牧羊人苛什一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教會的財富是讓人切齒痛恨的，在此一根源所引發的異端思想和行為，讓人們的生活充滿了矛盾，卻又有另一解套的方法，這是蒙大猶人讓我們忍不住想窺探的生活思想面。

在本書的第二部份是蒙大猶的考古：從舉止到神話，從愛情、婚姻、性觀念、性行為到文化、態度、社會結構、宗教民俗都探討了，就智識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研究的領域言，年鑑心態史家不同於傳統智識史所強調知識菁英的思想、觀念，轉而探究一般群眾心靈的結構與日常生活的態度，其重心已從「觀念史」 (history of ideas) 轉移至「心智史」 (history of mind) 的面向。注重人類心靈、思想與情感層面之研究的取向，因此，勒華拉杜里從宗教裁判所那些熱衷粗俗玩笑的錄事們以白紙黑字記錄了許多被認為是庸俗的情感，進而探討他們的性觀念。

『皮埃爾對貝阿蒂絲說：「我手裡有一種草。男生和女生進行肉體結合時若帶著它便不會生育，女人也不會懷孕了」。』從書中的這一段敘述知道了當時的女生擔心未婚生子，但這並不表示其遵守一夫一妻制，其中原因為出嫁的女子需陪嫁豐厚的嫁妝，因此家族的家長為了維持家族的完整財富，會採取親上加親的近親結婚或招贅牧羊人，這樣一來，不願被束縛的牧羊人，便尋求不同於婚姻關係的性關係，加上本堂神甫皮埃爾的帶頭作用（皮埃爾跟村裡的女性無一不發生關係），因此，蒙大猶地區的性觀念可說是開放的，男女皆如此。

這樣的觀念下，未婚生子的發生在此地區常發生，對此人們不覺特別訝異，對於當地的觀念是不能墮胎的，殺人事件也是少有的。蒙大猶地區整個思想意識是封閉的，因很少人識字，更少人看得懂拉丁文，故知識或傳教（與上帝的溝通）都要靠本堂神甫皮埃爾，而皮埃爾運用了其在家族和地方上的勢力，以及識字的能力與上帝的溝通的使命，對蒙大猶一手遮天的掌控著，居民崇尚貧窮，不熱中勞動，對於被到處追補的純潔派教士要寬厚的給予施捨，這樣的善行可以幫助死後的靈魂，但對天主教的施捨，人們深惡痛覺，甚至以「教堂是我們的血汗建起來的」來表示教會苛稅累積財富的隱射話語。

書中內容以大量的對話展現研究當時的背景，也傳達出集體無意識的「語言般的結構」，從「對自然和命運的態度」這章看到人們在對動物、家庭（或非家庭）、社會的看法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對等關係。就如蒙大猶人都賦予動物一種「辯識形象」，用狼來罵托缽僧，用母狗母豬來罵近親家庭的女人。

在蒙大猶地區利用口耳相傳的方式來散布異端思想，人們勞動的時間除外，最愛聚集聊天，然而，因不識字而使人們偏向對年長者的話深信不疑，僅管那些話是毫無根據的，由一傳十，十傳百的擴散速度，加上本堂神甫（領地的代理執法者）的縱容，讓整個村莊充滿異端思想，蒙大猶的純潔教義是一種歷史神話（也是口耳相傳來的），神話從降生開始：從前，一些精靈在天堂裡受了魔鬼的引誘，從天上跌落地上以後，便被引誘者裝進教士殻或是用遺忘的泥土做成的肉體。一個肉體死了就鑽進另一個肉體，這些從天上掉下來的精靈就這樣飛快的更換寄宿體，其中有一些陸陸續續投胎為人或動物。皮埃爾·莫里說：「靈魂進入肉體後便得到拯救，由於它最終成了異端，所以就可以得到正義和真理。靈魂一旦離開外殼就回到天上。可是靈魂在信奉異端之前一直在遊蕩，從一個外殼轉到一個外殼」，這個神話成為異端信仰的核心概念，便促成信仰禮儀的產生，「慰藉」便是最重要的。不論生前罪惡如何多，只要臨終前得到「慰藉」（由教士進行「慰藉」儀式），並採取禁食，這一生的罪過就可以消除了，而禁食是對人們臨終前的考驗，在教士和親人的督促下進行，還有許多的禮儀，這些儀式均要透過教士對上帝溝通。聖人、教士、教長或好信徒，都是庇里牛斯山區「邊界上的精神領主」，維持與上帝的最佳溝通者代表。

信仰在蒙大猶社區是多層次的，並重疊的，因為信仰與生活、家族息息相關，又受傳統天主教的影響，展現出多種意識構成的觀念，藉由賈克·富尼埃，帕米埃的主教，運用其智慧所明察的資料，看出許多端倪，而《蒙大猶》此書的作者勒華拉杜里對史料的整理和考據，做出了詳盡的整體解釋，也清楚的為讀者勾勒出蒙大猶地區的整體架構。

◎批判性的看法

年鑑學派所倡導的『問題史學』，主張要向史料提出問題，強調史家不能受制於文獻史料從事歷史的研究，主張史家要「提出問題」，再進行「綜合比較」，最後採「回溯復原」，找回真正的歷史全貌。新史學家的最大的問題：(1)來源(2)方法。

（1）從來源來看，《蒙大猶》的史料來源是由賈克·富尼埃，帕米埃的主教，運用其智慧所明察的資料，也就是宗教裁判所審察的官方紀錄與文件。在引用的過程必需考慮方向，有：一、考證史料的可靠性，進行對史料時代背景的考察，分析史料是否因時代或地區性的不同，而在紀錄方式、內容上有所不同，以從中找出適當可靠的資料，並進行對資料的解釋工作。二、質疑史料的可靠性代表性，在布洛克眼中，史料的意義與價值乃是史家所給予的，「史料在史家適當的詢問之下，才開口說話。」，史家如法官一樣，必須對史料提出問題與質疑。如文件本身對史家研究的主題有何切題之處？又，文件是否可讓史家信任？史家如何解讀史料呢？在每個史家眼中，儘管相同的史料都會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2）在史學家的理念下，欲構成一整體的歷史，貼近人類的生活，才會更為可靠與真實。對於，作者勒華拉杜里對史料的整理和考據，在一定的科學素養下，一定會達到某一程度的信度和效度，也運用了科技整合的學科方法，想要更全面性的涵蓋人類生活全貌，但是否會受文獻資料的記錄者所影響，我想這一定是難免的，因為記錄者為審判者，被記錄者為受審者，筆者猜測排除人為情感的因素很難，因此中肯和中立皆靠作者的寫作實力，要想全面貼近群眾的心態意識研究，又不能完全排除人為偏好的情感因素，筆者認為這是研究的一大挑戰，作者要找出誰是此一關鍵的代理人，如何來解釋這個山村的變遷？此書在此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讓讀者感受得到，這是良好的示範。

三、 總結

此書代表了年鑑史家從事心態歷史寫作的特點，有：

對整體歷史的追求

運用科際整合的方式

文化人類學取向

心態史發展的過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與其他人文學科的交流，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與心理學，而這也充分反應了新生代年鑑史家對其先輩如布洛克、費伏爾所堅持的「跨學科式的歷史研究」之主張的繼承與發揚。

從這些特點來縱觀全書，勒華拉杜里經過計量科學、語言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洗禮，徹底的從廣泛史料（各種不同的著述、文學性的作品、考古文物、口語資料，甚至包括了統計數字、物價曲線、照片、器具、碑銘、電影等）去找尋資訊來建構全面的整體歷史和探索人類精神總體面貌，從蒙大猶地區的權力到神話皆可看出作者的努力，研究了全村的意識形態不再侷限於掌權的菁英份子，把握了每一項可以牽動歷史全貌的每一根線索，致力於情感、愉快、恐懼和價值系統的歷史研究，而每一個時代皆有其世界觀、感情的風格、思想的風格。這也是法國年鑑學派對於史學追求的宗旨。

本書的出版，讓人們感受到中古時期法國鄉村生活中有血有淚的各個層面，為其贏得數以萬計的讀者，其暢銷的程度在學術著作中是相當罕見的，而其研究成果更成為當代史學及人類學結合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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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文獻：

彼得‧柏克著,江政寬 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台北:麥田出版社

彼得‧柏克著,江政寬 譯(2002), 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法國年鑑學派，人民教育出版社，http://www.pep.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