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追求的迷思

　

周映岑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所研究生

　

「對學歷的追求」在台灣似乎越演越盛。早期由於經濟政策考量，限制學校的比例，只有少數人才能獲得高學歷，因此大多數的人仍能安於現狀，對於文憑的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態度。但隨著社會的變遷，民間力量興起，要求政府解除對於學校數量的控管，因此學校數大幅的擴張。升學管道的拓寬，讓許多原本無法念高中、上大學的人也都有機會可以追求高學歷，重新燃起社會對於「文憑」的渴望；人們相信，對於教育的投資，可以帶來相應甚或更高的職業報酬，因而興起一股「文憑熱」。

　

以台灣目前的現況來看，根據教育部統計，從84學年度到93學年度，碩士班從原來656所暴增為2,416所，碩士生也從3萬3千人增加到13萬人。也就是說，在短短的10年間，研究所暴增3倍，碩士生更暴增5倍。大專校院學生人數從民國84年的31萬5千人，到民國92年成長為89萬5千人；大專校院校數從民國84年60所到民國92年增加為145所。面對這樣高等教育擴張的現象，多數人感受到「大學生、研究生滿街跑」、「大學文憑貶值，大學生程度嚴重落差」、「社會新鮮人好逸惡勞，寧低薪坐辦公桌，也不願上生產線」、「企業大嘆用人困難」等問題；儘管如此，多數人還是覺得學歷是很重要的，也是未來職場必備的工具之一。也就是說，即使職業的薪資無法符應高等教育的投資成本，大多數的人仍然選擇繼續「投資」。

　

換言之，此種看似理性選擇的抉擇─基於投資報酬率的而採取行動，似乎存在著更多非理性的因素，例如文化、價值等因素。中產階級的子女從小接觸的職業類型大多偏向白領工作，所接觸的人也多半是擁有高等教育經驗的人，處於此種「文化資本」下的孩子，將來的教育、職業選擇自然會偏向高等教育與白領工作，這樣的選擇方式只能說是順應其階級文化，很難說是出於理性選擇的驅策。只是其文化價值與社會期待的方向相同，因此很難有所區分。而當社會的所有成員皆信仰某種價值觀時，「社會事實」就此形成，因而促使所有成員採取相同的行動。

　

    如果以Collins「文憑社會」的觀點來作分析，文憑對社會的意義，最重要的功能是創造和鞏固階級。經濟社會下的人們，基於自利和資源有限的情境下，透過競爭來奪取支配權，因而在社會中將產生無止盡的衝突。許多人類所創造的價值理想皆是用來包裝此野心的工具，並利用意識型態將此手段合法化，其中「學歷」就是工具之一。Collins將教育文憑比喻為「文化通貨」（cultural currency）。文化通貨可像錢幣兌換貨物一樣兌換所要的職業，當市面上有更多的通貨流入時，它也像錢幣一樣會貶值。同樣的，當市面上有更多的學歷角逐少數職業時，它也會像錢幣般會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不同團體為競逐權力與聲望，便採取比賽學歷的方式壓抑別人以謀取地位及保障。

因此教育系統的出現，其功能不是為了培育人才，而是被當作一種鞏固菁英階級權益，限制其他階層進入的手段。而職業組織中位置與權力的，就代表了社會的階級關係；因此比起生產線上的「高薪藍領」，「低薪白領」才會出現擠破頭的現象，因為人人都想進入社會地位「看似」較高的職業。當其如此的時候，就不再只是個人具備哪些能力，其能力優秀與否的問題而已，而是社會階級就此被鞏固了。

學校教育所生產出的文憑就是一種文化通貨，人們企圖透過此種文化通貨來奪取生產組織中的較好位置─閒職，因為位置的擁有，就決定了階級的高低。如果文化生產系統的擴張，沒有相對應的可欲職業位置的增加，那麼結果就是原先職業位置的文化通貨膨脹。而文化財富本質上即是用來支配的資源，一但處於文化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舊有的支配就不容易被打破。此時人們可以將他們的經濟財富轉化為文化通貨，以強化他們的社會地位。

目前台灣就是正面臨這種文化通貨膨脹、社會階層鞏固的問題，只是大多數的人無法「看穿」此種機制，而是將結果歸諸於個人能力與否，因此就越是陷入信仰文憑、競逐文憑的惡性循環中，也才形成了此種看似矛盾、非理性的「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