菀蔆觀察
洪菀蔆
南華社研所研究生
美麗新定義
不只要與女孩對話
多芬自信基金會於二十二日公布了《美麗白皮書》，調查顯示，台灣有近四成的11-17歲女孩會考慮整型，其中有2%已接受過相關手術，比率甚至高於韓國。這樣的調查結果著實令人驚訝，顯見現在的青少女及其父母對外表的高度重視，其背後因素值得探討。
細看調查報告的第十七頁敘述，小女孩舉例的改變外表作為，如「矯正牙齒、點痣、除疤、治療青春痘」等美容治療，實際上與動刀之類的整形美容有所差距；況且此年紀的女孩們多半尚無經濟能力，是以應多由父母陪同進行，也顯示父母希望趁子女年輕，及早就醫改善。關於研究包含的整形項目，報告中沒有多做說明，盼望多芬能公布這部分的研究細節，否則外界若光看「整形比率亞洲第一」的標題，但不明白是哪些類別的整形，可能會有誤解。
此外，第九頁的報告中有小女生說道：「因為男生都是外貌協會的，看平常相處就知道，男生都只找漂亮女生聊天」、「老師和同學都會特別喜歡外表美麗的女生」──由此充分顯見，這個社會對於美麗的定義要逐步改觀，真切發展多元樣貌，不是靠單一性別建立自信即能達成的，不僅僅要和女孩對話，更應同男孩們對話，「怎樣才是令人喜歡的男生和女生？」「女生對男生的外貌又是怎麼想的？」不同性別之間是怎麼看待自身與他人，其背後又存有什麼樣的社會建構，這些交流討論實在非常需要學校教師落實經營，當然教師更不能因學生外貌而有差別對待。
其實青春期的女孩男孩們會焦慮外貌、在意自我形象、尋求同儕認同、渴望吸引同性與異性，這都是必經的過程，家庭與社會如能提供正向思辯的機會，協助其深思焦慮的根源、思索可行而健康的解決辦法，對青少年建立多元的、有性別意識的價值觀是有極大助益的。像近日西班牙、巴黎時裝界禁止過瘦模特兒登台，便是和青少年討論「模特兒身材崇拜迷思」的好題材。
現代人對外表開始在意的年齡日趨下降(據報告指出，15-17歲的年齡層從14歲開始在意外表；而18-29歲的則從19歲開始在意)，走在街頭，總看到服裝搭配獨具創意、化妝技巧高明的女孩和男孩，甚至都比大人們「有型」，這是可喜的現象，表示人們越來越早有身體自覺，只是這種自覺還須加以深化。
首先，筆者質疑，多芬所宣揚的「只要真實自然，接受自己」，就真的會更美嗎？筆者以為，當青少年遇到外表困擾時，迴避現實可行的改善方法，強調自然就是美，可能說服不了多少孩子，更積極地和他們討論可行辦法，如以健康為目標的運動減重、保養護理、彩妝技巧、不虛榮浪費的服裝搭配等等，才能讓青少年認同，並學習正確的解決問題途徑。至於整形，應告訴他們，待其成年而有經濟能力，審慎考量手術後果再下決定，只要清楚自己的需求且能負責，整形既能提升自信，為何要受異樣眼光看待？
再則，價值觀的修正並非一朝半夕可致，亦非單靠父母在家與孩子談話、教師在學校課堂上倡言即有成效，影響青少年至大的傳播媒體，最是要反省檢討。翻開每日的報紙影劇版，哪天不是被名模女星大篇幅的曼妙身材、纖長美腿佔據？而記者的用語總充溢著「某某女星身材走樣、服裝顯露身材擁腫」等惡毒又膚淺的批評，看著這類歌頌「完美」身材、偏頗眼光的新聞長大的青少年們，現在被形容為芭比世代，想必心裡有不少委屈困惑，期望社會大眾對這個世代多點支持與包容，在小孩通往成人的過渡階段，過得更加快樂，相信沒有人想要芭比那瘋狂而虛構的38-18-34三圍！
倒下一名警官之後？
倒扁挺扁的聲浪持續蔓延，終止之日遙遙無期，而雲林縣警官於執勤時殉職，引發各界同表遺憾，無奈哀悼之餘，只見藍綠雙方交相指責、推卸責任，實在令人搖頭。
民進黨立委要求紅衫軍別再耗費社會成本，內政部長李逸洋更表示無止盡的群眾運動使警力無法負荷，甚至指出若非疲於處理群眾運動，一個月平均可減少五百多件刑案。只是紅衫軍所到之處，警方除了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立場大規模戒備外，也有著濃厚警示意味，意圖展現地方強勢作風，這點是各地方政府需要加以反省的，目前積極作法應是想辦法和倒扁群眾協調，期使日後別再發生此等憾事。
關於動用大批警力，施明德說反貪腐行動才四、五百人，警方出動不必要的大陣仗戒備，防範鬧事，才造成這起不幸；親民黨立委馮定國更指責內政部和警政署調度無方，才會導致勤務過重，害死警員，甚至說出「沒有事情的地方，派一大堆警察去做什麼？」這樣的話，然而群眾運動本就有許多不可預期性，馮定國怎麼沒有想到，正是因為有大批警力保護，才沒有導致暴動事件？即便倒扁活動再怎麼強調和平理性，還是可能有諸多突發狀況發生，施明德說他本來就沒有要求這樣，但是各地政府怎能不嚴陣以待，怎能容許九月十八日的高雄衝突重現，再度點燃紛爭呢？
不論必要性的程度如何，警方總是最辛苦、承受壓力最大的第一線人員。倒扁群眾如何避免在表達不滿心聲之餘，反而與全民為敵，成為「耗費社會成本、導致治安惡化」的眾矢之的，還可以有什麼樣冷靜深沉、有建設性的發聲途徑，這應是他們此刻最需要思考的。
讓無障礙就業指日可待
日前報載，台灣有一成的企業未足額進用身障者，特別是其中有九百八十家的民營企業寧被罰款，而未僱用身障者。這些年來，行政院逐步修法降低公部門及民間企業進用身障者之下限，立意雖值得肯定，但顯然政策的落實還有待多方努力。
關於雇主對身障者的諸多顧慮、主觀偏見或法規疑義，可透過建立資訊平台或常設組織，讓已依法進用的企業現身說法，表達其間的工作現況，促進企業間僱用身障者的經驗分享、問題討論，這應當是比起冰冷的強制法規，更能觸及企業的真實態度、並發掘進用與否的實際問題。
例如，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就業情報雜誌》，便曾報導了金典酒店等企業僱用身障者的正面觀感，認為更有助於企業的人力資源運用；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的自由時報，廖千瑩亦報導了中強光電的僱用經驗，証明身障者的工作能力，比之一般人毫不遜色。而如何確立身障者的職能評估，什麼樣的職業輔導才真正符合身障者的實際需要，都是政府應更積極提供與配合的。
「專家」說法不一
民眾該信哪種？
近日來陽澄湖大閘蟹被驗出含致癌物質的消息，引發民眾一片恐慌，綜觀各式新聞報導，其引述的專家說詞紛呈，實在令人摸不著頭緒。
一方面，新光醫院腎臟科醫師江守山表示，微量的硝基呋喃代謝物，在動物體都有致癌風險了，那麼此物質移轉到人體，風險相對會更高，食用後會出現皮膚過敏，或頭暈等症狀。而另一方面，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樑則表示，硝基呋喃經動物實驗雖有致癌可能，在人體方面，尚未被證實會對人體有致癌可能，所以微量的硝基呋喃代謝物，理論上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而且可經由代謝排出，安撫民眾不必過度恐慌。兩位專家說法相左，究竟我們民眾應該如何理解才好呢？
而大陸則有新聞推出「上海水產大學水產養殖學科的大閘蟹養殖專家」王武，指出大閘蟹的微量硝基呋喃代謝物，對人體幾乎不會造成影響。甚且上海腫瘤專家沈小珩亦表示，即使大閘蟹中的確含有微量致癌物質，人們吃蟹的佐料薑絲和黃酒，已經有解毒作用。──真不知是真是假？還說鹹菜、鹹魚、火腿、香腸中的致癌物質成分，可能都比大閘蟹中的含量還要高出幾千幾萬倍。並以迄今還沒有聽過一件因食用大閘蟹而引發癌症的案例作為佐證──這究竟可不可信呢？
還有的新聞依數據進行推算，結果顯示，按大閘蟹殘留硝基呋喃的最高濃度4.7ppb來看，若以每人每天吃10隻大閘蟹來推算，需連續吃300年才會達到致癌濃度。這樣簡化的推估真不禁令人懷疑，致癌物質即使多麼微量，對人體的危害可以如此獨立出來計算嗎？
民眾面對專家們的各式說法，真是顯得無所依憑，不知能否有官方或醫學界據此進行詳盡而公正的批駁，為民眾釋疑呢？
讓新台灣之子的教育融入班級經營
近日報導，新台灣之子易成憂鬱高風險群，學校須多加注意。追根究底，其所面臨的學習障礙、人際溝通障礙、親職教育問題，皆源自語言學習落差為主的困境。雖然現在有諸多民間團體積極推展相關輔導服務，但學校教師與班上學生，顯然是最能在第一線提供他們協助，改善就學問題的關鍵者。
現今已有許多教師提出多元文化教學設計，不論是落實於社會、語文或綜合活動領域，最重要的絕非片面講述，由教師自己下結語：「……所以我們不能排斥不同族群背景的人」。多運用情境建構，故事引導的方法，向學生提問，鼓勵大家設身處地思考，說出內心的疑問，才能讓同學間彼此真心交流。
我們都知道，在學校裡，受同學排擠冷落、誤解譏笑，對學生是很大的傷害，而這通常都來自於彼此沒有機會互相了解，既然新台灣之子的父母可能無暇或無力教導課業，而學校教師的時間精力又有限，教師何不試著把全班同學納入，作為新台灣之子的語言學習資源呢？藉由任命班上同學當他們的小老師，把他們的進步看作全班通力合作的目標，不是更促進班上團結嗎？其他學生也能在教導新台灣之子的中文之間，提昇成就感、深入認識中文；若能鼓勵新台灣之子在家和母親多以母語對話，也能夠教導其他同學另一種語言，如此一來，便能豐富學生的學習面向，相信對大家都是受益良多的！
為審計部打氣
對於常參與大學社團的學生來說，這次的國務機要費事件，相信都讓大家聯想起社團中的預算審核、單據核銷情況。在小型而規範鬆散的社團中，所謂預算、發票憑證的呈交總是十分草率，採取先花錢，事後再想辦法「變」出單據的補救方式，本就不足為奇，社團中的總務股也通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或認為本就會如此，是不必太計較的。
然而，當這經費涉及國家大筆錢財的流向，又涉及如此重要的「國家機密」之時，姑且不論判決結果為何，審計部在這場政治風暴當中，如何依據法律規定之程序秉持的堅定態度，不畏政治阻撓，更不因和總統府的認知有歧異，便放棄原本的堅持，這絕對值得我們人民為其鼓舞打氣。
陳水扁總統與審計長蘇振平對於國務機要費的看法有所差異，是源自總統府
將國務費分為機密費與特別費；但審計部認為預算書用途中並無如此區分，即沒有機密費此項。主計處也已表示，國務機要費具特別費、機密費與機要費這三種不同的性質，但即使如此，它們都歸屬於「業務費」項目底下，也就是說，根據審計部的立場，既然是業務費，每一筆款項都要有收據。究竟總統府的自行分類是否合宜適當？是否因自行分類便能自外於審計部的查核範圍？──到底機密費「機不機密」？對於這些程序上的爭議，總統府本應與審計部在專業層次上進行辯論，加以釐清認知差異的根源與整體處理脈絡，然而我們卻看到陳唐山向審計部施壓，企圖干涉監察權，阻撓審計人員清查國務機要費的核銷帳目，審計部能在一直以來被動而潛在地同意、接受帳目之外，起身展現一個監察部門所被賦予的主動查核權力，實在相當值得我們給予高度肯定。
也正因著這次事件，使我們深切體會到，在整個政治運作體制下，那些繁複的法律條例展現了怎樣的力量，顯示了其對話之可能性，更幫助我們民眾益加明白這些原本距離我們很遙遠的法律規範，這是台灣社會大眾寶貴的一堂法律課──雖然為了它，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很大，但將爭議與危機轉化為積極設立制度的動能──即學者所提出的「建立貪腐追訴政策」，依舊讓我們能夠期待，台灣的制度會更加健全。
新資訊檢索時代的醫病關係
隨著網路搜尋引擎的普及化，社會大眾在面對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時，已逐漸由原本的人際詢問，譬如「問家人朋友」，轉而為先上網鍵入關鍵字詞查找一番。繼開放互動的傳播媒介造就了「人人可寫報導，人人能成記者」，民眾得主控其發言權之後，搜尋引擎也進一步開放了專業知識的壟斷特性，「人人可當參考館員」的前景向前邁進一大步。
只不過，「Google醫生」的背後是動用了多少人力將醫療資訊數位化？是倚靠多少搜尋系統的建置人員進行更新維護？在頌揚Google的神奇診斷之餘，別忘了搜尋系統的背後基底，依舊是根植於前人詳實的醫療紀錄、各式檔案的長期保存，以及學術人員不懈的研究結果。因此，何必要說「連醫生也得放下身段Google一下」？資訊素養早已是現代人必備的基本能力，而資訊科技的功效也並不如時下所稱這般「神奇」。
還記得電影〈羅倫佐的油〉裡，為了尋找關於腎上腺腦白質退化症(ALD)的醫學資訊，而遍尋書籍的父母嗎？現代病人相較之下能更便利而廣泛地搜尋到醫療訊息，並依此和醫師進行討論，這都在相當程度上，縮減了醫病關係中的知識落差，助於病人和醫師間的討論。但是，搜尋得來的網路資訊卻也有其片段性、偏誤性的疑慮，若是一味堅信自己Google來的醫療資訊，甚至以此和醫師爭辯不休、總是懷疑醫師的診斷──這也許將成為醫師另一項頭痛的問題了，而民眾更需注意，是否會因資訊過於紛雜，反倒延誤治療。
網路搜尋系統可以彌補人腦記憶上的闕漏，作適度的分析與提醒，並作為深度探究專門領域的入門途徑，但疾病診治中的複雜性也還是要靠醫師的臨床評估，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新資訊檢索時代的醫病關係如何發展，終究仍要靠資訊科技取代不了的我們加以篩選、判斷。
如何因應勞動派遣
市長候選人們不可迴避的問題
11月19日台北市產業總工會舉行大遊行，向台北市長參選人提出訴求，包括全面檢驗人力派遣公司、保障市府與民營企業員工的工作權及基本勞動條件。相較於高雄市勞工朋友的行動，顯得些差距。
高雄市長參選人陳菊的勞工後援會，共有八十五個工會加入，而市府公務工會聯合會更表態支持，然而觀諸各位高雄市長參選人的勞工政策，可發現相較於黃俊英，陳菊的勞工政策顯得描述願景有餘，對備受關注的勞動彈性化議題著墨不足；雖表示要「打造市府人力資源銀行」，但仍舊未明確指出，如何保障臨時工、契約工、派遣工、承包工的工作權，如何不只停留在事後稍作補救的處理方式上？黃俊英的勞工政策至少表明了「保障私人企業臨時勞工之權益」、「鼓勵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以穩定企業營運及保障勞工權益」。在高捷外勞案之後，一群勞工朋友對陳菊依舊有深切期待，那麼她是否更該仔細思索台北遊行中，勞工們所提出的訴求？
去年五月，在「派遣勞動法」尚未立法之時，177位司機便遭高雄市公車處
以「假委外」、「真派遣」的方式，委外給「海天企業社」，公司宣稱他們不適用勞基法，透過各種方式剝削司機們，且讓其隨時面臨被解雇的風險，公家單位帶頭圖利派遣公司、壓榨公車司機，這種違法的中間剝削在今日可謂層出不窮，當市長參選人們極力構築高捷願景、規劃充滿「速度感」的藍圖時，勞工們更希望看到的，是面對勞動派遣的不利情勢，候選人們提出怎樣的具體方案，保障勞工權益。
從北市第三胎醫療補助費看獎勵生育措施
北市府擬於明年起，針對有第三胎以上的家庭提供減免門診、急診掛號費用的醫療補助，這項政策很明顯地，目的只是補助現在已有三胎以上兒童的家庭，因為照目前生育率如此低的情況來看，想生第一胎的人都已是少數了，何以有人會單因範圍如此侷限的誘因去生第三胎呢？
可是就算僅僅針對現在已生三胎以上的家庭而言，就養育子女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補助因有年齡限制，是非常短期且沒有定額保障的，綜觀其他國家的作法，如新加坡政府提供教育基金；法國政府提供租屋或住屋補助、搬家補助等等，都是在最常見的育兒與托育補助之外，提供非常實質的，而且是站在為整個家庭生活著想的角度，所構思出來的補助項目。
當然，這些補助畢竟都是輔助性的，怎樣才能讓幼兒、婦女、勞動力達到三贏局面。怎樣協助父母兼顧就業與育兒，讓女性受到完善保障並重返職場？確實才是政府所應思考的積極性政策重點。
所謂神主牌
選戰步步迫近，熱門話題之一便是林義雄出面輔選了，許多人批評林義雄面對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案件時保持沉默，還不贊成阿扁下台，依此質疑其道德規準，現在又替謝長廷及陳菊助選，便以「淌渾水」、「為政治前途鋪路」來指稱林義雄的輔選行動「其心可議」，可是這些人有沒有想過，當動盪紛擾的選情，讓其自身看待每件事情的背後動機只剩下陰謀論、利己主義時，自己的心態與思考侷限才是更可議的？
一個人內心的道德規準如何，是否選擇在公眾面前言明，其行動又是歷經怎樣的思考判斷才做此決定，難道單單是外界這些捕風捉影、胡亂揣測者所能明暸的嗎？話又說回來，林義雄憑什麼要把自己的思考轉折歷程一一攤在公眾面前？他對媒體習於斷章取義式的報導有著極度不信任，這都是大家知曉的，相信林義雄在決定出面輔選時，對於這些加油添醋的聲浪已有相當的心理準備，謠言止於智者，或許聽慣了揣測式言論的台灣民眾，最終都會習得的媒體識讀功力便是：「除非真正聽見看見某人說了什麼，否則其餘皆須存疑或忽略」。
林義雄先生的道德光環多閃亮，不過是外界所形塑加諸的，他本人何曾說過什麼？我們應該自問的是，為什麼會這麼期待與仰賴一個所謂解救者的現身，這麼需要一個人化作道德的象徵，來告訴我們應該要選誰？
林義雄出面輔選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只有每位投票的公民心中才有定奪，其餘那些疑神疑鬼的話，就都拋卻吧！
偽善立委的酒店文化
對於男性立委喝花酒的文化，觀諸眾多立委的反應，男性總是口徑一致地覺得「習以為常」、「這又沒什麼」，蔡啟芳甚至表示「政治人物就是必須了解外界的情況，跟大家多多交流，才知道立法與施政的依據」，若真是如此，試問這些男性立委當初又是面對性工作除罪化、掃除色情產業這些政策？
這些立委藉由區隔辣妹陪喝酒聊天並非色情，並且去的是高級隱密的場所、談論的是國家要事，來合理化自己不去面對台灣存在的其他相關色情產業與底層性工作者之議題，這不但是非常虛假作態的行為，更是擺明視這些女子的「正職」酒店小姐為不值得拿上檯面，加以深究現行政策的；必要時便拿來做做樣子掃蕩一番，實際上卻又繼續從事此類消費，相關產業的性工作者受現行政策所囿限之故，往往使得這些工作者難以有合理的工作保障，受侵害與危難時求助無門，甚至遭受多重剝削，這些面向對於男性立委來說，根本從來不在其關懷探究之列，何以敢義正辭嚴地說「不食人間煙火怎麼立法」？
此外，各家媒體對於此一新聞的另一熱烈討論面向，便是以窺奇獵豔的角度不斷報導這些神秘女子的工作內容、背景來源等等，並且加以強調要成為這類「便當」要有「高學歷、談吐優雅、端莊、美麗」等如此這般的條件，試圖不斷藉此突顯這些男性客人的「高品味、慎重選擇」，媒體與男性立委共同塑造了這樣的論述景象，究竟表達了什麼？有誰嚴肅而深切的討論過她們的工作權呢？
當性交易僅只成為這些報導中用來滿足民眾相關想像的內容之一，而1997年公娼抗爭至今已近十年，性工作者的真實處境被這些神秘化、奇異化的言論取代，大家似乎談論得更多，卻也更少、更不真切了，而政策推動的抗爭依舊艱辛地持續著…...。
從國中小水電費事件看資訊化教學
有報導指出，臺灣三分之二以上縣市，傳出國中小水電費費用不足情況，
原因是各式為了跟進資訊化教學所添購的電腦設備，與現代化的電器產品，其龐大的耗電量，使得這些國中小付不出水電費，只好拿其他費用貼補，各校為了節省電源大傷腦筋。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近年來早已是各校奉為圭臬的主要教學方針之一，然而不論這些設備實際上使用率如何，在教學中所佔份量如何，畢竟不可能比民生必需的營養午餐與水電來得重要，雖說隨手關燈是良好習慣，但是學校是否想過，當學生在昏暗的地方遭遇事故或跌倒摔傷，為了節約而關燈，或許反而會增加意外發生的可能，這樣豈不是有捨本逐末之虞？
資訊化教學是否必然與優質教學劃上等號？繽紛多樣的活動與高科技設備是否等於為學生提供最佳的學習情境？這是另一個值得思索的課題，各校對預算處理的種種困境，教育當局與地方政府尤其應在徹底了解、審查之餘，也體諒各校的苦處，提供更多相關協助。
高鐵鳥擊事件的反思
今晚透過電視畫面，我們看到了高鐵列車頭的斑斑血跡，原來是無辜的飛鳥遇上高速行駛的列車，閃避不及而瞬間喪命。以往我們常聽到的鳥擊事件是發生於機場附近的空曠區或空中，現在山區隧道的鳥類也面臨此一危機，況且高鐵每天行駛班次多於飛機的飛行航線，如此密集而固定的列車來往，對鳥類棲息環境的影響，實在不可輕忽。
其實光從「鳥擊」此一字面敘述，便充滿了人類優越地位的展現，在尚未有飛機出現前，鳥兒的飛行領域和人類交通領域並無重疊，飛行器發明後，鳥擊便被視為影響飛行安全的天災，然而鳥兒何辜，莫名奇妙喪命之餘，還被人類指為影響飛行的一大麻煩、事故兇手，若看此次高鐵的鳥擊事件，我們也同樣看到，高鐵人員與相關專家向民眾再三保證，對搭乘民眾絕無安全顧慮，並稱「鳥類習慣了就會更改飛行路線，牠們自己會躲避危險」。試問高鐵人員，博得廣大版面與可觀獲利之餘，鳥擊事件真的不需有更積極的鳥擊防治、保育措施嗎？難道這部分技術上真的做不到嗎？
關於鳥擊防治，在航空界已多有論述與執行措施，例如在建置機場初期便需考察當地生態環境、了解鳥情，必要時進行積極的驅逐、破壞棲息地、針對特定鳥種規劃保護區等等，在種種可行情況下設法降低鳥擊，現在高鐵的建置結果已定，相關人員也已表示當初未進行相關了解，然而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對於鳥擊事件該怎麼提出相應的保育對策？如何帶給民眾更安全更有保障的乘坐品質？這是高鐵無可迴避的責任，兩者也是息息相關的，高科技的發展與生態保育真的必然無法兩全嗎？還是只不過源於人類對此根本無所用心，認為這不過小事一樁？鳥擊只是我們目前可見的危害，生態環境的改變，對整體水土、附近住家會有何長遠的影響，都是隱而未顯，需經年累月才看得見的，人們又要待到那時再來感嘆後悔嗎？
強制戒治愛滋感染者的建議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於一月八日通過「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七條修正草案」的初審，往後勒戒所不得拒絕收容愛滋感染者、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這樣的制定一方面顯示了亟需抑制愛滋病的擴大，另一方面對上述疾病患者而言，也是初步的去除汙名，不再被差別化地棄置、無人聞問。
然而納入管制僅是面對問題的第一步，正如一些立委所質疑的，相關醫療設施、空間配置與處理流程該如何因應，衛生機關能提供勒戒所人員怎樣的協助與訓練、是否有增設相關疾病的醫療人員？勒戒所的責任益加重大，更需要讓這些受勒戒者不被歧視、無理隔離。
排除於管制之外猶如以為矇著眼便看不到事態之嚴重，但是對愛滋感染者的污名，更非條例修訂即能達成，我們期盼初審之後能順利三讀通過，更希望相關單位一切準備好了再上路，而不是良好立意的政策付諸實行後，卻弊病叢生、各方規避責任。
黑澀會與淺草橋
問一問時下青少年，知不知道節目「我愛黑澀會」與「模范棒棒堂」？大概可以得到不少迴響！近來這些年輕可愛的美眉與男孩，成功引起風潮，既出唱片也主持節目，成為許多青少年的偶像，也開始有媒體報導，有些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模仿認同她 / 他們某些不合宜的言談思想，會造成言行不當與價值觀偏差，但其實黑澀會美眉之所以受到廣大歡迎，除了其本身自然直率的言行就是時下青少年的作風，使青少年易生親近感之餘，我們也需了解，偶像的年輕化、平凡化也是使得青少年透過認同她 / 他們，有了進而自我肯定、自我檢視的機會，對此偶像崇拜風潮抱持擔心的師長應重視的，是如何和青少年共同討論、分享看法，而非一味地排拒、鄙視。讓我們來看看日本的例子吧。
相信對六七年級來說，熟悉日本綜藝節目「五花八門淺草橋」的人，對於所謂「偶像年輕化」與當前這些團體操作策略都不陌生，這個知名綜藝節目當中的選秀企劃，結合嚴謹的甄選、一系列的訓練，及堅強的製作團隊與資金投注，創造了相當多日本偶像，許多至今在樂壇皆佔有一席之地。觀之台灣，唱片公司對黑澀會美眉的包裝，顯然類似「早安少女組」模式，透過團體次分，進行唱片競爭的噱頭，進而吸引粉絲的高度涉入，強化其支持認同。不過「我愛黑澀會」的節目並未如「淺草橋」對甄選上的成員進行訓練，而是讓她們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才藝表演決定去留，節目品質亦多少因而良莠不齊，反倒更傾向八卦爆料的談話節目型態。相較之下，「淺草橋」看待選秀的方式更加嚴格而細緻，對實力的要求更加全面而慎重，運作模式更是以長遠角度來考量的，與日本的其他八卦談話性節目亦有所區隔。
年輕偶像在未來還有很大的成長與發展空間，也會各自面對升學與否等人生抉擇，也許辛辣大膽的言詞、青春美麗的歌舞會立即匯聚鎂光燈，但長遠下來呢？節目與唱片公司當然有其收視率與銷售率的考量，但是狠狠大賺一筆之後，還能否繼續經營？「偶像應具備的特質、才能是什麼」或許隨著時代演進而有所變化，但流行風潮可以持續多久？在絢爛華麗的包裝策略之下，究竟有幾分實力與毅力？這就要留待時間來證明了！
校長們，請不要調漲學費！
明天即將在中山大學舉行的全國校長會議，為攸關大學學費是否調漲的重要討論。對於高等教育是否以及如何調漲的問題，國內外向來備受爭議，大學校方往往訴諸「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哈佛大學校長甚至曾反問「是大學價格高，或是無知的價格更高？」這種將教育、知識極度商品化的言詞，似乎越來越普遍，而另一方面，學校則不斷喊窮，表示經費長期拮据之下，調漲學費是不得已但最適宜的作法，並強調和國外比起來，臺灣的學費不算高。
姑且先不論他國與台灣在就讀公私立學校結構上的不同，與國家的助學貸款、高教補助政策，每每在調漲決策過程中，付費的學生及家長卻沒有充分的參與，實際上學生及家長有權要求就讀學校說明財務收支，是否真的沒有其他方式可行，真的只能調漲學費，持續增加學子的鉅大負擔？若真的要漲，到底改進了什麼部份，真的有讓學生清楚感受到教學品質與學校軟硬體的提升嗎？學生繳出去的高學費有獲得實際反饋嗎？
今天中山大學校長張宗仁表示要發起「不漲學費行動」，在反高學費運動歷程中，實在值得稱許與尊敬，也值得其他學校深思──高等教育的經費問題，學校可以怎麼向政府提出建言，促進政策轉變，並且尋求募款的可能，而別在追求卓越的口號下，犧牲了廣大學子根本沒機會卓越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