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焦慮與面具--論反思現代性中情感與利益交織的Talking
Girl產業
施心如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Hsin–Ju Shih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
一、
研究動機
我們都是寂寞的。
一位新聞工作者承認，當他極度寂寞時，甚至會打電話到0204交友中心，「只為了聽聽人的聲音，」他說。
最寂寞的是，「每當完成一項很得意的工作時，卻找不到分享的對象，」擔任電腦公司專案管理師的賴柏年說。
――蕭西君，2000
我們都寂寞，這首歌是由林夕作詞、陳奕迅演唱。歌詞描述著都會男女的寂寞感，下班後卻不想回家，不知道想要甚麼，不知道擁有甚麼，可能我們都是寂寞的……。我們的生活看似多采多姿，怎麼會寂寞呢？「寂寞」這字眼已經流傳很久了，似乎沒有消失的時候，這就意味著人類的生活，除了生存的基本滿足之外，情感上得到共鳴、撫慰、紓解、發洩，都是人生活中對大的企盼。而溝通就成為滿足情感需要的方法，由談話、文學、電視、網際網路的湧現到Talking girl的興起，本質上都說明了人類溝通媒介的與日俱增（翁嘉銘，2000）。
為什麼現代人會感到寂寞？現代人衣食無缺，生活娛樂更是多得不計其數，打開電視有現在最火紅的娛樂節目—康熙來了，踏出家門有頂級的娛樂商場，漂亮的衣物、飾品裝飾華麗的城市。我們就是生在這看似豐富，卻是外表裹上炫麗糖衣、心靈空虛的巨大寂寞城市裡，吸引文明變形蟲，一點一點的啃食我們貧乏的寂寞心靈。現代人的寂寞，其來有自，在現代的社會中，一切的秩序都被解構。突然之間，過去的規範不再適用，在不確定之中，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做什麼。現代性本質上是一種後傳統秩序，時空轉型伴隨著抽離化機制，驅使社會生活脫離固有的規則或實踐的控制（Giddens，2002）。台灣大學心理系副教授林以正舉例，祖父母那一代，二十到三十歲這個年齡層的人，早就已經結婚生子，清楚地知道自己該扮演的社會角色。然而，現在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卻仍然處在摸索期中。
不幸的是，工業化的社會，人際關係卻是前所未有的疏離。人與人間的親密度下降，分享親密的管道也減少。就以家庭為例，根據內政部的統計，由於生育率下降，台灣地區每戶人口數只有3.4人。獨生子女愈來愈多，寂寞感更難排遣。因此，各種屬於寂寞的產業大行其道。即使颱風天依然人山人海的KTV、午夜過後人群更多的PUB，到處都有人在宣洩著寂寞的情緒。除了常聽聞的KTV、PUB或是BBS此類的寂寞產業，現代社會裡更發展出Talking girl這種新興的行業。在研究者的朋友裡面便有人從事Talking girl此行業。從洽談中略知他們的工作內容就是負責陪客人聊天、喝酒，他們是純桌邊服務，雖然陪客人聊天看似簡單，但是為了業績，卻必須設法讓客人點更多的酒，以從中賺取薪水。
在本研究中所謂的Talking girl是指以談話、陪客人喝酒為主要工作內容的女性，Talking bar或Pub是他們的工作場所，這項工作會由客人所點的酒量多寡來賺取薪水。Talking girl在台灣的出現是非常晚近的現象，不同於一般所謂的酒店小姐，尤其她們是不能做外場服務的性質與酒店小姐有著區別。而Talking girl現象裡，顧客與Talking girl的大概關係如（圖一）。
Talking girl的背景是社會的外在變化愈來愈快，競爭愈來愈激烈，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使個人更需要人際網絡的支持。而這其中涉及了Giddens所謂自我認同，因為焦慮的背景便是由自我認同不足的地方而生，而在較為傳統的背景下，自我認同以一種與自我社會關係對立起來的方式，但在現代性（Modernity）上變得問題重重（Giddens，2002）。前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Rollo May也提到，因為人的存在是不斷地面對非存有（nonbeing）的挑戰，所以人會產生焦慮感其實是很正常的。並且，當今社日科技社會的快速變遷，已經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基調時，強迫式地不停工作、熱愛交際，以及瘋狂地想把休閒時間填滿的種種無意義作為，背後其實似乎也隱藏著現代人想藉著分散注意力，來逃避孤獨及無意義感等深層焦慮的企圖（Rollo May，2004）。
筆者在中視「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第420集，
（圖一）顧客︰不確定性、缺乏自我認同、焦慮而對Talking girl有所需求
Talking girl︰女性自主、發揮女性特質成為一種商機以及後傳統時代女性的變化
二、文獻探討
Talking girl現象是近代社會的新興現象，目前尚未有人研究探討過，文獻部分也就沒有直接相關的資料可供研究者參考。因此筆者在文獻探討部分，將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分為：1. Talking girl現象的結構性條件分析；2. Talking girl現象的微觀互動分析。內容著重於以紀登斯所提出的現代性、自我認同及親密關係的轉變三方面理論，再加上高夫曼的表演、戲劇互動論、面具等理論為背景來切入分析，探討Talking girl現象作為一個現代下的結構之一，其內在隱含著對於社會及現代人而言意義如何？
（一）、Talking girl現象的結構性條件分析︰
（1.）現代性（Modernity）、現代性中的後傳統現象（Post–traditional）︰
首先從制度層面入手，在紀登斯的眼中，所謂「現代性」乃是在後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紀登斯建構了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性面向：第一個面向是「工業主義」；第二個面向是「資本主義」；第三個面向是「監控體系」；最後面向是「軍事權力」（鄒川雄 民89.11）。
「反思現代性」的興起正反映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社會對啟蒙與工業文明後果之承受與反省的長期趨勢。此一趨勢至今可能還在蓄發準備的階段，何時進入高峰或何時結束？這仍是一個未知的問題。由於「反思現代性」的基本精神，乃是對啟蒙以降的現代性方案及其科技理性抱持懷疑及批判的態度，因此亦可稱之為「後啟蒙時期」。另外正如Giddens的說法，只有到了這個時期傳統作為傳統才正式消亡，因此又可稱為「後傳統時期」（鄒川雄，教育社會學通訊第30期）。
Giddens認為現代性在本質上就已經包含了全球化的性質，從反思性、抽離化與時空分離的發展都已經預見了現代性的擴張性質，時空延伸與抽象系統的發展，使得事件可以脫離特定時空而存在，這便是所謂的「高度現代性」或稱為「後傳統時期」。高度現代性的特徵，在於對神啟理性（providential reason）的廣泛懷疑，以及對科學和技術作為雙刃劍的認可（即認為科學和技術為人類創造了新的風險和危險的參數，但也為人類提供了有益的可能性）。生活在由高度現代性所生成的世界裡，會有力不從心的感受。它不僅僅在於發生了多少持續的深刻的變遷過程，而且在於這種變遷並不總是依從於人類的期望或人類的控制（Giddens，2002）。經由後傳統時期觀看Talking girl現象可發現，現代人遠者對於未來是茫然、不可預知，心理負擔可想而知；近者對於目前生活的無力感，加上科技瞬息萬變，現代人要怎麼在一天之內就對當日的變化有著百分之百的適應？對於目前生活都無暇應付的人們，似乎更缺少了談話的對象。因此上述又牽涉到現代人反思性是不是還不夠成熟，在每天的不確定性中，人們如何找尋自我認同？在種種的現代背景下需求下，產生了二類族群，一者，Talking girl，一群以聽人說話、陪同聊天為職業的現象。二者，找尋Talking girl的顧客，花錢買對方的時間、情感，從對談中消除焦慮感，建立自我認同。
Talking girl的出現，似乎顛覆了我們對傳統的認知，除了原先女人得以在社會上工作，與男人一較長短之外，女人是不是在利用她的「女性特質」—善解人意、習慣傾聽及喜歡與人交談等方面，來從事一份新興行業。這看似傳統的終結並不意指傳統消失，一如啟蒙時代思想家所想望的那般。相反地，它仍然在各地以不同的面貌欣欣向榮著。但是──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傳統愈來愈不是以傳統的方式存在了。傳統的方式指的是透過自身的儀式或象徵來捍衛傳統的活動──透過對真理的內在要求來捍衛傳統（Giddens，2001）。傳統裡，把女性角色定義為柔弱、是必須依附在男性背後的，但後傳統時代女性中的特質善解人意、習慣傾聽及喜歡與人交談與現代性產業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商機。
（2.）反思性（Reflexivity）︰
現代性本質上是一個去傳統化的「後傳統秩序」（post-traditional
social order）。時空的轉型伴隨著抽離化機制[1]，使得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脫離傳統固有規則與實踐的控制，而這正是現代性徹底反思性產生的主要背景。何謂現代性的反思性？如紀登斯所言：「現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數社會活動以及人與自然的現實關係，依據新的知識信息而對之作出階段性的修正的那種敏感性。對現代制度來說，這種知識信息並不是無關的，而是其本身內在的組成因素，這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因為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存在著對於反思性反省的諸多可能性。」（Giddens，2002）。簡單的說，反思的過程中，描繪了自我如何透過不斷重組自我敘事來構成自我認同，也就是根據知識或理性思考而進行的自我調節或自我修正……等（Giddens，2001）。對於未來，從後現代性的極度反思性而言，未來不僅包括對馬上來臨的事件的期望。未來在現在依據知識對其賴以發展的環境的緩慢動員中被反思性地組織起來（Giddens，2002）。
本研究初步發現，Talking girl的顧客大多是對於當下紛雜多變的系統性知識信息無法做出適切的修正，他們的自我意識沒辦法經由思考、反思來達到調節順應的目的，自我認同的基礎會愈來愈薄弱，甚至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孤寂和焦慮感。因此，顧客便經由與Talking girl對談中，建立自信心，從而找尋自我認同，因為Talking girl一定都是說好話，對於顧客所說的皆表達贊同之意。在此現象也發現一有趣事實，顧客有男有女，在我們觀念裡似乎直覺都是男人才會找尋Talking girl，但女人也會。現代反思性下是不分男女，男人對於後傳統時期，女人的興起，似乎帶來自我認同的更大危機，以往傳統社會裡，男人為主，女人被認為應該遵從男人、依賴男人而生活，但近代社會變遷下，男女顯現與以往不同的分野，為男性的父權思想帶來不小的震撼。而女人在追求自我認同的同時，一方面必須面臨職場競爭、男性主義打壓，另一方面家庭也還未完全脫離傳統包袱，家事、子女教育大都是落在女性身上。尤其現代科學的霸權抱持著某些二元對立，賦予陽性特質以及現實性（factuality）、歷史性（historicity），與「實在」（reality）更大的特權，貶抑陰性特質、虛構、無意識慾望、幻想，與論戰形式—女性主義理論必須要挑戰這些二元對立（Patricia Ticineto Clough，2001）。在這環境下，女人的反思性與自我承受著巨大的煎熬。現代人各因不同的原因無法重組敘事來達到自我認同，又不能從傳統的依附網絡來獲得認同，為了填補焦慮和孤寂的缺口，他們轉而從與Talking girl互動中找尋自我調節和自我確證的機會，並從中確立所謂的本體性安全感，如此方不致因自我認同的匱乏而讓生活崩解。
（二）、Talking girl現象的微觀互動分析︰
（1.）人為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人為不確定」（manufactured uncertainty）的世界中，其中的風險與傳統及現代早期的風險完全不同。而所謂「人為不確定」指的是「啟蒙運動引起的發展所造成的風險----我們自覺闖入我們自己的歷史以及我們對自然的介入」。在傳統時代，我們生活在既定的價值與常規中，所謂知識乃是在傳統規限的範圍中累積。在這樣的時代中，儘管有我們無法掌控的大自然風險，但基本上我們對自然的介入即對歷史的介入，仍然在一個可信賴、有著未來確定性的世界中；然而在現代世界中，人們的知識、行動、組織與制度，均已變成具有反思性，這使得我們對自然及歷史的介入不斷地加快加深，知識與社會關係以我們所無法預知地呈螺旋狀地快速成長。這將使得我們的現代世界變的極具未來開放性與不確定性。這雖然促使了每一個人的自由度空間大增，但也造就了一個我們永遠無法掌控且充滿風險及不確定的世界（Giddens，2002）。
（2.）本體論性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不確定性下，對於本體論性的安全感會與日俱增，但什麼是「本體論性的安全感」？紀登斯指出，以一個個普普通通的工作日為代表的現代生活，是一種典型的例行化生活，鮮明地呈現出週而復始的特性。在例行化的日常常規行動中，人們是不需要動機的，或者更精準的說，是不需要明確地以任何話語的形式來思考，甚至表述自己的動機的。而這種例行化的狀態符合人類的某種生存需要，他稱之為「本體論的安全感」（Giddens，2002）。但在現代社會背景下，似乎沒有常規可循，競爭的壓力、不確定性的與日俱增、科技的瞬息萬變或是自我的反思性跟不上時代的腳步等，這些條件再再的侵蝕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在本體性安全感的日漸衰弱下，焦慮便油然而生，沒辦法找尋安全感、沒有人可以傾訴的情況，Talking girl開始扮演傾聽者，開創對談治療的不同面貌。
（3.）存在性的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
高度發展中的現代社會，人群產生許多孤立感，雖然社會愈來愈趨於自由，但許多關係卻在生活中愈來愈薄弱，加上上述的不確定性及缺乏本體論性的安全感，人們開始產生焦慮、寂寞的缺口。在這需求背景下，為了補足這些缺口，新興產業Talking girl冒出，取代人們以往得以傾訴的對象。
焦慮必須在與個體所發展的整體安全體系的關係中得到理解，而不能僅僅被看成與特定風險或危險相聯結的獨特性現象。換言之，焦慮是個體情感的一種一般化的狀態。一但基本的安全體系建立起來，焦慮會侵犯自我的核心，這也就是為什麼個體難以使之具體化的原因所在。由於與客體世界的建構性特徵相關的自我覺知變得模糊不清，正在發展的焦慮會威脅自我認同的覺知。只有依據基本的安全體系及本體安全感的源泉，個體才會擁有通過基本信任從認知上組織起來的與個人和客體世界相關的自我經驗（Giddens，2002）。
（4.）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個人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是指對於自己的一種持續且一貫的自我瞭解，以及對於自己的一種再認感，擁有自我認同可以使我們在不同的環境扮演不同角色時，瞭解自己其實還是同一個人。個人層次的信任之建立不再是對彼此無條件的奉獻，而是必須在彼此互動中去獲得（to be won），是一種自我敞開的相互過程（a mutual process of self-disclosure）。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獲得自我認同與本體安全感（劉霈，2004）。Talking girl現象不也如此，每個人每日汲汲營營，但追求外在的同時，內在是不是因此停擺，停下腳步卻找不到那一份自我認同感，在扮演不同角色的同時，卻遺落了最真的自我。Talking girl與顧客之間雖然牽涉到利益關係，但這兩個個體在互動中，不知不覺地，便會多多少少透露自我情感，或是藉由交談，展現一種自我場開的相互過程，從對方身上得到外在世界所無法供給的自我認同感。
（5.）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
純粹關係是現代性的產物，在關係中的雙方，在感情或情慾方面都是對等的，關係中的兩造持續且反思式的對雙方關係進行協商與妥協。指的是，當個人不為任何外在原因，只為了藉著和他人之間某種持續的關係而獲益，而且只有在雙方都覺得這個關係帶來足夠的滿足時才維繫這個關係。而純粹關係所關切的是，個人在親密關係中必須了解對方的特質，雙方以平等自決的態度在關係中不斷進行溝通，以求得一段能使雙方滿意的關係。Talking
girl現象便是建立在此一窄化的純粹關係上，顧客為了尋求心靈上的慰藉並從中找尋自我認同，或是單純的因為寂寞想找人陪同聊天而付出金錢上的代價；Talking
girl為了賺取顧客的金錢，或是有些可能是喜歡與人交談的情況下，與顧客之間維持平等交易的關係。對純粹關係而言，承諾（commitment）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關係中的雙方是對等的，而且也沒有任何外部因素將雙方綁縛在這個關係之中，因此承諾就成為維繫雙方關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另方面，對彼此維持高度信任則是純粹關係能否穩定發展的關鍵（Giddens，2001）。Talking girl與顧客之間的信任、彼此承諾是取決於金錢利益上，如果顧客不再點酒、給小費，彼此的關係便無法繼續聯繫。由此點觀之，純粹關係與傳統社會中，感情與情慾的關係往往由傳統所決定，夾雜家族名聲、社會地位、對男女許多無形束縛的婚姻關係，及相互依存的浪漫愛關係，有著明顯的區別。
（6.）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除了引用Giddens的理論之外，因為Talking
girl現象是十分有趣卻又引人省思的特有文化，包含互動裡彼此的角色扮演，以及在Talking
bar的舞台背景下，引發彼此怎麼樣的演出，所以研究者便藉由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書中所提及的表演、面具觀念，由微觀層次來觀看Talking
girl現象。
個體自我表現方式通常包括兩種截然不同的符號活動：他所給予（gives）的表現和他所流露（gives off）的表現。前者包括他所明確使用的口頭符號及其替代物，其唯一目的在於傳遞訊息。無論是他本人還是這些其他人都會把這種口頭符號與這種訊息聯繫起來。這是傳統和狹義上的交往。後者則包括一系列被其他人視為能表現某人特徵的行為：人們知道這種行為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表達以這種方式傳遞的訊息。當然，這種區別並不是在所有場合中都同樣明顯。個體無疑會通過這兩種交往類型－－前者包括著欺騙，後者包含著偽裝－－來有意識地傳遞某種虛假的訊息。（Goffman，1992）
顧客與Talking girl的互動模式可以視為兩個表演的主角，顧客給予Talking girl的訊息裡表示，他是寂寞、想找人陪他聊天、聽他傾訴心中的焦慮或想尋求自我慰藉的普羅眾生中的一員，而Talking girl也就順從他的訊息，包含著欺騙或偽裝，但卻是為了成就顧客的要求。這種看似虛假的交往，沒有表面上看來的膚淺，並不只牽涉到金錢層面利益交往，心理層面上也可能有所交流。就像我們平時所觀看的舞台表演，表面上看到的不能代表全部，表演上的隱喻是微妙的。
（7.）面具（Persona）︰
Goffman認為個人的人格與身分認同其實與我們慣常在他人面前所呈現的面貌是分不開的，人格（personality）這個字的字源就是面具（persona），我們就是透過面具來對外發聲，面具不只是表皮，還是內在的（Goffman，1992）。在Talking girl現象中探索自我認同的可能性，可以陌生人的隔離功能為基礎，同時又經由對談互動中的連結功能，個人藉此建立新的人際關係，進而從以上關係中，發展、塑造自己的身分認同。
Talking girl現象中，顧客群卸下平時在社會裡所佩戴的面具，那一張應付現代虛假、充滿變數又隱含焦慮或寂寞的社會面具，以原始風貌，又或是換上另一張面具，在卻乏自我認同的背景下與Talking girl互動中尋求慰藉。反觀Talking girl，卻是有可能帶著一張為了賺顧客錢而標榜著應付的面具，或是一張壓抑，卻又不時流露自我的面具。這裡面有無數的可能，但最諷刺的是顧客卸下面具，想以自然面貌探究自我，不想面對社會現實裡無數張矯飾的面具，卻面對的是Talking girl工作上所戴上的制度式面具。
（三）、相關研究探討
與本研究接近的研究是紀慧文（1998）所著的《12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這是作者紀慧文於東海大學社研究所撰寫的碩士論文。在研究期間作者親自進入性工作場所，以取得珍貴的資料，而研究方法是以民族誌的方式，從偏差行為、污名化、傳統社會學及女性主義的觀點探討“性工作者”在台灣社會脈絡下的權利位置，且檢討台灣社會與學界過去至今對於“性工作者”的研究，更在妓權工作觀點上解構了“娼妓”在社會中所承受的污名，讓大眾正視“性工作者”在社會運作下的不同面目。
研究者所要研究的Talking girl現象議題，在一般人看來似乎與上述研究對象有著相同點，都是在複雜、昏暗和人際關係錯綜的背景裡，但研究者並不是藉此研究修改大眾對Talking
girl的觀念，而是以社會學的觀點來關照，特別是應用Giddens、Goffman兩學者的理論概念，來對Talking girl現象在所透顯的社會問題做一更為徹底的分析，並期能從中瞭解現代社會的整體性質。
三、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概念，由Giddens所提出的現代性中的後傳統現象、反思性、不確定性、本體論性的安全感、焦慮、自我認同及純粹關係，另外還有Goffman所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裡，提到的一些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現象中，本研究企圖探究以下問題。
現代性背景下，寂寞產業如何興起？早期傳統社會裡，早晨就外出工作，到了傍晚五、六點時分便吃飯，準備休息，日復一日，大家族裡沒有多大的改變，更沒有現代科技的推陳出新，讓人應暇不及。外出時，與鄰居、親朋好友噓寒問暖，就算有空暇時間，也可與三五好友泡茶聊天，那顧得上寂寞不寂寞。但是在現代，BBS與PUB這類寂寞產業卻急速興起，甚至更發展出Talking
girl這類獨特現象，這些都是在早期傳統社會裡所沒有，或者說是不必須的。現代不確定性背景下，自我認同變得更急迫，研究者想從這獨特現象中了解，顧客如何由與Talking
girl互動中，找尋自我認同？或是Talking girl是否也由互動中找尋自我認同？甚至是找尋Talking girl、顧客與純粹關係之間的互動。
Talking
girl現象裡，簡單區分是男人與女人，在各自的生活裡扮演不同的角色，從古至今，男人與女人之間上演一段又一段的角力戰，直到現代男權思想有漸微的傾向，女性主義逐漸抬頭，展現獨立自主，男性開始找Talking
girl訴說，而非以往男性高高在上、心事都往自己身上攬的印象，因此研究者想藉由Talking girl現象觀看現代女性與男性的角色扮演，和Talking girl與顧客是否有對談治療的關係？[2]若有，則其關係為何？成效如何？從本研究裡也可縱觀現代人的孤立、焦慮感以及現代不確定性下，人們如何自我調適。
四、預期結果︰
對於Talking girl現象，研究者有初步對身邊的人群進行簡單提問，發現他們對於Talking
girl此一新興寂寞產業似乎不甚了解，甚至乍聽之下以為Talking girl是電話交友之類的行業，在研究者簡單地介紹後，有不少人的想法是現代人真的很寂寞、很可憐，居然還需要花錢去請人聽自己講話。
現代群眾面對現代性是幸或不幸，當內在腳步變化趕不上外在腳步變化時，心中產生的焦慮、不確定感該怎麼辦？是壓抑還是釋放，選擇壓抑，能持續多久？心中那份自我認同感會隨時間壓抑而消失殆盡，問題也只是暫時的逃避罷了。但若選擇釋放，誰來花時間傾聽我們，上班族忙碌的生活連睡覺時間都不夠了，就算想聊天，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生活上各忙各的，誰還想為自己多加包袱？因此Talking girl的出現，是不是可以為現代人帶來另一種解決生機，在彼此的互動中，是不是間接的會引發出對談性的治療，並解決自我認同感的危機，而不是表面上無意義、漫無目的的談話。
透過本研究預期可看到下列重要的社會現象︰1.Talking girl產業產生的社會脈絡是以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利益邏輯以及其與不確定性焦慮所衍生的情感需求串連。2.本研究企圖從Talking girl現象中去了解女性在台灣社會中行動的可能性，及遇到的結構性限制，包含著助力、阻力。3.經由Talking girl現象，顧客群裡去分析以及了解台灣社會諸多的消費者（尤其是男性），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當中的空前孤寂感。簡言之，研究者希望透過此一研究方案，深入地了解Talking girl現象背後所具有的現代性問題及社會學意義，也藉此了解在現代性下，是如何發展獨特、傳統所沒有的寂寞產業。
伍、研究方法及研究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不適合藉由量化來做分析，因為本研究是探討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這其中牽涉了情感與利益交織的Talking girl現象，需要詮釋者親自觀察。加上研究者基於Talking girl並沒有前例可循的研究資料，更想藉由質性研究從此一現象中挖掘出現代性獨有的特質及所含的社會意義，因此使用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分析及研討。
（1.）參與觀察
儘管人們可能都會把自己最深沉的秘密，保留給非常親密的密友，他們卻常常會對自己幾乎完全不認識的人，進行令人驚訝的自我表白。舉例而言，Kotarba（1980）便曾發現，人們會向陌生人公開揭露自己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隱私。然而，這並不特別令人訝異，因為，把一個人的秘密放在一個你可能永遠再也不會見到的陌身人身上，可能會比放在身為你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好友身上來得安全。在任何情況下，這種自白的策略，都是在田野環境中建立一致性的有效工具。
尤其Talking girl的現象是新近形成的族群，因此有關其報導、理論或研究分析的資料十分稀少，社會對該現象所知極微。而現代人群對於此行業乍聽之下，大都聯想到0204，並將之與色情、偏差劃上等號，實難想像此行業的興起與現代社會的高度變遷有何關聯，又此一現象如何牽涉到自我認同。因此欲探討Talking girl現象，包括其中的互動關係，最好的方法便是經由參與觀察法來探索、研究。重要的是，研究者也能夠藉著直接參與觀察以及隨著與研究對象關係的進展而隨時重新界定問題（紀慧文，1998），沒有一定的制式規則反而可以挖掘到更有趣、更深入的現象。
（2.）深度訪談
這是「以人為本」的研究取向，企圖從受訪者的角度來詮釋個人的行為或態度（謝臥龍，2004）。基本而言，在訪談中，受訪者是主體，研究者尊重受訪者的觀念，訪談的目的也在於要了解受訪者的思考，重視他們的感覺，尊重他們對行為的詮釋。在此會談中，受訪者被視為有個人思考的主體，研究者就是要嘗試進入他們的觀點，藉由面對面言語的交換，引發對方提供資料或表達他對某項事物的意見與想法，了解他們的主觀經驗（Henderson，1991）。
深度訪談的類型可依問題設計的嚴謹度分為三類：
1. 結構式的訪談：研究者在訪談過程，運用一系列預先設定的結構式問題，
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
2. 無結構式的訪談：研究者在進行訪談過程，毋須預先設計一套標準化的訪
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引導指南。
3. 半結構式的訪談：是介於結構式的訪談與非結構式的訪談之間一種資料收
集的方式，研究者在進行訪談之前，必須根據研究問題與
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指引方針。
(潘淑滿，2003：141-144)
研究者是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在進行訪問前會事先設計訪問大綱，再藉由訪問大綱對Talking girl進行訪問，但並不一定得按照問題順序來進行訪問，考量到本研究的相關社會建構較少，所以會依據訪談中的真實情況及受訪者的反應，適時調整問題和內容順序，以便讓受訪者有目標性的受訪，研究者也可彈性地引導出較為深入的內容。此外，為了避免訪談中遺漏重要訊息，會於訪談前徵求訪談者同意進行全程錄音，日後轉為文字紀錄並加以分析。
（二）研究步驟︰
1.
詳細閱讀文獻，並熟悉其架構內容。
2.
先初步訪談從事Talking
girl的友人，並由此認知此行業的大概內容，與顧客互動如何，讓研究者能做好準備，也可更加的熟悉內部，以便日後研究的進行。
3.
由此友人引領，進入Talking
girl實際工作場所（目前鎖定高雄兩家Talking
bar），與其他田野人物建立社會關係，並經由他們間接得知平時顧客的互動內容。而這些田野人物的心境變化、反應表現又是如何？
4.
逐步守望、聆聽、蒐集質性資料。
5.
分析資料，並評估操作假設。
6.
由田野環境中抽身。
7.
詮釋研究發現的社會學意義。
完成分析並且撰寫研究報告。
陸、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現代生活風格與現代性：
現代生活的不和諧—特別表現在生活各方面的技術進步，與人們對於所謂進步的自發的深層不滿—這些有一大部分，肇因於以下的事實：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愈來愈是經由人工培養而得；但是，人們卻愈來愈不能從看似完美的事物中，獲得一個完美的主體生活。（G﹒Simmel,1971）
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共同的心理基礎是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之中。這種緊張感來源自都市生活的內部與外部刺激快速且持續的變化。Simmel將都市生活與鄉村生活做了這樣的對比：「這些都是大都會所創造的心理狀態。街道縱橫，經濟、職業和社交生活發展的速度與多樣性，表明了都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礎上與小鎮、鄉村生活有著深刻的對比。城市要求人們作為敏銳的生物應當具有多種多樣不同意識，而鄉村生活並沒有如此的要求。在鄉村，生活的節奏與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緩慢地、更慣常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G﹒Simmel，1971)
讓人們的神經保持在緊張狀態的原因，是因為都市快速變動的影像，往往讓人意識負擔過重。因此都會生活的缺氧狀態被他稱之為玩膩了的老鳥心態(blasé)；而人們面對大量刺激所呈現的慵懶無力狀，他稱之為倦怠無聊(ennui)。都市人為了讓自己在面對這種緊張的心理感受時，也能保有原本的個性與獨立，他們選擇用腦代替心靈做出反應。所以生活在都市的人們更傾向於用腦，而非是心，隨時都保持在一種警覺的狀態，以此與都市進行互動交流。但是這樣的做法卻使得他們往往變得麻木不仁，毫無個性。
綜合Simmel現代生活風格與Giddens現代性的觀點，受訪者Customer1（C1）
是一位剛失業的男性工作者，他表示：「在失業之前就已來過Talking Bar。失業是突如其來，無法招架，對於生活的未來茫然，對於經濟壓力的重荷，對於家人的期待、他人的眼光，覺得迷失了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但在失業之後來Talking Bar覺得可以讓自己開心點，並且Talking Girl善解人意、很會帶動氣氛，感覺很輕鬆。」因此，由Simmel觀點看之——現代生活的最嚴重的問題，是源於個人在面對壓倒一切的社會力量、歷史遺產、外部文化、和生活技術時，要求保存其存在的自主性與個體性(G﹒Simmel，1950)。以前的鄉村生活單純、生活步調緩慢，早晨就外出工作，到了傍晚五、六點時分便吃飯，準備休息，日復一日，家族裡沒有多大的改變，更沒有現代科技的推陳出新，讓人應暇不及。外出時，與鄰居、親朋好友噓寒問暖，就算有空暇時間，也可與三五好友泡茶聊天，如此地輕鬆生活。而現代，除了對傳統社會性機構的衝擊外，科學客觀的情緒理論，讓人們開始對人際與孤獨採取特殊的看法。人們開始重視獨立、個人主義、以及新發現的自由，接隨著便是對相互依賴的漠視。「需要他人」被視為怯弱的象徵，甚至是罪惡（James J﹒Lynch，1994）。在Giddens看法認為——生活在由高度現代性所生成的世界裡，會有力不從心的感受。它不僅僅在於發生了多少持續的深刻的變遷過程，而且在於這種變遷並不總是依從於人類的期望或人類的控制（Giddens，2002）。因此，現代人遠者對於未來是茫然、不可預知；近者對於目前生活的無力感，加上科技瞬息萬變，現代人要怎麼順應潮流，調適自己的身心狀態，對於目前連生活都無暇應付的人們，最基本的談話的對象似乎愈益難尋。在這些背景下，Talking girl的出現可以替現代人在緊張的生活中，找尋一個喘息的出口。而（C1）正處於失業的時候，身旁的人催促著他趕緊找份新的工作，或是擔心他的能力是不是不足，但是卻沒有人可以好好的聽他說幾句話，好好的讓他舒緩這幾年來工作的辛苦，讓他緩一緩腳步，重新充電再岀發。此時，Talking girl給予他正面的鼓勵，在互動與遊戲中舒緩了身心、紓解了壓力，在對談中，他得到的鼓勵讓他對自己比較有信心。Talking girl與顧客之間展現了一種新治療關係——在個體缺乏由更為傳統的情境所能提供的心理支援和安全的世界中，他們感到迷失和孤立無援，而治療能使個人轉向一種世俗化的懺悔方式。治療不僅是應付新焦慮的手段，它也是自我反思性的表達。（Giddens，2002）
現代人各因不同的原因無法重組敘事來達到自我認同，個人主義的出現、社會的互動冷漠等，令我們無法從傳統的依附網絡來獲得認同，為了填補焦慮和孤寂的缺口，我們從與Talking girl互動中找尋自我調節和自我確證的機會，並從中確立所謂的本體性安全感，如此方不致因自我認同的匱乏而讓生活崩解。C1的自我意識透過與Talking girl的互動，經由思考、反思來達到調節順應的目的，自我認同的基礎才不至於愈來愈薄弱，甚至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孤寂和焦慮感。因此，顧客便經由與Talking girl對談中，建立自信心，從而找尋自我認同。
（C1）的例子也可讓我們省思失業的問題。這個社會對於失業者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整個台灣社會對於失業者的道德譴責，所形成的社會壓力讓失業者喘不過氣來，歸咎起來，就是台灣社會，包括政府，都將失業歸咎於「個人」，而國外則將失業歸咎於「社會」。失業其實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整個社會發展與產業變遷所造成的，特別是台灣在面臨傳統產業外移，高科技產業一枝獨大的發展，造成台灣最近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在台灣有許多身懷絕技的勞工，由於整個產業外移，造成他原本具有的技能，社會已經不再需要，讓眾多勞工空有一身技能，卻淪為到處碰壁的失業者，這難道是個人的錯嗎?
但是一般社會大眾除非自己失業有切身之痛，否則都將失業者歸因於個人因素，不是好吃懶惰，就是不努力上進，當一人失業閒賦在家，週遭親人與街坊鄰居的眼光，都可能成為失業者心理崩潰的最後一根稻草。同樣是失業者在國外卻有截然不同的景象，在歐洲常可看到許多失業者衣冠整齊的公開行乞，無視別人的眼光，失業青年在地下鐵的車廂中，一節一節地大聲向所有乘客訴說他如何被公司裁員，希望大家能幫他度過難關，甚至最近還出現了「給我一毛錢」(give-me-one-dollor.com) 的網站，在網路公然行乞，結果還收到不少信用卡的線上捐款。以上零零總總的行乞行為，在台灣絕對會被視為「厚顏無恥」、「不知上進」。
事實上，不論官方與學者都一再指出，台灣已經邁向高失業率的時代，失業率是無法下降的，而如何處理失業才是最重要的課題。但是從失業者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台灣失業問題的嚴重已經從失業者本身的問題，蔓延擴大到衝擊失業者家庭，乃至於失業者所處的社區。
過去二十年來，失業問題不但讓許多已開發國家的政黨下台，更使得政客們聞之色變。近來，有更多趨勢觀察家預言，由於產業自動化的結果，失業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課題。然而台灣政府對於即將來臨的嚴重失業問題，似乎無動於衷，不但未見任何建立就業安全體系之規畫，甚至連失業保險等救濟性措施也要瞻前顧後，一直拖延到1999年才實施勞保失業給付，深怕妨害資本家追逐利潤。（張烽益，2001）
（二）Talking girl現象中的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
Talking
girl1（T1）表示︰「會注意常來的客人或是新來的客人，也會請客人留下連絡電話。如果注意到客人突然比較不常來的情形，我們會打電話給客人，問他怎麼最近比較不常來店裡了，關心一下。如果客人還是不來店裡，我們也不會纏著客人，就算了。」
（T2）：「我們為了賺酒錢，會跟客人撒嬌，如果遇到比較摳的客人，老闆娘會幫我們要酒錢、要小費。有時候老闆娘很精明，還會騙客人錢，但是如果遇到專跑夜店的客人，他們就比較精，會在酒瓶上做記號，他就知道這家店是會騙客人錢的，之後就比較不會過來店裡了。」
純粹關係是現代性的產物，在關係中的雙方，在感情或情慾方面都是對等的，關係中的兩造持續且反思式的對雙方關係進行協商與妥協。指的是，當個人不為任何外在原因，只為了藉著和他人之間某種持續的關係而獲益，而且只有在雙方都覺得這個關係帶來足夠的滿足時才維繫這個關係。而純粹關係所關切的是，個人在親密關係中必須了解對方的特質，雙方以平等自決的態度在關係中不斷進行溝通，以求得一段能使雙方滿意的關係。Talking
girl現象便是建立在此一窄化的純粹關係上，顧客為了尋求心靈上的慰藉並從中找尋自我認同，或是單純的因為寂寞想找人陪同聊天而付出金錢上的代價；Talking
girl為了賺取顧客的金錢，或是有些可能是喜歡與人交談的情況下，與顧客之間維持平等交易的關係。對純粹關係而言，承諾（commitment）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關係中的雙方是對等的，而且也沒有任何外部因素將雙方綁縛在這個關係之中，因此承諾就成為維繫雙方關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另方面，對彼此維持高度信任則是純粹關係能否穩定發展的關鍵（Giddens，2001）。Talking girl與顧客之間的信任、彼此承諾是取決於金錢利益上，如果顧客不再點酒、給小費，彼此的關係便無法繼續聯繫。由（T1），Talking girl會去注意客人的動態，當客人來店率比較少的時候，Talking girl甚至會以電話追蹤或關心對方，來維持客人上門的意願，但是，Talking
girl真正在意的是業績，而不是像我們打電話關心朋友近況一樣，他們之間是建立在以金錢為基礎的往來上，如果彼此的信任間斷（對Talking girl而言，客人不再上門或是客人認為沒新鮮感、不值得前往），那麼這份關係就無法維持。而（T2）的例子，因為客人覺得被欺騙，認為這間店只是想以手段多撈一些客人的錢，因此覺得沒必要再繼續前往這家店。由以上觀之，純粹關係與傳統社會中，感情與情慾的關係往往由傳統所決定，夾雜家族名聲、社會地位、對男女許多無形束縛的婚姻關係，及相互依存的浪漫愛關係，有著明顯的區別。
（三）寂寞產業興起︰
寂寞產業著重於強調個人使用的產品，為了增加情緒感染力，會將寂寞轉換成「知己」、「獨享」、「我了解你」等訴求，藉此呼應寂寞者的心情。
獨身的人因孤單而寂寞，相戀的人因距離而寂寞，結髮夫妻因平淡而寂寞，整座城市彷彿是收容寂寞的海洋。資訊發達的現今，讓軟體（人腦）進步神速，硬體（社會結構、制度、法律）卻跟不上。現代的人更深刻感受寂寞，是因為眼界開了，想像力、需求變大，才會渴望多變的生活。「以前的人什麼都不能做，現在的人什麼都能做，人的價值觀也跟著改變，但是社會結構往往無法趕上這種變化。」（祝康偉，2005）因此對於人處於生活之中，心理期待與事實存在的落差，便是強烈寂寞感的來源之一。無論是日益龐大的單身族群，還是子女離巢的熟年世代，寂寞啟動了他們的消費衝動，由虛擬的網路、手機交友到寵物飼養，以及最近興起的Talking Girl產業，解決寂寞的產業愈來愈多，更開發一波寂寞商機。
兩年前在德國，60歲的心理學家霍伊爾與四名同事為心情低落的德國男性免費開設了「男士熱線」，他們守候在電話邊，傾聽男人訴說苦惱與心事。這個熱線，後來成了全國皆知的熱門號碼，「男士熱線」成了男人心靈的避風港。
紐約現在很流行一種主題式的「抱抱Party」，當你寂寞來到pub時，除了跳舞，再眾多舞動的肢體中，你可以選擇一位你喜歡的人互相擁抱，「重點是只能抱，其他事都不能做。」現代的人們渴求反璞歸真，這種解決寂寞的方法既乾淨又快樂，沒有多的慾念，只是存粹地想解決寂寞，這也呼應現今日劇、韓劇走紅的「純愛」風。（祝康偉，2005）
（四）寂寞的內涵：
吳靜
（一）、存在性寂寞
由於人本身就有很多限制，而有些限制卻又是人力無法克服的。人之所以為人，本身就有克服不了的寂寞，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單槍匹馬地來到這個世界，而又形單影隻地離開這個世界，此類型的寂寞就是存在性的寂寞。
（二）、創造性的寂寞
人一方面必須學會自己跟自己相處，因為在和自己相處的過程中，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朋友，在現代人際關係錯綜複雜的社會中，才不會陷入「群眾中的寂寞」而迷失了自我；另一方面，人再從事創造性的工作時，必須常常自處，因為自身在從事創造冀望突破時，不希望被人打擾，他自己就必須學會忍耐那份寂寞，這便是「創造性的寂寞」。
（三）、社會性的寂寞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網，這些網絡連接著我們和其他人，而構成屬於我們自身的社會關係。當我們生病、失意時，這些扶持我們的網絡就會發揮功用，適時給予支持與安慰，一但失去這個網絡，我們便會感到寂寞，包含缺乏親密關係、有空虛迷惘和被拋棄的感受，此種寂寞是「社會性的寂寞」。
（四）、情緒上的寂寞
這種情緒是一種主觀、獨特的心理現象，一方面缺乏快樂、情愛等良性情緒；另一方面卻出現害怕、迷惘等負面情緒，這種有時讓他人無法了解他，而自身又會感到自己雖然是「相識滿天下」卻又「知心無一人」。
（五）有關寂寞的理論：
研究者參照Perlman&Peplau（1982）對於許多的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所針對於寂寞相關理論的研究做了相關整理，其中以社會學的解說（sociological explanations）來觀看本研究：
Bowman（1995）假設當代社會，因為基本的團體關係減少、家庭變動性（mobility）增加與社會變動性之增加這三種社會壓力導致寂寞的增加。Slater（1976）則認為寂寞的人群增加因為個人主義的盛行（individual），因為他相信每個人都有與人共同生活、交往與依賴的需求，我們渴望能信任別人，並與他人共同合作，這些人際間的基本需求，都因為個人主義而遭受阻礙。個人主義是基於企圖否認人們互相依賴的事情，當我們在個人主義愈成功時，很不幸地我們將會感到分離、無聊與寂寞。現代許多男人需要被人肯定、需要他人，但是傳統的男性尊嚴作祟，使得男人放不下身段，又要面對外在壓力，如同本研究顧客案例大部分是以男性為主，並且職業有修車廠工人、小吃店老闆、警察、教授，還有公司的總經理，他們的共同聊天話題許多是在於使Talking Girl肯定他們的成就，尤其是工作上，因此深入分析如下︰
台灣少數研究男性心理的學者
昔日的荊軻願為太子丹赴湯蹈火，今日的男人願為老闆離鄉背井，為的是回報上司的賞識肯定。而當主流的價值觀都認為男人就當如此時，男人就會產生另一種恐慌，「害怕自己不像男人」。只是，時代環境真的改變了。以前男人是家裡的經濟主要來源，現在女人在職場上與男人一較長短。以前男人，只跟國內的男人競爭，現在要跟全世界的男人甚至是女人拚戰。以前，薪水、位階自然穩定往上攀升，現在誰也不能保障你的工作與薪水。台灣去年薪資增幅創下新低只有0.21％，新鮮人起薪平均降了5％。傳統對男人的期望與現實環境的落差，是許多男人焦慮的根源。再加上男性不願在別人面前吐露心事，容易壓抑焦慮，反映出來是男人對生活滿意度的偏低與自殺死亡率的偏高。
身為一名男性，又專門研究男人心理，
當外在的不確定與壓力愈大，家庭提供了男人更多的慰藉與力量。一位醫療器材公司的男性高階主管，心有所感的談起，為了工作，他和家人分住不同城市，長期下來，有失根的感覺。現在不管公司有多少事情，他每星期一定回家，為的是讓心裡感到踏實。除了希望平安，
其實，男人對許多成就的追逐是盲目，甚至不健康的，癥結就在於，這些男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特質與夢想。即便得到了財富、名位，卻不一定快樂，反而更像一個過河卒子，事業一定要愈做愈大，地位一定要愈爬愈高，而一路往上的過程中，卻又時時懷著重重跌下的恐懼。
不過，正像許多女人開始追尋自己生命獨特的意義與價值，也有愈來愈多男性，開始重新思索自己生命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要解除男人的焦慮，需要有新價值的建立，讓男人從傳統價值觀中解脫出來。傳統的價值當然有它的意義，但男人需要擁有更多選擇的自由。而許多男性正在創造男人的新價值，例如：
（1.）傳統父親角色──賺錢養家，但往往與兒女關係疏離。現代奶爸：珍惜參與孩子成長過程，享受當父親的快樂，在養兒育女的過程中，感受另一種成就。
（2.）傳統兒子角色：尊重父親權威，遵循父親期望發展。現在：父子關係強調包容、尊重、讓兒子自創一片天。
（3.）傳統工作觀：擁有頭銜、地位、財富是對男人最大的肯定，事業是男人最大的戰場。現在：追尋工作意義與生命價值，心靈的滿足感很重要。
（4.）傳統男性處理情緒的方式：壓抑、忽略、故做堅強。現代男性：學習面對自己的情緒，適度的抒發調適。（許芳菊，康健雜誌45期）誠如本研究中，Talking
girl給予顧客正面的鼓勵，在互動與遊戲中舒緩了身心、紓解了壓力，在對談中，顧客得到的鼓勵讓顧客對自己比較有信心。Talking girl與顧客之間展現了一種新治療關係——在個體缺乏由更為傳統的情境所能提供的心理支援和安全的世界中，他們感到迷失和孤立無援，而治療能使個人轉向一種世俗化的懺悔方式。治療不僅是應付新焦慮的手段，它也是自我反思性的表達。（Giddens，2002）
（六）變調的親密關係一：
擁有親密關係，就不寂寞嗎？
一位女性顧客（C2）表示，她與丈夫之間的婚姻岌岌可危，小孩子又不懂事，讓她很煩惱、很頭痛，想離婚又怕影響到小孩子。自己又是家庭主婦，能講話的對象少之又少。
數字會說話。結婚的人變少，離婚的人變多。
根據內政部統計，十年來，台灣地區的結婚率，由民國七十九年的7.1%，降到八十七年的6.7%。同時期，離婚率不降反升，由1.36%，增加到了2%。再者，內政部戶政司調查由民國八十七年至民國九十三年台灣全省離婚率報告指出，離婚率更是節節升高。
親密關係，在世紀末的此刻，逐漸變調。即便如此，對親密關係的渴求，卻是人的本能。知名社會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指出，人類基本的五大需求中，愛與關懷的需求，是人類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很多家庭主婦在結婚之後，少與朋友聯繫，缺乏社會互動的網絡，反而更寂寞。對於愛與關懷的需求沒辦法從家庭中獲得，反而是向外求尋。
（七）變調的親密關係二：
以Simmel的陌生人概念來探討Talking Girl現象︰
Simmel(
更具體地說，Simmel是運用辯證法來進行對陌生人的分析，他認為在陌生人身上所顯示出來的是一種似近實遠、又似遠實近的社會關係，陌生人與群體的距離意味著親近即遙遠，以及遙遠就是親近。由於陌生人所具有的流動性，所以，他可以與每一個人發生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陌生人與群體密切相關，就像是商人與社會的關係一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因為陌生人並沒有與任何特定的個人建立起有機的親近關係，例如親屬、職業、與地域，故而陌生人仍舊與我們距離遙遠(Simmel,
所謂的有機關係是指成員之間的相近之處恰好是區辨成員與非成員的特點。相對地，陌生人跟我們是親近的，因為我們感受到和他之間相似的國籍、社會位置、職業，或一般的人性。但他也是與我們距離遙遠的，這些相似之處連結了許多人，才使我們與陌生人連結在一起，因而相似之處過於普遍，所以此種關係反而失去其親近性。這是因為他與其他人的相似性僅僅是建立在一般關係的相似性，而非排他的、獨佔的、自己人的關係。真正的親密卻得蘊含獨一無二的感覺，基於一般的相似性而導致的陌生關係其實才是最不易克服的，因為這其間所蘊含的只是一種一視同仁、沒有差別的關係。但也由於陌生人的地位特殊，因此容易得到他人更多的信任，而與他分享祕密。(Simmel
陌生人之間的接觸，有可能純粹只是為了與他人聊天、談心，而沒有其他的目的（好比現今的Talking Girl現象）。這樣的狀況極為類似社會學家Simmel所謂的社交（sociability），也就是說，是出於一種想要與他人連結的需求，這個與他人互動的過程，其意義就在於過程自身，而沒有外在於這個行動的目的或是動機，因此社交的樂趣也僅止於來自社交自身（Simmel,1971d:128,136）。我們可以進一步地說，正如同個人的自我得在與他人的關係中逐漸形塑，個人的存在也必須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得到肯定，社交的需求正是反映出個人試圖藉著與他人發生接觸來證明自己的存在。（Simmel,1971d:128）。
柒、結論
現代性工作的生存基礎乃是建立在作為「陌生人社會」（society of
strangers）的現代社會。此處所謂的「陌生人社會」意指各種社會關係愈趨匿名，一方面弱化了傳統社群對個人的控制，另方面，也形成都市各類人群雜處、貧富與族群交錯的現象（Ignatieff，1985）。在現代社會，自我的修補與維護操作是時時在進行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隱私與自我總是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與侵擾。在日常生活面對面的情境中，維護自我的技巧其實也就是人際互動的技巧。這些技巧也是我們如何呈現自我（persentation
of self）的技巧。
Goffman認為，無論在陌生人或親密人的面前，我們都需要呈現自我，自我都需要表演或做（perform）出來。但是通常我們在陌生人面前呈現自我的方式，是不同於我們在親密人面前的方式。在陌生人面前我們通常以匿名方式呈現自我，在親密人面前我們則以親密、隱私的方式呈現自我。一般人通常相信只有「親密自我」才表達了真實自我，「匿名自我」則是戴了面具的真實自我。但是Goffman卻有更細膩、複雜的看法︰Goffman顯示了真誠或虛偽都是需要表演的；自我的呈現（to apper）根本就是自我（to be）的一部份（Goffman，1959）。Talking girl與顧客在公共場合所戴上真正的面具，以造成匿名效果，但是也同樣被認為表達家庭生活中所沒有的真實自我。
而Westin認為（亦是研究者認為可以此解釋Talking
girl現象）︰「陌生人會碰到最令人驚訝的開放對待—有些人會信任陌生人到了幾乎是全然坦承秘密的地步，而通常他們會小心的不讓比較親近相關的人知曉這些秘密」（甯應斌，2004）。我們在陌生人面前，有時反而可以揭露自己的隱私，而不會被制裁（因為陌生人在這種處境下沒有權威或能力對我們做出社會控制）。
傳統社會裡的親密關係演變至今為純粹關係；寂寞產業興起在現代社會裡成為獨樹一格的現象；Talking
girl以其女人的特質（溫柔、體貼等）創造產業商機，而不是像以往以因持有此特質而只是被賦予家庭主婦形象或是只能從事父權體制下所謂的屬於女人的工作；向陌生人坦露自我，開啟對談治療。Talking
girl現象正悄悄地在蔓延，更提供我們省思的空間，現代人無處宣洩的寂寞、焦慮感，城市像是個巨大卻上了鎖的籠子，我們要不斷找尋自我認同、不斷地在一面面的面具裡遊蕩，但是我們卻眼睜睜的在那個空間裡，看著現代潮流蜂擁而來，襲捲我們來不及在當下做出適切反應的慌亂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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