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映岑
南華教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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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954期）的商業週刊有個非常聳動的標題─「80對800的戰爭」─南韓與台灣的國民所得與台灣相當，但南韓真正用於學童的教育經費是台灣的10倍半；更有個令大家震驚的調查結果─台灣真正用在每個學童身上的教育經費居於四小龍之末，且即將被上海所超越；而台灣的教育經費只有4﹪是用在孩子身上，其中93﹪是屬於人事費用！
根據商業週刊的調查指出，台灣的教育經費嚴重灌水─一筆錢重複計算、非教育項目灌入預算中、教職人員才是主要使用教育經費的人，而非學生；其中的人事費就佔了總教育經費的93﹪；再者由於精省後，國民義務教育回歸各縣市負責，至此國民義務教育的差異性擴大，城鄉差距惡化，有些學校的教室設備有單槍與投影機，有些學校則是連肥皂都買不起……這些種種的研究成果令人怵目驚心。
這份調查有兩個重點，對外與國民所得相當的國家相較之下，台灣的教育經費投入不夠，或者是說實質運用於學童的教育經費不足；對內以各縣市相比，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異擴大。這也將導致兩個嚴重的後果，對內，社會階級擴大，社會流動趨緩，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當人民喪失了「教育可以成為社會地位提升的方式之一」的信念時，社會進步的動力將會喪失一大半，此時整個社會將有如死水一般，生氣不再；對外國民整體素質無法提升，國家競爭力減弱，如何能談「立足台灣，放眼世界」呢？根本連基本的競爭條件都不具備，國家又如何能興盛？
大家都會說「教育是百年大計」、「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所看到的盡是政府高喊「教育市場化」，將教育當作企業來經營，並且短視近利的急於看到「績效」，完全忽略教育是一條漫長的培育計畫，並非短時間就能看到效益，必須先有大量、長期的投資，讓小樹苗將根紮深、紮穩以後，才有可能長成屹立不搖的百年神木。「市場化」並非罪惡的代名詞，講求成本、效益也沒什麼不對，但這不是政府推卸責任的藉口，如何將「教育」真正變成培養國家競爭力的百年大計，這是國家的責無旁貸的任務，希望在其位者要謀其政，少打一些口水戰，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切實的將教育視為百年企業來經營，因為一項教育政策的施行，真的很難再短時間內就能看到實際的收益，更不要一天到晚呼口號、畫大餅來「騙」人民，以文字遊戲或灌水數據來「呼攏」百姓，紙是包不住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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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杜正勝為了國文教材的文言文比例與詩人余光中槓上，杜部長還說，提倡國文教材增加文言文比例的學者專家是「腦袋沒轉過來」，也因此兩人在媒體上相互夾槍帶棍的諷刺了對方一番。
先撇開兩人的立場不談，兩人主要的出發點皆是，有感於處於現代資訊社會的孩子太習於電腦鍵盤操作，反而不習慣提筆寫字，導致一篇作文錯字連篇，詞不達意，顯示這些新世代國文素養逐漸低落的社會現象。
以杜部長所言，斷然的區分出文言文與白話文，言下之意似乎隱含著文言文是屬於中國大陸，而白話文才是真正屬於台灣本土的文字，因此台灣要去中國化、完全本土化就必須要支持白話文，而白話文才是屬於進步，支持文言文就是退步、保守的象徵，「是會讓國文教學倒退到五四運動前。」
杜部長一席話，突顯其自身「格局大小」，殊不知台灣本身就是屬於融合多元文化的移民式島嶼，除了最初的原住民以外，其他的族群皆是外來客，只是先來後到的問題而已，但是當所有族群皆在此定居生活許久之後，早已將這塊土地視為自己的故鄉，產生認同感，也就無需硬要去區分出你我他各是屬於哪個族群；這些絕對的區分出族群的言詞，是許多不肖的政客為了一己之私，操弄媒體所形塑出來的「族群分割」，增加社會的不安（這並非否定族群議題的存在，只是在有心人的操作下被無限的擴張了！）
文化更是如此，透過時間的粹鍊，各種不同的元素在其中相互融合，因而呈現出嶄新獨特的面貌，這也正是台灣這個海島所擁有的特殊氣質；再者，台灣並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她的歷史是與其他國家、其他文化相互交流、匯聚而成的，不能如此悍然的與其他國家作絕對的劃分，杜部長是學古史的，相信不會不知曉這樣的道理。
在教育的議題上，哪些教材可以培養孩子的能力，這是可以多方討論的，若要藉此區分出文字使用的優劣與否，未免太過偏執與無知，倘若再有政治意識形態的介入，此教育議題則淪為政治操弄的手法；然而杜部長的一席話，只讓人感覺到其強要將意識形態的問題套在教育、文學上，這顯然有違其專業，喪失作為教育界大家長的格調，讓全國民眾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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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去年各地方政府社會局向內政部通報受兒童虐人數多達九八九七人，創歷史新高峰，看到這樣的新聞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政府與民間團體的推動之下，國人不再將家庭暴力當作他人「管教家人」的「家務事」，而是某種應譴責的暴力事件；憂的是這些數據顯示兒童虐待的問題並非只是單一的社會事件，而是嚴重的社會現象。
社會的快速變遷，生活型態的轉換，讓人們的社會網絡由緊密走向疏離，在強調個人化、特殊性之時，其實我們正喪失了與他人的互動、連結；或許都市化本身的型態就不利於人們溝通─因為它本來就是因應講求效率、便捷的工業社會所設計出來的，因此他的功能並不包括了社會聯繫。
當大部份的家長皆告誡小孩「現在的社會很亂，不要輕易的相信別人，尤其是陌生人（這裡隱含著陌生人都是潛在犯罪者的論述）」之時，試問孩子要如何信任他人？當基礎的信任感無法建立，更遑論產生對他人的愛、關心、尊敬，也因此更多型態的犯罪行為、黑心商品就孕育而生，因為現在的人越來越不懂得怎麼愛人，當然就不會因為傷害別人而產生罪惡感；若依此長久發展，尤其當整個社會都瀰漫著這種不信任感時，社會秩序或許會因此而瓦解，因為社會整合的力量─倫理道德正逐漸消失中，個人失去對於社會的認同感，整個社會將面臨涂爾幹說的：失序(anomie)，而這正是台灣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危機─缺乏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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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坊間充斥著各種美容相關的廣告、報導，不管是減肥、塑身、飾品、整形等等，都傳達著某種訊息，那就是「唯有你的身材外貌合乎這些標準，你才會快樂、自信」。
但愛是沒有條件的，個人的自信來源也不應是由外貌、服飾等等外在條件所提供，一個人之所以愛自己、喜歡自己應該是出於對自己有深刻認識、對生命抱持著尊重的態度，而非以外在事物來加以衡量愛或不愛，尤其每個人都是這個是上獨一無二的個體，就連雙胞胎也僅限於外貌上的相似，這不正是現代消費社會所強調的「獨特性」嗎？
雖然人是屬於社會的動物，無法完全脫離社群而獨立生活，因此很多時候是藉由與他人的互動來塑造自我形象、建立自我價值，但是人同時也具有獨立思考與反省的能力，人會創作、會思考、會反省、如果連這樣的「萬物之靈」都無法自我認同，只能藉由外物來肯定自我的價值與存在，那們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性又在哪裡？
愛雖然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但仍然是需要學習的，學習如何愛自己，也才能學會如何愛別人。現代社會充斥著各種亂象，正是因為這些人並非以「愛」為出發點，而是以外在條件、利益來評估他人價值，喪失了愛人的能力，甚至也忘了要如何愛自己，我們正面臨缺乏「愛」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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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英文≠世界公民
不是懂英文就是具有國際觀，不是出過國、留過學就是國際化。英文只是接觸其他國家的一個媒介，畢竟在現實來講，它的確是世界常用的語言。但是不該把他提高到，判決一個人是否成為國際公民的一項準則。國際公民應該是具有關注全球社會，種種不公平與不正義問題的能力。所謂的公民意識，是對於社會具有足夠的關心與認識，而這些是由日常生活中培養的，是在生活態度上的一種教化。
當台灣學生對於本國事物一無所知，只知道唸書跟考試時，你又如何寄望他能夠擴展視野，去關心國際間的各種議題。我們的社會告訴孩子，你只要能努力用功，考個好成績就可以了，不需要管其他的事。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我們的孩子連自己的社會都不夠關心了，又如何想到要去關切其他國家的問題。台灣的學生不是國際公民，也不是台灣公民，他們只是教育公民。
正如龍應台所說的「如果你對這個世界、週遭環境保持著『不作為』那麼你就與全球公民絕緣」，台灣這個海島國家能否走出這個壁壘限制，破除自己在外交上的窘境，唯有我們的國民將自己視為全球社會的一份子。當我們的心裡不再將自己設限於這個小小的海島國家，而是去關心整個「社會」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才有真正開放的心胸去成為一個國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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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台灣各地，陸續發生了民眾抗議基地台電磁波可能危害人體，因此反對設立的抗爭事件。雖然電信業者一再保證地台電磁波檢測結果，皆遠低於政府設定的安全範圍內，請民眾安心；但是對於這樣的檢測結果，並無法減輕民眾的疑慮，這樣的抗爭仍然不斷上演著。
雖然現在沒有任何科學資料，足以佐證電磁波對於人體有無傷害，但是民眾仍然抱持的「寧可信其有」的態度，盡量不要接觸到電磁波。只是這樣的憂慮會不會是種自己嚇自己的「庸人自擾」？因為目前尚未檢測出電磁波對人體到底有沒有傷害，而且其實我們的生活週遭都佈滿了電磁波，從各種的家電用品到地球的生物環境及陽光，這些都存在著這種電磁波。既然人類能在這種環境生存這麼久，表示我們已經演化出適應此種電磁波的機能，又何必在現在才這麼恐懼呢？
而且如果真的覺得恐懼，因該打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既然基地台是為了手機而設立的，而手機卻又幾乎是目前全民必備的聯絡工具之一，我想他們應該從自己不要拿手機開始，比較能實際的嚇阻基地台的設立。況且生活上已經被驗證的有害物質那麼多─包括香菸、檳榔等等，為何不反對這些，而去反對一個尚未被證明是有害物質的東西呢？這可能是顯示，對於未知的恐懼吧！人民對於科技所帶來的「未知」感到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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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v.s推入火坑？
為鼓勵優秀的清寒學子當老師，教育部決定推出「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此一政策的推行，若是單純作為一種鼓勵性質的獎學金，以協助清寒學子的課業、生活，卻有其正當性。但教育部的說法卻是「清寒優秀子弟近年來，因為取消公費、加上師資市場飽和，愈來愈多人不願意當老師。為鼓勵這些優秀人才願意貢獻教育，教育部決定推出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鼓勵優秀的清寒學子當老師。」
這句話真的是自打嘴巴，師資培育機構的開放，為的就是希望不同領域的學生投身教職，造成師資的多元性。但目前已出現過多的後備師資，對於教師的需求遠小於供應，因此也才有「流浪教師」的問題。面對大環境的轉變，教育大學的學生最為不利的一點是─他們純粹就是為了成為教師而培訓，因此他們沒有其他專長，更沒有反應市場變遷的彈性。教育部不鼓勵學生培訓第二專長，反而還鼓勵他們繼續為「教師」最準備，這不是變相鼓勵他們繼續邁向「流浪教師」的道路上嗎？這簡直就是推人入火坑。
而且為何初期實施的對象，是在設定在「國立」教育大學的學生，而非其他私立大學的學生，同樣是清寒家境的學生，私校應該比國立學校的經濟壓力更大吧！難道其預設國立教育大學的學生就是比其他私立學校的學生「優秀」，更能稱之為「優秀教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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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專門收容中輟學生的慈輝分校，長期以來沒有明確的法源依據，再加上經費不足，這座中輟生的避風港，今年不再招收新生，即將走入歷史。我想這真的是對於教育部減少中輟生的政策是一大諷刺。
有許多的研究發現，中輟生與未來的犯罪者舉有高度的正相關，各個幫派也極力拉攏、吸收這一票中輟生，以壯大自己的聲勢。而教育部的作法，就是消極的要求各個學校進行通報與輔導，學校內部也為了想不造成太多的麻煩，就只要求這批有中輟之虞的孩子，乖乖待在教室就好，其他要做什麼無所謂（這是就筆者自己從一些教師口中聽到的）。
既然學校沒有多餘的心力與資源可以幫助這些中輟生，為何教育部不積極委託外界這些私人機構，來辦理輔導中輟生的事項，放任這些滿懷熱誠的機構因財物的困難而逐漸凋零。這不僅僅只是個案，有很多的私人慈善機構都是因為這樣的因素，而被迫結束營業。受害最深的，則是這些孩子與我們的社會。這些孩子因為無法獲得實質的關心與幫助，大多走上犯罪一途；而我們的社會，則因為這樣的犯罪事件，飽受恐懼，終日惶惶不安，無法信任他人。這就是我們的社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值得嗎？我們的各個官員或許真的該靜下心來，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不要只會做些短視近利的政策，禍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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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原住民學子發揮才藝，桃園縣議員要求成立原住民綜合完全中學。但我質疑這會不會造成另一種「種族歧視」。
原住民在這個社會的確是個弱勢群體，但在政府進行許多補助的後，為何還有教育程度不佳、經濟條件無法提升的問題存在，顯示政府的補助無法有效的解決問題，或是根本沒有深入的去了解問題，只是做些表面性的補助；反而給予外界某種負面的觀感－這群原住民享盡各種優惠，但卻還是這麼窮，所以一定是他們自己不努力。
這句話當然不是反對給予原住民的各種補助，而是設立此種原住民的綜合中學，反而是將原住民的身分做過度的突顯，並與其他群體做生活上的區隔，無法讓其他的群體從日常生活來實際的接觸這群原住民，這樣真的會達到幫助原住民提升教育程度與經濟條件的目標嗎？這點是值得懷疑的。
此種標籤化的印象對於這些原住民到底是幫助還是阻礙，目前看來似乎是後者，應該如何實際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問題，除了這種膚淺式的補助，官員們應該面對現實了，可不要變成另一種「種族隔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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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從84學年度到93學年度，碩士班從原來656所暴增為2,416所，碩士生也從3萬3千人增加到13萬人。也就是說，在短短的10年間，研究所暴增3倍，碩士生更暴增5倍。大專校院學生人數從民國84年的31萬5千人，到民國92年成長為89萬5千人；大專校院校數從民國84年60所到民國92年增加為145所。面對這樣高等教育擴張的現象，多數人感受到「大學生、研究生滿街跑」、「大學文憑貶值，大學生程度嚴重落差」、「社會新鮮人好逸惡勞，寧低薪坐辦公桌，也不願上生產線」、「企業大嘆用人困難」等問題。
如果以Collins「文憑社會」的觀點來作分析，文憑對社會的意義，最重要的功能是創造和鞏固階級。經濟社會下的人們，基於自利和資源有限的情境下，透過競爭來奪取支配權，因而在社會中將產生無止盡的衝突。許多人類所創造的價值理想皆是用來包裝此野心的工具，並利用意識型態將此手段合法化，其中「學歷」就是工具之一。因此教育系統的出現，本來就不是為了培育人才，而是被當作一種鞏固菁英階級權益，限制其他階層進入的手段。而職業組織中位置與權力的，就代表了社會的階級關係；因此比起生產線上的「高薪藍領」，「低薪白領」會出現擠破頭的現象，是因為人人都想進入社會地位「看似」較高的職業。當其如此的時候，就不再只是個人具備哪些能力，其能力優秀與否的問題而已，而是社會階級就此被鞏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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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高雄縣長楊秋興提出，使用鞭刑解決校園治安與中輟生的問題；這對我們的教育真是一大諷刺。如果連一縣之長都對於中輟生的問題，抱持著以暴制暴的態度，不難想見，之後高雄縣將會變成一個以暴力領導的縣市。
校園犯罪與中輟生的問題，絕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個人因素，這牽涉到家庭、教育機構與社會三者的互動連結，對此犯罪問題施以重罰，不但無法徹底解決犯罪事件，反而更加助長社會以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態度。「亂世用重典」並不是一個良好的治國之道，只是個短視近利的措施。因為這代表著主政的人，不願意用心、用愛的面對問題，如果用重刑就能改善犯罪問題，為何美國的犯罪率還是居高不下？
中輟生的成因真的非常複雜，除了普遍的家庭缺乏溫暖、教育機構中的受挫經驗等等外，要是連社會都無法全心接納這群孩子，他們真的只有變成犯罪者一途。這群孩子需要的，是比一般人更多關懷與機會，來填補他們受創的心靈，而非像楊縣長所認為的「以暴制暴」。這種態度只突顯其只為發洩自己的不滿與怒氣，而不是站在「父母官」、「教育家」立場，想要徹底的幫助這群迷途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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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建銘因為台開案而被羈押以後，所有對於趙家收賄、關說的負面訊息頓時傾巢而出。顯示這些訊息是種公開的事實，只是一直沒有人說破。
這群人為何不早點公開這個事實，而要等到台開案的爆發之後才公開？若是沒有這個案件的發生，是不是這些弊案就不會為人所注意？因此顯示趙家的種種收賄「事蹟」，就是在這群「事後諸葛」的包庇下所進行的，這群人對於趙家的壯大也難辭其咎。正因為社會中太多這種「事後諸葛」，也因此各處都彌漫著有意無意的包庇動作，沒有人有勇氣揭發錯誤的事情。是非對錯的界線，在碰上利益之後，頓時就模糊了起來。
由遠見雜誌民調中心所做的調查結果發現，有高達1/4（26.5%）的學生選擇願意做假帳！而針對是否願意主動揭發自身企業弊案，專科及大學以上學歷者的態度反而較國中、高中學歷者為保守。這在在顯示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只了教導人民如何考試，如何取得高學歷，如何晉身「上流階級」，以獲得利益。卻沒有告訴他們，個人操守、倫理道德的重要性。反正社會上就充斥著「未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觀念，只要不被人揭穿，就不算什麼；或者就算事情曝光，只要利益有到手即可，不需要太在乎其他。而新聞上的這些公眾人物，就常常為我們示範，這樣才叫做「成功」！
因此，做錯事的人固然有錯，這群明知他有錯，卻還不糾正他、包庇他的人，更要附上連帶責任，因為你們沒有盡到身為旁觀者的義務－揭發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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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資源班數量真的很多，但真正的天才所出現的數量，卻遠低於這些數字，究竟這些資優班的學生都到哪裡去了？
在教育部徹底實施常態編班之後，各個學校就積極增取資優班的設立，不管是為了家長的強烈要求，還是招生的需要，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資優班已經淪為能力分班的替代品，特殊教育資源就這樣子被濫用。尤其以此次中彰投四縣市所聯合舉辦的中部績優班招生大會考，做的最是明目張膽，很明顯的就是國中聯招「復辟」。
特殊教育法的制定，為了就是給予那些擁有特殊才能，或是資賦優異的學生一個更適當學習的環境，然而卻在「文憑主義」迷思下的社會，被扭曲成篩選孩子、壓迫孩子的工具。為了準備此次的考試，這群孩子從國小開始就接受補習，這對教育改革的訴求─快樂、開放的學習，真的是一大嘲諷。顯示我們這麼多的「資優」學生，根本是後天「加工」過，硬「補」出來的，而非真的天資聰穎。這種簡直是在扼殺我們孩子的扭曲制度，在現代台灣的社會，又被強調出來；不管是以何種名目呈現，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這樣的話，資優生又代表什麼意義呢？只要有錢，就「教」的出來，這根本不稀奇，我們又未何要浪費社會資源，去培訓這群原本就擁有較多資源的孩子？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在此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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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與懦弱
近年來台灣的自殺率逐年攀升，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10萬分之14，達到10年前的2倍。其中的一些類型就是目前新聞上常出現的─卡奴，因為經濟狀況不佳而攜家帶眷自殺的，更是常常搏得社會版的版面。
相對於這群人的放棄，大象男孩─祥祥和機器女孩─珊珊的堅毅和奮鬥，就更顯得珍貴。他們是身心障礙和發育遲緩的小朋友，也是一群被社會遺忘的小生命。雖然如此，面對生命的殘缺與艱困，祥祥、珊珊以及他們的家人，並沒有一絲放棄的念頭，反而是盡力的面對與克服。尤其是他們的家人，祥祥的爸爸每個月打零工，阿媽重聽、不識字、不會說國語；珊珊的阿媽也是重聽，看起來是如此不起眼的一群人啊。但是這群平凡的小人物，卻是以一種恭敬、誠摯的心在面對「生命」。面對這些外人眼裡是不值得花費力氣去照顧的殘缺生命，他們卻是認真、疼惜的在照料，從沒有過放棄的念頭。而這些弱小的生命鬥士，每天的功課就是與自己搏鬥，雖然辛苦，但卻是快樂的、充滿希望的。
面對著這樣的生命故事，很少人能不為之動容、因而落淚，直稱他們勇敢。然而何時，我們才能把這樣的「勇氣」，真正的內化到我們自己的生命中，成為我們生命的養分。
他們對於生命的堅持與努力，對比出其他人的懦弱與放棄；也許真的很難，但他們可以做到，為何我們這些身強體健的人，不可以？這群心靈導師，用他們的生命在鼓勵著我們；這群生命強者的故事，是我們追求生命價值的一個方向。現代人常常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去追求許多的東西，然而卻發現，怎麼也填補不了心中的空虛，這是聰明現代人的悲哀─失去了單純欣賞生命美感的童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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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亂象，積非成是
在媒體連日來的守候，大篇幅的報導之下，南迴鐵路怪客案的嫌疑犯─台東李家，頓時變成台灣另一個觀光景點。除了有大批媒體記者守候，許多攤販的進駐，目前更發展到有人特地包車去觀光，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一一浮現。眼看著情況越來越失控，令人不禁回想到，另一為因為類似狀況而被「捧紅」的「上流人士」─
她最先的出現，是因為媒體記者報導，有一位少女小雲，因為無家可歸，而在大賣場裡渡過幾天。後來追查發現，她有一位富有的母親，因此讓人質疑她為何棄女兒於不顧。然而事件發展到最後，沒有人再提起小雲，媒光燈焦點停駐在這位言行怪異、反覆不定的母親身上。也因此才有後續的「協猴」、「上流人士」的經典名句出現。
試問，截至目前為止，這樣的「深入報導」意義何在？針對這樣一件危害社會安全的重大公共意外，的確該加已深入徹查，以釐清責任。但是絕不是大批媒體24小的跟拍，專注於李泰安個人的一言一行，讓他有機會大作個人秀。這完全偏離了報導事情的本質與狀況，現在的「泰安休息站」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展現了其扭曲的媒體現狀。這樣的錯誤「劇碼」，一再的上演，媒體的墮落與參觀民眾的盲從，讓人不禁感嘆，台灣社會的反思能力何在？不要亂下去了，發揮一點現代人應有的思考與理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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