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君視野
南華教社所
被人本抽掉教鞭的老師們
人本基金會在教改中針對體罰的問題向全國教師挑戰,本來應該是值得尊敬的舉動。但是在台灣的教育傳統中,體罰無度本來就是一個早就被大家批判的現象,教改的風潮既起,大家當然也樂於見到有人為擔心的家長和無助的學子們來請命;然而,這也不是一個單純的議題,它牽涉到學校和班級的秩序問題,牽涉到家長們望子成龍的心情,也牽涉到社會
就因為提出了不恰當的理念,使得台灣許多原本對教改多所期待的老師們被變成了邊緣人,而在某些情況下,體罰不當的問題反而變成了一個爭議性的話題;有些一直把學生當布袋打的老師,經過了十年的教改仍然我行我素,卻因為「勇敢的對抗人本基金會」反而得到了一些道德上的認同!面對這樣的情況,怎麼還要堅持說「理念都沒有錯」?
相信零體罰政策,若是配套措施得宜是可以保護教師的。但是前提是體罰與管教的爭議必須釐清,才不會讓老師們動輒得咎。現在台北市教育局的做法表面上像是在保護教師,但是事實上是推諉責任的官僚做風:長官們說「體罰與管教的介定,應該是老師的專業責任」,想請問局長科長,你們當初通過教育行政高考不是更專業嗎?打一下就記大過無疑的是一種行政暴力,與體罰何異?身為教育行政人員,有這種想法,難怪體罰的文化從來無法有效根除。
當然不能否認有些教師的專業程度還有待加強,但是我覺得就事論事,不適任的教師和蠻橫的家長學生都可以當成個案來處理,其實社會自有公評。有人認為教師透過師資培育的漫長過程,應該具有不體罰學生的專業能力;更有人故意忽略當局師資培育的管制不當,遂有「流浪教師這麼多,你做不好就辭職,一堆人排隊等著當老師」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來否定基層教師的努力。
請各位仔細想想,現職教師全部退場,流浪教師全部進場真的能有效解決體罰問題嗎?教師的專業能力再高,能挽救家庭教育完全失能的個案嗎?請注意就算是專家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就像醫術再好的醫生,也無法聲稱沒有治不好的病。很可惜這麼淺易的道理,在醫院裡行得通,在學校裡卻行不通的。
正值「青春期」的中學生,在外表上各個是每天乖乖背著書包上下課的學生,但實際上每天與他們相處的家長與學校裡的老師們對他們的瞭解又有多少呢?
參加轟趴派對的兩位國中生疑似因為嗑藥而暴斃。根據記者的報導,家長們因為無法接受事實,當場在醫院互相指責,大打出手。學校老師也表示該名學生在校表現正常,對於事件感到訝異。如果這些學生平常的表現真的都如他們所說的這般正常,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暫時撇開藥物氾濫與大環境上的種種亂象,單就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兩方面來說,為什麼發生了這麼重大的社會事件,學生們的師長在事後卻是這樣的表現?在面對強大的衝擊時,情緒上的失控式可以理解,但如果在冷靜下來之後,這些師長們若仍然堅持自己的孩子是沒問題的,那問題真的就大了!
在這個年紀裡的孩子無論是為了追求新鮮刺激抑或急於展現成熟氣概,最重視的仍然是同儕的認同。如果師長們對於他們人際互動關係漠不關心或是一味的斥責否定,那要真正的了解孩子們的內心與其作息是否真的「正常」,那真的就不容易了。相反的,若是家長們肯用心經營,並在日常生活當中自然而然的將「哥兒們」融入話題之中,摒棄「都是別人把我家孩子帶壞」的駝鳥心態,勇敢面對。說不定,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提早防患於未然,而非今日的悲劇!
2008年聯合國文文件將要廢繁體字,可謂全球華人世界的悲哀,因為中國文字源遠流長,每一個字一筆一畫都有它的意義,當初中國大陸自己拋棄重要的文化遺產,一來將使得兩岸分隔的現況更難改變,二來以後正體字將成為台灣所獨有的資源。想要研究幾千年的漢學古籍,台灣反而成為重點。況且日本的漢字總不會因為中國打壓而消失吧?日文漢字大多數都還保持傳統正體字型,只是正體字的悲哀,居然是要在異國落才能地生根,這豈不是面對自己祖先的智慧與文化遺產最大的諷刺嗎?
更可悲的是此時此刻,卻還有一些應該維護正體字的台灣人對中國馬首是瞻,動輒以中國華夏子孫自居,卻對中共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行逕視若無睹、噤若寒蟬,令人惋惜!全世界中,法國是最盡心盡力在維護自己國家文字的人,他們還成立了一個法蘭西學院,負責保持法文字的純粹,抵抗英文字的入侵。台灣是否也可以為維護自己傳統的文字而努力呢?而且我們文字的命運真的要交由外國人來決定存廢與否?
從中國打壓正體字的行為中也能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悲哀,在歷史上的藝術與文化除非對當權政治有所助益,否則就算再偉大再古老的文化遺產,通常都難逃政治的迫害,遠自千年前秦始皇焚書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延續到2008年聯合國文文件將廢繁體字,我們的命運始終不曾真正改變!
有邊唸邊沒邊念中間
近來立法院已經達成協商共識,決定把禁止體罰納入〈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而且最快在下會期就可能通過實施。為了迎接「後體罰時代」的來臨,希望真正達到不透過體罰而進行更有效的管教,也為了防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變相體罰,全國教師會在暑假即將舉辦「面對零體罰」研習營,率先培訓50名種子教師。但是對於體罰問題,是否仍存在著進一步的討論空間?透過更多的討論,來釐清是否能將「零體罰」與「有效管教」成為彼此相容的事項。
進行這樣的培訓,全教會的構想比起僅僅是立法禁制體罰,可能要來得更為積極也更有意義,但是教師面對的是學生,教師的管教對象也是學生,因此,牽涉其中的是兩者之間的關係,也與社會互動有關。也就是無論是立法制止體罰,或者是讓教師養成不經由體罰而能有效管教的能力,其實都只著重在教師這一方,甚至某些民間團體長期以來更是僅僅將教師視為標靶,使得教師成為罪魁。
反觀這「互動關係」中的另一方:學生,長期以來卻是被忽視的,而這可能正好與禁止體罰的價值觀是互相矛盾的。因為當初禁止體罰的原意本是認知到學生所具有的「主體」性質,所以體罰這一種主客對立的權力關係不平等的行為,就變得無法被接受;可是,如果我們真的將學生視為具有行為和思辨能力的「主體」,那為什麼在牽涉到師生關係的各種問題中(當然包含體罰),卻從未重視學生在關係中所該扮演的角色,而完全由教師來一肩扛起呢?
在「零體罰」的論述與實踐中,應該將學生的主體性給含括進來,而不是一味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卻又任學生消失在關係之中。具體的因應方式可從教師與學生的對話開始拓展,透過對話能夠促進教師和學生之間彼此的瞭解,進而在過程當中,體會對方的想法、並瞭解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
「零體罰」的實踐,絕對不是教師一方的責任而已,如果僅著墨在教師技巧、觀念的改變,但學生這一方卻依然故我,那麼此一政策是否能夠成功,就有待社會大眾來檢驗了!
台灣資優班的普遍存在的確是客觀事實,與其掩耳盜鈴任其自由發展,倒不如統一考試篩選以減少不公與其他流弊。而且「徹底的」常態分班的學習總體效果可能也存在待改善的地方。
常態分班雖然可以舉出許多學習狀況不佳的學生受好學生的影響而改進向上的例證,但是也不時驚聞好學生變壞的案例。後者,正是許多家長憂慮之處。面對家長的壓力,地方政府教育局或許要比中央政府還要感受深刻得多。因此變相的能力分班雖然會引發競爭加劇、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等等不良後果,而遭受教育部與各界學者的譴責,它仍然繼續以不同的面貌借屍還魂,無法從根本解決此一問題。在社會的過度競爭風氣下,教學單位始終不曾提出有效輔導學習遲緩者的方案。所以造就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混亂局面。
強制禁止一定會造成能力分班的變種及地下化。教育部若決心根除能力分班,首先得從減緩國人在學習上的競爭意識並且有效地輔導學習較為緩慢的學生著手。或許有人會說競爭意識是華人社會的風氣問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不是教育主管機關可以扭轉的,不過至少避免再火上加油。因為我們的教育政策往往不自覺地將學生導向更劇烈競爭的方向前進。就如同教育部的「卓越計畫」,美其名是為了提升大學的素質,實際上只是造就彼此為了追求卓越而互相爭奪的競技場,也更加劇了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事實。所以教育部仍然以政策的實施將學生導向積極競爭的氛圍中,還有誰會相信家長們不會為了日後「頂尖大學」的招喚盡其所能將孩子送到各式巧立名目的資優班?
因為家長們並不以孩子被鑑定為「資優」為目標,而是藉由躋身於「資優班」,享有更豐富的教育資源、競爭機會與更加嚴密訓練,以便三年後順利進入一中、女中等等金榜,再過了三年後,晉升頂尖大學窄門的機會就更大了,其最終目的還不是為了將來職場上的激烈競爭,以期搶先獲得最有利的「象徵資本」。
在國家重點計劃的精心設計之下,小六家長汲汲於督促孩子考取資優班,反倒變成了一種「明智」的考量,所以教育部又有什麼資格狀似清高地嚴加斥責呢?徹底反思國家與教育當局在整體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平均,可能激起弱勢者的反抗,間接導致勞資糾紛、治安的惡化、引發社會運動甚至導致革命等等嚴重的後果。所以資本主義社會通常會實施適當的社會福利制度,例如:醫療保險、失業救濟、義務教育……等等,以安定社會。
當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環。因為弱勢者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省吃儉用也是為了供應孩子唸書。可是樣的希望必須是所有的人都要有能力上學,而且無論是學校的測試還是入學考試……等等各種評量本身必須是公平、公正的。如果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人們對於容忍自身在社會上所遭受不合理待遇的不滿就可以被較為有效地控制。
但是,如果一旦教育被商品化,促進教育平等的理念就更加不可能實現了。反過來說,教育商品化的操作邏輯必然會複製原有的社會不平等關係,甚至更加強化不平等。但是,台灣的教育卻漸漸朝商品化的方向邁進;學費一再飛漲、學校設備使用的付費制度、商業運作邏輯大量入侵學府、投資化的就讀心態……處處都顯示台灣的教育作為弱勢者最後寄託的防線已日漸模糊。當國家在高聲呼喊教育機會均等的同時,是否可以回頭看一看維繫人民生存最重要的經濟因素才是落實「機會均等」的第一步。
憂鬱症在這近年來似乎漸漸成為台灣最流行的心理性疾病,許多調查都一再呈現出憂鬱正在台灣的普遍程度。舉例來說,根據另一項調查曾經指出台灣的大學生接近每四人就有一人曾因憂鬱情緒嚴重而需要專業治療。姑且不論這些統計數字的正確性,類似憂鬱症這一種較為嚴重的情緒性心理疾病,很有可能是來源於「自我詮釋」之下所產生的「自我實現預言」效應。也就是說當中可能有許多「患者」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心理狀態的不平衡(例如:壓力、恐懼、情緒低落……等等),加上現今社會資訊發達,找到相關的病理資料進而「自行檢測」的管道容易取得,再經由「相互對照」就能夠自我詮釋為「憂鬱症」,從此便可作為自我心理與行為的解釋途徑,甚至通這樣的過程「學習」得到憂鬱症。
這樣的推測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會有如此「高比例」的大學生因為罹患憂鬱症而需要專業協助,否則,為何不見在社會中其他相較於大學生群體更加弱勢的族群,為憂鬱症所苦呢?
對處於同樣惡劣處境的人來說,如果以不一樣的觀點來詮釋自己的處境,很可能會以完全不同的心理狀態面對。通常能以較正向的觀點面對惡劣處境,較能產生正向的心理情境進而產生能量,其中包含對自我的肯定、自身資源的滿足、與鬥志的激發……等等。根據美國心理學界自20世紀末以來興起的「積極心理學」研究成果指出有別於過往傳統心理學對於負面情緒與心理狀態的研究興趣;前者更深入探討正向心理的發生成因、經過及其相對應的結果。
因此,反觀台灣因為媒體近年開始大肆報導憂鬱症的盛行程度,這樣的作法恐怕讓更多人產生了「病識感」,通通掉進了「自我實現預言」的漩渦當中。所以我們的社會大眾及媒體現在關注與報導的議題應該要朝正向的、相信自我力量的積極心理教育前進,逆向操作,才能真正降低「憂鬱症」對國人的危害。
根據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委託研究的一份報告指出,台灣的大學生投入學習的時間可謂少之又少,與過去的大學生給人形象可說是天壤之別,再加上大學生對於文字能力的下降,電子化與網路世界的影響及擷取資訊管道的失衡,無不令學界及社會大眾憂心。
傳統文字的學習讓學生養成「慢的」學習模式,在撰寫或閱讀上都需要較長時間與連續性的思考。反觀現在的學習模式無不依賴迅速、即時的電子化影音資訊,連學習行為都漸漸成為「速食主義」,看似俯拾即是,取得容易,實際上卻難以深刻,更遑論涵養的累積。
自從高等教育擴張,台灣大學生的數量便急速成長,錄取率迄今已經超過80%,就教育機會來說,廣設大學的確是打破了過去大學作為菁英型教育機構的限制,但也不能淪落為廣發學生證與文憑的「慈善機構」,一旦落得這種情形,教育部就好比大量印製鈔票造成惡性通貨膨漲的央行。
然而各教育單位也必須為學生學習意願降低負起責任。由於高度市場化,近十年的新設學校幾乎都一味地往應用性質高的理工科集中,反觀和閱讀、教化相關的人文社會學科卻淪為點綴性質。經費方面的補助落差自然也相當龐大。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學生的形象是否只是反映了主政者的教育期待?
過去幾年來,各界高喊教育改革的主張屢見不鮮,其改革的主要對象應該是教育行政及教育執行體系。但是在政治權力分配的角力中,教育改革卻變成少部份人的晉身的捷徑,為了謀得官職,難免得為當局者充當打手,配合「本土文化」的捍衛戰,加上出版商介入教科書編輯的出版市場,為了搶奪市場佔有率,施壓行賄等並端漸漸浮上檯面,對學生而言,面對一綱多本的無所適從,補習班和參考書的競爭角逐,學生的負擔無論在精神上或是經濟上都更加沉重了。但是綜觀大部分的指責與鬥爭幾乎全部指著基層教師,因為他們是最好的代罪羔羊!
教師被賦予的任務是何其艱難?在教科書大綱懸而不決或是朝令夕改時必須隨時更換上課內容;基於學生學習興趣的引導,體罰不可行,甚至嚴詞指正一不小心也會動輒得咎;部份家長,擅於結合政治力量抑或「貌似中立」的社會團體進行施壓,為了息事寧人,學校行政人員大多任由基層教師成為事件的標靶。基層教師的尊嚴竟如此易讓人踐踏!這樣的教改就算在形式內容上修正得再完美無瑕,也難以彌補師道尊嚴不再的深淵。因為這樣的結果,一定會導致國民素質全面的降低,甚至引發社會制度的崩壞,進而造成國家的動盪不安,牽連之廣,不得不慎!
從政府對高等教育補助經費的數字來看,大專院校的金額與就學比例都大幅提升,其中投注在大學研究的經費方面提高幅度尤甚,由此推斷躋身世界前一百大,似乎近在眼前。但何以社會大眾對大學教育的普遍印樣仍然不見好轉,學生素質下降的幅度及廣度依舊攀升當中?我們需要的大學教育究竟應該是什麼模樣?
大學教育與中、小學國民義務教育在本質上當然有相當大的差異。大學教師除了教育的責任之外,還需要積極從事研究工作與社會服務的使命。不過在大學教育整體規劃當中,一向未曾重視人格教育,教師對學業傳授大多也是敷衍了事,只有論文發表篇數的累積才是當前要務,因為除了個人晉升管道必要之外,更是教育部評定學校是否「卓越」的唯一標準(就現行的大學評鑑制度來說),市場導向的教育政策,使得教師普遍的心態也漸漸以此為準了。
所謂「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教育精神,如今看來已成為了塵封的記憶。近數十年有所成就的專家、學者,到底對我們的年輕學子與社會大眾豎立了什麼樣的典範?身為學界之首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們,連署的目的與國大事無關,竟是為了勸進中央研究院的主持人而附勢逢迎。各立山頭、拉黨結派動作不斷,也逐漸成為了學界的常態。教育成為了鞏固地位的捷徑,追求卓越更變成了搶占資源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們需要的大學教育究竟應該是什麼模樣?
雖然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裡,但是成人世界的真實樣貌裡卻有麼多的不公不義,對於準備踏入社會的大學生而言,社會現實面的呈現,在所處的環境中,學校的確真實呈現了這樣的氛圍以便訓練學生對未來做好最佳的準備,想想學校努力擠身一流大學到底是為了誰?最大的獲利者又是誰?上位者最優美的舉止,就是將自身特殊的利益裝飾為全體的普遍利益,一旦掉進陷阱,我們就看不到該事件最大的獲利者。如同動用整體國家資源來補助少數大學成為「世界頂尖」大學這樣的問題,就更直得社會大眾深思,以免再次落入圈套而不自知。甚至應該更進一步的要求受益者將所得利益下放的實踐。
就師範院校和目前仍然存在的軍校等這類享有公共資源(如公費生)的受惠者來說,應該相對負起多長期間與多大程度的社會義務,才可以將其得自公共資源的優惠落實社會化,而非僅供個人享有特權的享有?抑或從消極面來防範,譬如這筆龐大補助投入後,是否真能造就世界一流大學的誕生?若是失敗了,又該由誰負起責任?之前所使用的經費是否也需要某些程度的「處理」?
可惜執政當局與既得利益者的界線總是這樣的曖昧不明,就算非直接關係,「間接關係」的錯綜複雜可能都比蜘蛛網還嚴密,如何擬定處罰機制以維護社會大眾的權利,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在大學評鑑制度當中,教育當局過度迷信SCI、SSCI,忽略了這兩個索引資料庫只是資料搜尋的平台,在內容方面更是以英美語系的學術期刊為主要來源,根本談不上邁向「國際化」的標準,頂多就是繞著美國打轉而已。
可笑的是,在我們汲汲於美式標準的同時,美國學者們根本也不以此僵化的方式作為學術評鑑的依據,這其中的操作邏輯,可能要由既得利益者來說明才會清楚了。
回顧過往,SCI、SSCI霸權的形成之初,因為教育行政機構的強力推行,受評鑑教師雖然不滿,但是大多資歷較淺的助理教授因為尚未升等成功,為了工作機會考量不得不暫時隱忍。而今單一量化的評鑑要納入擴大參與的機制,或許有機會將長期以來的弊病整肅一翻。若真有心改革,台灣的高等教育評鑑制度將會朝向更為多元、開放的方向邁進。
自從教育部決定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加考作文以後,本來就無所不能補的補習市場,馬上又多出一塊令業者虎視眈眈大肥肉;初步估計相關的補習市場利潤至少還有9億新台幣的規模,只要打著「名師」的作文補習班,很快就能報名額滿、預約還不一定排得上的怪異現象時有所聞。經濟不景氣?補習業者應該感受不到。拜教改一改再改所賜,業者擁有漸漸龐大的商機。不少人認為是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觀念使然,未必與教改有直接關係。另有論者主張升學主義所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如此,如果升學主義尚存,相關問題無法根除。
但試想,家長「成龍成鳳」的高度期許雖然可被理解,但是問題是出在這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觀念吧?當你生活在一個不斷強調「競爭」、無時無刻都在擔心被「淘汰」的社會之下,「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現實事件不斷上演的同時,還有多少家長能夠泰然處之、不為所動?況且升學主義並非是這幾年才在台灣形成主流,不過為何過去的幾個「主科」發展至今卻擴展至「無所不能補」?就這些現象看來,教改想要完全撇清關係,並不容易吧!
而且若把作文淪為表面的優美詞句或通順達意就可應付考試,也將違背了加入考試的原意。因為作文是學習過程中的關鍵,它牽涉了平日閱讀習慣的養成以及溝通能力的訓練;在閱讀時對於內容的消化、吸收與養成獨立思考且具批判思維並加以統整為具系統且連貫的文字表達。所以作文能力的高低可以直接展現學習成果的優劣。然而這些能力的培養光靠補習所灌輸的制式寫作公式是完全無法達其精隨的。可怕的是,當每個孩子都被補習班的公式「塑型」之後,還能再保有創造力與思考能力嗎?
我的童年=補習+補習+補習?
補習政策出現了大轉變,教育部為了保護幼童身心健康,即將修法禁止六歲以下的幼童補習,初步估計,國內至少會有十萬名幼童受到影響。補教業者相當反彈,不排除上街抗爭。對家長來說,上班族在白天無法照顧小孩,但是請家教費用較高才讓小孩補習,教育部如果堅持這麼做,會讓他們無所適從。
可是看看現代孩童,受到社會競爭力的影響,父母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濃縮出所有的時間讓孩子盡可能的多補一些才藝,許多不到六歲的孩童就已經開始過著國小學生般的讀書生活。因此,雖然越來越多六歲不到的小朋友,會背著琅琅上口的英文單字,但是教育部認為不滿六歲補習會揠苗助長,但實際上影響幼童補習行為的是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就算被禁止家長還是會帶孩子偷偷補習,光是修法禁止,恐怕無法真正地解決補習歪風。
家長一方面希望孩子可以學習得更豐富,另一方面,把孩子送去補習,也可以解決家長上班無法照顧孩子的問題,讓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各種才藝班中成長,雖然教育部為了保護幼兒身心健康,將修法禁止六歲以下的幼童補習,可是補習的歪風已然形成,即使有法令明文規定,家長們害怕孩子輸在起跑點的心情依舊,而且僅僅靠著法令的修改是無法根本改善補習問題的。再加上大多數的孩子們在學齡前就已經參加國語文、英文等補習班,已經學有一定的基礎,進入小學後,有的老師也會跳過已經學會的部份繼續往下教,這也助長的補習的歪風,家長害怕自己的孩子跟不上進度,更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參加補習,這樣的問題,又豈是法令明文修改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