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性傾向的議題探討學校及家庭中的同性戀性教育
潘維琴
嘉大家庭教育研究所
象徵同志驕傲的標幟彩虹旗，今年已飄揚滿25年，原設計人吉伯特•貝克(Gilbert Baker)為慶祝彩虹旗的25週歲生日，正在趕製一幅長
一、前言
若作自由聯想，提到同志就想到AIDS的比率有多高呢？我想我也不脫那「現今多數台灣民眾對於同志議題仍抱持負面態度」的多數之一吧？即使我認為自己歧視同性戀者的程度不高，但的確有偏見。尤其當大眾傳媒對同志的報導大多是負面消息的時候（如雜交派對、SM性遊戲等），真的很難不被影響，更遑論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兒童了。
旅遊生活頻道的節目「酷男的異想世界」（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有五位各俱不同專長的優質同性戀男（gay）幫助需要被改造的異性戀男（straight guy）作家居、外型的改造並指導其如何做適宜的人際互動方式。此節目在美國播出時受到觀眾熱烈回響，而這類型的節目台灣是少有的。在求收視率的商業利益導向下，我們在台灣所得知的同性戀形象被典型化—即不是很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就是極女性化的做作男同性戀者。而我們對同性戀者的偏見、甚至恐懼大多是因為不了解，少見多「怪」。減少同性戀污名化及將其視之與異性戀者無異的節目應有助於改善大眾對同性戀者的成見。
二、關於「出櫃」
研究指出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及13％的女性在其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對其相同性別的同伴產生性亢奮的感覺（Cole & Cole,1993）。在談到同性戀（homosexuality）時，先要澄清何謂同性戀傾向（homosexual orientation）、同性戀行為（homosexual behavior）及同性戀認同（homosexual identity）。
根據Savin-William（引自Cole & Cole,1993，頁638）的定義：
1.同性戀傾向（homosexual orientation）：對相同性別的成員在性方面有較大比例的慾念、想法、幻想及行為。
2.同性戀行為（homosexual behavior）：和同性之間的性行為。
3.同性戀認同（homosexual identity）：一種經常且持續的認知，是關於自身同性戀傾向及性行為的認知。
而Troiden（1988）則將同性戀認同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依序為敏感（感覺差異）、自我認知（認同混淆）、認同假定、承諾（認同整合）。
在性別研究的分析模式中，則強調了社會性別與性慾取向的分析向度的差異。避免將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別認同、性認同、性對象選擇、性實踐、性慾望等一律化約為「性別」的用詞，其觀念歸納如下：
|
生理性別（sex） |
男（male） |
女（fem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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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別（gender） |
陽剛特質（masculine） |
陰柔特質（feminine） |
|
性慾取向（sexuality） |
異性戀（heterosexual） |
同性戀（（homosexual）） |
資料來源：女同志理論：性/別與性慾取向（頁218），張小虹，1996，載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1-25頁），台北市：女書文化。
在一般大眾的認知或所謂的父權社會下，在這井字的排列組合僅有「男—陽剛特質—異性戀」及「女-陰柔特質—異性戀」被視為正常、符合社會或文化的期望（張小虹，1996）。
三、台灣的學校性別教育
同性戀人口佔所有人口中大約5至10％（畢恆達，2003），但我們卻無法感覺到同志的人數有這麼多。原因可能為社會的歧視及缺乏家人的支持。大多數的同志都隱藏自己的身分，因此知道他們身分及給予支持的大多是和他們一樣為同志的人（Adams,1995）。目前台灣的校園環境似乎尚未形塑一個可以接受同志的氛圍，而張騄遠（引自賴鈺麟，2003）的研究發現，輔導人員對於同志議題缺乏足夠的正確認知，男性、年齡較大者、服務年資較長者、有宗教信仰者、未曾輔導過同志學生者，顯得態度較保守且對同志學生較排斥。
而針對台灣國中性別教育教材內容的分析，根據吳幸珍（2003）的研究指出，其中仍充斥者肯定異性戀中心的性知識，學校所講的兩性教育即等同異性戀關係，其最終目標則是要邁向異性戀婚姻；而關於多元性別與性別弱勢族群的議題則不多見。王淑娟（引自吳幸珍，2003）也指出，台灣委託學者專家及國中小學輔導實務工作者針對各級學校學生編製的兩性平等教育讀本即補充教材手冊中，僅少數教材談及同性戀議題。台北市政府則於2001年出版兩性平等教育補充教材，教材內容融入了社會關注的議題，如家庭暴力、同性戀等；其中國中階段的教材納入了由同志諮詢熱線編寫的「認識同性戀」教案設計（吳幸珍，2003）。
四、討論
（一）同性戀的性傾向是被賦予的還是被選擇的？
White（1991）引用Ruse在1988年出版的Homosexuality一書的論點，並提出一個似乎合理的解釋—性傾向相較於「被選擇」比較偏向為「被賦予」，其中Ruse談到若佛洛伊德的決定論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的性傾向是父母造成的。在李安執導的電影「囍宴」中，男主角的母親質疑並否認兒子的同性戀傾向時，男主角生氣地告訴母親他的性傾向是父母造成的，剛好呼應了Ruse的論點。而大多數學者認為兩性差別是生理因素與文化學習交互影響所造成（蔡文輝，1998）。因此我認為同性戀傾向應與文化學習有關，但應是潛意識學習而來，並非刻意造成。
（二）同性戀是不正常、違反自然、不道德的？
不可否認，社會上多數人仍抱持著同性戀是不正常的，也因此違反了自然或聖經的訓誡，更是不道德的！這是所謂的主流價值觀凌駕次級價值觀所造成。因社會大多數為異性戀傾向，而抱持主流觀念之人就會視同性戀為一種病態。但若性傾向是天生賦予的話，同性戀和異性戀是一樣的。
（三）同性戀之性傾向及生活方式會影響兒童或青少年的性傾向嗎？
Hallmark頻道的影集Family Law中有一集，探討到一對男同性戀爭取其扶養的孩童之監護權。當男孩出庭作證時，律師問男孩他願意跟哪一位「父親」同住時，男孩（推測10歲）選擇了曾經與女性結婚且已經「恢復正常」的父親。其中原因為男孩覺得自己開始不正常了，他覺得有時自己是喜歡同性的，這一點讓男孩很害怕。這也是大多數父母所懼怕的，因為視同性戀傾向為不正常，所以若學校或生活週遭出現了同性戀者便覺得遭受威脅，而消極的反對同性戀傾向的種種資訊，但這和因認為性是忌諱公開談論的、教導青少年性知識會導致性行為的想法是一樣的（Snyder & Spreitzer, 2001）。
（四）如何將同性戀議題融入學校性教育課程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對人的尊重。White呼籲父母有權關心孩子在學校學習的課程是否有助於其福祉，但不應將自身宗教觀（認為同性戀是有罪的）全灌輸給小孩，也不應要求學校如此做，因為這會扼殺兒童的發展。所以再將同性戀議題融入性教育方面，作者認為學校可以教導學生一般宗教的觀點是如何看待同性戀傾向（以客觀論點，不作價值批判），但絕不可教導同性戀不僅違背宗教教義而且在道德上是錯的（帶有歧視的論點）。藉由客觀的教學者將同性戀議題帶入性教育中，不僅有助於澄清學童對同性戀者的錯誤認知（通常由家人、大眾傳媒影響），更有助於消除歧視。同志諮詢熱線主任曾智偉（2003）則建議在推動同性戀平權教育時，教師應充實自身的性別論述及同性戀相關知識：
1.
建議學校輔導室，邀請對同志議題友善了解之社會人士前來與教師互動。
2.
邀請對同性戀或性別議題有興趣之同事共組讀書會討論，並集結成教育的力量。
3.
積極參與由各個同志平權及性別平等教育團體所辦理之研習活動，擴展見聞（曾智偉，2003，頁45）。
關於同性戀的議題融入性教育，這一點不僅是學校要實施的，更是對兒童具有很大影響力的父母也應該做的。但是由於大多數父母對同性戀抱有歧視的眼光，因此在親職教育部份，我認為也應加入同性戀議題來探討，才能讓當父母的有正確的認知。不論同性戀是不是天生或違反自然（仍有爭論），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人，我們無權也不應用有色眼光去看待他們。
White（1991）提到英國的父母恐懼其子女因接觸同性戀相關訊息（學校性教育、同性戀教師、相關文學作品），而影響了他們的性傾向。我想這種恐懼在性態度保守的台灣應是不惶多讓。且在尊重人權方面，台灣仍有待加強。因為自古以來對「斷袖之癖」存在的偏見，異性交往被視為正常，而同性戀則被視為病態。甚至發現子女有同性傾向時，即將之送進精神科求診以便矯治其性向，但現今科學對於同性戀傾向是先天或後天影響仍有爭議，撇開能不能強制矯正其性傾向不談，除了戀愛對象、性行為對象與多數人（不代表是對的或是正常的）不一樣之外，同性戀者與我們並無兩樣。
賴鈺麟（2003）提到了同性戀者在公、私領域受到的歧視，也提到因台灣民眾宗教信仰教義（一般民間信仰）沒有明顯的否定同志，使得台灣民眾的負面態度不若大多信仰基督宗教的歐美國家民眾根深蒂固，也較容易轉變其負面態度。那要如何轉變呢？我認為除了加強性教育的宣導之外，大眾傳媒的播報方式勢必也要作檢討，因為其影響力是無可弗屆。在加強性教育方面則分成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三方進行，現今社會大多倚賴學校來教導孩子性教育，然而除了孩子之外，一般大眾也需要接受將同性戀議題融入性教育的課程，藉由了解同性戀來消除偏見。大眾傳媒部分則須減少標籤化的現象，在觀看新聞時常可見報導對於某些族群犯案（不僅同性戀者、也有弱勢族群，如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特別標明指出，加深了民眾對這些族群的負面印象，而由於遭受污名化，使得很多同性戀者不敢站出來表明自己的性傾向。
五、結語
在White（1991）的文章中，主要探討了同性戀議題在學校性教育課程中可能引發的一些爭議，他也提到了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我們該如何看待不同於傳統兩性觀念的同性戀議題，文章中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即「對人的尊重」（respect for persons）,這也是身為華人的我們須積極推廣實踐的觀念。此外，性別刻板化會加強性歧視的問題，吳天泰與林美齡（1996）在探討國小教育中的兩性均等的問題時指出，兒童在進入學校之前，已在家庭中從傳播媒體、同儕、和其他來源獲得不同程度的性別刻板行為，透過學校的影響，兒童對性別角色的想法和態度，不是被增強就是被中性化。因此教育對於減低性歧視是有其幫助，而社會與家庭也不能置身其外。
參考書目
同志新聞通訊社（
吳天泰、林美齡（1996）。談國小教育中的兩性均等。載於謝臥龍（主編），兩性文化與社會（頁157-178）。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吳幸珍（2003）。性別教育外一章—三個國中女同性戀學生的故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張小虹（1996）。女同志理論：性/別與性慾取向。載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1-25）。台北市：女書文化。
畢恆達（2003）。專題引言。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3，10-13。
蔡文輝（1998）。婚姻與家庭：家庭社會學。台北：五南。
鄭智偉（2003）。同志諮詢熱線。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3，42-47。
賴鈺麟（2003）。台灣性傾向歧視之現狀。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3，14-21。
Adams, B. N. (1995). The family: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5th
ed.）.
Cole, M., & Cole, S. R. (1993）.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2nd ed.).
Snyder, E. S., & Spreitzer, E. (2001). Social correlates of attitudes toward sex education. Education, Spring76, 96(3), P.222-225.
Troiden, R. R.
(1988). Gay and lesbian ident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White, P. (1991). Parents’ right, homosexuality and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39（4）, 398-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