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雙薪家庭中傳統母親角色之自我衝突與挑戰-
以自身家庭生命週期為例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林妍君
壹、前言
社會進入多元開放，以往在進入婚姻後多半進入家庭相夫教子的女性也開始重新投入職場工作，也因此社會上的雙薪家庭型態越來越普遍，然而隨著社會的眼光和觀點的多元開放，許多為了家庭生計與開銷的雙薪家庭中的傳統女性，他們生長的時代背景、父母家庭的教養方式和和要求，和現代新女性大大不同，而她們是否也同樣能夠用多元開放的角度和心胸來看待自己與家庭，家庭與親屬等社會支持系統是否也能抱持同樣的角度給予雙薪家庭中的傳統女性適時的幫助和支持？以下就筆者自身的家庭與家庭生命週期為例，檢視雙薪家庭中的傳統女性角色所面臨之自我衝突與挑戰。
貳、雙薪家庭
雙薪家庭（dual income family）與傳統家庭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家庭中的外出工作者，除了丈夫之外，還包括妻子。與雙薪家庭類似的一個名詞是「雙生涯家庭」（dual
career family），此一名詞最早出現於英國社會學家學者Rapoport & Rapoport（1969，引自陳幸玉，民83）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國內學者將它譯成「雙生涯」家庭（藍采風，民71，引自陳幸玉，民83）或「雙重事業」家庭（蔡淑昭，民71，引自陳幸玉，民83）。
雙生涯家庭的夫妻對個人的事業有高度的承諾，並且視工作為自我實現與個人認同不可缺少的根本，他們視職業為事業，追求事業的進步甚於職業的報酬（Marian，1992）。陳幸玉（民83）認為「雙生涯家庭」是夫妻雙方追求個人之職業生涯的一種新的家庭生活型態。而雙薪家庭也可稱為「雙工作家庭」（dual
work family），指夫妻二人皆有工作收入的家庭，並不如雙生涯家庭般重視職業的專業性與發展性。因此，雙生涯家庭必定是雙薪家庭，但雙薪家庭並非一定是雙生涯家庭。
雙薪家庭夫妻有相同在家庭外面工作的動機，包括金錢、個人滿意度、個人獨立和擴張網絡（Rnox & Schacht，1991）。但這些雙薪家庭由於妻子外出工作也面臨了其他的問題，原本留在家中從事家務的人力減少即是最大的限制，在台灣社會中（特別是鄉村地區）仍然普遍存在傳統的分工概念，職業婦女因應工作壓力之際，往往還得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和育兒工作，尤其是與傳統觀念的公婆同住時，情況更是如此（唐先梅，民84）。Thompson和Walker（
1989 ） 指出婦女的家事量比他們的先生多出二到五倍；Piotrkowski 和 Hughes（1993）與Masako（1994）的研究也提到，不論種族、社經地位或就業與否，婦女仍然負責大部份的家事。而夫妻間如此不均等的家事分工將可能導致婚姻上的衝突及心理上的不平衡（Walsh，1989）。
另外，參考彭懷真（民85）、高淑貴（民85）、唐先梅（民86）及相關研究中，雙薪家庭有下列幾個特質：
一、經濟資源較豐
雙薪家庭除了收入較高，可利用的經濟資源較豐富，而有較多的選擇空間與生活品質外，由於女性的就業也帶給女性較多的個人滿意度、獨立自主、人際網絡與家庭權力。
二、時間的限制
雙薪家庭最大的限制在於時間的安排，由於女性也外出就業，家務事成為雙薪家庭中最困擾的事，尤其當子女還小，最希望父母能投入較多的時間照顧，夫妻雙方均感到有太多的任務要去履行，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可用，此階段可說是家庭及工作最大衝突的時期，也是婚姻滿意度逐漸下降的階段。而這種衝突所造成的壓力又以女性較大，男性雖願意伸出援手，仍處於幫忙性質，而女性因為傳統角色的期待與束縛，往往除了全職的外出工作外，回到家還要花大部分的時間完成家務工作。Pittman 和Kerpelman（1993）在探討雙薪家庭中先生對家事的投入時發現，當雙薪夫妻都感到因為工作而無法兼顧小孩時，雙方都有失落的感覺，也因為無法和小孩在一起而感到罪惡；但先生則傾向於期望他們的太太調整時段以便照顧小孩，而非自己撥空與小孩在一起。
三、需要外在社會資源的協助
由於女性外出就業，子女及其他家人的照顧成為一個需要靠外力協助才能完成的工作，尤其當子女還在嬰幼兒階段，社會的保育資源成為雙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社會的保育資源包括褓姆、托嬰中心、幼稚園、祖父母、親戚及朋友等。對其他家人的照顧亦然，家有老人、病人的雙薪家庭，極需完善的家庭政策與彈性的職場文化來支持協助。
四、平權家庭
由於女性勞動參與的提高，經濟較獨立，改善了女性的角色地位，加上丈夫及其他家人（如孩子、父母）參與家庭事務的機會增多，雙薪家庭較傾向為平權家庭，亦即夫妻共同處理家務，子女亦參與家庭事務決定之權，或稱為民主家庭。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研究指出雙薪家庭中先生們漸漸地增加了對家事的參與，就如Barnett（1996）所預言，二十一世紀雙薪家庭的關係，將邁向合作夥伴的親密關係，而這合作關係的營建，有賴夫妻共同的體認與實踐。
五、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較淡薄
由於婦女就業，男女共持內外，性別分工的模式較不明顯，沖淡了性別角色刻板印象。Hoffman(1989)指出：對母親就業的孩子來說，不論是兒子或女兒都有較平權的性別角色態度，且認為女性是有能力的，而就業母親的女兒也較獨立自主，並以其母親為角色模仿的對象。可知母親外出就業與父親幫忙家務有利於減少下一代的性別角色刻板化觀念。而且家人在耳濡目染中習得具有剛柔並濟的兩性化人格，對其日常生活待人處世有極大幫助。
參、現代社會中的傳統女性
一、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變遷和影響
從中國人為主的家庭面貌來探究，
家庭是中國家族主義的基本基礎， 主要提供家人彼此無條件的支持， 但是在支持之下， 每個人又需接受控制； 換句話說， 支持與控制是一體兩面的狀態。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一直以「共合」的方式存在，絕對不允許「分離」的意識產生。家人之間的相處，
是維持自我完整的重要途徑， 一但失去了完整的「家」，個人的生命意義也就面臨了重大挑戰（ 危芷芬， 民90， p18）。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之下，
互動行為的歧異性勢必愈趨顯著， 家庭成員的互動行為也隨之出現較大的變異性（引自），當生命週期改變了，若無法隨之調適、學習，成員們內心便產生掙扎和痛苦，身在其中的人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癥結又無法擺脫。以下就作者自身的生命週期經驗探討雙薪核心家庭中家庭生命週期的變化、父母角色扮演與互動行為、學習活動間的關係。
二、男系父權與重男輕女
儘管在女權運動高漲的年代，『男系父權』的也仍是現今社會的主流，許多職業、地位、工作仍是對女性不平等、男尊女卑，許多家庭中，女性仍舊是處於女主內、依附、教養子女、維持家務、聽從男性的角色地位，這兩個對女性壓抑的傳統家庭價值觀不僅影響許多台灣家庭中的女性，對我的母親和整個家庭也產生了影響。
母親只生育了兩個女兒，雖然在成長過程中，父母的教育和態度上，並未有男女不平等的遭遇，但是卻可以從母親關於親戚的談論中，隱約感受出母親因為未生育兒子，而有些缺憾。母親自小因為家境關係，不得不放棄學業，小學畢業便開始單起家中家務和照顧年幼弟弟的母職工作，對於自己的教育程度一直感到自卑，在自組家庭後，在我們青少年時期為了增加收入，投入職場，但因教育程度的關係，母親只能到工廠擔任作業員，相較父親、父親的兄弟姊妹與其他妯娌較高的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工作，母親總是覺得自卑，並經常對於某些親戚甚至父親在不自覺中，對母親流露出看不起或輕蔑的態度十分不滿，於是總是希望我和姊姊能夠在學業上有較高的表現。因此，雖然我們並沒有受到男女不平等的對待，但或許是親戚的態度，母親一方面有著沒有兒子的缺憾，又因為我和姊姊相較於其他親戚的子女來說，就讀學業較順利、教育程度較高而得意，經常在與朋友、鄰居的言談中，一再拿我們的學業和工作狀況，語帶驕傲且口沫橫飛的重複說著，並貶抑著親戚的行為和家庭問題。
然而因為母親的希望，在我的生命週期中，也因此與母親產生不小的衝突和痛苦。。『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項傳統價值觀，看似說明父母用心良苦的苦心，其實束縛了許多家庭裡子女，在莫斯（Robert Munsch）我將永遠愛你一書中，有一段話是『只要我還活著，你將永遠是我的寶寶。』（引自Nacy Wasserman
Cocola & Arlene Modica Matthew，1994），這句話不僅反映了母親對與女兒的關愛，有時更反映了母親對女兒一直保持著『長不大』與『控制』的態度。許多父母打著這句話來合理化其對子女不合理的要求和行為，於是許多子女迷惘、痛苦於父母的強大要求和壓力，尤其當子女進入有主見、欲自己決定自身事務的另一個生命週期時，父母並未察覺子女的成長與內心想法的改變，子女成長了，但父母仍留在原地，拒絕與子女的溝通，堅持己見，於是大部分試圖溝通或者反抗的子女，往往被父母冠上翅膀長硬、叛逆任性、甚至不孝的罪名，這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便成為最好的拒絕溝通、和強硬灌輸自己觀念模式的父母最好的藉口，若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怎麼沒有天下無不是的子女之說法？
中國人的親子關係是以「共合」的方式存在，不允許分離，否則將產生「親子的撕裂感」；而中國人對待親密的人最容易產生的神經質情緒是「怨」。當個人對「家」過度投注之後，情感往往會在家人與熟人或生人之間擺蕩，一方面知道不該計較，但又希望獲得回報。
母親便經常在自認對父親家庭與家族奉獻了極大的心力時間和受到許多委屈，而希望獲得極高的回報，但過度投注沒有得到認為值得的回報，甚至在丈夫、子女表現出其他行為或決定後，認為與自己的想法相違背，認為辜負了自己的付出，因而又產生極大的『怨懟』情緒。
三、雙薪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我的『雙薪家庭』不同於一般母親投入職場為追求工作成就感的家庭，與一般認定的雙薪家庭有所不同。『雙生涯家庭』的母親視工作為自我實現與個人認同不可缺少的根本，他們視職業為事業，追求事業的進步甚於職業的報酬，但在我的家庭中，雙薪代表的只是另一份收入的來源，雖然母親在其中得到了她所認同的同事、朋友，並拓展了人際關係，但在家人的眼中，似乎也因此成了牽絆和阻礙，阻礙了母親的其他新知識的吸收、家庭活動的學習，限制了她的視野和想法，減弱了她工作後的剩餘精神、體力。且在家務上，也因為母親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和父親少參與家務的習慣，即使兩人在外都有固定工作收入，但家中的家務絕大多數仍落在母親身上，除了較粗重的搬運、修理工作外，母親也極少要求父親在三餐、清潔的家務上要有所分擔，也並不以為家務該兩個人平均分擔或對父親有所抱怨。
雖然許多研究中指出幾項雙薪家庭帶給女性的幫助和益處，例如：『女性勞動參與的提高，經濟較獨立，改善了女性的角色地位，丈夫及其他家人參與家庭事務的機會增多，雙薪家庭較傾向為平權家庭，夫妻共同處理家務，子女亦參與家庭事務決定之權』，但我的雙薪家庭中，子女參與家庭事務部分討論決定之權，但家務的分擔、決定權的掌握這兩項的男女平權，在我的家庭中並未有此明顯情形，且也因為母親傳統的傾向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和對子女學業的要求，父親和我們在求學過程中都少參與家務的分擔，也間接造成我們性格上較散漫、懶惰被動的個性，甚至習慣家務就是會有人為我們準備整理好的偏差習慣。回想過去求學生涯，也正是母親重回職場工作的時候，母親總是得在下班後再趕去買菜回家煮晚餐，忙碌於家務，因此對我們的課業沒辦法有太多的陪伴或參與，也很容易因為工作後家務的勞累疲憊，與父親發生衝突，對子女的課業多為要求和責罵而較少鼓勵。對子女的態度也因為或許情緒壓力的關係，總是對許多小事十分在意。
而『女性的就業帶給女性較多的個人滿意度、獨立自主、人際網絡與家庭權力』一項，如同前述所說，我的家庭本身為大家族，父系親戚眾多，但母親在其中卻找不到自我認同和滿意的人際網絡，因此就業對母親而言似乎的確建立了她認同的人際網絡，但因工作環境的關係，長久下來，也限制了其學習意願與精力時間，懶於學習家庭教育活動新知，因此在我們子女接受許多教育並逐漸進入離家的空巢期後，我們才驚覺與母親在認知、觀念的距離已經十分遙遠且跟深蒂固難以拉近，家人的親密感也大受影響而處於時好時壞的狀態。
雖然不若研究中指出：『雙薪家庭最大的限制在於時間的安排，由於女性也外出就業，家務事成為雙薪家庭中最困擾的事』，雖然因母親的傳統觀念，家務事並未成為我的家庭中最困擾的事，但母親的就業消耗了母親的時間、精力，其實同時也剝奪了母親對丈夫與子女付出關心的精力和彼此互動相處的時間。
而在此階段的婚姻滿意度中，過去對父母的相處印象中，雖不至於逐漸下降，但也常見母親因下班後的疲憊，又要面對家務、三餐的處理導致情緒不佳而爭吵。也正如研究所說，因為『這種衝突所造成的壓力又以女性較大，男性雖願意伸出援手，仍處於幫忙性質，而女性因為傳統角色的期待與束縛，往往除了全職的外出工作外，回到家還要花大部分的時間完成家務工作』。
在雙薪家庭的許多研究中，雖然都指出雙薪家庭中的女性就業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女性地位和男女平權、男性家務參與的增加、性別角色刻板的淡薄、但在類似我們這樣的雙薪家庭，此理論似乎又有些的不適用，尤其若雙薪家庭中的女性只將此收入視為另一收入來源，並未將工作視為自我實現或視職業為事業，甚至可能在其擁有工作的生命週期內，都因工作關係而忽略了與其他家人的互動相處，而導致家庭又衍生出另外的問題。而檢視母親的家庭生命週期，發現母親在幾個生命週期的發展任務上或許是未全部達成，因此再轉換進入之後的生命週期，都出現了問題。包括：『婚姻調整期』中，與配偶發展新的溝通方式，因為母親總是習慣不高興即用冷戰、語帶威脅，且不願面對自身問題的不理性的回應方式，於是總是經常與父親發生小口角; 也並沒有在此時期，『發展良好的朋友交往型態，選擇共同的朋友』，婚後母親可說是傳統一切倚重丈夫家庭的女性，但也因此更失去人際網路，也並少有與父親共同的朋友;
在『有青少年子女期』，子女漸有自己的生活圈和興趣，不再依賴父母，但母親也並未發展新的興趣與生活型態，仍是每天困於同樣的生活形態中，也幾乎沒有任何興趣或嗜好，過度的將重心放在丈夫與子女身上，當得不到她認為該有的回應便十分生氣怨懟;
或許也因為過度的焦點於子女身上，在『提供輔導年輕成年的子女選擇學校、事業、婚姻或其他重要決定的建議，而不過份控制他們』的發展任務上，母親反而是相反的無法提供、給予我們良好的建議，且在子女做出其他決定時，又給予過度不理性的控制。
肆、結論
就如同家庭生命週期所說的，成員必須學習、調適每個生命週期的改變和主要面對的課題，但在母親的生命週期中，當我們子女已經進入如同Duvall的空巢期和謝秀芬理論中的子女準備離家期的生命週期，想要自己掌控決定時，母親卻仍停留在過去一味的想要子女按照己意行事，或許也因為母親過早的擔起家務、過早的離開學校教育和投入職場工作，十幾年間的時間沒有也不想嘗試學習新事物、學習家庭教育相關活動，於是當丈夫、子女已經隨著時間和成長不斷進入不同的家庭生命週期時，自己仍在原地踏步不肯前進，這或許是許多雙薪家庭中的女性和家庭成員面臨的一大挑戰和困難，也是當前社會在推展家庭教育活動時需要克服和應當作為家庭問題解決的重點，此類雙薪家庭在家庭生命週期因『雙薪』而產生變化時，成員應該更注意家人的、心理變化與互動行為，使家庭增能，從互動關係中所感受到互相的關愛、尊重、聯結感、自主感及勝任感，形成更緊密的家庭動力關係，才能夠面對其他衍生的家庭問題，也更能直接促進個人與婚姻、家庭的幸福感。
伍、參考書目
Dr. George O’neill
& Nena O’neill（1986）。開放的婚姻。台北：遠流出版社。
Nancy Wasserman
Cocola & Arlene Modica Mattews（1993）解開母女情結。台北：遠流出版社。
陳玉華，伊慶春，呂玉瑕(2000)。婦女家庭地位之研究：以家庭決策模式為例。台灣社會學刊，24，1-58。
藍采風（1996）。婚姻與家庭。台北：幼獅文化。
徐一帆（民89）。雙薪家庭中性別、家庭生命週期與家庭教育需
求及阻礙之相關研究 : 以屏東縣雙薪家庭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姿勳（2001）。性別、家庭生命週期與婚姻滿意度關係之探討。南投：私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