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態學的觀點：探討婚姻暴力的加害人之形成因素
孟玉麗
嘉大家庭教育所
壹、前言
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一種，它不僅影響婚姻及家庭生活品質，且威脅到受暴婦女之安全，對下一代更有連帶的影響。在民國八十七年家庭暴力防治法也因應整個情勢的需求而通過實施，在國內至目前為止，家庭暴力防治的工作仍以婚姻暴力中的被害婦女為主要的研究、保護協助和討論的焦點，截至85年之前，研究取向多偏重婚暴婦女的受暴成因、支持系統及受暴因應措施的研究（民90，李宜靜）。在加害人的部分幾乎是以加害人之形成原因作為部分的呈現。
在婚姻暴力裡，加害人是整個事件的重心，家暴法立意良好，卻因法界和警界人力不足，政府社會福利經費預算稀少，城鄉資源的差距造成較偏遠地區缺乏相關資訊，各個反婚暴團體都著重受害者的救援輔導工作，較少以加害人為主的研究與服務處遇方案。直到民89年鄧純芳則藉由與有機會接觸婚姻暴力加害人的實務工作者進行訪談，以深度報導的方式來探究加害人處遇計劃實行的成效。另外，民90年李宜靜深度訪談了五位加害人以現象學的方法來分析與了解加害人於婚姻中生活用暴力來解決婚姻衝突的相關經驗，較著重於對受訪者個人的主觀知覺看法與經驗。
筆者目前因為在監獄帶讀書會，與受刑人有一些的互動，偶而會和教誨師談及受刑人的種種，而本學期在課程中提到了家庭暴力，所以在與教誨師對談時，他手上剛好有因家暴法進來的個案，因而擬對婚姻暴力加害人作訪談以為初步的探究。而在國外的文獻裡在探討婚暴加害人有其各種理論，本文將以生態學的觀點來對婚暴加害人作一初步的探討。
貳、生態系統理論取向：
解釋個體與環境互動最周全、最詳盡的學說，由Urie Bronfenbrenner在一九七○年代末期所提出的 「生態系統理論」Eronfenbrenner SystemTheory)。此理論原用來說明個體發展的生態環境，Bronfenbrenner(1979)強調個人的發展來自個體與環境的互動，其互動模式不只介於同一層環境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的交互作用。每個系統直接或間接與其他系統互動，且複雜地影響個人發展。因此探究個體行為模式時，必須由個體、家庭、環境等各個層面來探討，不僅可得到較多的線索，並能獲取更深度的資料。
Bronfenbrenner在理論中特別強調多重環境對個體行為以及發展的影響，並且將環境依照與人的空間與社會距離分成層層系統，他認為影響個體發展的環境可分為四個系統，這四個系統分別為:小系統 (microsystem)、中間系統 (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及大系統 (macrosystem)，而個體的發展就是與這四個系統直接或間接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結果。
生態系統理論提供了周詳且完整的典範，說明個體受周圍環境的影響，以及適應、進化的過程中所產生持續的改變。因此，整個社會是一個互動且互相依賴的體系，在系統中，一個正面或負面的變化，將影響整個系統的運作。人類的發展不只與單層的環境系統互動，而是多層環境的互相影響。從最主要的生活環境中，如:家庭、以至社會的文化以及價值觀等，每個系統直接或間接與其他系統及個人互動，並以複雜的方式影響著個體的發展。
Bronfenbrenner認為生態環境就如一套 「鳥巢結構」，一個套在另一裡面，就像俄國娃娃(Russian
dolls)若將家庭系統(小系統)視為影響個體生活的核心，則中間系統、外系統、大系統均是一個包住一個的外圍圈子。
以下分述之。
一、Microsystem小系統：
與個體發展有立即性關係的稱之為「小系統」，以孩子而言小系統是他們重
要的場所。玩樂、工作、愛人(這些是佛洛依德所稱的人類生存的要素)是孩童小系統的活動持徵，而這些活動是複雜和因人而異的。
小系統中最重要的其中一部分是超越只有兩人的關係。就孩童而言，能夠觀察和學習其他人(例如母親和父親)，並增強他的發展。當孩童能夠去觀察和他不同的其他人，這個經驗就能夠增強他的發展。的確，孩童的小系統中最重要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其他人的影響，例如父親和母親與他們孩子之間關係的影響。
要增加孩童的小系統，意味著進入更多的相互關係、更大和更複雜的小系統。我們從孩童在玩樂、工作和愛人這幾個要素中，看他在小系統中的關係中是否恆久、互惠、和多樣，來測量孩童在社會上是否富足（Garbarino，1992）。
若以本主題婚暴加害人而言，在小系統部分就是加害人的本體因素及被害者（配偶或同居人）。
二、Mesosystem中間系統：
中間系統是指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個體，他所經驗到的環境或小系統之間的關係。以孩童而言，與學校的關係其代表了只有單一的線連結在家庭和學校之間，而孩童參與這兩個單位。，因為家庭和學校的價值觀、經驗、目的、行為有較少的重疊。如果這些連結是強壯的，將幫助孩童學術能力的發展(Garbarino,1981b)。因此，父母拜訪學校，甚至教師拜訪孩童的家庭，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在這裏的主要原則是在兩個情境中有更強和更互補的連結，將產生更有力的中間系統，對孩童的成長影響力更大。一個好的中間系統是發展的原因和結果，將增加孩童的能力去形成其他更多的連結。在本主題所談的中間系統是指加害人與被害者的運作關係。
三、Exosystem外系統：
外系統指的是影響孩童成長的環境，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正在成長的孩童並沒有扮演直接的角色。孩童的外系統有著超越他們生活的力量，即使孩童沒有直接參與，這些包括了父母的工作場所和其他的權力中心，例如學校的會議和政策，這樣的系統所做的決定會影響了孩童每天的生活。
在本主題裡將加害人的父母、親友、鄰里、工作及社區放在外系統來談，因為在此已設定父母的影響是指以前的經驗，而現在較沒有受到直接的影響。
四、Macrosystem大系統：
中系統與外系統是建立於一種特殊或潛在文化的意識型態與制度的範圍，所
以大系統是人類發展生態學的藍圖，這些藍圖反映出人們參與貢獻的假定，是在於「事情如何被完成」。大系統涉及世界一般組織團體，當它是或可能不是，歷史變遷表露此可能的真實性，透過進化而產生的（真實普遍的知覺引導許多個人決定）並藉由決策者的架構引起改革。以孩童而言，某些福利政策的制定雖不是直針對他們，但政策的執行後他們間接的受到影響。在大系統對加害人的影響，例如已通過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大男人主義。
參、以生態學談婚姻暴力的加害人
一、加害人本體因素：
研究發現，喜歡攻擊或毆打妻子的男性自尊較低，並且自我概念不健全。有虐待傾向的男性，通常呈現出無助、無力與不夠成熟。他們曾經被形容為殘酷成性，具有消極的攻擊性、上癮的傾向、病態的忌妒、病態的消極和依賴。Gerald Hotaling和David
Sugarman（1986）歸納並勾勒出文獻上出現具有攻擊性男性的輪廓，一致的看法是他們具有邊緣人的特性、反社會的性格失常、常會使用暴力來作為展現權力和能力的方法（轉引：劉秀娟譯，民85）。
（一）反社會人格：
具有反社會人格的人容易衝動，傾向以憤怒、批評、威脅的態度與人相處（轉引：鄧純芳，民89），包括自己的配偶。
（二）善於忌妒：
周月清（1993）研究受害婦女原因時，發現「猜忌心」也是加害者常見特徵之一。他們會盤問對方的行蹤，控制其交友狀況，而且較常用經濟控制為其主要手段。
（三）有不良習慣：
研究指出的不良習慣包括酗酒、吸毒、及賭博（陳若璋，民84）。有這些不良習慣的加害人，情緒較容易受這些習慣所左右，然後把暴力行為歸咎於「都是這些惡習害了我」。
（四）自卑：
自卑的加害人有著較脆弱的心靈，容易用激烈的手段證明自己的價值、掩飾自己的不安。而學歷的高低、容貌、財產多寡等等。低自尊的加害人長需要靠施暴來降低配偶的自尊，以維持自己的優勢，使自己較舒服。
（五）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是多數加害人的通病，認為自己的想法才是最正確的、最好的。所以理所當然大家都要聽他的。他會有自己評斷的是非標準，所以不合其意，會以動粗是合理的做法（鄧純芳，民89）。
（六）不會處理怒氣
不懂如何處理怒氣的加害人，在氣急敗壞、無計可施的情形下，往往會選擇動手來終止不愉快的情況。部份加害人無論是與自己對話或是跟他人溝通都較有困難，既無法辨識、也表達不清楚自己的感受，只能把所有情緒當成是生氣，在不曉得怎麼排解怒氣的狀況下，就直覺以打人來發洩（轉引：鄧純芳，民89）。
二 、微系統－配偶或同居人：
（一）受虐婦女運動先趨者Lenore Walker（1979）根據其研究提出「受虐婦女症候群」（battered woman syndrome）此名詞來描述受虐婦女有一些共通性，她列舉一些受虐婦女的特質，這些特質包括：
1.低自尊心。
2.相信受虐關係的神話。
3.為一位「傳統主義者」（亦即傳統家庭價值與性別腳色的刻板印象）。
4.認為應對加害者行動負起責任。
5.受困於罪惡感，但否認有恐懼及憤怒的情緒。
6.看起來是被動，但卻能操控環境以避免進一步的暴力，包括被殺害的危機。
7.有嚴重的壓力，帶來身心疾病。
8.運用性來建立親密關係。
9.相信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能夠解決她的困境（彭淑華等譯，民88）。
（二）另有(Ball，1977等人)的研究，形容被毆婦女是依賴、低自尊、感覺不成熟以及無助感。而且她們出現憂鬱和焦慮的機率很高，也有病態的壓抑、自殺的企圖和性格異常的報導（劉秀娟譯，民85）。
（三）有些文獻指出被毆婦女是謙遜、害羞並且是保守的（劉秀娟譯，民85）。
（四）也有部分研究形容被毆者是具攻擊性的、陽剛性格、冷漠的且有被虐待傾向（劉秀娟譯，民85）。
關於這些被毆婦女的描述，必須抱持謹慎態度來看待，因為其研究對象只限於那些求救的婦女，所以不能以此來類推。另外，這些婦女所呈現的特質也可能是被毆的結果（劉秀娟譯，民85）。另外，根據筆者所訪談的加害人中，據加害人所描述其對配偶，一位是稍有智障，對日常生活與照顧孩子皆有問題。一位是未成年就與加害人在一起，隨著年紀的長大，他們的差異也與來愈大，他們問題則以婚姻關係即下面所談的中間系統較能解釋。
三、中間系統－婚姻關係：
另有研究指出，家庭暴力並非個人特徵的結果，而是某些婚姻關係中的衍生物，增加了暴力的可能性。在婚姻或家庭生活中的結構性組織都有關係，這表示暴力並不能只歸因於個人的「惡劣」或「病態」（劉秀娟，民85）。
（一）早期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比妻子低的男性，較那些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比妻子高的男性，更容易虐待妻子。「相對客觀資源（relative objective resources）」是一種常被用來評估夫妻間資源或權力潛在不平衡的工具或指標，例如檢視夫妻的收入或教育程度，「地位不協調」被社會認為是家庭領導者的丈夫，其教育程度比妻子低，收入也比妻子少，研究結果顯示在這種情況下，發生婚姻暴力的危險就增加了（劉秀娟譯，民85）。
（二）家庭中作決定的模式，或權力的平衡與否，也被發現與家庭暴力有關。在民主的家庭中－是全家一起做做決定－這是最不具有暴力型態。全部由丈夫或全部由妻子做決定的家庭，發生暴力的比例最高（劉秀娟譯，民85）。
1.
對權力的欲求：
男人常被視為對權力有較高的需求，當這個需求無法被滿足時，較容易藉由暴力去獲取。因此，當男性有權力控制慾望時，但缺乏適當的技巧去取得時，他們會藉由身體的力量去獲得控制，而當南人們相信丈夫比妻子有較多的做決定權者，其攻擊率比沒有持這種態度者高（轉引：李宜靜，民90）。
2.
夫妻間資源和權力的不平衡：
在一些探討夫妻間資源和權力不平衡的研究裡，通常假設權力也具有資源的功能，假若一個人相對於他的配偶是資源較缺乏的一方時，暴力可能會被當作是建立權力的手段。
「相對作決定的權力（relactive decision making）」亦可作為相同的指標，研究顯示，在高衝突的情況下，夫妻間決定權不平衡者會比夫妻間決定權平衡者有更多的暴力攻擊，而夫妻間對這種決定權不平衡的分布狀況所持有的共識程度，將對婚姻衝突有影響，亦即，無論權力關係如何，夫妻愈高的共識程度，婚姻衝突越低（轉引：李宜靜，民90）。
3.
以不理想婚姻為藉口：
有 一些加害人，認為他的暴力是被惡劣的配偶逼出來的，他才是受害者。其認為自己是被配偶逼到個界限，才會在忍無可忍之下反擊，以不滿意自己的婚姻為由，行暴力之實。但也有研究顯示，對婚姻滿意度低的人，並不見得都會毆妻（轉引：鄧純芳，民88）。
4.
有外遇：
有外遇的丈夫打人的動機，往往是要把自己的錯，推給別人，以消除自己的罪惡感。湯琇雅（1993）曾提出以丈夫有外遇而毆妻的比例最高。
四、外系統－父母、親友及工作：
早期原生家庭經驗或是主要照顧者也會影響加害人在日後的行為與想法。而加害人是否有工作也會影響其個人與家人的關係。
（一）以「社會學習論」而言，家人間的肢體攻擊，不但提供攻擊行為的仿
效對象，更暗示著家庭的暴力與相愛關係能夠並存（劉宏恩，民85）。所以父母的互動情形對小孩將來長大對其配偶的態度影響深遠。
（二）以「暴力循環理論」而言，在幼年時期曾遭受暴力的男人，長大後比
在幼年時沒有遭受暴力的男人更常會攻擊配偶。研究也發現，曾經目睹父母間暴力的幼年經驗，也與配偶間的攻擊有關（劉秀娟譯，民85）。曾經目睹父母使用暴力的男孩，通常長大後較易虐待妻子，但對曾目睹的女孩來說，長大後並不一定會有暴力傾向的人。令外，「代間傳遞理論」也指出一個在暴力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會學習父母的暴力行為，長大後，男孩容易成為施暴者，而女孩則易成為受害者，這是一種代代相承的暴力行為。
此外，另有研究指出，雖處在暴力的成長環境，並不一定會造成暴力的人。雖然，其成為暴力者的可能性較高，但卻不一定與成長環境有關，也有許多在孩童時遭遇暴力的人，長大後並不具有暴力傾向（劉秀娟譯，民85）。
在筆者訪談的兩個加害人，同時表示，他們不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雖然他們成長在酗酒家庭裡，在與配偶互動時，反而是能克制自己的人，但一次的暴力與失誤，而被判入獄，所以他們情況不是以上述的理論可解釋的。
（三）以「依附理論」而言，根據Bowlby所提的，這個理論架構強調人類
如何與重要人物，最出是母親，形成連結關係的重要性。假若個人心理需求能獲致滿足的話，此種依附可以是強而有力又健康的，假若不是，則充滿矛盾或焦慮。類似此種個案所產生的連結，稱之為焦慮性依附，不安全依附的人面對配偶威脅要離開時，他就會重新承受焦慮與憤怒，這些強烈的感覺會激起他對配偶的施暴。依附理論同時也發現「愛」和「暴力」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是相對力量，而是共存的（轉引：李宜靜，民90）。在筆者訪談的個案裡，因為母親為了生活，兩人的母親都是再嫁3至4次，所以對於母親既同情但又無法得到完整的愛，因此兩人也表示非常渴望愛與自己的家，或許不安全的依附使他們有了今日的詮釋。在其中一個加害人看到親友的幫助，使其能順利的長大。因為母親的酗酒，感情的不順，所以較忽略他們（個案的哥哥與妹妹），在成長過程中反而是母親的妹妹對他們較為照顧，因此個案的犯案反而是阿姨較傷心，但是現在最支持他也是個案的哥哥與外婆家的親戚，外系統在者裡反而是其支持系統。從這兩位加害人的情況，由於原生家庭不利於其成長的環境，也影響了其日後的發展。
（四）加害人的工作：工作表現是評價男性成敗的指標之一，只要工作不順利、找不到好工作，甚至失業，男性較容易喪失自信、
陷入低潮，為維持其自尊會以施暴來面對此問題，而使自己舒坦一些。
五、大系統－文化、社會結構：
（一）文化因素：
中古時期的希臘、埃及、美所不達米亞、羅馬和早期的英國的法律都有是女人為男人附屬品的情形，男人可以任意將妻妾獻給朋友或賣給商人。過去國外的法律條文中，規定丈夫有權力命令太太做任何事，違者可以懲罰。英國也曾經通過所謂的「拇指法則」（the thume rule），同意丈夫使用任何寬度不超過一根拇指的武器教訓妻子（轉引：鄧純芳，民88）。
「父權制模型」認為，家庭暴力有其歷史背景，因為在傳統的父權智社會裡，男人與丈夫的權力最大，甚至將婦女當作男人的財產或附屬品，是典型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因此，一家之主的男人對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若有暴力行為不僅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況且，父權制的社會對於男女常有「雙重標準」的價值：一般較姑息男人對女人施暴，只要男人對配偶或子女稍有不滿，就可能發生拳打腳踢的家庭暴力（轉引：葉肅柏，民90）。簡言之，此模式認為男女兩性的社會權力結構之差異是導致家庭暴力的關鍵。
即使現在，在學者Stark＆McEvory（1974）調查發現，每四個男人就有一個同意丈夫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打太太，而每六個女人也有一個同意這樣的觀點，社會充斥著這樣偏差的觀念，即使在1976年首次出現關於逮捕與驅離加害者的立法後，婚暴防治的成效仍然有限，許多員警還是很排斥受理婚暴事件，認為先生的確有權力處理自己的家務事，公權力不必然介入（轉引：鄧純芳，民88）。
（二）社會及人口特性：
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許多社會及人口特性亦是與婚姻暴力的日增有關聯。Hotaling及Sugarman（1986）所定義的加害人人口特性變相為「鉅視層面的一致性危險因素包括低職業地位、低所得，及低學歷」。雖然婚暴者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但是低下階層總是被視為最危險的一環。Gelles及Cornell（1990）指出，「不管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選取樣本、或是研究設計，婚姻暴力的研究支持一項假設，意即配偶間的暴力較可能發生於低所得、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中」（彭淑華等譯，民88）。在筆者訪談的兩位加害人，經濟因素也是他們家庭問題佔最重要因素，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正最佳的寫照。
肆、結論：
從生態理論的觀點來探討人、事件的發生，就向由上空往下俯瞰，幾乎可看到其全貌，又像從水上丟下一顆石頭，激起層層漣漪而看到其環環相扣的軌跡。在整理這些有關婚姻暴力的文獻時，雖有各家理論的依據與說明，在消化完畢須以生態觀點來探討時，更能窺其全貌。雖然是以婚暴的加害人為主軸，但一路探討下來，無論他影響人或是他被影響，所涉及的層面以不單一直線的思考模式可解釋的，所以若是要繼續探討能為他們做什麼，也必須層層的考慮各種可能性，才能符合他們（加害人與被害人）的真正需求。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李宜靜（2001）。婚姻暴力加害人心理經驗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月清（1995）。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台北：巨流書局。
湯琇雅（1993）。婚姻暴力中婦女受虐狀況與其因應過程之初探。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若璋（1995）。台灣處理婚姻暴力體制之改革方案。福利社會雙月刊。47，2-4。
彭淑華等譯（1999）。家庭暴力。台北：紅葉。
葉肅柏（2001）。家庭暴力理論觀點與防治策略。社區發展季刊。94，289-302
劉秀娟譯（1996）。家庭暴力。台北：楊智。
鄧純芳（1999）。藍鬍子現身－揭開加害人面具的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計劃。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西文書目：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A:
Garbarino,James（1992）.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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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ruy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