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刑人的親職困境與需求之探討
王瑞婉
嘉大家庭教育所
第一章 前言
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女子監獄擔任榮譽教誨師，四年多來，每星期進去帶領讀書會及認輔同學，與她們的相處中，許許多多心酸、無奈的故事，讓人難以忘懷。最深刻的是，她們不知要如何擺脫毒品的束縛和心中的傷痛，健康的教養她們的子女？她們是沉默不被重視的一群，誰能了解她們的困境與需求？誰能關心她們未來的生活？誰能協助她們扮演母親的角色？她們的子女缺了母親的照顧將會如何呢！？
她們的確是做過一些傷害別人，為法理所不容的錯事，但是她們的孩子是無辜的，而她們的親職角色也是不容否認的，在女子監獄中，她們和她們的子女極須社會的關心與幫助。
從與女性受刑人的實際接觸及相關的研究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到：
一、服刑並不能改變親職角色的事實
在我們的社會中，母親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關係著子女的成長與發展，母職也是多數女性最重要和最重視的角色。女性受刑人離開家，勢必暫時無法親自執行親職的角色，但是這並不能改變她們依然是母親的事實。
許多受刑人曾經驗到，徘迴在想要做好母親與從事犯罪高風險活動間的極大衝突；然而，往往在所處的社會與經濟不利條件下，她們無奈的放棄了自己和孩子，走上犯罪之路（Clark，1995）。從不少同學的故事中，不難發現他們的確想過要當好母親，甚至為了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舒適的家，誤入了不歸路。
有些服刑母親因個人的婚姻問題，或因藥物濫用、經濟不獨立，沒有充足的條件，不敢爭取或無法獲得親自照顧子女的權利，也有些人因童年的不幸遭遇，導致心理疾病、人格偏差，無法妥善照顧子女，或許她們不適合當母親，但是她們也會期望子女有好的未來。
二、母親服刑對子女造成負面影響
因個人犯罪而受害的，往往不只是受害者的家庭，更常被忽略的是犯罪者的家庭成員，尤其是對其子女造成相當大的傷害，綜合許多研究顯示，兒童或青少年因父母犯罪入獄而可能受到下列影響：
1. 成為無辜的受害者，他們並不能理解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人對他們解釋，一切更非他們意願能選擇的，他們只能被迫接受母親服刑帶來的問題與困境。
2. 生活照顧受到改變，他們須經驗照顧者的更換或多次更換的不穩定，兄弟姊妹也可能因分別安置而分離（Johnston & Gabel,1995）。
3. 缺少或失去與母親的聯繫，經歷分離創傷。
4. 發展上出現危機，Johnston（1992）發現，親子分離、持久的創傷壓力、照顧品質不足，對子女發展造成相當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將伴隨著他，造成更多負面的影響（Johnston & Gabel,1995）。
5. 受刑人子女受父母入獄影響，常有行為（抗拒、曠課、逃家、吸毒、違法、賴床、退化性行為、退縮）與情緒（作惡夢、恐懼、沮喪、憤怒、羞愧、罪惡感、孤立和迷惑）問題(Lowenstein, 1986)；研究也證明父母親入獄確實會加速、加重孩子的行為與心理問題（Kiser, 1991）。
6. 受刑人的家庭有危機，子女的犯罪風險性高，是進入刑事司法系統的高危險群（Breen, 1995; Morton &
Williams, 1998）。母親服刑有較高的機會，其子女會有犯罪和偏差行為的表現（蔡文龍，2003；夏以玲，1999）。
如果母親所犯罪行是直接傷害子女的（例如：兒童虐待），或犯罪與服刑影響到個人身心的不健康（例如：毒癮、精神疾病），其對孩子造成的傷害將更大，更何況許多的影響會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三、服刑母親是弱勢族群中的弱勢
犯罪者在這個社會中，已為弱勢，不幸為少數女性，更為弱勢，服刑母親與其子女同為弱勢中的弱勢。
女性受刑人的背景特質為低教育程度、貧窮、缺乏專業工作技能、成長於不完整家庭、童年曾有受虐經驗、甚或成年家暴問題、單親照顧子女、物質濫用問題、精神疾病等種種不利條件（Kemper & Rivara,
1993; Wright & Seymour, 2000）。在社會中，女性罪犯和假釋者受到貶抑，社區中會認為她們是不稱職的母親，常以道德判斷她們為壞人，犯罪的烙印，影響到親職角色，也影響到尋找工作，可見女性受刑人本身特質與處境的弱勢。
刑事司法系統中，女子監獄的設立，在管理系統上多延續男性監所的制度，甚少針對女性受刑人的特殊需求予以規劃，因為女性受刑人在監人數比例只佔約6.7%（法務部，2005b）左右。因父母犯錯卻連帶「受罰」的孩子，在社會福利機制中，僅分散於相關的其他主題中，例如：單親、兒虐、貧窮問題，而受刑人及其子女他們的問題往往是多重性的，在國內很少獲得相關單位或學術研究的特別關切。
國內對受刑人親職的探究甚少，因此學術研究或民間團體也無法根據相關的資料，提供受刑人家庭相關的協助，而矯治機構與社福機構也無法據以研擬相關政策，提供符合受刑人需求的處遇措施與有效的親職方案。
女性受刑人的親職角色是必然的，是有重要影響的，但因其弱勢條件，加上少數而被忽略，真是處弱勢中的弱勢，亟須研究單位、法務機構、社福單位合作，給予積極的關注。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篇主要在探討女性受刑人在監獄內及出獄後親職角色實踐上所面臨的困境與需求，其困境可來自於本身的背景特質及親職行為，所以本章將經由相關研究文獻來探討目前已知的女性受刑人與親職相關的背景特質問題，了解女性受刑人因自己缺席所造成的親職角色實踐狀況和困境，以及因而可能產生的種種不同的親職需求。
第一節 女性受刑人的背景特質與相關研究
研究顯示女性受刑人的背景特質為低教育程度、貧窮、缺乏專業工作技能、成長於不完整家庭、童年曾有受虐經驗、甚或成年家暴問題、單親照顧子女、物質濫用問題、精神疾病等種種不利條件（Kemper & Rivara,
1993; Wright & Seymour, 2000）。
所以作者根據研究文獻的探討，整理出以下影響親職之問題項目加以探討：
一、 年齡
26到45歲正是生養子女的年齡，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顯示：受試者約有七成的女性受刑人（68.6%）正處於此年齡（王瑞婉，2003）。不同的年齡層，所處的家庭生命週期可能不同，其子女的年齡不同，所面對的親職問題不同，親職需求也可能就不同。
二、 教育程度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女性受刑人的教育程度以國、高中為主，國中以下的佔約6成（60.9%），高中程度約三成（33.6%），與法務部之資料相近。完成大專以上教育的只有約5.5%，而國內15歲以上民間人教育程度大專以上者，女性有23.9%（王瑞婉，2003），可見多數受刑人的教育程度是比較低的。
教育程度偏低影響工作機會的獲得，親職相關知識也可能不足，實際接觸女性受刑人發現許多人年少中輟學業，多所後悔，雖只有少數願意或能夠再回學校完成中斷的學業，但有許多人並不排斥終身學習的概念，有97﹪的女性受刑人同意應設置空中大學，便利受刑人進修，充實自己，提高學歷（蔡惠娟，2004），唯目前三所女子監獄並沒有補校教育或空中大學的設置。
三、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對親職有很大的影響，女性受刑人服刑時，更需要配偶擔負起照顧子女責任，因此值得探究婚姻狀況與親職狀況的關係，但在與受刑人的互動中發現，許多受刑人的親密關係相當多變與複雜，子女與親密伴侶間的關係也相當多樣性。
嘉義大學2003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受試者之婚姻狀況約有二成七的女性受刑人（26.8%）為離婚，可能有大約四成女性受刑人家庭其子女原來是生活於單親家庭，如果再加上非婚生子女則比例可能更高，在她們服刑的期間，其子女可能沒有親生父母可照顧或關注其生活的狀況（王瑞婉，2003）。
國外的研究顯示，對女性受刑人而言，離婚是個普遍的現象，3/4的父親離婚後離開了孩子，只有22%的受刑人表示可以倚靠孩子的父親照顧孩子(Dodge & Pogrebin,
2001)。
四、 經濟狀況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女性受刑人入監前的工作狀態，只有1成多的受刑人擁有專業證照（12.8%），74.6%為非主管階層，只有16.8%有固定工作，因此多數家庭可能沒有穩定收入，時時會有經濟上的困難（王瑞婉，2003）。因為教育程度的限制，職業專業能力不足、工作不穩定，收入低、不穩定，低社經背景為受刑人的普遍特徵，多數女性受刑人可能原就有經濟上的困難，而入獄服刑可能讓其生計雪上加霜，經濟不足的負面影響困擾著女性受刑人。
當女性受刑人服刑時或出獄後，很難找到薪資較好的工作，缺乏工作技能且/或因犯罪的紀錄，有時既使有好的工作技能，卻沒人敢用你，負面標籤與矯治機構缺少足以自立的職業訓練，造成很少受僱的機會(Dodge & Pogrebin, 2001)。
貧窮又缺乏工作機會對須獨立撫養子女的母親，是個很大的挑戰，他們須具備謀生技能，須說服雇主願意給他們工作機會，否則很容易他們又走回原先的生活模式，重陷犯罪風險。
對缺乏工作技能者，目前監所多舉辦技職訓練，但許多仍受限於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如美容、美髮或工場作業，許多人認為沒興趣或缺少實際效用，而且因人數限制及種種規定，並非都能如自己預期的參加（蔡惠娟，2004）。
五、犯罪史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顯示：受試者之再累犯率，女性約六成（59.1%）（王瑞婉，2003）。母親常常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服刑者的快速累加，也正象徵著危險的孩子也正在快速累加，再累犯率高，表示約半數以上的子女很難如預期的等到母親回家。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也顯示：女性受刑人的家人犯罪情況較男性受刑人為高，尤其是孩子的父親曾經或正服刑的有35%，甚至有將近1/5的女性受刑人其子女是父母均在服刑的，其手足曾經或正服刑的約為20.5%（王瑞婉，2003）。國外的研究顯示，典型的女性罪犯來自單親家庭且曾有家人服刑（Johnson, 1995）。國內研究顯示，有56﹪的女性受刑人認為自己服刑對子女犯罪影響很大，23﹪認為普通（蔡惠娟，2004）。
犯罪的類型與刑期的長短會影響親職的實踐，犯罪服刑對子女有諸多負面的影響，如父母均服刑，或刑期很長，或不斷犯案服刑，都將影響對子女安置的考量，多人犯案的犯罪家庭其親屬照顧子女的合宜性也值得斟酌。
六、藥物濫用狀況
Kaufman 與Kaufmann多年的研究與實務經驗認為，藥物濫用者常將藥物濫用情形傳給子女，或導致不當管教（引自程玲玲，1997）。程玲玲（1997）的研究也顯示，藥物濫用者會因使用藥物、無足夠的體力與能力照顧子女，加上自己用藥沒有胃口，無法讓孩子正常用餐，會對子女感到厭煩，與子女疏遠，但也因對子女照顧不周而有很深的愧疚，所以藥物濫用者對親職角色存在著相當多的負面影響。
Ferraro 與 Moe (2003)的研究顯示，許多服刑母親以販賣毒品或開空頭支票來養育子女，以毒品來因應家庭暴力或童年受虐的創傷與痛苦，因使用毒品而失去子女監護權，有些人受失去子女的威脅，甚至傷害了子女，仍無法擺脫毒品，但也有許多服刑母親，子女卻是他們戒除毒品最大的驅動力，可見藥物濫用與服刑母親的親職行為、犯罪有其複雜又密切的關係。
美國法務部的統計，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受刑人表示，他們以犯罪獲取金錢購買毒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女性受刑人表示他們犯罪是受毒品或酒精的影響（Greenfeld & Snell, 1999）。在美國，犯罪或服刑之女性受刑人的確與藥物濫用有相當的關聯，所以藥物濫用的治療是矯正機構的重要議題。
七、 受虐經驗
Bandura（1973）認為，家人間之肢體攻擊，不但提供攻擊行為的學習模式，並傳遞了「以肢體攻擊來表達憤怒、壓力、權威是可以被允許的」訊息（吳慈恩，1999）。暴力原生家庭成長兒童，會將暴力及容忍暴力的角色帶到成年的親密關係中，男孩學會在挫折時以暴力解決問題，女孩學會母親的容忍暴力、逆來順受（吳慈恩，1999）。而國內之研究發現目睹母親被虐的女性，也較一般家庭女性有4.3倍機率被打得較為嚴重（吳慈恩，1999），因此暴力可能就如此的代間傳遞下去。
兒童虐待就是戕害兒童最嚴重的行為之一，虐待的影響不只是指影響兒童當時的身心狀態而已，同時更影響到以後是否能成為稱職的父母而繼續影響下一代（王明仁，1997）。黃素珍（1990）以台中市國小五、六所級學童及其父母九百八十二對為，進行父母童年受虐經驗與兒童虐待之研究，發現父母童年曾受虐之父母，較會虐待其子女，其中性虐待影響最深遠，最易導致施以性虐待；其次是曾受身體虐待者，最易導致施以身體虐待。
國外研究顯示，有大約六成的女性受刑人表示曾經經歷身體或性的虐待（Greenfeld & Snell, 1999）。Thompson 和 Harm（2000）以104名女受刑人為對象進行親職課程實驗研究，發現童年遭受身體侵害的比例為44.2%，遭受性侵害的比例為44.4%，而有情緒虐待經驗的則為51.0%。
國內雖有不少家庭暴力的相關研究，但較少對受刑人童年或成年受虐經驗的直接調查數據。許維倫（1997）以在監受婚暴的女性煙毒受刑人與至機關求助的受暴婦女為對象，研究她們遭受婚姻暴力時選擇因應方式的因素與過程，發現在監受暴婦女多不敢、不願告知外人他所遭受的暴力行為，並多將暴力行為的發生歸咎於自己，自貶、自我否認的態度高。研究者在和女性受刑人的實際接觸中，發現許多人的確有類似的想法，並且不忍心結束彼此的關係。
第二節 女性受刑人的親職問題與相關研究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顯示：有70.5%的女性受刑人有孩子，當他們入監服刑時，親職的角色勢必受到影響，受刑人本身實踐親職受到限制，須在遠處盡親職的責任，許多教養責任須由替代照顧者分擔，種種問題因而產生；另外從子女的角度觀之，缺了母親在身邊，也將產生種種問題，本篇將兼顧親與子的雙重視角，探討因服刑母親的缺席所呈現的親職狀況。
為人父母是受到多元因素影響的，除了個人的特質與生命歷史外，必受捯周圍環境相互之影響，現就以生態系統理論的女性受刑人親職生態環境，探討親職角色實踐的影響因素與問題。
一、微系統
（一）受刑人本身
對於扮演親職角色，除了本章第二節所探討的個人特質將帶來影響外，服刑也會造成以下之影響：
1. 自我表白的為難：
Craig (1998)曾就其實務經驗表示，矯正機構中參與親職教育方案的母親都會問：我服刑會對子女造成什麼影響？我應該對孩子說我在哪裡嗎？我要如何告訴他們？我應鼓勵他們來看我嗎？訪視不會造成傷害嗎？
國內的研究顯示，有69﹪受訪女性受刑人之子女知道母親入監服刑，有31﹪的受訪女性受刑人之子女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有54﹪受訪女性受刑人是因子女還小，28﹪是怕影響子女人格發展，10﹪是認為自己對不起子女（蔡惠娟，2004）。
2. 自尊與與自信的喪失：
女性罪犯和假釋者會受到貶抑，他們覺得自尊低、無力和脆弱，使他們在各種關係中倍覺恥辱，部分人會延伸為自己在家時是不夠資格的母親，而且會焦慮於害怕失去監護權（Dodge & Pogrebin,
2001）。研究者的實務經驗中，也發現國內的女性受刑人有相似的心態。
3. 負面情緒經驗：
受刑人最關心的就是與孩子的疏遠，他們經歷了無比的孤立感，此外附加的痛苦是不能照顧孩子的挫折感、衝突感和罪惡感，他們覺得失望和沮喪，最傷痛的是先生帶著孩子走向另一個女人，失去了先生，也失去了孩子（Dodge & Pogrebin, 2001）。受刑人最常想到的事與最大的心理影響是想念家人與擔心孩子的福祉（Kiser, 1991）。她們焦慮於分離讓孩子忘記了自己，自責沒法參與子女的生活經驗，錯過他們的成長歷程。
4. 監護權的不確定：
因為孩子寄養於寄養家庭，缺少探視，母親可能因缺乏接觸，不符合社會福利合約要求，或由祖父母、親戚幫忙照顧孩子，增加他們的負擔，卻不敢尋求經濟補助，就怕因為經濟能力不夠失去監護權。（Dodge & Pogrebin,
2001）。
在與受刑人的實際接觸中，發現當子女由先生或婆家照顧時，服刑的母親會有較多的不安，因為婆家對服刑母親的缺席，會有較多的不滿與抱怨，或對子女指責服刑母親的不是，限制其接觸，所以服刑母親無法接近子女，也沒有解釋的機會，待其出獄，先生或男友可能已再娶或另結新歡，甚至失去蹤跡。
犯罪、服刑的母親，當其臨時被捕或入監執行時，很多人沒有足夠的能力或法律資訊，為子女的監護權及安置表達意見，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極需要相關的教育與諮詢。
5. 缺乏維持親職的支持：
嘉義大學2003年的調查顯示：由子女狀況的調查，有70.9%的女性受刑人有子女，但由其婚姻狀況可見只有37.1%為已婚狀況，所以至少有三成多的女性受刑人可能為單親媽媽或未婚生育，他們可能需要獨立撫育其子女，當其服刑，子女照顧就成了極大的問題。
由收容機構或寄養家庭照顧的方式女性受刑人3.3%，比例低於美國的數據7.9 %，國內收容機構和寄養家庭有限，女性受刑人對收養機制與管理缺少了解或信任，而國人對社會服務的觀念也都亟須加強。
6. 社會烙印：
每個人總是認為罪犯就是個罪犯，孩子的朋友，當他們的父母發現罪犯的背景，他們會不再讓他們的孩子與罪犯的孩子一起玩（Dodge & Pogrebin,
2001），這是為人母最不忍心的，也是許多母親希望隱瞞服刑的原因。
國內蔡惠娟（2004）的研究顯示，39﹪受訪女性受刑人認為子女被歧視的現象很嚴重，37﹪認為普通。認為嚴重者有39﹪認為歧視來自學校，39﹪來自社會鄰里，13﹪來自親人。
7. 子女聯繫與探視問題：
扮演母親的角色與照顧小孩，才是女性受刑人在監受刑最關心的問題，尤其是親子關係的剝奪感。Dodge & Pogrebin (
2001) 提到在許多的研究中顯示，被受刑人列為最關心的就是與孩子的疏遠，她們經歷了孤立感，不能照顧孩子的挫折感、衝突感和罪惡感，覺得失望和沮喪，甚至焦慮於害怕失去監護權。所以子女的聯繫與探視有助安定受刑人的情緒，及維繫親子的關係，保障子女的監護權。
嘉義大學2003年的調查顯示：如果針對有子女的受刑人與子女的聯絡狀況進行分析，結果可見子女會最常與受刑人聯絡的約47%，子女會最常前來探視的，約41%，至於受刑人會經常與子女聯絡的，約64%，表示還有四成的子女與父母的聯繫是有待加強的。另一項研究顯示，知道受訪女性受刑人入監服刑之子女會來探視的，每月兩次以上的13﹪，每月一次的20﹪，37﹪偶爾來探視，但有29﹪是不曾來探視的（蔡惠娟，2004）。
8. 管教的困難：
分離使親子接觸減少，出獄後即使有心當好媽媽，會遇到許多困難，可能沒有能力滿足孩子情感與物質的需求，假如孩子變得敵意和指責，表現出憎恨與不願順從時，往往使母親會因自己離開而覺得罪惡感，而在懲戒或教導時出現過度補償的現象（Morton, & Williams, 1998）。
（二）女性受刑人服刑對其子女的影響
從國外相關研究發現，母親犯罪可能對其子女造成相當大的傷害，兒童或青少年因父母犯罪入獄而可能受到下列影響：
1.
無辜的受害者
判刑是為了懲罰犯罪者，不是其子女，但是孩子常常成為處罰的另一部分（Cunningham, 2001）。目睹犯案過程、被捕情節對孩子都是莫大的衝擊，尤其是年幼的子女，較大的孩子有些會有想幫助母親卻不知如何做的困擾(Kiser, 1991)。受刑人子女被迫目睹犯案過程、被捕情節，造成莫大的衝擊，經驗分離創傷、生活變化、社會歧視與排斥，這些都不是他們的所作所為而起，也非他們意願能選擇的，他們只能被迫接受。
2. 生活照顧改變的影響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顯示：男性受刑人的子女約有6成由其生母照顧，但女性受刑人的子女卻只有約1/3是親生父親照顧，可見女性受刑人子女的生活安置，隱藏著更多的變數。由子女狀況的調查，有70.9%的女性受刑人有子女，但由其婚姻狀況可見只有37.1%為已婚狀況，所以至少有三成多的女性受刑人可能為單親媽媽或未婚生育，他們可能需要獨立撫育其子女，當其服刑，子女生活照顧將須改變。
國外研究顯示，女性受刑人的子女可能經驗較大的家庭破碎，由祖父母或其他親人照顧（Cunningham, 2001），子女須經驗照顧者的更換或多次更換的不穩定，兄弟姊妹也可能因分別安置而分離（Gabel & Johnston,1995）。祖父母或親戚幫忙照顧孩子時，有時因孩子數增加，資源有限，或因其他責任負荷，耗盡經濟、精神與情感，尤其是毒品與犯罪的環境中，極度壓力下，照顧可能是缺少品質的(Enos, 2001)。但大部分女性受刑人相信出獄後會對孩子負起責任（Morton & Williams, 1998）。國內對女性受刑人將來照顧子女的意願與困難尚缺少了解。
3. 缺少聯繫：
Johnston(2002)強調兒童發展孕育於知覺的人際關係，兒童透過觸摸、嗅覺、聲音和觀察而認識到父母，所以受刑人的面對面接觸是不可少的(Clayton & Harry, 2002)。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顯示：針對有子女的受刑人與子女的聯絡狀況進行分析，女性受刑人有約47%子女會最常聯絡，有約41%子女會最常前來探視，至於會經常與子女聯絡的女性受刑人約64%，表示還有四成的子女與父母的聯繫是有待加強的（王瑞婉，2003）。另一項研究顯示，知道受訪女性受刑人入監服刑之子女會來探視的，每月兩次以上的13﹪，每月一次的20﹪，37﹪偶爾來探視，但有29﹪是不曾來探視的（蔡惠娟，2004）。
國內女性受刑人與親人聯繫以信件為主，特殊情況始能以電話聯繫，但現在孩子較少寫信的習慣，對年幼的子女無人協助與教導更難以信函聯繫，使親子的聯繫受到影響，往往年幼孩子越需要母親卻越無法探視、聯繫父母。國內也較少了解子女無法或較少探視的研究。
4. 子女發展上的危機
當父母犯罪服刑時一系列的生活事件，必對其子女發展造成影響，Johnston（1992）對父母服刑的子女研究時，發現有三項因素──親子分離、持久的創傷壓力、照顧品質不足──將出現在大部分的父母服刑子女研究中。父母服刑對子女發展造成相當的影響，損害到親子之間的關係、發展退化、不適當的分離焦慮、嚴重創傷壓力反應、創傷反應行為、缺乏因應創傷的能力、對自我概念不佳、抗拒行為約束、倖存者的罪惡感等等，而這些影響將伴隨著他，造成更多負面的影響，除非得到適當的協助，降低其危害。
5. 對行為與情緒的影響
許多研究顯示，受刑人孩子受父母入獄影響，常有行為與情緒反應，如：心理狀態（作惡夢、恐懼、沮喪、賴床、退化性行為、退縮）、在校的情形（抗拒、曠課）、還有一些外在行為的表現（逃家、吸毒、違法）(Lowenstein,1986)；有時孩子相信是他做錯了什麼事，父母才會離開，因此經驗到憤怒、羞愧、罪惡感、孤立和迷惑，有時也疑惑於父母的行為與他們教導自己的兩者間的矛盾（Cunningham, 2001）；而Kiser（1991）的研究也證明父母親入獄確實會加速、加重孩子的行為與心理問題；Morton & Williams（1998）則指出母親協助孩子社會性與情感發展的角色上更顯重要，缺少這樣的連結，孩子在學校會有許多問題，如學業障礙、破壞性、反社會等問題，顯示母親服刑與孩子犯罪有高相關性。
國內蔡惠娟（2004）對女性受刑的調查發現，受訪女性受刑人有37﹪認為對子女學業有影響，11﹪認為對社會地位有影響，5﹪認為對工作有影響，32﹪認為沒影響。有56﹪受訪女性受刑人認為自己服刑對子女犯罪影響很大，23﹪認為普通。
6. 受刑人的家庭有危機，子女的犯罪風險性高
受刑人的家庭問題複雜，例如父母缺乏教育、貧窮、家庭暴力、兒童虐待、人際關係問題、居住條件不良，甚至父母的藥、酒癮問題、精神疾病問題等等，他們的問題往往是多重的。國內研究顯示了收容人家庭本質脆弱．外在資源貧脊，體制內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的福利資源無法給予適當的支援與協助，家庭終因主要照顧者鋃鐺入獄而瓦解（
Kemper與 Rivara (1993)因受刑人家庭問題出現的高頻率，將其列為高風險家庭，是進入刑事司法系統的高危險群（Breen, 1995），研究者估計父母服刑的子女其犯罪的傾向，約為其同儕的六倍，美國司法統計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JS）的調查顯示，約50%的少年犯其父母曾入獄服刑（Bilchik, Seymour & Kreisher,
2001）。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2003年的調查顯示：女性受刑人其父母曾經服刑的有2.8﹪，正在服刑的有1.6﹪；其子女曾經服刑的有1.5﹪，正在服刑的有2.1﹪（王瑞婉，2003）。在台灣，從兒童及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其父母犯罪的比例較一般兒童及青少年的父母高，例如：在夏以玲（1999）探討家庭暴力對少年暴力犯罪行為影響的研究中，發現暴力犯罪少年的母親因犯罪坐牢的有3%，非暴力犯罪少年其母親因犯罪坐牢的有1%，而一般少年則沒有母親因犯罪坐牢的；蔡文龍（2003）的研究中，從事性交易兒童及少年有4.5%母親服過刑。可見國內母親服刑有增加子女行為偏差與犯罪的風險。
（三）親密伴侶（配偶、同居人、子女生父）的影響
離婚對女性受刑人是個普遍的現象，也是分離、孤獨的另一個因素，不像男性受刑人，女性無法指望配偶或重要他人為孩子提供一個家，他們為孩子受到的照顧形式而焦慮，3/4的父親離開了孩子，只有22%的受刑人表示可以倚靠父親照顧孩子(Dodge & Pogrebin ,
2001)。Kiser(1991)提及許多研究顯示很少孩子是與父親一起，也很少婚姻能維持不變。
另一個讓人關心的是子女父親負責的程度，最讓女性受刑人傷痛的是先生帶著孩子走向另一個女人。女性受刑人的配偶工作情況不穩定，較多有犯罪前科，吳賢藏更曾提及：會犯罪女人背後，常有一個為非作歹或無情無義的男人（引自李美枝，1998），許多配偶也是在監受刑，甚至是讓其入監的主要因素（李美枝，1998），往往也是受刑人在監不安的因素。所以對女性受刑人來說，親密伴侶對教養子女的幫助有時不大，反而是讓其入監失去子女的原因。
親密關係可影響女性受刑人親職角色的實踐，服刑時子女的照顧、管教是否能得到親生父親的協助，對子女的安置能否得到態度一致的共識，都是重要的議題。更重要的是影響服刑母親能否繼續子女監護的權利，如果原本子女監護權就歸於孩子父親，由夫家照顧，則女性受刑人服刑，對子女的照顧影響就不大，受影響的是可能夫家會限制與子女的接觸，破壞親子的關係；如果子女本由受刑人照顧，則受刑人服刑時，子女的安置將是個問題，須考慮如何對子女最有利。
（四）親屬
有許多的女性受刑人其子女是靠親屬幫其照顧的，嘉義大學2003年的調查顯示：女性受刑人的未成年子女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照顧的有45.3%，由其兄弟姊妹照顧的有7.1﹪，可見一半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須靠親屬的協助照顧（王瑞婉，2003）。
受刑人比較喜歡讓孩子由家人照顧，因為（1）避免將孩子推向陌生人，親人比較能真心照顧，幫助其對家庭的認同，（2）親人比較可能鼓勵孩子來探視，與母親保持親近的關係，（3）如果由家人照顧，將來較可能帶回孩子(Kiser, 1991)。
親屬協助照顧最多的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他們往往遇到情緒、體力、經濟的困難。他們失去自己的自由，沒法從事個人興趣的活動，疏離自己的朋友，照顧的責任替代了含飴弄孫的樂趣，須擔心孩子的福祉，身心疲累，甚至得退休後重新找工作，困擾於提供孩子成長須要的空間 (Young & Smith, 2000)。
服刑最艱困的事就是與子女分離，受刑人需要配偶或家人帶子女來探視（Weilstein, 1995），因為服刑時往往無法當父母，也只能保持很少的接觸，而親屬是女性受刑人最重要的親職替代者，他們的表現影響著女性受刑人的親職角色，也直接影響受刑人子女的發展與未來。
（五）矯治人員
矯治人員是與受刑人生活接觸最密切的，他們對受刑人的態度、想法直接影響著彼此的互動，他們對不同性別的處遇概念，對受刑人為人母角色的評價，均會影響其管理行為，而影響女性受刑人對親職角色的扮演。
女性受刑人在體型和特質上與男性不同，女性心思較細膩、敏感，情緒欠安定，管理上須有特殊的技巧──能回應情感性的表達，開放性的溝通能力，管理上較不具攻擊性，對受刑人表現了解與支持（Morash, Bynum & Koons,
1998）。他們在意的親職問題、懷孕照顧、童年受虐、家暴問題、精神失常問題均有別於男性，管理人員須在相關方面有更多的訓練。
美國法務部國家矯正協會的資訊中心所做全國女子監獄的調查，了解女子監獄現行的特殊議題，發現戒護人員與受刑人的配置比例約為1比3.8─4.6，平均4.4。管理女性受刑人的訓練大約分職前、在職和特殊訓練、各州針對女性受刑人議題的訓練實施差異很大，時數不同，訓練單位不同 (Thigpen & Hunter,1998)。國內在人員配置上的比例為1比15（法務部，2003），顯然比美國欠缺人力，人員的訓練據實際了解也少對女性受刑人的特殊議題做有計畫性的訓練，研究者擬就受刑人的實際感受及監所的規劃進行了解。
二、外系統
（一）子女安置問題
女性受刑人為了維持與孩子的關係所需克服的障礙，是讓人沮喪的，祖父母或親戚幫忙照顧孩子，經濟狀況不好卻不敢尋求經濟補助，因為尋求協助可能因照顧條件不良，孩子會被送往寄養家庭或由社福機構收容，孩子如寄養於寄養家庭或政府監護，往往缺少探視，則母親可能因缺乏接觸，或缺少經濟上的支持，難顯示有能力照顧和適當的供應，而不符合社會福利合約要求，可能在監就失去了監護權，(Dodge & Pogrebin ,
2001)。
除了害怕失去監護權，常常不同的孩子會被分到不同的家庭或機構，讓母親很難確知他們的去處，因此很難見到他們(Dodge & Pogrebin ,
2001)，而手足也因母親服刑而分離。
由以上的研究，發現大致由親人、福利機構代為照顧，但都存在著不同的困難，尤其牽涉到出獄後監護權的歸屬，也看出因政策及現實的問題，使受刑人並無法依照自己的意思安置自己的孩子。
（二）社會福利制度
許多女性受刑人因親密關係的複雜，戶籍並未能真正反應其實際狀況，例如有婚姻關係卻無婚姻之實，雙方可能已分離不互動，或因種種問題無法終止關係；可能有家人，家人不願支助，或已沒有來往，所以這些關係人如有資源，受刑人無法真正得到幫助，卻也失去尋求急難救助條件，或低收入戶的協助，於是徘徊在尋求不適當的經濟來源之途，潛藏生活困難與再犯的危機。子女安置雖有社福機構與寄養家庭的服務，一來國人觀念不易接受，二來有上述扥育的問題，往往讓許多受刑人遲疑。
（三）監獄管理政策
許多專家相信要改善受刑人矯治效果，須維持並加強家庭關係，改善處遇方式，注意家庭議題及服刑對家庭的社會、心理、經濟衝擊，需要公、私機構合作提供父母、孩子、照顧者三方面之資源以加強家庭維繫，國內的矯正政策也在改進中，但在執行機構中的實施情形則有待觀察與評估。
美國法務部國家矯正協會的資訊中心所做全國女子監獄的調查，了解女子監獄現行的特殊議題，發現戒護人員與受刑人的配置比例約為1比3.8─4.6，平均4.4。管理女性受刑人的訓練大約分職前、在職和特殊訓練、各州針對女性受刑人議題的訓練實施差異很大，時數不同，訓練單位不同 (Thigpen & Hunter,1998)。這些都值得國內參考與加強的。國內在人員配置上的比例為1比15（法務部，2003），顯然比美國欠缺人力，人員的訓練據實際了解也少對女性受刑人的特殊議題做有計畫性的訓練。
家庭之重建與維繫，需要親子的接觸與聯繫，研究顯示，保持與家人聯繫者出獄後較少再犯，研究也指出受刑人準備在監期間重建與家人關係，許多獄方的方案可以發展其技能（Cunningham, A.,2001）。但聯繫的方式許多，卻各有其限制，國內的電話聯絡規定較嚴，特殊事件或長期家人沒有聯絡的情況下始能申請，信件聯絡對年幼子女較為困難，信期規定對長刑期者不利，往往在初期發信間隔期長、對象限制的情況下，即已失去維繫的機會。探視部分，國內相關的資料少，需要更多的探討，了解受刑人聯繫的困難，才能在政策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為使攜帶子女入監服刑之女性受刑人安心服刑，並避免幼童在特殊環境下成長，影響其身心發展，法務部除積極輔導女性收容人，主動聯繫家屬儘量將子女攜回照顧外，並洽商育幼救濟機構或其他社會福利團體協助安置。此外，各監所均依規定設置「保育室」，並充實相關設施包括：嬰兒床、學步車、軟質地板墊、空調設備、安全玩具、幼兒教育器材、圖書、影音軟體等，另定時安排女性收容人攜其子女至戶外活動，以利幼童身心健全發展。該項政策有利暫時無法尋得資源之受刑人解決子女安置問題，對短刑期受刑人或可可避免短暫轉換子女照顧者之不利影響，但長時間留置及實際執行效果則有待觀察、評估。
三、大系統
（一） 社會烙印
沒有人相信受刑人改變了，不同了，不論花多少時間，每個人總是認為罪犯就是個罪犯。孩子的朋友，當他們的父母發現受刑人罪犯的背景，他們不再與之說話，不再讓他們的孩子與其孩子玩，社區常勉強接受受刑人或更生人卻又將其道德判斷為壞人，很少努力於真的接納。很多婦女相信一旦被認為罪犯，在別人眼中永遠為罪犯，甚至有人經驗過被社會機構為難，犯罪的烙印與恥辱注定被排斥(Dodge & Pogrebin ,
2001)。
負面標籤也造成很少受僱的機會，受刑人須獨立，但沒有人願僱用坐監的人，很難找到薪資較好的工作，因為缺乏工作技能且/或因犯罪的紀錄，即使有好的工作技能，也沒人敢用你，如此也難找到永久的住處 (Dodge & Pogrebin
, 2001)。
儘管政府提出諸多受刑人更生保護計劃，但擔心、排斥的風氣，仍使大多數人在認知上知道應該接納犯過錯的人，但治安的疑慮使人猶豫不前。
（二） 社會價值觀
謝秀芬（1997）在探討現代婦女的家庭價值觀的研究中發現，多數婦女仍然持傳統的觀念，非常重視子女的價值與生命的延續，認為子女是家庭努力的目標，約8成的婦女同意家庭生活重心應放在對子女的栽培，86%的婦女同意子女能夠順利成長，各自成家立業，人生就沒有白過了。女性受刑人雖是在監獄中，和她們相處時，也常常可以聽到相似的聲音，甚至許多人願意為了孩子改正自己，孩子的鼓勵與期待是他們成功重回社會的最大驅動力。
傳統上﹐將母親角色視為女人理想的天職，而母職的神聖化、偉大化又更加使女人無法擺脫此沉重的責任。社會上、媒體中、甚至於專家學者的口中，常將社會或家庭的問題，如少年犯罪及親子問題，歸咎於母親身上，更認為犯罪服刑的母親不可能扮演好母親的角色。社會建構的母職概念雖然一方面讓服刑母親背負沉重的包袱，甚至成為犯罪的推力，但是一方面女性受刑人對親職角色的認同，也可成為她們負責與改過的驅動力。
綜合以上的彙整與探討，可以知道女性受刑人的親職實行，受到諸多現實因素的影響。
第三節 女性受刑人的親職需求與相關研究
女性受刑人的親職角色受到個人特質與周圍環境層層系統的影響，由這些影響因素所引起的問題，顯現女性受刑人在實踐其親職角色上，需要許多資源的協助。國內外許多的研究也探討受刑人之親職需求，有自其問題看需求，有自實施方案探討其需求，有自其成功重回社會之成功因素看其需求，亦有直接探討其知覺的需求，研究者經整哩，略述於後。
黃素珍（1990）以台中市國小五、六所級學童及其父母九百八十二對，進行父母童年受虐經驗與兒童虐待之研究，發現父母童年曾受虐之父母，較會虐待其子女。在兒童虐待之路徑分析模型中，父母受虐經驗對兒童虐待有很強的直接作用，但透過教育程度、職業、家庭收入，產生轉折效果，可打破父母童年受虐經驗與兒童虐待之關係使虐待行為減弱，其中教育程度為最有力的因素，所以如能給予女性受刑人適當的教育，及職業、收入的加強，或可降低兒虐的代間傳遞。
國外針對女性受刑人家庭之需求的相關實證研究相當地多，Gondles (1998)提到，女性犯罪者的需求在許多方面與男性相似，然而有些獨特的需求是起因於性別的不同，例如：健康照顧、親職的主動權、創新的職業訓練方案。女性犯罪者入獄前可能受到多年的暴力虐待，因此有身心復原的需求 (Gondles, 1998)。
Maryland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and Correctional Services考慮到女性受刑人的親職、健康和職業議題，提供了針對女性需求（養育子女、子女照顧與監護權、家庭計畫、產前與產後照顧、性傳染病、職業準備）的特殊方案。例如：家庭計畫（Family planning）、貧窮婦女的健康照顧與親職議題（Baby talk）、毒癮與懷孕中心（Center for Addiction and Pregnancy）' 租屋贊助工作坊（Tenant Advocacy Workship）、暫時性監護（Temporary Guardianship）、子女寄養之母親的團體諮商，社會服務部門的介紹 (Flanagan, 1995)。
美國法務部國家矯正協會的資訊中心所做全國女子監獄的調查，其中49州給予回應，了解女子監獄現行的特殊議題，包括人員配置比例及性別分析、管理女性受刑人的特殊訓練實施和針對女性受刑人的特殊方案與政策(Thigpen & Hunter,1998)。方案部分有針對女性特有的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的特殊議題，以及針對女性受刑人所調整內容的生活技能訓練與物質濫用治療方案。前者包括：嬰兒照顧方案、改善女性受刑人自尊方案、家暴倖存者團體輔導方案、健康教育方案；後者包括：親職教育方案、家庭重建方案、物質濫用治療方案、生活技能訓練、心理衛生復原方案、及其他少數如：情緒管理、職業訓練等(Thigpen & Hunter,1998)
Singer, Bussey, Song, and Lunghofer
(1995)訪談了207位Cleveland House of Corrections的受刑人確認他們出所後的需求為：1.住宅，2.藥物諮詢，3.精神健康諮詢，4.經濟資助、貸款，5.酒精問題諮詢，6.教育與訓練，7.醫療照顧，8.家庭支持，9.特定事項（食物、衣服），10.接回子女，11. 兒童照管，12.親職課程，13.宗教/教會支持，14.法律議題(引自Parsons & Warner-Robbins, 2002).。
Clayton 與 Harry (2002)提出協助服刑父母的方法，父母增能教育和支持，親子溝通方案，親子訪視方案，父母支持團體，治療家庭訪視方案，親子居住方案，父母自助行動（parent self-help initiatives.）。受刑人支持團體有很大的功效，特別是以子女教養為主的團體，不論是對長刑期或短刑期均有益。
Kazura (2001)探討受刑人家庭需求，以問卷方式由有意願與子女重聚的99位男性和37位女性受刑人回答，問卷包含50個題項，分成親職議題、財務議題、探視方案、矯正場所、社會支持服務、生活技能六個分量表，研究結果：1. 親職議題──女性受刑人服刑期間是關心他的家人和子女的，女性特別有興趣於子女議題；2. 財務議題──他們關心出獄後的財務問題，而希望提高教育程度、職業訓練與財物管理；3. 探視方案──女性受刑人較有興趣於探視後的家庭諮商，家人探視的交通問題，家庭日活動，與子女見面時有適當的場所與活動；4. 矯正機構政策──受刑人重視接見政策與家人獲得假釋資訊；5. 社會性支持──女性受刑人有興趣的是家庭諮商、支持團體、子女的支持團體、信任與生氣議題、溝通技巧、子女與生父之互動；6. 生活技能訓練──受刑人較有興趣的是社區資源、情緒管理、出獄後家庭計畫。
Morash, Bynum與 Koons
(1998) 對州立矯正機構行政人員與地方監所管理人員做關於女性受刑人在管理、篩選、評估、方案等領域的需求調查發現，女性受刑人的需求與男性不同，起因於女性較多性或身體虐待的犧牲者，和照顧子女的責任，此外較可能沉迷藥物或罹患精神疾病，因而需要特殊的管理（情感表達的回應、開放性溝通）和方案，以符合女性之需求。
Parsons & Warner-Robbins (2002)以參與Welcome Home Ministries (WHM)方案的成員為對象，共訪談了27位女性受刑人，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出獄者將同時面臨許多問題，如應付受虐與忽視的過去與現在、貧窮、尋找住處、藥癮／母親責任／服刑的復合問題。從訪談內容發現支持女性受刑人成功回歸社區的12項關鍵因素為：1. 信仰天主為生命中力量與和平的來源；2. 擺脫藥癮和復原的重要性；3. 團體和教會的支持；4. 牧師的監所訪視與支持；5. 有支持作用的朋友；6. 有支持力的家庭；7. 服刑後成功適應社會的示範；8. 個人決心的力量；9. 子女為改變的驅動力；10. 職業的重要性；11. 幫助他人；12. 學習處理過去留下的情感和議題 (Parsons & Warner-Robbins, 2002)。
O'Brien (2001)從18位女性受刑人的敘事中，學習到成功重回社區的五項課題1.需要一個安全負擔得起的住處（如親人處暫住或中途之家）；2.獲得與維持工作與合法的收入（克服缺乏教育程度、性別歧視、毒品與犯罪烙印、家暴等問題）；3.重建與他人的關係（透過各種必要的幫助，修復與親屬、子女、監護人、家人特別是母親的關係）；4.發展社區成員身分（融入社區）；5.認同自我良知與自信（提昇自我效率感、創造合理競爭、決定改善個人健康、以內在資源培養希望、決定未來自我）。
綜合以上，服刑母親的需求是多元複雜的，整理歸納如下：
（一）親職議題
議題包括女性受刑人的子女議題，如服刑的影響、子女照顧、子女管教、如何處理子女的壓力與恐懼、如何規範子女、子女發展……等。
（二）經濟議題
女性受刑人與其子女須要負擔居住處，須要穩定的工作以承擔自己和家人的需求，女性受刑人須要提高學歷、專業職技訓練以提昇獲取工作的能力，所以該議題包括教育需求、職技訓練需求、管理資源、善用資源的能力，求職資訊，社會福利資源資訊，經濟資助與貸款……等。
（三）醫療與健康
女性受刑人的特殊經驗中包括了藥物濫用問題、童年期與成年期的暴力受虐經驗、精神疾病、性病與愛滋病風險均可能須要特殊之復原方案，如教育、心理諮商輔導與醫藥治療。
女性之懷孕、生產照顧，家庭計畫，與母入監之幼兒的照顧、保健、醫療都是可能的需求。
此外，還有一般性的藥物諮詢、精神健康諮詢、健康服務、健康教育。
（四）社會支持性服務
社會支持包括資源訊息提供與情感支持，如法律諮詢、社會福利諮詢、女性受刑人支持團體、照顧者支持團體與子女諮商輔導、子女支持團體、宗教教誨與支持、社區融入技能。
（五）生活技能訓練
幫助服刑父母發展對復原很重要的基本生活管理技能，及改善受刑人復歸社會所需的各項生活技巧，例如憤怒管理、問題解決、壓力管理、情緒管理、學習建立健康的社會支持網絡，協助計畫重回家庭與社區，目標設定與達成、決策能力、表達與溝通、問題解決、求職技巧……等。
（六）監獄服務
持續的聯繫是服刑後家庭重整最重要指標，所以聯繫的規定是受刑人關心的，如電話、通信、接見、面懇、家庭日各項規定的時間、對象、實行的場所，須要更彈性的需求。攜子女入監的相關實行措施，生活照顧、醫療保健的需求。監所管理制度與管理人員適切性的需求。
第三章 結語
由於服刑，女性受刑人只能在遠處實踐親職責任，為了保護她們無辜的子女，減少負面影響與成為未來的社會問題，希望她們的子女能得到妥善的照顧。根據以上的探討，我們知道，她們有自己的困境與需求，她們需要接受協助、尋得資源，讓自己和子女有好的未來。她們雖然一樣是母親，但她們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除了像一般父母所可能遇到的之外，可能有一些是特殊或更嚴重、更基本的問題，如：長時間的缺席、經濟狀況不足或不穩定、藥物濫用問題、受虐創傷經驗、身心健康.…等，當她們無法克服這些困難時，她們子女的成長與發展將成為延續的問題，因此協助她們時須同時考慮到親子雙方面的需求與利益，了解她們的困境與需求應是很重要的、很值得相關單位重視的議題。
參考書目
中文參考書目
王瑞婉（2003）。隱藏的家庭─受刑人家庭現況出探。載於「2003兒童少年保護──從家庭做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87-209。
李美枝（1998）。女性犯罪的型態與社會心理歷程：以台灣第一所女子監獄受刑人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刊，第86期，73-120頁。
吳慈恩（1999）。邁向希望的春天─婚姻暴力受虐經驗之分析與防治實踐。高雄，高雄家協。
法務部（2005b）。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資料─監獄年底在監受刑人犯罪次數。線上檢索日期：
夏以玲（1999）。家庭暴力對少年暴力犯罪行為之影響。私立靜宜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許維倫（1997）。遭受婚姻暴力婦女因應方式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程玲玲（1997）。海洛因成癮者的家庭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0（2），45-65。
黃素珍（1990）。父母童年受虐經驗兒童虐待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蔡文龍（2003）。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短期收容功能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蔡惠娟（2004）。兩岸女性受刑人處遇之比較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謝秀芬（1998）。台灣女性的家庭角色觀與工作觀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報，4，1-34。
英文參考書目
Bilchik, S. , Seymour, C. & Kreisher, K. (2001).
Parents in prison. Corrections Today,
63(7), 108-111.
Breen, P. A. (1995). Bridging the Barriers. Corrections Today, 59(6), 96-98.
Clark, J. (1995). The impact of the prison environment on mother. Prison Journal, 75(3), 306-329.
Clayton, S. L. & Harry, J. L.(2002). Parenting From Prison. Corrections Today, 64(6), 38-39.
Craig , A. M.(1998). Meeting the Needs of Children of Incarcerated Mothers. Present at
The Fif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the Family & Corrections. Retrieved Oct 25, 2004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fcnetwork.org/5thconf/5meetneed.html
.
Cunningham, A. (2001). Forgotten families—the
impacts of imprisonment. Family Matters,
59, 35-39.
Dodge, M. & Pogrebin, M. R.(
2001).Collateral costs of imprisonment for women: complications of
reintegration. Prison Journal, 81(1), 42-54.
Enos, S.（2001）. Mothering From the Inside: Parenting in a Women's Prison. N. Y. :
Ferraro, K.J. & Moe, A.M. (2003). Mothering, crime, and
incarc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1), 9-40.
Flanagan, L W. (1995). Meeting the special needs of females in custody:
Gondles, Jr., J. A.(1998).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female offenders. Corrections Today, 60(7), 6.
Greenfeld, L.,& Snell, T. (1999).Women
Offender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cember 1999).
Johnson, D. (1995). Incarcerated Parents. in Gabel, K. and Johnson, D.
(Eds.), Children of Incarcerated Parents.
Johnston, D., & Gabel, K.
(1995). Incarcerated Parents. In D. Johnston & K. Gabel (Eds.), Children of incarcerated parents (pp.
3-20).
Kazura, K.(2001). Family programming for
incarcerated parents: A needs assesment among inmate.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32(4), 67-83.
Kemper, K.J. & Rivara,
F.P. (1993). Parent in jail. Pediatrics,
92(2), 261-264.
Kiser, G. C. (1991). Female inmates and their
families. Federal Probation, 55(3), 56-63.
Lowenstein, A. (1986). Temporary single
Parent—the case of prisoners’ family. Family
relation, 35 ,79-85.
Moore,A.R. & Clement,M.J. (1998). Effects of
parenting training for incarcerated mothers.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27, 57-72.
Morash, M., Bynum, T. S. and Koons, B. A. (1998). Women
Offenders: Programming Needs and Promising Approaches. National
O'Brien, P. (2001). "Just like baking a
cake": Women describe the necessary ingredients for successful reentry
after incarceration . Families in Society,
82(3), 287-295.
Parsons, M. L. & Warner-Robbins, C. (2002). Factors that support
women's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the community following jail/prison.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 23,6-18.
Thigpen,M.L. & Hunter, S.M. (1998). Current issues in the operation of women's
prison. The report of National Institue of
Corrections Information Center. Retrieved Oct 25 2004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nicic.org/Misc/URLShell.aspx?SRC=Catalog&REFF=http://nicic.org/Library/014784&ID=014784&TYPE=PDF&URL=http://www.nicic.org/pubs/1998/014784.pdf
Thompson,P.J. & Harm N.J.(2000).Parenting from prison:helping
children and mothers. Issues in
comprehensive prediatric nursing, 23,61-81.
Wright, L. E. & Seymour, C. B. (2000). Working with children and families separated
by incarceration: A handbook for child welfare agencies.
Young,D.S. & Smith,C.J.(2000).
When moms are incarcerated The needs of children, mothers, and caregivers. Families in Society, 81(2), 13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