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不同維度的意識形態文本----對“神舟六號”和“超級女聲”的意識形態解讀

王宗峰

四川大學文新學院博士生、安徽淮北煤炭師範學院講師

摘要：

“神舟六號”和“超級女聲”這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現象，其實可以視為兩個維度不同的意識形態文本。如果說“神舟六號”作為一個文本，隱喻著主導意識形態自上而下的建構，那麼，“超級女聲”則表徵著民間話語以狂歡的方式對這種意識形態自下而上的消解，負載著民間的意識形態。

關鍵字： 神舟六號、超級女聲、意識形態文本、狂歡

“神舟六號”和“超級女聲”這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現象，其實可以視為兩個維度不同的意識形態文本。如果說“神舟六號”作為一個文本，隱喻著主導意識形態自上而下的建構，那麼，“超級女聲”則表徵著民間話語以狂歡的方式對這種意識形態自下而上的消解，負載著民間的意識形態。

上篇：“神州六號”的意識形態解讀

“超級女聲”再一次閃亮登場，中國載人飛船又一次騰空而起，兩個時差不算太遠的本土事件都贏得了數以億計的目光，而且已沖出國門，很是值得思索與探討。本文試圖將此二事件視作兩個似乎尚未塵埃落定的文本，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加以闡析。

“意識形態”這一術語，在其原創者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那裏，既具有一般的哲學意義，也含有政治學意義；而現代思想和學術領域則更凸顯其政治含義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過分發展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早期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以致完全在否定的意義上理解和使用“意識形態”這一概念。卡爾· 曼海姆激動不已地宣稱 ，意識形態不過是由特定社會集團、階級支持的具有社會意義的思想體系，該思想體系 “是被維護現存制度或復辟過去社會制度的願望所曲解了的一切思想；思想體系是既得利益或反動綱領的表現” 1。在這種完全否定的前提下，意識形態的虛假性就被煽動性地無限放大了。本文主要是在政治學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意在強調其政治色彩，並無意於否定和肯定介面的嚴格區分。

既然將事件或現象視作文本進行闡釋，就難免存在某種程度的誤讀，難免帶有成見，不過只要不滑到拿“誤讀”當作肆意尋歡作樂的藉口的境地，而是慎重且理性地前行，倒是不必憂心忡忡。

現象透視：意識形態的植入

本是科技事物的“神舟六號”載人飛船也負載了意識形態，本文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解析其意識形態含蘊。

1， 命名中的意識形態色彩 不論是載人還是載物，航太飛船升天，就其本身而論都應是科技領域內的事情或現象，可事情遠非如此單純，這種科技事物從一開始就被植入了政治內涵，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單從命名即可見出一斑。“神舟”之“神”便寄寓著熱望、虔誠和膜拜，意味著該科技事物凝聚的不只是目光，更是靈魂。另有，“神舟”與“神州”諧音，單就發音而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起到“神州”的感染效果；而況打開媒體尤其是網路，在對此事件的大量描繪中，這二詞多有混用。“神州”絕非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符碼，具有濃郁的地緣政治內涵。“神州”是一個令炎黃子孫聽起來應該心顫的字元，一個用以進行宏大敍事的超級能指，這一命名本身即可見出其意識形態的預設。這一意識形態的內涵便是民族情緒和國家寓言，這種民族情緒就是超越屈辱歷史的民族自豪感，而這一國家寓言則意指與現代性相關的主導話語建構。這無疑是在命名的修辭學層面上配上了相應的政治尺度。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修辭學貌似政治學。”2那麼，話語系統與現實權力之間就存在著雙向互動關係，修辭學對權力話語的依附，則是由修辭征服受眾的目的所決定的。亞里斯多德深諳此道，他認為，“只知道講些什麼是不夠的，還須知道怎樣講。”3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語言的技術同樣具有征服性，所以也是權力機構不肯出讓的領地。我們不應偏狹地以為權力運作的場所只有政治，以福柯（Michel Foucault）之見，所有的領域都遍佈著權力之網，除了政治權利之外，種類繁多的微型權利也隱藏于現實之中。這一物件的命名便是一例。

官方全程高度介入 據官方網站新華網特稿《祖國的光榮，人民的榮耀》介紹：

為了確保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牢牢掌握主動權，加速推進我國經濟和科學的跨越式發展，1992年，黨中央根據世界科技發展形勢著眼我國科技事業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大局，果斷啟動載人航太工程，奏響了向航太科技中最具挑戰性領域進軍的號角。13年來，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總攬全局運籌帷幄，對載人航太工程進行了強有力的領導，始終確保了載人航太事業發展的正確方向。4

該文還說：

作為我國航太史上規模最大，系統組成最複雜，技術難度最高，協調面最廣的跨世紀工程，載人航太工程實施以來，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全國各相關單位和部門堅持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統一指揮，統一調度，努力實現著人力、物力、財力的最佳組合。5

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官方對載人航太事業從策劃（官方稱為規劃）到經費來源到具體實施運作過程都是“直接領導”的，即全程高度介入，在這種“強有力的領導下”，“始終確保了航太事業發展的正確方向”。這裏的“正確方向”顯然可被解讀為其意識形態性符合規範化要求，而這規範化要求的背後支撐便是已被權力賦予合法性的國家寓言。

如果這些還不足夠，那麼我們可以注目一下“神舟六號”升天的前前後後官方高層的頻頻介入。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幾位高層領導的紛紛介入表明了官方對此事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關注，只需稍加省視這些官方高層的政治身份及其話語內容的宏大敍事性，“神舟六號”的意識形態指向性便一目了然了。

3 太空人身份分析 和“神舟五號”飛船所載人員楊利偉一樣，費俊龍和聶海勝均為中國軍人。這種特殊的身份特徵更強調了“神舟六號”的意識形態性，分明在指涉其超文本意義，不僅是單純的航太能力的展示，背後張揚的是國防實力的增強和軍事潛力的今非昔比，中心意指“力”，那麼這一文本背後的“尚力”色彩已昭然若揭，在國際舞臺上“以實力說話”的潛在邏輯因太多的痛苦經歷已內化為中華民族的集體深層無意識。可以說，“神舟六號”再一次衝擊了“重禮”的柔性文化傳統。

媒體的表演：意識形態的誘導性傳播

在一個“傳媒化生存”的時代，意識形態的傳播主要依靠媒體，而通過媒體對某一事件的傳播態度和方式又可藉以反觀該事件的意識形態含量及其政治導向。

以中央電視臺為老大為中心的各級媒體對這一事件進行了鋪天蓋地的熱烈的全程全方位的報導。“神舟六號”升空之前，中央電視臺就進行了緊鑼密鼓的前期熱身、烘炒，吊足了胃口。待至升空，除安排現場直播外，還在強擋黃金時段進行特別報導，以深度和尖銳見著的中央電視臺“名嘴”王志在第一時間對太空人在升空前和著陸後分別採訪，媒體霸主的風姿顯露無遺，以權力話語的絕對優勢將這一事件炒得火上加油，。由於收視率超高，直接結果是直播時段廣告費高達每5秒146萬人民幣；中央電視臺對“超級女聲”的憤怒和指責在和這一事件的比照中顯得那麼滑稽，所有的容顏都可隨風而逝了。

中央電視臺理應知曉其話語權力的來源，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權力尋租”；既是“權力尋租”，就要對這種“權力”付出代價，這一層他們也應明白。這就使得他們在打造經濟效應的同時甚至優先考慮意識形態效果，不得不將放縱於市場的部分自由收斂並抵押給上述“權力”。所以，中央電視臺既要媚俗又須媚雅，在對“神舟六號”的運作中，他們必須在展示奇趣細節的同時不斷的融進意識形態符碼，如：“祖國”、“人民”、“民族”、“黨”等等。這些符碼正是國家意識形態的載體，是巨型話語的基本組構元素，中心意指民族情緒和國家寓言。處於“權力尋租”鏈條中逐級弱勢的其他各級各類媒體自然跟風效顰。當然，“神舟六號”這一重要資源還具有媒體所關注的下游利用價值，譬如事後各種形式的慶功和祝賀、各級報告會、英雄被邀參加的各種晚會、英雄背後可供深度挖掘的潛在資源（不妨稱之為英雄後資源）。在對這些下游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中，依然會隨場合的變換酌情閃現主導意識形態的幽光。

在一個相對多元化的時代，受眾對於重大事件的反應（包括跨國的他者反應）也日益多元化，這種現象當屬正常；但基於主導意識形態建構的需要，國家機器通過權力的租借責成媒體對多元反應進行整合和處理也就勢在必行。

民眾對“神舟六號”升天這一事件的反應是多方面的，大致可歸為以下幾類：（1）)心系民族前途命運者從中體驗到宏大自豪情緒的；(2)“村婦野氓”式眯著眼睛等待滿足好奇心的；(3)狂熱少男少女式跟風追星的；（4）相容多元心理反應的。

第一類受眾關注的是如何通過“神舟六號”振我民心揚我國威從而更為堅實而自豪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情動於中而難以抑制發之于外吟詩作文的,如：“神六有感書敬---贊費、聶二位及全體科技人員，改陸遊《書憤》反其意而用之”，⑥新浪網有人作《水調歌頭 慶神舟六號圓滿成功》⑦;有聚眾共賞集體狂歡慶賀的， 山村、都市、工廠、社區、街道、學校、黨政機關，每一個角落都沸騰著民族情緒。

第二類受眾具有獵奇心理，關注的是細枝末節，如：太空早餐時食物如何飄入口、費俊龍連翻四個太空筋斗、聶海勝巧過太空生日、飛船上如何穿脫衣服、英雄的家庭經濟情況（聶海勝背負貧困家庭）、英雄與家人通太空電話、費俊龍太空剃須刮面等等好像很有趣的現象。

第三類受眾更關注英雄本人的運氣及風光，無法自已地流露出“大丈夫當如此也”的無限傾慕，其根底依然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潛意識反應。如：新華網一則消息“神六飛天掀起北京青少年航太熱”，四歲半的少年參觀航太展時興奮地說：“我長大了以後，也要當太空人，也要上天！” ⑧

第四類受眾具有綜合性心理反應，情況不一而足，較為複雜，本文因篇幅所限，不便解析。

民眾的這些反應起初具有相當的自發性，參差不齊，其中有相當部分意識形態性並不明顯，基本上處於前意識形態狀態，有的反應在意識形態的方向上與預植意識形態存在很大偏差。這樣，主導意識形態就需要利用主流媒體進行誘導和強化，誘導重在維度，強化重在力度。維度上要朝向主導意識形態所預期的規劃方向（即上述第一類反映）靠攏，存在一定程度的糾偏傾向；力度上的強化就是要將這種主導意識形態深化到觀念，積澱到民眾心理結構底層，從而轉化為民族的集體無意識。

國際上對中國“神舟六號”給予了充分和必然的關注。各級各類官方媒體所精心選擇的他者反應從另一角度印證並強化了“神舟六號”事件的意識形態性，使得這一文本成為民族話語的直接載體，具有了國際政治意義。

中國官方媒體選擇的他者反映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發來賀電以示尊重和崇敬：另一類是則顯示關注和恐懼。如以下：

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１９日電 日內又有一些國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通過不同渠道對我“神舟六號”載人航太飛行成功表示熱烈祝賀，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和總理阿齊茲，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農德孟、國家主席陳德良和總理潘文凱，蒙古總統恩赫巴亞爾，泰國總理他信，喀麥隆總統比亞，尚比亞副總統姆瓦佩等。9

2005年10月14日，新華網上登載了一則新華社參編的新聞：“美俄日密切關注‘神六’上天，美擔心中國會超過美國”。10媒體尤其是官方媒體對新聞材料的選擇方式本身就隱含著一種態度，流露出一種意識形態。中國官方媒體就他者對“神舟六號”的反映情況的選擇依然體現著主導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只不過將其置放到國際視野中，從而染上了國際色彩。

家庭介入：意識形態的軟著陸

“解神聖化”的平民社會的力量正不可小覷地日益壯大，往日那種高高在上的剛性意識形態如何與時俱進改變面孔就顯得至關重要了。在“神舟六號”這一事件中，通過不露痕跡的家庭介入，主導意識形態便輕盈地著陸了。

宇航員駕“神舟六號”上天，從理論上說，應該是一種職業行為，但在這一文本中，宇航員的職業性在很大程度上卻被遮蔽了，凸現的是超越職業本身的意指性。既然職業性已被超越，那麼職業身份以外的因素介入便理所當然地具有了增值效果。

“神舟六號”升天過程中，二位宇航員被置於公共矚目之下分別與其家人利用公共資源通了電話，其中一位元還通過電話聽女兒為其清唱生日歌。飛船著陸後，宇航員費俊龍和其妻深情擁抱，聶海勝親吻其女，都令人不得不為之動情動容。二位太空人的家庭屬於私人空間，本該與此沒有必然聯繫（這畢竟不是家庭小作坊），卻被合情合理合法地牽涉進來，並被賦予了公共意義。具體家庭的介入便使得私人情感被無限放大為公共情感，兒女情長被轉義為對民族偉大事業的支援和熱愛，這樣就以宏大敍事暗中置換了私人化敍事。這一置換非常隱蔽和巧妙，在悄無聲息中自然而然地為宏大敍事披上了溫情脈脈的私人化情感的紗衣，使得本來因跨度和硬度不太容易被普遍接受的巨型話語顯得那麼親切可感，輕而易舉地消弭了跨度並降低了硬度，不妨稱之為宏大敍事的人性化置換。這一置換是把雙刃劍，在柔化國家意識形態的同時，也使得人性因過多地承載了意識形態的重壓而超重變形。

以上是就“家庭介入”其中一個方面的分析，另一個方面就是家庭的修辭化。“神舟六號”升空過程中，官方高層與宇航員親切通話，“聽到你們身體狀況良好……我們十分高興。” 11又有，“祖國和人民期盼著你們勝利凱旋。” 12語句中飽含親情，仿佛一位家長帶領整個家族在掛念負重外出的兒女，這時的“祖國”這一符碼便與“家”這一意象具有了等值的內涵和同構性。這樣就使“家”具有了文本功能，獲取了修辭化效果，以民間化的情感為載體隱性植入了宏大的意識形態內涵，此舉可視為對剛性意識形態的軟性處理，即剛性意識形態的軟著陸。

“神舟六號”事件中家庭及其意象的介入透露了“家國一體”的集體無意識。“家國同構”是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中的主流觀念，無國無家，家國合一，即家因國存，家的概念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已積澱為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在當代依然發揮著威力，因為他依然有助於當下的國家意識形態建構和文化認同。

一言以蔽之，“神舟六號”已成為一個增值的意識形態文本，具有國家寓言的意指功能，表徵著國家意識形態自上而下的建構。

下篇：“超級女聲”的意識形態解碼

如果說“神舟六號”作為一個文本，隱喻著國家意識形態自上而下的建構，那麼，本年度又一文化熱點“超級女聲”則負載著民間的意識形態，表徵著民間話語以狂歡的方式對這種意識形態自下而上的消解。將這兩個文化熱點比照來看，便可看出存在兩種維度相反的力在或明或暗地互動。

“超級女聲”這一電視選秀活動身世並不複雜，原產美國，進行了異質文化的本土化改造，於2004年由湖南衛視首次推出，立即被各種傳媒爆炒為“金牌欄目”。2005年第二屆“超級女聲”選秀活動的聲勢更為浩大，人氣也更為旺盛；報名參唱者浩浩蕩蕩，並且吸引了全國各地的觀眾參與短信投票，儼然成為一項全國性的運動。類似“超級女聲”的選秀活動正如火如荼跟風而上，就連中央電視臺也難敵誘惑，推出了模仿性節目“夢想中國”。

作為國內較為新鮮的事物，“超級女聲”自誕生之日以來一直被各種各樣的反映包圍著，這也應屬正常，對此本文不再贅述，只想將這一轟動海內外的文化事件視作一文本加以闡析。

廣場狂歡訴求

舉國上下幾億人在翹首關注，“超級女聲”冠軍李宇春居然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亞洲版）的封面，一項舶來的選秀活動何以會引起如此巨大的轟動和反響？這一活動的廣場狂歡性質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會給我們以啟示：民間狂歡的集體心理欲求會適時噴薄而出。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認為，廣義上的狂歡節除了基督教的民間節日（如謝肉節、復活節、耶誕節等），還應包括屬於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各種民間節慶活動，甚至還應包括人們日常生活中具有狂歡特點的一些活動。源于古希臘酒神祭拜活動的歐洲狂歡節及其活動依然以各種變體流傳於西方世界，而且有所蔓延；而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慶活動甚至連同日常生活中那些本應具有狂歡特點的活動，在經歷了近百年的現代性神話的洗禮和近些年市場經濟時代冰冷的實用主義邏輯和技術理性的衝擊之後，還能剩下什麼？傳統文化的種種禁忌依然根深蒂固，民間狂歡的感性衝動卻已漸呈頹勢，似乎已無力為人們提供暫可棲居的“第二生活”。例如，中國人曾經魂牽夢繞的春節13如今還能散發出多少“年”味？也許人們還會不遠萬里趕回“家”裏與親人團聚，商業社會也已通過現代技術為我們策劃並製作了一切，各種半成品或成品食物、精美禮品、整桌套餐（連名字都已被製作完備）、流水線式的“卡拉OK”，官方焰火、全國統一的拜年短信、量身定做的電視春節晚會等等應有盡有，只需稍稍動動指頭撥個電話，你的生活就會無比豐富多彩。可人們會感覺自己很失落，什麼都做了，又仿佛什麼也沒做，整個民族就這樣喑啞於關於“年”的集體失憶中。在年復一年平淡愈甚的節慶活動中，民間狂歡的氣氛和體驗漸漸遠離了人們。套用時下的時尚話語，人們很鬱悶。

不論是佛洛德（Sigmund Freud）的“性能”說，還是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愛欲”說，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論證：人需要調節和宣洩。“超級女聲”正是在這樣一種語境中產生了。比照歐洲狂歡節文化的特點，可以看出“超級女聲”這一音樂選秀活動其實就是一種帶有強烈狂歡節性質的全民運動。這種帶有濃厚民間性質的狂歡活動使人們體驗到了狂歡欲望的代償性滿足，積壓已久的心理能量突然找到一個安全可靠的突破口，釋放的快感又感染了民間社會。

“超級女聲”活動以其特有的民間方式顛覆等級制，主張平等、民主的對話精神，堅持開放性，反對僵化和教條，反對孤立自足的封閉性。活動期間，素昧平生的人們走出蝸居的樊籠，走入人群，消彌等級，以平等的身份自由交往對話；超越平素思維的狹仄，參與到這場民間的狂歡活動中，一個短信，一身快樂，以極低的付出獲得了某種話語權，烏托邦的理想與現實在狂歡化的世界感受中融為一體。

這種帶有強烈狂歡節色彩的選秀活動，其實就是脫離常軌的“第二種生活”，它暫時取消（或更恰當地說應是懸置）了平素生活中的種種成規和秩序，使得權威和真理相對化。這樣一來，這場活動就在客觀上具有了消解的功用。巴赫金說：“狂歡節不妨說是一種功用，而不是一種實體。他不把任何東西看成絕對的，卻主張一切都具有快樂的相對性。” 14 “超級女聲”這一活動在客觀上從民間話語的角度對高高在上的宏大敍事及其所承載的意識形態進行了消解和衝擊，將教條的、表面上穩定的、已成型的現成東西給相對化了。

全民性和民間性

歐洲中世紀狂歡節的參與者是民眾（作為整體），而且他們以其獨有的姿態和方式組織起來，暫時疏離於社會政治的和教育的組織。巴赫金對此這樣描述，“人們不只是做狂歡節的單純旁觀者，反倒是（暫時）生活於其中，並且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為就理念而言這是全民的。狂歡節期間，所有的人除了狂歡節的生活之外便無其他生活。因為已超越空間界限，人們就無從離開狂歡節。在狂歡節期間人們只能按照狂歡節自由的規律生活。” 15這種狂歡節是一種民間性的活動，所有人都可參加（但身份是民眾一員）；廣場是其活動的中心場所，這一符碼又意指了全民性和民間性。

“超級女聲”這場音樂選秀活動，力求剔除門檻限制，張揚一種不分外形、不問地域的互動性和參與性，只要年滿十六歲並喜愛唱歌均可報名參加“海選”；至於投票參與活動的觀眾更是無人為限制，具有徹底的全民性。借鑒美國的“流行偶像”的方式，“超級女聲”活動在一塊簡陋的佈景板前進行，無伴奏、無話筒甚至無任何輔助設備，參唱者清唱自選歌曲。這樣就使這場活動具有了強烈的廣場特徵，從而對於高雅的音樂廳、大會堂（通常為宏大敍事的實體構件，即其組建元素）聲音無疑是一種直接疏離和隱性質疑。

平等性和民主性

從民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來看，“超級女聲”這場平民文化活動體現了狂歡節文化應有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它使人們在狂歡中暫時擺脫了現實關係，而進入一種新型的烏托邦式的人際關係。在這種新型人際關係中，原有的秩序被顛覆，相互之間不再存在距離，常規生活中人際之間不可逾越的等級關係被暫時性地超越了。官與民、精英與大眾、高雅與低俗、中心與邊緣 、尊貴與卑下等等各種既成的社會建制和話語壁壘均被擊破。 省長和垃圾工、院士和妓女、耄耋老翁和黃毛丫頭、健美運動員和愛滋病患者……人們只需一個短信便可擁有

等值的表演性話語權，共用等值的樂趣。誠如巴赫金所說，“在狂歡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相互關係，通過具體感性的形式，半現實半遊戲的形式表現了出來。這種關係同非狂歡節生活中強大的社會等級關係恰恰相反。人的行為、姿態、語言，從在非狂歡節生活裏完全左右著人們一切的種種等級地位（階層、管銜、年齡、財產狀況）中解放出來……” 16

當然決不能否認，在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民主”和“平等”作為啟蒙的關鍵理念一直是重中之重；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它走偏了，居高臨下的姿態扼殺了啟蒙話語的生機，並導致其僵化地走向了一種新的神話泥淖而難以自拔。啟蒙者並未切實從受眾（這裏指民眾）主體建構的角度真誠與之對話，共謀現代性的建構問題，所以雖用心良苦卻收效甚微（更多的是負面效應）。“你不懂事，我來教你”這種頤指氣使的品性正是尤金·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主體間性”理論所力求破除的，這一點啟蒙者們似乎並未深刻反省。

戲謔性和愉悅性

笑是狂歡節很重要的組構元素，而且狂歡節上的笑豐富多彩，但都可以通過插科打諢的方式獲得，因此具有戲謔性和愉悅性。這種戲謔性和愉悅性其實正是人們在狂歡節上因脫離自己常規的生活自然產生的效果。巴赫金這樣描述狂歡節上的科諢，“典型的是物品反用，如反穿衣服（裏朝外）、褲子套到頭上、器具當頭飾、家庭炊具當作武器，等等。這是狂歡式反常規反通例的插科打諢範疇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是脫離了自己常軌的生活。” 17

“超級女聲”活動同樣也具有顯在的戲謔性和愉悅性。無伴奏、無話筒、甚至無任何輔助設備，參加者清唱自選歌曲，現場輕鬆滑稽、詼諧幽默、洋相百出、插科打諢的情景比比皆是。評委和參唱者之間冷嘲熱諷、唇齒相譏，再加上各“種子選手”的支持者們的瘋狂折騰，使得這一選秀活動始終貫穿著戲謔性和愉悅性。正因如此，才“使人的本質的潛在方面，得以通過具體感性的形式揭示並表現出來”。18依巴赫金看來，狂歡節“將意識解放出來，免受官方世界觀的控制，(這樣人們)就有可能以新的方式觀照世界” 19。巴赫金這裏所說的“新的方式”其實就是指脫離“常軌”的方式。“超級女聲”也在相當程度上為人們觀看世界提供了不同於主導意識形態的視角，這種視角擺脫了宏大敍事的威壓和國家寓言的重負，力圖恢復生活應有的形而下維度：體驗衝動，感受快樂。

利益之爭的背後

在咄咄逼人的現代性及國家話語的建構過程中，人們似乎已習慣（還是麻木？）於主導意識形態盛氣淩人的宏大敍事姿態。儘管其中種種動人的承諾都因了烏托邦根性而顯得那麼迷離而縹緲，但它自始至終都在或隱或顯地借助於權力的支撐，即福柯的“權力話語”所揭示的二者共謀現象，也正應了草根社會的“誰的嘴大誰有理”的“庸俗”而深刻的體悟。

“超級女聲”的衝擊和影響自然引起了“權力話語”的強烈反應：警覺、抑制和話語霸權的搶奪，而這些反應是通過媒體表徵的。“超級女聲”自誕生之日起，一直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只需稍加梳理就可發現，大凡來自權威的聲音對此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

2005年7月19日，中央電視臺眾多名嘴（如朱軍、崔永元、李詠等）煞有介事地開會討論（其實不如說是聲討）“娛樂節目的庸俗化傾向”。“超級女聲”在劫難逃，被指認為“惡俗”（已不僅是“低俗”）節目，建議應該降低類似節目的播出量。2005年7月2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節目《中國週刊》針對“超級女聲”進行評論，並且援引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新聞研究員的說法批評這一節目“不承擔社會責任”，並使用了“極其”這樣的字眼，足見言詞之激烈。中國媒體老大中央電視臺成功的“權力尋租”使其居高臨下，霸氣沖天。能夠理所當然地攬到（其實是被贈送）“神舟六號”的報導這種活兒，自然體面、安穩，可問題是，除中央電視臺外，國內還有哪家電視臺能有這種面子？（國外的當然暫時更無希望）設若湖南衛視攬到了這活兒，估計也會體體面面地將廣告費做得離中央電視臺的天價不遠，總比玩“超級女聲”安全可靠且高尚。

不明就裏的普通觀眾把這種爭端歸結為利益之爭，認為“由於節目模式的不同，習慣上‘自上而下’的媒體原有利益正在遭受類似‘超級女聲’這樣‘自下而上’節目的巨大挑戰” 20。當然，不能否認利益之爭的關鍵作用，但也不能僅限於此，起碼還有意識形態的問題。作為“權力尋租”中的強者、佼佼者，自然對權力回報的份額最大，這種回報的核心要求就是將主導意識形態自上而下且卓有成效地傳播開去。

結語：兩個不同維度的意識形態文本

通過兩相比較已昭然若揭，“神舟六號”和“超級女聲 ”已不再是兩個毫不相干的單純事件，而是兩個不同維度的意識形態文本。前者所承載的是主導意識形態，委身於國家機器，並或明或暗地借助於國家權力的影響和支持以自上而下的向度傳播著國家寓言和現代性迷戀。即是說“神舟六號”是作為一個負重的意象而體現出超文本的價值，“某些時候，國家也可能凝縮為某些有代表性的意象彙聚社會成員的非理性衝動，這些意象甚至讓人們聯想到原始部落的圖騰。用凱西爾的話說，國家的情感之源即是‘國家神話’的號召功能。” 21基於現實語境的壓力，主導意識形態的傳播技巧不得不被作為至關重要的因素而給予相當的重視。這種語境的最主要特徵就是世俗化，它愈來愈恣肆地表徵著社會的轉型和時代的巨變，過去那種壟斷政治權威和道德權威的准宗教式的意識形態巨型話語正被狂歡化的世俗生活日勝一日地衝擊和消解著；從政治社會向市民社會的轉換過程中，人們的正常的日常生活訴求在逐漸擺脫政治教條和准宗教化的意識形態的威壓和束縛，“解神聖化”勢必相伴而行。這種語境顯然已很難容忍和接受主導意識形態曾有的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和咄咄逼人的儀容。正是基於此，主導意識形態話語已徐徐放低架子，在敍事策略上逐漸容納向俗意識和草根指向；但這一變化並不意味著其敍事內容的巨變。這種變換了姿勢的主導意識形態話語所傳輸的依然是與現代性緊密相連的國家寓言，因為“迄今為止，‘現代’仍然是一個美麗十足的字眼。無論是人格、藝術還是工業產值、國防力量，‘現代’都代表了一批人夢寐以求的理想” 22。“神舟六號”極富策略性地複燃了現代性激情，強化了民族認同，並為被燃熾的情緒找到了最佳理由，正如恩斯特·凱西爾(Ernst Cassirer)所說：“文明人當然受著最為強烈的熱情的支配，一旦這種熱情達到了頂點，他便易於屈從於最為非理性的衝動。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會完全忘記或否定理性的需求。為了相信他的信念，他必須為它找到一些‘理由’。” 23

“超級女聲”這種看起來與意識形態無甚關係的活動其實也是一個意識形態文本，只不過是與“神舟六號”不同維度的文本而已，其歸宿點在民間。堅持“超級女聲”的意識形態性即是不合時宜地強調其政治性，固然會遭遇指責，會被視為神經過敏的無事生非；但緘口不談政治並不意味著可以與之斬斷瓜葛，無視意識形態，往往意味著反對他人的意識形態，而且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健忘。企圖對社會文化事件秉持一種無涉意識形態的態度其本身就已經在堅守一種另類於中心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點上，泰瑞·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並非完全針對文學批評的觀點可資借鑒，“以為世上有‘非政治’形態的批評，這種觀念只是神話，只會更有效地助長文學的某些政治用圖” 24。 同樣，置“超級女聲”於意識形態之外，以完全無涉政治的所謂純粹的目光對之審視似乎也是一種神話，職是之故，與其天真浪漫地奢求純粹（完全無涉政治）或以遮遮掩掩的故作企圖“清白”（逃逸政治），反倒不如乾脆利索地表白自己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訴求，伊格爾頓就爽快得令人敬佩，他不甚耐煩地強調，“既然我已表明我的看法，亦即所有批評在某一意義上具有政治性，而且人們對於政治立場與自己不同的批評往往冠以‘具有政治性’，就不可能有上述情況（誤導的發生---作者注）。”25 既然意識形態及其政治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場，那麼我們只能以不同或相似的方式與之保持某種關聯；有時候，揚長而去的疏離比麻木的參與更為積極，因為心不在焉的參與往往意味著隨波逐流或投機取巧，而疏離尤其是針對中心的疏離可能恰恰就是一種孤獨和另類的張揚，這種態度和行為才需要更大的勇氣。“超級女聲”正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以遊逸中心的邊緣方式張揚著別樣的存在；以非主流的另類聲調吟詠著草根精神和平民意識；以廣場狂歡的激情表徵著民間的意識形態；以民間話語的柔弱的堅韌自下而上地衝擊著主導意識形態；以嶄新的姿態巴望著一個新的時代。

注釋

①見《新社會學辭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頁169。

2見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羅念生譯：《修辭學》（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25。

3見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羅念生譯：《修辭學》（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147。

④⑤見曹智：《祖國的光榮，人民的榮耀》，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5-10/17/content_3623017.htm。

⑥見《神六有獎徵文：詩歌——書敬》，搜狐網http://it.sohu.com/20051012/n240527941.shtml。

⑦參《新浪網友：水調歌頭－慶神舟六號圓滿成功》，新浪網

http://news.sina.com.cn/c/2005-10-17/09448027535.shtml。；

⑧參王文韜、鄧靖:《神六飛天掀起北京青少年航太熱》,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5-10/16/content_3621590.htm。

9見《一些外國政府和領導人祝賀“神舟”六號飛行成功》，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0/19/content_3649554.htm。

10參《 美俄日密切關注‘神六’上天，美擔心中國會超過美國》，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0/14/content_3615083.htm。

1112見孫承斌、沈路濤：《胡錦濤同神舟六號太空人親切通話》，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5/content_3620193.htm 。

13中國的春節因其種種禁忌和僅以家庭為活動單位的封閉性，只具有狂歡性質，不妨稱之為“准狂歡節”。

14見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78--179。

15見巴赫金著：《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90），頁12。：

1618見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176。

17見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180。

19見巴赫金著：《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90），頁301。：

20見楊琳華：《“超級女聲”的財富狂歡》，《大地》（北京：人民日報社）2005年第十六期。

21見南帆著：《文本生產與意識形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頁193。

22見南帆著：《文本生產與意識形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頁70。

23見凱西爾著，范進、楊君游、柯錦華譯：《國家神話》（北京 ：華夏出版社，1999）頁341。

24見泰瑞·伊格爾頓著， 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260 。

25見泰瑞·伊格爾頓著， 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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