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astells觀點探討媒介科技革命下的真實/虛擬文化與認同
林培淵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目錄：
壹、前言
貳、電視星系與文化認同
參、網際網路星系與文化認同
肆、結論
伍、參考文獻：
壹、前言
一、報告動機與大綱
媒介科技在人類文化的生成與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媒介是一種溝通的中介，會引導、反應、傳達甚至建構出符號、意義與思想，而文化可視為人類生活方式的總體。隨著新媒介科技形式與內涵的改變，人類的文化、社會關係與認同感，已將轉變成不同的風貌。
本報告將跟隨Castells在《網絡社會之崛起》第五章、真實虛擬之文化的思維，回顧之大眾傳播的形構，來討論其與文化社會行為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媒介在其中所辦演的重要影響角色。再評估大眾傳播在1980年代的轉變後，分散化與多樣化之「新媒體」出現，為1990年代的多媒體體系作準備的情況。
案例則討論電視節目跨流動所造成的文化認同衝擊，以及網際網路這類新媒介的出現後，自發性所發展出來的虛擬社群之意義與互動，分析媒體與文化和認同間的交互影響的情況與結果。本研究主要想討論兩個問題，第一為媒介科技對於人類溝通與文化的形成、影響，其力量和結果為何；再者在網路網路這個新媒體的虛擬社群下，我們的互動和文化的本質變遷，論述虛擬和真實文化的面貌。
貳、電視星系與文化認同
一、電視創造了大眾文化
在二次大戰的30年裡，電視的傳佈擴散極快，電視出現與擴散的現象，是大眾文化興起的重要里程碑，電視媒體形成一種新的傳播星系(Galaxy)，它並未取代了其他傳統媒介，例如廣播、報紙和書本等，而是其他媒介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電視傳播體系中所收編，不同媒介都在一個以電視為主的傳播體系中被重構或重組，彼此連接成一種傳播體系，如同太空中的不同行星依自己的位置和軌道運轉著，建立起一個以電視為中心的傳播系統。
由電視所掌控的傳播系統，簡單地說就是大眾媒體﹔一個類似的訊息，由一些居於核心的傳送者，同時發射給數以百萬計的觀眾接收。電視的發展，將會成為社會中的文化中心﹔而電視傳播模式，將成為一個嶄新的媒介，具有吸引力、對現實的感官模擬、以及不耗費什麼心理勞力而容易溝通等特性，正如羅素•紐曼(W. Russell Neuman)所形容的：「人們被吸引到一個沒有任何抵抗的路徑上去了」。電視全面攻佔了人類家庭的目光，人們紛紛被這個小盒子裡面的內容所吸引，電視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伴隨、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與行事方式，羅素•紐曼(W.
Russell Neuman)認為電視盛行是懶惰觀眾的本能所造成的結果，人們辛苦工作一天候，電視提供了最方便、直接而不花大腦的休閒娛樂。
電視的散佈在一個電視環境中發生，所謂的電視環境則是一種所有物體與象徵，從家中家具的形狀、到對話的主題與行事風格，均以電視為參考點的文化。電視架構了社會溝通的語言，電視真正的力量，在於其為所有的溝通過程設置了舞台，以期能夠從政治、商業到生活所有的一切，和社會做溝通。
而電視的節目製作本來就是鎖定在最大多數人可以收視、接受的內容，大多為均質、低水準、重複的內容，在1980年代之前的觀眾幾乎被視為大部分是均質的，或者是可以變為同質的，建立起大眾(mass)的概念。從大眾社會衍伸出來的大眾文化的概念，直接表達了由政府與寡頭企業所控制的新電子傳播科技造就的媒體系統。大眾媒體是一種單向的溝通體系，但真正的溝通過程卻不是單向的，它依賴於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透過對於訊息解讀的互動。媒體是我們文化的表現，而我們的文化主要是透過媒體所提供的材料來作用的。
二、電視對大眾意識形成的影響
媒體研究巨擘尼爾•波士曼即認為，電視代表了與印刷數心智之間的歷史性斷裂，印刷術偏好系統性的解說，電視則最適合偶發性的談話。印刷術從事概念性、演繹性與序列性思考的複雜能力，擁有對理性與秩序思考的高度評價，不容許矛盾，達致超然與客觀的優秀能力，並且能夠容忍延遲的反應。然而，就電視而言，娛樂乃是所有關於電視論述的太上意識形態(supra-ideology)，不論是描述了什麼、或是採取什麼觀點，最重要的假定都是電視的存在，乃是為了我們享樂與歡愉之用。這邊呼應了麥克魯漢「媒介即訊息」的看法，訊息會因為媒體選擇的不同，而改變訊息的內容，進而對人們的心智產生影響。
激烈的爭論與批評不斷持續著，以上不同的觀點與批評，可大致歸類兩個觀點：一、電視經歷了數年發展後，已經成為吾人社會的文化中心；二是電視傳播型態根本上是一種全新的媒介，特徵是充滿誘惑力、擁有刺激感官的模擬現實能力，只需耗費最少的心理勞動，變能夠輕易溝通，然後電視在全球引爆風潮。
其實觀看與收聽沒媒體並非是一種排他性的活動，觀看和收聽媒體通常會跟其他活動同時進行，像是我們會與家人用餐、一邊看電視，或是一邊做家事，或是其他社會互動。媒體幾乎已經是一種一直存在的背景，是我們生活的紋理，我們與媒體共同生活，並且靠媒體過日子。麥克魯漢認為科技媒體有如生活的主要成分或自然資源，媒體已經成為我們自動不斷地與之互動的視聽環境了。
不過媒體並非也無所不能，根據許多研究的結論指出，媒體的效果是溫和、累積，而有條件限制的。有些研究發現觀眾被非被動的，而是積極性的，相對於從媒體接收的訊息，觀眾具有相對自主性。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不同，有各式各樣的符碼，或者說設定資格與詮釋的規則。訊息具有表意的形式，可以用不同的意義來填充。稍後將會討會討論到媒體對於為文化認同影響的例子，即可發現結果並非簡單的二元論，人們不是完全受影響、或不受影響，而思考的面向也將更廣泛有去。
三、電視建構了大眾的認同？
傳播媒體在網絡社會中的一個特徵，即是影響的範圍逐漸擴張至全球，特別是因為資訊傳播科技的(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精進，例如衛星通訊、海底電纜和網際網路等，而媒介中的內容和文本，像是各國的影視節目或電影，也隨之迅速廣大的流傳，Castells(1996)認為這會表現出一種新的社會型態。
語言在文化的認同中是一個重要因素，人們利用語言來相互溝通，Roland Barthes
(1970)認為要有文化必先有語言，Castell(1997:359)也指出新的權力會從社會機構和組織中的資訊符碼和圖像呈現誕生，影響人們的心智、決定我們的態度，總歸的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符號充斥的時代當中，特別又是資訊媒體科技產製出的符號，在圍繞著、左右著我們。
而全球化的熱潮當中，有兩個主要的過程，分別為世界的經濟和全球文化形式與意義的傳佈，媒體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文化方面。
拉丁美洲學者的依賴理論觀點中，關切到媒體與大眾文化與當地的文化認同過程的關聯性(Martin
Barbero,1993 Garcia Canclini,2001)。歐洲學者憂慮北美(特別是美國的好萊塢)電影或節目對大眾文化的影響(Mattelary
et al.,1984; Thompson,1995)
認同是什麼呢？Smith(1991)認同建構的過程像是一種工程，試圖連結歷史、符號、迷思和語言。文化認同讓人們因為透過分享每天的生活形式、儀式、價值觀和傳統象徵的不同，而知道彼此的差異，類似一種想像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1983)。
Martin Barbero(1993)說明南美的文化實踐中，融合了原有的本質和新事物的需求，文化工業產生了一個新的混合體，消除了高級文化和流行文化、傳統和現代、國內和國外之間的界線，重新建構了一個集體的認同和不同的象徵型態。
一些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學者認為，引進媒體產業的商品(通常指從美國)，可能會導致傳統生活和價值觀的下降，因為在我們引進這些媒體產品的時候，我們同時輸入了那個社會的文化型態
(Mattelart et al.,1984) ，舉個例子，「Bye」(再見)的使用在每個國家、社會的語言中已變得很普遍、平常了。
四、新媒體與閱聽大眾的分化
1980年代新傳播科技的出現轉化了原有的媒體世界，以電視為中心的傳播星系重新安排配置，電視頻道增加、不同的節目內容出現，文本訊息開始多樣化，1990年代後光纖和數位技術，更促進有線電視科技蓬勃發展，以及衛星直播系統等，巨幅地擴張了傳送範圍，並且對政府管理機關施壓，解除對傳播的一般管制，以及對電視的特殊管制等，這些現象可從美國有線電視暴增，歐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則見到了衛星電視的繁盛看出。
新媒體決定了區隔化的、分化的觀眾，雖然就數目而論算是「大眾」，但是從訊息接收的同時性與一致性來說，他們已經不再是所謂的閱聽大眾(mass audience)了。新媒體已不再是傳統定義下的大眾媒體：傳送有限的訊息給同質的閱聽大眾。由於訊息和來源的多樣性，觀眾本身會變得更會選擇。目標觀眾群傾向於選擇訊息，因而強化了多區隔化，促進了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個人關係。
新的傳播科技聚焦在多樣化的專業資訊上，因此視聽大眾日漸被意識型態、價值、品味與生活風格所分化，新媒體決定了一個分化的、多樣的觀眾，觀眾本身變得更有選擇性，則強化了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個人關係，大眾社會也逐漸走向一個「破裂的社會」。新媒體造成廣泛的社會與文化分歧，及使用者日益階層化，新媒體的世界將觀眾區分為兩種人口﹕能夠為他門自己選擇多方向溝通管道者，及僅能被提供有限的、套件是選擇的兩種人口。
伊藤優一(Youichi Ito )分析了日本媒體使用的演進歷程，也是提出了相同結論：由於新傳播科技聚焦於多樣化的專業資訊，大眾社會逐漸演變為「區隔社會」(segmented
society)，因此閱聽大眾日漸因意識形態、價值、品味與生活風格的不同而分化。
因此，由於媒體的多樣性，以及有可能鎖定特殊觀眾群，我們可以說在新媒體系統裡，「訊息即是媒介」，亦即，訊息的特性會塑造媒介的特質。舉例來說，在青少年音樂環境裡，MTV會特別製作以符合這些觀眾的儀式和語言，不僅是內容方式，還包括電台的組織，以及影像生產和播送的技術和設計。
這就是電視的現在與未來：分散化、多樣化與顧客導向。用麥克魯漢式的語彙，我們可以說，媒介的訊息正在為不同的訊息塑造不同的媒介。不過，訊息與媒體表達的多樣化，並非也意味著大企業與政府失去了電視的控制權。在過去十年剛好是相反的趨勢，隨著超大集團的形成，以及策略性聯盟的建立，以便瓜分完全轉變了的市場，大量的投資投入了傳播領域。而這些商業競爭與集中的最終結果，乃是觀眾更加區隔化與多樣化，電視則變得比以往更加商業化，並且在全球的尺度上日益形成獨占的局面。雖然媒體已經在全球層次扣接起來了，節目和訊息也在全球網絡上流通，但我們並不是住在地球村裡，而是住在一個全球生產、地域分配、顧客導向的小屋裡。
然而，由於企業與機構控制造成的媒體多樣化，並未轉變訊息的單向邏輯，而且除了最原始的市場反應外，也並沒有真正容許觀眾可以有任何反饋。雖然觀眾接收越來越多各式各樣的原始素材，並藉以構成每個人自己的世界影像，但是麥克魯漢星系只能說是單向溝通的世界，其實也非互動的世界。
五、媒體對於文化建構的多重性與結果
TVC是1983年在西班牙創立的一個公共電視台，成立的目的一開始強調要尋找國家的認同，幫助認同的建構與再建構，鞏固他們原有的文化、集體認同和語言，以Catalonia當地的語言來播放新聞，成功的利用語言工具來建立認同，不過在全球化和西班牙文化想像中建立自我認同的代表性，仍是Catalan地區的人們需重新思考的。
美國的熱門影集「朱門恩怨」(Dallas)在世界各地播送時，有人擔心會有「達拉斯化」的情況，也就是美國式的大眾文化會成為一種趨勢，不過在西班牙的Catalonia播出時以當地的語言配音，發現觀眾並沒有全然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國家的主體性和原有認同還是存在的，外來文化被當地的觀眾依照原有的認同，以一種新的、不同的方式解讀。也就是媒體的訊息會經過個人的解讀和處理，修改了訊息原本要達到的效果。
安柏托•艾可(Umberto Eco，1977)的論文《觀眾對電視有不良影響嗎？》，提出了詮釋媒體效果負有洞察力的觀點，他認為「大眾文化」並非如某些傳播批判學者(例如Marcuse、Habermas，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學者)指陳的那樣可鄙，因為大眾文化還會和其他的模型和力量相互競爭的，人們在某種訊息接收的程度上是具有自主性的。
西西莉亞•提琪(Cecelia Tichi)在其著作《電子爐床》(Electronic
Hearth)中指出，電視的傳散是在一個電視環境(television environment)中發生，所謂的電視環境就是指一種文化，其中的一切物體與象徵，從傢俱樣式、行事風格到談話主題，都以電視為參考點了。艾可和波士曼曾說過，電視的真正力量在於電視企圖與廣大的社會溝通的一切過程設置了舞台，包含了政治、商業、體育和藝術，電視框架了社會溝通的語言。
訊息的接收狀態是混雜在多重意義(multisemantic)且句構鬆散的文本裡。因此，資訊與娛樂，教育與宣傳，放鬆與催眠，在電視語言裡全都混在一起了。訊息的這種正常化(normalization)會產生根本性的衝擊，例如真實戰爭的殘暴畫面幾乎被吸收成為動作電影的一部分；所有內容都被攤平納入每個人的影像架構裡。如此一來，由於媒體是我們的生活象徵織理，媒體就會對意識與行為發揮作用，一如真實經驗會對夢產生作用，為我們的大腦運作提供素材。
上述的例子強調了人類心智與個人文化體系，在填補接收到訊息的真實意義上是具有自主性的，不過這必非意味著媒體是中立的機構，或者暗示媒體的效果微不足道。不論是明顯或隱藏的媒體訊息，都是經過位居特定社會脈落中的個人解讀和處理，並且因此修改了訊息原本要達到的效果。文化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簡單運作、區隔鮮明，而是會和媒體、政府力量、生活區域等相互交融的，也以並非當初原有的模樣，而是可能為一種混成的內涵。
參、網際網路星系與文化認同
一、網際網路星系的興起
兩個最早的大規模由國家促成的實驗，Ithiel de Sola Pool稱之為「自由的科技」，一個是法國的迷你電訊(MINITEL)計畫，另一個是現今網際網路(Internet)的前身，美國的先進計畫研究局網絡(ARPANET,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work)，這兩個計畫引領了該國進入了資訊高速公路時代，不過兩者當初創立的目的是相異的，ARPANET後來則演進為現今的網際網路(互聯網，Internet)。
網際網路星系相較於過去電視星系的主要差別，在於去中心化的結構，訊息的內容不在只是由單一的媒體機構所播送，接收者也不再只是過去大量同質單一化的大眾(mass)，而是比較傾向分眾的溝通模式，接收者也可以成為傳播者，地位權力和認同建構的方式，也和過去電視星系的時代不同了。雖然說網際網路裡還是會有重大的不均等情況，只有某部分較先進的國家或個人，才擁有這種不同的溝通權利，Castells在書中指出，這主要是因為收入和教育，而不是種族，造成了這種資訊時代弔詭的不平等。
二、新的溝通與認同形式：虛擬社群
網際網路會促進新興社群、虛擬社群的發展，還是會導致個人孤立，使得個人和社會分離，並且最終與他們的真實世界分開？霍華•林葛得(Howard Rheingold)在他的先驅著作《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ies,1993)裡定下了這場辯論的基調，強烈主張會有一種新型的社群產生，以共享的價值和利益為中心，將人群聚集在線上。虛擬社群的成員也會發展為實際的會面、友善的宴會，以及實質的支持，就像他自己的經驗一樣。虛擬社群通常是指自我界定的互動式溝通之電子網絡，圍繞著共享的利益或目的而組織起來，不過有時候溝通本身會成為目的，而這種社群有可能多少具有正式組織。
雪莉•特可(Sherry Turkle)有關網際網路(互聯網)使用者，在「多人城樓」(Multi
Users Dungeons，即泥巴MUDs))團體成員的研究，以精神分析法，指出使用者確實會在線上扮演角色或建構身分。「真實」的觀念會反擊，在螢幕上過著另一種生活的人，還是會受到他們實質自我的慾望、痛苦和必死命運的限制。虛擬社群提供了戲劇性的新網絡，讓人可以在網際網路的年代思索人類認同。
另一方面，像馬克•思盧卡(Mark Slouka)這樣的社會批評家，則嚴厲指控電腦帶來了社會關係的非人性化，現在的人生似乎是逃離真實生活的方便管道。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加劇了孤獨、疏離感，甚至是沮喪的感覺。
上述的觀點引發出許多辯論，為此，巴瑞•威爾曼(Berry Welman)和他的同事的研究，釐清了這些觀點，他的研究結論提醒我們，「虛擬社群」不見得一定會和「實質社群」對立，兩者乃是社群的不同形式，具有特殊的法則和動態，和其他形式的社群互動，他用「個人社群」(personal
communities)的名詞與觀點， 用社會網絡取代了社群，以地方為根基的社群只是社會網絡創造和維繫的眾多可能選擇之一，而網際網路這是其中的一種可能。
至於網際網路溝通對實質的親密關係和社會交往的影響，威而曼和同事認為，若擔憂這會造成社會生活的貧乏，乃是一種誤置。這並非零合遊戲，他們的研究中較常使用網際網路將會導致更多的社會紐結，包括實質的紐結。網際網路有助於吾人日常生活中成千上百的弱紐結的擴張和強度，為住在技術先進世界裡的人，創造了社會互動的基本層次。
儘管網路與社會常規有差異性，但兩者是相互影響的。角色扮演和身分建立是線上互動知社交性的一小部份，對青少年而言，網際網路亦提供其身分認同、建構與實驗的最佳場域。網際網路擴大了生活的範圍與形式，此外，在角色扮演或非正式的聊天室裡，線上互動形塑了真實生活（包括線上真實生活）。Sherry Turkle研究網路上的身分認同，認為一個人螢幕上的生活，會受到其真實自我的慾望、痛苦和失敗所影響，虛擬社區提供了戲劇性的新脈絡，讓人們可以在網際網路的年代思索身分認同。Nancy
Baym的人種誌研究認為電許多使用電腦中介溝通者而言，其線上自我和線下自我是一致的。
虛擬社群算是真的社群嗎？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虛擬社群確實是個社群，但不是實質的社群，不會依循實質社群的那種溝通和互動方式；但虛擬社群並非也不真實，而是在不一樣的現實層面運作。虛擬社群是人際的社會網絡，大部分以弱紐結為基礎，極度地多樣化且特殊化，但也能夠由於持續互動的動態而產生互惠與支持。威爾曼敘述，虛擬社群並非其他生活形式的模仿，而擁有自身的動態：網際網路就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超越的距離，成本低廉，通常不具有同時性，他們結合了大眾媒介的快速傳播，以及個人溝通的廣泛特性，並且容許在局部性的社群裡擁有多重成員身分。此外，他們並未與其他社會交往形式分離，它們鞏固了朝向「社會交往的私有化」趨勢，亦即以個人為中心來重建社會網絡，發展個人社群，實質的與線上的社群都有。電腦連結為那些原本可能社會生活狹隘的人，提供了社會聯繫的機會，因為這些連結在空間上日益分散。
電腦中介溝通做為一種新媒介，在語言上也有其獨特性，對某些分析家來說，電子郵件代表了書寫性媒介的復仇，回歸印刷的心智，以及結構嚴謹之理性論述的復興，對其他人來說情形剛好相反，電腦中介溝通媒介的非正式性、自發性與匿名性，刺激了一種由電子文本表達的所謂「口語性」(orality)的新形式。
總結以上的討論，根據目前有限的研究，電腦中介溝通的共通點在於他並未取代其他溝通工具，而是強化了既有的社會模式。電腦中介溝通附加於電話溝通與運輸上，擴延了社會網絡的範圍，使得彼此能夠在選定的時段裡積極互動。由於接觸電腦中介溝通有其文化、教育和經濟上的限制，而且這種限制還會持續很久，因此電腦中介溝通最重大的文化衝擊，應該是潛在地強化了具有文化支配地位的社會網絡，並且增益其寰宇化和全球化。
三、多媒體象徵環境中的社會和文化模式
1990年代後期，全球化、顧客導向的大眾媒體和電腦中介溝通，開始合力整合造成了一種新溝通系統，而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也都瘋狂投入競賽，爭先建立這個新系統，視其為一種權力工具、鉅大利益的可能泉源，以及高度現代性象徵，例如美國副總統高爾(Albert
Gore)發起了「全國資訊基礎建設」(NII,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媒介企業利益與群眾品味和資源之間的連結(或是缺乏連結)，會塑造傳播溝通的未來。問題所在並非多媒體系統是否會發展出來(確定會發展)，而是在不同的國家裡，會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會在什麼條件下發展，因為這種系統的文化意義深受科技軌跡的時程與型態影響。
這種多媒體似乎有著下列特性的社會文化模式：首先，廣泛的社會與文化分歧，導致使用者/觀看者/讀者/聽眾之間的區隔，訊息在發送者(特別是業者)的策略下為市場所區隔，也由於媒體使用者依據其各自的興趣，以及互動能力的優勢，而被使用者日益分化，Negroponte(1995)說在這系統中「首要的時間就是我的時間」，虛擬社群也帶來的使用者分化，和前章論述之新媒體概念類似。再來，網路媒體使用者之間有逐漸社會層級化的現象，多媒體的選擇多侷限在那些有錢有閒的人，以及那些有足夠市場潛力的國家或地區。第三，所以類型的訊息在同一個系統裡傳播，即使該系統是互動式與選擇性的，也導致了所有訊息整合在一種共同認知模式裡，例如在電腦上面玩遊戲、看電視或電影。最後的主要特徵，是在多媒體的領域裡，以及各式各樣的變貌，容納了絕大多數的文化表現，跟過去的電視星系比較，是更為多樣、混雜的，甚至匯聚出一個新的象徵環境。
由網路上社會互動開拓者所提出的虛擬社群的概念有一個主要的優點，它注意到了新科技的出現對於社交性的支持。這種新型式的社交性是不同於先前的社會互動，但它通常導致一個對於社群的誤解，它混亂了不同社會關係的型式且引起觀念學的討論。社群的人類學觀點的基石是一個親屬社會。地方－基礎的社交性的確在農業的社會與早期工業時期，都是支持和社會的交互作用的一個重要的來源。社交性不只建立在近鄰，也在工作場所。以領土地定義的社群，這一種形式沒有在世界中消失，但在發展社會中，它的確扮演一個較小的角色在結構社會的關係上。在25年前許多非常貧窮的地區，在一個典型的社會關係上，地理的接近喪失了先前的祟高。在當地社會，人們沒有建立他們的意義，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空間的根，而是因為他們以他們的密切關係為基礎，選擇他們的關係空間的類型，而且空間類型並沒有一個在社交性上重要的影響。社會並沒有朝向一個致的社會關係類型發展，事實上它發展成多樣的社交性類型在我們的社會中它構成了這個社會發展的特殊化。
四、真實虛擬之文化
文化由溝通過程所組成，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和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多年前告訴我們的，一切溝通形式都奠基於符號的生產和消費。因此在現實和象徵在現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所以社會裡，人類都生存在象徵環境中，並透過象徵環境而行動。所以，目前以一切溝通模式(從印刷到多媒體)之電子整合為核心的新溝通系統，其歷史特殊性並非是誘發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反而是建構了「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
我們生活在一種真實虛擬性文化中，稱它為虛擬，是因為它被建構在電子的基礎上，一種虛擬的溝通過程。這種虛擬性對我們來說是真實的。在資訊時代中它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它主要是經由我們處理由我們所創造的義意下的虛擬性。但是假如虛擬性是我們所構成義意的語言，且超文字是個人化的，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會產生：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是如何共同分享的義意？如果文化的表達在一個個人地可能被存取的巨大的不同的星座中被聚集，且我們其中的任何人藉由特殊的符號來重建它，那麼什麼是我們可以共用的語言？假如這個超文字存在於我們之外，成為內在於多媒體系統中，我們將忍受系統的文化支配，但至少我們全部在相同的公式－多方面之下將會被處理。我們建立自己的詮釋系統，在網路的幫助之下我們是自由的，而非孤僻的。
這個最顯著的過程是藉由共享的經驗，我們的心靈不是孤單的、被孤立的世界，他們和他們的環境相連繫，所以我們處理信號且我們尋找義意，而義意是根據我們每天的生活經驗而來的感知。但在一個網絡社會導致結構個人主義，且逐漸清楚社會的經驗，一些共享的意義會是失去的。在網絡社會結構和賦予個性文化表㧥下我們挑選了個性化的超文字。除了傳統的機制為文化的符號的分享，從一起住的簡單的事實得自。在真實虛擬性溝通的文化方面，主要地仰賴意義的規則的存在，這些是個人化超文字的溝通的橋樑。在我們的文脈中，這些規則中最重要是藝術，其中包括文學、音樂、建築學、繪圖設計。藝術作為一種工具為不同國家、文化、階級、民族群體、性別和權力位置建立起穚樑。有時社會衝突表現在二派相互反對的人們，藝術常常作為一種溝通的規則，回復人類經驗的和諧超過壓抑、差異與衝突。共同義意的欠缺會使得人類產生疏離，每個人說不同的語言，建立在他或她的個性化超文件上。藝術是一個溝通的規則和社會再造的工具，藝術(漸增的一個虛擬和實際物質的混合表達)或許是網絡和自我間的一個基礎橋樑。
肆、結論
一、媒體確實對於文化的認同與建構扮演重要角色，但也受到文化的影響，相互建構。
本文在此引用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大膽與前瞻性的看法，他點出了新傳播科技的出現與使用，對人類溝通與社會關係的重大影響，產生了重大階段性的歷史變革，他預見了新溝通系統的全球化與分散化趨勢，大眾媒體的型態與構成方式，已對於文化和社會行為產生交互作用。特別是像網際網路(Internet)這種新電子傳播系統的出現，具有溝通全球、整合所有的溝通媒介，以及潛在的互動性等特點，正在改變我們的文化，而且這種改變會一值持續下去。而網際網路上的超文本(hypertext)和後設語言(meta-language)的型構，也首次將人類溝通的書寫、口語和視聽模態整合到一個系統裡，是一種展新而開放的互動。
這點出了「溝通」(媒體)決定了文化的形塑。文化乃是經由溝通(符碼及媒介)所中介與發動的，而文化本身，也就是我們歷史性所創造出來的信仰與符碼系統﹔隨著科技的進步，整合了人類溝通的文字、口語與視聽型態，以多媒體的形式展開新的溝通系統，當溝通本身發生了革命，文化的根本也將隨之有所改變，一種真實的虛擬文化隨之成形。就好比字母出現後，人類開始能以字母來思考，也刺激了一種新的「心智狀態」，造成人類溝通上的質變，後來更發生了識字率普及，和印刷術、造紙術的發明與傳佈。
在《網絡社會之崛起》第五章的一開始，Castells引用波士曼(postman)的話語：「我們並非如其所然的觀看現實，而是見到現實在我們的語言裡的樣態，我們的語言便是我們的媒介，我們的媒介便是我們的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內容。」Castells肯定麥克魯漢的觀點，不過並沒有那樣的科技學定論的樂觀，他還考量了許多不平等、階層化，以及文化和社會模式的問題。
二、真實和虛擬文化很已難以區分，吾人生活在「擬像世界」。
真實文化到底什麼呢？真實本身完全陷入虛擬符碼與象徵的情境中，就如同Castells所說的「假裝」(make
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影像與表象不僅出現於螢幕中以便溝通經驗，而表象本身便成為經驗–假裝，便是相信造假(believe in the making)﹔這就是真實虛擬的文化。
真實，如同我們所經驗的，永遠都是虛擬的，因為現實總是從透過象徵而被感知。在這個系統中，真實本身(人們物質與象徵的存在)是完全被捕捉的，完整地浸淫再一個虛擬意象的情境中，是一個讓人相信的世界，並非是誘發虛擬實境，而是建構了真實的虛擬，表象不僅是出現在銀幕中以溝通經驗，表象本身更變成一種經驗。
再去區分真實和虛擬文化可能沒有多大意義，相較於過去批判學者的悲觀看法，Castells把重點擺再現今媒介科技充斥的時代，媒介符號如何跟人們的日常生活交融，人們如何利用這些以前沒有的符號形式，來進行互動、形成認同，真實和虛擬文化早已混合成一種新的樣貌了。
三、互動的本質和形式之轉變
或許，分析的步驟去了解新的社會互動形式是必要的，如同Castells以麥克魯漢的媒介革命歷史觀，來論述互動的本質與形式變遷。由Barry
Wellman提出社區是人與人間的網際網路聯繫，提供了社交性，支持，資訊，歸屬感，和社會定義。自然地，組織互動的關鍵在此從社會轉移到網際網路。社區，至少在傳統的社會學研究中，奠基於共享的價值和社會組織，網路由社會行動者的抉擇和謀略建構出來，如:家庭，個人，和社會團體。因此，社交性的主要變形在複雜的社會裡社區被網路取代，但這並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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