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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ha nurmela. & Marja-Liisa Vihera(2004).” Patterns of IT Diffusion
In Finland:1996-2002,” IT& Society 6(1)：20-35. (http://www.stanford.edu/group/siqss/itandsociety/v01i06/v01i |
IT傳播的典範在芬蘭
郭晉瑋
南華教社所研究生
摘要
這篇文章回顧自1996年以來，從芬蘭的抽樣統計資料來說明：他們是如何快速推展了資訊和通訊技術的用途。除了達退休年齡和偏遠地區小家庭以外的人口，新的技術成為大多數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項結果所表示的，一但人們開始使用網際網路或行動電話，不管是年紀輕的或年紀較大的、學生、雇員、企業家或是失業者，他們所使用的用途上都是彼此相當類似的。似乎看起來沒有因為從這種資訊和通訊技術而發生排斥等令人擔憂的事，至少如像是因為缺乏收入和教育水平而產生分別。一個問題是，在資訊社會的快速成長期間，IT的使用是否變的更加多樣化。這是值得懷疑的：某些資訊或傳播媒介的不使用，就自動地被解釋成排斥的標籤，而人就會不明不白的被社會邊緣化？
人接受和學習新技術的要素
新資訊和通訊技術的改變，首先就改變了我們最早溝通的可能性。當然，新的個人電腦在運算速度和分類上等方面就比早期更為有效率，代表了數位化的通路更容易作資料的傳遞，因此人們能夠使用新的數位通道來互相聯繫。在早期芬蘭的資訊社會研究(Viher螩 1999;
Nurmela & Viher螩 2001; Nurmela 2001)中，分析了有三種助於溝通能力的基本向度：接近、能力和積極（如圖1）：
不管技術和溝通能力是為互相影響的基本向度，每項新設備和系統所帶來它擁有的附加性和創造它擁有的要求。這意味著媒體的多樣化，反映在溝通方式的某個程度的數量上，並維持成長和原自這種媒體差異的不斷地混合。至今成長一定數量的使用者，在他們互動性的網路上連結了不同的溝通形式。
Viher (1999)表示這些因素，在圖１正是強調著：積極是造成被組織、歸屬和行動，如圖２所表示存在的基本需求。
因此在各種學習方法上，積極成為必要的動力。這些需要提到個人將會遇到的外部基本需求：個人不僅會遭受到居住條件低劣和貧窮，而且還會缺乏愛和認可(Allardt 1998)。依照Turunen(1988 p.193)所提出的，以一種站在非階級性的角度，來審視積極對溝通的影響。他更認可了人類存在的三種需求：被組織，被歸屬以及去實行。這種存在的需求是有著個人重要性的內在需求。這些必須能夠建構人的個性，和影響個人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所相關的外在條件。
經由思考而形成組織的產生、透過情感而產生了歸屬，以及實行是一種實際上的生理需求，如此以某個意義上來說，是以自我本身為最終目的。所有這些基本的存在需求，是伴隨著其他方面的影響下的發展和成長。因此他們成為了溝通能力的重要動力。
1.不論是在哪個時間或地點，能夠經由討論而能達到思考的發展，以及與其他人一起獲得知識，這種需求而被組織起來是令人滿意的。形成組織在根本上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2.當一個體連結他的或她的身體和心靈上的環境，以及伴隨著其他個體，這種需求而被歸屬起來是令人滿意的。在資訊社會中，一個人也許可以尋找到，伴隨著虛擬實境去做虛擬地連結。一般個人都是傾向於選擇如他或她的基本使命：一種生活方式，興趣或工作型態，都將來自於她（他）所內心的既定身分。發現或建立這種基本使命是一個深層的存在需求。
3.能夠在嚴密的核心下被描述出來，如個體的基本使命(Turunen 1988 p. 204)。個體需要一個角色，並且給這角色具有生命上的特殊位置。這角色是在一個社群中，並且是社群所針對個體所創作的角色。而這個角色放置在這個架構上去執行。
在過去十年間，資訊和通訊技術有著迅速的發展，意味著先前的通訊技術變得不適當了。就像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源自這種必要的缺乏性，社會溝通能夠牽扯到三個主要問題：進入、能力和積極（如圖３）
圖３也表示了，IT革新的早期擴散階段中，在早期接納者結束IT革新之前，他們只能在他們的社會網路下使用更舊的方式來通訊。當多數的人已經使用新的通訊設備，所謂的晚期接納者能夠免去這種相互的影響（原因如圖３所提出的）
媒體的多樣化和數位落差比起電腦和網際網路的使用，更要必須在分析研究中被了解。媒體的多樣化也提供了機會活躍於網際網路上，數位落差的標準解釋大多是建立在推動因素上，即是生產商和商人傾向於從他們的出發點，而非從用戶的利益上來推動。Rifkin (2001)描述了推動因素的作用，但審視這種數位的平等(Heinonen et al. 2003) 可能被用來作為一個提供選擇的起點。媒體多樣化的成長，意味著新的頻道在人類的時代競爭著。網際網路的搜尋需要時間，從其他的嗜好和工作任務來獲取。假使你試著去了解數位排除和數位落差的內部架構，這個觀點是必要的。
在1999年到2000年之間，人們在螢幕前面，每星期使用他們的個人電腦遭過五個小時，影響了他們其他的時間。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看電視的時間較減少了。幾乎相同的比例如前面所描述的，他們花費了較少的時間到處閒晃。在最年輕的年齡群組中，大約三分之一的人認為，他們睡覺和閱讀的時間較為減少了。低於百分之十的人認為，他們花費在與朋友相處的時間較為減少了。由於日常生活受到使用電腦這種特別不是具有活潑性和社會性的活動影響，從這觀點來看，人們的社會接觸由於頻繁使用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將不會遭受到太大的風險。
問題是新資訊和通訊技術是否能將改變整個社會的運作結構？如同過去的汽車產業。什麼樣的不可逆轉的變動會發生或興起？在資訊和通訊技術的觀點上是特別有趣的，因為通訊系統的反饋機制比起過去更為強大和創新，行動者和架構會在同時彼此互動著。
調查方法
研究結果指出了：在這篇文章裡，根據從芬蘭的中央人口註冊登記來作廣泛的隨機抽樣，應答者可使用電腦輔助的面對面以及電話方式訪談。芬蘭和其它北歐國家是在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中，以可靠的註冊登記涵蓋了全部人口。家庭樣本包括至少1,500 個應答者，和個人樣本至少2,000 個應答者，回答比例在65 和百分之75 之間。樣本根據註冊登記經由性別、年齡和區域來衡量了人口資料。
比較資訊社會的問題：如果他們使用了和諧的概念和研究設計，國際間的比較會更加容易完成。統計世界中，幾個組織現在正促進這個目標而運作，包括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歐盟統計局。它是罕見的，這類的全國性統計詢問處理都需要與那些同樣被舉辦統計的其他國家作直接地比較，即使他們有明顯的相似性。許多的商業研究組織也使用同樣概念收集不同資訊的國家，但令人擔心的問題出現在這類資訊和從官方消息來源的資料比較下，有估計過高的情況出現。(Nurmela 、Parjo & Ylitalo 2002)
例如, 以持有行動電話和網際網路滲透率高的情況來看，芬蘭被認為是已經達到了完善境界，但當時統計可被容易操弄並且被借用來對自己做偏袒的解釋。最普遍造假的典型建議就是，網際網路連接的數量在芬蘭或美國是非常高的。的確, 當你看每人持有個人電腦的比例數量被連接到網際網路，這個圖表現高於在世界的其它國家。但這認為什麼關於對網際網路的一個實際上的使用，因為統計是根據登記的IP 位置。這並不表示真實提供了反映網際網路的使用程度。
相似的問題出現在電話滲透程度的比較上。若收集正確合理的資料，出現的統計圖自然是呈現固定的區線，但對行動電話數量的統計不是整個地準確的，至少在所有國家。特別是，當用戶換到另一個通訊系統或購買一張新預付的simcard所造成的『無效預付』（呆帳），也被視做預付款項的統計。在芬蘭，預付款項佔所有行動電話款項的較小比例。但例如在義大利，他們至少佔了所有款項當中的60％。
調查報告是針對不同的國家的不同目標群所作的統計處理，而且應答者的年齡可能很多樣化：有3歲以上的小孩或15歲以上到64或74的一般人﹔有時沒有年齡限制。另外，調查報告關於消費者行為的期間，被擴大從二個星期到三個月，或是去年或前１２個月。有時平均一個月收集，或最近，或一般性的資料。
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報告是根據個人或是以其他家庭為單位來作詢問的。因為家庭大小和結構會隨著從鄉村到國家之間變化廣泛。個體和家庭調查的結果也會很明顯地有變化。這是一件完全地不同的問題或狀況：是否有百分之50的家庭有能夠接觸到網際網路，或是否家庭中有百分之50具有15 –74歲的人能夠接觸網際網路。一些調查對於網際網路的用途是和家庭有關的，其他人會對網路的所有用途感到興趣的，包括從學校、工作場所或公立圖書館。在搜集資料的方法有所區別下，相似性也同時減少：它是很重要的比較結果，必須從郵政查詢表、個人面對面的採訪和電視採訪等方面小心運作。此外，根據這些登記的人口中作限額抽樣，它應該也是可能會影響到代表性的抽樣。
所以，當在做不同的國家之間的比較時應該小心。它是適當的關於採樣和搜集資料方法的基本研究描述。通常是經由全國統計學會提供優良品質的資料， 因此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作國際比較統計資料的可靠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1,2002)
在不同國家的家庭來看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滲透情況：在許多國家的多數家庭擁有一臺個人電腦，然而仍有少部分的幾個國家中的所有家庭，只有一半能夠接觸使用網路。(圖4) 。
在一些國家網際網路連接的數量非常迅速地增長，但自2001 年以來，芬蘭是唯一增長緩慢的。丹麥的成長幅度最大，但仍在60%以下；美國和加拿大則落後丹麥近十個百分點
。芬蘭排在各國中間，領先於紐西蘭和瑞士之前。在
美國和加拿大：每十個人中只有一人，私有個人電腦沒有連接網路。
在芬蘭的比例是四人中有一個，在德國是兩人中有一個以及在比利時是三人中有兩個。
在工業化下世界的不同的地區中，似乎與家庭內持有個人電腦與家庭大小有關。2000 年，美國單身戶有百分之30，家中有一臺個人電腦，而在2-4 人家庭則是百分之58 和在5人以上的家庭有百分之63，家中有一臺個人電腦。(美國人口調查局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pop - profile/2000/chap10.pdf) 。法國和芬蘭則顯露出一個相似的樣式：家庭規模越大，越更加可能家中有個人電腦。在所有西方國家，有孩子比起沒有孩子的家庭，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的連接關係是普遍的現象。
在芬蘭和其餘歐洲網際網路的使用情況
在2001年12月，所謂的短期民調報告，是歐盟為了短期的研究需求所受委託使用的方式。共收集了關於15歲以上人口的網際網路用途的跨國資料。在這種情況下，目標人口被詢問：是否他們能在任何地方和沒有時間限制下使用網際網路。大約歐共體的15歲以上人口，有百分之48認為他們能使用網際網路。
北歐盟會員國（如冰島，挪威）
在平均值以上，而南歐盟會員國在平均值以下：而在芬蘭大約占了64%，這項調查近似於芬蘭在2001.11的內部統計數據﹔是依照過去三個月期間，15到74歲之間的使用網際網路的人佔了總人口的59%。
不管是委託誰來進行這樣的調查，也不管是哪個年齡或是使用了哪個時間點，芬蘭在各個國家中，仍然是不變地成為使用網際網路的最高典範。
在芬蘭的家庭，使用IT的增加情況
圖5 說明IT使用與其它傳統家用電器的長期趨勢比較。曲線表示，在家庭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連接的數量的沒有較大程度上的快速增加，雖然家庭個人電腦伴隨著能夠接觸近辱網際網路的比例，比單持有家庭個人電腦的總數有些快速地增長。(如行動電話，從少於所有家庭的百分之10沒有行動電話到持有情況，並且有一個行動電話的情況超過所有家庭的百分之30) 。
圖6從左到右描述滲透率的增長。在所有大小類別隨著家庭持有一臺個人電腦並且網際網路連接的比例增加，但增長率清楚地在更多的情況下減慢了。在2002年相對於其他家庭，二人家庭擁有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連接的增長有些快速。區別在不同的大小的家庭用戶之間比早先前較不明確： 在三人家庭設備標準近似於更大的家庭的水平。這不僅解釋了經由新設備購買, 而且經由孩子離開以前有四名或五名成員的許多家庭。當最後孩子搬走, 變成一個新的二人家庭有或沒有個人電腦。
這個芬蘭研究計劃最初的其中一個假設，在IT的採用上，家庭的生命週期有一種主要影響。在圖7審查一人家庭從資訊社會被邊緣化的風險。自1996 年以來在家庭個人電腦擴散上有兩個顯著趨向在發展。首先，有多數40歲以下並且單獨居住的婦女購買了的家用個人電腦﹔與男人比較下只在最年輕和最老的年齡團體中，有著深遠的差異。在家庭個人電腦的承購上，看起來年齡是仍然一個因素，但它的影響轉移到更老的年齡團體。
從家中的網際網路近用被認為是在資訊社會發展的當中，一個最重要的提示。就這一點而言，與家庭個人電腦的滲透情況一起，導致一些相當有趣的研究結果。在2002 年的春天，個人電腦與連接網際網路的數量不是最高在一個人家庭的年輕人情況上，雖然他們在1996的記錄是最高的。年歲30-39 和單獨居住的婦女對網際網路的近用比30以下的男人更為頻繁。總計，在網際網路連接的增量，在一人家庭之中，女性比男性還快速。這些結果由於是獲取網際網路的署名，引起積極注意。
收入水平經常聲稱對家庭的購買有重大影響。以一個簡單的方式將使用家庭和它的收入大小聚集，分析收入水準和家庭大小的意義，根據消耗單位(可自由的用收入) 作為預先提示。這在表1大概是最可靠的：很少使用，家庭大小和經濟資源的聚集等因素，對於個人電腦的購買，網際網路連接或行動電話所造成的影響。
表1 顯示在一人家庭中不受直線性的影響，因為看起來似乎兩人家庭低收入戶比起高收入戶有更多電腦和網際網路連接。只在有最高收入的三人家庭之內有應用頻繁的線性增量。情況似乎是相似以二人家庭。收入水平的改善，在三個或更多人的家庭比在更小的大小的家庭，更加清楚明顯地促進設備的購買。
(行動電話的高滲透程度，清楚地表明可能促進個人通信的設備將變得普遍，無關於購買者的收入水準) 。
從早期的研究結果指出，二人家庭與一人家庭相比明顯擁有不同的ＩＴ設備, 並且他們開始接近從家庭來看設備的標準。最年輕的夫婦並非網際網路連接的最大數量, 並且網際網路連接的數量在二人家庭是在比一個人家庭高10 百分點。在只有父母的家庭, 網際網路滲透少些微低於五十歲以下的兩人家庭，但清楚地仍是低在家族式家庭。
為什麼芬蘭家庭未能上網：在2002年的春天所作的訪談，那些家庭為何不被要求網路近用和決定不上線。多數的小家庭甚而沒有一臺個人電腦。在許多家庭的對網際網路的感覺像是沒有興趣或無用的，顯著也影響到刺激他們得到網際網路近用的機會。看起來這是一個主要決定因素，特別是在中年和年長家庭。以獨居的年輕人而言花費較貴式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假定使用網際網路並非是如此的困難（當然這對於年長者來說是主要原因）。
在芬蘭是如何在各種情況下做了創新並且突破，以及他們又是怎樣變得每天在使用。要從1996到2002年之間，從過去一直到今日這種行動服務被使用的趨勢。網際網路的使用和行動電話一樣呈現迅速成長，特別是顯示了婦女用戶對網際網路的使用呈現相當的成長現象。雖然一部份的原因是婦女增加了在家庭使用的興趣。比較起來1942年以前出生的人比起婦女更為活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但在其他的年齡團體，婦女表現了如男人相同程度的網路使用。
在2000年，芬蘭更加廣泛使用了電腦在他們的基礎教育上，對於25歲以下受此基礎教育的人來說卻沒有直接性的影響。但是25歲以上卻顯得有所差別。在45到55歲則要受第三層級進修的教育水準，盡量達到與相同年齡層中有受過第二層級進修教育相同的教育水準。
當超過54歲以上的人有三倍的差別。這不是一個特別的發現，因為教育解釋了資訊技術對工作職業的用途。上層的薪水雇員和學生是最頻繁的(96+%) 電腦用戶，當底層百分之85的薪水雇員和百分之54的職工使用了電腦。近一半的農業工作者和其它有百分之70的創業主使用了電腦。至少在芬蘭，工作職業似乎對資訊和通訊技術的用途的有顯著影響,。(Tilastokeskus. Koulutus2002, p. 73)
年齡、區域和網際網路的使用消費者：在某個程度的分析來看，要如何將網際網路成為使用者日常生活中的重心。主要的差異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在最老的年齡層來說，仍有部分的在使用網際網路，而且大多數的普通用戶都是以男人為主，女性大概也能在他們的工作場域上造成網路近用。同樣地，學生族群會比女性有更多的使用比例。地區上的差異是在市區和郊區上，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更多餘使用個人電腦。在所有年齡組來說，赫爾辛基都市是領先在其他地區之前，在其他地區的差異上會隨都市化的發展，表現在30-39 年齡組上，接著在年齡的增長會更明顯。
查尋產品和服務的相關資訊上，在所有年齡組和在所有地區令人意外的變得相當普遍。在20-49 歲之內年齡範圍，這的確成為了一個大多數的使用習慣：當產品的資訊放在網路上，很清楚的將資訊透明化，使得消費者能夠對商店或者是生產製造商直接購物，這和過去以郵購目錄或由電話購物的形式相同，而今日是改由在網路上購物。而在幾個年齡組的網路購物行為，共同點都在較為稀少人會居住的鄉村地區。
如果人們得以對網際網路近用，不管是否他們受雇員，失業者，學生或企業家，他們的用途是非常相似的。唯一的群體使用活動最低的是領老年退休金者，但是差別不是非常大的。時間用途和活動的本質在領老年退休金者之中並且不同用其它年齡的人; 領老年退休金者傾向於是較不活躍的。
面對資訊社會的態度
因為人的態度影響到他們是否會使用IT，這次的調查報告詢問到二個問題提供有用的洞察力去對於數位排斥的看法 (Nurmela & Ylitalo 2003) 。第一是:我感受被新的資訊技術的進步完全地征服了。
這些排斥的經驗在九零年代末期被減少，不會在2000年初期繼續出現。這種確實能夠應付資訊技術的感覺，對於30歲以上的人來說不是有長久性的強烈：雖然它會繼續在更年輕的年齡層中被加強。
在10-30的年齡層中，不會有超過3%的人回答沒有這種感覺，更對三十歲以上者來說有22%不會刻意去忽略這種感覺。回顧整個過程期間，降低這種數位排斥感覺最多為10-30歲的年齡層。對退休者來說，與在工作場所使用IT的情況作比較，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IT對於退休者所扮演的腳色，可能會受到社會影響下，變為更深遠的使用。例如找個閒差事，購物或休閒活動等方面，它能夠提供大量的選擇和機會。在35-59歲的年齡層，對這種被新的資訊技術的進步完全地征服感，可能會造成他們去學習或使用，如何跨越資訊科技的渠溝。即使他們的工作是用不到電腦，網路或電子郵件。
另一個因素是人們對媒體的偏好和日常工作的執行：如電話，郵件或電子郵件和網路，將會衝擊到資訊社會的未來發展。根據受訪者的回答，我希望我的工作是由電話而不是由電腦來執行。在這種比較下，電話是企業界許多人的偏好。
雖然這種偏好在過去六年間已經較為減弱了，但在芬蘭，五個當中有四個人仍然喜歡使用電話，而不是用網際網路或信件跑他們的差事。更明白地，直接由電話提供聯絡被認為是最有用的。除電話之外願意使用其它媒介用來跑差事的人口，最多為30歲以下的女性。從1999 年到2002 年之間，他們的人數增長很大。
在30歲以下，居住在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年輕人，相較於和他們同輩居住在其他地區的年輕人來說，意見是不一致的。以居在市中心到稀疏地區的中年族群中，是非常熱烈使用非聲音形式的媒體。而55歲以上的族群並沒有地區性的差異。網路的用途清楚地增加了人們意願，以電話的支出費用去使用其他的媒體。但仍有較低的比例意見不一。
尤其在最年輕的族群中這種差異更為明顯，但即使在中年族群中，仍有大量的女性人口比例多於男性，有意願去使用網路去跑差事。一種可能是女性比起男性，能透過網路獲得跑差事方面的經驗﹔或是這個事實讓女性比起男性減少了更多時間。而女性發現無論能在任何時間或空閒的時候，她能夠利用網路和電子郵件的優勢來跑差事。
也有可能使得女性在溝通方面比男性更為害羞，以及她們因此比起使用電話，更寧願使用其他媒介來跑差事。從另一方面來看，男性更可能習慣於授權委派，以及因此樂於選擇以電話讓事務運作。
如此，數位排斥一直是令人擔憂的，有個好的理由去提供高度意願去使用電話，或越過心理障礙去使用數位方式來跑差事。從對等的溝通，面對面的談話或是用電話來超越了電子郵件或網路的互動等觀點來看。同時間能夠將正式交談的權力結構拉到對等關係，更勝於無法同時以電子郵件作同時間互動。由於這種數位互動下，你能夠使用這種『外交性質的交流』。假使政府ｅ化意味著有更多的外交性質的交流，政府當局必須擁有高度的自我訓練不至於誤用這種交流。
結論
總之在芬蘭，多數人在短時間之內接受了IT，並更從較大的年齡層吸收的新的用戶。新的技術成為多數人整體日常生活中的部分。除了退休年齡和偏遠地區小家庭之外，仍然是相當受限於使用個人電腦和網路的。
結果所提議的，一旦人們開始使用網際網路(或行動電話)，不管是否用戶更加年輕或更老，或如學生、企業家或失業者，他們的具體用途是相當相似。看起來沒有關於從資訊和通訊技術的排斥發生等另人擔心的情況發生，至少如像是因為缺乏收入和教育水平而產生分別。在民主福利社會中，關於民眾服務必須要有許多的頻道執行，如經由電話，郵件或是電子郵件或網路（然而，有一些討論到在國營企業數位落差的理由，因為在芬蘭，甚至使用瑞典語的人能夠在國營企業中使用他們國家語言去溝通。同樣來看，這些人沒有進入、技能或積極等因素在使用網路, 或由電話或信件來跑差事）
至今在芬蘭有大多數的人是積極的IT使用者，看待這種每天廣泛的普遍應用這些技術的現象是相當有趣的。這種透過行動對話和攜帶型設備來定位服務，是第一需要認真對待的選擇。相對的，一旦可被運用的系統能在網路上以及低廉的收費來進行，專業的資訊供應相對的會迅速增加，並且會有來自不同而已經發展完善的網路企業，會利用廣告收入來贊助他們運作。(Castells & Himanen 2002)
有些人可能會看到有極大數量的使用者，而創造完整地能夠令人滿意的新設備。這種正面性的前景，將會成為現在社會基礎建設的整體部分，如使用電力一般的普遍。至少到目前為止很多論點都在強烈的支持著這樣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