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態學觀點看外籍配偶家庭子女教養問題

王筱雲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

東南亞外籍配偶來臺已有二十幾年的歷史，近年來人數持續增加，外籍配偶家庭的組成，已是台灣社會普遍的現象。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2005），93年國人結婚對象與比率，為大陸與港澳人士者10,972人，占8.35％，為外籍人士者20,338人，占15.47％，兩者合占23.8％，約每四個新婚家庭就有一對是跟大陸與港澳人士及外籍人士結婚。至93年底止，我國東南亞外籍配偶人數（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總數約12.2萬人。

在生育率上，外籍配偶近7成與國人配偶生育子女，平均生育數為1.04，大陸配偶則僅有5成生育子女，平均生育數0.73人，兩者雖然都低於國內育齡有偶婦女平均生育數1.21人，但其子女總數目前已有15萬4289人（含外籍與大陸配偶所生子女數）。教育部年初公佈一項初步統計數據，全台灣約有四萬六千多名外籍配偶子女正就讀於國中、小學，其中國中生約有五千五百人，國小學生有四萬多人（劉嘉韻，2005）。
外籍配偶不僅要面對婚姻調適，加上跨文化適應下形成的風俗民情、生活價值觀差異、語言溝通隔閡等衝擊(文教報，2003；朱玉玲，2002；陳守國，2004；)，已經讓外籍配偶惶惑不安，隨即而來生育、養育子女等問題，更讓承擔教養孩子重任的她們，顯得無所適從。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03）的統計指出，東南亞地區的外籍配偶平均年齡為二二．九三歲，嬰兒出生數佔整體嬰兒出生數比例逐年提高，嫁來台灣的外籍配偶多半肩負著傳宗接代的包袱，年齡很輕便懷孕生子，來台的半年至一年懷孕之比例頗高（鄧秀珍、林昆輝、蔡馥如、鄧秀桃，2004），以台北市為例，有20%的外籍配偶20歲以下生子，多缺乏嬰兒照顧的常識(楊艾俐，2003)，甚至有初為人母的恐慌（薛承泰、林慧芬，2003），所以緊接而來的子女教養問題，更需要大家的關注。

二、子女教養上所面臨的難題

歸納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有些是屬於個人因素，有些是與環境交互作用下的因素。綜合歸納相關研究，其原因有：一、適應環境困擾，影響子女心智發展。二、缺乏育兒知識，不易勝任母親責任。三、語言溝通障礙，子女易有發展緩慢的現象，子女學習發展受限。四、婚姻形同買賣，子女缺乏有利環境。五、居於經濟弱勢，缺乏自我謀生能力。六、處於文化隔閡，社交範圍相當受限制（張家楨， 1999；劉美芳， 2002；鄭雅雯，2000；陳美惠，2002）。

高雄縣衛生局針對縣內外籍配偶的保健教育認知，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五成外偶缺乏孕期以及嬰幼兒健康照顧知識（林璣萍，2003），所以需要依賴家中長輩的協助（薛承泰、林慧芬，2003）；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結果也提出，在衛生醫療需求上，外偶需要育嬰、育兒知識及幼兒健康檢查資訊等，由此可知養育嬰幼兒的基本知能，他們是缺乏的。

外籍配偶受原母國文化影響，認為孩子只要吃飽穿暖，乖乖的就好，對孩子沒有太大的期望；女孩子不必讀太多書，反正將來要嫁人，能找份工作就好，孩子不乖就要打，就該罵，教養觀念與台灣傳統觀念相類似，注重的是孩子的外顯行為，但是孩子的心理發展層面卻沒有照顧到（許如美，2005；李湘凌、洪瑞楓，2005）。

外籍新娘嫁至台灣後，支持網絡薄弱，特別是以買賣的婚姻，容易造成家人對她們的歧視與偏見，影響所致，她們教養子女時，情緒控制容易失調，相當需要相關家庭教育單位、心理諮商與輔導機構的支援，幫助外籍配偶能儘快調適其生活，並適應為人母的角色，使其在穩定平衡的情緒下教養子女，減輕因家庭問題，造成對子女人格的影響（陳烘玉、劉能榮 、周遠祁、黃秉勝、黃雅芳，2004）。

外籍配偶子女的教養相關研究指出，外偶子女在幼兒階段的語言發展較慢，研究中實地接觸發現，他們並不是發展遲緩，而是學習上的資源及輔助不足導致學習緩慢（莫藜藜、賴珮玲，2003）。根據研究發現，東南亞外籍配偶子女使用的字詞，比較同年齡有明顯減少、語言中缺乏複雜性、比較少開口主動講話，或社會化行為較少，平時也較少玩文字性遊戲，間接使子女的語言表達與學習較慢（王秀紅、楊詠梅，2002）。在王瑞壎（2004）研究中，外籍配偶子女似乎較有障礙，但至小學後則問題不再這麼明顯，學前教育是一大因素，父母的身教、言教及親子互動，亦是成長的原因。

但在一個家庭中，尤其是外籍配偶家庭，父親在教養孩子方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限於外籍配偶來自於不同國籍、語言與文化的狀況下，父親教養方式對子女行為表現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李湘凌、洪瑞楓，2005），可協助外籍母親的不足。

在劉秀燕（2003）的外籍新娘家庭環境及其子女行為表現之研究中，我們發現外籍配偶家庭與一般家庭一樣，擁有不同的教養方式，有對於子女忽視、不關心的，但相對的也有採關心及民主教育方式的家庭，而後者對於子女之表現也有較好的影響。因此，外籍配偶的語言問題不只是造成子女語言學習遲緩的因素，其教養觀對其子女的學習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在子女入學後，彼此將會有更大的差異，他們將面臨到認同問題，由於孩子與母親臍帶相連，透過母親認同社會，母親原本文化被壓抑，對臺灣也可能產生認同問題，兒童也可能受其影響，且遭受其他學童拒絕、排斥（楊艾俐，2003），就研究者的觀察，新台灣之子普遍會隱藏母親的國籍，沒有特別詢問，通常不會主動告知；如果新台灣之子在校適應良好，課業表現沒有特別差，同儕之間的接納度不會和其他本籍學童有太大的差異，但如果學業成就不如人，會比本籍其他學童容易受到排擠，並被貼上『她的媽媽是外籍新娘的標籤』，而受到捉弄或欺負，小小的心靈，隱藏一顆易碎的心。

鄧秀珍等（2004）研究指出，本籍及外籍學童擔心事項比較分析中發現：外籍學童有較高的比率會擔心被瞧不起，自信心不足由此可見。

新台灣之子陸續就學後，其表達能力不佳、人際關係待加強，甚至出現貶抑其母親之偏差行為，外籍母親對子女的偏差行為卻無能為力，茫然無所措（林淑玲，2003），教養能力及文化認同問題值得探究。

人際關係不佳會進一步影響兒童的心理健康。打從出生開始兒童即被灌輸、教導社會文化價值。個體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受到父母、友伴、同學、社會的影響，而學習各種不同的行為和態度，其人格遂在諸種人際關係中逐漸形成(張宏文、邱文芳，1999)。而人際關係不佳的學童由於缺乏社交技巧，容易招致同儕的拒絕、會出現社會性退縮、被孤立、感到寂寞等心理上的問題（曾瑞真，2000），尚待觀察。

由於語言溝通不佳，中文識字能力不足，無法指導孩子的課業而感到不安；加上社會對外籍配偶帶著歧視的眼光，更讓她們缺乏自信、產生自卑，以致於害怕和老師溝通，所以把和老師面談擺在親師溝通方式的最後一個順位（陳烘玉等，2004），導致孩子產生偏差行為無法與教師溝通；對於學校與家長間的互動也將產生影響，由於她們家庭大多居住在農村，或是邊陲地區，學校資源原本較都市差，父母親的社經地位也較低。臺灣社會流動的情形已不若六、七十年代，這些孩童若是缺乏特別的輔導，可能終生陷於貧窮惡夢中，代代相傳（楊艾俐，2003），往後的社會勢必付出更多的成本來解決衍生的問題。

就蔡榮貴等（2004）的調查報告指出，外籍配偶子女本身在學校中所遭遇的問題是：帶有口音腔調易被取笑；易被種族歧視、標籤化；無法自我認同，看清自己，缺乏自信、感到自卑、產生疏離；一、二年級甚至學前易發生學業適應不良；認知性科目方面需要加強、語言學習與語言結構較差，其餘國小中高年級外籍配偶子女與非外籍配偶子女無論在生活適應、學習適應或整體適應的自我評估表現上皆相近，無太大差異。

研究也發現（林璣萍，2003；陳烘玉等，2004），就讀國小外籍配偶子女之國語與數學科的學習成就會因不同地區、國籍、家庭社經地位背景的不同，而在學習成就上有顯著差異存在，研究結果與一般刻板的認知部分不符，應調整「新臺灣之子有整體學習弱勢的現象」。但其中，居住北部地區學生的學習成就優於南部地區；較明顯的，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優於中低社經地位學生，此一結果是否暗含著國小外籍配偶子女在學習成就相對較低的現象，係受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社經地位的指標可分為父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與收入，王鍾和，1993）。北部縣市外偶子女約三分之一需要接受課業輔導，比例與本籍婦女之子女差異不大，南部比例較高。

綜合上述，外籍配偶子女教養上出現的問題，一是：因缺乏懷孕及嬰幼兒健康照顧知識產生的兒童發展緩慢；二是：語言溝通障礙，導致學齡前子女學習發展受限；三是：文化認同問題，因母親的身分問題導致進入國小的外偶子女無法自我認同，看清自己，目前的研究報告涉及心理層面的尚不足，有待觀察；四是：外籍媽媽維持傳統的教養觀念，不注重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心理發展，更不知親職教育的重要性，教養態度維持傳統的打罵教育，加上溝通能力不足，不知如何尋求資源，錯失孩子教育的黃金時段；五是：三分之一的外偶子女學習成就低落，父母在經濟及能力上皆無力協助，需要教育體系伸出援手。

三、以生態系統解析外偶子女教養問題

Bronfenbrenner生態系統理論提出，每一個人都不是自外於社會文化的單獨個體，不僅受著個人與環境直接互動的影響，也受著週邊各種系統相互作用後對個體產生的影響（Bronfenbrenner, 1992）。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論強調，發展是微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以及大系統等四個系統與個體直接及間接作用的結果（圖一）（引自鄭青青、宋明君，2004）。生態系統論與文化震憾的概念提供了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向：外藉配偶及其配偶、家人彼此之間的文化衝突將是全面性的，是一種肇因於二者之間的各個系統之不同所衍生的一種衝突，因此，如果能夠嘗試讓嫁到台灣的外籍配偶瞭解台灣文化與傳統價值觀念，或許能藉由認識彼此大系統上的差異，幫助她們減少內心的焦慮，盡快適應台灣的文化與生活。

家庭的微系統--也就是外籍配偶的家庭--能夠因此而減少因為文化衝突所產生之不利於幼兒成長的因素；假若一個家庭裡有兩套不盡相同的文化價值，必然會造成兒童內心的文化衝突，在教養上也就無法達到Bronfenbrenner生態系統論中所謂的最佳化過程（proximal process）--- 各個系統間的統整一致性。有鑑於此，如果我們能利用學校與社區的力量，試圖讓外籍配偶及早融入台灣的社會文化中，增進家庭微系統的平衡，對兒童而言將會有較好的學習與成長的環境。

圖一. 外籍配偶家庭生態系統圖（引自鄭青青、宋明君，2004）

四、生態系統理論之意涵與應用

Bronfenbrenner（1992）認為每個人終其一生，不斷的與環境產生互動及調適，來維持其平衡，因此認為人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一體。當在探究教養問題之影響因素時，必須從個體、家庭、家庭所處的社會環境、甚至宗教、文化、現行政策等各層面來找尋線索，才能得到較深入的答案。因此提出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此理論將影響個體的社會環境分析成四個層面：最核心的一層稱為微系統(microsystem)，是與個體最具有直接關係之環境與人、事、物，而個體的特質與個性也與之進行密切之互動，例如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對兒童的影響。第二層是中間系統(mesosystem)，指的是與個體有著密切關係的微系統間所形成的系統，如家庭和學校間、家庭與社區間、學校與社區間的關係。第三層是外系統(exosystem)，是指能影響家庭穩定性，但個體卻未直接接觸的環境，例如工作的環境、社區支援及設施等。第四層是大系統(macrosystem)，即最外的一層，是指文化傳統、信仰與價值觀對個體的影響。

Bronfenbrenner（1979）認為每個人的發展都直接受到這四個系統的直接影響，這四個系統依與個體互動的頻率及密切的程度有所區別，由小到大的四個系統層層相關，如同「草履蟲」般的巢狀結構，這四個層級的生態系統中是維持在一種動態平衡的（equilibrium）的狀態，且沒有一個系統是全開或全閉的（Garbarino, J., & Abramowitz, R. H. ,1992）。

換言之，個體的發展是歷經生態系統中的動態運作而成，而系統中的各項因素皆對個體具有影響力，而這些影響力有些是透過微系統直接傳遞給個體。

由巨觀的角度而言，生態系統理論有助於分析個體所處的整體情境，對於釐清每一個系統與個體間的互動與關係具有莫大的效益；就微觀的角度而言，生態系統理論則有助於了解個體在微系統中與其他因素的互動，對於個體在這個「最直接也最密切」的系統中的運作，進行深入的探究。而整體而言，生態系統對於兒童發展確能提供一個完整而清晰的架構。

運用此理論來探討因應外籍配偶家庭子女教養問題時，我們可以把焦點放在家庭這個微系統上，亦即外籍配偶的困境及所需的因應對策，包括外籍配偶家庭中可能出現的母親支持體系薄弱、母親文化解讀不佳、教養資訊缺乏、文化刺激不足、經濟弱勢、家人溝通不佳、婚姻關係貧乏…等因素；而外籍配偶與學校和社區間，則是不可忽略的居間系統因素，包括外籍配偶嬰幼兒健康照護知識不足而影響孩子健康發育的狀況；子女學前口語的學習緩慢狀況；子女自我認同的價值混淆的狀況；學校學習成效不佳，又無能力協助其改善的狀況；人際關係薄弱狀況；歧視與孤立狀況…等。因此以積極的觀點而言，希望能透過此種微系統模式的探討，來因應外籍配偶子女教養的問題，或透過此種居間系統模式的探討，來增強外籍配偶家庭的功能，間接改善新台灣之子的學校適應與生活適應。以消極的觀點而言，希望能打破影響在微系統與居間系統間相互惡性循環的因素，中止外籍配偶子女在人格情緒或社會道德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五、解決外偶子女教養問題之具體策略

綜合上述的討論，協助外籍配偶解決子女教養問題，應從家庭生態系統的四個層面下手，使其下一代成功地適應和健康的發展，其具體策略如下：

（一）微系統：

即個體最直接接觸的生活經驗或環境。可從兩個面向著手：

1、外籍配偶的自我增能與價值澄清：

可透過強制性語文教育，增進外偶聽說讀寫的能力；語文教育中融入親職、子職、兩性、婚姻、倫理、家庭資源與管理等家庭教育事項，增進外偶對婚姻關係和家庭的經營能力、兒童心理發展的了解，了解自身的需要、澄清自己的教養信念，並給予關懷與支持。。

2、微系統正向關係的建立與平衡：

提供新移民家庭家人相關教育活動，尊重新移民女性是獨立的個體，而非買賣婚姻下的個人財產，以相對的尊重來對待新移民女性，發展正向的關係，才能讓新移民女性提升自尊，並用心面對這個家庭。

預達上述目標可透過學校與家庭的親子活動，或委由社區基金會或各項協會舉辦的家庭活動，來帶動連結，並拓展新移民女性的人際關係，增進語文溝通能力，並尋求社區及社會認同。

（二）中間系統：

中間系統如果缺乏連結，或是兩個微系統之間存有價值的衝突，將會影響外偶子女教養的信念，所以中間系統的正向多元連結顯得重要（Raffaele, L. M., Knoff, H. M.,1999）。

1、家庭與社區間

舉辦多元的活動，增進外偶家人參與的機會；對外偶家庭的參與、貢獻，給予支持、協助與肯定；舉辦多元性的活動，促進社區網絡之間的交流；致力於營造正向的社區形象與生活品質（Walker, S. N.,1997）。

2、家庭與學校間

外偶家庭功能因母親不諳臺灣的語言文字，無法發揮母親親職教育功能，新台灣之子父母大都對其子女期望不高，父母對子女的關心程度，不會要求成績要很好，只要不要學壞就好。因此如何對「新移民女性」賦能，及早讓他在臺灣能獨立自主，自我終身學習，找到自己的優勢建立自己的自信與方向，才能撫育出多元優勢的新臺灣之子。

（1）強制外偶進入學校學習，語文教育、親職教育課程不可少，沒有通過檢定者，應強制其接受這些基本教育，解決部分外偶家庭不支持外偶出外學習的現象。

（2）就台北縣市「新移民女性子女」學業成績表現而言（陳烘玉等，2004），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學業成績表現有34.5％的比例需要進行補救教學。他們可能因為家庭經濟因素考量，無法到「安親班」上課，唯有仰賴學校機構開辦「課輔班」進行個別指導，及早發揮補救功能。

（3）多元文化師資培訓：教師是教育的執行者，如果觀念偏差如何了得；多元文化觀念的培養及執教能力培養，在在需要進一步加以訓練。

（4）多元文化教材融入課程中，讓學生學習尊重多元文化。

（5）建立親師間溝通橋樑：新移民女性害怕與教師溝通，家庭與學校的連結不良，教師有需要主動出擊和外偶家庭聯繫，讓外偶家庭解除心防，願意和學校教師主動聯繫，讓孩子的問題及時獲得解決，學校行政人員應給予全力的支持。

3、學校與社區間

結合學校、社區、民間團體、社教機構，開創多元教育管道。

（三）外系統

1、修訂有利外偶融入台灣社會的法令與政策，並舉辦職業訓練，提升就業能力，改善家庭經濟。

2、媒體本著媒體倫理，多報導正向新聞，將新移民中適應良好的楷模多給予報導，一方面扭轉錯誤的種族歧視意識，另一方面強化新移民對文化認同多一分肯定，以提高自尊與自信，支持其下一代的文化認同。

3、對於一般民眾，透過社區教育方式促進其對於不同國家社會文化的理解，並養成對異文化尊重與包容的文化態度。

（四）大系統

1、由微系統、中間系統、大系統間的努力，慢慢促進整體文化價值體系的改變，這是日積月纍的工作，非一朝一夕即可達成。

2、推動東南亞文化國際合作，利用交流的機會，改善國人刻板印象。以新港文教基金會為例，兩年一次的國際藝術節，都邀請印尼的舞蹈團來表演，很多外籍配偶及家人都會來欣賞，看到同文同種的家鄉人在台上演出，並獲得如雷的掌聲，與有榮焉，無形中改變國人東南亞種族歧視的觀念。這種效果有時比任何教育都來的有效，當然這需要政府的經費支援。

六、結語

台灣是個移民的社會，族群的異質性是社會的事實，如果我們抗拒、否認這些差異，我們將會危及到兒童的發展，包括弱勢和主流團體孩子的發展。跨國婚姻移民的下一代，並不是單純的肇因於母親不識中文，無法教導兒童，致使子女教養產生問題，而是文化差異下衍生的能力及資源上的不足，及弱勢族群備受歧視的社會隔離現象，衍生新女性移民與下一代間自我概念發展出現問題，所以需要從家庭生態系統四個層面同時著手，多管齊下，共同協助外籍配偶家庭面對挑戰。

台灣此刻正在體驗新移民潮及日趨多元的文化，光是接納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走出去擁抱這些差異，並欣賞多元文化主義，瞭解差異所在，尊重他們，認同他們，她們自然會認同自己，相信自己，並對家庭懷抱正向改善的能力與信心，進而促進外籍配偶家庭的正向發展，解決子女的教養問題。

七、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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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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