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教師學習實踐的默會致知
董麗美
南華大學社會所
一、結構與個體交互作用下的個人特質
結構與個人的交互作用形塑出一個人的特質。一連串的外在性內在化與內在性外在化的過程,使得個人的思考與行動都必須受限於習性[1]的框架中,從初級習性到次級習性的內化,型塑出個人特質。
家庭是社會化過程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場所。家庭這個組織置身於社會中的某個社會階級,藉著社會化[2]而將階級的特性內化到個人,即初級習性的獲得,其特性存於個人的言行思想中,習性經內化後,施為者無從察覺,視為理所當然天生本能,不必特別注意到這些所謂的習性(輔助意識)就可以將焦點放在行動上;但是,個人除了被結構施加一些力量外(內部被作用),也能向外作用,習性也會因個人在社會變動歷程與成長經驗(次級習性的獲得)而重新建構,並非一成不變。個人表現出來的行為舉止、嗜好風格、儀態氣度,如一個人吝嗇或大方的表現、抬頭挺胸或是畏畏縮縮的體態、喜歡看愛情文藝片不喜歡看戰爭片、休閒活動的選擇與住屋的擺設,總是以為是天賦本能與生俱來,一切都是出自個人的選擇,然而,這只不過是藉由習性來體現與延續各種階級特性與經驗累積罷了!
由此觀之,教師特質的塑造也是如此,兒童時期的初級習性與成長經驗累積的次級習性塑造出個人的處世原則、教學態度、表達溝通能力……等,其教學方式除了受初級習性的影響外,所接受的教育體系也是影響其教學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像是師範正規體系出身的教師,表現出來的思想風格絕對是迥然異於一般大學出身的教師。在師範體系下,學生接受傳統威權教育的灌輸,除了有形的名言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外,更值得注意的,在無形中所承襲的潛在教化體系(隱性課程[3]hidden curriculum)將對日後的教學傳承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教學方法雖然會隨著教師本身與外在環境變動的交互作用而有所改變,但是基本的價值體系卻是很難完全根除,例如在教室裡,認為學生一定得乖乖坐在座位上,言行舉止必須合於規定,強調尊師重道的價值觀,且認為教師所傳承的論點皆正確,不太能接受學生的反駁與發言,比較屬於單方面的傳遞訊息,較不注重與學生的互動,在此種教育體系下的學生,濳移默會的結果,將怯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對於學習持著較被動的態度;然而,由大學自由風氣教育下的學生,接收自由風氣的教育,教學過程注重與學生的互動,目的在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接受多元自由、互動教學等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薰陶,藉著有形無形的教育內化至學生身上,日後當學生為人師表時,也將秉持此價值體系的教學方法並傳承給下一代,教育出來的學生所展現的氣質當然也異於正規教育體系的學生。當然,兩者皆會依著外在環境與個人經驗反思而有所變動,絕非一成不變的傳承。
不同的外在結構造就不同的個人特質,不同的個人面對相同的外在結構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外在性的內化與內在性的外化過程中,個人必須在結構的限制條件下才可自由的選擇,藉由習性為中介,兩者交互作用的結果使得社會秩序得以保存與創新,即在每一次接收傳統權威時,個人皆會有些許的修改與反應;當接收某一項新訊息時,也會對當前的文化作修正,也就是接受傳統的同時,個人擁有「在不同程度的贊成與異議之間」的選擇權。
二、課堂中的實踐與反思
教師因各自的初級習性與次級習性差異,各自永有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但在學習「教學實踐」這門學問時,總會經過一些反思與修正,試圖找出一套最適合的模式。
「教學實踐」牽涉到邁可.博藍尼(Michael Polanyi)[4]指出的兩種知識內涵,一種是可以藉由言述、文本、符號來傳達知識的明言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另一種則是不能通過語言、數字完全清晰化公式化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然而,表面上不為人知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其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有如冰山底下深不可測的神秘地域,默會的事情遠遠比表達出來的要豐富許多,不但是明言知識(explicit knowledge)的根基,更是一切知識創新的嚮導。
教師由明言知識習得的教學理論要實踐在學生身上時,必須身體力行,從課堂的實踐經驗中習得,就像學游泳一樣,接收再多的文本與專家言述所傳達的名言知識都不算真正學會這項技能,必須在水裡親身體驗,從實踐中反覆練習與修正,才能算是真正的學會這門知識。
這兩種知識應用於教師的課堂教學實踐時,存在著四種轉換的關係[5](見圖一),由明言知識到明言知識的轉換是在師資培育時,所接受的明言知識,以言述與文本完成教學理論為主;明言知識到默會知識的轉換透過教師的內化完成,即教師在課堂實踐時對教學理論等明言知識的融會貫通為主;默會知識到默會知識的轉換透過意會完成,即教師在課堂實踐中的體認與反思為主;默會知識到明言知識的轉換透過外化完成,主要是教師將默會知識逐步地清晰明白化,表現在教師的教學日誌與教案設計等明言知識上為主。
圖一 個人於課堂實踐時的四種模式關係
初級習性與次級習性所塑造的個人特質與教學風格,體現在課堂的教學實踐上──教案的設計、課堂的互動、教學態度等等。藉由個人習得的教育來設計教學教案,實踐於課堂教學中,其操作方式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也無法完全照本宣科的套用,而必須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反省與實踐,依照學生的反應來修正教學的內容與方式,適時提問與評價、反饋藝術等等,都是課堂實踐中默會知識的機制反應。以此論之,教學這項技藝必須浸淫在課堂的實踐中,反覆思索、持續修正,並找出最適合的模式與教案,才是真正的習得 “教學”這門學問。
三、個人知識與公共知識交流的螺旋
個人在教學實踐的反思主要有課前反思(教案設計)、課中反思(課堂中的修改反省)與課後反思(教學日誌的撰寫)三種,如能把力行實踐中積累的修正成果,運用在教學上,那對於教學品質的提升將有著莫大的助益。
然而,“教學實踐”這門學問絕不止於個人閉門造車的鑽研,還必須透過同儕的學習與教學研討的交流來增進發展,如圖二,首先是從默會知識到默會知識的共同化過程,藉由同儕之間的教學經驗分享,產生共鳴性的知識;其次,則嘗試將默會知識以明言知識的方式呈現出來,如以論文寫作或教案設計的方式呈現出教學經驗,由外化過程產生概念性的知識;接下來則是將概念化知識轉為系統性知識的過程,藉著同儕間明言知識的交流與學習,並將習得的知識重新整理、分類,產生系統化的知識;最後內化的過程是將明言知識轉為默會知識,依照所獲得的資訊理論實踐在教學的操作上,產生操作化的知識。個人嘗試將經驗、竅門以明言知識的方式呈現出來,藉著默會與明言這兩種知識的轉換,即可完成一次個人知識與公共知識的循環,也是另一個大循環的開端,藉由教學研討會來分享經驗時,默會知識也就共同化,於是開始新一輪的知識創新循環,依此持續運轉著「教學實踐」的知識螺旋。
是故,將明言知識轉為默會知識,即公共知識轉為個人知識,此過程必須在教學的實踐中體現;而將默會知識轉為明言知識,即個人知識轉為公共知識,其發展必須藉由論文寫作等經驗分享方式來實行,依「教學實踐」的知識螺旋循環,將使“教學實踐”這項技藝更臻於完美。
四、結論
教育理論知識的習得與課堂教學的實際運用,就像學習一項技藝,明言知識再豐富也學不會,必須親自實踐從中默會,不斷地修正與反思、反覆練習實踐,才能將該技藝運用自如;個人知識與公共知識的螺旋循環,在明言知識與默會知識兩者的交互作用下,教學實踐的個人默會知識試圖藉著明言知識來傳達,雖然將個人知識公共化的任務是如此之艱鉅,但是為了精進「教學實踐」這項技藝,致力於此的確是相當值得讚許的。
此外,在外在結構與個人不斷地交互作用下,個人不斷地在接收知識、修正自己與創新知識,從兒時的初級習性到後來一連串的次級習性中型塑出個人特質。然而,在這互動的過程中,外在結構也不斷地被更新,處於這種日新月異的外在條件下,個人如果無法改變自己以符應外在結構,只是就此打住裹足不前的話,則會產生一種滯後作用,假設這種情況持續不斷,屆時個人將與社會脫節且無法立足於競爭中的社會而被淘汰。
以此觀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身體力行從中精進,除了自己揣摩反思外,更要與外界來交流學習,於傳統權威所接收的知識也要因應外在結構的變動而作調整,像是昔日「背多分」等填鴨式的制式教育將慢慢被修正為培育獨立思考與理解性的學習為主。另外,在現今電腦科技發達的時代,各種知識都離不開電腦,除了可多加運用多媒體的電腦教學來促發學習效果外,並可利用網際網路作為知識交流的溝通管道。教師的「教學實踐」所指的不只是在課堂上對學生的教學,教師本身也應該稟著學習的理念,不斷的接收外界訊息與修正本身的教學模式,才能真的學會「教學」的技藝。
五、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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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erre Boudieu認為習性( habitus )和某一特定階級的存在條件相關連的環境限制下所形成的,是持久但又可轉換的傾向系統,是一種被結構的結構,該系統是從社會化過程中獲取的。
[2] 社會化(socialization),是個人獲得人格和學習社會團體的終身社會互動過程。
[3] 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學生除了從正式的課程和課本理學到知識、技能、態度等,也從學校生活中的同儕相處、師生互動、教室文化、校內儀式(如上下課敬禮、升旗早操等)等經驗中學習。後者這部分非正式課程的教育效應稱為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
[4] 邁可.博藍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出生於布達佩斯的物理化學家與哲學家,早期研究領域包括醫學、量子力學與熱力學。在移居英國後,研究興趣轉向社會科學與哲學。著作包括《科學、信仰與社會》(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自由的邏輯》(The Logic of Liberty)、《意義》(Meaning)、《致知與存有》(Knowing and Being)及《科學思維與社會現實》(Scientific Thought and Social Reality)、《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
[5] 這四種模式關係在此主要是指教師個人在學習「教學」這門技藝,親身實踐於課堂時,所經歷的明言知識與默會知識之間的轉換,尚未牽涉到與他人分享經驗時的共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