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的《恐怖分子》與班雅明的城市犯罪
黎柏孺 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前言
都市集聚著政治、經濟、人文、建築、哲學、藝術、社會等人類文明發展的結晶，並且具體而微的呈現。都市，每天都上演著超寫實的人生悲喜劇情，是人類生活的真實舞台。
然而，犯罪，從古至今無時無刻不斷在上演；當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因都市化現象及資本社會帶來結構性的衝擊轉變，城市變成是一個幻像，一個碰不到、看不到的幻像。即使這個城市是由實體建築物所構成，然而這個城市所構成的氛圍卻是讓人摸不著，也猜不透。《恐怖分子》中的淑安（王安飾）為何打電話報復房東、加害李立中（李立群飾）和周郁芬（缪
騫人飾）？為何自甘墮落，又和男友阿順（游安順飾）幹起仙人跳的不法勾當？這些犯罪行為都不是無緣無故平白產生，而是當時的城市氛圍使然。
班雅明在《柏林童年》提到一段話，「城市每天都重新給我對這些事件的承諾，而到了晚上這些承諾卻每每落空。就算出了事，等我趕到現場時一切也已平息，就像神仙在凡夫俗子面前須臾即逝。」「人們在城市裡相互進行著最無情的要求，在城市約會、打電話、開會、訪問、調情、生存鬥爭，讓人無暇斂心默禱。為什麼城市本身卻在記憶中免於受罰？為什麼它從我們的生活中編織出的面紗，所揭示的人們形象不如我們與他人或自己相遇的實地的形象多？」──《柏林紀事》
楊德昌的《恐怖分子》中的清晨槍聲，揭起了城市犯罪的序幕，最後也以李立中自殺的槍聲回應結尾；成年的班雅明，回憶起童年時家裡出現竊賊的情景，而以手扎的方式寫下《柏林童年》中的「不幸事件和犯罪事件」。
相距迄今六十五年的班雅明，與都市文化思辨者的楊德昌，兩者對犯罪環境、犯罪氛圍的描述，皆有其呼應之處。
關鍵字：城市幻像、城市犯罪、城市氛圍、恐怖分子
壹、犯罪動機的催化劑
本文就《恐怖分子》電影中的幾個重要的關鍵點討論，造成男主角李立中的犯罪動機。
一、
傳播工具所帶來的影響
1. 電話
從淑安一開始為了報復房東報警房子失火來了三輛消防車，又打電話捉弄房東假外訂五十個便當，到打7682974李立中家裡電話，對周郁芬謊稱李立中在外與她有染，並有身孕一事，希望約出見面解決。原本李立中與周郁芬兩人的感情就已經不穩固，出現嫌隙，再加上昔日男友、也是長官的沈維彬（金士傑飾）鼓勵周郁芬回到他身邊與他一起工作。這通電話恰是造成郁芬決定逃家三天，甚至搬出家門與沈維彬同居的導火線、催化劑。
這通改變兩人結局的恐怖電話，像極了班雅明在《柏林童年》一書中提及的：「很多使用電話機的人並不知道它的出現，曾經在家庭中造成了多大的災難，……電話鈴聲把柏林公寓中的恐怖放大了幾倍，……我只有束手就擒，無望地聽任於話筒裡那個聲音的擺布了。什麼都無法減輕這個聲音對我的控制，……就像作為媒介的巫師任憑之聲的擺布，我也心志全失地聽從了電話機那頭發出的第一個神聖的建議。」任誰也沒料到，淑安的「手突然一動就能引起一系列運動，」班雅明在《啟迪》中提到十九世紀電話的發明。
2. 照相機
富家少爺小強（馬邵君飾）的愛攝影，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目賭警匪槍戰現場下逃走的淑安，在快門不斷地猛按之下，不慎跌傷的淑安，竟勾起小強的愛意，進而送昏倒在馬路的淑安去醫院就醫。當時如果小強沒送淑安去醫院，很可能昏倒在馬路上的淑安會被員警擄獲，就不會有淑安打電話給李立中，搞得周郁芬離家，最後逼得李立中犯罪殺人與自殺的結果了；再進一步地說，也就是因為淑安遇到的是愛攝影的小強，長期受到「照相機賦予瞬間一種追憶的震驚」（班雅明在《啟迪》中提及），因而愛上淑安，如果是換成一般男子，就不會感受到淑安的一種特殊美，也就不會愛上淑安，甚至送她去醫院了。班雅明在《啟迪》中說，「按快門的結果最不得了，用手指觸一下快門就能使人能夠不受時間限制地把一個事件固定下來，照相機賦予瞬間一種追憶的震驚」。這類觸覺經驗同視覺經驗聯合在一起，就像報紙的廣告版或大城市交通給人的感覺一樣。」瓦雷里寫道：「人對印象與感覺的接受，完全是隸屬於震驚的範疇。」
迷戀上淑安的小強，甚至找上淑安先前的房東，租起淑安與其男友大順的房間並更改成暗房，在暗房中，小強在牆壁貼有一幅拼貼多張照片而成的淑安人頭照。對淑安的愛戀之情可見一斑。班雅明在《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中說到：「人相有一道靈光(aura)環繞著他們，如一種靈媒物，潛入他們的眼神中，使他們有充實與安定感。……，靈光，為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仍如近在眼前。……在人面部的瞬間表情裡，散發出靈光，因此帶有一種憂鬱的美感，無可比擬。」
3. 電視與報紙
周郁芬的《婚姻實錄》得了小說獎第一名，接受電視台專訪，以及《中國時報》副刊的報導。因而喚起攝影小強的記憶，曾在某日，周郁芬接到淑安的捉弄電話，前往已被小強租下先前淑安住過的房子，因而使得小強與周郁芬有一面之緣。甚而導致小強打電話告訴李立中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李立中才知道了淑安的惡作劇電話，導致周郁芬離家，以及李立中最後的自殺。任誰也沒有想到，原本只是好事一樁的媒體報導，奈何成為將人推入火坑的幫凶。
二、
中產階級家庭的疏離：婚姻與親情
班雅明對婚姻持消極態度。舍萊姆談到班雅明對自己婚姻的看法，他認為那「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班雅明一九一七年結婚，一九二一年與妻子分居，一九三○年正式離婚）。
李立中和周郁芬看似婚姻的精神暴力，以及淑安因為與母親的親情疏離，常逃家的狀況，在班雅明的《單行道》「同意打賭」也有提到：「家庭是一座腐朽陰森的建築，其中的隔板上和角落裡，到處都牢牢地黏附著最卑劣的本能。……在婚姻裡，價值也就不在夫妻之間不育的和諧：作為他們鬥爭和競爭的古怪影響，婚姻中的精神暴力，也就像生孩子那樣暴露出來了。」
1. 李立中與周郁芬
從電影一開始楊德昌導演安排兩位主角的出現，就可以看出兩人關係的冷漠、溝通出了問題。清晨七點多，周郁芬剛起床就坐在客廳發呆，睡不下，對李立中訴說，想重新寫過小說，沒靈感。這時李立中在陽台做完腳步的伸展後，坐在鞋櫃前穿起襪子準備上班。此時的鏡頭沒有一個是同時載有兩人在一起的畫面，全是分開入鏡。片中出現幾次兩人一同出現的鏡頭都是意味兩人即將分開的結果。第一個兩人出現同一畫面的鏡頭：兩人在書房碰面，周郁芬流淚、親吻、擁抱李立中，周郁芬決定搬出去住；第二個鏡頭：接下來，兩人坐在餐桌上短暫面對面的溝通；第三個鏡頭，李立中幫周郁芬整理她即將搬出去住的行李；第四個鏡頭，周郁芬小說得獎後，兩人在咖啡廳碰面，周郁芬明確告知李立中不再回來。
在郁芬離家三天後，回到家對李立中說她找到房子，要今晚就搬出去住的事。郁芬想換一個環境，一個生活方式，想上班，不再寫東西。兩人出現了一次很重要的談話，事實上兩人的關係已達到冰點，即使沒有淑安的那通電話，郁芬也會選擇離家、離開李立中，那是遲早的事，只是恰巧淑安的那通電話剛好扮演著壓死駱駝的最後那一根稻草。
李立中：「早知道這樣的話，當初何必放下一份這麼好的工作不幹，整天待在家裡面寫東西。我是哪一點又錯了？哪一件事情我不是聽你的？你看這個家，哪一樣東西不是依你的意思？你說話？你跟我講啊？這幾年來你到底是怎麼搞的？明明知道是這樣的話又何必當初呢？結婚的時候，明明說好不寫，誰知道妳又哪裡不對勁了。先是把工作給辭了，足不出戶的。連我都被你搞得神經兮兮的，我跟妳講，現在連你書房的門口，我都不敢跨進去一步。」這時鏡頭出現了廚房煮開水燒沸的笛聲，象徵兩人的緊張關係已達沸騰。李立中在說話時，郁芬進廚房處理開水，兩人沒有正面談話。接下來，周郁芬的回應，鏡頭中只出現她一人坐在餐桌，獨自面對鏡頭細數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
周郁芬：「如果當初不是為了生小孩，今天的事早就發生了，我好討厭當時上班的生活，我怕一輩子就這麼過。我每次關在小房間，去想一些詩情畫意的句子，它們能讓我忘掉那些痛苦，忘掉失去的小孩，你到現在還是不懂，你永遠不會懂。你每次不是誤解我，就是責怪我，也許我對你是不公平，但我知道我需要的生活。當初結婚，以為那會是一個新的開始；想要生孩子，也以為那是一個新的開始；重新寫小說，也希望那是一個新的開始；決定離開你，那也是一個新的開始，我跟你講這些有用嗎？你會懂嗎？你懂得就是那些習以為常，日復一日，重複來重複去的東西，我每天關在那個小房間裡為了就是要逃避那些毫無變化的重複，這些你明白嗎？你不明白，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不同。」
郁芬的小說得獎後，曾與李立中在咖啡廳碰面，李立中覺得自己的事業即將順利（快升任組長一職），要求周郁芬搬回家住。卻碰到周郁芬的無情拒絕：「我老早就已經跟你說過了，你還不明白嗎？我們不要再互相浪費時間了，我真的不是存心要傷你，你一定要明白。」因為郁芬的再次拒絕，如同將李立中再度推下深淵。
2. 淑安與母親（劉明飾）
淑安是母親與美國大兵所生的混血兒，從小在缺乏父愛的單親家庭長大，言行舉止已經偏差。片中，導演並沒有交代淑安母親的職業，不過從母親的時髦穿著打扮，白天耳環、手鍊珠光寶氣又戴墨鏡，有濃濃的風塵味。在當時的八○年代，一般婦女的穿著都十分簡單而淳樸。淑安在長期耳濡目染下，也開始學會在鬧區和男友搞仙人跳。在淑安被小強送去醫院，母親去醫院接回淑安回家後，便劈頭就罵：「你是沒人要，沒人教訓是不是，你有辦法，就和你爸爸一樣，死出去，就不要再死回來。」這些話是整部電影母親唯一對淑安說的話，而整部電影中，淑安都沒對母親說過任何一句話，母女的關係十分疏離。母親為了防止淑安又再度出去為非做歹，因此把門鎖上，淑安被母親關在家中，便開始很無聊地打電話開玩笑，沒想到，這通開玩笑的電話，竟把李立中搞得家毀人亡。
3. 周郁芬與沈維彬
兩人皆是已婚身份，竟舊情復燃，使得李立中失去妻子，太太周郁芬竟跑去和往日情人沈維彬發生性關係並同居，為何周郁芬最後仍然不念與李立中的夫妻之情，甘願冒著犯法的危險，與沈維彬在一起？在尚未接到淑安的電話之前，周郁芬也找過沈維彬訴說自己在寫作時遇到的瓶頸。從接下來的兩人對話，可明顯看出，周郁芬仍對沈維彬難忘情，在她的心裡面，李立中並不關心她，能夠和她心靈對話的，只有沈維彬。從周郁芬寫作遇瓶頸一事都問過李立中和沈維彬，然而，李立中的回答：「從沒看妳寫得這麼痛苦過，放輕鬆嘛，怎麼寫部小說怎麼會變成這麼要命的事呢？」充份讓周郁芬對這七年來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轉而投入沈維彬的懷抱。以下是周郁芬和沈維彬一段關鍵性的談話。
周郁芬：「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知道剛開始的時候，靠著一點文筆，一些讀書時候的事，就算不是我自己的事，人物、時間都是聽過的，密密麻麻記了一大堆，但是這樣寫，愈來愈沒有意思。我現在覺得我用光了我的情緒，我過去的三十幾年這麼快就用完了，我現在只能寫一些夫妻的事，其他的我什麼也想不起來，我的世界變得愈來愈小。」
沈維彬：「我不知道別人寫的小說，我看你寫的故事，儘量看到你，以前的你，我們又變得好年輕，這些都是時間改變不了的。我對你一直有信心。」沈維彬撫摸著周郁芬的臉頰，安慰周郁芬。下個鏡頭便轉到兩人裸身在床上的談話。（顯然剛結束了性愛）
沈維彬：「你想什麼？」
周郁芬：「沒什麼。」
沈維彬：「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從前的事情？」
周郁芬：「嗯。」
沈維彬：「從前的事，你沒跟他（李立中）提起過啊？」
周郁芬：「他從來沒問過我。」
沈維彬：「那他很信任妳囉！」
周郁芬：「是啊！也不是！我的意思是，這不是一種信任。反正他並不關心，我都被你弄糊塗了，
沈維彬：「我不知道我結婚給你帶來這麼大的刺激。我都是在小說（指《周郁芬全集》）看完自己的故事我才知道，你讓我覺得，罪惡！」
周郁芬：「小說歸小說，你不必太認真。跟真實畢竟是有距離的。」
李立中了解淑安開玩笑電話後，便隻身前往周郁芬和沈維彬的上班大樓，並要求周郁芬和他回家，然而，為時已晚，周郁芬認為那通電話或許讓她懷疑過李立中，但那不是重點。周郁芬對李立中說：「小說歸小說，你連真的假的都不分嗎？」這時李立中勃然大怒說：「不要講了！」隨後三人便在辦公室爭執、拉扯，最後李立中像是一隻戰敗的公獅，垂頭喪氣地離開，徹底地在這場三角關係的爭奪戰出局。
三、
事業的挫敗：升遷失利
班雅明在《單行道》「全景幻燈」一文中曾說：「對個人和集體的痛苦來說，只有一個極限，越過它就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就是：毀滅。」
對男人李立中來說：事業第一，婚姻第二。當婚姻破滅，老婆周郁芬跟著情人沈維彬跑了，已受重創；更雪上加霜的事，在職場上工作認真，一直希望能得到長官賞識，升遷組長，而組長之位，最後與他擦身而過。痛苦至極的李立中，最後選擇毀滅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當高組長死了。主任問李立中，他和小金誰先到醫院？李立中回答：「我們是一塊進來的，從學校畢了業，我們就到處去應徵工作，我們兩個是一起被錄取的。因為我們都沒有人事背景，靠自己。我是很喜歡這份工作，很安定。本來是有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要去，可是沒有保障，想想就算了，留在這裡很習慣，我相信只要努力工作，還是會被重用的。」事實上，李立中的這些談話，已經表明的很清楚，提示主任論資歷，也是應該提拔他當組長。李立中在說完這些話走時，突然又來個回馬槍，為了鏟除勁敵小金，李立中告訴主任儀器標售的紕漏是小金經手的。這句話一出，果然奏效，李立中馬上接下代理組長的職位。天真的小金，當然不會懷疑好友李立中，而小薛也就成的代罪羔羊。小金氣不過，憤而離職。
然而，天不從人願。李立中因周郁芬離家三天，怠慢了工作的事被主任知道了。即使勁敵小金已鏟除，然而最後的人事命令公布，新科組長確定不是他。老婆周郁芬才剛剛跟著情人沈維彬跑了，現在事業也沒了，真是雙重打擊，人財兩失。在走投無路下，來到昔日好友警官老顧（顧寶明飾）的家，為了顧及自己男人的尊嚴，面對好友老顧，還爭眼說瞎話，隱瞞事實，然而皮笑肉不笑的李立中，已是徹底被擊倒，重下清晨在浴室自殺的殺機。以下是李立中在警官老顧家喝酒慶祝說的一段話。
李立中：「終於在今天發布了，主任選了我，現在我已經是正式的組長了。總算還好，長官還是賞識我，我們主任對我真是不錯，我以後要更賣力了。男人嘛！就是一個事業，什麼都是假的。老婆跑了，跑了就跑了嘛，又死不了。我算是運氣不錯的，要不然是不是人財兩空！」
在李立中最後自殺前一刻，楊德昌導演安排的開放式結局。筆者認為，楊德昌導演安排李立中的犯罪行為，是一般常人認為李立中會去做的，然而李立中，也是個性使然，習慣過著周郁芬認為他過著毫無變化的重複日子，缺乏突破僵局的勇氣，最後哀莫大於心死，選擇清晨在老顧的浴室舉槍自盡。
四、
犯罪工具：槍
如果沒有槍，是否李立中想報復主任、沈維彬、淑安的犯罪事件就不成立了呢？槍，的確是一個可以快速且痛快解決敵人和自己生命的利器。槍枝，已在工業化社會中，扮演著犯罪工具的重要角色。在拜訪警官老顧之前，走投無路的李立中很可能已經想好要用槍來解決一切衝突，掛在牆上配帶著警槍的警褲，使得李立中太容易取得槍，是警官老顧的太疏忽，看不出當晚李立中的異常？還是楊德昌導演的刻意安排？換成一般觀眾，也看得出事有奚翹。如果真的沒有槍，故事結局很有可能要改寫了。影片一開始由警匪槍戰的槍聲揭開序幕，片尾由李立中舉槍自盡的槍聲呼應，可看出是導演的刻意安排。
貳、有犯罪行為但未實現的犯罪
一、槍殺主任
李立中拿到槍要殺的第一個人就是他的主管──醫院檢驗室主任，因為他，讓李立中組長的寶座不保。事業，是男人的第一生命，至少對李立中來說是成立的。「男人嘛！就是一個事業，什麼都是假的。老婆跑了，跑了就跑了嘛，又死不了。」
清晨，一位國小女學生急促地在人行道上跑著，像是急著趕去上課，深怕遲到。與主任慢條斯理的走著準備開車上班相對應，小女生急速快跑的鏡頭，有著不祥的事情要發生的預兆，沒多久，主任在打開車門的同時，就被槍擊中，流血倒臥在馬路旁，公事包、眼鏡散落地上，全身並不停地抽蓄著。後來被人送到醫院急救，情況穩定。清晨中的槍聲劃過天際，與片頭槍聲呼應。
二、槍殺周維彬與周郁芬
射殺了主任後，李立中來到沈維彬與周郁芬同居的大樓，坐上陰森黑暗的電梯。睡意尚未退去的沈維彬開門後，看到神態詭異的李立中，立刻上前關門，強烈報復心態的李立中把手伸進門縫，與沈維彬推擠，幾番推擠後，李立中朝著門開了一槍，射中沈維彬，槍聲響，像徵死亡插滿白色鮮花的透明花瓶，也應槍響射破，水流四溢。被槍射中的沈維彬痛苦萬分地在地板上爬行，口吐鮮血，沒多久，李立中又朝沈維彬背後補開一槍，沈維彬終於斷氣。李立中入屋看到緊張萬分的周郁芬坐在床上，難過的李立中還是拿著槍朝向周郁芬，槍響了，但是周郁芬沒死，李立中轉而朝向旁邊梳妝台上的鏡子開槍，鏡子破了（象徵兩人關係破鏡難圓）。後來周郁芬驚嚇過度，被送到醫院。
類似的犯罪事件，也同樣地發生在班雅明的經驗中。班雅明在《柏林童年》「不幸事件與犯罪事件」一文裡有寫道：「每當我觸摸到門鏈時，就會想起這件事。『別忘了先插上門鏈。』每當我被准許去開門時，總會聽到這樣的叮嚀，直至今日，我還像童年時代一樣，懼怕有一隻腳插進門縫。而在這種擔驚受怕的經歷中，還有一件恐怖事件像煉獄之苦般無限延伸著，這個恐怖事件顯然是因為沒有插好門鏈而引起的。」
三、槍殺淑安
在李立中的心裡，要不是有淑安的惡作劇電話，周郁芬就不會投入沈維彬的懷抱，更不會有李立中忙於家庭忽略工作，丟掉組長的位子，這一切的一切，源頭都指向淑安。李立中槍殺沈維彬後，經過天橋，來到了西門鬧區。淑安和阿順合夥仙人跳事件又在鬧區尋找獵物，這一次，李立中先看上他們，他們成了李立中的囊中之物。
平日總是藍色牛仔褲的淑安，今天全白，白色上衣，白色牛仔褲，褲管下方還是如往常般藏著一把刀。淑安習慣在房門黏上口香糖的技倆失靈了，阿順打不開已經鎖住的房門。這時警方已經掌握線索，警官老顧前來破獲犯罪，警聲、喇叭聲震天尬響，在房裡的兩人也都聽見，李立中心理有數，看了窗外知道警方來了，李立中進廁所小解（尿聲清淅可聽見）。警方先把躲在門外的阿順抓了，老顧正準備踢破門進入時，這時，槍聲響起（槍聲蓋住了破門聲），血濺牆壁，鏡頭一轉，回到老顧家裡，老顧驚醒，發現槍不見了，立刻到浴室才看到李立中自殺倒臥在地的事實。淑安究竟有沒有死？片中沒有交代，楊德昌導演以開放式結局，留下想像空間。或許，淑安是否已死，已經不重要了。
當李立中自殺的槍聲響起時，周郁芬也被驚醒，不停地嘔吐。在身旁剛睡醒的沈維彬還問她：妳怎麼了？周郁芬和警官老顧的驚醒，象徵著都市人面對都會生活的夢靨，充滿沮喪、挫敗、自毀和暴力傾向，嚴重時還會像周郁芬一樣會嘔吐。
周郁芬是夢到李立中的犯罪事件驚嚇得嘔吐？還是她懷孕了？當初沒和李立中生成孩子（可能流產過），如今和情人沈維彬有了新生命，是否意謂著周郁芬又要過一個全新的生活？因為她一向不喜歡過重復一成不變的日子。男主角李立中人財兩失，最後自殺；和女主角周郁芬感情、事業兩得意相比，真是天壤之別。楊德昌導演以開放性的手法詮釋問題，留給觀看者一個想像空間。
參、結論：城市殺人
楊德昌作為一位現在主義創作者來說，有著極嚴肅深沉的道德探討。而《恐怖分子》正是將道德的探討延伸至社會、經濟、文化層面。這部電影探討到：婚外情、出賣朋友、青年叛逆、仙人跳勒索、恐怖電話、無目的拍照、大意的警察，以及性愛的交易等等，處處都可以構成對他人的傷害，成為在整個表面看起來安詳穩定都市的內在恐怖；就像電影中不時出現的大台北瓦斯球一樣，潛伏著隨時爆炸的危機。
後現代理論學者詹明信（Fredric R.Jameson）認為，《恐怖分子》是一部奇特而罕見的都市片，因為它把台北表現為一系列相互疊壓的盒子型住處，裡面囚禁的是各色各樣的人物。李立中彷彿永遠屬於洗手的廁所，從即將接下組長的位子到廁所面對鏡子洗手，到周郁芬離家也到廁所洗手，以及最後死於警官老顧的浴室，也是面對廁所的鏡子洗手；而周郁芬則屬於封閉自己的小書房；富家少爺攝影小強沒錢只好回家，這些在在顯示現代人被金錢與物質環境所制約。
在片中，每個人都是挫敗的受害者，同時也都是會傷害他人的恐怖分子，不論他們是有心（如李立中）或無意（如淑安、小強）傷害他人，都會造成傷害無法彌補的既定事實。
片中所有的人物都可能是恐怖份子，透過這些角色，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更大的恐怖份子，那就是隱藏所有潛在危機的大城市──台北市。誠如影評人焦雄屏所言：
楊德昌巧妙支離地將這個都市人物與環境交疊，讓觀眾接受台北現實全景，及其潛伏的危機和恐怖，全景下的每個人都無法倖免於這些潛伏的恐怖，因為他們是日常的，有如那些婚姻危機、升遷壓力、都市罪惡，女主角周郁芬的小說句子「變化是輪迴的重複」，就是最好的註腳。
班雅明在《單行道》中講到：「繁華市區的不安全感本身，把城市居民完全關進那種捉摸不透的、極其恐怖的狀態中，在那種狀態下，他為變得孤獨的原野感到不適，而不得不在心中接受那些城市建築學的怪胎。」也在《啟迪》「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中說：「害怕、厭惡和恐怖是大城市的大眾，在那些最早觀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覺。」並引用瓦雷里的話：「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經退化到野蠻狀態中去了──就是說，他們都是孤零零的。」
住在城市的人，心是孤獨的。與其說李立中自殺，不如說李立中是被他人所殺，被主管、周郁芬、沈維彬、淑安等人所殺，和被這個城市所殺。
參考書目
華特．班雅明著，潘小松譯（2001），《莫斯科日記、柏林紀事》，北京：東方出版社。
華特．班雅明著，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1998），《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華特．班雅明著，許綺玲譯（1998），《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
華特．班雅明著，李士勛、徐小青譯（2003），《班雅明作品選：單行道、柏林童年》，台北：允晨出版社。
洪月卿（2002），《城市歸零――電影中的台北呈現 City Zero》，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黃建業（1995），《楊德昌電影研究》，台北：遠流出版社，pp.127—148。
焦雄屏，「恐怖份子：電影神話的割裂與重組」，收錄入焦著的《台港電影中的作者類型》（1991），台北：遠流出版公司，pp.64—68。
Fredric
R.Jameson著的〝Remapping Taipei〞，發表於1990年，UCLA中國電影座談會席上
周郁文（2004），「《青梅竹馬》中的台北都市化蹤跡與城市憂鬱症」一文，發表於班雅明研討會，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電影資料
楊德昌(1996)，《恐怖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