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化觀點針對新台灣之子的具體建議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洪正彥
「新台灣之子」有廣狹二義，狹義而言，係指游院長曾在教育發展會議上所使用者，限於外籍配偶所生的孩子，美其名為「新台灣之子」（鄭崇趁，2005）。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的統計資料，九十二年外籍配偶子女國中生人數為3413人，國小生為30040人，這樣的人數在所有的百萬學生人數中比例實屬微小，可稱為少數族群，但正逐年提高當中。
令人好奇的是，這些「新台灣之子」面臨母親該國文化與台灣在地文化的衝擊時，會是認同還是反抗？台灣人又如何看待這些外籍新娘所組成的家庭呢？當少數非主流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不利影響可稱之為「文化的集體屠殺」，若是如此的話，在台灣優勢的主流文化影響下，這些「台灣之子」將會是被「屠殺」的一群。
台灣早期眷村幫派的形成和社區與社區之間沒有善意的原因有關，這和越南（外籍）新娘子女在青春期若沒有得到善意的對待是一樣的情形。台灣這幾年來所興起的「外籍新娘」熱潮將女人「商品化」，恣意剝削勞力、尊嚴，連同外籍新娘的子女都被社會大眾所歧視。若參照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過程，相信此種情況沒改善的話，日後台灣之子若組成「越南幫」、「中國幫」的幫派也不足為奇了。因此，讓「台灣之子」認同台灣；讓台灣人民認同「台灣之子」是刻不容緩的。
以同化而言，同化是有代溝的，年輕的世代較老一輩的世代較容易同化。在「台灣之子」認同台灣主流文化的同時，對於母親原屬國的文化若有排斥、歧視的心態將會影響母子的感情。以此而論，對於外籍新娘的文化認同問題社會大眾必須給予更多的包容與尊重，讓這些「台灣之子」也能認同母親原屬國的文化。
少數民族常被貼上擁有不良特質的標籤，而負面的自我認同會導致罪惡感及無力感。當兒童的種族自我認同被歸為少數民族時，兒童常會產生兒童發展危機。此外，由於社會媒體對外籍配偶負面標籤化的結果，使得外籍配偶的子女會出現貶抑母親的偏差行為，甚至產生自卑的心理（許靜芳，2004）。連達（2003）的研究甚至指出，台灣社會給予的外籍新娘標籤使這些移民母子心起疙瘩。無奈的是，現況「標籤」易貼難除，歧視如恆河沙數。
台灣的外籍新娘多半肩負著傳宗接代的包袱，因此年齡很輕便懷孕生子（楊艾俐，2003），在語言不通、生活未適應的情況下就需擔任母職，形成「女孩帶小孩」的情況。而在孩子入學後又因經濟壓力變大，必須外出工作，無暇照顧子女。內政部戶政司於九十二年針對十七萬餘外籍配偶的調查訪問中也可以發現，外籍配偶教育程度以國中、初職最多，有工作者以工業的比例最高。反觀本土因「少子化」資源集中形成精英教育的趨勢，外籍配偶子女相形之下形成了新弱勢，在學歷及社經背景及教養困難的情況下，令人擔心此弱勢族群是否將代代複製。
認同的歷程是從嬰兒期就開始，孩子在二歲的時候就會有某種程度的自我覺察，經過接受養育的過程和家庭經驗，透過父母和手足的眼光開始對族群的認同。因此，
孩子小時候是透過母親來認同社會，當母親被物化、原本文化被壓抑，便不可能認同母親，將來這些「新台灣之子」對台灣也可能產生認同問題。然而，即使每年「新台灣之子」的人數不斷增加，相較於本地學生，仍屬少數族群，當他們不認同台灣時，只會受到更大的內在與外在衝擊，在在對自己、家庭甚至台灣社會都是沈重的負擔與傷害。
根據劉秀燕（2002）的研究，外籍新娘來台主要動機是經濟誘因，人際關係為主要困擾。而胡全威（2004）也認為越南等國的女性為了家庭生計或是個人生活產生了遠嫁台灣的趨力。因語言能力不好、忙於家計等因素，致使外籍新娘子女在表現上似乎有負面表現，學業成就較低落。
Williams & Westmeyer(1983)發現，當父母(尤其是離婚單親或喪偶)沒有相似文化和雙向支持的網絡時(住在都市且離開同儕的難民家庭)，父母之間的衝突和親子之間的衝突通常比較嚴重。以這樣的研究結果來看外籍新娘的問題，更可發現小系統對「台灣之子」而言問題實在不少。
目前負責外籍配偶事務的行政部會眾多，從外交部的證件審核、教育部的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教育、交通部的汽機車駕照、警政署的出入境管理、衛生署的健康管理及兒童發展篩選評估、戶政司的生活照顧、勞委會的工作提供及勞健保、兒童局的發展遲緩療育……等，看起來似乎外籍新娘已得到妥善的照顧，但實際上卻不是如此。行政部門部會眾多固然權責細分可更加清楚，但外籍配偶的家庭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較低，對於自己的權益及相關法規都不清楚，繁雜的各項申請手續足以令人望之卻步，因此即使政府畫了大餅，也只能看不能吃。
這幾年來媒體的影響力無遠弗屆，連續劇、廣告、報章雜誌都隱含著文化的意識，個人在接觸的同時便無形中受到影響。因此，為了導正過去一般人對外籍新娘的負面印象，除了要積極輔導有關外籍新娘的「文宣」之外，更可充分利用媒體的力量，建構外籍新娘正面的形象。此外，公共媒體提供資訊時，也要考慮到語言的溝通問題，以多種語言提供多元文化及各項生活與學習資訊。
從國民中小學父母成長團體開始，邀請外籍配偶參與活動，促成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在國小補校中，運用團體動力與教學方法，促成本地的學習者與外籍配偶相互學習。在社區活動當中（如各縣市的社區大學），提供管道讓本地居民有機會與跨國婚姻朋友接觸、認識與理解。內政和教育當局大力推動「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與識字教育之時，教育的歷程可以讓她們在不需揚棄自身的文化與歷史的前提下，又能增強自己的能力。
教師是傳遞文化價值的實際執行者，教師怎樣看待外籍配偶家庭及其子女，將影響孩子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更影響外籍配偶子女如何看待母親母國的文化（許靜芳，2004）。面對班上外籍配偶子女，教師應具備多元文化觀點，澄清個人對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尊重異國的文化與價值觀，方能以中立的態度進行班級輔導，鼓勵孩子在家庭內先認同自己母親母國的文化，並以之為榮，晨光時間的教學，教授各族群母語或介紹各族群文化，讓孩子對不同族群的文化有進一步的瞭解，進而喜歡、欣賞不同的文化。
談到「台灣之子」的問題必須上溯到「外籍新娘」。無可諱言的，在一般台灣人的觀念中，對於外籍新娘來台的動機都有著負面的想法，這主要是因為其中有部分是掛羊頭賣狗肉，但也不能因此就認定外籍新娘來台都不是真心要結婚的。為了真正有效追蹤「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立「移民官」的機制來加強審核兩岸婚姻的真實性，一方面可避免犯罪集團以假婚姻人頭引渡外籍新娘來台賣淫，另方面讓外籍新娘瞭解來台灣的真實生活處境。
而外籍新娘入台後許多的困擾主因為語言不通。因此，若能對於要來台的外籍新娘給予語言的門檻，相信不但可以篩選出真正想到台灣的新娘也可以讓通過本國語言測驗的外籍新娘在來台後減少溝通的障礙。
政府的立意良善可能也會由於粗暴的行政措施而造成教育的反效果。常可看到行政單位為了要作調查統計，粗暴地將其他所謂「問題家庭」 出身的子女並列，要求學校一併申報數目，不分青紅皂白將跨國通婚者之小孩歸入「有問題」的一群（游美惠、何青蓉，2003）。無形中將外籍新娘子女列為有問題的族群，讓歧視更加嚴重。因此，政府行政單位在處理外籍新娘的問題時應先做到橫向溝通，垂直整合，避免各自為政，互推皮球的態度，然後諮詢相關學者專家的意見，才能讓傷害減到最小，讓效益發揮到最大。
既然非法來台的外籍新娘主要的目的是經濟因素，簡單地說就是要工作，那麼政府單位與其處處擔心會排擠本國勞工的工作權益，不如運用外籍新娘本身的劣勢與優勢來思考兩全其美的方法。例如剛嫁到台灣的外籍娘語言、生活適應、人際溝通面臨很大的問題，政府相關單位可高薪雇用「資歷較深」、來台較久的相關國籍新娘來當「翻譯使者」或是「輔導老師」，不但解決剛到台灣的不適應、對法規不瞭解等問題，讓「資深」的外籍新娘有願景，也避免衝擊到本國勞工的權益。當然，取得這兩項資格的過程必須讓其有取得學分、證書的權益。若外籍新娘有願景，能將「學習」帶入家庭，「新台灣之子」將會收到影響，豈不是一舉數得？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同化也不是一蹴可幾的，但此時不重視，日後潛藏之族群衝突問題不知何時會爆發。當部分外籍新娘積極想融入台灣社會時，台灣人民是否仍將她們視為「永遠次等的外籍新娘」。我們寧願相信，以現今多元文化的社會，只要多一點包容和尊重，「新台灣之子」也會有出頭天的一天。
伍、參考資料
劉秀燕（2002）。跨文化衝擊下外籍新娘家庭環境及其子女行為表現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車達（2003）。台灣新女性移民子女之心靈世界探索。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靜芳（2004）。談外籍新娘子女的班級輔導。網路社會學通訊，43期。
楊艾俐（2004）。新台灣之子。天下雜誌，271。
胡全威（2004）。「新」台灣人：外籍與大陸配偶相關議題初探。國政分析。2005年5月10日，取自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3/NS-B-093-004.htm
游美惠、何青蓉（2003）。從「外籍新娘」到「孩子的娘」。自由時報，2003年5月12日，取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may/12/today-o3.htm
薛承泰（2003）。台灣社會變遷－外籍新娘現象。國政分析。2005年5月12日，取自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S/092/SS-B-092-019.htm
鄭崇趁（2005）。新台灣之子的教育策略。2005年5月13日，取自http://prin-ctr.ntptc.edu.tw/0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