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季登斯《現代性之後果》來檢視台灣風險社會議題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研究生� 梁文琦
壹、前言
《現代性之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一書中，季登斯（Giddens）嘗試利用其本身所提到的「結構化理論」之部分核心概念來思考現代人當前面臨的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以及在這種情況下所感受到困惑和可見的出路為何，從而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所主張之論點作出否定的評論（謝立中，2000）。究竟生活在所謂的現代社會是一種福氣還是一種災難，而身為現代人的我們對周遭事物的動態變化的瞭解是可以掌握還是力不從心，未來社會的走向是起落有序還是進退失據，其實這樣的一個大問題，無論是生活在西方或東方社會，不論是遵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共產主義，生活在現代的人們都經歷著一個與前人十分不同的生活空間，對季登斯而言，其便是點出這種原本社會學當中關於對空間的宏觀社會制度，以及微觀的個人行為如何相互溝通而令現代社會走向晚現代化的局面。
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不禁會問到底「現代」意指的是什麼？甚至是晚現代化又是什麼？與如今某些人熱衷於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樣性（如“資訊社會”，“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後資本主義”等）來說明現代性有明顯不同，季登斯主張，與其寬泛地談論和使用這些新概念，還不如努力去說明：我們為什麼會對於自身如此迷惘，從而懷疑關於社會組織的系統性知識的可能性？為什麼大多數人都被我們還無法完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還在我們的控制之外的無數事件和因素所糾纏？對於此種現象季登斯曾表示：
“為了分析這種狀況是怎樣形成的，僅僅發明一些諸如後現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現代性本身的特性。”
由此觀之，季登斯在這部作品中便強調一個觀點，除了要必需重新審視現代性本身的特性外，對於人類社會的未來，是取決於生活在其中的人類對當前的局面有充分洞悉後，所願意作出的一種有理想效果的承擔，也是其所提倡的「烏托邦現實主義」（utopian realism）的思想模式。
本篇報告便先探討季登斯如何在「結構化理論」的架構中去思索現代人的生活經驗，進而爬梳出這些人類微觀體驗去如何配合及改變了鉅觀社會環境的制度性轉變（institutional changes），而引發出晚現代性的特質到底是什麼；此外，筆者嘗試從季登斯的觀點來檢視目前台灣社會中因「現代性」所引發出有關信任（Trust）及風險（Risk）之議題；而這種現代性的生活經驗便形成了「烏托邦現實主義」出現的迫切性及可能性的局面，換句話說，經由此帶出了人類在晚現代社會所要經歷的自我身份之重新理解，本篇報告進而想給予目前台灣所面臨到的問題給予新的思考及解決的面向。
貳、晚現代性生活中之個人位置
在人類展開21世紀生活之今日，的確經驗了與以往十分不同的生活內容，而這種生活並不限於是一種物質的層次（科技的進步），當然也是一種體驗上的分野。季登斯透過三個觀念去捕捉現代人日常的生活體驗，其分別是：「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社會系統之抽離」（the disembedding of social systems），及「不斷經歷反身而重組的社會關係」（the reflexive ordering and reordering of social relations）（謝立中，2000）。
與所謂的前現代所不同的是，人類的活動不再被「到場」（present）所支配，換言之，對於事物及人物之掌控便不再受制於當事人當時是否在場這個因素所影響；而隨著現代性的出現及科技的日新月異，不僅改變了空間與人類的關係，使得人的互動已不再受限於必然在場的前提條件，當事人與「不在場之存在者」（absent other）的聯繫變得更是習以為常。這種趨勢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和廣泛應用後，生活於現代的我們，早已習慣於在網路空間（cyberspace）中的聯繫方式，甚至在網路空間的溝通雙方之親密感可能更勝於與在同一個實體空間中的親友。
這種現象正好帶出了「抽離」這概念，這是一個泛指一個脫離了社交關係建構及人際互動需要必然在的條件，反而在無限的時空中將二者重整的過程（謝立中，2000）。季登斯認為現代社會中出現這種重整過程的日常例子是社會上的一些象徵符號1（symbolic tokens），還有專家系統2（expert systems）在其間的運作過程，並且貫稱這些牽涉抽離狀態的過程為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好比是金錢便是一個最典型的實例，人與人之間藉由它的運作，交易不再受彼此是否認識、是否要共同在場之限制，奇妙地把時空架空了起來（bracketing time-space）；而專家系統則是指人類日常生活被一些專業的知識範疇不斷介入其中，但人類卻可能對其一無所知而又能夠不以為然。因此，無論是象徵符號或是專家系統，它們均是體現了現代生活中是充滿各式各樣的抽離機制，把社會關係從其直接的脈絡中分割開來。
而季登斯所謂的「不斷經歷反身而重組的社會關係」，是指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從觀察及實際經歷中得來的新體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行動的模式之餘，也
提供我們一個對情況反覆對照的空間，從而創造了一個互為影響的空間（謝立中，2000）。例如使用網際網路的上升普及率可能因其網路的特性而影響使用者
1.
象徵符號泛指在一般情況下，一些可以不需理會使用者為何，而可以四處流傳交換也會被承認的媒體，如金錢。
2.
專家系統泛指把我們日常生活上所需的物質及技能組織起來的專業知識。
的思考模式，從線性思考轉變為跳躍性（hyper-link的網路特性）的思考方式，從而產生非線性文字閱讀的可能性及對於非連貫式的邏輯的認同。
叁、現代性所帶來的信任與風險關係
以上所述的三個概念如何彼此聯繫並與人類日常生活相互關聯，季登斯借用了高夫曼（Goffman）對人日常生活的觀察所作的分析加以發揮。相較於生活在前現代社會的人，由於其生活空間的狹小，「陌生人」對前現代的人而言不單是一個不折不扣完全陌生個體，而對其出現及背景也是難於理解，然而隨著城市的出現及科技的進步，以前「狹窄」的人際關係及生活空間大大地被擴大了，生活在現代的人們不會對遇上一個素未謀面的人而感到驚訝，是因為我們已被社會化了去面對這樣的情況。高夫曼指出我們已學會了一種「文明式的不注視」（civil inattention）的生活態度；事實上，人類是明白到對方也是一個能知的個體（媒體），但由於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多相連之處，因此即便是與對方擦身而過而不需要有任何形式的交代，這可以說是一種有禮貌的疏離（polite estrangement），也是一種有默契式的相互信任。
的確，這是現代性所帶來的一種「隱含式」的信任關係。不僅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大城市如此，反觀台北這個現代的大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已經慢慢社會化在一個即定的社會結構中；例如在搭捷運的時候，我們瞭解搭乘同一班列車的是跟我們一樣的個體，卻不會因為陌生而感到無比的驚訝及恐慌，那是由於我們彼此都十分有默契的相互信任，一種有禮貌的疏離，更是我們已習慣了這種文明式的冷默，即便是住在同一棟大樓裡的住戶，以往三不五時到隔壁鄰居家串門子的景象，早就被厚厚的鐵門拒絕在外，然而卻不至於到互相害怕的階段，因為住家與住家之間已有默契的信任彼此。
這樣的一種信任，我們慣常經歷的抽象系統中的信任機制並非每每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默契，而是我們對一些「非人」的場景或事物之一種預設性的信任。更具體的說，現代生活的太多環節都是在我們的知識範疇之外，唯有先驗地（a priori）接受了其存在或其功能，以便能應付日常的生活程序。比方說，要出外旅遊必需要搭乘飛機，但人們是否就能夠因為恐懼其運作出現問題所產生的危險，因而導致拒絶搭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這種消極的不介入想法是不實際的。更重要的是，有些就算是人們完全沒有介入甚至參與其中的事物或行動，事實上人們反而需要去面對，比如說是環境的大災難、因環境被某些國家破壞而導致的全球暖化效應、核子戰爭的危機的確已成為現代人無法逃避的夢魘。現代性的弔詭之處便在於把「信心」（confidence）及「信任」（trust）這兩個概念切斷開來；前者意指人們對一些熟悉的事或人的一種投入的態度，而後者則是隱含著對「危機」之醒覺性。
由此觀之，季登斯是利用現代人與社會不同的抽象系統之互動而點出了信任與危機之間的微妙關係，並且其也以信任為分析現代文化的起始點。不可否認地，現代社會所謂的信任是帶有危機性的，而當危機出現時人們自會作出退卻，而這種退縮便是反映了人們自主性的潛在力量，不難看出其是相互關聯也相互制約的。此外，季登斯曾提到，維繫現代人類對抽象系統之信任是有賴於人類與此系統的「相處」時所體會到的經驗而定。仍以上述已提過的搭乘飛機去旅行例子來檢視，在搭乘飛機時，人們的舒服感、安全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決於空服員與機長的態度與應變能力，這些服務員便成為乘客與一具他們毫無所知的龐大機械操作儀器的唯一接觸點（access point），為這個「非人」機制擬人化，使得乘客透過對一些可見的媒介（空服員及機師等）之投入帶出對其無法掌握的系統之信任（trust）。這種投入便巧妙地把一個抽離的社會關係重新嵌入（reembedded），令現代社會需要的「不可見投入」（faceless commitment）被「可見投入」（facework commitment）所承托及確認（謝立中，2000）。
因此，人們對於抽象系統的信任或不信任態度便是依賴著自身或是自身所熟知的其他人在接觸點所得的經驗，並由此而透過一自反性的過程而成為我們未來的行動取向。一個人若在某接觸點有不幸經歷，如還有機會及可能的話，他可能就會作出由此退卻的決定。
這種現代化所產生的危機和對抽象系統信任的動搖，似乎在台灣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就拿無線行動電話（手機）的案例來說，人類以手機來做為溝通時，除了相信手機能給予人們更方便更即時的服務之餘，也相信了提供門號服務的業者會對於客戶資料的保密及做正當利用，然而當新聞媒體報導有愈來愈多的詐騙集團，甚至根據聯合報的刊載，現已有1500萬的個人資料遭到外洩（http://archive.udn.com/2004/4/27/NEWS/NATIONAL/NAT2/1981038.shtml），有時連自己周遭親友甚至是自己都曾有接到不明的簡訊或電話以變相方式詐取錢財時，人們對於這些手機業者的信任感便會愈來愈薄弱，因此這就說明了季登斯所述的，現代性帶給人類一種對專家系統或抽象系統的信任之餘，其也會帶來某種程度的「危機」，而這種現象不僅只有在手機的例子，就連網際網路中也充斥著一大堆陷阱及隱藏著種種「風險」。
從另外一點來思考，無論如何在這個時代中，人們需要將信任不同程度地投放於抽象系統中。然而，對於人與人之間（這裡強調的是排除了非人與抽象系統間）的交往，其實人類並不會有同類的先驗性假定。在前現代時期，基於生活空間的地域限制，人與人之聚居有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親屬血緣關係，因此那時期的基本信任是一種已預先給予（pre-given）的親密性。但在21世紀的今天，如前所述時空分隔及社會系統之抽離已逼使人們必須面對大量其他自身不相識的人；無論我們要爭取別人的信任或是要相信一個人，都是要經過一番努力才能夠建立起來的。更具體點說，親密性這人性的特徵已被現代性所轉化，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已成為了一個互動式的自我揭露過程（mutual process of self-disclosure）。
當然，此種個人開放有可能因人們遇人不熟而導致悲劇收場，然而這更清楚顯示出，現代社會的其中一個特性是任何背信的背後都會潛在著危機及風險，現代社會中，信任與危機已交纏在一起，問題祗是人們是否能夠面對這樣的現狀，以及考驗個人危機處理和化解風險的能力。
反觀台灣，這種關於信任和風險的問題其實是層出不窮的，從人與人之間（如詐騙集團利用人性弱點）、人與抽象系統之間（媒體角色的混淆不清，新聞自由與新聞道德的爭論，在蘋果日報（Daily Apple）進軍台灣之後更是每下愈況；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等等），甚至到抽象系統之間（如媒體與政府對於新聞自由的拉鋸戰）皆可證明季登斯對現代性當中所謂信任和風險的概念論述。
肆、因應晚現代社會中風險之可能性
在現代社會所產生對抽象系統的不信任及存在的風險問題，生活在現代的人們該如何去面對，其實是很難去給予一個正確的答案，季登斯甚至也指出，在一個工具理性的社會中，一個很難想像會被重視的概念卻能出奇地發揮了一個疏解危機感的心理機制。「命運」（faith）作為代表了一種覺得世界皆有定數的一種定論和一種感覺，反而變成了面對這晚現代狀況解脫困惑的最佳出路。因此不難看出，在台灣社會裡，抽象系統嘗試對人們建構「信任」之外，其實有大多數的人民仍會以寄託宗教「信仰」來對自我所面臨的困境找尋另一條情感上心理上的出路，而這就是現代化社會中另一種特殊的現象。
當然，就人們在面臨了危機及風險情況時，該有什麼樣的反應或回應，季登斯也嘗試勾勒出四種的個人適應行動，其分別是：
1. 「現實認同型」（pragmatic acceptance）：當現實中大部分事物皆在人的控制範圍以外，暫時性的得著便可能是個人所能計劃及盼望的。
2. 「持續樂觀型」（sustained optimism）：這是對人性樂觀的想法，蘊涵一種直覺地相信人類終歸會化解任何風險的態度。
3. 「悲觀嘲弄型」（cynical pessimism）：那些對於高代價的風險抱持著十分恐懼的人，在無法忘卻這些風險所帶來的心理惶恐之下，便用一種嘲諷的或厭倦世界的形式去發泄他們的焦慮感。
4. 「積極參與型」（radical engagement）：這是一種對現狀作出一種實在的評估後，對要因應的風險作出直接回應的人。
季登斯提出這四項個人適應行動時，特別認為最後一個正是可以解答在現代社會當中佔著重要位置的社會運動出現，而社會運動也為人類提供了一條有可能的路。因此，假若人們不想跌落一個自我破壞的道路，便要進行一些實際的行動。而其便認為大部分社會運動皆是以對付這些現代危機為目的，並將此行動模式稱為「烏托邦現實主義」。
特別針對「積極參與」（radical engagement）來思考，季登斯認為此是由於制度性轉變急劇全球化之後，對於負面的發展而引至更惡劣的不平等及奴役狀態的一回應，希望能把人類從這些狀況中解放出來，這也是其所稱之為「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 ）的概念（謝立中，2000）。而季登斯在另一著作《現代性與自我身份》中，更將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或稱「自我實現政治」（politics of self-actualisation）並連一起討論。
若把其概念放到現今台灣社會中該如何去實踐，不妨也從積極參與這個面向來思考。個人可以運用言論自由來對目前抽象系統所產生的風險提出質疑及糾正。例如目前平面媒體仍一直提供一個民意論壇的平台給予個人有發聲的空間；一個實際的例子可以做為一個很好的具體實證，那便是關於蘋果日報常是流走於新聞道德及正義之下，日前在第二版中報導有關一位五歲小女孩在家中因玩耍時不慎而身亡的消息，其內容不僅刊登家中的擺設、甚至連家庭成員的姓名、身亡小女孩的姓名都登載於報導之中，先不論及其內容是否有作假誇大之疑，然而這樣的報導的確讓小女孩的家人造成兩度傷害，這是一個媒體在現代社會中所造成的風險，使災害家屬又再次面臨傷害案例呈現。然而令人動容的是，小女孩的姑姑，個人儘管氣憤但仍正確地利用實際行動來痛斥蘋果日報這樣令人氣結的行為，這樣的回應方式才是一個積極面對風險時最佳的實例。
除此之外，民主運動或是社會運動則是另一種積極參與的實際表現；而在台灣目前社會運動已的轉變已成為一個很好的證明，不論是去年教師走向街頭、農漁民的街頭訴求或是勞工的社會運動，到前些日子學生團體主張中華電信網路費率調降的街頭遊行，在在顯示邁入現代化社會的台灣，仍然有很正確及積極的運動來回應現代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伍、後語
現今人類社會發展經歷了巨大的變化，而我們生活在不確定與不穩定的生存環境裡。造成此一生存環境的原因則是現代化過程本身所引發的反身作用力以及知識密集操作。面對反省式現代化，一方面如何養成風險意識與加強風險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如何建立持久與穩定的信任關係，將是我們所面臨的主要現代化發展問題。
毫無疑問地，台灣社會也遭遇到相同的問題，而本篇報告便希望從季登斯對於何謂現代性的意義、現代性所可能產生的信任及風險，及如何實質地面對及回應，配合一些實際發生於台灣的例子，來對目前身處的時代及社會提出一個特別體會角度，而亦能從這個體會而瞭解社會理論在這個標誌工具性的社會中，是有其存在的意義及價值，可提供不同思考面向。
參考文獻：
謝立中（2000）。《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下）》台北：昭明出版社。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p. 1-54.
E. C. Cuff, W.
http://staffweb.ncnu.edu.tw/hdcheng/network/mtothirdway.htm http://archive.udn.com/2004/4/27/NEWS/NATIONAL/NAT2/1981038.shtml
http://vschool.scu.edu.tw/Class01/Title.asp?Data_Code=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