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領域中的彩虹國旗 ~ 同志社會運動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黃郁軒

 

若世界上那些曾經向我求援的所有聖潔的無辜者

         跛行者和聖潔的無辜人們－

                 如果她們將給我一科貝[1]

     我將變得更為「富有」

             但她們卻只與我分享她們的勇氣

因而

     我成了世上最強的勇者

可以承受一切

包括這樣的情境

~Anna Akhmatova

第一章　前言

在台灣女同志之間的約會交往.一直給人神秘的面紗.而外界一般都以另類的眼光來看待女同志的世界.本台記者無意間發現到.原本是老人家聚會的北台北市延平公園.竟然出現了女同志的身影…。[2]

針對此次三立新聞惡質報導事件，我們特別選定在9月1日記者節這一天，至三立新聞台提出抗議與訴求，並遞交連署書，要求三立新聞台公開向廣大的同志社群與閱聽人道歉，並承諾改進新聞品質。同時，我們也在記者節這一天，呼籲媒體界重視新聞倫理，關注弱勢人權，共同爲社會公平正義而努力。[3]

同志運動像躲在圍幕中的隱密行動，第一他們沒有在公開場合選擇向媒體發聲，而使用匿名性高的網際網路來動員抗議行動，第二他們號召力大，但是風聲大雨點小，抗議之後，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也就消聲匿跡，期待下次的迫害來臨能夠有更大的抗爭行動。台灣社會存在許多弱勢團體，他們據以力爭，也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但是針對同性戀團體而言，為何再再的抗議行動總是引不起社會大眾的關注，或是友善的政治回應。在台灣許多的同性戀者隱藏在角落，不被看見，也不容許自己被看見。「對於同性戀人口數的多寡感覺就像是，你在看戶外的人，你打開一扇窗，發現有一小群人。等你打開一扇門，就看見比較多的一群人。等你走出門外一看，才發現滿廣場都是人。」（張娟芬，1995）但為何這些人並不出現在社會運動的動員場合，他們離開人群，只在私領域中游走？而私人生活模式、行為表達的群體複製，是不是也是社會運動的體現？

第二章　研究背景

西方在進入資本主義世界之後，「人口」與「勞動力」產生出一種變項的關係。也就是如果人力的產生並不能有助於勞動生產所需，那麼就是一種無作用力的勞動人口。具體而言，同性戀者是不能增加勞動生產人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需要關注的焦點並透過性技術的改變行為，來保存或培育正常的生產力人口。在台灣，受到西方主義的影響，原本在中國歷史上對於同性愛情不予置評的態度轉變為處處打壓。包括－媒體拙劣的再製（Harding，2000）、法律上的不平等對待[4]、存在空間的剝奪、警察的國家權力彰顯等。而同志在權力的引導下在1990年之後開始了反抗的展演。如Foucault所言：「沒有不存在反抗的權力關係；反抗是更為真實且更有效的，因為他們正是在權力運作之處所形成的。反抗權力的真實性不需自他處獲得，也不需藉由成為權力的同類而折損其真實…」。Foucault（1980；142）

第一節　西方同性戀抗爭運動－

同性戀（homosexual）首先在1869年由匈牙利人Karoly Maria Benkert提出，接著Havelock Ellis在1890年引入英語世界，但這並不表示十九世紀前無同性戀，只是社會尚未用「性身分」去界定人種。（周華山、趙文宗，1995）在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thyism）於五○年代的美國成為政治主流思想，並開始大力掃蕩同志社會。而六○年代的美國更是社會運動的年代，像是反越戰、婦女、黑人等等。1969年6月的「石牆起義」即是最佳的同志代表作，（周華山、趙文宗，1995）奠基了不少同志運動的基礎並產生出同志文化，像是服裝打扮、語言等，但是不幸的是愛滋恐同症[i]也在此出現。到了20世紀，產生了首個具影響力的同志團體”Mattachine”（西班牙語的假裝者），1970年更有一萬多名的遊行者爲紀念「石牆起義」在紐約街頭聚集造勢。在英國，以改革性別制度及同志風氣為終旨的「英倫性心理研究會」於1914年正式成立，而美國GLF（Gay Liberation Front）在倫敦的分部也於1971年8月爲紀念「石牆起義」而號召兩仟名同志走上街頭。（周華山，1995）在歐洲丹麥法庭1989年6月通過註冊伴侶法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法律承認同志婚姻之國家，到1991年8月為止共有798對，但卻規定不得扶養孩子。同志運動在西方處處受阻，但是他們仍然在爲自己的基本生存權努力奮鬥。

第二節　台灣同志運動－

翻開台灣的同志運動史，從過去國民黨時期之污名化手法：「同性戀本身就是罪的論述」。到90年第一個女同志社團「我們之間」的誕生、1992年金馬影展設立「同志影展」單元後，每年的影展成為同志固定出現的公開場合。同志不在是躲在角落的一群人。1993台視記者璩美鳳以翻拍手法來報導潘美辰事件震驚社會之後，造成同志的抗議行動不斷，同志運動的觸角也開始伸展到各處。在1995年新公園事件中，由於當時陳水扁市長規劃博愛特區，也就是「首都核心區規劃歷史保存計畫」，破壞了同志尋求伴侶的據點，促使台灣第一個男同志聯盟性質的組織「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的組成，並計畫爭取原本屬於他們的空間，最終行動雖然失敗，卻開啟了同志社會運動的號角。（張娟芬，1998）1997年6月29日 「彩虹•同志夢•公園」園遊會在台北新公園舉行，建立台灣在六月同志驕傲月舉辦大型同志活動的傳統[5]。2004年7月6日東吳大學同志諮詢熱線募款晚會，透過分享與意見交流的形態，許多同志的親友也藉此機會為同志發聲。同志文學的著作也越來越多，像是關於同性論述的小說：邱妙津94年5月「鱷魚手記」；96年的「蒙馬特遺書」、張曼娟97年的「火宅之貓」、許佑生96年的「男婚男嫁」等等。同性戀議題逐漸受到重視。這同時也代表在跨越了異性戀霸權的社會後，同志開始在公領域表述自己，爭取平等權以及基本人權。但是，雖然有許多的同志陸續在公開場合表達對社會運動的決心，但是依然有一群人躲在私領域中，他們不公開表述自我的身分。但是，卻透過網路的連結，開始有了交流，他們沒有集群、沒有抗爭，但是，卻可以透過同志網站找尋與自己同樣具身分認同的彼此。他們沒有抗爭訴求、沒有組織型態、甚至固定聚會。但是他們卻有相同類屬的裝扮：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女同志－剪短髮、上男廁、束胸，男同志－留長髮、奇裝異服，要的是自我的肯定與認同，如此而已。而這些生活的展演又存在什麼樣的社會意涵及文化意義。

第三章　文獻探討

本處的文獻探討共分為三個主題，一是針對當代的同志社會運動論述來討論同志運動是如何成為可能。而同志在社會運動的展演上，是否只能透過實際的抗爭行動才能反映出對於政治、文化的反抗。二、則根據社會運動中「認同」這個部分的主要框架（frame）來做一些討論。同志個人行為「同形」（Isomorphic）[6]的表現、內化生活模式的一致性等，是否也等同於同志運動的一環。第三、作者要討論的是當代台灣社會的同志運動以及異性戀霸權的再製，體現在同性戀個體運動上的結果。

第一節　同志社會運動概論

一、政治過程論

當代社會運動大師McAdam（1982）在政治過程論中對於同志運動的分析：社會運動發展的可能往往跟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ies）、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s）、論述過程（framing processes）結合在一起。其中政治機會主要討論社會運動相對於政治機會與結構上的辯證關係，而對於同志運動的分析包含：

(一)、政府對於社會運動的開放程度：也就是政治系統在處理反對團體的態度是壓抑或是開放，都會影響同志運動的發展。例如：在美國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壓迫下，使得同志無法獲得合法的生存空間：工作權－1953年艾森豪總統就職時立刻簽發一○四五行政指令，要求政府以不勝任為由，辭退所有「性反常」[7]的公務員，同時間同志運動也因大受政治打壓，而隨之沉寂下來；另同志參軍議題－九○年代克林頓總統對於同志是否進入軍中生活，遲遲不下決定，造成同志大遊行。美國從五○年代開始，由於美國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不接受同志申請志願役[8]。但是柯林頓在競選期間爲了勝選，開了支票，願意讓同志參與軍旅生活，但受到保守派的反對影響，一直未履行承諾。而造成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百萬名同志參加華盛頓的同志集會遊行。（周華山、趙文宗，1995）

(二)、政治菁英的態度傾向。如：西歐國家在六○年代時期，部分政黨也許是  受限於換取政治資源或是政治理念的雷同，大力支持同志運動的發展，使得同志運動在此時期蓬勃的發展。

(三)、社會運動過程是否有菁英盟友。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有的抗議團體會透過結盟的方式以壯大聲勢，並透過結盟以追求更大的利益。

另外，在動員結構這個部分中，主要討論社會網絡與動員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運動之後的發展如何應對政治結構的變遷。而論述過程則主要討論運動者在其社會運動過程中，對於呈現給大眾或自我概念確認及對運動本質的合理化過程。其中包括：

(一)、運動者從文化累積（culture stock）中得到思考的依據。放在台灣同志的 個體運動實踐的脈絡上來看，單就T型態[9] 的女同志在社會運動過程中所呈現出服裝打扮上的男性化表現也就可為一種文化累積的結果。這一點在台灣的同志文化脈絡中會有詳盡的討論。

(二)、特定歷史事件與意識形態和現實之間的論述。台灣許多關於同志的論述，一直強調並非站在性別二元論的意識形態立場，（卡維波，2000）「同志出匭的運動目標因此終極的是要打破異性戀／同性戀的二元分野，而不是複製這個分野，以至於再度複製那個匭…」。這些研究嘗試要突破二元的立場，使得同性戀者的存在問題不用受到現實社會二元對立性別關係的挑戰。廣義來說，二元立論也就是所謂的正常性別關係與同志的區別關係；如果性別的意識，不是男與女的性別關係，那就是非正常邏輯性的同志關係。這樣的討論，對於這一派的研究者而言，是束缚了對於同志的討論結果。而這樣特定的意識形態論述，確立了他們對同性戀者研究的立場，並且更帶動台灣同志運動的熱度。

政治過程論主要討論分析的重點在於強調，社會運動的發生以及政治生態對於動員的影響。而同志運動－一個比較具爭議性議題並與大眾認知抗衡的社會運動，要如何透過污名化的結果使抗爭行動受到重視，意識形態的論述以及動員組織、是否有盟友的存在關係等，是運動架構中重要的一環，並關係到運動成功與否以及對社會的影響程度。

二、新型態社會運動

「新社會運動專注在文化改革、創造新生活、挑戰傳統價值，並改變生產分配的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在經濟資源中已不在是單獨進行的。相同的，社會關係、象徵、認同、個人需求也是如此。」（Melucci，1981 p.179）

對於新社會運動的定義，首先它已經背棄革命式的行動展演。接下來，關切焦點不再於政治、經濟議題上。最後它的組織型態、認同關係與抗爭劇碼也與以往不同。（Cohen，1985）由美國當代社會運動發展的脈絡來看，從市民社會的概念出發的黑奴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等，「也許」[10]新型態社會運動已經逐漸成形。社會運動的目標不再是爭取政治機會，而是關注於日常生活面向。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毫無疑問的被貼上新社會運動的標籤，他們主要訴求是對於權力團體的反抗而並非政治拉鋸戰。艾倫˙史考特（Alan，1990）指出新社會運動就是初級社會（primarily social），他分析過去工人運動是藉由爭取工人權利到期盼政策上的轉變，而新社會運動除了定位在市民社會下，另外強調文化面向、個人價值觀及生活型態的改變，這就是初級的社會型態。他的研究藉由理想型（ideal-type）來表現過去與現代社會運動在目標、組織型態、意識形態、還有其連續性上的不同。

(一)、目標：如同志運動的訴求，在目標上並非爲要爭取政治經濟的地位及權力而是專注在個人生活型態的獨特性，並追求大眾的認同。也就是說同志運動的發展是專注在文化特質上的。另外，他們也努力的打進主流的文化市場。如前面所說的台灣許多的同志電影或小說的蓬勃發展，去消費的群眾不僅是衣櫃中的同性戀者，一般大眾也願意去消費。另一深層含意表示社會大眾願意消費也表示他們認同這樣的文化，這些文化市場才會如此熱絡起來。

(二)、組織型態上：新社會運動善用網絡的關係，促使新的行動者加入。而增加參與者也可壯大自我團體的聲勢。

(三)、意識形態：新社會運動者透過意識形態的滲透，來刺激媒體報導宣染的效果，以求大眾對於同志的價值認同、接受度得以提高。舉例而言，每年在各國舉行的同性戀遊行，若非透過傳媒的宣染，並不會一年比一年還有多的參與者付諸行動。他們以特立獨行的裝扮出現，追求自我肯定，也向外界表達他們的自我意識。在此我們談到關於新型態的社會運動無非是要驗證同志運動為新社會運動的其中一個。另外一方面，同性戀者在個人生活模式上的展演，無疑是受到此一意識形態的影響而發生。

無疑的，新社會運動的動員目標不再限定在政治面向的轉移，他們要求自我的新認同關係（針對此下面將接著討論），其認同、目標、連結型態等就像是新左派思想，但他們不把自己看作是社會經濟階級，但實際上這一群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都是新中產階級。（Cohen，1985：667）國家、結構政治議題等被興起的生活結構民主化所取代，他們專注在溝通模式以及集體認同意識的協商關係。

第二節　認同（Identility）

「關於認同既不是一種本質性的也不是個人特質的想法，認同是一種定位、過程和表現。它總是處於未完成的狀態，而且必須在歷史、權力與論述的脈絡中被重複創新與再設定」。（Butler，1990a）。

新社會運動的認同，預設了後工業社會的制度以及集體型態的知覺系統內部運作關係。（Cohen，1985）對於參與新社會運動的個人而言，認同包括了－如何轉化大眾對污名化的結果，是關係到動員成功與否的主因。由於污名化的影響作用力下，個人參與運動的動機即會降低，所以如何轉化羞恥（shame）到自豪（pride）是相當重要的。（Britt，？：252-254）參與者的自豪與羞恥可以從團體的內部儀式中顯露出，個人因為對於自身感到自卑所以隱藏想要逃避，但是如果對自身感到自豪則會選擇在公開場合表述自己，故要如何使個人在公開的場合表述自我，並除去羞恥感，正增強作用的刺激是相當重要的。另外如果個人遭遇重大事件，並在團體中得到認同，其情感會被快速的激發，也就是自身想要對抗外界勢力的情緒會快速攀升，而增加行動的可能性。個人的羞恥與不愉快是十分脆弱的，情感經驗會導致行動力的降低，所以對於自我的認同就非常的重要，將受責難的地位轉移到支配關係上去，並轉化恐懼的情緒到生氣。讓參與者知道他們的公領域行動的結合可以促使行動的勢力擴大。亦或是，私領域的認同及一致性的行為表現及裝扮，也可將維持個人對於自我身分的認同感。其實當個人在私領域的行為表現能夠受到自我概念的認同，就不難應對由外而來的挑戰勢力。因為當一個人對自己由外到內有深層的想法之後，外界的批判及異樣眼光自然不容易侵犯到個體的自我價值。

一、集體認同：邊界、意識、協商

過去關於社會運動的研究作品多琢磨在鉅型的社會運動架構，他們分析社會運動的內部政治過程以及組織內部的動員對於運動的影響。McAdam重新分析動員的微觀脈絡，來說明運動成形前的強烈非正式關係的網絡是社會運動動員的基礎。也就是透過非正式網絡的關係，來解釋動員結構、認同的政治。過去對於認同的研究包括－認同政治、認同脈絡、集合認同、暴動認同等，但因缺乏實證研究，過於曖昧不明。（Taylor and Whittier，？）Taylor認為集體認同是團體中的個人透過意見、經驗的分享以及連帶關係所形成的。但對於個體自我概念的認同，作者認為其認同是透過與其他個體的互動以及文化脈絡所造成，另外對自我概念的確定是另一個相當重要的部份，也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實踐運動的精神，透過此內涵去對抗外力所謂正當性的挑戰勢力。新社會運動的傳統有三個集體認同的因素：一、個體把自己當作是團體的一份子，並有了「我們」的概念。二、意識的形成：有辨別框架的能力。三、社會運動的建立：如Melucci所說的政治文化中的「隱匿的網絡」（Submerged network）所連結個人的生活型態，提供新的自我認同與認同實踐。對於三個集體認同的層次分析：

(一)、邊界（Boundary）：邊界區分了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對於「我群」以及「他  群」 的概念、活動指標、象徵性事物等，包括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面向，來說明了「我們是誰」。邊界的特性規避了歸因和其他基本要求的區別性格，並且讓研究者可以由種族、性別、階級、年齡等各種形式著手進行分析。在此脈絡上不難理解，尤其是部分女同志者在生活面向上，對自我的服裝、言行與一般大眾所認知的女性，有著強烈的對比色彩，藉此區分她們在性別認同的差異。

(二)、知覺（consciousness）對於個人知覺性表現的認知，第一是在階級意識上，過去許多研究學者喜歡強調階級認同對於個人生活實踐上的效應。包括了馬克思學派等。更進一歩而言，（邱天助，2002）布爾狄厄在討論文化再製的過程中也承襲了葛蘭西的階級的意識形態（ideology）的概念。在認知的模式中對個人提供了文化、語言的範本，也就是社會運動參與者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意識。對照於同性戀在個人的社會運動脈絡中，可以驗證出這些運動的參與者對於自身文化的特殊性認同感。

(三)、協商（negotiating）過去的社會運動主要分析政治或結構目標，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個人的轉變與表現行動的重要。（Verta Taylor and Nancy E. Whittier，？）Taylor對社會運動「認同」協商的分析，使我們知道，若非社會學式的分析，真實行動中的（doing）與（being）會被重疊在一起。透過協商可以做為分析社會運動中的組織與政治間的關係，同樣的也可藉此分析個人與行為表現間的關係。女同性戀者的協商，是強調對女性刻板印象的挑戰。過去女性被包裝為是馴服的、被動、裝飾性高的主體，但是就西方社會的脈絡中，由於十字軍東征的結果，男性開始離家遠征，女性開始接觸經濟、政治的事物，她們發現原來這些事物並不是男性專屬，也並沒有這麼難。而女性意識也隨之高漲，她們開始剪短髮、不刮腿毛、不化妝，開始對自我外表的反動。（余鳳高，2004）這時候就開始了政治性的協商關係。

在此提到認同與同性戀個人運動的關係，主要的目的在於參與運動的個人對於社會運動的展演上，基本上無法透過個人的力量達到心理的平衡狀態，故總是要加諸一些認同的內涵，才可以達到實踐運動的效果。這裡作者所要強調的是個人的社會運動展演，是需要加注一些關於個人認同以及與文化銜接的功能。

第三節　當代台灣社會同志運動論述＆異性戀霸權再製

一、當代台灣社會同志運動論述

性學家H.Ellis曾說：食慾和性慾是人的基本衝動生命動力是最大的泉源。所以性如不與生育產生關係就與其他生理行為沒什麼兩樣。據西方性概念的變遷史來看，人類對於性觀念的發展，是經過歷史的或個人意識下的轉變而成的。從開放到約束。社會規範下的性概念，有人說是高度發展社會中才有的結果。但這是對個人意志的不自由壓抑還是社會道德的妥善規範？古希臘人對於性別並無清楚的定義，甚至「女同志」[11]在當代是被看作崇高的愛情模式。但在進入封建時期後，男性開始掌控女性的生活，女性成為父權主義下的犧牲者。發展至今，西方社會成為對性態度高度分化的延續。在台灣，承襲了此風潮，對於性意識也是如此。過去社會不僅是壓抑同性戀情的發生，對於女性三從四德的傳統，更是不在話下。當代台灣社會有許多對於同性戀者的論述，包括：（趙彥寧，1998；何春蕤，2001；卡維波，？等）多鎖定在台灣社會對同志污名化處理的意識形態上，包括批判針對愛滋病議題的發燒，社會根本上就把同志當作犯罪主體來對待。另外他們攻擊法律的約束、恐同症的迫害等。公部門針對同志的強力壓制，使得研究得以借由爲同性戀者發聲的立場得到贊同。（何春蕤，2001）「台灣的同志運動長久以來都是在文化層次上奮鬥，透過集體的意識形態操作來拓展個人生活風格的空間，因此在出櫃現身上都有極大困難的同志們一直未能有實力和正當性來挑戰個人及法律對同志日常生活及個人權益的結構性介入和侷限」。另外，許多的研究透過酷兒理論[12]的基礎，來討論文化主流上的暴力壓制（張靄珠，？；卡維波，？）等，他們強調所有的研究，在辨證過程中都應該給予同志一個可能性的地平線論述空間，不應該加諸過多的文化主流意識形態。太半上，台灣的同志研究作品多專研究性別議題的論述，反映在同志運動上。並強調同志運動的論述，包括認同結構、動員的論述等，應該要跳脫出主流文化的束缚。

二、異性戀霸權的再複製

【性別既不是真實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被製造成像是「某種原始的與穩定的認同所產生的真實結果」（Butler，1990a：136）。】

在同性戀愛情中，認為有一方為男性特質；另一方為女性特質的雙方。這樣的脈絡，去闡釋同性愛情無疑是拙劣的對同性性戀者的錯誤解讀。許多人都以為同性戀的社會一定是有一個具陽剛色彩，而另一個則是陰柔的表徵所結合的。男同性戀有一號以及零號的區別；女同性戀有T和P的區別。但是這樣的論述都是被再製出來的。『基本上如果要定義T的穿著，那就是「女爲悅己者容」。』（張娟芬，1995）也就是在尋找另一半的過程中，透過外型的打扮，引起注意，並期許會有其發展空間。但是到底針對同性戀者而言，這種仿製的男女關係的象徵及意識形態是不是必要的？這是否也是一種異性戀霸權體制下的再製行為。「媒體惡意的污名化及公眾的污名再製將會促使行動者重新思考期定位和生活方式」。（Marcus 1992,190）媒體的傳播效果，是不是間接的也在傳遞異性戀霸權的思考模式。近年來，台灣媒體拙劣的渲染效果是大眾皆知，像是一種故意引起話題，增加收視率的心態。但是這些報導的內容是否有真的關切到弱勢團體的需要，是不是一種更加污名化同志本身？本研究想要探究的就是在同志的社會運動中，透過男身女裝、女體男裝異或是特異獨行的裝扮，對於同志個人的社會運動實踐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社會意涵，媒體的渲染文化再製與主流性別價值再製的結果，對於同志在個體運動的展演是不是也有一種存在性的影響力。

第四章　問題意識

根據前述對於社會運動到新社會運動的理解過後，我們可以理解社會運動組織在運動前的型塑過程以及遭遇到政治變遷之後的轉變。另外透過認同協商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個人在整各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對於自我概念的建立，認同不僅是對立於我群與他群的關係，更可藉此使得運動者得以反抗外力的阻擾。

在台灣，許多的同性戀者也許是受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許多同性戀者並不參與社會組織，也許就只在同性戀社會運動的公開場合現身。但也並非站在第一線爭取自我權力，他們只在私領域中，透過生活模式的展演以及思維模式的表達各方面，去實踐運動的精神。這是值得討論的地方，也就是說這些同志身份的個人，確定自己被污名化的地位，沒有站出來到公開場合爭取認同，但是也並非躲在角落深怕別人發掘。相反的，她們在生活言行上的特異獨行作風，使得大眾更藉此知道他們的特殊身分。這樣的運動實踐是不是也是一種同志運動的展演，透過生活模式的轉變也是在表達自我認同以及爭取大眾認同的協商關係。舉例而言，台灣的女同志T，如出一徹的剪短髮男性化的裝扮等，除了爲要獲得同性間的注意，增加自己被銷出的機會外，是否也是爲捍衛自己的同志身份建立我群與他群之間的關係。

第五章　研究方法

「但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如果只對研究的對象環境蒐集情報資料，而不加以論述以及詮釋，那麼整篇研究將會變成只對研究對象的歷史論述，失去其研究的意義。」胡幼慧（民85）

本研究首先將對台灣的同志運動做文化脈絡上的理解，以做為研究對象在社會上的言行表現及展演的分析基礎。所謂文化上的脈絡，即爲要釐清正常與特異獨行裝扮之間的關係，另外這些特異的裝扮是如何產生，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中出現也是本研究關切的目標。

接下來，研究將會針對同志運動個體實踐的個人，做深度訪談。以分析同志個體在社會運動私領域的實踐中所要表達的概念意識，做為運動實踐的個人對於社會運動的體現。以及在受到外界異樣眼光的污名化影響下，個人這樣的社會運動展演有什麼樣的社會意涵。

本研究將採滾雪球抽樣方式選取受訪者，包括有「同性戀愛經驗者」、將「同性做為性幻想對象者」、「確定自我是同性戀者」20歲以上，從未參與同志社會運動組織的個人做深度訪談。研究將針對個體生活言行、裝扮上透過深度訪談做社會意涵分析。以理解私領域中的同志在社會運動體現上的展演、自我意識、表達內涵。

參考書目

Alan Scott (1995).”Ideology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Unwin Hyman Ltd.1995, p.13-35.

David A. Snow and Doug McAdam (?).”Identity Work Process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ovements：Clarifying the Identity／Movement Nexus” p41-49.

Jean L. Cohen (?)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v52 n2 p663-716.

Jennifer Harding著／林秀麗中譯（2000），〈Sex Acts：Practices of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韋伯文化出版》。

Lory Shame and David Heise，（？）《From Shame to Pride in Identity Politics》252-259.

Melucci Alberto (1985). ”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v52 n2 p781-816.

Verta Taylor (?).”Social Movement Continuity：The Women’s Movement In Abeyance.” p.761-762.

Verta Taylor and Nancy E. Whittier (?) “Collective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 ~ Lesbian Feminist Mobilization.” p.104-122.

Foucault著／佘碧平中譯（2002），〈Histoire De La Sexualite性經驗史〉，上海出版社。

周華山、趙文宗（1995），〈衣櫃性史－香港及英美同志運動〉，香港：《香港同志   研究社。》

卡維波（2001），〈性工作－妓權觀點，從男性沙文主義到性沙文主義〉，《巨流出版社》。

台大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1995，8），〈我們是女同性戀〉，《碩人出版社》。

余鳳高（2004），〈西方性觀念之變遷〉，《湖南文藝出版社》。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桂冠出版社》。

張娟芬（1998：11），〈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聯合出版社》。

何春蕤（2001），〈同志研究〉，《巨流出版社》。

胡幼慧（民85），《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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