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交了壞朋友？－
談學生次文化與同儕團體的重要性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吳紋如
一、前言
在新聞媒體與報章雜誌上經常可見兒童及青少年有蹺家、逃學、偷竊、搶劫、殺人、飆車、藥物濫用等犯罪或偏差行為，如此小小年紀便誤入歧途，甚至於觸犯法律卻毫無羞慚及畏懼心理。這不禁令人質疑：這些孩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他們的心裡到底在想些什麼？他們是因為交了壞朋友才變成這樣子的嗎？
常言道，犯罪及偏差行為往往是「種因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六至十來歲的兒童正處於成長的關鍵期，這些「小大人」們經歷著快速、多變且刺激的身心轉化，面對了家庭、學校、社會三方同時而來的各種挑戰，其內心自然充滿了許多的困惑與壓力。當孩子們進入求學階段，經歷長時間與師長及同儕團體一起學習、遊戲，其所得的成長經驗自然有別於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所能給予的。
二、學生次文化的形成和對孩子的重要性
（一）學生次文化的形成：
從Coleman（1961）、張春興（1984）及陳奎憙（1990）的論述中，同儕團體是形成學生次文化最為重要的因素，同儕團體的規範對其成員具有約束力，言行均符合同儕團體訂定的價值標準的人才能被團體所接受。
社會學家Robert E，Grinder（1973）就指出，社會的快速變遷加速了學生次級文化的形成。隨著教育的普及、經濟和家庭結構的改變，教育的功能已由家庭移轉至學校，這使得青少年身在各種教育機構裡的時間更長。而且透過同儕團體、成員間的交互作用，青少年藉由其獨特的語言、服裝、角色學習，各自認同於其同儕團體，藉以對抗多元社會中的諸多矛盾且混淆的價值觀念。
現今的青少年兒童無論在外表、服飾、態度、選擇的範圍上，都有屬於自己的行為思考模式（Philip
& Kim,2002）。社會心理學上所謂的「曝光效應」（exposure
effect）係指重複的出現率會增加個體相互吸引的機會，而在相互吸引的過程當中，個體雙方「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的遠近，更是達成吸引的主要因素（Herbst,2002）。
學者黃鴻文（1994）認為，在進入學校之前，學生各自具有家庭與社區文化的雙重身分，是兒童也是家庭或社區的一份子。經過與教師、同儕長時間的相處之後，其原本就已具備的文化觀念，會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價值標準，而同儕團體的成員亦分享此項價值與行為標準，並慢慢地匯集成一股與學校主流文化所不同的文化，吾人稱之為學生次文化，這是一種在學校文化中由學生所共同創造出來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
（二）對孩子的重要性：
不同家庭背景的個體之間，彼此的觀念與行為有很大的差異性，難免有時會產生衝突，青少年兒童為了獲得團體成員的認可和地位，必須尋求妥協之道，進而認同團體的規範。在這種交互作用的過程中，學生次文化不僅影響了孩子的行為態度、價值觀念，亦滿足了其獲致友誼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安全感。此時，具有相同價值導向的同儕團體所採取較寬鬆的標準，讓孩子較易適應，得以減輕其焦慮感。此外，同儕團體的規範不僅能提供青少年兒童作為行為參照的基準，亦能成為青少年爭相模仿與認同的對象，使孩子從中有機會學習到社會化行為。
鍾蔚起（1981）及陳奎憙（1990）的研究指出，孩子一方面要擺脫兒童時期的幼稚，另一方面則必須建立起成人世界所能接受的價值觀念與行為，為了適應這種過渡時期的需求，學生次文化便形同一座橋樑，幫助青少年加速社會化的過程。林清江（1991）也認為，學生次文化既然可以提供給孩子作為行為參照的標準，這就表示學生次文化的價值體系會影響到團體成員的成就。因此，如果學生次文化所提供的行為標準與學校規範的標準嚴重地對立，就會使學校教育產生反效果，讓教育目標之達成形成阻力，使學生行為產生偏差，學習意願低落。
前教育部長郭為藩（1981）曾根據美國「白宮青少年問題諮詢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說明了現今青少年次文化具有以下五項：向團體內取、渴求心理慰藉、尋求獨立自主、同情弱小，以及喜新厭舊等特質。然而，現今中小學生的思考方式、行為裝扮等均具有特立獨行的性質，但其是否與成人社會的文化相符或相違背，則尚待研究。
三、同儕團體對孩子的深遠影響
教育心理學家E.
Eriskon在其心理社會發展期論中就指出，學習重要的社會技能，能與同儕做社會比較，是六歲到十二歲兒童的主要發展任務之一（引自蘇建文，1998）。R.
J. Havighurst亦認為「與同學和諧相處，以習得社會技巧」應是六到十歲兒童的主要發展任務之一（張春興，1991；廖鳳池、王文秀、田秀蘭，1997）。
Kerns
與 Cole（1996）更把能被同儕接納是兒童中期同儕發展上主要達成的目標。對於兒童所處的學校環境，同儕團體就像是廣大社會的縮影，透過和同儕的相處，兒童學會了解自我、接納自我，進而尊重他人和欣賞他人，並能和他人互助合作，在和諧的人際關係中養成合於社會規範的良好品格。因此，「同儕」成為兒童社會化歷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蘇秋碧，2000）。
經由學習、模仿、認同等方法，兒童慢慢形成了個人的社會行為。詹棟樑（1994）在提出學習過程、能力模式、模仿、角色，以及互動等五項理論後，認為兒童社會行為的形成，其先決條件是兒童必須生活在社會中，與人發生接觸，互相的學習與模仿，甚至發生互動，兒童的社會行為就是如此藉由個體與社會作用而進行的。個人在面對群體壓力時，行為和思想上便會受到團體影響，進而產生與團體一致的行為（Pena,2002）。Mayer
與Anderson（2000）的研究就發現，青少年會藉由順從（compliance）的行為來強化所屬團體的向心力，並從中經由同儕的增強，來肯定自己團體內的價值與地位（Hanna,1996）。
此外，在Newcomb,
Bukowski,與 Pattee（1993）的研究後設分析中發現，班級中不被同儕所接納，較常被同儕拒絕的兒童，比其他一般（受歡迎、被忽視、普通）兒童表現出更高度的攻擊和退縮行為，且其社交能力低，在溝通和問題解決能力方面也較差。也有研究指出，被同儕拒絕的兒童有強烈的孤獨感（Cassidy
& Asher,1992）和社會焦慮（Inderbitzen, Walters & Bukowski,1997），而且缺乏正向的自我概念（Rabiner,
Keance & MacKinnon-Lewis, 1993），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也較其他兒童來得低（O'Neil,
Welsh, Parke, Wang & Strand,1997），因此易產生不滿的情緒（Parker
& Asher,1993），而出現社會逃避的行為（Crick & Ladd,1993）。
上述情形不但使被同儕拒絕的兒童在青少年時會表現出比一般青少年更多逃學和犯罪的反社會行為，被同儕拒絕的兒童也因此成為預測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指標之一（George
& Hartmann,1996；Kupersmidt & Coie,1990；Roffey, Tarrant &
Majors,1994）。是故，綜觀以上所述，不良的同儕關係極可能為兒童帶來日後學習及社會行為的危機，亦即使其在人格發展上帶來困擾，並出現在社會適應上的困難。
四、結論
家中父母經常會發現孩子學會說髒話、會故意說話中傷他人等等，這常出於孩子本身缺乏自信心，同儕團體對其採取不信任也不與之相處的態度，或孩子所提之意見也不受到同儕團體的重視時，因而導致孩子必須藉由說髒話，或故意用言語去中傷他人等這類違犯行為，以彰顯本身的存在價值，及與旁人不同的價值觀念，期盼能吸引同儕團體的注意力。
此外，孩子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渲染下，認識了許多流行的語言，其實同儕團體才是使這些流行語言蔚為風潮的推手。這是由於孩子不僅一方面很在意團體成員對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則是擔心團體成員不願意接納他，於是受到了團體成員講流行語言的影響，因此孩子也跟著講流行語言。又孩子的同儕團體間如果充斥著崇拜偶像的次文化，便會連帶使孩子必須花費金錢去購買偶像的產品，並受到崇拜偶像的影響。雖說孩子崇拜偶像的著迷程度尚不嚴重，然深究其出發點，大多均是出自讀書無聊、心靈空虛、無人可信任、無歸屬感、無生活目標、無同儕願接納、與異性相處不良等因素。至於我們常看到孩子的外向性暴力偏差行為，則是起因於孩子無法控制自身的情緒或脾氣，不能與人融洽相處，進而造成同儕團體對其不信任、不願與之為伍，在受到團體成員的排斥後，便會引發孩子以暴力相向。
由於上述所論之學生次文化與同儕團體常與孩子的各種違犯行為有所相關聯，甚至於其對孩子日後的人格發展取向，也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因此，身為家長或師長的成人們，應盡量協助孩子讓自己更有自信、更有成就感、在班上受到歡迎、能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或脾氣、喜歡參與班級事務、熱心助人、能受到同學信任、能與同學融洽相處、能聽從老師指導且認真上進等，使孩子的人格發展能有比較正向的發展空間，以減少孩子產生偏差行為的機會。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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