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激情－－Hacker的反動

葉允斌(南華社會所研究生)

科技技術的革新，必定伴隨著文化的轉型。科技哲學家－Pekka Himanen所著寫之《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Information Age），內文討論「駭客倫理」的本質與「資訊主義」乃有「選擇上的親和性」（affinity；wahlverwandtschaften）[i]，出於Hacker對於電腦網路、分配處理能力，加上襟守特殊的資訊自由流通、共享原則信念，Hacker的技術與信念的結合形構了「新型的文化」，並決定性的促成了資訊進步的可能。資訊社會學大師Castells評述到Himanen對於Hacker文化研究所呈顯的特殊貢獻時表示：「在我本人以及其他的學者的分析中，或多或少都觸及了資訊主義的這個重要向度，然而它還沒有被真的深入研究過，這就是Pekka Himanen能討論代表資訊主義精神的Hacker文化理論對於探索我眼前這個綱跨入第三個千禧年的未知世界，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Himanen，2002：205）。從Himanen對Hacker的分析與論述中可以了解，要會意資訊時代的精神意義，Hacker文化與內在精神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一、Hacker意義

Hacker代表一群高度熱衷於寫程式的人，世俗的大眾媒體的負面渲染，混淆了Hacker的本質精神與意義 [ii]。事實上，Hacker們「相信資訊的共享是一種力量強大的美德，並且認為，盡可能藉由撰寫自由軟體，以及促進資訊及電腦資源的自由流通，以將他們的專業技能分享給大眾，這是駭客的道德義務」（Himanen，2002：9）[iii]，誓死捍衛資訊的自由流通與共享乃是Hacker自成的一套倫理（hacker ethic）規範的精髓所在。回眸於網際網路（Internet）、全球資訊網（the Web）等高科技作品，均出自Hacker的專業技能與特殊信念，正如網際網路發展初期，之所以內含著開放、共享的特質，形構一個自由交往場域，勿寧將功勞歸諸於Hacker本身。概而論之，人類社會面對資訊發展的猛進、科技技術的急速創新，Hacker抗拒「使用許可」的限制、維繫資訊的「公共資產」性意義，其正面、積極性的性格，實與被污名化之下的Hacker意義大相逕庭。

文學家Nathaniel Hawthorne於著名小說《紅字》（Scarlet letter）中，用紅色大字「A」代表了Adultery之字首，繡於背叛「正義」的犯罪者胸前，試圖以之為恥辱、當眾遊街、受人恥罵，宣示離徑叛道的下場。貌似政合理、正當性的「正義」，卻內隱著極為專制與扭曲人性的腐敗，Hawthorne以炫麗、充滿生命力、積極的性格形容紅色的大­­「A」，它是與象徵當代文明的「監獄」相抗衡的，「背叛」的性格於專制的秩序中綻放紅色的活動力，「A」在Hawthorne的筆下被描寫成炫麗的紅玫瑰，恥辱成為美麗的飾物，Adultery不再意指為「通姦」，而是代表Admirable（可敬的）、Ambition（雄心）、Advancement（一往無前）。Hacker往往被賦予「背叛正義秩序」的罪名，來自於他特有「解放」性格，堅持對資訊的自由使用與共享，從封閉、私有的場域中進行解放的性格。筆者認為，或許從Hacker被污名化的時代情境中，可省思資訊的私有性與封閉性。

 

二、自由、共享的本質

回顧60和70年代早期，第一代的Hacker出現於大學中的電腦科技系；他們使用一種「分時」（time sharing）技術將大型主機電腦改成個人型電腦，藉此可提供更為普遍的電腦近用功能。這相對於大型主機的壟斷資訊特質，Hacker的確背叛了既存使用上的秩序，破壞了使用許可的限制機制。筆者認為，Hacker的反動特質同時反應了，時代中的資訊私有、壟斷情況，若由此情境觀之，富反叛、戰鬥性的Hacker，堅持以共享與自由原則，向大環境進行對抗，其「反動」意義應被重新詮釋。

    在史托曼為網際網路所錄製的「自由軟體之歌」中，便可明白體現Hacker內蘊的自由風範：

加入我們來共享軟體；你們將會自由，駭客們，你們將會自由。聚斂者或可得到大把鈔票，的確如此，駭客們，的確如此。但是他們不願幫助鄰人；這可不行，駭客們，這可不行。當我們有足夠的自由軟體，任憑取用，駭客們，任憑取用，我們將丟掉骯髒的使用許可，永永遠遠，駭客們，永永遠遠。加入我們來共享軟體；你們將會自由，駭客們，你們將會自由。(Himanens，2002：82-83)

美國學者Nicholas Negropinte曾將具獨裁性的主機型電腦與中世紀的基督教會作類比。他認為，科學家下意識地欲保持電腦的神秘性，相似於中世紀黑暗時期的僧侶，刻意維護自己的獨尊地位，獨佔成為上帝在人間的代理權力，他們刻意將聖經以特別的方式塑造成一個關於「上帝資訊的封閉場域」，其中以拉丁文作為壟斷性文字，最終把持了對聖經解釋的權力 [iv]。換言之，聚斂者依恃特殊的權力與技術獨占了網路的發展，以利潤作為目標導向，進而將網路空間的資源攬於一身。

相反的，Hacker編寫程式時所秉持自由與共享的信念，只是展現自己的專業技能，並非以商業利益為導向；換言之，它們是對立於資訊私有與壟斷的封閉秩序，對於「聚斂者」嗤之以鼻；自由軟體的使用代表著「資源的共享」。「自由」是Hacker的靈魂，他們從不為大把鈔票而出賣自己的靈魂。

Hacker是電腦科技、資訊時代的產物，而承續的精神是有其歷史性的背景。筆者回溯於60年代的大環境之下，探討當代的青年文化、反主流文化運動，並試圖還原Hacker的反動本質。

 

三、Hacker反動精神的歷史軌跡

        Hacker本身內蘊著「反抗」的本能，透露著對現存某些封閉（closed）秩序的反動，他們對部分系統入侵、進行解碼（而不進行破壞－這就是Hacker不同於Cracker的明顯之處），目的乃是藉由專業、高超的技術挑戰資訊的封閉系統，除了增加自己對於網路安全以及電腦設備的瞭解，更企圖維繫資訊自由流通與共享的原則。回顧於Hacker發展淵源，「反叛」精神自始難以脫離歷史性因素。Stewart Brand於《我們一切歸功於Hippies》[v]（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一文中，聯繫了Hacker與60年代青年文化，他提醒世人：要忘卻反戰、忘卻Woodstock、甚至長髮（流行文化）；六十年代真正的遺產是「電腦革命」： 

Forget antiwar protests, Woodstock, even long hair. The real legacy of the sixties generation is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這無疑賦予Hacker更堅實的精神內涵。著名Hacker Steven Jobs，乃是一位西雅圖留著長髮的嘻皮士，離徑叛道的行為致使他被瑞德學院（Reed College）強迫退學；另一位Hacker為Steve Wozniak，是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的工程師，在創立蘋果公司之前，他同Jobs一起研發、並進行出售「藍匣子」（blue box）系統，這是一套用於撥打長途電話，卻可逃避付費機制的非法設備。同時代的Hacker Lee Felsenstein設計出第一部手提型電腦（the Osborne 1），他亦為一位激進的新左派份子，曾爲著名的《Berkeley Barb》地下報紙進行撰稿。Hacker研發、製造了高科技的電腦產物，這些Hacker並非是正統學院式的高材生，作為反主流文化的核心份子。[vi] 可以說，Hippie文化乃奠定了Hacker的「反動精神」意含，並非以破壞、崩毀他人系統為其目的，而在於向資訊壟斷、私有性的權威機制反抗，對「自由、共享精神」的護衛。
         

        回顧50年代末的Beatnik－－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是一群富有反叛、反動精神的青年們，相較於現存社會的秩序而言，他們被當成瘋子或危險份子看待，多數參與成員被抓進精神病院或監獄裡。然而一場悲劇並非歷史性的終結，而是開始，60年代出現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包括：嬉皮士運動、性解放、女權主義運動等，均承繼於Beanik。Hippie運動承續了「反動」的精神意含，而這正是Hacker文化的濫觴，兩者之間有著連帶的血親關係，特徵表現為「反抗既存文化和社會秩序，以及懷疑和輕蔑任何中心化的權威。反對因循和例行化的生活，而抱著堅定生命價值且勇於向流行的生活方式說不的一群。認真對待生命的嚴肅性，讓他們和當道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賴曉黎，2002），探究Hacker的反動精神，「60年代的青年文化思潮」成為取道的必經之途。

Hippie、五月風暴、花童、性解放、搖滾文化均為同時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同樣是強調人類的本能從異化社會的解放。一些哲學性思想適時的在60年代大放異彩，包括Sigmund Freud關於「文明性壓抑」的討論，以致Herbert Marcuse的「愛欲」、「單面向」（one dimension）概念等等，藉由學生運動的實踐，逐漸形構富戰鬥性的革命思想。Marcuse延續Freud的討論，進一步要求由「性欲」向「愛欲」的「昇華」，作為解放人類的可能；換言之，Marcuse對現代文明社會的批判，在於現代文明社會並無法使「愛欲」充分實現，於此，試圖突破Freud於兩性之間的肉體性欲活動，超越悲觀性，相信「愛欲」的實現將創造美的人類前程，即提出「非壓抑性文明」（non-repressive civilization）的可能。60年代青年對於Marcuse抱以圭臬式的信仰，承續「激進左派」思想，向「資本主義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宣戰。他們拒絕身穿代表資產階級的整潔衣物，拒絕接受富裕社會之下的教育；他們於街道上建築「街壘」，向代表權威的警察丟擲石塊；在陳列的鎮暴警察面前相互親吻、做愛。這說明了一切，再再表現為此一「反動群體」向「封閉秩序」的挑戰與反動。

60年代的Hacker，就是在這樣「反動」思潮中孕育而出，視「資訊的壟斷、私有化」是向「自由、共享原則」進行侵害的罪魁禍首，歷史性的傳承，型塑反私有、反壟斷的特殊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