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思想家的李宗吾
蔣 藍
李宗吾（1879.2.3－1943.9.28）系自貢市自流井人，他既是我的同鄉，更是我輩思想上的先人。記得我幼年時，還經常到宗吾先生的出生地一帶玩耍、捉知了，因爲彼此相距不過5華裏路。這個現名叫“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大岩村七組”的山凹型村落，猶如被一隻巨大的馬蹄在毫無防備時擊中，在它陡然下陷的過程裏，紅壤與粗質砂岩就大面積地敞露出來，凹底的一口大水塘就像貧瘠丘陵的傷口，一直清澈而平靜。當時此地屬自流井分縣管轄，正是李氏後人稱爲“李家老房子”的所在地。
“李家老房子”坐北朝南，經過難以統計的反復修繕，除了地基沒變以外，完全沒有深宅大院的絲毫迹象，倒是與川南農村典型的廂房毫無二致。三合土的地面嵌著一些散亂的陶瓷地磚，像是縫補拙劣的補丁，一股穀草黴變的氣息正從室內慢悠悠地吹出來。大概只有房子周圍高達三二十米的桉樹，才梳理過百餘年的風風雨雨。
宗吾先生早年加入同盟會，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系四川大學教授，歷任中學校長、省議員、省長署教育廳副廳長及省督學等職，幾十年間目睹人間冷暖，看透宦海浮沈，寫出《厚黑學》一書，乾脆冠以“獨尊”之筆名，旨在取佛祖“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意，從此便以“厚黑教主”自號，被譽爲“影響中國20世紀的20大奇才怪傑”之一。它就像一面鏡子，理所當然地成爲了《醜陋的中國人》等一系列抨擊落後國民性著作的先河之作。
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更應該記住他的另外一句說明：“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獨立的旗幟。”
“厚黑學”驚世駭俗，讓很多厚黑之徒坐立不安。與魯迅一樣，他曾經作爲蔣介石點名批判的“墮落文人”，成爲國民黨和一些體制官人的眼中釘。宗吾先生爲形式所迫，1913年從成都返回自流井隱居，並賦詩一首：“厚黑先生手藝多，那怕甑子滾下坡，討口就打蓮花落，放牛我會唱山歌”。自覺餘興未盡，又來了一段古歌：“大風起兮甑滾坡，收拾行李回酒窩，安得猛士兮守沙鍋。”讀書、枯坐、練硬氣功，日子過得反而舒心而平靜，就像釜溪河流淌的細水。像他這種經歷過大變故的人，對一己的沈浮是不大在意的。既然漢字所記載的歷史像“手民誤植”的錯別字一樣讓他懷疑，彙柴口、張家沱一帶的茶館，就成爲他發揮懷疑論的話語空間。一隻手摳完腳丫，順便就拿起一塊豬頭肉往裏送，然後喝幾口酒，另一隻手卻筆走龍蛇。他邋遢、落拓，口出怪論，還有些佯狂和怪誕。四川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中國客家研究會會長陳世松研究員曾經就對筆者指出，李宗吾的家族是從廣東遷徙至四川隆昌，再遷至富順，最後定居自流井的客家人，他身上流淌著客家人勤勞務實、剽悍尚武的血液。這條線索是遠沒有引起學術界重視的，因爲我們從客家文化這個角度著手，對來自于宗吾血性裏對歷史毫不寬恕的精神，是可以尋找出一些東西的。據金文達老先生回憶，宗吾在習武過程中一度走火入魔，對老婆說氣已灌頂，爲試試威力，操起一根條凳砸向自己的腦袋，竟然當場被擊昏倒地。他曾經在張家沱茶館裏，遭到一潑皮的毆打，口口聲稱“打的是蔣委員長通緝的墮落文人”，宗吾先生沒有還擊，而是立即提起起訴，至今在自貢市檔案局裏，還保存著這一份他親筆起草的起訴狀。有關宗吾先生對氣功和武術的喜歡程度，南懷瑾在晚年回憶錄裏也有細緻描繪，有意味的是，身材高大的南懷瑾沒有走上宗吾先生爲他指引的那條成爲綠林俠客的道路。他與宗吾一樣，反是在治學一道，開掘出自己的一方天地。
宗吾先生的著述涉及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凡百餘萬言，在經歷40年代的轟動效應之後，逐漸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遠的影響力和衝擊波，開啓了對國民性反思的思辯之路。在華人學術領域，林語堂、梁實秋、柏楊、李敖、南懷瑾、張默生、李石鋒等等學問大家對李氏思想進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紛紛指出，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是四川人爲中國現代思想所做出的不可多得的貢獻。
解放以後，海外對李宗吾的研究已經推演至更爲廣闊的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各出版機構紛紛出版李氏著作，版本據我的不完全統計，達數十種之多。其傳記也作爲研究課題進入了大學課程。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王磊等人專門寫出了30萬字的李氏思想傳記《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奇》，已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促進了李氏學術思想的發掘和研究。在清華大學傳播學系2002研究生的課程裏，“從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到李宗吾的《厚黑學》”的專論，已經進一步體現了其學術、思想的生命力。當代學人谷照明、王善生、鐵波樂、笑蜀、陳遠、李加建、鄧遂夫、陳思遜、李波等人均從不同的層面對宗吾先生的多方面成就進行了研究，尤其是對其思想具有的“當下性”價值予以了特別關懷。在對待宗吾先生的問題上，鬼才魏明倫倒是顯得比較理智，他在《奇奇怪怪的四川人》、《臺北訪李敖》等文章裏高度頌揚了宗吾先生的精神與人格魅力。
作爲宗吾先生的家鄉，反而在這一研究、弘揚人文精神的領域一直處於十分徹底的缺席狀態，不能不說是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固然是一個産生過趙熙、雷鐵崖、王餘杞、陳戈、毛一波、胡績偉等文化學人的城市，是一個産生過劉光第、吳玉章、盧德銘、江竹筠等政要聞人的城市，因爲無論是從文化、學術還是時髦的旅遊經濟當中，對李宗吾的研究不但會使後人們進一步廓清歷史的迷霧，從功利角度上說，甚至可以大大提升自貢市的知名度和人文號召力。公正的講，迄今爲止，自貢市尚沒有任何一人的影響力能夠與宗吾先生相提並論。
-２-
近期讀到了山西作家李銳的長篇小說《銀城故事》，這個堅持以他母親出生地自貢市爲自己籍貫的作家，爲我們展示了百年鹽場的纏綿故事。可以這樣說，《銀城故事》是自王餘杞的長篇《自流井》之後，又一部展示鹽場風化歷史的傑出作品。自貢人知道一句俗語：不姓王不姓李，打架老子都不怕你。體現了王、李兩個大姓在本地的群體地位。當然，其優越感則純粹是依靠他們在鹽場裏奠定的經濟和社會勢力所決定的。這些情況，其實在宗吾先生的絕筆之作《迂老自述》裏均有反映。
百年鹽場在以堅韌、勤勞、智慧爲主題的鹽文化作爲其文化積澱的同時，它對人的城府、人事機變的滲透卻往往爲後人所忽略。其實，這種滲透就像筧杆上滴出的鹽水，以石鐘乳的造型，在逶迤的丘陵地區展開了心智所能及物的最大尺度。這種姿態是向下的，或者說是下墜的，但是並不墮落，因爲它總是小心翼翼地在倫理與環境基本能夠接受的域界晝伏夜出。井鹽本身的潔白和脆弱，同心智施展方式的陰騭與頑強，産生了某種富有反諷意味的悖論。
父親告訴過我很多往事，談及自貢人的城府構成，父親就轉述過我祖父蔣肅之的很多經驗之談。祖父在50年代就病逝了，我沒見過。但他是有資格來談論這個問題的，因爲他一生都在鹽業行道奔走，依靠一手好字逐步提升到貴陽鹽務分局局長以及川康鹽務局自貢稽查處主任的位置，但你以爲僅僅依靠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就能升官發財麽？對這些皮相看法祖父根本不屑一辯。他只說，自貢人沒有什麽土著，實際上都是外來的，渴望發財的江西老表、西秦老陝，有經商傳統的福建商會、山西行幫，賺錢的欲望與他們保護財富的能力一樣強大，他們與本地的袍哥勢力、洋人買辦、苛政官府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在經濟流通、地方勢力、洋人利益、船幫、官府場面等等張力當中，在掮客、高利貸、當鋪、煙花巷、鴉片店、賭場、茶館、農村土匪以及小股軍閥的狼奔豕突的地帶，本地人的心智就像拉扯天車的鋼繩，牽一髮而動全身，以蜘蛛網般的高度複雜和有序，控制著屬於自己的空間，但一踩幾頭翹的本性又把他們連綴成一個整體。因此可以這樣說，彙聚在自貢的鹽場智慧，不僅僅是普通官場一味的黑暗的體現，它還容納了一切優秀的德性與污泥濁水。
江西人的韌，秦地人的燥，下江人的強，福建人的利，本土人的滑，再加之客家人的剛烈與峻急，於是，洋溢著的黑，就不僅僅是心黑了，要黑如鹵水，在下切的黑暗裏展示黑的重量；厚就不僅僅是裝聾作啞了，要厚得像藥水煮過的楠竹，要厚得有絕殺力，進而可以不設防。正如宗吾先生所言，每每談及這些，自己“於此深悟矯情鎮物之理”。
這就是說，動用智慧造成的惡與利用小聰明造下的惡是兩個量級的概念，因爲前者還可以惡得真誠，惡得僞善，惡出形而上的意韻來。這種高蹈的惡智慧修煉，就類似於現在知識份子被禦用後，開始很內行地來嚴格管理自由者的思想。
那個時代，的確是一個“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的時代，人的欲望就像漂浮在沸騰鹽鍋上的渣滓，那得用上好的黃豆漿把它們純化掉。經過上百年的反復洗淘，當地人以粗大的嗓門和濃重的卷舌音出沒於燒刀子與朝天海椒之間，習慣於以側鋒與思維的反向招數來達到一己的目的。這也體現出自貢本地人與富順人的性格區別：後者重視鄉誼，具有古代的文人地緣傳統；前者傾向於單打獨鬥，彼此不但不會呼應，甚至還有落井下石的緩著。這仿佛一口鹽井，用獨立的方式抵達深淵的秘密，只是，又很容易墜如坐井觀天的偏狹。
但凡事總很難兩全，在無法獲得深度與廣度齊備的狀態下，執其一端已經很不容易了。把全副的精力壓縮爲一個點，因爲當事人不是來聽水響的，而是希望它像硫酸一樣將目標打穿，打爛，爛到根根也不剩。
矯枉就必須過正，沒有執守一端的決絕之氣，歷史就根本無法在一個支點上拐彎。
在這樣的人文背景下，産生“厚黑學”就不是奇怪的。面對這些爛熟的厚黑心機以及厚黑文字，宗吾先生像熟悉自己與酒杯之間的距離那樣洞悉其變異的面具，並在水面的鏡像裏觀察它們反向的造型。有些人認爲，宗吾先生是學業無成，成天憂心忡忡，爲出名的焦慮所蒙蔽，最後在與人吹牛的過程中突然被“厚黑”的命名所“照亮”，顯然是沒有著眼於當地的背景。借用“厚黑學”的眼光，攻擊宗吾先生的人，往往才是得了厚黑的真諦。
如果把宗吾先生的“厚黑學”看成是一把劍，那麽劍就無須雙刃，而是單面刃的。決絕而毫無顧忌，在他決意出劍的時候，他是從來不會考慮還需要第二次出擊的。他不是那種聰明的劍客，防守重於進攻，出劍都帶三分情，可以收發自如，進而隨時準備立地成佛。他是被信義裹挾了的堂吉訶德，他面對的是黑暗曠遠的無物之陣，那些提倡“薄白學”的衛道士們，至多是具體化的散架的風車而已。
宗吾先生出手，一擊必中，一擊不中，自己也敗得徹底而乾淨。
如果我們不僅僅把“厚黑學”看成庸俗社會學意義的事實性批評，而是更進一步，把它視作對漢民族腐朽文化和墮落人性的考古報告，我們就可以發現，“厚黑學”的立意向度是懷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體向度是高度個人化的“臆說”，它的價值立場是在對歷史與現實進行祛魅以後，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顯。針對很多人對宗吾先生的反思大貼虛無主義標簽的情況，這裏就略微分析一下宗吾先生的懷疑論。
與乾枯的思維定勢相比，詩人們善於以凝練的語言，表達他們在面對一件道德含量極高的事情上的頓悟式直感。詩人亞歷山大·蒲柏在其所著的《人論》中就對人類所處的信任與懷疑的兩難境地做出了精妙的描述：
生靈於此，天地之間。
性惡而慧，陋俗厥偉。
博知少疑，多欲難剛。
不動不靜，亦神亦獸。
東走於靈，西顧於肉。
生而將死，慮而必失。
正如《科學美國人》2002年4期上《懷疑論：一種美德——對“懷疑者”一詞原始意義的質疑》（轉引自《三思科學》）所指出的那樣：這其中的最後一句指出了對科學的重大挑戰：我們的所有推理都會是毫無意義，並將最終歸於謬誤嗎？在理性的探索道路上，這樣的疑懼時常縈繞著我們探索的過程，而這也正是懷疑論之所以是一種美德的原因。我們在推理的過程中必須保持一貫的對謬誤的警惕。這“永恒的警惕”不僅是自由的口號，也是思想的。這才正是懷疑論的本質。
懷疑源自希臘語中的skeptikos，意思是“深思的”。從詞源上說，它在拉丁文中的派生詞是scepticus，意思是“探求”或“深思”，而其詞義在希臘文中的進一步演化包括“守夜人”或“爲瞄準做標記”。因此懷疑論是深思和沈思的質疑。懷疑論的目標就是進行批判性的思考。懷疑論者不但是“推理謬誤的看守”，還是發現皇帝新衣的那個孩子，同時更是從二十四史裏發現寫滿“吃人”兩字的“狂人”。
充滿理性思辨色彩的懷疑論，構成了宗吾先生拷問歷史的學術基石。也可以說，懷疑論是作爲方法論得到了他本人的認可。
理性主義告訴我們，一種行爲或者學術準則能否成爲普遍的原則，從形式的層面看，首先便是在於它是否具有邏輯上的自洽性。邏輯上的自洽和無矛盾，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視爲理性化的要求。既然任何理論的功用都是在解釋現象，只有內部邏輯自洽的理論才能告訴人們起因，經過怎樣的變化，以及導致的後果。人們不能只滿足於新奇的觀點，即使一些觀點很新奇，如果內部邏輯不自洽，人們也無法接受。其次，理論的作用肯定是在於解釋現象，因此在推演時除了要求一個理論內部必須邏輯自洽以外，還要所得到的理論跟我們要解釋的現象本來的“物理”相一致。如果不一致，這個立論就是被證僞了。
綜觀宗吾先生的以“厚黑學”爲主幹的學術譜系，當他的發現與自己的經驗構成一個整體以後，它們經歷了時間的嚴格審查，在被消解掉一些雜質以後，它本質的內核以進一步的清晰呈現出它的規律性和生命力，以“厚黑學”爲主幹的學術譜系不但是自洽的，甚至還帶有超驗色彩。
可惜的是，至今還有人把宗吾先生看成“憤世疾俗的”或者“虛無主義的”偶然獲益者，並浪得虛名。
我們不要以爲宗吾先生就這麽鹵莽，一味提著兵刃勇往直前，他其實爲對手準備了一著反手劍。這就是說，他在盡力彰顯思想的同時，從來沒有忽略對學術的浸淫。
他在《迂老自述》裏說得很明白：
“我的思想，分破壞與建設兩部分，《我對聖人之懷疑》及《厚黑學》，是屬乎破壞的，厚黑學，破壞一部二十四史，《我對聖人之懷疑》，破壞一部宋元明清學案。所著《中國學術之趨勢》、《考勤試製之商榷》、《社會問題之商榷》及《制憲與抗日》等書，計包括經濟、政治、外交、教育、學術等五項，各書皆以《心理與力學》一書爲基礎，這是屬於建設的。破壞部分的思想，淵源于我父，建設部分的思想，也淵源于我父。”
這就使我們發現了一個具有反諷意味的現象，學術視野裏的李宗吾與歷史視線中的李宗吾不是一回事，仿佛有兩個李宗吾似的。那些以“學術中庸”爲圭臬的學者，固然可以對此發表不同的意見或者批判，但還是在他們的“學術中庸”的中道範疇之內行使批評職能的。比如在《厚黑學》出版後，學者沈武就撰寫了數萬字長文《厚黑學批判》回應之。其價值比起那些一味以“薄白學”對應“厚黑”的教化之徒，自然高明、嚴謹了很多。這的確是40年代大致正常的學風所決定的。
我偶然在《曹聚仁文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2月版）裏讀到了《李宗吾》一文，此文曾經還收入了1956年曹氏出版的被學術界評價極高的《山水·思想·人物》一書。讀罷此文，我不禁對這個曾經做過鹽商家庭教師的學術人，對這位長期在海外秘密從事“統戰”工作的愛國文人，産生了極深的疑問。
近日翻檢舊日信劄，找到了一封寄黃芝岡的信。這封信是談及李宗吾（《厚黑學》作者）的，那時，李氏剛在成都逝世。我的信中說：
芝岡兄：
重慶之行，我個人失望之處甚多；而李宗吾厚黑學這部名震一時的著作，使我看了，並無可喜之處，也是一件“大失望”。這類書，不過是別一型的東萊博議，愛用奇兵，專作翻案文章，像是大翻斤斗，其實離不了如來佛的手掌；倒替“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那句話下了注解。明末清初，如李卓吾、金聖歎都走的這一路子。（應該說李宗吾走的是李卓吾、金聖歎的路子。）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做一個開天闢地的大好漢，畢竟落到夾縫中去，進退兩難。這便是英儒培根所說的“洞穴的幻象”。
潘菽先生以爲李氏的根本毛病在那種看法有問題。“他僅僅是說要懷疑，但並未說這樣懷疑。要以古爲敵，或以古爲徒，必須自己穿起相當的武裝，多少要執著一點武器；否則赤手空拳和別人搏鬥起來，雖然也可以把對方打得嘴歪額腫，而自己也不免要打扁了鼻子，打瞎了眼睛。這就是說，亦許自己可以覺得鬥勝了，但其實是泥中鬥戰一場。古往今來，多少刑名師爺式的著作，專門在字句裏縫裏鑽找，訟師就是這樣産生的”。這話對極了。我可惜沒見李先生的面，不知他的底細。我想：他一定給這部書的成名害了，所以接受不了時代的潮流；他只要懂一點社會科學的常識，一定把這部自以爲了不得的書棄之如泥塵了。
在文章中，曹氏以教訓歷史的口吻還說：“李卓吾先生已經過去了，他一生在學問上的失敗，倒是我們最好的借鏡。”在文章末尾，他再次顯示了他學識上的傲慢：“真正的學問，‘極高明而道中庸’，不必爲愚夫愚婦所駭，而爲知者所笑的。”
文章裏提到的黃芝岡、潘菽，名氣遠不及曹氏，似乎已“寂寂無聞”了，爲此文計，我倒是可以嵇勾一二。
黃芝岡（1895—1971），戲曲研究家。湖南長沙人。原名德修。1930年在上海參加左聯。曾在南京戲劇學校等校任教。建國後，任中國戲曲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理事。長期從事戲曲史的研究。著有《中國的水神》、《湯顯祖編年評傳》等。潘菽（1897-1988），心理學家，教育家。江蘇宜興人。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次年留學美國，主修心理學。1926年回國。任第四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理學院教授。中科院生物學部委員。九三學社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密切結合我國實際，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心理學理論體系，以使心理學更好地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著有《心理學簡化》、《論所謂身心問題》、《略論心理學的科學體系》等。
看看這些人所謂的學術成就，就知道他們在不停臨水自照，幻覺的水面竟然把自己虛擬爲大人物了。
李卓吾一生的“學術”失敗了麽？這讓我聯想到近來有人對顧准、張中曉“學問”的微詞，對李慎之“學問”的質疑。作爲黑暗世紀第一流的思想家，李卓吾、金聖歎等人正是以懷疑聖人歷史爲起點，步入思想殿堂的。《焚書》、《續焚書》、“金批《水滸》”、“金批《西廂》“、“金批《才子古文》”、《沈吟樓詩選》等等失敗了麽？《厚黑學》的成名“害”了宗吾先生麽？無論是從學術還是思想價值方面著眼，這些精血的記錄不但展示了一代學人的心路，文字更以下墜的沈重浮起了那些“中道”之論，映照出了禦用學術與體制的髒汙與黑血。這就是使我們看到，歷史上以“學術”而自鳴得意的腐朽文人真是多如泥沙，恰恰陷在“英儒培根所說的‘洞穴的幻象’”而不能自拔，他們粉身碎骨爭先成爲暴政的建築材料，而以獨立思想立世的思想者卻是那麽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光照下，宗吾先生的出現就具有薪盡火傳、焚膏繼晷的意味。這也恰好體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在學術與思想倚重上的巨大分野，魯迅與胡適就代表了這兩個向度。
曹聚仁其實還有一個心機深匿於文字的底層，那就是儘量以學術的名義來遮蔽思想。這是體制文人的老招數了，因爲他們企圖以知識的霸權來壟斷話語權力，進而控制思想的言說。可惜的是，這種心機一般都是白費工夫。曹聚仁在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裏談到過他所接受的學術影響，比如提到通俗歷史史家房龍，他就說：“房龍對我的影響真的比王船山、章實齋還要深遠呢！”一葉而知秋，從中就不難窺見曹的學術構成了。其實，爲道統馴化的學術人，最後剩下來的，往往是既沒有真正有見識的學術，更缺失閃光的思想。只有“中庸”式、與時俱進式的爲學術專制而完成的小號字體的注解，浮游於犬儒的河流。“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肯定是學問之道，但我寧可把它視爲方法論，而絕對不是學問的終極。當然，我並不能根據曹聚仁、黃芝岡、潘菽缺乏獨立的學術體系而小看他們，他們其實在各自學術領域均有一定的造詣，重要的是，他們有批評的權力。反觀宗吾先生的學術譜系，經過近70年的時間洗淘，裏面固然有一些錯誤甚至荒謬的論斷，這源自他對自然科學的生疏以及對人文領域涉入的狹隘，但從總體上看，作爲一個獨立學人所能完成的譜系，已經十分難得了。正如有學者精闢的評述：從學術淵源上講，“儒家的消極方面是‘厚學’的理論基礎，法家的消極方面是‘黑學’的指導思想”（轉引自《天下四川人》254頁）。再反過來看，現代以降，又有幾人的學術系統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呢？！利用個別立論或推導上的漏洞，予以全盤否定一個人的學術成就，這種做法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習慣之舉嗎？還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自況麽？我的經驗告訴我，每當出現一個獨立的思想者，環境必然要以全盤否定的大菜來“回敬”異端。這正是“厚黑”的國民性以及“厚黑”的學術界攥在手裏的底牌。
其實，宗吾先生對此似乎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很清楚由學術人演變而來的“聖人”與權力黑幕的緊配合關係。他在《我對於聖人之懷疑》裏就予以了總結：“學術上的黑幕，與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爲奸。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莫得那麽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莫得那麽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稱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鉗制人民的行動，聖人鉗制人民的思想。”黑暗體制的權力分工已經如此完備，從思想專政、學術專政、身體專政的全面監控，使一部絞肉機從總樞紐到每一顆螺絲釘都運轉起來，製造出一盤盤整齊劃一的知識肉糜，構成了歷史的厚黑盛宴。
有時我這樣想過，我們不是處在一個“五十步笑百步”的時代，而是處在一個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爲主旋律的時代，是處在一個“百步”敢於嘲笑“逆行者”而成爲“學術常識”的聰明年代。這些“百步者”的言論固然優雅而中規中矩，固然“不必爲愚夫愚婦所駭”，但恰恰真正是“爲知者所笑的”。學術已經成爲了體制手中“像獵犬一樣靈活，像皮革一樣柔韌，像克虜伯鋼鐵一樣堅硬”的東西了，而比這些更爲堅韌的，卻是時間，時間已爲現實和未來羅列出了他們的皮影戲。
林賢治在《讀熱烈的書》一文裏指出：“學術必須有思想，而思想又必須是不安分的，潑辣的，挑戰社會的。如
果只是順順當當地把讀者領進知識的圍城，沒有空曠地可容自由散步，跑馬，格鬥，那麽從書中失去的肯定要比得到的還要大得多。”與其說宗吾先生的書是熱烈的書，不如說是戰鬥之書、勇者之書，它不但使那些中庸的“布裏丹驢子”跌入非驢非馬的境地，還進一步令它們露出了學術驢皮下的小腳。
學人應該用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照亮自己的文字，文字就像被冥思之水開了光，文字的骨頭以硬朗的質地開始起立，面對暢行無阻的權力的最高語法，要敢於像宗吾先生一樣，亮出自己的骨刺和劍鋒。
-４-
2000年底，我與“古古工作室”掌門人李建平在自貢市貢井區張家花園一側的民居裏，拜訪了宗吾先生的孫女李若英。宗吾先生有兩個兒子，李慎思、李坊先，李若英系李慎思之後人。老人已經七十多歲了，對往事知之不多。她說，宗吾先生死後葬於自貢市富臺山一側的“接官廳（亭）”附近，歷經時代變異，墳墓早已被平掉。1992年，孫輩們才在“李家老房子”的山坡上，爲先生修建了一座衣冠塚，裏面放置了先生使用過的一副老光眼鏡。
我們趕到“李家老房子”時，已經是黃昏時分了。李家後裔們熱情地爲我們帶路，順便告訴我們，自出了宗吾先生以後，李家竟然從沒再出一個當官的，“連生産隊長也沒出一個”，估計是他把好運氣占完了，我們聽後只得一陣苦笑。宗吾先生的衣冠塚前立有一塊薄裕的青石墓碑，有“李宗吾先生之墓”幾個隸書大字。墳墓低小，壘起的黃土正在努力返回它們的低平原態。也許，該歸於泥土的固然要歸去，該留下來的一定會長駐天地之間。一抔黃土對一代大師來說有意義嗎？墳墓上亂草叢生，在夕照下顯出一種迥然的金黃。我注意到川南丘陵水澤邊頑強生殖的那些葦草，竟然在墳墓周圍聳立起來。葦草是讖語式的物種，它所具有的力量就在於它莖脈韌性的秘密，可以托負起思的形體。我很自然想到帕斯卡爾的話：“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來才能毀滅他；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但是，這些葦草如此茂盛，是吸收著地下那個黑沈沈的魂魄的滋養麽？葦草在風中搖曳，它頂風的姿態就像一把折彎的劍，仿佛要把身體展開，在時間的錘擊下，成爲那些負載縷縷思痕的莎草紙頁……
在順風、憑風、禦風、逆風、頂風的造型裏，葦草露出了反水的牙齒！
柔弱的葦草，根根直立著，如同豎排寫就的毛筆字，在它脆薄的棱邊上，卻有露水從鋒刃上淌過，形同時間被割開的傷，有血流出來。這是宗吾先生亮出的鋒刃嗎？我意識到，比時間還要堅韌的“厚黑”之陣，已經演變爲合圍的鐵幕了。思想的葦草啊，能夠在這鐵桶般的陣營裏撕裂桎梏嗎？
我偶然聯想起當前一些書商拼命炮製“厚黑系列”的現象，什麽“厚黑愛情學”、“厚黑送禮術”、“厚黑升官學”等等，無休無止，不一而足。宗吾先生是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深諳厚黑而揭示厚黑，沒想到，幾十年以後，先生所著力批判的國民性，竟然成爲一種放之四海的禦人心術了。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宗吾先生怕是始料不及吧。
“天地生而適然是我，而天地終亦未嘗生我，是則我亦聽其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聽其生，後聽其去，而無所於惜，是則於其中間幸而猶尚暫在。我亦於無法作消遣中，隨意自作消遣而已矣。”金聖歎這段話，大概也可以移作宗吾先生的墓誌銘，他沒有說出來的話，正緩緩溶解於草頁托起的黑暗當中。
那麽，徹底地解體於塵土，就讓風播散那些阻塞黑暗車軸的金剛沙礫吧。
當我們磕頭時，夕光從額頭接觸地面的地方熄滅了。
2003年5月12日在成都東郊
今年9月28日是李宗吾先生逝世60周年，特以此文紀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