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30期，2003年04月15日

我們常說：「這是個最壞的時代，也是個最好的時代」。資訊社會所帶來的變遷，一方面迫使我們必須放棄原有的生活習慣和所熟悉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卻也創造出以往所沒有的豐富機會和挑戰。許多人擔心出版「數位化」之後，書籍就會完全消失，事實上，根據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出版「數位化」不僅可以提升圖書出版品的印刷、編務、發行等工作之流程效率，更因為出版「數位化」所衍生出的「電子超文本」、「電子書」、「電子出版」、「線上閱讀」等活動，使得出版原有的功能和角色受到了這些新興型態的媒體而大大地擴增了。只不過由於我們都過於強調現象面的探討，很容易受限於過時的文獻資料，缺乏對未來的前瞻性。

為了釐清相關問題，本節先簡單回顧學術上對「出版」的定義，接著針對「虛擬組織」所引發對出版本質的疑義提出學理上的論證與說明，然後從「變」與「不變」的動態觀點綜合主要論述。

若要了解出版的核心功能與價值，我們必須先問：何謂出版？不過由於設定的目標不同、本質認知的差異與定義範圍的大小，會產生不同的答案。我們知道，出版的目標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不同的目標則顯示出背後不同的人生觀與意識型態；出版的本質認知則會影響到研究命題的重新定義與理論的重新建構；出版的定義則會因狹義與廣義的差別，造成相關主題討論的取捨與調整。

先就與出版關係最密切且根基性的「文字」來看，根據《說文解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與「繪畫」、「紋身」（載體）的動作相關，「字」則是指六書當中的「形聲、假借、轉注」的文字滋乳現象。而現在一般人對「文字」的概念，其實都是擷取「字」的「符號」概念，視「文字」為聲音的圖像化符號。

倘若從符號的觀點來看，「文字」只是眾多符號中的一種，其他如圖畫、聲音、象徵物件都可以扮演不同的功能、角色，也因此，出版的表達符號應該更多元豐富才是。換句話說，出版的構成元素—溝通符號的使用，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接下來的組合、整理活動，也就是「編輯」的核心概念。

「編輯」在漢語是個多義字，既可作為動詞只編輯活動（edit），也可作為名詞指編輯人員（editor）。殷商時期已經有「編」字，指串聯龜冊或簡冊的繩子，（闕道隆等著，2000：65）[1]後來衍生有「編次」的意義。「輯」古通「緝」，本義為和諧，後來引申為「收集」，特指輯錄。在歐洲語言當中，「編輯」概念的用語源自拉丁語的redigere及其過去分詞redactus，其詞演變過程為：帶回（bring back）—刪削或—歸結（reduce to a certain state）—整理（arrange in order）—編輯（edit）（闕道隆等著，2000：67）。漢語和西方語言的「編輯」概念雖不同源，卻在演變的過程中獲得了極為相似的定義—整理，顯示出某種發展規律。

「編輯」的功能絕對不是「出版」才有的專屬活動，但卻是很重要的核心。此外，在商業活躍的社會當中，「編輯」還結合了「行銷、企劃」的概念，應該視為是對編輯原有功能的擴充和伸展，但相對地，卻因為受制於市場經濟規模等考量，「編輯」活動於是成了「預算控制」下的生產活動，這不是編輯活動的本質。再者，以「圖書出版品」為主要的產品，也嚴格要求「編輯」必須在特定的工具使用和工作模式等方針下從事生產，就某程度來看，這是對「編輯」的打壓。直到網路多媒體興起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的大小網站林立，我們才驚覺「編輯」活動原來可以如此活躍、前衛，猶如百花齊放，美不勝收。因此，「編輯」不是相對「圖書出版品」而來的概念，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恰好相反，正是「編輯」功能的不斷擴增才豐富了不同出版品的類型和內容。

「書」是對特定媒材進行編輯後的綜合表現形式：「圖書」或「書籍」乃針對紙張媒材而言、「有聲書」則是泛指錄音帶、CD光碟的聲音表現、「電影書」或「漫畫書」則是針對特定類型或特殊圖文內容所進行的概念指涉。「書」在漢語也可作動詞使用，如《說文解字注》：「書，箸（註：同攲，持去也）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註：從隨也）也。箸於竹帛。非筆末由（註：從隨也）矣。」後來引申有「書寫」、「創作」的意涵。

由於「書」的多義性和漢語單音節的使用方便，很容易結合不同的概念而另創新詞，如「電子書」、「多媒體書」、「袖珍書」、「童書」、「枕邊書」、「暢銷書」等等，只不過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圖書」和「書籍」的表現形式，就不假思索地將「書」與「圖書」和「書籍」畫上等號。加上當代出版活動的頻繁和印刷科技的普及，「圖書出版品」於是成為主要的工業產品和消費市場的主流，反過來也限制的「出版品」的揮灑空間。

「出版品」是一種知識產品，包括書籍、畫冊、圖片、圖片等出版品。《中國大百科全書》對於出版品的定義分成廣義、狹義量兩方面（王益，1992：63）[2]：廣義的出版品，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包括定期出版品和不定期出版品兩大類。定期出版品又分為報紙和雜誌（或稱為期刊）兩類。報紙又按出版時間分為日報和非日報。凡每週出版四次以上的為日報，不足四次的為非日報。報紙又可分為內容廣泛供大眾閱讀的一般報紙和內容專門供特定對象閱讀的專業性報紙。雜誌一般有週刊、旬刊、半月刊、月刊、雙月刊、季刊、年刊等。年刊一般稱年鑑。雜誌也有個別不定期出版的。

不定期出版品主要指圖書，圖書一般與書籍為同義語，但在統計工作中，有時圖書又作為書籍、課本、圖片三者的總稱。圖書一般為不定期出版，但也有一些書事先規定大概出版日期。連續出版，稱為叢書或叢刊。書籍又按頁數分為兩類：除封面外，正文頁數超過四十八頁的稱為書籍；正文僅四十八頁和不足四十八頁的稱為小冊子。這種區分，由於比較繁瑣，許多國家並不採用。同時，也不能把書籍和小冊子理解為兩個不相容的概念。實際上，小冊子是書籍的一部分。不管頁數多少，凡有封面並裝訂成冊的都是書籍。無封面並不裝訂成冊的掛圖、單幅地圖、單張圖畫（如宣傳畫、年畫）等，都不算書籍。

出版品又可按出版者的不同，分為政府出版品、機關團體出版品和一般出版品。一般出版品由專業的出版企業或事業單位出版。出版品又可按發行方式、發行範圍和發行對象分為內部讀物（保密讀物）和公開出版物。出版物還可按是否出售，分為賣品和非賣品，非賣品按規定免費分發，或允許自取或應索供應。書籍可按裝幀的不同分成精裝書和平裝書。精裝書在國外稱硬皮書（Hardcover），平裝書稱紙皮書（Paperback）。

傳統的出版品，包括報紙、雜誌和圖書，皆為印刷品。自十九世紀末期發明留聲機後，唱片的功用與生產方法，與圖書相接近或類似，都是將精神產品轉化為物質形態，製成原版，並加以複製便於在一定範圍傳播，因而將唱片的生產，也稱為出版。唱片也成為出版品的一種。二十世紀初期和中葉相繼發明縮微成像技術、錄音技術和錄影技術後，又有電腦成為傳播各類資訊的媒介。人們把經過不同的技術手段複製，具有一定傳播功用，成為精神產品載體的縮微膠片（捲）、錄音帶、錄像帶、CD的生產，也稱為出版。這一類產品也被視為出版品，又合稱為音像讀物，或分別稱為縮微製品、影音（有聲）出版品、電子出版品。隨著現代技術的進步，出版品的物質形態和它所負載的內容相適應將有許多新的發展。

狹義的出版物只包括圖書和雜誌，不包括報紙，因為報紙屬於新聞工作領域，至於音像讀物作為出版物，是否適當，也有不同意見。這些問題將在實踐中逐步明確起來。

照理說，「出版品」應當放在「書」的概念底下進行討論，因為「書」的指涉範圍較廣，但由於我們當前對「書」的使用已然成為「書籍」的同義詞，因此藉由「出版品」的綜合性表現形式來取代對「書」的「書籍」特定表現結果反倒更為貼切且容易理解。這裡的「出版品」當然是就廣義言。此外，「出版品」同「書」都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色彩，不同的年代或不同的社會，各自有一套以「書」為軸線展開的文化史脈絡，點綴著各式各樣的閱讀活動，群眾圍繞著「書」彼此互動、交往、溝通情感或表達思想；同樣地，從出版品的表現形式，我們也可以了解社會當時的科技成就、閱讀文化、交易買賣等活動。

「出版」作為一連串繁複概念、活動的指涉，自然應採開放型定義，與時俱進，不斷容受新的觀念，接受挑戰。首先，「出版」這個概念先可以從「版」字來考據。「版」，甲骨文是「片」的左反字，同「板」、「牘」、「書」（易經：「河出圖，洛出書」）；而「出版（板）」一詞，經考證應為清末梁啟超最先使用，且是取自於日文所借用的漢字（黃元鵬，1999：10-14），故可推知出版（品）的歷史（活動）應該較「出版」的概念起源的早。「Publishing」一詞最早出現在法文（約西元前七、八十年），而出版（尤其是指「發行」的部分）的活動應該是西元前五世紀就有了。類似這種出版業的商業行為（發行）在中國則有西漢的書肆（市集）。西方國家「出版」概念的著眼點在於把作品「公諸於眾」、使作品「行之於世」。

許力以（1992）[3]對於「出版」的考證與定義是當前學界所提出相當深刻的見解：出版是通過一定的物質載體，將著作製成各種形式的出版物，以傳播科學文化、信息和進行思想交流的一種社會活動。出版物凝結著人類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學技術和發明創造和實踐活動的經驗與成果，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再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發展水平，以及人們生活面貌和精神狀態，在出版物上都有記述。圖書是社會的產物，它反映社會，同時又影響著社會。出版對於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推動作用。出版一詞，英語為publication。這一詞來源於古拉丁語publicatus。所謂版，是中國古代用以書寫的木片的稱謂。後來用雕版印刷的書籍，稱為雕版書。中國早在五代（907~960）時就有「刻印板」、「鏤板」，宋代有「開板」、「刻板」等詞。中國最早使用「出版」一詞是在19世紀末。有的學者認為該詞可能是從日語引進的。日本18世紀50年代已出現「出板」（板與版意通）一詞。現在使用「出版」一詞，通常是指用印刷或其他複製辦法將作品製成出版物在社會上傳播。狹義的出版是指圖書報刊的編輯、印刷和發行；廣義的出版不僅是指圖書報刊，還指錄音、錄像以及其他文字語言和圖像的媒介載體的編輯、印刷、製作和傳播。研究出版活動的內在規律、出版各個環節之間的聯繫和出版所發生的社會影響，探索出版發生、發展的歷史以及對人類文明的作用，稱為出版學。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知道「出版」是結合了「編輯」、「印刷」、「發行」等概念的活動，是將思想由符號建構成文本於載體上，以（可）供大眾閱讀的活動。出版的本質是精神活動，但目前必須藉由物質的手段才能達成。也因此，出版是一個與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相當密切的活動，要了解出版，必須從實際的生活中來取材，才能捕捉到出版的全貌。最後，我們給出版下一個可供討論的學術定義：將人類思想、知識、經驗、技能、習慣、儀式等，透過特定符號構成一著作物，可供大眾閱讀、複製及傳播之過程，其中牽涉到了「文化」、「文本」、「版權」與「傳播」等概念。

「虛擬組織」對出版帶來的挑戰在於其所存在的劇烈變動之社會歷史背景以及所使用的新興資訊科技。一般人往往以為「圖書出版品」沒落之後，出版活動就隨之煙消雲散了，這實在是很謬誤的認知。對於出版的未來圖像，大多數人都像瞎子摸象般的迷惘與無知，或者又太匆忙於下定義、翻文獻、找資料，卻迫不及待地想對世人宣稱：我們發現了大象的樣子。舉例來說，很多人以為「電子文本」就是把紙本書的內容數位化；「電子書」就是數位化的文本；「電子出版」就是用數位平台的技術，將文本內容數位化，並導入電子商務的模式來經營出版；「線上閱讀」就是「上網路閱讀」。這就好比對一個從未見過「文字書寫」的人說：「書本」就是把說的話記錄下來，差別只在於有沒有「文字符號」而已。這類簡化式的思考模式，忽略了出版活動其實有著細膩、繁雜、多工的社會化歷程。

事實上，「虛擬組織」所帶來的出版數位（電子）化真正影響的是我們的「閱讀模式」與「思維模式」。正如麥克魯漢所言，「媒體及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強調了新媒體本身出現的形式，遠勝過一切細節內容。而許多探討新媒體對舊媒體影響的文獻，所得的結論也都出乎我們意料的樂觀：新媒體的出現與舊媒體的調適更多是朝著專業分工與互補性的方向發展，既是競爭關係，也是夥伴關係。果真如此嗎？究竟「虛擬組織」發展脈絡中的哪些觀念正挑戰著傳統出版活動和概念定義的認知？

後現代主義是以符號學的觀點來審視「文本」的概念。對出版人而言，所關心的是著作物的形成，亦即文本的構建。而「出版人」這個概念，事實上也是難以釐清的表意抽象，「出版人」可以是作者、編輯、出版商，甚至是參與文本創作（閱讀）的讀者。

然而，由後現代的觀點來論作者的書寫，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書寫什麼？如何書寫？誰在書寫？從Roland Barthes對符號批判、話語解構到波德里亞克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遊戲，出版者與作者之間的爭議，也早已從著作版權之爭，延伸戰場到可無限複製的網路虛擬空間，似乎象徵著具有模擬性質的文化在經歷了自然階段、商品階段、結構階段後，已到了價值破裂的階段，而無法再透過特定的參照座標來測定其位置。

就編輯的企劃而言，不難發現在商業機制壓力下，出版社所面對的文化政治考量—追求更大量的讀者同時兼顧出版的品質與出版理念。大眾文化也因應這樣的潮流而蓬勃發展。曖昧的是，在文化國界開放的當代社會，大眾文化不僅替霸權文化的拓展提供正當性，也為被排擠在中心之外的一般群眾，提供以抗衡傳統的反叛力量，而這樣模糊的界線是否也意味著滲透與被宰制的可能性。

對於利潤的追求，出版品即商品的行銷方針，促成了暢銷書與大眾消費文化的興起，也促成法蘭克服學派對此「文化工業」現象的批判。尤其在面對日益開放的出版市場，經由翻譯版權的洽購與全球發行版的商談，「全球化」儼然成為具實際影響力的行動。另一方面，和「全球化」相抗衡的「多元化」，也打出精緻化的訴求以期與大眾化的俗傭互別苗頭，而在有利可圖的情形下，兩者之間激烈的衝突，可想而知。

讀者（閱聽人）的閱讀，在後現代所強調的「不可閱讀性」與「不可化約性」，更是直接挑戰閱聽大眾的視聽神經。從中衍生出來的各種現象，最顯著的，就是文本以模擬兩可的象徵形式含糊地透視世界和人類本身，知識化身成資訊洪流，氾濫於讀者四周，不僅增添了閱讀的困難性同時卻也提高了閱讀的樂趣與無限的可能性。

隨著圖書資料庫檢索的方便、網頁搜尋引擎的功能強大，加上愈來愈方便的電子排版軟體與透過網路外包工作的興盛，編輯人員的角色將不再像過去參與整個編輯工作的流程，電子檔不必再校對或編輯，只要請資訊部門甚至自動化系統轉檔即可。這些工作將簡化成幫讀者分門別類（discriminate），依讀者個人化的需求，去做量身訂製的編輯加值，編選出適合讀者看的書，透過適當的工具，儲存與管理數位化的知識產權。透過這些智慧代理人軟體的幫忙，「編輯」於是提升了資料處理的能力，不用再花太多心思在校對和繁瑣的印務，而電子通勤的便利，也間接促使編輯成為一種自發性的接案工作，在網站架設和ISP服務普及的情況下，「編輯」工作需求反倒是有增無減。從這樣的發展情形，我們看到的是：編輯人員的角色不僅沒有被弱化，反而透過科技的幫助可以更專心於核心的內容策劃部分，為知識的加值與文化的提升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又或者轉型為「網站」的經營者和維護者，擁有較以往更為充分的主控權，而「編輯」的功能強化，也確保「出版品」的表現形式更為豐富多元。

傳統出版經濟學的觀點基本上是借用「媒介經濟學」的觀點，並兼採「出版工業」的工業經濟體系來談「出版品」的交易情形。其要點是：在固定成本（管銷費用）與變動成本（生產要素）的控制下，用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來取得最具競爭價格的單位成本，以擴大市場消費，賺取豐厚的利潤。

然而，由於資源有限，工業經濟體系中的企業組織無不絞盡腦汁於整合水平與垂直的流程，以提升競爭力。在水平整合方面，透過產品的分殊化來滿足各式的消費者；在垂直整合方面，則透過生產流程的改變，提供送貨到家的物流服務。只不過隨著工業社會的轉型，「出版品」也出現了生產過剩的情形。各家出版社大量用產品型態來取代產品數量，降低單位成本，形成了新書充斥市面的奇怪現象，儼然圖書市場一片欣欣向榮。這背後的特殊經濟考量，顯然是大於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考量。

此外，在「交易為主，生產為輔」的當代社會，也間接地影響了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必然關係。「虛擬組織」的崛起與電子出版的發展，這種只需固定成本的出版模式，完全破壞了原有的供需制度與市場經濟，人們可以以最少的投入成本，來達到最大規模的邊際效益，完全地偏離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而「媒介經濟學」所著重的促銷，更面臨了讀者心理認同與實際效用的挑戰，這種以交易頻次或使用次數來作為測量尺度的標準，並無法對同時也是「精神產品」的「出版品」做出需求與效用滿足關係的合理評估，其中的盲點與迷思，仍有待商榷，需要更進一步地去釐清。在下一節的「虛擬供應網」討論，我們將看到各種有創意的收費模式。

事實上，當代的消費文化正從大眾消費轉而向充滿審美和文化意義的消費過渡。文化的觀念在產品的價值評估中起著日益重要的影響。產品的信譽不是由物質的質量，而是由象徵—文化的質量所決定的。「利基式」生產固然是很重要的（行銷）生產策略，但卻無法直接回答或解決消費者對產品在文化上或美學上的精神需求。如同後工業文化雖然不再奉行那種一元論的產品政策，而已多樣化、非集中化的方式製造產品，但後工業卻是以「文化更新」為基礎來更新自己。

當今的社會生活型態正逐漸朝向休閒、娛樂與文化的共存共融，文化活動與娛樂活動已不再完全分離，同時，商品消費與文化也結合在一起。曾經僅限於富裕階層的文化—審美的（奢侈）消費行為，如今已經普遍化而成為廣泛的（平民）消費需求。無論在促銷、廣告、產品設計或消費品銷售中，文化成了不可或缺的經濟因素。再者，隨著大眾購買力的提高，價格競爭的相對重要性降低了。產品的營銷和宣傳必須建立於文化象徵的基礎上，強調文化的附加價值，或者說，重視除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以外的「文化使用價值」。

「出版品藝術文化化、藝術文化出版化」也許是未來出版結合經濟與消費的重要依據，而「虛擬供應網」的活動也勢必納入這樣的活動範疇。

就成本的角度來看，去中介化可以節省開銷；就利潤的角度來看，去中介化則可增加收益。就「文本交換」的角度來看，出版活動只會有增無減，因為價值交換的程度提高了，倘若再輔以社群或團體的凝聚力，出版的實質功能會產生加乘的效果。但對出版社而言，這可不是一件好事，去中介化意味著出版社的獲利乃至於生存空間受到壓縮。

「版權」於是成了出版社乃至於相關產業的最後一道護身符，是必須捍衛到底的最後一塊聖地。然而，一般的數位文件並沒有數位版權管理的概念，文件沒有經過加密，可以無限制的散播，出版者當然也無法從中賺到錢。目前台灣業者開發出來的電子書機制，都有一套數位版權的管理系統，可以進行電子書的加密與列印及散播的限制，也可以結合金流體系，與出版社一起共榮。這類電子書通常也需要使用特殊的閱讀軟體，才能在電腦上閱讀，而閱讀軟體可以在網路上免費下載。只是一般民眾並不熱衷或重視數位產權的議題。

由成大MP3事件我們可以發現，智慧財產權與侵權威脅之界限很難劃分，即使是社會上的高知識份子也不例外。這反映出：究竟網路上的資源，是公共財還是私人財的迷思？不管就著作權之主體而言，或著作權之客體而言，匿名的網路文章或是e-mail都很難有清楚的定義或探源；至於著作財產權中的重製權、編輯權、改作權、輸入權，都與一般民眾的認知有很大的差距；而所謂的著作權之限制或製版權之規定，更存在許許多多的法律漏洞，不合線上交易的環境時宜。

即使是保護實體物品或書籍的相關著作權規定，都沒能有效嚇阻盜版的日益猖獗，在賺取暴利的驅使之下，更讓許多人願意鋌而走險，檢警單位實在是抓不勝抓，防不慎防，更不用說在資訊洪流的網路空間談著作權了。我們在法理上都同意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但這與人民求知與方便性的自利考量，有很大的衝突。此外，除了保護著作權，出版還強調知識流通的重要性，否則一切有價值的知識都受到付費的限制，一層皮一層皮剝削讀者，將會導致另一種知識權力的不平衡，而帶來更大的社會動盪，值得立法者深思。

就整個知識的流程來看，從作者到讀者，中間才是「出版社」的活動空間與存在價值。「出版社」的利基在於，作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提供加值的知識服務與創作閱讀的園地。然而，作者與讀者之間，是不是一定要透過「出版社」的機制與介面，才能得到有價值的知識情報？「出版社」的商業營利性質，是否可能扭曲知識的本質，或限制某些知識的流通與傳佈？

理想的情境是，人與人之間能夠直接的交流，並激發無限的創意，然後將這種創意保存起來，同時傳達給需要或有興趣人，使得此具有價值的經驗與想法可以源源不斷地一代代傳承下去，最終成為知識的寶庫或是智慧的經典。

但隨著多元價值的意識抬頭，經典雖具有指標性，但也是僅供參考而無強制性。再者，電腦輔助（面對面）溝通科技日益普及、方便，多媒體表現形式和文本交換的流通與保存機制也逐漸成熟發展，「出版」的機制完善了，卻使得「出版社」這個工業產物顯得格格不入。

以往透過商業操作而引導讀者閱讀乃至於消費的「書評」，也隨著網路書評的發達和訊息網絡的快速流動，產生類似口耳相傳的效果，有助於不同的讀者尋找自己需要的書評，或是發表自己的書評。這一點而言，著實能滿足不同價值體系的讀者需求，只不過台灣網路書店的規模太小，加上資金緊縮，很難經營成像亞馬遜那樣具有社區態勢、族群規模的網路書店。因此，理念雖然可行，但執行起來卻很困難，不易提供書評發展的良好環境，將是華文出版未來的一項隱憂。

出版價值衡量體系的重組，就好的方面來講，「好書不寂寞」、「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總算盼到的契機；就壞的方面而言，社會缺少了集體記憶的牽引，有機性逐漸降低，對出版社而言，選題策劃愈來愈難以執行，而退書率的暴增現象，更讓不少人擔心是否有一天將發生無法承受的出版大崩壞。因此，如何塑造引人注目的品牌形象也就愈顯的重要。可想見的是，採用分享的觀念將比價值意識形態的灌輸更討人喜歡。

出版的活動是豐富而多元的，同時出版也是整個社會活動的一環，大環境的改變，自然也就影響到出版品的改變，虛擬組織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為調適社會變遷所做的轉變，一方面影響了出版的活動價值鏈（社會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依附於出版品的表現形式（科技的使用），然而不變的是，出版的核心價值—本研究稱之為「出版主義精神」。

出版主義精神是一種資訊（知識）渴望自由的表現。出版主義精神不單單是資訊（知識）的「產品」和「生產」的關係，因為這是工業社會下的特殊社會情境，出版主義精神早在印刷科技使用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但無可否認的是：現代化的印刷科技、工業生產與商業活動確實促成了出版主義的盛行，雖然還談不上徹底的解放。

因此，面對未來，我們無須過度悲觀，而應該是持著樂觀的態度，更積極地參與未來。在網路「全球化」的趨勢下，儘管出版編輯之角色，已失去了原有守門人的功能，卻扮演了更積極的「閱讀推手」與「知識管理者」的角色，伴隨著資料的大量流通與解放，加上全球資訊網的便利，「人人都是出版家」的夢想也終能獲得實現，讓出版編輯之權力，重新回到眾人手中，創造出更多元的文本空間。最後，以一個簡單的圖文來說明出版的精神、價值與知識型態：

由上圖可知，出版的價值，最終在於追求自我實現與滿足個人的社會需求；在文本的建構方面，以傳達內隱與外顯的意義和價值為優先，進而達到知識擴散的目的。總體的思維是：從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建立良好的「出版」組織型態，將純人文思考的模式，納入宏觀的社會學角度，進入數位時代的虛擬空間。

[1] 闕道隆、徐柏容、林穗芳著（2000）。《書籍編輯學概念》。瀋陽：遼海出版社。

[2] 王益（1992）。《中國大百科全書》（正體字版）。台北：錦繡。

[3] 許力以（1992）。《中國大百科全書》（正體字版）。台北市：錦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