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30期，2003年04月15日

「主權(sovereignty)」為近代國家構成要素之一，其字源於拉丁文之superanus，乃「較高」或「最高」之意。主權概念化過程與近代歐洲國家在對主權意義的形塑上是一種亦步亦趨的關係，主權概念不斷的強化和民族認同的出現與發展也具有緊密結合的關係。[1]

十六世紀為歐洲歷史轉折的重要世紀，法國學者布丹（Jean Bodin）首先明確的提出了有關於主權的論述。他認為主權存在的目的是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一個超越世俗與宗教權力的最高權威，以求為人們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安全生活條件與生活結構。而此一超越世俗與宗教權力的最高權威，應成為現實世界中權力行使的正當基礎。法律的制訂與執行通過此種權威而成為可能，這種權威應超越任何形式的主體，不必通過主體的同意，便可將法律、政策強制性的施行在各種主體身上。

西元1684年歐洲結束了三十年的宗教戰爭，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後，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體系得以確立。而「主權國家」亦成為現代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角色。傳統上，主權概念與國家領土的排他性（territorial exclusivity）有絕對關係因為主權乃建立在一定的領土範圍之上。在該領土範圍內，主權象徵最高的統治權威，對外則擁有完整的自主權。[2]綜括來說，傳統主權學說論「主權之特性」，約有六點：(1)最高性(supremacy)﹔(2)永久性(perpetuality)﹔(3)普遍性(universality)﹔(4)無限限制性(unlimitation)﹔(5)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6)不可讓與性(inalienability) [3]。

隨著網路的普及，一個全球化的資訊社會已然成形，網路空間的出現，直接地挑戰到主權根本上的基礎，網路疆界突破自然空間的侷限，顛覆了傳統的主權和疆界觀念；它雖說是虛擬的，但卻又是真實無比。全球化世界的整合，更是削弱了單一國家主權的力量，使得主權的最高權力地位日漸式微。主權之所以是一個國家最高的權力表徵，在於它對一個國家的影響極大，它掌握了國家中經濟、法律(社會秩序的維持)、認同等根本性的國家基礎。

許多數據如，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政府支出、與國家出口比率等，都明確地顯示出﹕各國政府對全球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日漸增加中。Sassen (1995)指出，由於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使得地理空間與國家疆界的限制日趨模糊，這樣的跨國性經濟活動與過去由地理疆界構成的經濟活動是有所差異的。經濟不再以單一的國家為單位，已經完全整合為彼此牽連甚深的全球經濟體系，雖說國家的命脈在於經濟，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擴展，國家對經濟的掌控卻越來越充滿無力感。

政府越來越難掌控經濟的原因，在於跨國企業和貿易網路所代表的全球經濟，以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鼓吹自由市場。為了自己國家本身不被排除於全權經濟體系之外，各國政府必須加入以自由主義經濟為領導的經貿組織(如﹕WTO)，在主張貿易自由化的前提之下，各國都應該取消保護本國市場的所有機制。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開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當今世界呈極盛之勢，許多國家的政府或是出於對新自由主義的信服，或是迫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壓力，從而實施結構調整方案，如美國的「301條款」。大規模的私有化、解除管制、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以及對「世界經濟」進行開放，都是結構調整方案的本質特徵[4]。

新自由主義聲稱如果國家經濟要走向增長和繁榮，必須減少政府的過度干預和財政赤字。結構調整並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方案，它也意味著調整制度使之適應市場的運轉，代表了國家對經濟的掌控力不再有力，向全球經濟市場的屈服。多數情況下這將導致收入、財富和權力大規模轉移到國際上少數具有經濟或政治的權勢者的手裏，如大型的跨國性集團可以吸收全球大量的資金，卻不用向任何一個國家付出龐大的財稅。

當一個國家對於全球體系(尤其是經濟)越來越依賴時，其本身許多的政策決策將會越來越受全球的形式所影響。許多國家為了要進入全球經濟體系，因而加入全球性的經貿組織(ex﹕WTO)，許多國家逐漸形成一個聯合體系，來鞏固或加強自己在全球上的競爭優勢。

以歐盟為例，歐盟作為一個歐洲地區的整合性越來越強，許多歐洲國家在許多政策上的決定是必須以歐盟整體決策為優先，相對來說，個別國家的決策地位層級下降，不再是最高原則。

雅虎總公司所發表的聲明「網路無遠弗屆、網站內容千變萬化的特性，實在不能以一般國家的法律來加以限制」，這樣的一句話明白了點出法律在資訊社會中的困境，由政府介入網路內容管制的程度來區分各國家及組織對網路內容之規範所做的歸納，可以看出新加坡、德國、澳洲、中國大陸等皆特別訂定網路專法管制，英國、加拿大、香港、日本、台灣等，則在現行法律上對網路管制加以延伸解釋，而如美國則主張責任在於業者，業者應求自律。雖然每個國家都在努力地補足早期法律在面對網路時的不足性，但仍可發現以法律來制定網路秩序的困難性極高，也間接的傷害了國家主權的最高地位。

傳統的法律規定是按照主體概念、關係概念，客體概念與事實概念等法律基本概念所制定，然而網路卻直接挑戰了法律規定的這些基本概念。在網際空間中，我們很難區分主、客體概念，更難去判定事實概念這個問題，許多新興網路技術之產生，均將再一次挑戰現有的法律規範體系，就如同非常著名的邦戈先生網路強暴事件，雖然此一事件的被害人本身實體未受到傷害，但受到傷害的感受卻是十分真實的，而目前的法律卻很難去約束、或處罰犯罪者。

由於法律在制定時的基本與網路空間形成時的本質概念有相當大的差異，在目前網際空間似乎成了一個法外之地，國家的力量無法貫徹到網路中維持社會秩序，因此，網路不斷地在挑戰國家的主體管制效力。

傳統的有關國家認同的操作，是通過宣稱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人群擁有共同的過去，塑造所謂的民族性來創造民族；可是在資訊時代，通過資訊領域，流動空間正在取代地域空間，以物理實體為基礎的地域空間正被以資訊和電訊科技為基礎的網絡所取代，這種網絡是既無形又有形，無法由固定的地域或國家所限制﹔在這個資訊領域中，時間也是流動的，不再完全須要以國家為中心，甚至傳統的歷時性時間觀，已經被多元和共時性的時間觀所取代。

國家對於認同的操作，很重要的一個工具就是來自媒體的訊息，長期以來意見與意象的控制是國家權力建立認同的方式，一直到1980年代時，世界上大部分的媒體(尤其是電視)仍是受到政府的控制或監督，即使在美國也是三個主要的電視網獨占了90%的閱聽人，框架了公共的與論。然而隨著傳播技術的改變、網路的普及、通訊模式的多元化，在數位超文本的連結、互動式媒體的開啟、衛星訊號突破國界及網路資訊的大量此一情況下，媒體訊息突破了政府的控制。

隨著傳播訊息的突破控制以及多元之後，閱聽人可以依個人所需自行選擇接收資訊﹔隨著訊息接收的個別化、分眾化，個人的認同逐漸往自己所選擇的社群中靠攏，或是解放於地域之外的一種全球性認同，一種國家的、整體的認同越來越難形成，原本的國家認同正在崩解當中。

[1] 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sovereignty.html

[2]少凡、倪炎元文，〈國家主權在網路時代所面臨的處境與衝突〉，

(http://iir.nccu.edu.tw/aem_content/aem0004c.html)

[3] 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sovereignty.html

[4]http://intermargins.ncu.edu.tw/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globaleconomy/2002Jan-Jun/20020107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