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網路政治(一)：電腦網絡、公民社會及國家

(選自Manuel Castells的Ｔhe Ineternet Galaxy第五章)

余小玲、曾子旂、葉允斌、施榮龍等整理

網路政治(一)

余小玲

社會是透過衝突及政治控管而改變的，而由於網路逐漸變為所有活動領域的傳播與組織媒介後，社會活動與政治過程藉由網路的普及而興盛，網路成為演出、告知、動員、組織、支配或反支配的特許工具，而網路空間成了角逐的場域。然而，網路到底是在社會運動與政治衝突中只是扮演著純工具性的角色，還是在社會政治賽局中，具有改變賽局本身的形式、(政治、社會、思想的)運動目標，以及政治角色？Castells在此試圖分析網路與社會政治衝突、再現及管理過程中的互動情形，一、社會運動的新動力學(dynamics)；二、地區社群的電腦網絡化及其關聯的公民參與；三、在資訊政治中，網路的實作應用(這裡是以阿姆斯特丹的公共數位文化設立過程為例)；四、在地理政治層級上的理念政治[1](noopolitik)及網路戰爭的出現。

網絡化的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s)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運動是有目的的集體活動，其試圖想改變社會制度與價值，他們可藉由網路所突顯自己，如勞工運動藉由網路脫離企業家，並連結、組織及動員，而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各種人權運動、種族認同運動、宗教運動、民族主義國家獨立運動，以及長久以來文化表現與政治成因的擁護者也都是如此。網際空間已成為全球化的電子集會場所，在此有著多元的聲音。

Castells指出，1990年代中期在墨西哥的契亞帕斯(Chiapas)就已有網路運動，在他1997年的研究報告也提到墨西哥的婦女團體如何透過網路來尋求舊金身的全球通訊協會的支持。另外，他以法輪功的網路社運為例，說明李洪志在紐約是掌控了網路核心，透過網路以連結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抵抗中共政權。不過，網路的弱點在於駭客入侵，如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對抗時，前巴勒斯坦的駭客便入侵美國的前以色列組織網頁，並張貼其政治宣傳於網頁上、公佈其網頁成員的信用卡卡號等。

網路不只是個手邊的工具，而在資訊社會中，網路這樣的媒介不斷地發展出社會改變的新途徑，並強化做為一個特權工具的角色。然而網絡不只是傳播工具，它是組織形式的基礎設施，是個網絡。而網路在網絡社會中變成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工具，因為網絡化的社會運動有下列三項特性：

一、資訊時代的社會運動本質上是環繞文化價值而動員。雖然世界依然不變，但社會存在的符碼隨著網路科技而有所改變後，社會實踐的價值也隨之改變。

二、網絡社會中的社會運動特徵在於：他們必須滿足填滿過去工業時代裡產業垂直整合所造成的危機缺口。這裡指的危機缺口在於組織垂直整合時，由於媒介工具不足所造成的組織不連結的問題。

三、資訊時代的社會運動是全球化的。由於全球網絡的力量強化，二十一世紀的社會運動的全球化是立即可見、亦更加重要的。Cohen & Rai認定全球化形式的社會運動有六項：1.人權運動；2.婦女運動；3.環保運動；4.勞工運動；5.宗教運動；6.和平運動。

公民網絡(Citizen Networks)

自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晚期，世界上的地方社群紛紛上網，而在網際網路中所伴隨的是地方制度、自治政府及草根性的民主產生。其中有三個要素是形構電腦網絡社群的基礎：一、前網路時期的草根性運動是為了自我組織與自我意識的興起；二、其駭客運動大都是政治導向的經驗；三、自治政府試圖藉由創造多管道的公民參與以強化其合法性。各計畫領導的社會企業家崛起通常也是因電腦網絡而出現；偶然地，電訊傳播設備及高科技公司促使並承諾了資訊社會的一切。歐洲或日本國家的政府已開始為這一切做準備，如下述阿姆斯特丹的數位城市：1.城市生活的電子佈告欄；2.水平的資訊交換及電子對話；3.無須太多時間和出沒在網路中便可接觸到網絡中的人們及組織。

從創造的歷史課題中學習－－阿姆斯特丹的公共數位文化設立過程

曾子旂、葉允斌

我們將在此節說明最有名的市民網絡－－DDS的設立。其實DDS一直在網路上被傳播著，它是一個荷蘭阿姆斯特丹城市的網絡系統。當初它的設立其實是為了作為連結在地公共團體以及一般市民組織之間於網路上溝通的橋樑，它提供了一個參與溝通的文化發展。藉由這個網絡的連結，將整個阿姆斯特丹重構成一個虛擬的城市；這個虛擬的城市是開展於1994年元月，剛開始的設置是一個為期十週的實驗，其目的是將當地的議會與阿姆斯特丹在地居民作一個互動的通訊對話。但隨著這個試驗的成功，這個系統漸漸地被拓展成為廣大的網路社群。所以，這個廣大的網路社群不但包含了各式各樣的群組，也為它的使用者提供了資訊的來源與免費通訊的可能。因此讓DDS成為如同全球性的網絡社群一般的成功。總言之，DDS是一個相當具有政治意義的社群網絡。

DDS的創造事實上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網絡所匯集的成果，一個是由大眾傳播媒體的新興實驗網絡而來；另一個卻是有興趣於網路資訊分享的駭客社群。有兩位女性同胞便是這兩個團體的連結橋樑－－Marleen Stikker & Caroline Nevejan 。Marleen Stikker 如同第一位虛擬數位城市的市長；而 Caroline Nevejan 是阿姆斯特丹的駭客文化主要活動者。

Marleen Stikker利用新的媒體當作工具，讓人們作基本溝通與表達。此新的媒體表現為多媒體與電腦，並已融入了現實社會之中，做為現實社會人們的溝通、聯繫的媒介。

Caroline Nevejan這群在阿姆斯特丹的駭客活動，他們有來自學界的幫助，並非獨立於社會之外而孤立的成長。在他們其中，一部份人於1980年代創立了BBS的社群網絡；另一部份的人則是運用網路從事一些政治性的活動，他們利用的網絡大多是一些非主流的網絡，如GreenNet 和PeaceNet等，換言之，政治駭客們剛開始都是藉由非主流的網絡進行他們的活動的。這些駭客們組成了一個社會運動－－HackTic，由Rop Gonggrijp領導。之後透過Caroline Nevejan的引介，於1993年時，Marleen Stikker和HackTic的領導者見面，Marleen Stikker邀請他們參與她在De Balie的文化綱領。於是他們構想了一個市民網絡，提供人們一個開放的場域來討論文化，就此也形成了一個新的傳播媒介。這個結果形塑了建構阿姆斯特丹的數位城市構想。

談到這裡我們其實可以知道，「數位城市」是一個歐洲市民的網絡，而這個市民網絡的開端是在反主流文化運動與駭客文化中發展出來的。不過駭客文化的泉源是由大學世界中的學術研究者的巧思與學生們的政策表達而來。但是市民網路也有相同的背景存在。

Caroline等人的成功，不但使她們致富，她們也成為阿姆斯特丹的科技資料顧問。接著DDS在1995年做了一些改造，如設立一個管理人的單位；為了更符合大家在網絡上的連結與管理。畢竟一個非商業網絡的經營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於是DDS逐年做了改變，在數年之內從免費的電子網路公共社群轉變為世界性的網路商業。而這個成功的案例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不斷的有數以千計的人們進入這個網絡與世界連結。不過根據統計，雖然在同一個社群網絡下活動，數以萬計的各類網頁，被點選的卻仍是集中在某一些網頁中。由此可見人們對較嚴肅性（如政治）的網頁，事實上接受度是不高的。

總而言之，全球性的市民社會就被架構在電腦網絡的連結之中。在全球性的網絡連結中，靠著網路的資訊互換與相互聯帶的方式，人們可以強化他們對本土制度的改變，如自主權與代議制度；這也會致使整個社會不再是排外而封閉的社會系統。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成為一種工具、一股力量，這讓市民社會真正能與民族國家相抗衡。

網際網路、民主與資訊政治

網際網路做為一種理想的手段，推動著民主的發展。藉由網際網路，市民們更能接近於政治上的消息，就如同他們的主政者一般，資訊已不再封閉式，一切消息均可於網路線上取得。另一方面，人民可藉由網路活動，促使人民的代表們傾聽於市民的意見，並要求針對個別市民的需求進行回答。如此，人民成為政治上的主角，取代以往政府監視人民的角色，反過來人民可以監視政府的行政運作與質疑其合法性。

Docter、Dutton與Elberse三人曾研究California網路的民主政治議題（California Network，簡稱DNET），他們發現網路對於市民們具有其效益，市民資訊上的選擇，網路於其中扮演著功能性的角色。然而，他們發現網路的使用卻仍然是受限制的：DNET於政治場域中僅扮演著邊緣性的角色，正如於首長的選舉中，僅少於4000名的網路投票者參與選舉，於政治的場域中，電視、收音機、報紙仍是作為宣傳溝通上的典型媒介。全世界大多數的市民對於政治始終擁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例如California於1998年的選舉中，即有百分之54的投票者認為「政府官員並不關心人民的需求」。依此，網際網路並無法提供民主危機一個技術性上的穩定作用。

然而Castells提出一個新的政治體，稱之為「資訊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資訊政治」本身有別於以往的政治體，在其中網際網路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其中，政府是建立於媒體政治以及資訊體系之上，資訊媒體引導人們發表其贊成或反對的意志，進而影響著人們的選舉行為。Castells延續資訊政治，另外提出一個「媒體政治」（Media Politics）概念，認為而「媒體政治」是高度個人化的且有組織性的，圍繞著對於政治候選人的形象進行批判或形塑，媒體本身儼然已成為現代政治中的批判性武器，這同時影響市民對候選人的投票行為。總言之，網路的開放性，可藉著使用網路與媒體的散佈的方式，讓一些的謠言與政治消息加以散佈。在網路時代中，沒有所謂的政治秘密，使用訊息的手段被當作政治性的武器。

藉由養成市民的知識和合作性來推展民主，網路的使用傾向於加深政府合法性的危機，網路無疑是提供一個政治消息散佈的平台。一個國家的權力形成遭受到衝擊與質疑，在Castells看來網際網路似乎具有此種功能性的意義。換言之，網際網路的開放性增加了政治資訊的流通，人民可藉由有別於以往封閉性，於線上直接取得與掌握最新、最直接的政治消息，如此提昇了人民對於政府的監控能力，進而增加對於政府合法性的質疑。簡言之，Castells認為，網際網路的使用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

網路世紀的安全與策略：電子戰、理想政治(noopolitik)與swaring

施榮龍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盜取重要的資訊、損毀資料庫或是破壞關鍵的通訊系統，在新的科技環境中，成為一種攻擊武器。政府或社會越依賴先進的通訊網絡，就越容易暴露在遭受電子攻擊的危險中。不像傳統或是核子戰爭，這種型態的戰爭可以是由個別的駭客或小團體所發動，並且能引起相當程度的傷害。

雖然像美國太空總署或五角大廈擁有極佳的電子防禦能力，但是透過網絡所建構出的各種系統仍然是脆弱的。網絡的處理中心並不是最容易受到攻擊，反而是在由網絡中心所延伸出來的環境。可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問題，第一、重大的安全問題並不在於國防單位的電腦網絡，而是在於人們日常生活所依賴的網絡系統。針對這個問題，一個有效的策略是用電腦加密的方式來增加入侵的困難度，例如有些政府就廣泛的運用電腦加密來防範犯罪。

國家容易受網路攻擊的第二個原因是全球性網絡國家的興起以及由這些網絡所延伸出來日益增加的非政府組織，兩者創造出一個共同治理的網絡世界，在這種環境下，每個節點的安全都變的相當重要。為了網絡的安全，政府僅開放某些層級的資料給某些受到信任的單位，因此這種不信任的合作模式限制了合作伙伴的發展，最後並損及共同維護網絡安全的努力。換句話說，政府而越不願意限縮其主權，平等的開放資源給合作伙伴，就越容易受到網路襲擊。

另外一個關於國際安全事務的議題，是心靈政治（這個術語由Arquilla與Ronfeldt所創造）的興起。心靈政治是指從精神圈（noosphere）或是全球資訊環境（包含網際空間以及所有其他與資訊系統相關連者，如媒體）所引發的政治性的議題， 心靈政治可和實存政治做相對比較，但是實存政治在資訊世紀並未消失，實存政治依然是以國家為中心，但卻由網絡所編織包圍。在資訊流通和媒介訊息中的行動能力成為培養政治議題的基本的工具。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越來越熟於透過介入精神圈來影響人們的思想。

公眾外交將目標放在社會，而非僅限於政府，成為重要的國家安全策略。公眾外交可以避免衝突、增進聯盟、促進文化和政治霸權的穩定。這明顯的與政治宣傳或公共關係不同。公眾外交透過民意或集體的政治行動來干預人們內心的想法。這必須有健全的科技基礎建設，如網際網路或是全球性的網絡媒體，而這也需要一個自由的資訊規範，以確保觀念、影像的自由流動。但這也意涵，國家治理的彈性和政治領導者必須做適度的轉變才能跟上全球性的轉變。換句話說。文化霸權並不足以解釋這一切，因為這需要一套可以接受的共同創發（co-evolution）模式。由於政治策略是權力型塑的媒介，因此產生了兩種處理方式，其一，全球資訊和通訊針對不同參與者的開放程度（政府、國際組織、企業、非政府組織）；第二、從個別的政府或組織的觀點看來，必須採取可以增加自身的籌碼和價值的資訊策略。因此，就國家或社會利益而言，型塑一個可接受模式的全球性觀點，變成一個新的、最具效率的權力運作的領域。

但是只要國家型態、國家至上概念存在，使用武力來保衛國家力就不可避免。而戰爭的型態隨著電腦網絡的發展也產生轉變，首先，是科技方面，其次是戰爭策略方面。在科技轉變方面，電子通信、監視系統、無人駕駛飛機、衛星導航、定位武器，成為軍事對抗中決定性的武器；而在策略轉變方面，特別是在美國和NATO所提出的小群組作戰（swarming）。小群組作戰的特色是獨立的小單位、配備強大的火力、有好的訓練以及即時資訊，並且給予特定的敵軍目標予以重擊，攻擊後可立即的隱匿行蹤。這種新型態的部隊，改變了傳統的前線與後方概念，而相對於傳統游擊隊，這種部隊加重了對科技的依賴。這種以網絡為中心的戰爭型態，相當依賴堅實、安全的通訊系統，用以持續穩定的將各節點和頻道連結在一起。而衛星定位和電腦網絡的結合，正確的判讀敵軍位置與攻擊，則有助於空中和地面部隊的聯合作戰。

而美國國防軍事在資訊科技、網絡的應用上，強化了各軍種、戰鬥單位之間的相互協調、支援和整合，監督和通訊系統強化了這樣的整合，C4ISR（指令、控制、通訊、電腦、情報、監督和偵察）有助於強化軍事作戰的能力，並且這樣的軍事體系將有助於對抗國際恐怖主義和防衛許多不可預測的敵人。

網路政治學

在網際網路的共同創發和社會的政治面向下我們的生活正被改變。權力的運作可在文化符碼和資訊脈絡的產品和傳佈中察覺。通訊網絡的控制將利益與價值內化為人類行為的規範。網際網路並非增進自由的工具，但卻也不是單向支配的武器。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是由一個強而有效率的政府所治理，採用現代化的科技作為促進國家發展發展的工具；同時，新加坡也是一個由高度發展的威權體系所治理，為了想要把網絡與威權支配相接和，新加坡當局一方面擴大公民網際網路的使用率；另一方面卻企圖用審查網路服務業者的經營來保留政治控制權。但就算如此，新加坡的公民仍有辦法透過使用網際網路來拓展自由效度、保障人權以及針對政治議題提出看法。

事實上，自由從未是授予的。網際網路提供表達公民權的可能性，並且傳達、溝通了人類的價值觀，但網際網路並不能取代社會變遷或是政治改革。網際網路提供人們交流的平台，來表達意見、分享願景，人們對這個公共平台的控制，或許是網際網路興起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政治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