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晚清出版特性與近代華文思維模式形成
南華出版所研究生
楊坤潮、楊翔任、張弘毅、徐程遠
在”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這本書的作者徐宗德在序言寫到：吾讀梁任公所著之清代學術概論，其自序中有曰：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為考證學；在後半期為今文學。今吾加一句曰：有清一代學術，足以超前啟後，在文化史上放一新異彩者，及明清際之科學輸入也，可見明清之際西學傳入對中國的影響。
其實最早促成西學東漸的人物應該算是義大利人馬可波羅，他自中國回到義大利後，寫了一本書，書中提到東方世界的種種，使得西方國家嚮往中國，自此之後由傳教士作為西學東漸的開端，於是引發了一連串的交流故事。
除了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這本書中提的四個歷史階段之外，還要再加上明末清初時期傳進中國的西學，才能比較完整的了解整個西學東漸的始末，後來這段歷史起至1582年終於1757年。西方最先來華的是耶穌會的傳教士，由於他們對於宗教的熱情，所以將西學傳入中國，希望能藉此獲得敬重間接達成傳教的目的，而在這一批傳教士當中比較著名且有貢獻的是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以下一一詳細介紹。
壹、重要影響人物
1、
西方代表人物
1馬可波羅 ( 1254-1324 )
義大利人，父為威尼斯巨商，一二七五年來中國，世祖甚為喜歡，任官十七年，出使緬甸並遊歷中國各地，甚且曾至印度。西元一二九五年，回義大利，遇熱那亞戰爭，從軍被俘，在獄二年，以其旅行所見，口述之，同囚人筆記之，寫成了一本「東方見聞錄」，盛道東方之繁榮富庶，為後來新航路探求之動機也。
2利瑪竇(1552-1610)
所屬教派為天主教耶穌會，起源於十六世紀時，歐洲宗教改革，天主教耶穌會創立，後耶穌會為開拓傳教事業，於是派遣傳教士至各地佈道，利瑪竇受命至東方地區的中國從事海外傳教，但是他並不是第一位來到東方的耶穌會傳教士，最早來到的是西班牙的沙勿略，比利瑪竇早到三十年。
來到中國後利瑪竇也積極傳道，但是要在陌生而廣大的中國傳道並不容易，所以利瑪竇採用了幾種方法，以幫助傳道：
(1)?了使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縮短，使自己能融入東方人的生活，入境隨俗的說中國話、寫中國字並與其他是大夫一樣取了別號〝西泰〞，並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
(2)引進西方科學等新知，使眾人對西學能產生興趣。
(3)與士紳官僚廣為結交
(4)取得皇帝支持
他在中國的期間除了引進許多西學外最有名的貢獻是1584年在肇慶時繪製的〝萬國輿圖〞。
3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
明末清初德國耶穌會傳教士，字道未。天啟二年(1622年)來華，在北京學習漢語。後赴西安傳教。崇禎三年(1630年)定居北京，與羅雅各一起協助明廷修改曆法，編成《崇禎曆書》。順治初任欽天監監正。康熙三年(1664年)遭劾入獄，不久獲釋，以病卒。精於天文、機械學，著有《渾天儀說》、《西洋測日曆》、《測天約說》、《西洋曆法新書》、《主教緣起》等。
4南懷仁 ( P. Ferdinand Verbist，1623-1688
)
比利時人，奉耶穌會派遣至京師幫助湯若望修曆，湯若望過世後由他擔任欽天監一職，他的貢獻為製造許多天文儀器、以及有關於天文學之著作。
二、東方代表人物
1徐光啟 ( 1562-1633 ) 上海人，是一位明代數學家，主持編著《崇禎歷書》，並著有《徐光啟集》。他的譯著較多，以《幾何原本》、《秦西水法》、《測量法義》、《勾股術》最為著名。他是我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先驅。
2李之藻 ( 1000-1629 ) 杭川仁和人，喜歡談論西學，居住在京城時曾與利瑪竇翻譯乾坤體義和同文指算一書。
貳、西學傳播過程
由於康熙不滿耶穌會禁止祭祖，在幾經溝通後仍無共識，於是在1717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所有一切的活動，一直到鴉片戰爭後才又開放傳教士在中國開放的五口通商與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傳教，後來許多教會遷移至香港，成立醫院、教堂及學校等，於是西學又至此傳進中國，培育了許多後來建設改革的重要人物，國父孫中山等知識份子。
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不僅只是傳教而已，他們也開辦了許多新式學校、醫院，希望藉由這樣的機構使人民漸漸了解外來人士，達到傳教的最終目的；這些新式學校的創立有別於傳統教育：
1.學校教授的內容以實用性為主，如：數、理課程，女校則另外有烹飪、園藝、縫紉特殊課程。
2.教學方法比較符合常理，如：科學類的學習都有一定的解釋，重於理解不死背書，並鼓勵學生勇於上課發問、討論，能讓學生在學習時不會感到學習不解的地方。
3.由於學校教學制度與移自歐美，因此不只有靜態的學習而已，也注重戶外的體能訓練，與現在教育強調的五育均衡相仿。
一、傳教士的影響
十九世紀，文化和文明成了歐洲人惟我獨尊的價值標準，加上工業革命的推波助瀾，造成了歐洲霸權形成。而在中國，五口通商以後，一個古老的王朝被洋人的船鏗砲利打的一敗塗地。天子不再是盟主，中國不再是天朝，只是世界之中國而已。隨著來華的傳教士對全世界的和平征服，盡可能在中國關於商業、文學、科學、藝術、宗教各方面的控制，改變了無數中國人的思想方式。
西方傳教士航海東來，當然首先是為了傳播所謂上帝的福音，使東方世界認識基督，進而信仰基督。故其最初的文化活動多集中在宣傳宗教思想上。但不久，他們就感到單純的傳教在中國收效並不大，這不僅因為當時清政府實行的閉關和禁止傳教的政策，更主要的是以儒學為主的中國
傳統文化意識對異端宗教神學的巨大而無形的排斥力量，使他們的傳道工作阻力重重。
為此，一些傳教士不得不變通方法，不自覺地採取一些違背其基本教義和價值觀念的手段，如支持使用暴力及運用與宗教頗有矛盾的科學作為說服的武器，試圖透過介紹中國人比較感興趣的西方知識來擴大其影響並傳授宗教思想。在他們堅持歐洲文化優越的底下，以反暴力為宗旨的基督教徒所以能公開支持使用武力而不覺得違背，從文化侵華到武力侵華，傳教士的確是西學東漸底下的第一推手。諸如洪秀全、孫中山等晚清重要人物，造就其後完成事業的主要原因之一，也都來自於其早年接受傳教士的洗禮啟蒙，在接受西方文化底下並與中方文化的揉合中，造成個人思想上的蒙發進而鼓舞其革命事業。以下介紹兩位清末的人物與影響其人的傳教士：
二、晚清的變局觀
摘自孫邦華的《西潮衝擊下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
變局觀是有關世界與中國形勢的一種時局觀，是當時的士大夫對中國所處的國際局勢的認識和態度。由於戰爭是西潮之中最強烈、最有效的手段，而十九世紀下半葉，日益衰落的大清帝國不斷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武力侵逼，各種不堪一擊的仗一打再打，各種喪權辱國的條約一簽再簽，除了造成了中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化，證明了中西文明的差距，也促使部分當時上至九五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驚醒。變局觀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產生的。
1858-60年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外患加深。自60年代起，開明的士大夫再次發出「古今之變局」論。江南名士馮桂芬說：「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1864年，遁跡香港的王韜指出：
『當今光氣大開，遠方畢至，海舶估艘，羽集鱗萃，歐洲諸邦幾於國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
洋務官員是「古今之變局」論的鼓吹者，康有為等維新人士也繼承了這一思想。1888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一書〉中指出：
『竊見方今外夷交迫，……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煸亂民於南，以取滇、粵；……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變局也。』
變局觀在晚清具有濃厚的社會基礎（地方官員和一般文人佔據多數），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運動時期，變局觀成為一股有廣泛影響的社會思潮，特別是在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戰爭到百日維新期間，達到高潮。至於說變局觀中已蘊含有若干進化論史觀，首先是因為這一理論形成的知識基礎──世界史地知識──理所當然的是以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石；其次，隨著西學傳播的不斷擴大，西方近代各種科學知識陸續傳入中國，其中，以新教士為主體的寓華西人在一系列譯著和報刊中不厭其煩地介紹西方進化論知識，產生了一定的傳播效果，為一部分中國士大夫所吸收。而1889年上海格致書院舉行的春季特課（有獎徵文），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所命的「格致」考題竟是將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培根、達爾文、斯賓塞等四大科學名家進行比較及追溯西學源流。值得注意的是，獲此次徵文第二名的王佐才及第四名的鍾天緯皆觸及到了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進化論這一最新的西學知識，到80年代已為部分中國士大夫所吸收，其中，包括清廷中的上層官員（如李鴻章）、普通士大夫（鍾天緯、王佐才等），以及洋務政論家、早期維新思想家王韜等。
三、晚清思想轉型
摘自《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
所謂晚清思想轉型，大概是指民國前後大約二十五年的時間，乃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在這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就前者而言，主要變化有二：一為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制度性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一為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出現。至於思想內容的變化，也有兩面：文化取向危機與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由於新的傳播媒介大量出現與成長，諸如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學堂、學會等的蓬勃發展，使得思想傳播達到新高潮，而除了報刊雜誌之外，更有現代出版事業的出現。它們利用現代的印刷技術與企業組織大量出版與行銷書籍，對於當時思想與知識的散布以及文化的變遷也是一大動力。例如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有三大書局之稱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都是在轉型時代成立。當時它們廣泛散布新知識，新思想的一個重要管道之一就是替新式學校印刷各種教科書。而這些新式傳媒，不論是透過哪種理論或是觀念，基本上都是以理性為出發點來批判當代意識，因此造成輿論，激發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型態的產生，也進一步形成晚清現代知識階層的形成以及思想內容的變化。
當時的知識份子是一群具有如下特徵的人：（1）受過相當教育、有一定知識水準的人（此處所謂教育不一定是指正式教育，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學的錢穆、董作賓等人），因此他們的思想取向比一般人高。（2）他們的思想取向常常使他們與現實政治、社會有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3）他們的思想取向有求變的趨勢。
透過傳統思想與西學交互影響的觀點而言，當時知識份子的最大特徵，也有三個的特點：（1）對現實日益沉重的沉淪感與疏離感；（2）強烈的前瞻意識，投射一個理想的未來；（3）關心從沉淪的現實通向理想的未來應採何種途徑。
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內涵產生巨大的變化。1895年以後，不僅外患內亂均有顯著的升高，威脅著國家的存亡；同時，中國傳統的基本政治社會結構也開始解體。這方面最顯著的危機當然是傳統政治秩序在轉型時代由動搖而崩潰，這個在中國維持數千年的政治秩序一旦瓦解，使得中國人在政治社會上失去重心和方向，自然產生思想上極大的混亂與虛脫。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這政治秩序的崩潰，政治層面的危機同時也牽連到更深一層的文化危機。因為傳統中國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上，這就是所謂的普世王權（universal
kingship）。這種政治制度不僅代表一種政治秩序，而且也代表一種宇宙秩序。易言之，它是植基於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基本宇宙觀。因此，普世王權的崩潰不僅代表政治秩序的崩潰，也象徵基本宇宙觀受到震撼而動搖。重要的是：在轉型時代，與這基本的宇宙觀一向綰合在一起的一些儒家基本價值也在受到侵蝕而逐漸解體。也就是說，當時政治秩序的危機正好像是一座大冰山露在水面的尖端，潛在水面下尚有更深更廣泛的文化思想危機。1895年左右，四川一位知識份子宋育仁，面對當時的文化危機曾說過下面一段話：
『其（指西學）用心尤在破中國祖先之言，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為無物，地與諸星同為地球，俱由引力相引，則天尊地卑之說為誣，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兩大陰陽，無分貴賤，日月星不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顯於不倫，上祀誣為無理，六經皆虛言，聖人為妄作。據此為本，則人身無上下，推之則家無上下，國無上下，從發源處決去天尊地卑，則一切平等，男女決有自由之權，婦不統於夫，子不制於父，祖性無別，人倫無處立根，舉憲天法地，順陰陽，陳五行諸大義，一掃而空……夫人受中天地，秉秀五行，其降曰命，人與天息之相通。天垂象見吉凶，儆人改過遷善，故談天之學，以推天象，知人事為考驗，以畏天命修人事為根本，以陰陽消長，五行勝建皇極，敬五事為作用，如彼學所云，則一部周易全無用處，洪範五行，春秋災異，皆成瞽說，中國所謂聖人者，亦無知妄人耳，學術日微，為異端所劫，學者以耳為心，視為無關要義，從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為操器，可不重視之乎？』
這段話隱約地透露當時人的思想有三方面受到了震撼。首先，西方人的平等自由觀念，使得中國傳統「人倫無處立根」，也就是說，傳統的基本社會價值取向的失落；再者，中國傳統中根據「天地」、「陰陽」、「五行」這些建構範疇（constitutive
symbolism）所形成的天人合一宇宙觀也被西學「一掃而空」，使他對生命與宇宙感到迷茫，反映出精神取向的失落。最後全篇不只是對西學在思想上表示批判，而且充滿了憤激與憂惶的情緒，隱約地流露了文化認同感與自尊感受到損傷。
至於當時期報刊雜誌所使用的新語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詞彙。這些詞彙主要來自西學的輸入。它們有的是由西文直接翻譯過來，但很重要的部分是轉借日文的翻譯，因此日文在這方面的影響也不可忽略。但是新的語言不僅表現於新的詞彙，也表現於新的文體，這方面的主要變化當然是由文言文轉換為白話文。雖然這兩種文體不無文法上的差異，但最重要的分別還是在整個文章結構和語句的形式。就文章的整體結構而言，文言文是受一些傳統修辭上的限制，例如起、承、轉、合的規律以及所謂的抑揚頓挫法、波瀾擒縱法、雙關法、單提法等等。
在當時期文言文轉變為白話文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雖然那時代的初期，中國知識份子如梁啟超、黃遵憲、劉師培等人已經嘗試用白話文，白話文真正普及是1917年文學革命以後的事。在此以前，報刊雜誌使用的仍然是文言文，但常常是一種新體文言文。這種文體可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的文章為代表，就是所謂的「新民體」。梁啟超後來對他當時的文章有過這樣的評述：「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夾以俚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當時使用新文體的還有林紓，他翻譯西方小說時所採用的文體，雖是文言文，但並不嚴格地沿用桐城派古文文體。錢鍾書說：「林紓譯書所用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於彈性的文言。它雖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辭彙和句法上，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寬大」。所謂收容量很寬大，就辭彙而言，是指它採取不少白話與新名詞，就語法而言，是指它帶有了許多歐化成分。因此，所謂新文體是一種解放的文言文，也可說是一種比較接近白話文的文體。
四、小結
從自認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認中國文化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近代中國可以說是從天堂跌落地獄，思想界和整個社會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媚洋的潮流。在西人的誘導下，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信心逐漸喪失，甚至到後來迷失、猶疑在中體西用、全盤西化間。而戰事連連的失敗和心靈創傷，更使中國知識分子憂患意識高漲，高喊救國救民的口號，提出很多不同的主張，要讓古法變成能夠適應潮流的新制。從仿效西洋技藝，到提倡取法西方；從改君權專制為君主立憲，甚至後來變成排滿、共和、革命、無政府等等激進思想。最後革命也把中國專制封建政體帶出歷史舞台，西學東漸把中國帶進了現代西方主義的戰場。
在內憂外患，國弱民貧的明末，有識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們乃在富國強兵的願望下接納了西洋的科學。後來於清末洋務運動期間，更是引進西方自然科學的第二次高潮。清末引進的科學，在內容上相當廣泛，而當時國內傳播媒體又多又快，所以影響也變得巨大而深遠。洋務運動的實用科學雖成效不彰，卻為維新與革命時期的理論科學與思維方法提供了想法，像是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都從不同角度接受西方傳入的科學知識，把傳統的社會進化觀念建立在堅實的自然進化史上，從而思考、提出新的進化觀，構成他們自己的價值體系，並作為他們推動革命的思想武器，西方自然科學在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產生的巨變，這也是西學東漸的最大貢獻。
?、清代圖書出版
在我國出版事業發展史上，清代是一個曲折的朝代﹔按期發展過程來看，大致上可分為前期、中期和晚期。前期為康熙、乾隆時期，由於經濟、文化的發展，各族人民和著作家的努力，這一時期是出版事業發展和興盛的時期﹔中期為道光前後時期，清政府的封建閉關自守政策，被世界資本主義潮流所衝破，自此以後，日益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清政府的政治危機四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反映國家盛衰情況標誌之一的出版事業也走向凋蔽和敗落﹔晚期即晚清時期，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和印刷技術的傳入，我國近代出版事業才逐步形成。
一、出版類型的轉變
在明末清初之際，針對圖書出版而言，對與後世影響最為深遠並衍生出意義重大的變革，除了圖書內容、題材來源的改變之外，莫過於新型態的印刷品的出現，其中又以報刊為最。
報刊印刷，按現在的定義，是指報紙和期刊（雜誌）的印刷。其中，報紙以刊載各種新聞和新
聞評論為主，系面向全社會、定期、連續發行的印刷品；期刊則有定期、不定期之分，且有固定版式、刊名，裝訂成冊出版。然而，長達近千年的、古代印刷的報刊、報紙與期刊是不分的。嚴格說來，古代的報紙實質上是含有新聞內容、定期或不定期發行、裝訂成冊的期刊。只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和中國印刷與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報紙才逐漸從期刊中分離出來，演變成像今日報紙一樣的以散頁形式發行的印刷物。
報刊的沿革
大約由唐代開始，就有類似報紙功能的文件出現，大多屬於封建王朝中，各級機關與機關間流通的機關報，由於負責傳發此一文件者，稱為「邸使」，故又名為「邸報」，或稱為「朝報」、「京報」等等。此一類的報紙，其主要的內容多為封建王朝的法令、皇帝的詔書、命令，或是官員的升遷、拔擢、任官、罷免與賞罰等等，諸如此類的消息，並非如現今的報紙一樣，有許多政治情勢以外的消息，且這類報紙的內容，除官員皇室之外，庶民百姓是不易見到的。有考據指出，最早出現的報紙，是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出現的《開元雜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報紙之一。唐末人孫可之在《經緯集》中對《開元雜報》有詳細的記載。
此外，約莫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有半官方的民間小報出現，甚至在往後的朝代中也出現過，但是雖稱為報，主要是傳遞官方訊息，服務各級官員，或是「邸報」內所未刊載的訊息，雖然與現今的報紙具有相同的屬性與功能。但是嚴格說來，與近代報刊的興起，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與我們現今所認知的報紙不同。
二、近代報刊的肇始和發展
近代報刊的肇始和發展，分肇始與發展兩部分記述。其中，肇始在鴉片戰爭之前，系外國人在中國政府閉關禁教政策下艱難起步之時，創辦數量尚少；發展則在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
閉關鎖國政策破產，西方列強在中國獲得布道與出版自由權，外國人在中國辦理報刊的數量
急驟增長，國人自辦的近代報刊也開始起步，這是中國近代報刊業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客觀上它是近代報刊的初步發展階段。時間大約到十九世紀末。
三、近代報刊的肇始
十九世紀初，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前奏，一些基督教新教派的傳教士被所在國
委派率先進入中國，企圖以傳教方式來改變中國人的心靈。要傳教，要改變中國人的心靈，
就需要宣傳，通過宣傳使中國人的頭腦發生變化，而宣傳最理想的工具是西人早已熟悉的報刊出版。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近代報刊誕生了。
四、近代報刊的發展
鴉片戰爭的失敗，導致眾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西方列強也因此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攫取到深入中國內地從事各種侵略活動的特權。在這樣的形勢下，西方傳教士和商人洪
水般地涌入中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姜別利發明電鑄製銅模法後，因中文鉛字製作問題得以解決，更使近代報刊的發展如虎添翼，外人在中國的辦報活動也隨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
模、以香港和上海為中心迅速地發展起來。
五、報刊對於晚清政治社會的影響
在戊戌變法前後，國人辦報數量逐漸增多，此時國內報刊業亦逐漸興盛，陸續有《萬國公報》、《中外紀聞》、《時務報》、《湘報》等。1898年，光緒皇帝實施新令，准許官民興辦報紙，報紙的發行量暴增數倍，此時較著名的報紙有《清議報》、《新民叢報》、《中國日報》、《蘇報》、《民報》。雖然在當時光緒施行的此一新政，可謂一德政，但是造成日後大清帝國的滅亡，加速民國的成立，卻是當初始料未及的。
何以說報紙的蓬勃發展，卻是導致滿清衰敗的原因之一呢？回溯歷史了軌跡，我們不難發現，由於列強的入侵，資本主義的侵略，使得印刷出版品的類型日益增加，流通的數量也日益增加，再1840年時，鴉片戰爭的戰敗，簽訂了南京條約，對於割地，賠款一事，卻鮮少為內陸一般民眾所知，就算知曉，也是知其所然，卻不知其所以然，自然對於列強的鯨吞蠶食，沒有激發出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的情緒。此時雖有報紙的出現，但是其流通的範圍與數量，畢竟是相當的侷限，但是在1880年代，許多沿海的城市與通商口岸，路續有報紙出現，其後諸多戰事與訊息，隨著銷售數萬份的《申報》、《滬報》而流傳開來，對於民族意識或是國族意識的覺醒，透過報紙的閱讀與想像，逐漸的激起與壯大，沉睡中的巨龍逐漸甦醒，伴隨革命先烈的前仆後繼，登高一乎，成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提。
六、印刷技術的精進
1.中國傳統印刷術之演進
中國發明和發展起來的印刷朮，為與西方近代印刷朮相區別，通常稱它為"傳統印刷朮"。傳統印刷朮主要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兩大系列，而應用最多的是雕版印刷。其間雖有孔版印刷和套版印刷，但二者均可歸屬于傳統的雕版印刷。原因是孔版印刷主要用于織物印染，且印版也是雕刻的﹔而套版印刷本身就是雕版印刷。將傳統的雕版漏印和套版印刷納入雕版印刷系列中介紹，顯得更為系統、適宜。
2.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必須具備紙張、筆、墨等物質條件，具備刻印的工藝技術，掌握反文印刷的原理，這些物質技術條件，在我國隋唐時期都已經具備。
雕版印刷也叫整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反刻在一塊木板上，在刻了字的版上刷墨後，將紙覆蓋其上，用長毛棕刷子刷印，接下來，就是一張印好的讀物。這種方法叫做刷印。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雕印的《金剛經》。雕版印刷術發明後，促進了書籍的大量出版發行，推動了科學文化的發展。我國古代大量的文獻典籍能夠流傳和保存下來，雕版印刷術占了很大的功勞，它對世界科學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3.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術是現代印刷術的主要方法，是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公元1041年至1048年），畢昇發明的。畢昇發明的泥活字，是今天鉛活字之祖。他在黏土作成的一個個小方塊上刻字，再用火燒成陶製的字。用陶字排版印書，印完一版以後，還可以拆下再排另一版，所以陶字也稱活字。這種印刷方法，製版迅速、印刷質量好、速度快，印刷中如有錯別字隨時可以更換。活字印刷既經濟，又節省時間，這是我國印刷工業史上一次劃時代的大革命。在此提出一向說明﹔畢昇的活字印刷術發明後，並沒有能得到廣泛的應用，其主要原因是：製造活字來排版是新工藝、新技術，很費事，只印少量書籍還不如雕若干塊版子方便，只有印大量的書籍才便於使用。所以，畢昇之後的一段時間我國關於活字印刷術的史料記載和用活字印刷的書籍不是很多。
七、西洋印刷術與印刷機械的傳入
1.凸版印刷術
凸版印刷術是歷史最為久遠的一種印刷技術，我國的木板雕刻印刷與活字印刷，也是屬於凸版印刷術的一種。谷騰堡印刷術（1440），也是活字印刷術的一種，與畢昇所創的活字印刷術，原理相同，只是用來鑄作活字的材料與印刷時油
墨的水油性不同，話雖如此，但是所創之手版印刷機，卻領先我們許多。
最早傳入我國的印刷機，是手版架的形式，對於印刷的效率上，並沒有多大的提昇。之後陸續有手搖輪轉機傳入，但是仍然以手工人力的方式運作，速度不快，仍然不普及。後來有蒸氣動力的輪轉機傳入，速度便加快許多。
2.平版印刷術
平版印刷術的發明，促使印刷事業的蓬勃發展，其中又以石印的發明為先，石印是捷克人〈舊屬奧匈帝國〉施納飛爾德於1798年發明的。其方法是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為版材，利用水油相拒的原理，用脂肪性的轉寫墨將圖紋描繪在石面上，通過轉寫紙轉印於石面上經過處理，即成為印版。印刷時先用水濕潤版面，只有圖文部分能夠附著油墨。
3.凹版印刷術
凹版印刷，是用圖文部分低於空白部分的印版進行印刷的工藝技術。凹版印刷的印版多為銅質。早期的銅質凹版用手工雕刻而成。雕刻銅版印刷，中國古已有之，只是不如近代西方傳入的銅版印刷精緻。雕刻凹版，是以金屬（主要是銅板和鋼板）為版材，在金屬板平面上雕刻凹下的圖文製成凹版，在凹版上施墨、印刷的工藝技術。分手工直接雕刻凹版和在塗有耐酸抗蝕劑的金屬板上用手工或機械雕刻出圖文後，再用化學腐蝕的方法製成凹版兩種。
近代的雕刻凹版，起自十五世紀中葉。據說，在意大利的佛羅蘭亭（Florentine）有一個金匠，名叫腓尼格拉（Maso
Finiguerra），無意中發現了金屬的可蝕性，進而發明了用化學腐蝕金屬板而製作凹版的技術。直到十九世紀初，歐洲才始用雕刻凹版印製名畫，彌足珍貴。
西方近代雕刻凹版之傳入中國，分南北二系。南方為意大利派，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北方則為美國派，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北京度支部印刷局初建時所引進。
西方近代銅凹版印刷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在十八世紀初。當時意大利傳教士、畫家兼雕刻師
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5)在清廷任職，頗受康熙皇帝恩寵，因其學過雕刻銅版術，故康熙命其在宮廷鐫刻銅版畫。馬國賢經過幾年試驗、研究，於1713年前後，成功地刻印了《熱河三十六景圖》。深得康熙皇帝讚賞。遂命其用銅版印製清代大地圖（即《皇輿全覽圖
》）。此後，馬國賢共鐫刻中國地圖44幅，並應康熙之邀，將雕刻銅版技術傳授給中國人。這是銅凹版印刷術最早傳入中國的情況。只是因其局限在清廷，未產生多大影響。故一般未將其作為近代凹版印刷術正式傳入中國之始。
八、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
1.基督教建立的印刷機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以基督教傳教士人數最多，也最為活躍。因此，外國人在中國開辦
的印刷機構，大多都是基督教公理會等組織和基督教傳教士創辦的。據不完全統計，在十九
世紀前後的百餘年間，基督教在中國創辦的印刷機構不下60所。其中有些印刷機構，譬如美華書館、墨海書館等，規模宏大、技術先進、設備精良，在近代早期的中國
出版印刷業中獨步一時，佔盡風騷。有關近代基督教及其傳教士在中國創辦印刷機構的情況，從美華書館和墨海書館等幾個主要機構的設置情況，可大致見其一斑。
2.天主教建立的印刷機構
早在歐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前的十六世紀，西方的天主教派系已經來到中國，並
在中國的北京、廣州、上海、南京、杭州、西安、福州、南昌、開封、寧波、肇慶、澳門、韶州、絳州等地建立出版布道書籍的印刷所多處。其中印書最多的是北京南堂、杭州天主堂
、福州欽一堂。出版圖書約二百餘種。只是這些圖書都是採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的。天主教在中國建立的近代印刷機構不少於20所，其中規模最大或較負盛名的是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和北京遣使會印書館。
3.東正教和外國商人建立的印刷機構
(1).東正教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
俄國的東正教於1902年以後在北京東直門內重建修道院。這個修道院俗稱為羅剎廟北館，除
麵粉廠、織布廠、鐵工廠、牛奶場、養蜂場外，北館還建有造紙作坊、石印局、鑄字房和裝
訂房等從事出版印刷的機構。其中出版印刷機構由俄國技師主持工作，承接中、西文的印刷
業務。十月革命後，俄國政權更換，該教會不接受蘇聯政令。之後，該教後繼無人，自然消亡，印刷廠下落未見史料記載。
(2).外國商人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
前已述及，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絕大部分屬宗教性質，由基督教、天主教會和他
們的傳教士所創設。俄國的東正教只有北京羅剎廟北館一家。除此之外，則是歐美和日本商
人建立的印刷機構。
九、出版發行機構的建立與發展
我國古代出版發行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大體經歷四個階段：兩漢以前為初建階段，兩漢至隋唐時期是初興階段，宋代為發展階段，元明清為初具規模階段。
官刻機構的建立
我國隨唐以前，歷朝都由官家修書，書籍的生產靠手抄。隨唐初期官刻初興，這是出版機構全面建立時期。清代的中央政府出版機構，逐漸趨於集中統一，它改變了明代由司禮監經營、各部院分頭刻印的做法，而在皇室內府武英殿設置刻書處，集中統一領導，世稱“武英殿本”，簡稱“殿版”。康熙時，為擴大出版能力，有些刻版先在楊州、蘇州等地刻好，然後運歸武英殿。到乾隆時，才全部在武英殿刻印書籍。
清代刻書主要是中央官刻機構一手包辦，地方官刻書籍很長時間沒有開展印刷。後來武英殿刻書允許各省翻刻，自此至後，各省的官刻機構才逐漸增多。
坊刻和家刻的盛行
所謂坊刻，是指一般書商所刻的書。在唐代由於經濟文化的發達，手工業漢商業的繁榮，一些手工業印刷工人和私有者，就開始經營書坊刻書。我國的坊刻是手工業刻書機構，它開始早，散佈廣，印刷量大。明清的坊刻沿著元代遺風，嘉靖以後湖州、獻縣刻書工藝發達，出品精美。
萬曆、崇禎年間，刻工多移居南京、蘇州、常熟一帶，坊刻遍佈各地，刻書種類繁多，除醫書、類書外，小說、戲曲盛行。清代坊刻書籍量多質好，坊刻業各地皆很興盛，尤以北京為最，成為當時出版事業的中心，市內刻坊很多。這是私人刻書業興旺發達的象徵。
所謂家刻是指私人出資校刻的書，他們選擇優秀善本，並進行認真細緻的校訂來進行翻刻。清代私刻，最大成就是：邊刻印邊校勘，成績卓著，遠勝於明代。在研究我國古代出版機構時，坊刻和家刻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有時以官刻為主，有時坊刻多於官刻，更多的時候是三者並行。這就是我國古代出版機構發展的特點。
書籍業的發展
我國古代發行事業始於西漢，興於隨唐。聖於兩宋，書籍業的發展有兩個特點，一是不論官刻還是坊刻和家刻，往往是刻書又賣書，出版兼發行﹔二是書店以私人經營為主。元明清時期，出版書籍種類、數量多。反映在書店發行工作上，出現了書籍業的繁榮。到了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和西分印刷技術的採用，我國才開始有了近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的新式書店，使我國的發行事業進入了新的階段。
十、我國近代出版事業的形成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文化出版事業上，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侵略和近代印刷技術的傳入，代表封建統治階級文化的“舊學”，日益萎靡不振，而代表資產階級文化的“新學”逐漸發展。圖書出版由封建的舊式書籍印行，轉變到近代新式書刊印行，使我國出版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出版事業，在書刊內容上由宣傳學習西方語言文字、科學技術，以挽救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逐漸轉到宣傳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最後發展到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印刷技術和裝訂技術上，完成了由雕印到鉛印的轉變，使書籍的形式以冊葉為主，變為以平裝、精裝為主﹔在出版物的種類上，新增加了期刊染志、報紙和教科書等。另外，翻譯的書籍占重要地位，特別是技術科學、自然科學、國際知識、社會科學和文藝小說等，得以大量翻譯出版﹔在出版發行機構上，在以封建政府官刻及小私有者的坊刻、家刻和書籍舖的一統天下中，開始出現了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的新式印書館、印書局。印書和發行往往合而為一，為我國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
十一、近代出版事業大發展的原因
近代出版事業得到大發展的原因：一是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入，刺激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等新知識的強烈要求，因而推動了出版事業以與之相適應的速度前進﹔二是由於在當時國際國內的激烈鬥爭中，各政治黨派、人士都紛紛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來爭取群眾，這也促進了出版事業的發展﹔三是由於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後，各地陸續設立新式印書館，普遍採用新技術，使書刊得以大量出版，廣為發行。
資料參考來源
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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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1994)，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
徐宗德(1970)，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 文海，台北縣永和。
二、西書東漸
程光裕主編之中國通史，頁五○○-五○四，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民國六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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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思想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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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衝擊下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
孫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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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歷史的100個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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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
http://202.130.245.40/chinese/ch-yuwai/163650.htm
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論價值轉換及概念嬗變
方維規
http://www.wsc.uni-erlangen.de/wenming.htm
四、清代圖書出版
心得與推薦網站
黃珍妮
1、
心得：
過去一百多年來，東方一直拼命向西方學習，學的不僅是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而還包括哲學、文學、美術、音樂等等的西方文化，所以很多東方人迄今能欣賞西方音樂的莫扎特或莎士比亞等，但是西方卻不夠了解東方並感到疏遠，為何如此？就我而言是「文化衝突」之緣故，東方人會西方語言日益增多，在東方受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會看過西方文學，同時相比西方人學東方語言卻很少，在西方受教育的人許多會讀過中國的《紅樓夢》也不竟然，另外據統計，全球的翻譯書籍比率，自東翻成西比西翻成東來的少，但是從世界文化交流的啟蒙讓我們不可否認西方文化與科技發展對世界文明之貢獻，而造成全球的科技發達。
從中國發明印刷術到傳入世界各國後，法國的傳教士羅伯魯(William
Ruysbroeck)在公元1253 ~ 1254年間，把中國使用紙幣的進行商業貿易情況向歐洲報導，就在這種情況下影響到歐洲印刷術的產生，至西方殖民帝國時期以及歐洲的印刷術發達後，歐洲傳教到全球各地的方法都以譯書為手段，他們不僅傳教而還帶來了西方思想、科技發達、西方醫學、文化等等傳入了東方，影響到各個方面的東方文化。
回到今天，大街小巷裡充斥著英文語言中心、托嬰中心、托兒所、安親班等都以英文教育為主，英文成為世界的宗界語言，雖然西方語言可視為是一個產品，但是屬在這種情況下使我們學習語言的機會愈來愈普遍，學會多一個語言是認識多一個世界，而能夠由語言理解各國文化與歷史。另外不少西方人也逐漸開始學習東方語言以及理解東方文化的路程，兩邊之間的疏遠感或衝突慢慢地減少，所以「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歷史探討揭示了中西文化由衝突而至於融合的一般趨勢，使我們必須作出的具有時代感和民族使命感的抉擇，以及如何在西學東漸仍能保持國家的一致性文化。
2、
推薦網站：
http://www.himalaya.org.tw/21century/ShowBrief.asp?ThesisID=75
研究在二十一世紀初，人類文明已由現代化發展到全球化的趨勢中，西方世界對傳統中國產生的衝擊，特別是西學對中國教育發展的重要影響。
康代育
1、
心得：
本次的主題，似乎和上週主題「全球性閱讀」相連貫；「西學東漸」因為我們開始翻譯英語的文學作品；而美國英語文法家沃利斯（John
wallis)在他所著的《英語文法》（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書的序言中說：「那些外國人想要了解以我們的母語所寫成、各式各樣的作品，而且他們極需了解。」接著又說：「所有的文學作品皆以英文版的形式廣泛流通；而不是我在吹牛，目前那些有價值的知識，鮮少不是以英文記錄下來的。」然而滿清時期的翻譯舉動似乎有意無意的印証了這句話。翻譯作品如：赫胥黎《天演論》、孟德斯鳩《法意》、亞當斯密《原富》等；而這些作品有些並非原本以英語著，但為流通化譯為英語，我們才得以再譯為中文。是不是剛好有那麼點無法否定這句話？
「世紀初一代」如嚴復、康有為等，這一代國學底子厚，既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當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機感，在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中，堅持“中體西用”，使得中學在表現方面能用另一方面式與西學結合；在學術上獲得相當的成就。「五四一代」如胡適、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等，他們是上世紀思想史中舉足輕重的一代。在引進西方文化中的進化論思想後，提倡「白話文」運動；傳統柔性文化逐漸為現代陽剛文化所取代，在世紀初的歷史文化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活劇；而一直到現在，西學仍在東漸。
陳應強
1、
心得：
晚清政府的腐敗，讓積弱不振的中國一直遭受西方列強的欺凌。於是，從1860年代開始，中國展開了一連串的變法，企圖趕上西方強國之列。開始時，抱持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態度，認為只要學習西方的船堅砲厲，就能因此趕上西方，所以這一段的重點主是在學習西方的科技。但是隨著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一連串失利，有識之士警覺到，唯有全盤接受西方的優點才是解決中國的唯一途徑，於是，教育、科學、政治方面，都可嗅到西方的足跡。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文化」。
早期有西洋傳教士介紹國人西方的知識，隨後有梁啟超、嚴復翻譯日英文書籍，讓當時自傲的中國，有機會體驗外面的世界。商務印刷局引進新的印刷機器和採取新穎的編排方式，更讓書籍大大的流通，使當時即可望接受西方知識的中國稍稍獲得滿足，也開啟了中國出版史中新的一頁，為以後的中國出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其實，西學東漸的情形時至今日還是一直存在，我們到現在還是一直學習，至而融合西方的一切。以出版為例，電子出版品即是最好的例子。我想，現在是我們反攻西方的時候了。若有人能將詩經、論語等蘊含中國老祖宗智慧的書籍翻譯（此處的翻譯還是要根基於中國的思想，而不是迎合西方口味的那一套模式）成西方各國語言，並進而發展電子出版品，讓外國的友人更能體會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博大精深，進而促進中西文明更深一層的交流，這時不是比我們一味的追求學習西方的一切，更具有意義？
2、
推薦網站：
http://202.130.245.40/chinese/ch-yuwai/216313.htm
探討西學東漸下的中國
陳盈秀
1、
心得：
西學在中國傳播的面向多、廣、深入，在梁啟超所編的《西學書目表》中，將西學分為算學、重學、天學、地學、醫學、法律、兵政…等二十七門。
就醫學而言，當年1835年伯克先生Peter
Parker創辦的「博濟醫院」是中國境內（廣洲）第一所現代化的醫院。他也是第一個來華的醫療宣教士。 其中尤其在外科方面，Peter
Parker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了幾個重要的首創紀錄：一、割除扁桃腺(1836年)，二、割除結石(1844年)，三、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與氯仿麻醉(1848年)。這是在晚清時期，醫療傳教士Peter
Parker在中國醫學史上的相當貢獻。
而在當時台灣方面的話，則不得不提現在位於淡水馬偕醫院的起源與背景。早在1880年馬偕博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的西醫院「滬尾偕醫館」。而他也是一位將一生奉獻給台灣的傳教士。馬偕先生於1844年3月21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Zorra村。他在小時候聽聞賓威廉牧師（William
C. Burns）到中國傳教的經歷，引起了他日後想在異國傳教的情懷。
1884年中法戰爭，法國攻打滬尾，不少士兵與老百姓因為即時醫治而保住性命，在事後劉銘傳派總兵孫開華頒贈賞狀，並捐款以銘謝偕醫館收容救治傷兵。
過了70~80年之後的南台灣嘉義市。一個為當時嘉雲南地區麻瘋病患的救星。此外，徒步翻山越嶺前往阿里山偏遠地區為原住民義診，地方人士均暱稱其為「美國仔醫生」-戴德森醫師（Dr.
Marcy Ditmanson）。1960年夫婦兩人於海外四處奔走呼籲，為了設立醫院募捐籌款，終於募得款項購得現在位於忠孝路的醫院用地，並先開辦診所服務民眾。（名為嘉義基督教醫院）。
1966年，在彼時的花蓮鎮上，一位比丘尼，至鳳林探訪住院的信徒，看到地面一灘血，才知道一位山胞婦女，因為沒有八千元醫療費用，而被抬走，忍著
淚下了決心要積錢救人的證嚴上人，經過十多年的奔走呼籲，於1986年8月17日花蓮慈濟醫院正式啟業。自1996年起，慈濟致力推動大體捐贈，截至目前為止已有六千六百多人簽署捐贈卡，實際捐出大體者已有一百多人。而這讓台灣醫學教育界創立「大體模擬手術教學」，讓醫學生擁有更豐富的開刀經驗。
其實，相對於當時19世紀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的貪婪、壓迫與宰制所帶來的破壞，傳教士紛紛到偏遠的地方、殖民地來傳福音，他們以宗教家的慈悲、愛心奉獻自己的一生於異鄉，往往為地方帶來醫療、教育、文化的發展繁榮，有別於帝國主義的猙獰。
最後以證嚴上人所說的〝天下事不是一人做的，是一人接一人，一代接一代。〞期許台灣的醫療品質，藉由早期殖民地西學醫療的引進作基礎，讓老百姓受到更完善、更有尊嚴的健康人生。
2、
推薦網站：
http://www.tzuchi.org.tw
慈濟全球資訊網
http://www.cych.org.tw/cch/intro/intro2.htm
認識嘉義基督教醫院
http://www.cef.org.tw:50004
加利利基督徒網站 醫療宣教的先驅Peter
Parker
http://www.twpolitics.com/who/index.asp?whoid=81
世界各國政治醫療文化名人錄
http://www.zennow.org.tw/garden/ten6-1/ten6-1-02/ten6-1-02-05.htm
臺灣佛教四大道場的經營與轉型
王璿
1、
心得：
西元一八四○年，中國在鴉片戰爭吃了敗仗，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巨額的割地、賠款導致當時清朝政府社會經濟發生變化。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也發生了變化。
當時的有識之士正視社會的現實面，主張學習西方，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國家。他們反對脫離實際的學風（考據詞章、八股文），提倡研究社會現實與有益國計民生的學問。直到西元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之役，北京被攻陷，圓明園被焚毀，在簽訂不平等條約之餘，帝國主義為了進一步侵略中國，迫使清朝政府成立總理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中設立了同文館，選擇學童學習外文，以儲備將來洋務人才。
西元一八六○至九○年間一系列的洋務事業─自強運動，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宣告破產，自此中國成了列強任意宰割的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變法維新的思想產生並進一步發展。在教育方面，新式學堂取代以四書五經為主的舊式學堂，因此帶動了出版型態的轉變。
出版型態的最大的轉變便如商務印書館的誕生，自日本引進新式印刷機，取代仰賴人工極深的就是印刷機。大量印刷只是手段，目的在於盡速引介新思潮（西方思潮）與保存得來不易的古籍珍本，重點仍在新思潮方面。
商務印書館對於引介新思潮的做法並不全是「全盤西化」。而是抱著調和、適應新思潮的方式，向國人提出過去不曾聞說的思想文化，在西學東漸的層面上，並非扮演著被動的角色。
二、推薦網站：
http://202.130.245.40/chinese/archive/139643.htm
紀玉仙
1、
心得：
「1847年3月，洪秀全從家鄉到廣州參加聖經班，學習和背誦聖經，洪秀全第一次讀到新舊約全本。3個月後，洪秀全攜帶全部或部分《聖經》去廣西宣傳他的革命思想。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1）
西方傳教士在近代中西關係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從最初宣傳宗教的文化活動，繼而開始翻譯介紹各種科學文化知識，在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後更加速了西學東漸的發展。
「1892年，孫中山從康得黎手中接過了香港西醫書院頒發的第一名畢業執照和授予的碩士學位。然而，孫中山的志趣並不在於行醫，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反清團體興中會。」（2）
顯然晚清時期，接受西方教育對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在閱讀和思想上都不是很大障礙，甚而是一種潮流以擺脫相形之下窘態畢露的中國文化。儘管學術界競逐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盤西化」等論述，然同時，西方的思維模式更全面的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而這中間擔任重要的傳播中介角色的是出版業。1884年＜點石齋畫報＞創刊，向來只注重文字的中國出版，出現以圖像為主的出版類型。（3）1903年商務印書館成立，繼而引進西方的印刷科技，便捷快速的出版程序讓書籍更多元與豐富。
1907年1月秋瑾創辦的《中國女報》正式出版，秋瑾親自撰寫了發刊詞，闡明辦這份刊物的目的“使我女界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大光明世界”。《中國女報》為月刊，32開本，每期約60頁，設有論說、演壇、譯編、傳記、小說、文苑、新聞和調查等欄目。（4）
藉由編輯刊物闡述理論並以月刊形式出版以傳播思想，創辦人的身分突顯的是經過西學的洗禮，晚清知識份子在思維模式與表現上都與傳統的中國社會知識份子區隔出來，這不僅僅是編輯方式、出版類型改變的問題，更是西方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移植。想像當時的報人、文化人如蔡元培、張元濟、嚴復等群聚在上海的張園，談論著時事、交換著意見，這些人控制著上海的各大報紙和出版機構，如《申報》、《新聞報》、商務印書館，他們掌握的出版傳播力量，足以影響上海社會的輿論，那真是一個出版蓬勃的大好光景！
二、推薦網站：
1.
http://202.130.245.40/chinese/ch-yuwai/163650.htm
2. 4同1
3.
3. 3. http://www.ylib.com/readit/tower/_default.asp?DocId=LOOK&SNO=295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000420.htm
蔡坤哲
一、心得：
事實上所謂的
“西學東漸” 我認為不只是晚清民初的事，而那時期只是個開始而已，今日的社會更是到處充斥著西方文明的產物；由於東西方文化上認知的差異與武力上的懸殊，在軍事上嚴重失衡，乃至於之後的摩擦及衝突，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使得西學東漸成為全盤西化；而對西方文化的推波助瀾中，前後有傳教士的輸入以及中國翻譯人士與知識份子的推動，因此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不單純是客觀地觀念的改變，也造成了中文文字表達的轉化與思維模式的變遷。
晚清從西方輸入的書籍大致上從具體的物質文化轉而以思想、學術等精神文化為主，也就是由器物層次、制度層次，而至精神層次，清政府戰事上的潰敗我想是主因之一吧!
對於「西學中源說」和「中體西用論」，這兩者讓我很感到興趣，前者認為西方部分科學技術、事物係源自中國，後者則認為中學與西學，是本與末、主與輔的關係，同時也讓我想起了臺灣第一條鐵路是從中國大陸「拆」來的，原因是當時掌權的慈禧太后認為鐵路的鋪設會「破壞風水」，所謂「中」國，就是以自己為中心認為別人都繞著自己轉，殊不知自己在圈外了還不知。
現在荒腔走板的教改相似於清末的「戊戌變法」的失敗，重點就在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總是認為西方律令制度可套用於本身，卻忽略了其中的文化本質上的異同。然而改革是失敗了，但其改革過程中所引進的西方文物，西學的引入，翻譯著作增加對後期中國民智的啟發影響，是重要且顯著的。
二、推薦網站：
可惜的徐光啟……陪著你哭：評價徐光啟
新華網 （2002-11-29
10:00:4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onghe/2002-11/29/content_644381.htm
張弘毅
一、心得：
今天上奇摩時看到一個banner，〝姚明有機會變成Jacky(成龍)第二〞，醒目的標題不知道有沒有引你入勝？
前代的中國人是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中國之名，可想而知，直到清末才被開著黑怪物的列強逼打到世界的小小一隅。看在現在，當時許多的士大夫是迂腐、堪憐的，自尊從高聳天朝墬落，一蹶不起地窩在宅院裡吞吐鴉片煙、抱著孔孟暗泣。沒錯，台視影集，有口皆罵。奉為圭臬的華夏之學就這樣在他們心裡遭人踐踏了！記得，是踐踏！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很希望不瞑目的國父，再來救中國，哪怕他這句話已經說了一百年了，不然救台灣也行。看在他那時不安的眼裡，中國是動盪的、阢隉的；在這個民也不聊生、夜也閉戶的年代，好端端的有誰敢叫國父再重出江湖？
當然沒幾個，很多會說這句話的人，都不住在中國，都住在美國，看看姚明有沒有機會變成Jacky第二！
曾幾何時，嚮往美國變成貧窮中國人的夢想，變成有錢中國人的特權。看在那時的士大夫，會不會他們更嘲弄著我們說：〝沒錯，中國是在我們當下被踐踏了，但總還不至於淪落到你們那麼那樣，幾乎要斷送了！〞這樣的譬喻或許是很不恰當很不得體，中國究竟是亡在這些煙滿仔手上，那時候的西學不是東漸，西學是東侵！然而比起來這個年代的西學又何嘗不是被人高捧在天的西毒，舉凡全民英語、建構式數學、、、等，也許比起變法維新的清末，這個時候的改革舉措，也僅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比起那個貧窮的四萬萬，現在有錢的兩千三百萬打起仗來，那種飽讀才學的梁啟超、會講十九國語言的嚴復、過目不忘的戴笠，可能都不在。
幸虧，了不起我們就是被另一個東學給併了。
記得小時後書上總是說我們是二十一世紀未來的主人翁，也曾經有人說：〝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現在我除了寄望我能活完二十一世紀外，也矛盾地冀望，這個世紀依舊只有一百年！
二、推薦網站：
http://home4u.hongkong.com/education/secondaryschool/matrix/New/New.html
林小玲
一、心得：
從1807年始，西方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將西方的〝西書〞引進了中國，開始了晚清西學東進的序幕。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增開11個通商港口，使得外國的傳教士可以在這居住、傳教，更可以到中國內陸遊歷、通商，因此更加強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滲透的便利性。從一開始只是宗教的出版品到後來的數學、力學、植物學、西醫…等。西醫的引進，中醫不再是獨霸一方，因為中國人也漸漸的接受了西式的醫療方法。再來就是清末所設的新式學校影響中國最大了，因為它為中國奠定新式教育的基礎，也培養了不少科技技術人才，甚至對西學的傳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些只是〝剛〞開始而已。影響深遠的可在後面呢！
觀看現在的出版市場有三分之二是外國翻譯書就可得知了，西方文化不斷的滲透，國人也全盤的接受西化了，因此就有許許多多的〝崇洋〞分子出現，造成西方霸權一直不斷的壓制著我們，就連政府的教育體制也快要全盤的接受西化了。
想想現在的教育體制，〝九年一貫〞、〝建構式數學〞，這些是台灣現在要實施的教育方法，記得曾經有一位老師說過，〝建構式數學〞已經是西方快要淘汰的教育方式，然而台灣現在要開始學它，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呢？或者是被西方西化過頭了呢？從晚清時代，西學的引進，就已經注定中國文化會慢慢一點一低的受西方啃食了吧！
二、推薦網站：
http://www.confucius2000.com/20century/index20cn.htm
這是一個介紹20世紀中國思潮的網站，內有20世紀中國哲學回顧與展望，還有很多有關五四運動與自由主義的研究介紹。
蘇秋文
一、心得：
西學，在晚明時候被國人引進，卻直到晚清伴著強大的武力走入中國，徹徹底底地改變了中國。
中國在鎖國時期，不接受任何的外來文化，故步自封。等到西方國家用船堅砲利叩關之時，才急急忙忙地想用自強運動來趕上西方在科技、武器上的長足進步。但是，中國不是沒有發展過那些曾經大家引以為傲的科技，只是中國人有些固有的毛病及國情，導致停留不前，所以若要趕上西方，只引進那些表面上的功夫是沒有用的，要就得真正去接觸西方的精神，改變自己的態度。
但是若是因為抱持著「西方／東方」、「好／壞」的二元論而決定全盤西化，又未免矯枉過正。我喜歡「中體西用說」，張之洞提出這個想法，是希望能夠保有中國好的文化，又能兼納國外好的思維。因為並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畫出中間的界線，把事物都歸好類別，中間該可以有容忍灰色存在的地帶。
於是，中醫可能開出西醫的藥方，西醫可能建議中國的養生之道，這些並不違背。中國有著自己的傳統的固有文化，不需要因為引進西學就全部廢止。（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規還是很好的小朋友啟蒙文章。）
日本的明治維新一直是中國人想要效法的，同樣的歷史變局，他們有著更好的做法（和自強運動比起來），於是晚清原本只專於西方的西學，後來轉往效法日本去了。
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因為原先的自傲轉為自卑，還是因為謙沖為懷虛心受教的固有道德導致，從晚清之後，一直有那種「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心態。知道西方有什麼不錯的就一股腦兒接收，也不管這文化引進東方之後會不會產生水土不服的現象。最近吵得很凶的「建構式數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建構式數學和傳統數學立足點根本不一樣，在大中國地區，建構式數學絕對會失敗，就像傳統數學到美國也會失敗。為什麼呢？因為文化背景不同。美國一直以來是『加法文化』，而大中國是『減法文化』。」這是一個網友放在網路上的分析文章。（見下面網址１）
然而學生有個別差異，生活背景不盡相同，學習的起點行為也會不一樣。所以老師必須允許孩子有不同的解題策略，傳統數學過於僵化的填鴨式教學不見得就是真正一級棒，外來進口的建構式數學也不見得百分百不及格，若是國內的專家學者因為家長們的強力反彈而將原本立意甚佳的方案喊停，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或許，他們只是需要停下腳步，好好的仔細想想該怎要改，才能有「越改越好」的教改，而不是越來越糟糕。
西學東漸除了改變人們的想法，改變出版的方式，也帶來了中國對圖書的心態改變，由個人私下收藏轉而公開發行。但是這並不是全部，西學仍在東漸，但是別忘記，想要吸收哪些，得靠我們明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