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司特的《網絡社會之崛起》

南華大學社研所研究生 劉燕青

第壹部分﹕綱要介紹

一、前言﹕

以資訊科技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正在加速重新塑造社會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正在經歷再結構的過程﹔整個世界有價值的經濟片斷，同時又整編為一個相互依賴的全球系統﹔公司內部以及和其他公司的關係均分散化與網路化﹔工作關係日趨個體化與多樣化﹔我們的社會已經產生劇烈的變化，越來越按網路與自我間的兩極而重新結構。

一個與過去社會不同的新社會型態正在浮現，全球經濟重新形構是產生巨變的開始，資訊技術力量則是造成轉化的積極力量。本書將以全球視角著手，來分析資訊技術革命對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與影響，我們目前最能直接感受到的結構性轉化。Castells認為新型態社會的出現，並非是由資訊技術決定社會的發展，而是技術、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間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們的生活地景。

Castells以在美國、亞洲、拉丁美洲與歐洲的研究為基礎，形構一個有系統的資訊社會理論為目標，並考量當代世界資訊技術的根本性影響，調查文化、制度與網絡企業的組織，與隨之而來的工作與就業之轉化，檢視對媒體文化（真實虛擬的文化）、都市生活、全球政治、與時間性質等方面的技術變遷影響與暗示。

二、作者簡介﹕

曼威．柯司特；1942年生於西班牙，1979年起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社會學與城市和區域規劃學系，在巴黎大學任教12年後，他也任教與客座訪問於馬德里大學、智利、蒙特婁、坎皮納斯、卡拉卡斯、墨西哥、日內瓦、哥本哈根、威斯康辛、波士頓、南加州、香港、新加坡、台灣、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新西伯利亞、東京／一橋，以及巴賽隆納。

三、《網絡社會之崛起》章節介紹﹕

1、            資訊革命的歷史回顧(第1章)

2、            經濟型態的轉變，資本主義轉為數位資本主義，主要是經濟全球擴張、生產型態、生產關係的改變。(第2~4章)

3、            媒體型態的轉變對於社會文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的影響。(第5章)

4、            傳統空間、時間範疇的衝擊﹕聚集、區域的瓦解、時間壓縮、不連續性等問題討論。(第6~7章)

第貳部分﹕分題討論

一、資訊技術範型﹕

要認識人類生物的演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最有幫助，意識到我們人類身上的力量，工具和機器，是與人類本質的演進密不可分的。由國家所發展出來的大型研究計畫與大型市場交互作用、技術發明與個人快速成功之模型所刺激生成的分散化創新，促成了新資訊科技的開花結果，環繞著由公司、組織、與機構所組成的網路，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技術範型。資訊技術範型，主要是得自於微體電子與電傳通訊技術的進步，以投入便宜的資訊為基礎。資訊技術範型並不是發展成為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是成為一個開放、多邊的網路，全面性、複雜性與網路性是資訊技術範型的特色。

●資訊技術範型的特性﹕

1、資訊就是一種原料﹕市由技術直接作用於資訊之上。

2、新技術效果無所不在。

3、任何使用這些新技術或組成的關係，來自於網路邏輯。

4、資訊技術範型立基於彈性。

5、特定技術日漸聚攏為一個高度整合的體系。

二、經濟型態的轉變﹕

(一)資訊化與全球化的經濟﹕

一種新的經濟已經浮現，Castells稱之為資訊化的與全球化的經濟，並強調兩者之間的交織連結作用。強調資訊化，是因為在這新的經濟體系內，單位或作用者的生產力與競爭力，都是看它們是否能有效地生產、處理及應用知識為基礎的資訊而定。強調全球化，則是因為生產、消費及流通，以及它們的組成元素(資本、勞動、原料、管理、資訊、技術、市場)，是透過網路來連結，在全球組織起來的。

資訊化經濟獨特的地方，是由於它轉變為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技術範型，使成熟工業經濟所潛藏的生產力得以徹底發揮。新技術範型首先改變了工業經濟的區域與動態，創造了全球經濟，並在既有的經濟作用者之間，以及它們與大批新加入者間，助長新一波的競爭態勢。

全球經濟與一般經濟的操作是不一樣的，在此種經濟內，全球變成一個單位，隨著資訊技術的推波助瀾，人們首次得以在即時運作的全球整合金融市場中，日夜不斷地操作資本。

(二)組織

歷史上頭一次，經濟組織的基本單位不是一個主體（例如企業家或企業家庭）、也不是集體的（例如資產階級、公司、國家）主體。這個單位是網絡,它組合了許多的主體及組織，並且不斷地修正以成為支持環境及市場結構的網絡。

藉由組織危機及變革，以及與資訊技術兩者間的互動，資訊化的新組織型態已然浮現﹕網路企業。網路企業其整套工作方式是由各部分的自主性目標系統所交織而成的，強調的是促進組成份子間進行無障礙溝通的連結性，以及網路目標和個別公司目標之間共同分享的一致性。

對於新組織的出現與成形而言，網路是最基本的東西。為何網路是新經濟競爭的中心？在這樣的組織轉型的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是主要的原因﹕生產投入及市場的全球化。急速的技術變革使得設備經常性淘汰，迫使廠商必須不斷地掌握新的處理及產品資訊。在這樣的市場脈絡中，將一切納入網路之中不只是分擔成本及資源的方式，也是一種針對錯誤技術決策的保險策略，這種錯誤技術決策的後果會使得競爭者也受害，因為網路是無所不再且互相牽連的。

(三)工作意義的轉變

勞動過程位居於社會結構的核心，在逐漸浮現的網路企業內與周邊，勞動與生產關係之技術性和管理性轉化，乃是資訊化範型與全球化過程全面影響社會的主要勢力。就業與職業結構變遷，是新社會結構降臨的歷史變遷過程裡，最強烈的經驗證據。其特徵為從財貨轉向服務、管理與專業性職業的崛起、農業與製造業工作的減少，以及多數先進的經濟體裡，工作的資訊內容逐漸增加等。在本章節中，Castells分析新資訊技術在勞動過程本身及在就業水準上的衝擊，並試圖評估普遍存在對無工作社會的恐懼。最後則處理勞動與就業轉型對社會結構的潛在衝擊，重點在於資訊化範型浮現時所連帶的社會極化過程。

1、            資訊化社會的基本共通特點﹕

•農業就業凋零。

•傳統製造業持續衰退。

•生產者服務和社會服務二者興起﹔前者強調企業服務，後者強調保健服務。

•日漸多樣化的服務業為工作的來源。

•管理性、專業性核技術性工作快速增加。

•以事務員和銷售員形構出「白領」無產階級。

•零售就業的比例顯著，而且相對穩定。

•職業結構頂端和底層二者同時增加，造成社會極化。

•過去職業結構的相對升級，增加的職業是需要更高技術和高等教育的比例高於底層範疇的增加。

2、            無工作之社會(失業問題)

資訊技術明顯地減少了每單位產出的工作時間，不過資訊科技本身並不是失業的原因。在社會資訊化的過程中，雖然許多的工作已被替代，但新的工作也正在被創造，在資訊範型中，工作種類在質與量、以及本質上，都產生了變遷。新的生產體系需要新的勞動力，那些無法獲得資訊技術的個人與群體，將會被排除於工作之外，或是降級為工人。以資訊化所需之技能的教育內容來看，職業/就業結構提升了，但是由於教育系統的低素質，對於提供正在浮現的職業結構的新技能不足，以至於勞動力並沒有被提升到新的工作中。

三、真實的虛擬文化

在本章的一開始，Castells引用了Poatman(波士特曼)的一句話﹕「我們的媒介是我們的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之內容」，點出了「溝通」(媒體)決定了文化的形塑。文化乃是經由溝通(符碼及媒介)所中介與發動的，而文化本身，也就是我們歷史性所創造出來的信仰與符碼系統﹔隨著科技的進步，整合了人類溝通的文字、口語與視聽型態，以多媒體的形式展開新的溝通系統，當溝通本身發生了革命，文化的根本也將隨之有所改變，一種真實的虛擬文化隨之成形。

在本章節中Castells先回顧大眾傳播的形構，及其與文化社會行為間的交互作用。再評估大眾傳播在1980年代的轉變，分散化與多樣化之「新媒體」出現，為1990年代的多媒體體系作準備。最後則討論由於網際網路的出現，自發性所發展出來的虛擬社群之意義。

(一)電視塑造了大眾文化﹕

在二次大戰的30年裡，電視的傳佈擴散極快，其他的傳統媒體(如﹕印刷、廣播)都被電視傳播體系中所收編，在一個以電視為主的傳播體系中被重構或重組，建立起一個以電視為中心的傳播系統。由電視所掌控的傳播系統，簡單地說就是大眾媒體﹔一個類似的訊息，由一些居於核心的傳送者，同時發射給數以百萬計的觀眾接收。電視的發展，將會成為社會中的文化中心﹔而電視傳播模式，將成為一個嶄新的媒介，具有吸引力、對現實的感官模擬、以及不耗費什麼心理勞力而容易溝通等特性，正如紐曼•羅素所形容的：「人們被吸引到一個沒有任何抵抗的路徑上去了」。

電視的散佈在一個電視環境中發生，所謂的電視環境則是一種所有物體與象徵，從家中家具的形狀、到對話的主題與行事風格，均以電視為參考點的文化。電視架構了社會溝通的語言，電視真正的力量，在於其為所有的溝通過程設置了舞台，以期能夠從政治、商業到生活所有的一切，和社會做溝通。

在1980年代之前的觀眾幾乎被視為大部分是均質的，或者是可以變為同質的，建立起大眾(mass)的概念。從大眾社會衍伸出來的大眾文化的概念，直接表達了由政府與寡頭企業所控制的新電子傳播科技造就的媒體系統。大眾媒體是一種單向的溝通體系，但真正的溝通過程卻不是單向的，它依賴於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透過對於訊息解讀的互動。媒體是我們文化的表現，而我們的文化主要是透過媒體所提供的材料來作用的。

(二)分化的大眾

新的傳播科技聚焦在多樣化的專業資訊上，因此視聽大眾日漸被意識型態、價值、品味與生活風格所分化，新媒體決定了一個分化的、多樣的觀眾，觀眾本身變得更有選擇性，則強化了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個人關係，大眾社會也逐漸走向一個「破裂的社會」。

新媒體造成廣泛的社會與文化分歧，及使用者日益階層化，新媒體的世界將觀眾區分為兩種人口﹕能夠為他門自己選擇多方向溝通管道者，及僅能被提供有限的、套件是選擇的兩種人口。

(三)擬像世界

真實本身完全陷入虛擬符碼與象徵的情境中，就如同Castells所說的「假裝」(make 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影像與表象不僅出現於螢幕中以便溝通經驗，而表象本身便成為經驗–假裝，便是相信造假(believe in the making)﹔這就是真實虛擬的文化。

真實，如同我們所經驗的，永遠都是虛擬的，因為現實總是從透過象徵而被感知。在這個系統中，真實本身(人們物質與象徵的存在)是完全被捕捉的，完整地浸淫再一個虛擬意象的情境中，是一個讓人相信的世界，並非是誘發虛擬實境，而是建構了真實的虛擬，表象不僅是出現在銀幕中以溝通經驗，表象本身更變成一種經驗。

四、流動的空間

(一)流動空間﹕

Castells觀察城市中生產方式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而轉變，資訊處理活動成為支配的核心，決定了生產活動在空間上的分佈，透過電訊網路的串連，生產單位由大規模的組織、大規模的生產，轉化為以網路連結的分散、彈性生產，在組織管理的空間特性上，以「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取代了「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

Castells指出網絡社會的空間形式與過程的基本張力在於處理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之對抗。網絡社會為支配性的流動力量所建構，它包括了資本流動、資訊流動、技術流動、組織互動之流動、影像、聲音和象徵之流動。流動空間是經由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它由三個層級構成：電子脈衝的迴路、節點與核心、以及佔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間組織。流動空間的支配邏輯採取了兩種主要形式：精英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社會，構成象徵上隔絕的社區，躲在地產價格的物質障礙之後，以及，企圖營造一種生活方式與空間形式之設計，統合全世界精英的象徵環境，超越每個地域的歷史特殊性。

對Castells而言，權力經由流動而統治，而人卻依然生活在地方裡。流動空間不為歷史與有形的地方為形式，而是以經濟組織的功能邏輯來支配，透過流動空間的形成，權力的控制和壓迫的狀況變得片斷化而且隱伏不見。對社會實踐言，除非在這兩種空間形式之間，刻意建造文化與實質的橋樑，否則難逃結構性的精神分裂。這是流動空間與歷史所決定的地方之間，做為兩種人類經驗不相連結的領域間之分裂。

(二)鉅型城市

鉅型城市是資訊時代之新空間形式與過程，即流動空間的節點，與權力中心。鉅型城市在其所屬國家以及全球尺度上，都是經濟、技術、社會動態、文化與政治創新的中心，鉅型城市也是連結各種全球網絡的連接點。根本上來說，人類以及每個鉅型城市所在國家的未來，正呈現在這些地區的演變與管理上。網際網路不能略過鉅型城市：網際網路（互聯網）依靠座落於那些中心裡的電子通訊與「電子通訊者」。鉅型城市是接合全球經濟的節點，它集中了全世界的指揮、生產與管理的上層功能；媒體的控制；真實的政治權力；以及創造和散布訊息的象徵能力。

在鉅型城市中，有所有奮鬥求生存的人群，以及，那些意圖表現其被遺棄狀態的群體，他們唯有致力現身，才不會在通訊網絡略過與切斷（switch off）的地區裡默默死去。因此，鉅型城市集中了最好與最壞的事物，從創新者和有權力者，到與這個結構毫不相干的人群都有，後者隨時準備出賣他們的「無關緊要」，或是讓「他人」為此付出代價。因此它具有：

1、鉅型城市的連結與脫落的雙重性﹕

鉅型城市的連結與脫落的雙重性值得注意。它們在外部連結上全球網絡和本國的某些部份，在內部則脫離了在功能上不必要，而在社會上引起分裂的人口。正是這種在實質與社會方面，全球連結和地方脫節的獨特性，使得鉅型城市算得上是個新都市形式。

2、鉅型城市的空間形式不連續性﹕

鉅型城市的形式特徵在於，它跨越了廣大領域而建立起功能性連結，卻在土地使用模式上有明顯的不連續性。鉅型城市的功能與社會層級，在空間上既模糊又混雜，它的組織是一個個有堡壘防護的營區，不均勻地點綴著出乎意料的非意欲用途的小塊地區。鉅型城市是空間片斷、功能碎片和社會區隔的不連續群簇。

五、無時間之時間﹕

時間乃是「事物」的先後順序，沒有「事物」就沒有時間。當一個既定脈絡的特徵，如資訊化範型和網路社會，導致這種脈絡裡所運作的現象之序列秩序發生系統性擾亂時，就發生了無時間之時間。

無時間之時間屬於流動空間，而時間的紀律、生物的時間，以及由社會決定的序列，則是全世界地方的特徵，物質性地結構與解構著我們片斷的社會。網路社會的特徵是生物與社會的規律性，以及與之相關的生命週期觀念的破滅。

第參部分﹕心得

科技社會的風險責任

南華大學社會所  曾子旂

    自工業革命以降，人類的科技日新月異的突飛猛進著，原本依循著「人性」而創造的科技工具卻產生了我們無法掌握的風險危機；而科技網路正是其中之一，網路所帶來的「生產力革命」猶如福特式生產的變革一般，所帶來的是一些我們無法利用現有知識掌控的後果。而且在這些風險的背後也隱藏著一個有趣的現象：許多的「權力」決策「風險」的降臨，因此導致某些地區或族群必須接受這些「權力決策」的風險後果，例如具有知識權力的階級往往會以「專家」的形象對某些事務做一些「決定性的建議」。就此，筆者認為在此種風險社會中，會產生一種有趣的狀況－－「權力決策中心」與「承受風險的地區」形成了相對的階級差別存在。這不是由於單純的「生產工具有無」所導致的階級問題，而是一種科技環境下所造成的階級差別。

在風險的決策背後是權力的交織所形成，所以在風險社會中所達成的是「社會正義」而非「環境正義」。對於Ulrich Beck而言，風險的決策者通常是一群具有權力的階級，然而言下之意表示了權力的介入導致了「誰該去承擔風險發生的後果」，而去承擔的階級卻往往不是資訊社會中的高階份子，反而是一群無法擺脫、只能順從的階級。更由於風險的「不可預知性」，更使得這群居民成為科技決策下的白老鼠。（Beck Ulrich，1986）在這種發展之下，仔細去探討這個衝突的背後，權力的結構再再影響著所有問題的產生，例如：每個科技施行的決策背後都有一些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此地居民較不會抗爭、此地發展落後，「國家需要發展經濟」的迷思等。我們去探究內層所顯現的是－少數人來決定了「哪些人受害？哪些人獲利？」，這些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是否突顯了權利成為一種被賦予的憐憫，而不是我們原發的呢？

然而作者發現似乎風險發生率較高的地區之居民雖然普遍為「數位落差」下的階級，卻會有較高的環境意識，相較於資訊高階族群卻較容易凝聚共識且動員。原因是這些人民雖然不會上網，他們被排除在資訊社會之外，但是他們在封閉的社群活動中卻大多藉由人際網絡的傳統模式－－如「宗教活動」的形式，緊緊的將他們的向心力抓住，所以作者很訝異的發現這群數位落差者的凝聚力卻遠遠超過了坐在銀幕前轉動滑鼠表示互動的階級。

南華大學社會所 葉允斌

1980年代，資訊技術對社會的衝擊，導致徹底革命性的變革，以往存在的傳統社會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場資訊革命改寫了舊有的社會理論思考模式，傳統的社會理論面對「資訊社會秩序」已無法做出有效的解釋，傳統理論的指導有效性受到強烈的質疑，簡言之，當代社會因資訊技術的發展，相較於農業、工業社會結構，呈現出了完全新穎的社會型態、一種新的社會模式。Castells於《網路社會的崛起》一書中，曾表述了自己的「網路社會理論」，認為資訊革命影響所致，資訊社會呈顯為「網路」的構成，網路構成了當代社會的新的社會型態，其中，諸社會機制單位被歸結為各「接點」，網路社會結構就是由各「接點」經由相互連結而成。當今此種社會模式的特徵表現為：經濟行為的全球化；組織形式的網路化；工作方式、地點的靈活化；職業結構的兩極化趨勢等。由此可知，Castells認為資訊革命所帶來的巨大變革，成就新的社會秩序模式，不同於20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強調資訊革命造成資本主義根本性的改變，以取代資本主義之下的資本積累邏輯，Castells認為21世紀應是「資訊資本主義」。「資訊資本主義」形成的社會秩序是其來有自的，「空間」的已脫離原來的地域性解釋，成為「流動性」的空間形式；「時間」序列的模糊、緒亂呈現，徹底顛覆了原有的時、空觀念，就此，關於社會當中生存的人們邁入瞬息變化的資訊時代，失去對原來舊有秩序的信賴，產生恐懼、不可知，產生的是舊社會秩序的瓦解，個體主義的盛行對舊社會秩序認同感的抵制。然而於Castells相信，21世紀的人們可藉由網路化機制的建立，重新建構新的社會秩序，簡單的說，「網路」形成的社會秩序具有其重建社會認同基礎的特質，即「網路社會秩序」具有其「道德的屬性」。

網絡社會中的知識勞動者

中正電訊傳播所 余小玲

透過新資訊所形構的資訊化經濟社會，許多人的工作型態隨之轉變，其特色在於財貨轉向服務、管理與專業性職業的崛起、農業與製造業工作的減少，以及多數先進的經濟體裡，工作的資訊內容逐漸增加。就Castells分析新資訊技術在勞動過程本身及在就業水準上的衝擊，而資訊化經濟社會中的勞動者要如何面對每單位產出的工作時間明顯地在減少？資訊科技本身不是失業的原因，雖然許多舊制的工作被取代了，但新的工作也正被創造，所以資訊化經濟結構下的勞動者不論在量能或質能上都得提升。當然，在這樣高度運用知識、資訊的經濟體制中，勞動者也必然需要知識化，故稱之為「知識勞動者」。

然而，身處於網絡化的經濟社會中，知識勞動者掌握了知識等於控制了權力，因為Knowledge is power；更甚而言，在網路的時代中，誰掌握了網路等於掌握了知識與權力。而網路這樣的媒體出現後，身為社會大眾的人們真能自原子化個人，進行社會整合形成網絡中的一份子嗎？社會因此不再疏離和異化？當然，知識勞動者對於知識的掌握亦來自於本身的資訊素養，而在資訊高度流動的網絡社會裡，每一個人必需培養的是人文教育，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You must be a good listener.」、「You must be a reader forever.」、「You must be good communicator.」、「You must know to write clearly.」或許這些準則是在強調資訊素養有多重要時，為如何培養資訊素提供一個相當切確的指標！（摘自2003.3.12高希均於中正大學演講「知識經濟時代中的知識人」）。或許這些準則是在強調資訊素養有多重要時，為如何培養資訊素提供一個相當切確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