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數位落差的問題

社會所 劉燕青

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以及南北半球間之貧富差距、經濟發展程度、外交政策等一直是傳統國際關係研究的課題，在邁入一個資訊科技逐漸普及的全球社會中，拜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之賜，國際間的資訊打破地域性、時間性的侷限，得以快速地相互流通、取得，全球腦的概念也逐漸成形。相對地，我們也發現國際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任何的國家或地域可以逃脫全球的資訊網絡中而不受任何的影響，不論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或未開發的國家。

從全球資訊分配的觀點來看，全球數位落差可以定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人口族群在資訊科技之分配與有效使用上所產生的實質性差距，全球數位落差可以是兩國之間、多國之間甚至地區與地區間之數位差距，而不單只是國與國間之比較。資訊社會是全球共同一起建構的，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也是共同承擔的，沒有一個地區可以置身於事外﹔但因為全球性資源之間不平衡的狀態中，造成每個地區也建設的設備不同，也使得全球數位落差之情形日漸嚴重。

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到﹕全球數位資源的差異，正與華勒斯坦(I.Wallerstein)於1970年代初期發展的世界體系理論內所區分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有極緊密的關連。華勒斯坦從全代資本主義形成及發展的歷史研究，視資本主義為自十六世紀起逐漸形成的一套不平等分工制度，從早期區域性的經濟體，逐漸擴大成全世界規模的社會經濟制度。從十六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逐漸形成後，這個世界已經成為一種整體，在資本、市場與資源分配上，各個地區可依經濟生產上的重要性區分為中心、半邊陲、與邊陲三種類型；不平衡的發展將世界分為三種不同卻相互連結的社會型態，相同的是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擺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影響，也沒有任何社會能夠不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決定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則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比重和區位之調整。

中央（核心）社會專事工業的生產及分配、具有相對而言較強大的國家、強大的資產階級、大量的薪資勞工階級，同時深深介入非核心社會的事務，藉助金融系統和跨國公司（以及政治上的霸權）來控制整個體系中的邊陲地區。邊陲地區的社會則專事原料的生產、國家較弱、具有少數資產階級及大規模的農民階級，用時深深受到核心社會的影響，處於被中心剝削的位置，是原料和低價勞動力的提供者，也是市場傾銷之處。介於兩者間之社會形式“半邊陲”地區，同時具有核心和邊陲社會的特色，協助將原料和經濟作物流入到中心地區，同時也是中心國家在比較利潤不利情況下的產業轉入地。

經由統計，整個非洲大陸中目前僅有一千四百萬條電話線，較美國紐約曼哈頓或日本東京為少；富有國家之人口總數僅佔全球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六，惟掌控了將近百分之九十網際網路提供的服務；全世界所有的網際網路使用者中，百分之六十居住於北美地區，其僅佔全球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五；每兩位美國民眾即有一人使用網際網路，而非洲地區的民眾可以使用網際網路的比例為二百五十分之一。根據數據資料顯示，在全球經濟的中心地區，掌握了近百分之九十的網路資源，其餘的邊陲地區所擁有的網路資源卻不到百分之十，再除以各地區的人口比率，全球網路資源分配差異極大。在2000年世界八大工業國資訊科技憲章中[1]，該憲章開宗明義便指出「資訊科技是塑造21世紀最強大的力量之一」，「資訊科技已成為世界經濟體系最重要的成長引擎」，正式宣告「21世紀將是以資訊科技為驅動力的新經濟世紀」。資訊資源的不平均將會造成全球經濟的生態更加失衡，我們實在不可忽略全球數位落差此一國際性問題。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由「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rvice Alliance, WITSA)所舉辦的「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orld Congres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第十三屆會議所發表的演說中，便呼籲已開發國家必須肩負起消弭全球數位落差的責任，他表示：正當歐美各國運用資訊科技創造經濟財富與社會進步的同時，仍然有許多國家連電話線的基礎建設都無法完成，他因此呼籲歐美各國應共同出資幫助這些未開發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發展通訊與網路的基礎建設。未來趨勢專家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也在演說中指出：過去發生的dot-com熱潮只幫助了創投家創造財富，卻沒能將資訊科技的真正價值帶給一般民眾；他也警告在場的所有聽眾：全世界的數位落差現象實際上正不斷惡化，他說：我們必須要設法保證科技能夠帶給全人類一致性的滿足，落差的現象並非來自於科技本身，而是來自於人類運用科技的方式與手段。

在由南澳大利亞州政府行政與資訊部長Dorothy Kotz所主持的一場座談會中，反全球化運動者Juliette Beck、世界銀行全球發展門戶網站計畫經理Carlos Braga、南非資訊科技公司Arivia.kom的執行長Zeth Melele、以及唐泰普史考特針對數位落差的問題進行討論。雖然所有與談人都一致的認為網路的普及將可以帶給已開發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極大的好處，但是他們對於如何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的認知卻有顯著的差距。Becky便認為世界銀行在推動所謂的全球化運動時，並沒有真正遵守原始的承諾，她攻擊世界銀行在長期無法回收貸款的國家實行節約成本政策，使得這些國家必須減少教育與建設的經費，造成更明顯的數位落差。而Braga則反駁表示：世界銀行不需要為這些長期負債國家的貧窮負責，由於世界銀行的資金來自於已開發國家的投資者與政府，節約政策是起因於願意提供資金的政府降低了世界銀行的貸款額度，而不是出自於銀行本身的意願。

Barga也同時再次宣傳世界銀行的全球發展門戶網站計畫（Development Gateway Program[2]），該項計畫專注於建構開發中國家的資訊入口網站，幫助匯集與傳播各種重要發展課題的相關資訊，這些議題包括健康醫療、營養、法律權力與義務、建設、以及環境保護等。來自南非的Melele則基於他過去自身的深刻體驗，要求所有與會來賓必須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運用現有資源的能力，共同享受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他表示：我們必須要共同攜手，幫助資訊科技落後國家發展更多具有生產力的人力資源。

目前已有越來越的人注意到全球數位落差的問題，也倡導核心地區的已開發國家應該協助網路資源缺乏的地區建設資訊硬體設備，並輔導該地區人民資訊素養的提升﹔世界八大工業國在2000年的G8高峰會後所發表的資訊科技憲章中，曾提出具體的協助計劃[3]。只是在改善全球數位落差的問題時，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反省﹕在協助邊陲地區資訊話的同時，核心國家是否是以消弭全球數位落差之名，行經濟殖民之實？

在八大工業國的未來發展政策，可以看出解決全球數位落差的目標，以縮減國際間不均等資訊建設的差異，但卻帶來另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解決全球數位落差，是減少國際間的不平等或者是一種變相的數位殖民？網路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資訊傳達和文化交流的形式，開闢了在傳統媒體傳播之外的一種更便利、更具有滲透性的訊息傳播方式；這固然是有利於不同地區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但也為文化霸權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而這種網路時代的文化霸權侵略比過去傳教士的文化殖民方式更來的迅速、徹底及更無法察覺。

全球數位落差的分布與全球的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越是經濟高度發展的地區，通常越享有高度發展的資訊建設，而越是在全球經濟邊緣地區的國家，所擁有的資訊資源越少。而不管是在八大工業國高峰會上所提出縮減全球數位落差的具體建設，或是美國、西方國家等研究會所提出的建言，都是呼籲資訊高度發展的國家能協助幫助這些缺乏網路資源的國家進行數位的硬體建設及培養這些地區居民的資訊素養，但我們清楚地看到一種主流文化的全面入侵。

藉著網路的普及，全球化的腳步快速地席捲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地區得以幸免。核心地區的國家挾帶著雄厚的經濟條件，發展中的國家因為客觀的科技水平差距，而不能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參與全球發展政策的討論，在全球化的局勢分布上，這些核心國家不但是一個領先者，更是一個制度制定者的角色，全球的文化快速地具有統一的面貌；這一股全球化潮流下，表現出來的不是世界「大同」的美好世界，而是文化霸權的產生。

全世界共有一千多種的文字在使用，但是可以在網頁上使用的語言不到四十種，其中又以英文為主流。根據AtHome Corp. 對Internet上大約六億個網站所做的統計發現，超過72%的網站其主要網頁均以英文為主要內容，其次是日文佔7%，與德文佔5%，這樣的比例或許正好反映出國力強弱，經濟實力與技術研發能力，因為相對使用人口更為眾多的西班牙文、中文及法文網頁，卻僅各佔1%~2%之間；顯示已開發國家在網路上的影響力遠遠凌駕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與地區，若僅以數字而論，相去不啻天壤之別！

無可否認的，英語的普遍化有其數百年來長期的環境背景，從18世紀以來不列顛的日不落帝國，不但在政治經濟上建立了橫跨東西半球的殖民地，更成功的以語言文化統一了自倫敦、印度、新加坡到華盛頓的全球屬地，而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繼起成為超級強權，英語的影響力也自然更上一層樓，從經貿、學術、科學到最新的資訊科技，莫不以英文為正式交流用語；而電腦語言無論是早期的DOS到最近的Unix及Linux也自然而然的是以英文寫成。因此，“語文”有時反而成為許多不諳英語人士進入資訊領域的一大障礙。

在不同文字使用所造成的文化各有其差異性，網路已經篩選出何種的文化是屬於強勢的文化。先進的國家借由文字的篩選，建立起自己的語言霸權，將自己文化的價值觀、思考模式、與世界對話的方式散播給其他文化地區的人，進而使這些地區的人認同此一文化。這樣的文化侵略是受方主動、非強迫性(或許是限制、強迫接受，但對方卻不認為自己是被控制了)，換句話說這樣的方式是更容易使人接受、更不易察覺。

除了協助資源不足國家進行硬體的資訊建設之外，在發展政策上也強調要培養這些地區的人民的資訊素養，這一點就引起相關大的討論空間。「資訊素養」是一個非常抽象、未界定的名詞，它可以是指只要具有瀏覽網頁的能力即可，也可以指具有在網路上「聽說讀寫」的能力，而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一個是具有資訊思考、表達的能力，一個卻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媒體大眾(mass)」。

如果是大眾(mass)的角色定位，那媒體內容是如何？媒體訊息來源又是為何？是不是只是歐美日國家為了方便本身資訊消息的進入，而所針對媒體大眾所做的如何收聽的動作訓練？如果是具有在網路上「聽說讀寫」的能力，在教導的過程中，歐美日等資訊發達的國家，已將本身的網路規格、網路行動規範及文化複製到被協助的國家中；此外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產生：通常具有高科技資訊素養能力者將成為資訊社會中新一批的知識份子，他們將決定這個地區在資訊社會的未來走向及發展，當這些未來資訊社會中流抵柱的知識份子全然接受歐美日國家的資訊社會模式而不自覺時，這些國家是否在無形中已被「數位殖民」而不自知；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