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數位落差研究

劉燕青(南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以及南北半球間之貧富差距、經濟發展程度、外交政策等一直是傳統國際關係研究的課題，在邁入一個資訊科技逐漸普及的全球社會中，拜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之賜，國際間的資訊打破地域性、時間性的侷限，得以快速地相互流通、取得，全球腦的概念也逐漸成形。相對地，我們也發現國際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任何的國家或地域可以逃脫全球的資訊網絡中而不受任何的影響，不論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或未開發的國家。

從全球資訊分配的觀點來看，全球數位落差可以定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人口族群在資訊科技之分配與有效使用上所產生的實質性差距，全球數位落差可以是兩國之間、多國之間甚至地區與地區間之數位差距，而不單只是國與國間之比較。資訊社會是全球共同一起建構的，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也是共同承擔的，沒有一個地區可以置身於事外﹔但因為全球性資源之間不平衡的狀態中，造成每個地區也建設的設備不同，也使得全球數位落差之情形日漸嚴重。

第一節 全球數位落差現況[1]

社會學家Daniel Bell認為『資訊』在今日的社會為一策略性資源，是邁向後工業社會的媒介，亦是邁向以電信通訊為基礎的新社會架構的主軸。他指出在後工業的資訊社會的三大特性為﹕(一)由財貨生產到服務經濟的轉移，(二)對於理論知識遞增的依賴，(三)利用電腦與其它敏捷型機械(smart machine)創造新的智慧技術(intellectual technology) [2]。由Daniel Bell的說法我們可以解讀為網路、電信通訊的建設就是資訊社會的基本建設，這些基本建設的完善與否將會決定一個地區在未來資訊社會中所站的位置，在全球產業發展上的競爭力﹔針對這些資訊社會的基本建設，國際上每年都有進行全球性各個地區的發展檢測，仔細解讀這些數據將會使我們發現全球數位落差問題的確實存在。

大部分對於資訊發展的研究單位，通常以電子化準備度(E-Readiness)或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來衡量世界各國在投入數位經濟時代的準備程度，作為各國發展數位經濟的參考指標。以下我們將針對主要的兩種測量指標做更詳細的說明﹕

(一)IDC/World Times之ISI指標

IDC/World Times的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ISI)[3]所衡量的是『一個國家利用資訊相關設備來存取、處理、利用與創造資訊的能力。』。所以，其焦點在於資訊通信技術的利用，再輔以一國之民主社會的發展程度來進行與資訊社會發展相關的衡量。該研究機構在1996年即開始了相關指標的建立與測量的工作，目前建立的指標涵蓋了四大構面﹕(一)電腦資訊基礎建設--衡量電腦普及度、電腦連網比例與軟硬體之相對花費，(二)網際網路基礎建設--衡量上網人口比例與電子商務之花費概況，(三)資訊基礎建設-衡量相關通訊設備持有率、通訊費用與品質的概況，與(四)社會基礎建設--衡量民主開放程度與人民教育素質概況。[4]

概念上，我們可以將IDC/World Times的ISI指標分為兩大類，一類為『資訊通信技術應用相關類』，於此，指電腦、網際網路、與資訊之基礎建設構面，另一類為『文明社會發展相關類』，於此，指社會基礎建設構面。在『資訊通信技術基礎應用類』中，資訊基礎建設構面為硬體設施的骨幹架構，電腦基礎建設可視為連網裝置的配置概況，而網際網路構面則是在硬體骨幹架構與連網裝置所形塑出來的虛擬空間；網際網路產業要有蓬勃的發展、或者產業的電子化，是不能缺乏這三個基本的前提要件。在『文明社會發展相關類』上，如果國家民主程度越高，教育素質越高，則社會將會越發地多元化；因為教育素質高，則在應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潛力將越發深厚；因為社會越發地多元，則透過虛擬空間的零阻力作用下，資訊的匯流與知識的交換將更加地快速，產生更多的創意與靈感。因此，『資訊通信技術應用相關類』與『文明社會發展相關類』兩大指標，前者為用，後者為體，體用合一方能提升國家的競爭能力。

表一 IDC/World Times於衡量資訊社會指標的四個構面

資料來源:整理自IDC/World Times[5]

在評比範疇上，IDC/World Times囊括了全球五十五個具代表性的國家，一如IDC/World Times所指稱，他們所調查的五十五個國家佔了全球97%的GDP，亦佔了99%的資訊科技投資額，所以可以稱得上是世界排名的評比。IDC/World Times的ISI指標，是針對國家的評比是根據它們存取與吸納資訊與資訊科技的能力來給分數，該指標分就電腦、資訊、網際網路與社會等四類基礎建設來進行評比後，將世界各國的資訊社會程度由高而低分為四群，今年的分類如下﹕

第一群為滑冰者(Skaters, 3,500分以上)
因為先進的資訊、電腦、網際網路與社會的基礎建設下，而充分享有資訊革命的利益。在瑞典(6,496)領軍下，共有24個國家在此族群中，依序為挪威、芬蘭、美國(5,850)、丹麥、英國、瑞士、澳洲、新加坡(5,269)、荷蘭、日本(5,182)、加拿大、德國、奧地利、香港(4,745)、紐西蘭、比利時、台灣(4,296)、南韓(4,283)、愛爾蘭、法國、以色列、義大利與西班牙(3,675)。

第二群為跨步者(Striders, 2,000分以上)
大部分的基礎建設已相當完備，且有目標地走入資訊世紀。在此族群的國家依序為葡萄牙(3,262)、希臘、捷克、阿拉伯、匈牙利、波蘭、阿根廷、馬來西亞(2,220)、智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哥斯大黎加、巴拿馬與南非(2,029)，共計14個國家。

第三群為短跑者(Sprinters, 1,000分以上)
蓄勢待發前，因為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壓力，還需要調整好步調以及相關的優先次序。委內瑞拉(1,890)為此群的領導者，墊底的為印度(1,108)，共計有十六個國家，我們熟知的國家有泰國(1,563)、菲律賓(1,553)、中國大陸(1,198)與印尼(1,172)。

第四群為遊蕩者(Strollers, 1,000分以下)
時有進展，但常因為龐大人口的關係，在財務資金的投入上受到限制，此等級中僅有巴基斯坦(955)一國。

(二)E-Readiness指標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t Unit(EIU)對電子化準備度下了一個說明，該機構認為所謂的電子化準備度是指企業所處的環境，能夠促進企業透過網際網路掌握商機的能力，所以相關考量的因素甚多，由電信基礎建設的成熟度到信用卡交易的安全性，以及是否在電腦技術使用上，擁有嫻熟的人口等，都是影響電子化準備度的因素之一。

表二 EIU/Pyramid Research於衡量電子化準備度的六個構面

資料來源:整理自EIU/Pyramid Research[6]

在EIU/Pyramid Research的報告中，將電子化準備程度分為四個等級，電子化準備程度的分數上，以十分為滿分，但是最高的美國分數為8.73分，還有進一步成長的空間。這四個等級分別為﹕

第一級為電子化企業的領導者(E-business leaders)
在這個等級的國家有13個國家，在此等級中的國家除了在法律規範上，還有些待加強的地方，其他的相關元素多半都已備齊。美國(8.73)還是以最高的分數領先於其他國家，令人意外的是澳洲(8.29)擠入了第二名的位置，以微幅的分數領先英國(8.1)與加拿大(8.09)，北歐國家(依次為挪威、瑞典、芬蘭與丹麥)由於他們成熟的電信系統以及對於通信設備很了解的人口，佔據了接下來五名的四個位置，新加坡(7.87)與香港(7.45)分居世界排名的第七與第十三，其他的國家為荷蘭、德國與瑞士。

第二級為電子化企業的競爭者(E-business contenders)
在此等級的國家在基礎建設與企業環境上的表現都讓人滿意，但缺乏部分企業電子化的要素，共計有12個國家。台灣(7.22)與澳洲以相同的分數，於相同等級中，小幅領先日本(7.18)與南韓(6.94)，位居世界排名的第十六名。其餘的國家依序為愛爾蘭、法國、比利時、紐西蘭、義大利、以色列、西班牙與葡萄牙。

第三級為電子化企業的追隨者(E-business followers)
此等級為最大的族群，共計22個國家，有不少國家落在這個等級，他們才剛開始創造一個引導企業電子化的環境，於其他需要加強處甚多。其分數由5.85落到3.62間，我們比較熟悉的國家有蘇俄(3.84)、泰國(3.75)、印度(3.79)。

第四級為電子化企業的落後者(E-business laggards)
這個等級的國家正承受著被丟在後面的風險，在企業電子化的進展上面臨著許多障礙，其中最重要的是連接度普遍都很低。共計有13個國家，其中中國大陸(3.36)落在第四十九名，印尼(3.16)為第五十四名。其他的國家分數由3.38落到2.66之間。

在EIU/Pyramid Report中，我們可以看到最高的美國(8.73)與最低的巴基斯坦(2.66)差了6.07分，足足有三倍之多；而IDC/World Times的評比中，最高的瑞典(6,496)比最低的巴基斯坦(955)高出了近六倍之多﹔此外，根據IDC/World Times所指稱，他們所調查的五十五個國家佔了全球97%的GDP，亦佔了99%的資訊科技投資額，所以可以稱得上是世界排名的評比。由以上這些研究數據，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全球資訊資源嚴重地分配不均，資訊富國與資訊窮國的資訊建設極大的落差，足見全球數位落差的問題是的確存在。

第二節 全球經濟的不平等發展導致社會的排除效應

在過去的廿多年間，各國進行國際貿易的程度確實不斷增長，各國的經濟關係互相依存，成為了全球化的重要層面。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七年間，富裕或已發展國家的出入口總額佔國民生產總額（GDP）的比率不斷增加，由27%升至39%；而發展中國家也由10%升至17%（世界銀行[7]，2000）。在一九九O年至一九九九年間，各地區的的貿易均有增長，其中尤以東亞及太平洋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區，以及歐洲和中亞區增長最大。（世界銀行，2001）

雖然全球經濟體系形成，國際間貿易活動大量增加，但是我們清楚的觀察到，貧窮國家並未能憑國際貿易而增加經濟所得、改善在全球經濟中的困境，全球的貧富差距反而不斷地擴大。2000年，20個最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是20個最窮國家人均收入的37倍，這比40年前的差距擴大了1倍（世界銀行，2001）﹔全球最富有的20%人口擁有全世界收入的82.7%，而最貧窮的20%人口則只擁有全世界收入的1.4%。明顯地，貧、富國家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走向不同的道路。

在貿易利益的分配中，各國的所得有明顯的差距。事實上，每交易一元，高經濟收入地區得到八角，中等經濟收入地區為一角七分，而低經濟收入地區只有三分（樂施會，2002）[8]。這反映出貧窮國家參與國際貿易時，仍有重重障礙，以致未能分享國際貿易的成果。

全球經濟正藉由數位化的發展，經濟貿易突破了地理疆界所給予的限制，不但使工業製造流程透過網路加以重組，更讓金融操作利用網路系統發揮其最大的流動性，但全球資訊經濟的成果卻只有少數國家得到利益。數位化的結果讓社會變得更不均等，生產規模與技術上的差異的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性，資訊基礎建設各地不均等，享有資源亦大不相同。正如Manuel Castells所言﹕這是一個龐大的排除計劃(不論是明顯的或潛藏的)，將資訊、生產及市場集中於具經濟價值的人口區域，而以不同的方式處置其它的部分；至於處置方式的人道程序則依據個別社會的性質而異[9]。

世界銀行依人均國民收入，把世界劃分成四類經濟收入區域：

我們在將此圖與另一張代表網路發展程度的圖表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到，越是一個高經濟收入的地區，其網路發展的速度越快，而網路發展越快的地區，就越容易在國際貿易當中得到較高的利潤﹔如此惡性循環下的結果，我們發現低經濟收入地區及較低經濟生入地區將被全球經濟體系所排除，產生社會排除效應，喪失經濟自主的權力。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到﹕全球數位資源的差異，正與華勒斯坦(I.Wallerstein)於1970年代初期發展的世界體系理論內所區分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有極緊密的關連。華勒斯坦從全代資本主義形成及發展的歷史研究，視資本主義為自十六世紀起逐漸形成的一套不平等分工制度，從早期區域性的經濟體，逐漸擴大成全世界規模的社會經濟制度。從十六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逐漸形成後，這個世界已經成為一種整體，在資本、市場與資源分配上，各個地區可依經濟生產上的重要性區分為中心、半邊陲、與邊陲三種類型；不平衡的發展將世界分為三種不同卻相互連結的社會型態，相同的是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擺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影響，也沒有任何社會能夠不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決定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則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比重和區位之調整。

中央（核心）社會專事工業的生產及分配、具有相對而言較強大的國家、強大的資產階級、大量的薪資勞工階級，同時深深介入非核心社會的事務，藉助金融系統和跨國公司（以及政治上的霸權）來控制整個體系中的邊陲地區。邊陲地區的社會則專事原料的生產、國家較弱、具有少數資產階級及大規模的農民階級，用時深深受到核心社會的影響，處於被中心剝削的位置，是原料和低價勞動力的提供者，也是市場傾銷之處。介於兩者間之社會形式“半邊陲”地區，同時具有核心和邊陲社會的特色，協助將原料和經濟作物流入到中心地區，同時也是中心國家在比較利潤不利情況下的產業轉入地。

何為社會排除呢？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是由歐盟委員會所構思提出的社會政策概念，並受到聯合國國際勞工局所採用﹔社會排除指的是在由社會制度和價值所架構的社會標準中，某些個人及團體被有系統地排除於能使他們自主的地位之外[10]。社會排除原本是指資本主義社會中剝奪個人成為勞工權力的過程，在這裡我們則擴大它的含義，指的是在全球資本經濟體系中，某個團體(包含地區或國家)被有系統地剝奪了自主性的能力及權力。

在網路世界中，被資訊化資本主義視為無價值且無政治利益的地區，財富與資訊的流通跳過這些地區繞道而行，甚至連人們於今日世界中溝通和創新、生產與消費乃至生活的基本科技設施都被剝奪了。這個過程導致社會/區域所排除和接納的地理分布極度不均，並使得大部分的人無法經由資訊科技的全球網路累積財富、資訊及力量。

~Manuel Castells，《千禧年之終結》[11]

這些被資訊化資本主義、全球資訊經濟體系所排除的地區，它雖然是全球的一份子，甚至於站有多數的全球人數，但它卻沒有權力或可能去參與討論全球未來的走向，它是一個被決定、受宰制的社會體。

經由統計，整個非洲大陸中目前僅有一千四百萬條電話線，較美國紐約曼哈頓或日本東京為少；富有國家之人口總數僅佔全球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六，惟掌控了將近百分之九十網際網路提供的服務；全世界所有的網際網路使用者中，百分之六十居住於北美地區，其僅佔全球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五；每兩位美國民眾即有一人使用網際網路，而非洲地區的民眾可以使用網際網路的比例為二百五十分之一。根據數據資料顯示，在全球經濟的中心地區，掌握了近百分之九十的網路資源，其餘的邊陲地區所擁有的網路資源卻不到百分之十，再除以各地區的人口比率，全球網路資源分配差異極大。在2000年世界八大工業國資訊科技憲章中[12]，該憲章開宗明義便指出「資訊科技是塑造21世紀最強大的力量之一」，「資訊科技已成為世界經濟體系最重要的成長引擎」，正式宣告「21世紀將是以資訊科技為驅動力的新經濟世紀」。資訊資源的不平均將會造成全球經濟的生態更加失衡，我們實在不可忽略全球數位落差此一國際性問題。

第三節 以全球化觀點看全球數位落差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指稱的是全球的效應(effects)–不可預期與不被期待的效應，「一切都失控」的奇怪感受與不安，而不是全球的創制與任務﹔「全球化」所談論的，並不是我們希望去做的事，談的是發生在我們所有人身上的事。

「全球化」對Bauman來說，將會人類分化成兩個世界，一個是克服空間、時間界限的第一世界，一個則是被束縛於空間、消磨時間的第二世界﹔全球化的必經過程將是漸進的空間區隔、分離與排除，將世界分為中心與末梢，而兩者之間則日漸失去連繫，形成一邊是日益全球化與超地域的菁英，另一邊是沒有發言權、被釘牢在「在地」的其他人。以下則提出Bauman的四個觀點[13]﹕

一、資本的新自由﹕資本家回饋社會的義務性消失

「公司乃是屬於所有投資人—不是屬於員工、廠商，也不是屬於它所在的地方。」–Albert J. Dunlap

投資人(資本)完全脫離了地域的限制，免於被在地性所限制﹔全球化下的投資人(即有錢進行投資的資本家)擁有史無前例的特權，可以只享有權力而不盡義務，可以自由的盡情剝削，而對剝削所造成的結果置之不理。

二、地理上的終結﹕共同體的瓦解

在真實的世界中，地理邊界的概念越來越模糊，隨著運輸與傳播科技的發展，地理上的距離日漸消失，也難以區分「遠/近」、「裡面/外面」、「這裡/那裡」。社會的實體性與文化的整體性都逐漸受到侵蝕與破壞，全球網路的發達更破壞了時空的區隔性及穩定性，當共同體的內外部的訊息傳播速度一樣、內部不再享有優勢時，社會/文化及政治所組成的共同體便宣告瓦解。

三、公共空間的消失

科技對時間與空間距離的消弭，造成人類進一步的兩極化﹔物體在物理空間裡的轉移和重組，不再具有意義，對於菁英來說，這樣的資訊特質代表了去物質化及超地域性﹔在網際空間中，菁英以無形狀態編織了新的權力架構。為了展現和固實他們的權力，他們必須完全的超地域，與在地保持安全距離，以一種「人身安全」的藉口去進行權力的隔離，以一種最物質的方式得到權力的保障–凡是沒有通行證的人，一律不得入內。當菁英選擇以隔離來保障自己的特權時，其餘的人則是無力反抗，被迫隔開，昔日的公共空間成了禁地，不得其門而入。

四、自由經濟主導﹕新世界秩序的形成

經濟一直是影響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的狀況是只要牽涉到經濟的，國家就不能碰，膽敢插手的話，馬上招致世界市場的盛怒制裁。自由經濟對獨立國家進行施壓，全面掃除一切阻礙資本運動及限制市場自由的障礙，國家經濟只有隨之起舞而無力反抗。同時所造成全球資源的再分配，卻是加速對弱勢國家的排擠。

雖然Bauman談的是全球化的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由Bauman的討論脈絡中，探討有關全球數位落差的問題。Bauman在討論全球化的過程中，認為全球化將會將世界區分為兩個世界，一個是超脫空間、地域限制，具有完全自由行動能力的第一世界，另一個則是被迫綁在「在地」、沒有發言權的第二世界﹔如果將他的說法放在數位落差的討論中，我們則可以得到﹕在全球數位發展嚴重的不均衡之下，全球的社會將會逐漸演變為兩個集團，一個是掌有資訊、主導資訊的第一世界﹔另一個則是被迫資訊輸入、資訊被宰制的第二世界。且兩個世界的關係呈現嚴重不對等的上下關係﹔由於資訊嚴重的不對等，第一世界掌握資訊的來源及知識的建構，位於第二世界的人卻不會有強烈的感受到被宰制的不平等感受。

決定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區別的原因，除了資訊的掌握之外，另一個因素就是經濟。由於目前經濟的發展已經脫離地域性的限制，國家對於經濟(資本家)發展的約束力日漸下降，經濟發展的自由性是越來越高，造成社會的發展是由經濟領導一切。目前的經濟活動是全球性的，面對一個全球的自由貿易市場，沒有任何的國家或政策可以約束，因此資本家得以盡情地、自由地賺許最高的經濟利潤﹔而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相當重要的構成條件在於經濟層面，因此，資本家可藉由掌握多數的經濟資源來反制社會，促使國家的政策改變，以維持自己的利益。這樣的惡性循環下，許多的不公平、不平等的狀況只會更加惡化，所掌握的資源更加不均，第一世界與第二世界的差異更大。

屬於第一世界的菁英份子們，可以重新建構一張新的國際網絡，以維持或擴張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們可以自由地來去網路的任何地方，可以制定網路上的規範使人遵守，而第二世界的人在進入網路世界中時，必須依循他們的規定才能獲許進入網路中，在無形中，第二世界的思考、行為模式已被第一世界所宰制而仍不覺，第一世界則可繼續保有自己的權力。

第四節 數位文化霸權的成形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由「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rvice Alliance, WITSA)所舉辦的「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orld Congres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第十三屆會議所發表的演說中，便呼籲已開發國家必須肩負起消弭全球數位落差的責任，他表示：正當歐美各國運用資訊科技創造經濟財富與社會進步的同時，仍然有許多國家連電話線的基礎建設都無法完成，他因此呼籲歐美各國應共同出資幫助這些未開發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發展通訊與網路的基礎建設。未來趨勢專家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也在演說中指出：過去發生的dot-com熱潮只幫助了創投家創造財富，卻沒能將資訊科技的真正價值帶給一般民眾；他也警告在場的所有聽眾：全世界的數位落差現象實際上正不斷惡化，他說：我們必須要設法保證科技能夠帶給全人類一致性的滿足，落差的現象並非來自於科技本身，而是來自於人類運用科技的方式與手段。

在由南澳大利亞州政府行政與資訊部長Dorothy Kotz所主持的一場座談會中，反全球化運動者Juliette Beck、世界銀行全球發展門戶網站計畫經理Carlos Braga、南非資訊科技公司Arivia.kom的執行長Zeth Melele、以及唐泰普史考特針對數位落差的問題進行討論。雖然所有與談人都一致的認為網路的普及將可以帶給已開發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極大的好處，但是他們對於如何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的認知卻有顯著的差距。Becky便認為世界銀行在推動所謂的全球化運動時，並沒有真正遵守原始的承諾，她攻擊世界銀行在長期無法回收貸款的國家實行節約成本政策，使得這些國家必須減少教育與建設的經費，造成更明顯的數位落差。而Braga則反駁表示：世界銀行不需要為這些長期負債國家的貧窮負責，由於世界銀行的資金來自於已開發國家的投資者與政府，節約政策是起因於願意提供資金的政府降低了世界銀行的貸款額度，而不是出自於銀行本身的意願。

Barga也同時再次宣傳世界銀行的全球發展門戶網站計畫（Development Gateway Program[14]），該項計畫專注於建構開發中國家的資訊入口網站，幫助匯集與傳播各種重要發展課題的相關資訊，這些議題包括健康醫療、營養、法律權力與義務、建設、以及環境保護等。來自南非的Melele則基於他過去自身的深刻體驗，要求所有與會來賓必須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運用現有資源的能力，共同享受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他表示：我們必須要共同攜手，幫助資訊科技落後國家發展更多具有生產力的人力資源。

目前已有越來越的人注意到全球數位落差的問題，也倡導核心地區的已開發國家應該協助網路資源缺乏的地區建設資訊硬體設備，並輔導該地區人民資訊素養的提升﹔世界八大工業國在2000年的G8高峰會後所發表的資訊科技憲章中，曾提出具體的協助計劃[15]。在G8資訊科技發展憲章的未來發展政策，可以看出解決全球數位落差的目標，以縮減國際間不均等資訊建設的差異，但卻帶來另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解決全球數位落差，是減少國際間的不平等或者是一種變相的數位殖民？

網路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資訊傳達和文化交流的形式，開闢了在傳統媒體傳播之外的一種更便利、更具有滲透性的訊息傳播方式；這固然是有利於不同地區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但也為文化霸權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而這種網路時代的文化霸權侵略比過去傳教士的文化殖民方式更來的迅速、徹底及更無法察覺。

全球數位落差的分布與全球的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越是經濟高度發展的地區，通常越享有高度發展的資訊建設，而越是在全球經濟邊緣地區的國家，所擁有的資訊資源越少。而不管是在八大工業國高峰會上所提出縮減全球數位落差的具體建設，或是美國、西方國家等研究會所提出的建言，都是呼籲資訊高度發展的國家能協助幫助這些缺乏網路資源的國家進行數位的硬體建設及培養這些地區居民的資訊素養，但我們清楚地看到一種主流文化的全面入侵。

藉著網路的普及，全球化的腳步快速地席捲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地區得以幸免。核心地區的國家挾帶著雄厚的經濟條件，發展中的國家因為客觀的科技水平差距，而不能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參與全球發展政策的討論，在全球化的局勢分布上，這些核心國家不但是一個領先者，更是一個制度制定者的角色，全球的文化快速地具有統一的面貌；這一股全球化潮流下，表現出來的不是世界「大同」的美好世界，而是文化霸權的產生。

古埃及人所使用的文字，通常稱之為「象形文字」，是已知世界中最古老的幾種語言之一，從西元前4,000年到11世紀間，正是古埃及文流傳的精華歲月。古埃及人喜歡將象形文字刻印在石碑上，利用它們記述了近5,000年以上的歷史，這項不平凡的文化紀錄，遠遠超過人類其他地區的語言發展。[16]西元391年，拜占庭（Byzantine）皇帝西奧都西斯一世（Theodosius I）頒布敕令，強行關閉了帝國境內所有的非基督教神廟，在佔領區原本已經式微的古埃及文化，終於被迫走上毀滅之路。接下來的數百年間，阿拉伯回教文化大量入侵埃及土地，取代了以太陽神為主的法老制度，崇拜太陽不再出現在傳統宗教儀式中，法老也伴隨者金字塔成為黃沙湮沒的古蹟遺址。由於古埃及的文字、語言逐漸失去傳承，長達數千年的傳統宗教變為回教，終於徹底宣告了古埃及文明之死。

由於世上無人了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義，使得考古學界在探索古埃及文明的進度一直有限，也造成古埃及文明蒙上了一層紗，充滿了神秘感。直到拿破崙的軍隊在尼羅河畔的羅塞塔村，發現了已有千年歷史的羅塞塔碑，刻著同一文本的三個副本，分別以古埃及通俗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及希臘文書寫，以這個羅塞塔碑文字的對照為鑰匙，考古學者得以了解古埃及的文字意義，也才能解開藏在文字背後的古埃及文明意義。

這樣的文明死亡故事令人覺得婉惜，但絕大部份的人都不知道類似古埃及文字之死的事實就在我們目前的世界中發生，而死亡的速度是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快速。美國語言學家克勞斯(Michael Krauss)曾在10年前預言：「現在全世界大約有六千種語言有人說，在50年以後，就會有一半的語言沒有人說了。」意思是說，在50年以內，如果環境沒有改變，就會有3千種語言消失。而[17]另一名語言學家赫爾(Kenneth L.Hale)1990年在澳洲所進行的語言調查中，已可以看到克勞斯的預言可能成真，赫爾調查了90種澳洲原住民語言，其中有70種在部落的各年齡層都不再經常使用了。1992年，克勞斯在美國國會的專家小組中指出，美國原住民語言也陷入同樣的命運，175種中只有20種例外。根據最新版的《民族誌》[18]，世上還有7202種語言在使用中，其中有440種語言將在一、二個世代之內滅絕。

語言消逝的趨勢越來越顯著[19]，越來越少數人使用的語言瀕臨絕種﹔表面上看來，人類語言逐漸「大同」的潮流也許是個健全的趨勢，可以消弭族群間的緊張關係，促進全球貿易。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上有幾千種語言正在消失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大部分語言消失的例子，都是小社群（往往無意識地）選擇使用主流語言的結果，因為他們相信，那樣做會提昇他們的社會或經濟地位﹔而網路的出現更加速了語言、文字的「統一」。

圖一﹕受威脅的語言

白色十字﹕最近滅絕的語言

白點﹕垂死的

黃點﹕瀕臨滅絕的

藍點﹕有滅絕之虞的

(http://www.sciam.com.tw/read/readshow.asp?FDocNo=120&CL=19)

全世界共有一千多種的文字在使用，但是可以在網頁上使用的語言不到四十種，其中又以英文為主流。根據AtHome Corp. 對Internet上大約六億個網站所做的統計發現，超過72%的網站其主要網頁均以英文為主要內容，其次是日文佔7%，與德文佔5%，這樣的比例或許正好反映出國力強弱，經濟實力與技術研發能力，因為相對使用人口更為眾多的西班牙文、中文及法文網頁，卻僅各佔1%~2%之間；顯示已開發國家在網路上的影響力遠遠凌駕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與地區，若僅以數字而論，相去不只天壤之別！[20]

目前電腦作業系統中，Windows98只支援38種地域文字，而WindowsXP系列也不過是支援100出頭的不同語言文字﹔而目前在努力推廣的網路作業系統的MSN Explorer也只提供了英文、巴西文、中文(簡體)、中文(繁體)、捷克文、丹麥文、荷蘭文、芬蘭文、法文、德文、希臘文、匈牙利文、義大利文、日文、韓文、挪威文、波蘭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土耳其文等，共22種的語言版本。

目前的網際網路雖然號稱是無國界，但80%以上的.com、.org、.gov註冊位址，都是登記在英語使用地區內，九成以上為英文網頁，僅有極少部分為特殊族群開發的其他語文網站。而在1998-2000年間，英文網站成長450%，日文420%、法文375%，德文250%，其他語文的成長率則十分有限，無怪乎許多業者提議，聯合國訂定「英文」為全球正式網路語言。

無可否認的，英語的普遍化有其數百年來長期的環境背景，從18世紀以來不列顛的日不落帝國，不但在政治經濟上建立了橫跨東西半球的殖民地，更成功的以語言文化統一了自倫敦、印度、新加坡到華盛頓的全球屬地，而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繼起成為超級強權，英語的影響力也自然更上一層樓，從經貿、學術、科學到最新的資訊科技，莫不以英文為正式交流用語；而電腦語言無論是早期的DOS到最近的Unix及Linux也自然而然的是以英文寫成。因此，“語文”有時反而成為許多不諳英語人士進入資訊領域的一大障礙。

語言符號學家艾柯（Umberto Eco）即說道：「當今英語取得首要地位，乃是一連串歷史情況所致。它因大英帝國的商業及殖民擴張而開其端，接著又因美國在經濟上及科技上的霸權而使其確定。當然也或許有人會說，英語的成功乃是它有豐富的單音節字，可以使它易於吸收外來語和創造新語。不過，如果當年是希特勒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美國則是化成一個香蕉共和國聯盟，那麼，我們今天就可能是使用德語，而非英語為國際性的媒介語言了，而日本在香港機場的電子產品廣告也將是用德語而非英語。」語言由非語言因素所決定，今日的美國繼承了昔日的大英帝國，而成為全球超級強權，除了超級軍力外，更重要的乃是它擁有超級經濟力、文化力與傳播力。在這種「力」的支撐下，它的語言當然也就取得強勢的地位；從事國際經濟活動者，來往的金錢多半以美元結算，不會英語者難免會遇到較多的困難；學術研究報告如果不是以英文發表，其影響力必然大打折扣。現實的考慮，使得像前法國殖民地越南這樣的國家，也都在最近宣布，它的外語教學由法語改為英語。截至目前，已有七十多國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一百多國將英語視為最優先的第二外語[21]。

民族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常說一句話：「語言就是文化。」這句話是說，語言是文化的符號，人類是靠語言來溝通意思和傳承文化的，所以語言的意義系統可以說就是文化的內容。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馬提索夫曾說：「語言是社群文化最重要的元素。語言死亡了之後，那個文化的特有知識就喪失了，觀察世界的一扇獨特窗戶就關上了。」文化和語言，是脣齒相連的整體。大部分的原住民族群文化都是以自己的語言、以口耳相傳的傳說來進行傳遞，要是他們的語言滅絕了，大部分口耳相傳的傳統都會隨之消失，包括故事、寓言、有關當地環境的知識，甚至獨特的世界觀。一種語言文字不只是溝通、對話、書寫的工具，它也代表了一種文化深層的世界觀、價值觀，如果一個語言消失了，即使像埃及人留下了金字塔、和無數的象形文字，可是再也沒有人能真正理解這些埃及文字和文明的內涵。

在不同文字使用所造成的文化各有其差異性，網路已經篩選出何種的文化是屬於強勢的文化。先進的國家借由文字的篩選，建立起自己的語言霸權，將自己文化的價值觀、思考模式、與世界對話的方式散播給其他文化地區的人，進而使這些地區的人認同此一文化。這樣的文化侵略是受方主動、非強迫性(或許是限制、強迫接受，但對方卻不認為自己是被控制了)，換句話說這樣的方式是更容易使人接受、更不易察覺。

除了協助資源不足國家進行硬體的資訊建設之外，在發展政策上也強調要培養這些地區的人民的資訊素養，這一點就引起相關大的討論空間。「資訊素養」是一個非常抽象、未界定的名詞，它可以是指只要具有瀏覽網頁的能力即可，也可以指具有在網路上「聽說讀寫」的能力，而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一個是具有資訊思考、表達的能力，一個卻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媒體大眾(mass)」。

如果是大眾(mass)的角色定位，那媒體內容是如何？媒體訊息來源又是為何？是不是只是歐美日國家為了方便本身資訊消息的進入，而所針對媒體大眾所做的如何收聽的動作訓練？如果是具有在網路上「聽說讀寫」的能力，在教導的過程中，歐美日等資訊發達的國家，已將本身的網路規格、網路行動規範及文化複製到被協助的國家中；此外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產生：通常具有高科技資訊素養能力者將成為資訊社會中新一批的知識份子，他們將決定這個地區在資訊社會的未來走向及發展，當這些未來資訊社會中流抵柱的知識份子全然接受歐美日國家的資訊社會模式而不自覺時，這些國家是否在無形中已被「數位殖民」而不自知；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