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25期，2002年10月15日

自去年八月經發會決議政府大陸政策，將由原先的「戒急用忍」原則，修正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後，社會各界便開始關注，在企業界普遍籠罩大陸熱潮之際，政府要如何具體落實此一既定方針？而八吋晶圓究否開放登陸一事，著實考驗著政府貫徹理念的決心。

農曆年前內閣改組告一段落後，迄三月底新政府宣示「局部開放」期間，晶圓案躍升成為新聞報導之焦點，其中除可見朝野黨派的政策攻防，更有產官學界的正反論述；甚至不同媒體間，或基於自身立場之權衡，亦激盪出多元的輿論觀點。

以言論自由為基石的民主社會，政府推動任何重大決策的過程，經常透過新聞傳播之媒介，或傳達相關政策理念，或藉此探查輿論反應；而以第四權自許的新聞媒體，在戮力扮演溝通橋樑之餘，可否精準傳達所謂的「事實真相」？當重大爭議案件發生時，傳媒自身又選擇從何種角度切入？其中除涉及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素養外，價值判斷顯然是決定新聞產製的關鍵要素。

作為廣眾閱聽人的一份子，又該如何看待「晶圓案」所引發的激列論戰？處於訊息末端的讀者，在滿足求知慾的同時，可否從多元觀點夾雜的新聞報導，理出一絲頭緒？甚至解析新聞評論背後的可能動機？以充滿高度爭議色彩、符合新聞學「衝突對比」原則的「晶圓案」為例，由於事涉廣泛的公共利益，媒體本諸監督政府的言責，一面追縱報導新聞，一面又加諸各類評論，企圖呈現所謂完整的事實真相，從而驗證媒體「守望告知」的本能。

但以議題導向為本質的新聞報導中？所謂的客觀中立，會否因媒體經營理念的先天差異，而對同樣一則新聞事件，形塑立論分殊的事實建構？或是視角偏差的內容陳述？甚或扭曲了新聞事件的真實面貌？終致混淆讀者所該具有的確切認知？而對從中獲得訊息反饋的政府而言，充斥於新聞篇幅的輿論反應，可否供作決策參考？在正反意見各據一方的晶圓案中，所謂的民意又該如何區辨？

本文即在上述背景脈絡下，企圖從八吋晶圓案出發，並以自由、中時及聯合三大報為對象，進行研究主題所稱呼的「新聞卸妝」工作，透視媒體挖掘事件真相背後，究是基於何種價值判斷，以決定新聞報導的尺度或走向？而素質參差的讀者群中，在不察新聞意向或原理的情況下，會否被媒體牽著鼻子走？抑或剪清理斷新聞發展的軌跡？

耐人尋味的是，在台灣依舊存有認同分歧的氛圍中，慣常扮演傳聲筒的大眾媒體，亦有可能囿於意識形態的框架，而將重大政策予以泛政治化，引發媒體混淆自身角色功能之疑慮。本文著眼於三大報對晶圓案的報導過程，夾雜著「國家安全V.S.全球佈局」的對立觀點，不由得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到底新聞報導是客觀事實？還是主觀建構？」否則處於同一情境的媒體，為何在新聞陳述上會有所出入？

進一步而言，本文希冀從引發意見分歧的晶圓案，探討媒體在扮演媒介角色的過程，背後所可能存在，卻不為多數人察覺的「政治動機」；其是否會影響乃至干擾閱聽人的判斷？又以三大報為例，其在報導晶圓案時，會否基於個別的政治立場，將原本高度專業性的投資申請計畫，渲染成複雜糾葛的爭議案件？

在晶圓案中，不難發現媒體拜科技發達之賜，再度發揮效率極高的滲透作用，對相關事件多作詳盡剖析，但能否在追求時效之餘，亦兼顧報導之廣度與深度？同時又切中問題核心？另在夾敘夾議的新聞稿中，媒體究竟是向讀者作平衡報導？還是從其預設的立場出發，向讀者群作價值導向的發抒？甚至進行帶有特定目的之偏倚式動員〈民粹政治〉？企圖回過頭來主導整個決策走向。

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三：第一，解析三大報在晶圓案的報導，為何會呈現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如何表現在版面編排及其新聞內容上？這在視新聞自由為平常的民主社會，究竟透露出什麼樣的積極意義？第二，進一步解構媒體報導背後的動機，會否磨滅新聞事件的真實性？它又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發生的？客觀事實是否因此被主觀建構所取代？第三、新聞報導是否完全可信？民眾是否會被媒體所誤導？如三大報在報導晶圓案時，到底是民意引導新聞走向？還是會基於本身的價值信念〈政治認同〉，形塑民意對新聞事件的「刻板印象」？

Kaid指出政治事實〈reality〉包括三個範疇〈1991〉：第一、客觀的〈objective〉事實，指如實發生的、客觀存在的政治事件。第二、主觀的〈subjective〉事實，即為人們所認知的事實。第三、建構的〈constructed〉事實，指經媒體報導處理的事實。

雖然關於媒體的效果如何仍是眾說紛紜沒有結論，但有一點卻是毫無爭議的，即媒體在政治過程中的樞紐角色。媒體傳達與闡釋政治上客觀發生的事件，並且促使主觀的認知，基此，媒體的偏差〈biases〉具有無比的政治重要性〈林文益，2001：10〉。

一位研究者所稱的「鏡子模式」〈mirror model〉中所說的，「新聞人員只是其他人製造出來的新聞的傳播管道。他們反映出任何引起他們注意的東西，他們並不以任何方式來塑造它。」〈Graber，1980：58〉新聞學者威爾斯〈Garry Wills，1982〉甚至進一步爭論說：「媒介的各種閱聽人決定媒介要說什麼，他們對新聞這種東西所做的比那些所謂的媒介經營者還要多〈李茂政，1993：102〉。

博耶〈J.H.Boyer〉在訪問了五十家報社編輯之後，歸納出六項客觀報導的要素〈Boyer，1981〉：

客觀幾乎是不可能的。你每天讀你的報，注意社論，部分報導受到稱讚，部分受到責備批評。你可感覺到〈報紙的〉政策，打從心理驅使你的報導偏向某方〈彭家發，1994：113~114〉。

哈克特〈Hackett，1984〉所說，記者或編輯是獨立的個人，但是他們也受制於他們工作的組織、所採訪的對象，甚至於讀者、觀眾、以及整個社會環境。在討論客觀報導的實踐時，外在的因素是研究者所不能忽略的事實〈彭家發，1994：117〉。

對新聞從業人員而言，所謂客觀性報導，是以一種公正、超然及不含成見的態度報導新聞。新聞學者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顯示，「客觀」已經變成新聞從業人員信仰體系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僅是他們從事新聞工作時的指導哲學，而且更進一步成為新聞定義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新聞學者對客觀性報導方式的主要批評是，這種報導方式新聞的定義狹隘的限制住，似乎只有新聞事件才是新聞，至於新聞事件真正的涵義及可能造成的影響，則往往被忽視，未能及時加以報導。

新聞學者麥康伯〈Maxwell McCombs〉把這種以新聞事件為主的報導趨勢〈event－orientation〉稱為「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他說：「傳統新聞界對社會現象的報導方式可稱為冰山理論，新聞媒介每天觀察地方社區及國家，搜尋危險的信號，就像雷達在海面照射冰山的頂端示警一樣，記者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只能描述冰山的頂端，而對沉在海底的冰山的主要部分，未能注意，因此無法描述〈McCombs et.al.,1976, p6〉〈羅文輝，1991：19~21〉。

新聞記者在報導新聞事件時，一方面受到社會結構〈例如傳播政策、媒體組織、佈線結構等〉的影響，一方面記者也透過專業過程將某些意識形態〈例如客觀報導、新聞價值、報導類型、消息來源等〉內化為日常生活的工作規則，並主觀地透過上述的工作規則來建構新聞〈翁秀琪，1997：2〉。從許多實證研究中卻發現，當新聞事件是與政治或社會問題相關時，或牽扯到衝突和危機事件的報導時，新聞的選擇往往是扭曲的。媒介組織、意識形態等也都會影響新聞事件以什麼樣的面貌被呈現出來。

Mathes等學者〈Mathes and Rudolph，1991：184-185〉則指出了媒介議題在社會過程的影響性：「媒介對於議題的定義，供給公眾一個詮釋事件的套裝體〈interpretative package〉，是一個預先設定的議題建構，凸顯出何者為重要的問題，並支配其他的問題。」〈許傳陽，1997：66〉

Cobb&Ross早在1976年就有類似的發現，以議題發起人的性質說明議題建構的方式。他們將議題分為公眾議題〈public agenda〉與官方議題〈formal agenda〉；前者指的是由公眾發起的議題，後者指的是由政府決策人士主導的議題。而由公眾議題變成政策議題的過程稱為外部互動模式〈outside initiative model〉，由官方議題變成政策議題的過程稱為動員模式〈mobilization model〉〈蘇湘琦，1997：99〉。

由於二者所擁有的資源不同，再加上媒體本身有其立場，使得在議題建構過程中二者所採取的媒體策略不見得相同，而媒體所呈現的「真實」也有其差異。顯見除了社會力的影響外，媒體本身也有一套運作「框架」呈現議題。

左右報館記者採訪新聞角度和編輯對新聞取捨標準的就是報館負責人所立的「編輯政策」，而由該政策所表現在報紙版面上的特殊風貌，就是該報的風格。

編輯政策是一個報紙在編輯上的指導原則。編輯人員按照既定政策，才能衡量新聞之輕重，決定新聞之刊載或去捨，從而只是採訪角度與落筆重點。盡而確立報紙言論立場，開陳該報紙旨趣〈鄭貞銘，1978：93〉。

本研究將分三階段來進行，研究起訖日期，自四月九日〈計畫提出日〉到五月底〈初步成果發表〉，將近五十個工作天數。研究方法部分，首先就相關文獻進行探討，蒐集有助建構本研究內容的理論基礎。此著眼於媒體意象涵蓋甚廣，研究者並無法隨意「虛擬」假設，仍須從過往類似主題探討中，挖掘可供研究者摸索的思想內涵，是以誘導涉入「媒體觀點」之問題意識，進而形塑研究中心旨趣，開展必要的邏輯辯證關係。

惟文獻易存在「時過境遷」之缺陷，如部分觀點跟不上發展腳步，或不符合本研究所設定的議題範疇，甚至會與本研究方向相對立。研究過程如何加以融合轉化，耙梳符合研究需要的理路，亦為本研究須投注相當心力之處。

其次，研究者會搜羅三大報對晶圓案的報導，輔以內容比較分析之方式。探討三大報的文稿、評論及民意版面，有何差異存在？此為本研究的重心所在，因為它有助於了解傳媒對晶圓案的態度，透析其在訊息傳遞過程，到底企圖傳達什麼樣的概念？又是如何的「選擇介入」新聞背景的發展？它又如何表現在媒體的版面編排上？對晶圓案到底有何影響力？民意的認知圖像是否由此形成？會否受到媒體刻意的誤導？但本研究方法較易淪於主觀判斷，無法建立一套可供檢驗的客觀標準，而產生「選擇性謬誤」之偏差，僅能從強化研究者本身見聞著手，使之在觀察過程能有充實的背景知識。

最後，本研究將對傳媒的「消息人士」，主要鎖定晶圓跑線相關記者，進行焦點訪談，此為質性研究的範疇。本研究實際受訪人物計有四位：自由時報蘇先生、中國時報何先生、聯合報羅小姐及經濟日報盧先生等。此方法主要避免研究者被新聞表象所矇蔽，徒使研究結果難以反映真實情況。

然而，在選定受訪者過程，必求先行了解其知識背景，涉入「晶圓案報導」的程度為何自是關鍵。否則訪談內容縱使多元豐富，亦會因消息來源眾說紛紜，或其階層身分欠缺代表性，而難以概括事件全貌。

去年八月，在經發會揭櫫「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既定方針下，針對八吋晶圓登陸投資案，行政院於今年三月底作出決議，宣示『局部開放』的決策方案，並研擬多項「有效管理」的配套措施，爭議多時的晶圓風波自此畫下休止符。

回顧晶圓案爭議期間，正反意見激烈攻防的爭鳴景況，迄今讓人記憶猶新。其中扮演傳輸媒介的三大報，在就如此高度敏感性的公共政策，進行相關新聞報導及評論時，究竟傳遞出什麼樣的政策形象或意涵？他們是分別從自身設定的「新聞框架」出發？還是純粹反映所謂的多元民意？而其對政府決策又發揮了何種效用？

本文嘗試就各大報形諸於外的媒體印象，從事「新聞卸妝」的系列工程，經由「文獻探討—內容分析—深度訪談」之三部曲，以各種問題面向作為著力點，希冀讓點綴政策形象的媒體原形現身，具體拼奏晶圓案之於傳媒的圖像，並解釋其背後的運作軌跡，而處於媒介橋樑兩端的政府與民意，可否發揮協調平衡的槓桿作用，更是本文所要正視的「三角習題」。

在設定晶圓案作為新聞探索後，除搜羅珍貴的文獻資料外，決以今年三月份作一時間分野，廣泛蒐集三大報於爭論期間，就此重要議題所做的相關報導及評論，積極從事內容分析工作，並約訪四位媒體工作者，分別是自由時報蘇先生、中國時報何先生、聯合報羅小姐及經濟日報盧先生，在靜態分析及動態訪談的相互印證下，逐步拆解媒體建構的「新聞框架」。

就內容分析而言，是以新聞報導的版面配置為基準，探討三大報如何「編輯」晶圓投資案，再以新聞報導所佔的篇幅份量，約略評判各報「投注」的比重程度；並就文本內容的立論方向，描繪各報如何進行價值取捨？其間的基準又是如何確立？以還原「問題建構」、「政策論述」乃至「議題設定」的政策意象。

新聞評論的部分，將以各報社論、記者特稿及讀者投書為標的，輔以相關受訪者的認知經驗，分析各報如何詮釋或定位己身立場？相關路線記者從事報導評論時，究竟如何拿捏其所填充的言論內涵？是具備相當程度的專業自主性？還是有某股神秘力量在背後支配？而理當百家爭鳴的讀者投書版，又是如何來反映社會現實面，三大報與民意是如何來做互動？其對政府最終決策究竟發揮何等影響？

首先是針對自由時報，就其版面配置的情況而言，晶圓案相關報導是集中在頭版及焦點新聞版〈第二及第三頁〉。其中，前者在三月份的報導則數，總計達十八則之多；後者則是兩大頁全版報導，搭配跑線記者的特稿呈現。而其報導題材明顯著重晶圓案的負面影響，內容包含產業空洞化危機、資金枯竭化後果、人才技術流失、失業問題加劇、及國家安全基石動搖等面向。按照文本內涵來作判斷，前三者旨在凸顯開放晶圓登陸的「群聚效應」註1，將先逐步消融台灣經濟優勢，最終不利於產業升級轉型工程；後兩者進一步言明，資源先天不足的台灣，其生存命脈之維繫，主要仰賴優質人才及關鍵技術，尤其台灣晶圓業佔據全球重要版圖〈約七成七產值〉，是現今台灣經濟重心的策略產業，從戰略意涵而言，更是台灣政經安全的屏障註2，因而在與中國大陸往來時，即便是單純的經貿投資，也應當把政治因素〈如國家安全〉納入考量，何況中國大陸對我依然心存敵意。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時報在處理中國政經新聞時，題材多集中報導其朝不保夕的社會現狀，如官僚貪污嚴重、法令制度落伍、貧富差距深化、金融體系敗壞下崗工人失業潮及人治色彩濃厚等，致使台商登陸面臨巨大風險。因而，該報在報導晶圓案期間，除了將其對台灣之衝擊列為焦點議題外，更會去正視台商在大陸投資失敗的案例；從另一面來看，該報對始終留守台灣，並積極提升競爭力的本土企業，同樣提供相當報導篇幅，兩相對比的效果，或多或少是在言明，何種選擇才是台商永續經營之道。

上述背景不僅表現在該報新聞處理，更具體反映在社論撰寫〈第三頁〉及民意論壇〈第十五頁〉的版面上。前者可視作報社對此議題所抱持的基本態度，後者則涉及報社編輯如何區辨民意走向。自由時報為此申論指出，企業不該短視近利，貪求中國眼前的廉價土地及勞力，而將雞蛋集中在同一個籃子裡，一片商機無限的背後，其實夾雜難以估算的潛在風險註3，如此做法只是拖延產業轉性的時機，等到中國經濟逐漸壯大後，還是難逃被淘汰的命運。它甚至懷疑台商此等行徑，不僅牴觸全球佈局的實質內涵，甚或將全球化變相成為中國化，而使得台灣經濟遭遇中國強大的磁吸作用，現今貿易依存度高居舉世之冠〈將近兩成〉。對比台商台商大舉西進的熱潮，台灣正處經濟轉型的陣痛期，面對產業蕭條所致的生存威脅，該報主張政府優先改善投資環境，讓產業願意根留台灣，往提升自身附加價值的方向努力，而企業在海外設置據點，也不該視中國大陸為唯一出路，否則放任廠商不斷選擇出走的結果，終將拖垮台灣原本雄厚的經濟實力。

自由時報的「民意廣場」版面，雖然是取材自社會各界的意見，但大體上呼應該報申論的立場主軸，意即不該一昧「積極開放」，而忽視建立「有效管理」機制的必要性，因而版面配置幾屬『反對西進論』者。該版一貫主張：台灣在兩岸經貿往來中，面對的是對我有敵意的國家，更因滲雜諸多不確定性的因子，而造就「錢進大陸、債留台灣」的窘況，不如擅用經年累積的經濟優勢，維持自身運籌的自主性，才是台灣生存安全之保證。

開放並非如主張西進論者所說的，是台灣經貿勢力的延伸，不但無助於提升產業競爭力，反倒造成台灣經濟持續低迷的困境。因而，就算要進行開放，也不該競相投入中國，要以深耕台灣為主、全球產銷為輔，何況台灣晶圓代工自成一格的產業供應鍊，是現今台灣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政府在業界鼓吹積極開放的熱潮中，有必要思索台灣經濟之於全球的「戰略地位」，包含如何擘畫未來經濟遠景的課題。設若無從搭配有效的管理機制，會不會影響美日先進國家對我的技術轉移，甚至是國家安全層面的「友情贊助」？

綜合上述看法，自由時報對晶圓登陸投資一事，原則上是以謹慎保守為出發點，正因兩岸關係撲朔迷離，即便是單純經貿投資，也應涉入安全戰略層次的思考，所謂的「政經分離」說法，在此禁不起現實考驗。

較於自由時報對晶圓登陸疑慮甚深，同屬三大報陣營之一的聯合報，在就晶圓案所做的相關報導及評論，便提出另一套說詞供檢證。就版面配置情況來說，晶圓案僅在該報頭版「亮相」五次，內頁編排是把它放在要聞版〈第二頁〉、焦點版〈第三頁〉、綜合版〈第六頁〉及兩岸港澳版〈第十三頁〉，通常是選擇在特定版面呈現，所佔篇幅少則四分之一，多則全版刊載，很少會有連頁全版報導。聯合報晶圓議題重點，鎖定在擅用台灣高科技業現有的競爭優勢，透過資本市場的自由流通，先行至中國大陸卡位佈局，將其納入台灣的生產腹地。

從其文本內涵來看，聯合報抱持「經濟決定論」的自由主義，認為中國大陸後勢看漲，將逐漸成為世界經貿重鎮，其市場商機蘊藏無限可能，政府應當減少不當干預與管制，讓企業能自主依循市場法則，將勢力範圍延伸至中國，積極從事拓疆闢土工作。換言之，全球化已是不可擋趨勢，加上台灣與中國具同文同種的文化牽連，台資企業若能進一步搶得先機，不僅有利於台灣的生存利基，更可讓外資視台灣為前進大陸的樞紐，合組策略聯盟的夥伴關係亦將於焉成形。若從版面編排看來，聯合報是以報導台商登陸投資為著眼點，觀察政府有無落實經發會共識的決心，凸顯企業家利益與政府治理的微妙關係，而對於一些反對聲音的新聞處理上，該報仍給予一定篇幅註4，不過比例分配上，主要是依循開放途徑，較少觸及「有效管理」的層面，只有在記者特搞寫作時，會約略觸及政府決策過程，如何在開放與管理間尋求平衡點，各部門是基於何種立場〈職權〉而有不同考量，執政當局又是如何來調和各方利益。

聯合報在社論及民意論壇部分，其中心思想仍環繞「開放百利無一害」的主軸打轉，體認台灣因有地緣政治的牽連，何不擅用此求之不得的優勢，將台灣企業躍升為「交流平台」，一方面降低生產製造成本，一方面搶食龐大市場商機，先行卡位的結果，有助累積台商與外資競合的本錢。另從戰略高度來說，「台灣愈國際化，就愈安全」當台灣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時，台灣的安全係數自然提高。原因無他，屆時兩岸共同利益盤根錯節，中國大陸對台動武的成本相對增加，除非它願意甘冒經濟大倒退的風險。換言之，兩岸經濟整合的話，可以促進兩岸產業分工、加速台灣產業升級、降低台商投資成本、有利外商利用台灣作為跳板，甚至可以提升台灣業者在國內投資的意願，另一方面，兩岸經濟整合可以降低台海緊張，可以達到所謂的「以經促和」目標，兩岸的政治僵局自可走向和解。

聯合報藉此訴說，政府該當作為企業向外發展的後盾，而不是用綁手綁腳的手段，將其圍困在國內，讓其無法按「比較利益」原則，從事全球佈局與國際接軌的投資策略；一昧消極禁制的結果，只會讓企業另闢蹊徑，以其他形式登陸投資，屆時不僅政府威信掃地，整體產業競爭力亦將不保，不如依循市場經濟，讓企業自由進出，獲取豐厚利潤之餘，亦能保有回台奉獻的向心力，台灣的政經實力自然壯大，更可減緩兩岸緊張情勢。該報並認為反對西進論者，所倡籲的國家安全觀，早已不合時代潮流，是在用過時的意識形態，干擾單純正常的經貿投資。聯合報主張，所謂的台灣利益，不是限制具競爭力的產業「看守」台灣，而是應當積極進取擅用資源，『以彼有餘補己不足』，兩岸間絕非零合的競爭關係，垂直分工的經貿體系，熱絡交流的往來關係，正是台灣利益之所在。

該報民意論壇版面，大體上與其立場相吻，仍不斷陳述「多些開放，少些限制」、「政經分離」之論調，極力呈現現階段民意「讓台灣走出去」的渴望，認定政府不該成為企業經營的阻礙，要有逐「陸」中原的雄心壯志，協助企業解決登陸投資的問題。「我們不去，別人也會去」，不當干預的結果，只會讓台灣喪失在全球市場的定位，更無助台灣提升在區域間的戰略安全，最終恐有遭邊緣化之虞。聯合報讀者投書版雖側重於開放訴求，但在編排設計上，仍會呈現一些持不同意見者的聲音，只是相較於多數主張開放者蔚為風尚，這樣的聲音顯然落居下風，僅有點綴幫襯之效。

如果說自由時報和聯合報就晶圓案的立場表述，是位處天平相對兩端的話，中國時報恰介乎兩者之間。從其版面配置作一分析，晶圓案相關報導及評論大致散佈各大版，如頭版、焦點新聞版〈第二、三頁〉、綜合財經版〈第六頁〉及兩岸三地版〈第十三頁〉，編排形式仿若聯合報的翻版，固然正反意見揉合其間，卻是以開放論調為主題，報導台資企業如何及為何選擇西進，政府又是何從落實開放路線的經發共識，不同利益團體包括產業界、政黨、學者專家等，又是以何種態度審視政策變遷歷程；反對聲浪雖可見諸報端，但在其版面選材上，僅在晶圓案辯論如火如荼進行時，較有所謂『平衡報導』的並陳情況，除非是發聲對象動見觀瞻，如台聯與台教會等政黨或民間社群，始予相當比例的篇幅配置。中時記者寫作特稿時，較無既定的言論準則或方向，會因個別報導對象的立場歧異，而呈現正反意見同治一爐的景況，稍微調和往開放挺進的報導面貌。

再就中國時報的社論與民意版面〈第15版〉來看，中時採取『中間偏右』的姿態，一面希望政府以行動落實『積極開放』的承諾，輔助產業依循市場經濟法則，[Lance2]以中國大陸作為全球佈局的重要據點，靈活運用自身的競爭優勢，如製程技術和生產管理等。另外基於成本效益的最適分配，可將產能價值低的中低製程外移，台灣則保留研發設計的核心技術，形成兩岸產業垂直分工的互補局面，既維持本身的競爭力，又可盤據龐大市場版圖。

另一方面，中時在社論中亦會投注管理機制的問題，例如八吋晶圓外移規模開放幅度，資金、技術與人才流動要如何操之在己，在在該列入政策考量重點。而高科技業選擇大膽西進時，又如何呼應政府的相對投資概念，及早提升十二吋晶圓的量產技術，以讓台灣持續保有獨步全球的市場利基，從而化解反對論者，所謂產業空洞與資金排擠的疑慮。

就在中時主辦唯一一場集合產官學界的晶圓辯論期間，其社論即藉此言明，正反論者不必然會相互對立，只是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所做的推論結果自然呈現差異。設若站在經濟戰略制高點上，不論是從開放或管理面著眼，台灣利益如何在全球立足的問題，都是爭論雙方共同企求的最高目標，只是在實踐的程序上，呈現觀點歧異的論述旨意。此外，由於台商登陸投資的經貿活動，不免涉及兩岸現狀的互動情況，連帶使得晶圓案的討論，沾染濃厚政治意識對立的色彩。中時呼籲，諸如晶圓案的公共政策在內，各界應當抱持包容開放的胸襟，以理性成熟的思辨態度，深入分析相關利弊得失。該納入積極思考的是，如何在乘時趨利之餘，又可防杜負面效應的衍生，而非過度的泛政治化，將原本自然的經濟投資議題，渲染成高度複雜的政治爭論，徒然使社會耗費巨大成本，陷入循環內耗的惡劣境地。

中時順著這條思維理路，對於讀者投書的題材揀選，相當程度呈現兼容並蓄的面貌，讓正反論者皆有同樣的『申論』機會，不會刻意去選擇放大某一部分的聲音，更不會因為自己較偏好開放路線，而對抱持相異看法者的訴求，採取邊緣化處理的冷落姿態。其希冀讓不同觀點有相互印證的機會，俾便早已顯露分歧的民意，在晶圓議題上，謀求互蒙其利的最大公約數。

針對三大報文本內容分析結果，三大報就晶圓案所做的相關報導及評論，在偏好程度或議題取向上，都顯露相當程度的差異性。為了探求新聞背後的運作邏輯，拆解媒體可能加諸讀者的新聞框架，依照內容分析所涉入的問題面向，另行約訪四位媒體工作者，從事『主題式討論』的深度訪談。這四位受訪者分別是自由時報蘇先生〈主跑行政院〉、中國時報何先生〈主跑民進黨〉、聯合報羅小姐〈主跑海陸兩會〉及經濟日報盧先生〈經發會諮委、資深媒體工作者〉。

三大報內容分析結果，顯示媒介對於政治事件的報導，除了因程度不同影響到民眾的注重程度外；媒介會將論題『框架』出來，給予某種強調或標籤，媒介和其他利益團體之影響也在其間發揮作用，使得整個事件能夠成為議題〈蔡美瑛，1995：102〉。

例如自由時報在報導晶圓案時，較以戒慎恐懼心態視之，認為產業大舉登陸會對台灣造成嚴重衝擊註5，政府有必要思索如何建構有效管理機制。而中時及聯合在此議題上，較以審慎樂觀心態看待，認定全球化趨勢難以抵擋，主張政府放棄消極管制的圍堵政策，回歸自由經濟之功能運作，積極協助企業把握市場良機，將晶圓版圖延伸至中國大陸，以利進行全球佈局的營運策略註6。

從三大報在晶圓案之論據進行佐證，有助於突破『議題設定』研究中，原本用以分析媒介內容的內容分析。不再只是注重媒介對某個事件、論題的報導量多寡或版面位置，而是更深入媒介文本的內涵，探究新聞報導中對議題的塑造，以及媒介內容的偏倚，並進一步探討不同立場的媒介對議題塑造的影響註7。

惟論據分析雖從事實報導評論出發，並就媒介內容探討其表現，仍不免涉入研究者主觀的價值取捨，僅能粗略劃分不同媒體間之立場差異，這樣的研究歷程易淪於『靜態分析』，蓋難釐清媒體『操縱議題』的背後動機。因而所謂「動態平衡」註8之兼顧就顯得十分有必要，例如在談論媒體對議題塑造的影響前，深入探掘媒體工作者如何取材報導？或基於何種基礎析事論理？有無其他因素支配其工作信念？

而在晶圓案引發激烈爭議期間〈三月份為範疇〉，從前述媒介素材的比對分析，可發現三大報在此議題上各有堅持，但造成其所以如此的立論基礎何在？親身浸淫在此新聞事件的記者，又是如何來看待其所「框架」的問題形象註9呢？

自由時報蘇先生認為，自由時報何以強調『有效管理』的重要性，在於當輿論往開放傾斜時，就連身負決策重任的政府部門，內部也一直存在相當歧見，何況是早已陷入分裂的民意。因而在自由在做報導評論時，或從身負社會責任的立場，或基於言論市場的平衡，有必要凸顯其他不同聲音，讓政府就晶圓議題進行討論時，能兼顧到多元社會的言論走向，某種程度亦讓政府內部持不同看法者，藉此擴張決策的運作空間，不致全往開放的單一面向思考，更能周延評價政策方案的利弊得失。

蘇先生同時指出，媒體圈早知開放基調底定，自由時報質疑的是政府有效管理的配套措施何在？對產業西進可能的衝擊有無具體評估？如果積極開放真的是為了全球佈局，何以台灣對中國貿易依存度節節高升？他強調，自由時報不是反對開放，更非外界所指稱狹隘的經濟鎖國，而是質疑產業以全球化之名掩蓋中國化之實，將「雞蛋集中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違逆分散市場風險的生存法則。

相較於自由時報體認有效管理之於經濟自主的重要性，聯合報羅小姐說，聯合報主要著眼於「經濟決定論」，認定依循自由市場法則而全面開放，不僅能順應全球化趨勢，亦是在比較利益中謀求區域定位，最終有利於台海局勢的和緩，達成「以經促統」的政治秩序，而國家安全則被認為是過時的產物〈意識形態〉。

至於中時的觀點又是如何呢？該報記者何先生指出，就晶圓議題來看，中時在新聞比重的拿捏上，是介乎自由與聯合之間，在立論上雖傾向開放，認為政府應當尊重自由市場機能，產業西進投資有其現實面之策略考量〈全球佈局〉，過度干預結果反而弊多於利，但中時也會去重視管理機制如何建構的問題。對於民進黨政府上台以來的兩岸政策，基本上是抱持肯定的看法，同時鼓勵政府逐漸往開放路線前進。

然而，這是否代表媒體對媒介內容早已預設立場？用隱約成形的新聞框架註10去檢視晶圓政策呢？蘇先生說，就三大報在晶圓案之表現而言，報導過程自然有所謂人為因素的『主觀建構』，誰最接近社會真實卻是『相對客觀』的問題。

何先生則表示，三大報其實在言論或民意市場中，各自反映相當社會真實，也因而承擔一定社會責任，其間涉及價值取捨的問題難以是非曲直做論斷。

至於是何種因素支配新聞框架的構造呢？何先生指出，以高度爭議性的晶圓案為例，媒體選擇關注重大公共議題前，會先行在報社高層編採會議溝通討論，決定新聞題材的選取，以及媒介內容的呈現，譬如是要強調管理機制或凸顯開放意涵，還是兩者兼容並蓄註11。但這僅屬原則性的態度宣示，並不會去干預「前線」工作者的採訪報導內容，更不可能細緻地落實到版面標題的擬定。然而晶圓案相關路線記者在從事報導時，若其抱持的價值理念與報社立場相牴觸，他們又會如何來面對呢？

聯合報羅小姐表示，以她對聯合報晶圓議題的理解，報社並沒有特別對此召開編輯會議討論，或向跑線記者傳達相關訊息。換言之，聯合報涉入晶圓案報導的記者，在採集新聞內容上，握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不過何以聯合報在晶圓議題的版面呈現上，自始至終幾乎一致傾向開放，不同跑線記者難道沒有相異主張嗎？羅小姐說，聯合報負責晶圓報導的記者，普遍相信開放西進對台灣是有利的，因此在對新聞事件的認知或判讀上，皆顯露出高度的同質性。

不由得令人懷疑的是，如此具高度爭議性的新聞事件，在民意、政黨或階級間仍存在嚴重對立的態勢下，不論自由時報或聯合報社記者，如此幾近雷同的媒介內容，真的是記者專業自主性的展現？還是配合報社立論方向的結果？羅小姐強調，報社有其相沿成習的企業文化，記者在報導或評論新聞過程中，尤其像是爭論多時的晶圓案，會去觀察報社是以何種角度來看待註12，在上下相互交流反饋的作用下，記者無形中會去適應融入報社氛圍，終將此一意識符碼鑲嵌到內心，從而反映在其媒介內容的表現上。

蘇先生也提到，針對一般新聞事件的處理，報社記者的撰述空間相對彈性，但像捲入高度敏感的晶圓案，報社在處理相關新聞時，就會相對謹慎小心，也會適度去表達自身立場，因而記者寫作空間勢必受到程度不一的擠壓。在就相關事件做解讀或詮釋時，如果發現其主張與報社立論相左，可能較傾向採迂迴處置的態度，對此議題著墨的機會相形減少。

而主導報社言論走向的關鍵人物，又是何等的動見觀瞻呢？何先生說，三大報對重大議題的表態，相當程度反映報社經營人的理念，如中國時報余紀忠家族和聯合報王剔吾家族，長久對兩岸關係抱持「統合」的信念，希望加深彼此的政經往來，而自由時報林榮三先生則較傾向台灣優先，是以本土化認同為出發點。

如果說各報對晶圓案所採取的立場，或表現在社論撰寫或新聞處理上，以聯合報或自由時報的輿情反應來看，本該呈現多元民意的讀者投書版，為何會呈現如出一轍的論調，難道民意已走出爭議泥淖，並取得最大公約數？報社究竟如何「編輯」來自各方的民意？

何先生指出，三大報作為社會公器，在各自新聞版面表述立場之餘，讓民意論壇呈現及包容不同聲音，自屬外界對其合理之要求。惟報社在取捨民意時，仍會選擇從各自立場出發，而去選擇性詮釋或放大某部分的聲音，並聲稱代表所有的民意，只是各報訴諸或操作手段略有差異。而三大報予人的「刻板印象」，配合本文所做的內容分析，恰呼應此種既成事實。羅小姐與何先生亦不約而同提及，報社內部對晶圓議題並未經過充分辯論，論述過程稍嫌粗糙，到底是該開放或管理？利弊得失又該如何評估？若選擇積極開放，則開放的幅度、內容及時機要如何界定？如要採行有效管理，則究竟要管理到何種程度，才達到所謂「井然有序」的交流？

蘇先生則表示，守門人在接獲讀者投書時，必然歷經「篩選→編排→呈現」三個階段，其間便浮現所謂價值判斷或立場抉擇的問題，因而民意論壇未必能真實反映民意現況。他說，報社在編排該版面時，就輿論取向而言，不太可能出現牴觸其立場的言論，自由與聯合在這方面予人旗幟鮮明觀感，而中時民意版面看似多元，亦有可能是在以另一種形式，企圖說服持不同意見者。

至於什麼是真正的主流民意？抑或該如何來區辨所謂民意走向？經濟日報盧先生認為，按陸委會就兩岸經貿問題所做民調顯示，有將近六成的民眾認為，政府對台商登陸投資應採嚴格管制。他說，民意版面作為反應輿情的窗口，就算無法做到所謂機械式平衡註13，也要儘可能兼顧社會不同階層聲音，讓報社、民意乃至政府進行理性辯論、對話。盧先生直陳，各大報可藉一定篇幅宣示自己的立場，但在從事新聞處理時，有必要明確區隔版面『屬性』，像是理當呈現多元對比的民意版面，報社就不該將自己的主張加諸在輿情反應上。

何先生解釋，不同媒體各自反映一定社會真實，也因而擔負相當社會責任。所謂客觀多元的民意呈現，現實上並不存在，此乃由於媒體或基於價值取捨，或從議題設定的角度，僅就局部真實作主觀建構，至於接近完整的事實圖像，還是要交由民眾來拼湊。蘇先生亦表示，各報針對重大公共議題例如晶圓案，都會配戴所謂的有色眼鏡看問題，有意識地形塑特定議題言論，並表現在新聞版面之處理上。

媒體固為資本體制下的民營事業，其生存經營直接來自廣告營收，在選擇立場時會去考慮市場動向，但不容諱言，其亦扮演反映民情及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在公益與私利之間又該如何來調和呢？

蘇先生說，資本家在辦報時，都有他所欲追求的理想或目標，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裏頭，媒體好比商品標示，有自創品牌的屬性及包裝，就重大公共議題評論得失，清楚表達自身立場定位，至於能否贏得閱聽大眾青睞，應由讀者來做自主判斷後的選擇。羅小姐對此則持保留看法，媒體有其屢行社會責任的義務，將媒體視做商品交易的說法，似預設讀者皆有相同機會，花費心力接觸不同訊息來源，並比對篩選事實真相，從而享有完全選擇的自由。

盧先生則表示，三大報立論各據言論市場一方，傾向訴諸某部分的民意，自有其市場行銷策略的考量，但媒體不完全等同商品，還承擔社會公器的責任。就算將其視若商品，黏貼於商品上的標誌，乃為一種可信度的展示，媒體在報導或評論新聞時，豈能不格外謹慎小心？何先生表示，實際觀察三大報晶圓案的言論走向，不僅未能達成融合民意落差的初衷，反而加速民意的分歧對立，這是各報應當反躬自省之處，也是外界可公開檢驗、質疑的。

乍看之下，晶圓投資案本為產業觸角向外延伸的「圖強」策略，但因其活動範圍侷限對岸，在碰觸敏感的兩岸政治神經下，卻很「自然」地引發舉國上下的激烈交鋒。政府於三月底宣佈局部開放後，尖銳論戰的對立場景頓時煙消雲散，而當社會激情思緒漸趨沉澱的此刻，正是回頭來檢視晶圓議題的適當時機。身負傳遞訊息重任的媒介，究竟是從何種立足點出發？如何拿捏自身的言論尺度？三大報形諸於外的形象，如何與整體社會現實產生連結呢？其背後的思維又透露出什麼意涵？

何先生說，三大報在晶圓案所涉入的價值取捨〈主觀〉，顯然是奠基在台灣南北差距的結構性因素上〈客觀〉，其中有本質上衝突的階級利益糾葛；台灣走入WTO全球化大門後，隱約分歧的政經圖像逐漸浮上檯面，而開放晶圓西進案恰好提供了觸媒。例如北部工商企業力主加強兩岸經貿往來，此關乎產業永續經營的現實利益，但對中南部農業縣份而言，產業西進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在數年來傳統產業籠罩大陸熱下，對其所造成的生存威脅可見一斑。

盧先生指出，依照他在媒體界工作多年的觀察，像是俗稱的統派勢力，一直佔據新聞界龐大版圖，並掌控對國家重要議題的發言管道，卻與族群利益分配不成比例。像是經濟日報是以財經報導為主，自然較會去關注企業利益；聯合報因意識型態上偏統，對兩岸政經接觸多所著墨，反映中上階級意念；自由時報則堅持本土化路線，較貼近社會底層聲音；中國時報的面貌較為模糊，但整體風格仍偏向尋求兩岸和解途徑。

羅小姐則提到媒體與民意交互作用的影響。她說，三大報訴求的定位符合行銷策略，因為其各有一定的市場支持力量，也反映了不同的光譜序列〈統獨〉，於是在普遍安於所屬版塊，害怕喪失原有讀者群的情況下，三大報遂構築了僵化、凍結的媒體生態，「兩極對立的板塊擠壓始終抵銷往中間移動的力道」。

蘇先生認為，平面媒體在處理兩岸新聞時，其實呈現了強烈對比。他說，三大報在晶圓案的言論尺度，十足反映了對中國大陸的好惡。中時及聯合在政治理念上傾向一致，皆希望兩岸往統合的道路前進，加上兩大報在對岸都設有駐點採訪，經貿開放有利其拓展中國市場，因而在報導或評論有關中國政經問題時，會出現所謂言論限縮的情況，較不願去碰觸敏感議題〈負面消息〉。反觀自由時報則較無這方面的顧慮，其認為中國對台〈政軍〉威脅始終存在，並不因為經貿交流熱絡而和緩，台商西進投資有必要仔細評估風險，不能輕忽中國內部諸多不確定性。

綜合上述，三大報在晶圓議題上所顯露的分歧觀點，除了各自代表特定社會階層的聲音註14，予人有所謂偏差動員的印象註15，以使某些聲音或利益較易進入決策系統中，並排除其他聲音或利益的參與管道；更反映其對台灣未來發展的觀察視角，或說是與兩岸分合關係產生連動。因而在評析三大報的新聞處理時，內部民意的逕渭分明固然是一大關鍵〈下層〉，但「中國結V.S.台灣結」理念認同的發酵與蔓延〈上層〉，究竟如何左右報社對兩岸議題的建構？是否影響旗下新聞記者在專業判斷的認知？同時又反饋在其報導評論上？顯然也有必要等量齊觀。

Reese指出，媒介議題設定研究，傾向於探究規範化和意識型態的問題，例如，媒介議題內容中被反映的是誰的價值？鎮壓了誰的看法？在議題中會呈現那些價值？而傳統的民主多元模式，則遮蔽了普遍存在的權力關係〈參考註18〉。

在資本主義與多元政治結構中，個人利益的維護經常是透過集體組織如政黨、壓力團體或策略聯盟等方式進行，將政府視為主要權力來源的看法，實際上忽視了其他社會組織的存在，也忽略了經濟結構因素對媒介的影響。特別是媒體與其他工商企業產權結合，造成媒介所有權的日益集中、市場壟斷與資訊商品化的結果，已經威脅到個人表達意見的自由，亦即產品多元化不一定能帶來足夠的意見多元化。

從三大報晶圓報導版面所佔篇幅，可見此一議題深受重視的程度。但若冷靜探究晶圓案的發展歷程可發現，媒體基於社會公器的本分，復加外界對它投射的角色期待，自然驅使其關心重大公共議題；然而媒體對該議題所建構的問題意識，一方面是由於它的媒介功能或社會網路位置，使它較閱聽受眾容易接觸消息來源，另一方面又決定於它在處置相關新聞時，針對價值判斷或利害關係所做的權衡。

兩者堆疊所鋪陳出來的軌跡，反映媒體對公共議題的操作邏輯，猶如置身在權力關係競逐的場域中。以晶圓案為例，在這權力場域活躍的，除了三大報發揮本能「選擇性介入」外，不論是政黨與企業家等色彩鮮明的利益團體，或是以旁觀姿態自居的學者專家，都共同捲入了決策「黑盒子」的利益整合過程註16。

透過文本內容論據分析，在三大報晶圓案報導中，最終對決策發揮扭轉效果的，是在「局部開放」政策底定前，台聯與台教會互為側翼的攻守教戰，經由縝密細緻的議程設定，並成功動員有限人力及資源，積極對行政部門展開遊說工作，從而使政府決策時程一再延遲註17。

多元論者主張權力是多元、分散與相互制衡的，而人民的利益可透過自由結社的團體力量來追求，因此，多元民主的政治過程，即是建立在代表不同利益的社會團體，彼此之間相互競爭與妥協的基礎上，各種社會團體都有相同的機會去影響政府決策，政府決策則是社會中利益團體競爭與協商的結果。但少數強大經濟利益團體更與相關政府部門結合主導重大議題決策的方向，特別是在某些重要經濟政策上的合作，形成所謂的統合主義註18。

蘇先生說，自由時報質疑政府管理成效的問題時，台聯黨或是台教會主導議題呈現的行動，造就媒體與政治相互援引的微妙關係。但媒體與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關係都是一時的，只能說在看待晶圓議題時，兩者的理念訴求較為接近，某種程度更反映了社會原本存在，卻一再被忽視的聲音，交互作用下迫使政府去正視管理機制的重要性。而在立院佔據相對多數的國親兩黨，卻在晶圓爭議期間選擇噤聲，與其一貫要求政府積極開放兩岸經貿的形象不符。蘇先生認為，這與政黨政治之相互競爭有關，以泛藍軍為首的在野黨，顯然不願對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產生加分效果。

在晶圓案爭議期間，除了包含台聯黨在內的利益團體，透過形塑具體內涵的政策論述，並經周延可行的議程設定，對最終決策方向產生修正作用外，四位接受訪談的媒體工作者一致指出，三大報在晶圓議題的報導評論，對於政府決策流程及結果，均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何先生說，政府決定兩岸經貿走向開放，達成中時及聯合一貫的基本主張，但可能跟兩大報原先預期的幅度顯有落差；就自由時報來說，其疾呼建構有效管理機制的必要性，也確實反映社會相當民意對開放政策的憂慮，連帶使政府決策方案有所修正。

歸根結柢，三大報就晶圓案所從事的議題動員，不論從過程或結果來審視，一方面各自匯聚了可觀的民意基礎，讓多方勢力在決策流程中競逐；另一方面雖不見得成功主導議題設定，卻也在報導評論過程中，有效形塑政府決策的政策意象，成功將己身問題建構載入議程，並反映在政府最終決策輸出上註19。

因而，基於台灣步入民主鞏固的體制轉型階段，扮演第四權制衡角色的媒體，早擺脫單向傳輸〈上往下或內至外〉的宣傳辭令。凡就重大公共議題進行探究時，其對政策議程的制度化操作，已是不能不加以正視的關鍵環節。伴隨民眾、政黨、企業家與學者專家等利害關係人的直接投入，這股以媒體為操作介面的自發性動能〈下往上或外至內〉，已解構傳統上「決策定於少數人」的刻板印象註20，多元民主為典型的決策場域正蓄勢待發，媒體與政治的策略互動業已浮現此一輪廓註21。

喧騰三月天的晶圓案雖已畫下句點，斑斑鑿痕卻依然觸手可及，並遺留許多可供檢證的想像空間。針對三大報所從事的系列「卸妝」工程，可說將媒體加諸晶圓案的新聞框架逐步支解；其中最重要的構造切面，凸顯晶圓藍圖終究是「政經一家親」，其複雜程度源於彼岸的「動機不明」，風險評估自然難採「政經分離」。

去年八月，經發會決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指導原則，漸次拉開晶圓議題檯面化的序曲，從政策綱領到具體措施的擬定，早已為經貿事務政治化埋下伏筆。本文對三大報的內容論據分析，搭配媒體工作者的言詞佐證，政府主導晶圓議程的階段性任務，背後的成因其實不難理解。

首先是兩岸先後加入世貿組織，全球化潮流料將鋪天蓋地而來，機會與挑戰可說一體兩面。此間台灣政府首當其衝的優先課題，是如何將漸趨傾斜的兩岸經貿秩序稍加調和，維持在操之在己的空間範疇，而非讓無可預期的外溢效果，消融台灣政治帷幄的相對彈性，甚至是對兩岸終極目標的抉擇自由。

再就晶圓案而言，率先發動議題攻勢的，自屬著眼於西進市場誘因的科技廠商。他們所撥弄的如意算盤，乃是擴充勢力範圍的考量，欲將台灣獨占優勢的代工技術，延伸至晚近崛起的中國大陸，透過吸納龐大腹地資源，以站穩市場利基；深層目的是要藉由台灣與大陸親近的地緣關係，加上同文同種的血脈連結，積極順應全球化潮流，將台灣轉型為世界「前進大陸」的樞紐，透過這一層互動，以外貿為導向的本土企業，得持續挹注技術、資金及人才，從而在區域經濟版塊移動中尋求定位。

正因為台灣的晶圓代工享有技術優勢，佔據將近八成的全球產值，使它成為世界倚賴甚重的資訊供應鏈，尤其在兩岸綜合國力懸殊的情況下，無形中更對台灣的安全戰略提供保護傘〈矽屏障〉；因而台灣對它的價值估算，就不能僅從經貿利潤去思考，必須提升至更上層的政治高度，「國際連結」不免就涉入晶圓案的議程操作。

換言之，政府在評估晶圓議題時，除了須考量西進佈局的豐厚利潤外，從兩岸經貿往來經驗顯示，其對台灣經濟的負面效應更不容忽視。如經濟安全層次的產業空洞、失業危機與資金技術外流等問題；國家安全層次的中國對台威脅、台灣政治自主乃至國家前途保障等問題。

「中時與聯合兩大報的關係好比照鏡子，她們相互看著對方長大，妳是什麼，我就要是什麼；自由時報加入後，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它同樣看著兩大報長大，她們是什麼，我就不要是什麼」羅小姐如此形容三大報市場定位。對應本文對三大報的評析，無疑說明了三大報形諸晶圓案的立場差異，實有其意識糾葛的歷史淵源，而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論〈認同分歧〉更提供了它滋長的溫床。

本文設定「新聞卸妝」為主題，再以三大報作為觀察對象，進一步拆解八吋晶圓案的媒體框架，對平面媒體所得的初步印象有三：意識型態的對立、選擇性謬誤與言論市場失靈。映照在台灣現實社會環境下，將其統稱為多元民主下的偏狹媒體。

首先是意識型態的對立，三大報凡涉兩岸事務的新聞處理，皆顯露其對兩岸未來分合的政治信念，它可以轉化在經貿政策的探討上，亦可以延伸至對特定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支持上。拿晶圓案做為切入點，中時及聯合是以「開放路線」為議題焦點，從事問題建構與政策論述，藉由兩岸先後加入世貿之大好時機，籲從加速全面整合兩岸經濟著手，以緩和政治意識上的對立情勢。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塑造兩岸統合的政治新架構，因其中心思想偏好「未來一中」的遠景，加上看好中國崛起的政經現實，認定台灣在地緣文化關係的牽引下，並沒有與其分庭亢禮的本錢，有必要採行某種程度的妥協及讓步，例如避免以本土化訴求〈台灣民族主義或兩個國家〉刺激中國民族主義〈一個中國之領土主權觀〉，轉而接受兩岸為「一個國家、兩個地區」的歷史事實，經濟相互依賴有利雕塑共同利益，和平演變的「民主中國」是其最終目標。

自由時報的觀點則與兩大報相左。它希冀以建立台灣主體性為優先，認為不該對中國崛起存有虛幻，因為其間有太多深不可測的變數〈人治壓倒一切〉，台灣有必要與中國保持距離，任何往來都須建構在「對等尊嚴」的基礎上〈兩個國家並存〉，並以「有效管理機制」為核心要素。台灣的國家安全仰仗政治民主與經濟獨立，全球佈局絕非以中國為唯一對象，而是要加深與國際盟邦的政經連結，凸顯台灣在地緣政治的戰略意涵。它認為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結果，會使台灣喪失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何況中國對台威脅並不因經濟交流而稍減〈外交圍堵與軍事壓迫〉，兩岸分合須取決於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是其終極關懷。

其次是選擇性謬誤的問題。三大報在晶圓議題的訴求，大體上反映其對兩岸前景的視野，並將此信念投射到新聞專業的報導評論上，只是在程度及手法上有所差異。例如記者採訪寫作雖有一定自主性，一旦涉及兩岸事務的議題，往往侷限於報社預設的統獨框架，新聞素材的呈現，僅屬於主觀建構的局部真實，充其量也只是「接近」既成事實，因為它有所謂價值判斷的取捨〈守門人編輯〉。

而三大報讓人詬病的地方，不在於它們選擇性的觀點呈現〈社論〉，因為若從媒體為社會公器的角度來看，媒體有責任表明立場抉擇，以提供讀者檢測公共政策的問題意識。但三大報卻將立場抉擇的範疇，外溢到新聞報導的版面配置上，將其偏好的政策選項，透過有利於其主張的議題動員〈偏差動員〉，建構選擇性謬誤〈詮釋〉的政策意象，讓讀者僅從其所提供的面向看問題，對政策變遷極易產生認知上的偏誤，而缺乏洞悉政策內涵的穿透能力。

最後是言論市場失靈的現象，造成政府、民意與媒體間「交易成本」的上升，連帶影響決策品質的控管。針對晶圓西進與否的爭辯，三大報的立論主張，各有其市場上的賣點〈讀者支持〉。從政策討論程序來看，民主政治標榜「由下而上」的理性決策機制〈分權〉，任何公共政策辯論本該有社會多元聲音的「駐足」，何況是關係重大的兩岸經貿問題，除有助政策制定進行周延的風險評估外，更可增加政策執行的正當性，而媒體正好提供訊息轉介、交會的功能場域。

但若從決策輸出結果〈政策目標〉來看，整個晶圓案的討論過程，其實是虛耗不少社會成本。有形損耗諸如政府決策流變〈從討論、研擬到執行〉費時一年半載〈時間成本〉，政策受益人〈如企業家〉原本預期的利潤回報，尚須扣除為此投入的巨額沒入成本〈遊說行動、動員支持〉；無形損耗諸如政府為此議題陷入兩難局面，動員可觀人力資源調和正反勢力的僵持，原本有限的政策負載量漸趨飽和，而無暇將注意力投注其他公共事務，讓潛在政策受益人蒙受程度不一的損害；其次，社會階層競相「聚焦」晶圓案，排擠其例行活動的正常運轉，其實是對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抵銷〈經濟效益僅為其中一環〉。

再就三大報所提供的媒介效果而言，其預設的意識框架，不僅主導對政策形象的建構〈報導評論取向〉，更選擇性助長或抑制部分民意〈讀者投書熱線〉，易使民眾對政策意象產生偏差性認知，帶動政府花費在政策溝通的成本遽增，政策內涵的填充難免淪於利益妥協，終讓原本可欲的決策成果打了不少折扣。

言歸總之，多元鳴放的言論市場雖屬常態，但媒體先天意識〈各持己見〉卻分化民意對政策的支持，加上後天操作「多數V.S.少數」的區隔對立〈創造性破壞〉，. 導引政策論辯走向「民粹政治」型態，除扭轉政府既定的政策方針外註22，更讓潛在理性意見墜入「沉默螺旋」場景註23。

本文就三大報所從事的「新聞卸妝」工程，很明顯地驗證了一個經驗事實：在台灣存有認同分歧的客觀條件下，三大報形諸於晶圓議題的偏差動員，自然地在言論市場中各據一方，並儼然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從這樣的背景脈絡出發，不難理解媒體在面對外界質疑，其報導評論經常預設立場〈配戴有色眼鏡〉，或是有特殊偏好時，往往能「挾民意以自重」；因為他們所作的市場行銷策略，只是直接反映讀者的心理需求，並獲致一定程度的認同基礎，否則何以其招牌能夠屹立不搖？

媒體如此淡然的輕鬆應對，其實是將問題丟回了顧客：如果顧客不肯賞臉，他們哪有生存空間？但三大報與讀者間的市場交易，真的是一般所泛稱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嗎？讀者真的是在資訊充足，且握有完全的選擇自由下，作出獨立判斷，去選購一份符合自己期待的報紙嗎？有沒有可能是在資訊不對稱註24，或是在選擇性〈替代性〉有限的情況下，為了要獲取一定訊息，不得不作出無奈的抉擇？當然，這必須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先成立：「假設大多數讀者都是理性的。」

台灣言論市場機能所以失靈，有很大的一部分要歸咎於先天結構不良：如國家認同分裂與區域發展傾斜，外加後天失調：市場交易價格低廉，消費者可能囿於無知，或不願正視「言論扭曲」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政策風險〉，以為在訊息多元充足的情況下，自然會有能力去比對分析，未必會被牽著鼻子走。兩相作用下，一般讀者卻付出比市價還要昂貴，卻無法具體量化的交易成本〈外部成本〉：認知偏差的危險陷阱〈情境〉。晶圓案所激化的意識對立可供佐證。

如此僵固的市場環境，除非有強大的誘因引導變革，否則對讀者而言，唯一可以使得上力的，就是「貨比三報不吃虧，不怕貨比貨，就怕不識貨。」

林文益譯〈Brian McNair原著〉，2001，「政治傳播學」，台北：風雲論壇。

李茂政，1993，「大眾媒介與社會聯結─新聞的生態學」，傳播與政治，世新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學術系列，第二號：１０１－１３９，台北：風雲論壇。

翁秀琪、許傳陽、蘇湘琦、楊韶彧與葉瓊瑜合著，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

蔡美瑛，1995，「議題設定理論之發展—從領域遷徙、理論延展到理論整合」，新聞學研究，50期：97~124。

陳一香，1999，「媒介多元化意涵之初探」，新聞學研究，58期：141~169。

註1台灣晶圓代工業可分成上游研發設計、中游製程技術、營運管理與下游封裝測試，為緊密相連的高科技生產聚落；反對西進者擔心，一旦八吋晶圓廠輸出後，會產生產業連動影響。

註1 從上游的研發設計、中游的製程管理技術、再到下游的封裝測試，為一完整代工生產流程。

註2 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引用美國新出版〝矽屏障〞一書指出，高科技業是我國重要的戰略物質，更是國家安全的〝矽屏障〞，不能輕易外流到敵對國家。詳情見自由時報91年3月30日3版。

註3 諸如官僚貪污嚴重、貧富差距擴大、人治重於法治、未建立透明會計制度及不放棄對台動武等干擾自由市場經濟活動之負面因素。

註4 譬如明確主張反對晶圓西進的台聯黨，曾質疑政府只顧積極開放，未做好有效管理的措施。甚至為此聯合包括台教會在內的多個民間團體，不惜走上街頭表達不同聲音，相關新聞請見聯合報三月份各版報導。

註5 包括產業外移造成資金排擠、失業增加與競爭力下滑等經社問題，甚至危害我國以〝經濟自主〞為安全戰略的地緣政治。

註6 聯合報曾多次在社論中言明，隨著兩岸經貿熱絡交流，不僅能提身台灣產業競爭力，扮演所謂〝台灣平台〞的跳板功能，更能和緩兩岸緊張的政軍情勢，甚至參與〝和平演變〞中國的行列。詳情請參酌聯合報91年3月份相關社論。

註7 媒體報導上的論據有價值取向，只呈現與報紙立場相符之證據。媒介扮演〝再製〞的角色，意圖維持既存的價值體系，而不是去改變它。請參酌蔡美瑛，「議題設定理論之發展」，1995：106。

註8 三大報由於是平面媒體，與外界互動完全形諸文字，其內部作業猶如一“黑盒子”，閱聽大眾泰半難窺其全貌。但基於報導評論涉及記者之專業認知或意念，在探就各報“晶圓案”言論取向時，不妨將研究觸角連結至記者的角色扮演，以對媒介內容之評判提供有利支持。

註9 由問題建構所形塑出來的問題形象，對於批判的動員和變遷的支持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會制約政策建議之方向。至於哪一種建構方式能成為主流論述，牽涉到政策內容的設計方向，該政策問題的未來命運、不同團體的利害關係及政治勢力的分配態勢。而居間傳遞政策訊息的媒體如何涉入其中，更是政策網路形成的關鍵所在。請參酌林水波，「公共政策新論」，1999：119~120。

註10“框架”是個人對事件或資訊的「設定、感知、辨識和標示」的工具。請參酌蔡美瑛，「議題設定理論之發展」，1995：107。

註11 三大報之立論反映其各自的偏好〈管理V.S.開放〉，版面配置所呈現的是比例輕重之分配。

註12 例如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或黑白集〈小社論〉，通常是經由主筆群討論下筆的。例外總編輯在做新聞處理時，如何取捨議題走向，同樣能夠反映報社對此問題的思維。

註13 以晶圓案來說，可按民意比例〈贊成、反對或其他〉的客觀呈現決定版面篇幅之配置。

註14 多元意見的呈現在民主社會本屬常態，但三大報選擇性放大部分民意的結果，產生了所謂〝過度代表〞的現象。亦即其所訴求、動員的議題理念，往往立足在特定地域或個別階級利益上，卻以為可等同於整體社會利益。三大報在晶圓案浮現的輪廓，基本上是沿著統獨意識〈國家前途〉之界線，族群利益則較不明顯，因為西進廠商或相關領域人才遍布各族群。

註15 一種結構性的權力，旨在控制行為者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及類型。當媒介凸顯某些爭議性問題時，不但會影響民眾對此一議題的重視程度，也會影響到民意和意見表達。請參酌林水波，「公共政策新論」，1999：328。

註16 回溯經發會開議期間，攸關兩岸經貿關係的政策議題，相關小組討論成員除政府官員為當然代表外，以企業界為首的利益〈壓力〉團體，可說佔據最大比例，其在競逐或設定議程的影響力自是可觀。其他共同出席者除學者專家享有一定發言權外，少數勞工代表之聲音相形微弱，這可從經發會所做決議的相對獲利者來做檢視。而媒體代表雖也居少數，但決策訊息皆由它來傳遞，配合它對議題設定的臨場感，使其佔據一定的發言份量，這可從三大報之報導評論獲得驗證。

註17 從三大報晶圓案三月份報導，可發現朝野政黨或民間團體中，對此議題最關注的莫過於台聯及台教會，偕同拜會包含經濟部在內的政策主管機關，甚至曾經發動為數眾多的晶圓街頭大遊行，迫使政院秘書長李應元及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出面回應。這股反對聲浪使政府明顯感受到民意壓力，原本預期往積極開放偏斜的經貿政策，在未能有效化解反對西進者，對管理機制成效之疑慮下，不得不更弦易轍，修正為小規模低度開放的政策底線，並須符合四大登陸投資原則。

註18 一種屬於結構面向的權力，經常迫使一些弱勢團體無法進入決策過程，巧妙的排除了可能的挑戰與威脅，造成優勢團體主導民意及社會價值的現象。請參酌陳一香，「媒介多元意涵之初探」，1999：148。

註19 在政策議程方面，〝公共注意力〞是一種稀少性資源，各個政策議題必須透過公共場域的競爭過程，才有機會分配到一些注意力，此因每一場域有其問題裝載量。在特定場域中如媒體界，各種問題歷經被討論、界定、篩選及包裝的程序，最終才呈現在社會大眾及決策者的面前。請參酌林水波，「公共政策新論」，1999：102。

註20 政治學對民主政治的權力運作，曾出現所謂〝寡頭鐵律〞的概念，指稱民主政治在理念上雖標榜共同參與，不同利益代表團體皆可在政策制定過程發抒意見，但最終決策結果仍由少數當權者定奪。請參酌呂亞力，「政治學」，1995：245~246。

註21 以三大報為例，對晶圓案所採取的立場，除反映報社高層之理念外，亦分別傳達其市場支持者的意見，而其所作的議題設定不僅反饋在版面呈現，也主導不同〝利益關係人〞涉入議程的深淺。對政策拍板者而言，媒體對議題界定的模式，不僅會影響閱聽受眾之於政策的觀感，更迫使決策流程更加透明化，引發正反論述者投入議題動員，爭取達成有利於己的主張，最終對應到政策品質與結果輸出。媒體、民意與政治〝隱性〞的微妙互動不難想見。

註22 媒體與政治的策略互動，一方面傳達政策理念意旨，一方面又引導民意發散。前者讓民意知悉政策影響層面，吸引不同代表利益團體的介入；後者讓政府明瞭民心向背，對政策內涵從事合理評估。本文前段對三大報的論據分析，從晶圓案決策時程延宕到政策目標的修正，可見其對政府決策輸出發揮一定影響力。

註23根據傳播學的〝沉默螺旋〞理論，人都有害怕被孤立的心理，也有觀察環境中意見分配的能力，當人們發現自己的意見與環境中的強勢意見符合時，公開表達的意願高，反之則低，導致強勢意見愈強、弱勢意見愈弱。從經發會參與成員可知，勞工代表可說是被決策體系遺忘的〝孤兒〞，與實際的人口比例顯有落差；佔據發聲管道的強勢意見〈如企業家、管理技術人才〉蓋過弱勢意見〈底層勞工〉，當時體制外勞工團體的抗議場面其來有自。

註24 資訊不對稱指涉，市場的一方較另一方掌握更好的資訊。它會對市場交易造成兩種效果：一種是交易前的〝逆向選擇〞〈買賣失敗導致市場消滅〉，另一種則是交易後的道德風險〈如商品出現瑕疵〉。媒體與讀者互動的言論市場，媒體恰站在資訊優勢一方，讀者則位居相對弱勢，形成另一種資訊不對稱的景況。詳情請參考沈中華：「論諾貝爾經濟學獎與資訊不對稱」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