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說六七---恐左意識底下的香港本土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潮」之評析

陳俊升（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前言

「論說六七---恐左意識底下的香港本土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潮」這篇文章主要是意圖由香港的歷史來描述存於香港之內的各種意識型態、權力與社群的輪廓，尤其是對香港本土主義的批判以及左翼組織思想的關照之主張，以突顯屬民史學的研究在香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然文化有其複雜的動、靜態組成因素，使人難以一窺全貌，所以何況是對香港文化的論述或研究，更是無法做到窮盡與周延，所以本報告試圖由「論說六七」一文脈絡的閱讀中尋求一些論述的爭議點--「香港的殖民性」、「第三空間」、「論述、社群、權力」、「屬民研究」等四個議題，並以約同時期的其他香港文化研究者之作品論述觀點（主要以周蕾的寫在家國之外）來評析這些爭議點並嘗試與孔先生進行對話，最後再提出筆者對於兩篇作品對香港後殖民論述的意涵之綜合看法與意見作為本報告的結論。

一、關於「論說六七」一文的理解

孔誥烽先生，一個香港學者的身份以此文來論述存在於現今香港三種意識型態---香港本土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左翼思潮之間在歷史演變的脈絡中如何的相互矛盾、衝突甚或轉化與共謀。在1997年結束之後，香港各階層的住民都必須面對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尤其在回歸到中國後的香港人，不得不重新檢視香港人身份在過去、現在的實存圖像以及未來可能的想像。當然正如Anderson（1983）所說的，建立民族身份絕非原始自然的事情，民族性往往是不同菁英力量人為地建構做出來的想像。所以對香港人來說，這種身份想像的尋找與建構也是由不同權力所交織而成的，故「論說六七」一文除了論述了三種意識型態與香港的關係之外，也討論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以及處理各種權力交錯下的階級問題對香港的影響。

首先，孔誥烽先生認為現今的香港本土主義身份認同的形成脈絡是發於1967的暴動而逐步的發展而後壯大於今日，其內含的組成因素最主要是受到資本主義影響下的人民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等等所構成，據此，這樣的身份認同當然與中國的國族主義不僅不相容而且還背道而馳，所以孔誥烽先生才會以「本土主義對抗本土主義」為首標來論述現今香港意識型態對抗的問題。

「論說六七」一文是以香港本土主義為對立點論述而成的，所以文中不僅對香港本土主義抱持負面的看法，也對持香港本土主義為主要論述的學者如周蕾等人諸多批判，孔誥烽認為有關香港本土主義的研究方式根本談不上「屬民」，持香港本土主義的學者只是在使香港本土主義成為另一種的「港式沙文主義」，這樣的沙文主義不僅壓迫了香港內部的其他聲音，同時也露出了向大陸進行資本主義殖民的野心。

其次，孔誥烽先生以香港「工聯會」這個親中共組織在香港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如何的由「中國定位」轉移至「香港定位」，如何的呈現出雙重身份（愛國者與香港人），並將隱含輿論述中的工人階級身份納入工聯會之中，推導出工聯會三重身份的矛盾形構（也是三重意識型態的形構）：

                         轉化

  愛國者（中國民族主義）-----------------------香港人（香港本土主義）

                              壓抑

                                     工人階級（左翼激進主義）

    圖中的壓抑是指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草根市民）所受到的民困與諸多社會不平等；轉化之意涵，則為六七暴動後因香港人對左派及中國的恐懼而致使香港本土主義意識抬頭，成為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方式。當然在這背後所隱含的便是有關階級論述在轉化的過程中將消失於無形，這也就是孔誥烽所說的香港本土主義壓除異音的內部殖民化過程。

    再者，孔誥烽在「香港本土主義與六七創傷」一節中試圖闡述存於香港的各種意識型態如何盤根錯節的於六七暴動事件的這個時間點上，也描繪各種意識型態在通過這個時間點之後各種權力消長的系統輪廓。六七暴動事件有其內外在形成因素，有社會內部階級的鬥爭，也有中共文革蔓延的星星之火，也有殖民政府諸多不合時宜及道理的政策等，也就是因為包含了眾多複雜的因素，是故各種意識型態及其權力因各種利益關係而從中吸取對己有利的因素，已獲取香港人的認同，最明顯的就是香港本土主義抬頭，以及工聯會態度的轉變（由激進到保守，以民主視野取代鬥爭觀點）。

    再把討論焦點置於工聯會上，工聯會會如上述討論所言那般，背後是有許多因素交互形成對其產生影響的，除了在香港本土主義意識抬頭以及為獲得香港人的接受外，另一個因素卻是產生在香港本土之外，也就是中共對於其主張的社會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產生轉化的現象（轉捩點為七二年的中美建交），毛主義式的激進社會主義已逐漸淡化，接替而來的是一連串的與現代化、西化、資本主義化論述漸行漸進的新的改革開放式的中國社會主義。這對香港的工聯會以及其他左派組織而言，猶如折翼之烏，套句孔誥烽的說法便是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左翼激進主義的脫鉤」，其實這也是兩個非等同的邏輯互斥後的結果，即「新中國--民族自主--社會主義」邏輯被香港人排除於「港英--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外。

    除了工聯會之外的其他具有左翼色彩的組織，有些則如工聯會般產生態度轉化的現象，有些則不斷的受到論述空間的被壓縮而逐漸的邊緣化，這在孔誥烽看來，都是一種損失，亦即香港人喪失了一種能表述（articulate）階級不平等的有利措辭。就是說能呈現出工人階級主體位置的「階級矛盾」論述被「中港矛盾」論述所取代，人們不再關心也不敢關心「階級矛盾」論述，因為「極左」的帽子誰也不敢戴，誰都不想成為「他者」，這樣的信念不僅成為香港人集體意識的一部份，甚或漫延至亞洲的其他新興工業國家，這在孔誥烽看來又是所有亞洲勞工階層的另一種不幸，勞工階層的訴求本無罪，但一旦被標誌化為左派一員之後，將受到各自國家機器、菁英階層所抱持的本土主義、反左主義所攻訐、壓迫以及刻意忽視勞工所應有的權益。

    最後，孔誥烽認為他欲以工聯會為例，就是要直指在中港二元對立的論述框架中的裂縫所在，同時帶領眾人一窺裂縫中被抱持香港本土主義的香港人遺忘已久的階級論述聲音，這個聲音應使其還原並發聲，讓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得到重現，即使是局部的也仍具意義。至於作法就是貫徹屬民研究，建立屬民的史學，也就是對本土主義意識型態的裂縫大加顛覆，肆意解構，讓久被壓抑的聲音得以解放，其他屬民主體（subaltern subjectivities）得以重現。孔誥烽先生也提醒我們，真正的屬民主體是無法終極界定的，所以應該像Gayatri Spivak所講的，屬民主體的多重呈現更有意義於屬民主體的終極界定。文末，孔誥烽先生認為批判是永不止息的踐行，無論其對象是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甚或本土主義，也因此孔先生才會在文末做了一個沒有結論的結論。

二、「論說六七」一文中的幾個可議性論述--以「寫在家國之外」觀

     點為例之評析（含筆者的看法）

寫在家國之外（diasporic），是由周蕾的五篇作品所組成，每篇內容雖然不同，但寫作的意圖都是藉著一些涉及香港的文化現象，去討論一些不止於香港的理論性問題。意旨並非是用論及的例子去代表或概括香港文化，而是希望為香港文化做出較公道的分析，反思時下佔主導性的種種觀念---像懷舊、後殖民、革命、群體等，藉由思考香港的電影、流行音樂、文學當中，展示出意識型態的矛盾衝突；在辨別出香港文化的獨特的價值之餘，同時引導出香港文化的世界性。以下將嘗試的藉由此書的閱讀來與孔誥烽先生進行對話。

從香港的後殖民性談起

在這個論點上，周蕾認為香港是後殖民的反常體。因為若以其他國家如印度而言，當殖民政府離去之後，所要面對的是如何經營自身因獲得自由與獨立所帶來的問題，但是香港的情形卻是應該如何去討論一個被逼回歸「祖國」的後殖民地區，特別因為這個「祖國」與以前的殖民者是同樣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所以在後殖民論述當中，香港這個案例完全的脫離了傳統的路線，形成一個特殊的個案，是故這樣的特殊性正好具體地突出和強調了在其他後殖民文化中，因為民族尊嚴而一向被壓制著的「血統」或「根源」（origins）這問題，而香港人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是處於矛盾與複雜的狀況之下的，就語言和文字的使用而言吧，交錯在廣東話、普通話與英語之間所形成的文化歷史脈絡，使得香港人在西方人看來不像中國人（血統不純正的雜種），在中國人看來也不像中國人（因為太過西化與資本主義化--不被中國承認的孤兒），是故香港人在這樣的窘境上，一方面必須打破「中華化」這種空洞的血緣神話的號召，另一方面則必須處理在外人看來，香港人身分的混雜性問題。對於這兩個問題，周蕾認為香港人可以做的，既不是尋根也不是混雜，而是建構一個崛起的社會。不去尋根是因為誠如Gayatri Spivak所言，「任何想著尋根的人，應該去種樹算了」。在大部分的亞洲文化詮釋，仍徘徊在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國際主義這些主題之下，尋根代表回歸過去，結果卻會是憂鬱與焦慮的，因為香港愈努力去嘗試，就愈顯出本身「中國特性」的缺乏，亦愈偏離中國民族的常規（周蕾，1995）（頁109），而欲釐清身分屬性的複雜，也只會因自卑感而感到沮喪。明顯的，香港文化是穿梭在中、英兩方協商下的玩偶，據此，周蕾以香港作為討論後殖民城市的目的，是要說明殖民者與主導的民族文化之間，應該致力於尋求自我的空間，這個空間就是所謂的「第三空間」。

「第三空間」的意涵--周蕾vs孔誥烽

周蕾由香港的文化研究切入，指出香港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他揉合中西的大都會混雜文化，經已歷史的在中英間的夾縫中產生，然香港文化同時被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邊緣化，所以香港人應著手於解構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建立一個香港本土文化的「第三空間」。

孔誥烽對於「第三空間」的解讀，則認為香港本土文化的主張是以捍衛香港文化之名而行將之本質化及神聖化之實，其效果也就是「大香港沙文主義」的產生，至於對香港內部及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和論證已在上一節提出，此不另行贅述。

這兩種觀點在基本上來說雖然是對立的，但卻非是站在平行線上的對立，而是一種垂直對立的關係，也就是後者基於前者之上產生對立關係。我嘗試由這兩個觀點背後的理論依據來解釋。Homik Bhabha最先將混雜性（Hybridity）引入後殖民論述的討論之中。他認為，打破文化對立的簡單劃分，拆解東西/自我/他者等概念成就全新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此中間性可有效揉搓各種文化和政治權力的特質。所以這似乎成了周蕾在處理香港本土文化論述上的有力依據；另一方面，Laclau認為，論述是永不能完全被縫合（suture）的（Laclau 1990）。所以孔誥烽才會在論說六七一文中提出對香港本土主義的意識型態大加顛覆，肆意解構，讓久被壓抑的聲音得以釋放，讓其他屬民主體得以重現（羅永生，1997）（頁108）。從他們論述背後的理論依據來看，孔誥烽的論述基本上是必須由香港本土主義論述來呈現自我，因為香港本土主義的論述並不能完全的被縫合，所以孔誥烽所主張的屬民的史學才能顯現出他的重要性與意義性。

社群、論述、權力--隱含在周蕾與孔誥烽論述中的關係之探討

「社群」，Benedict Anderson（1936)認為社群只能產生於想像之中(imagined community)，因為往往是最細小的社群中，成員也只可匆促而過、漠不關心；因此，社群作為民族主義的支撐物，也只可能是一種自身的創造。需要驗明的是，這種族群的想像往往把不平等的剝削狀態掩蓋，以民族主義凌駕於社會民生困頓之上。（註一）。據此，香港中的社群亦是想像中建構、縫合出來的，是經由人們對民族身份的各種意識型態建構，進行多樣和複雜的閱讀而得以維持的（岩淵功一，1998），而各種意識型態的論述即是被閱讀的對象，社群想像中的不平等狀態即蘊含有各種權力，且論述必含有某種的權力。

根據上述所言，在這個議題之下，我們可以嘗試以下的列表來比較對照周蕾與孔誥烽兩者所關心的焦點與看法之間的差異。

據此推論，兩位學者在對社群想像建構的關照點是不同的，論述的向度也大異其趣，權力的分析也是在不同的矛盾構連中進行。是故這樣的差異，也是使得兩者呈現出前述所講的垂直對立的差異關係。

「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周蕾vs孔誥烽

屬民研究，是印度新德里一眾知識份子及他們所創的刊物的名稱，其後，轉眼間成為知識份子所採用以討論有關屬民生活及書寫。研究小組意在把被殖民者政治化，重新操控有關屬民主體、身份、以及言語的書寫；打破一向將印度屬民視為被動、天真、不穩定的族群的論述。屬民研究的主要功用為作對抗印度官方歷史，及拆解民族主義。另外，也主張重新閱讀文化遺產，如大眾文化及非文字的記錄，釐定其歷史地位。他們同時視知識份子為主要的政治動力，並從文化及意識形態著眼，實是對於後殖民主義的討論有莫大的貢獻。(參考Joseph Childers & Gary Hentzi ed.,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c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0; Michael Payne, ed.,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522.)（註二）。

在這個議題的討論下，周蕾認為香港無可避免地傾向本土主義（周蕾，1995，頁96），因為作為對西方殖民文化統治的一種反抗形式，這是非西方世界的人民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後殖民的窘境。周蕾將Ranajit Guha在《印度人的印度歷史》中有關印度人有需要恢復他們撰寫本身歷史的權力，藉以消除深植於英國殖民主義之中的印度寫作的惡習，恢復為所謂「被殖民者」的自我記載、創造及構築的力量，成了後殖民境況中的一個首要及必然的任務，這樣的討論類比到香港，將「印度在拆解歐洲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要質疑印度」這個觀念等同於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於「拆解英國時也要質詢中國這個觀念」（周蕾，1995，頁98）。

孔誥烽則批評周蕾，周蕾在質疑中國本土主義之餘，卻忘記了「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其實也可能是一種本土主義的身份認同（羅永生，1997，頁92），孔更直接的指出，周沒有也無法證明香港本土主義的純潔性。

筆者認為周蕾將香港與印度等同起來類比，的確會產生令人直覺性的不對稱感，因為按照邏輯來說，若要將香港比照印度的後殖民情境來說，應該是如下描述較成理由--「在拆解英國的同時，也要質詢『香港』這個觀念」，難怪孔誥烽會認為周蕾忘卻了「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使整個論述產生瑕疵。不過關於這一點，周蕾其實是另有解釋的，周蕾認為儘管香港與印度同是面對英國統治的困局，但香港卻不能光透過中國民族/中國本土文化去維護本身的自主性，而不損害或放棄香港特有的歷史。同時，香港文化一直以來被中國大陸貶為過份西化，以致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香港要自我建構身份、要書寫本身的歷史，除了必須要擺脫英國外，也要擺脫中國歷史關的成規，超越「本土人士對抗外國殖民者」這個過份簡化的對立典範（周蕾，1995，頁98）。所以筆者認為，就屬民研究而言，周蕾並非直接且全部的借用屬民研究的觀念，因為香港有香港自己的特殊後殖民情境，如此，孔的批評也就顯得較為單薄無力了。不過孔的建立屬民史學的觀點仍有其價值性，畢竟「質疑」的態度與實踐無論在後殖民論述或屬民研究的領域中，不都是非常重要的嗎？

三、結論

關於在後殖民性、第三空間、論述、社群、權力以及屬民研究上，孔誥烽的「論說六七」與周蕾的「寫在家國之外」這兩篇文章對於香港文化研究而言都是非常精闢的見解，但是因為兩者在論述向度上的差異，以及關照點的不同，導致呈現出對立的論述方式，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兩者的論述對香港文化的建構以及尋求身分認同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誠如香港作家粱秉均所言（如下所示）倒是點出了這種重要性的邏輯：

我們不應該把自己視為受害者，顧影自憐，而應該留意受害者化為暴君的可能，

就像某些香港人對待越南船民、菲律賓女傭、或是大陸新移民的態度。但我當然

亦對那些用指出這些例子來轉移視線的人表示懷疑，後者往往志在把所有問題等

同看待，把殖民主義普遍化而最終成功地迴避英國殖民主義的課題。（形象香港

，185，引自周蕾，寫在家國之外，146-147）

    所以筆者認為，香港有自己的特殊本土文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香港人或香港意識在一九六零年代開始萌芽，有學者認為是用以相對中國以及殖民地的不同，特顯了香港獨有的經驗。香港人由自己的生活模式中產生了香港的消費主義、根本的語言差距以及推崇自由民主的理念等，的確足以使香港用以刻誌自身的文化，並與殖民和國族主義相抗衡，但香港也有其階級鬥爭的傳統歷史，這段歷史也是成就今日香港圖像的貢獻之一（孔誥烽認為工聯會在五、六十年代的草根社群之中，經歷了迅速的發展。其階級鬥爭的意識型態具體表現為對香港的殖民體制與資本主義制度之強力批判。），

以一個台灣學生的身分來評論香港的作品及對香港人文化及身分認同的議題其實是不太夠資格的，但筆者認為香港有必要走出自己的路線，形成獨特的香港本土文化，但也有必要小心謹慎的處理內部各社群之間的問題，畢竟在全球化以及後現代來臨的時代，如何在邊界越來越模糊的情境中清楚為自己的文化身分認同定位與如何把異色餐點（exotic cuisine）適妥的置放於後現代之中，皆是同等重要的問題。所以，雖然這兩篇文章所呈現的是相互對立的論述，但若從後殖民論述觀點出發，不僅展現了香港文化研究的蓬勃意識，也道出了香港文化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四、名詞解釋與註解：（註三）

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

        Benedict Anderson, （1936-)認為社群只能產生於想像之中，因為往往是最細小的社群中，成員也只可匆促而過、漠不關心；因此，社群作為民族主義的支撐物，也只可能是一種自身的創造。需要驗明的是，這種族群的想像往往把不平等的剝削狀態掩蓋，以民族主義凌駕於社會民生困頓之上。(參考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New York: Verso, 1983, pp. 6-7.)

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

    文化論者對於後殖民一詞有迥然不同的見解，有論者視之為殖民時期的終結，亦即被殖民的第三世界能徹底脫離殖民地的剝削。然而，亦有學者抱極為審慎的態度，認為「後」並非「解」(de)或「去」(ex)的同義字。因此，在處理後殖民論述時，更應將之視為西方帝國主義其中一個階段的結束，即同時揭示了新資本主義經濟殖民的開展。對於曾是殖民地的國家或民族而言，支持民族主義的人士多採取重構真實(authentic)或傳統(classical)文化為首要任務，以推翻有關殖民主義時期的文化侵略。而評論者如范農(Frantz Fanon, 1925-1961)卻提出警號，認為對於真實本土文化的追尋，很可能反而把文化硬性定位、本質化、又或是將之區別於民眾認識之外。(參考Michael Payne, ed.,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423-428.)

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

    屬民研究是印度新德里大眾知識份子及他們所創的刊物的名稱，其後，轉眼間成為知識份子所採用以討論有關屬民生活及書寫。研究小組意在把被殖民者政治化，重新操控有關屬民主體、身份、以及言語的書寫；打破一向將印度屬民視為被動、天真、不穩定的族群的論述。屬民研究的主要功用為作對抗印度官方歷史，及拆解民族主義。另外，也主張重新閱讀文化遺產，如大眾文化及非文字的記錄，釐定其歷史地位。他們同時視知識份子為主要的政治動力，並從文化及意識形態著眼，實是對於後殖民主義的討論有莫大的貢獻。(參考Joseph Childers & Gary Hentzi ed.,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c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0; Michael Payne, ed.,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522.)

公共空間(Social Space)

    凡一般由社會群體挪用以並進行詮釋的空間，便視為公共空間；這些空間由單一的團體成員所佔用，而團體非由社會經濟地位或居住環境所聯繫，反之卻是信念或意識取向造就這些習慣的成形。因此，公共空間的意義必須由團體所賦予的，而無法單以數量量度分析。(參考R. J. Johnston et al. ed.,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p. 762-763.)

混雜(Hybridity)

    混雜一詞通常見證於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以及後殖民的研究中，並用以勾勒中間性的空間。巴巴(Homi K Bhabha, 1949-)正式將之引入後殖民的論述中，亦即必須打破文化對立的簡單劃分，拆解東/西、自我/他者等概念，成就全新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這種中間性將可有效地揉搓各種文化和政治權力的特質。(參考朱耀偉：《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台北：駱駝出版社，頁81-93。)

巴峇(Homi K Bhabha, 1949-)

    巴峇是後殖民主義研究中的重要成員，他深覺後殖民的特性形成了當代文化的異質及複雜性，而並不單單指其邊緣的窘局。針對混雜的概念，巴巴有卓越的見解，他剖析混雜所形成的不同階段，認定混雜的特質是要對文化進行再創造或翻譯，最後產生一種非驢亦非馬的全新空間。在慶祝中間性(liminal)的身份的同時，他也強調必須創造嶄新的語言，以有效涉獵殖民歷史的複雜文本。(參考Stuart Sin ed., The A-Z Guide to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sts.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5, pp. 49-53.)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全球化一詞已在現代社會中被廣泛採用，所涉及的層面更有政治、經濟市場、文化藝術，甚至是各行各業的生活形態之上。其中渾融難分，所針對的也包括資訊科技與資本主義經濟的侵略，造成了世界各地的深遠影響。追溯至較早期有關全球化的推論，代表者要算是羅拔臣(Roland Robertson)；他指出全球化驗證了對於世界的壓縮，以及把世界視為一整體的自覺性的理念的急遽轉化。(參考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 8)

註一：引自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Programme網頁。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五、參考書目：

羅永生 ： 《誰的城市？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 ： 《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Benedict Anderson著 /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1999。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Programme：《Narrating HK Culture And Identity》。http://www.hku.hk/hkcsp/ccex/text/studyguide/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