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24期，2002年06月15日

林宗立、林珍玫、曾意琇、郭明旭(樹德科大人類性學所研究生)

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社會型態的不斷轉變，現代人的生活常常是緊繃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壓力，當這些個人的困擾日積月累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或隱或顯地運作，而這股強大的壓力又無法以有效而健康的方式加以宣洩時，往往容易形成影響整個大環境的”社會問題”，既然我們都生存在這個社會，就難免直接或間接的受其影響。

在許多的社會問題之中，家庭問題無疑是最難解的，我們皆來自於家庭，家庭原本是每個人心中最安全的堡壘，然而當這樣一個應該是充滿溫暖寧靜的避風港竟然成為一個人最揮之不去的夢魘時，對個人的打擊與對社會的影響可想而知。我們說「家庭是指一個由二個或二個以上有血緣、婚姻或撫養關係的人所組成的團體」（蔡文輝,1987：p.10），「婚姻關係」更是大多數家庭組成的重要依據，而經過傳媒的披露我們看到許多夫妻暴力相向的案例，婚姻暴力可能發生在各行各業的族群、各式各樣的環境裏，每一樁婚暴案件也因情況不同而有互異的處理方式，然而其中有一特殊情況是大部分的受虐者都是女性，她們雖屬於不同的經濟、文化背景卻有一共同特質—「她們都是女人」，婚姻暴力似乎被化約為單一性別的「虐妻事件」，為何施虐者多為男性，以下將以各個面向加以分析討論。

談到「婚姻暴力」，不免要對該”行為”加以定義，基本上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一種。在婚姻暴力的事件中，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有95％的受害者是女性，婦女遭受婚姻暴力，意指發生於現在或曾經具有親密關係的夫妻、男女朋友、或同居者之虐待性或暴力性行為。（吳慈恩,1999:p.20-21）從法律上來看，依據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生效實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規定（詳如下）：

第一款本法所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

第二款本法所稱家庭暴力罪者，為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

第三款本法所稱騷擾者，謂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

家庭暴力係指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準此，包含於家庭暴力中的婚姻暴力，其所展現的絕非單一的強迫性行為模式，除了一般較常認定的”身體”的虐待之外，凡是造成”精神與心理”的傷害亦包括在內，分述如下：

推、甩、踢、揍、摑、抓、咬、拗扭肢體，甚至使用刀械槍枝等攻擊受害人。

企圖以字眼、聲調來控制或傷害另一個人。例如：吼叫、尖酸諷刺、威脅將對方或小孩殺害、揚言使用暴力、大罵對方愚蠢、侮辱、不實的控訴。

威脅自殺、不准對方使用電話和擁有金錢、逼問對方行蹤、質問孩子是誰的？錢怎麼花的？阻止對方探視其親人、嘲笑、侮辱對方的朋友、不實的指控對方有外遇、極度忌妒、無法保有一份工作、禁止對方上學或工作、跟蹤、監視、謊言操控人、批評對方、的外表、責備、冷漠以對、傷害家中寵物等。

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家庭服務中心（1990）將婚姻暴力分為五種型態，分別為⑴ 身體毆打、⑵ 性暴力、⑶ 破壞東西或寵物虐待、 ⑷ 精神虐待、⑸ 情緒虐待。（吳慈恩,1999:p.24）這五種分類事實上也已包含了身體及精神層面的虐待。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之統計，婚姻暴力是美國最少被投案的案件。受虐者常因為畏於被施虐者報復，或不願事態擴大而傷及施虐者，故往往使得婚姻暴力產生極大低估的可能。美國聯邦調查局宣稱，婚姻暴力案件可能是所有犯罪中，犯罪黑數最高的，若與強暴案件相較，婚姻暴力案件之黑數，是強暴案件之黑數的十倍，足見婚姻暴力之嚴重性。（吳慈恩,1999:p.25）

婚姻暴力雖逐漸受到現代人的關注，然而由於台灣社會型態不斷轉變，在傳統與現代觀念的重疊、區隔之間，婚姻暴力也呈現出多元的複雜型態。婚姻暴力的受害者不一定是女性，然而女性受害者居多卻是不爭的事實。

就內政部八十六年五月「兩性生活狀況分析」的統計數據來看，女性曾被配偶毆打的比率約為男性的10倍，曾毆打配偶之男性為女性的7倍，顯示女性實為婚姻生活衝突中之弱勢族群（詳如附表1）。

另就北高兩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所接獲通報之家暴案量來看（詳如附表2、3），”女性”受害者明顯居多數，是故，由此一特殊現象將婚姻暴力視為一個「性別化的議題」甚至是「婦女權益問題」實有其依據。

【附表1】最近一年中與配偶(含同居人)發生過肢體衝突情形：

【附表2】台北市醫療機構受理家庭暴力就醫保護91年1月執行月報表：

執行項目				小計	總計
成人案件	家庭暴力案數	報案	男	1	95
			女	94
		未報案	男	10	183
			女	173
		轉介精神科案數	男	0	0
			女	0
		轉介安置輔導案數	男	0	36
			女	36
		臺北市案數	男	11	218
			女	207
		外縣(市)案數	男	0	60
			女	60

【附表3】高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防治中心91年3月受理通報統計表：

Eleanor Maccoby＆Carol Jacklin（1974）徹底分析數十項以不同文化與階級之兒童為對象所做的實驗研究與實地觀察，很有說服力地證明了，男孩的攻擊性一直超過女孩。（李茂興等譯,1995：p.517）美國在過去三十五年來的社會巨變影響了女性，但是女性的暴力犯罪案件與男性暴力犯罪相比，並沒有明顯的增加（Wilson＆Herrnstein,1985；李茂興等譯,1995：p.518）；在全世界的成人當中，以各種暴力被逮捕的絕大多數是男人，這樣的成因到底是由於生物的因素，或是社會因素？並沒有一個定論，但已有一些生物因素的證據。

Moyer（1983）指出，特定的化學成分已經證明能夠影響攻擊，譬如注射睪固酮，一種男性荷爾蒙，會增加動物的攻擊。（李茂興等譯,1995：p.517）人類身上也有同樣的發現：那些暴力犯罪囚犯自然生成的睪固酮量，很明顯高於非暴力犯罪囚犯。（Dabbs,Ruback,Frady,Hopper＆Sgoutas,1988；李茂興等譯,1995：p.517）因此若以睪固酮的在人體的多寡來判斷暴力行為的出現，則男人比女人較有暴力行為。

很多證據顯示，生物學上男人比女人容易有攻擊性傾向，而暴力事件確實大多是男性的傑作，凡是熟悉犯罪統計數字的人，應該會認為「暴力的男性」這種概念很合理。

Richard Wrangham＆Dale Peterson從演化生物學的角度解析人類與猿類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深入非洲雨林實地觀察後，愕然發現雄性猿類的種種暴行竟是人類殘酷行徑的雛形。雄性強暴雌性是為了操控、延續己身的基因；黑猩猩社群間的致命突襲非因爭奪食物而起，而是肇因於與他族的差異；雄性大猩猩的殺嬰事件除了反映利己之外，雌性大猩猩的不反抗及服膺亦成為事件的幫兇。將人類的攻擊性與動物的暴力相提並論當然是讓人很不舒服，但原因是我們和動物太不同還是太相似？（一九八四年科學家確定人類是人猿科的一支）也許兩者都有吧。不過，人類的暴力行為多數源自男性是無庸置疑的，而男性也確實和人猿一樣使用強暴、毆打等暴力行為（殺嬰可能比較少見）。即使討論的是心理上的攻擊而非身體的攻擊性，也很難否認與生物進化的歷史有關（張美惠譯,2001,p.201）。

當然，我們很難把自己想像成猿類。畢竟我們擁有猿類所沒有的文化、藝術、靈性，當然還有真正的理智。但想想人類的祖先當了兩千多萬年的猿類，到兩百萬年左右才變成人，最早的藝術（洞穴壁畫與骨頭雕刻）遲至三萬五千年前才出現，人類沒有更像猿類才讓人驚訝。（張美惠譯,2001：p.201-202）。Richard Wrangham提出了黑猩猩的「幫派戰爭」，揭露了黑猩猩火拼地盤、剷除異己的「黑暗面」，顯示男性暴力並不是人類的「文明病」（林秀梅譯,1999）。其實雌性大猩猩、紅毛猩猩也必須生活在雄性暴力的陰影之下。Richard Wrangham的分析，並不從所謂的「暴力本能」下手，而是考量暴力行為的「適應價值」（對於生殖的貢獻），沒有適應價值的行為，不會成為物種的常態模式，更不會成為有親緣關係的物種的共同作業模式（林秀梅譯,1999）。

雄性暴力有什麼適應價值呢？這就要談到性擇（sexual selection）了。這是達爾文最先提出的觀念，直到最近才受到應有的重視。性擇和天擇一樣，都是根據顯而易見的事實發展出來的觀念，性擇源自兩性生殖「成本」不平等的事實，在哺乳類最為顯著。哺乳類的雌性為生殖付出的代價，包括懷胎、生產、哺乳、養育—全是對身體的折磨；即使把雌性身體比做生產機器，這具機器的產能也受到壽命的限制。總之，雌性的生殖潛力有先天的限制。相對來說，哺乳類雄性的生殖潛力幾乎是無限的，他只要負責「下種」就成了。（林秀梅譯,1999）

兩性生殖分工的現實，使兩性發展出不同的策略，把異性當作生殖工具，兩性戰爭自不可免。對雌性而言，「優生」是首要考慮；至少「他」必須能提供優良的基因，這樣才能保障孩子不輸在起跑點上。大家對女性的刻板映象—保守、羞怯、退縮，與從性擇理論推衍出的雄性策略，若合符節。至於雄性，見異思遷、拈花惹草的「本性」似乎是經歷考驗的最佳策略。為了傳種，雄性找到更多的雌性下種越好，而雌性的回首再多，也無助於生殖。因此生殖本質上就是既聯合又鬥爭的事業，兩性在貪歡的片刻固然你儂我儂，大部分互動卻充滿了爾虞我詐的算計（林秀梅譯,1999）。

在這個脈絡中，暴力可以是雄性生殖策略的一環。脅迫強暴雌性當然可以增進雄性生殖利益。哺乳類另一個生殖生理特徵，更在兩性關係上雪上加霜，那就是體內受精。體內受精讓雄性難以確定日後生出的孩子是自己的傑作，因此使用暴力禁錮雌性身體就成為值得嘗試的手段。

可能有人會問：男性頻繁的暴力行為是不是他們的體力、體型始然？是不是女性變得跟男人一樣強壯，也會變得同樣暴力？如果利用真實生活的資料、研究世界各地謀殺者和受害者都屬於相同性別的犯罪統計數據，發現不論加害者或受害者都不能利用男性體格的優勢。（張美惠譯,2001）

由上面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為何婚姻暴力的施虐者是以男性居多，人類的生物根源是不容否認，然而將男性暴力完全化約為基因或生理因素，事實上太忽視整體社會文化環節的影響。姑且不去討論進化上的根源，男人的攻擊性基本上就像自我凸顯一樣，都受到男性不安全感的直接影響。彷彿光是抗拒母親的女性影響還不夠，多數男人還要嘗試扭轉與母親權力平衡關係。男孩逐漸長大，慢慢想要擺脫母親的弱勢依賴，進而想轉而佔居強勢地位，有些男孩在青春期就開始挑戰母親的權力，有些男孩則是轉化為宰制其他女人的慾望，且常常是他在情感上依賴的女人或是願意接受這種母親角色轉換的人（張美惠譯，2001：p.202）。因此我們也不容忽視社會文化層面所建構的機制與性別角色期待長期影響下，所造成的權力控制關係。

整體而言，每一個人成長以來之所觀所想，深受這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如果說人類的文化可說是一種累積的過程，相信必然存有一主流價值權威式的貫穿一個社會之中心思想，不但深植而且內化於每個人言行舉止、行褥坐臥間，而個人人格基模之形成乃經由人與人之間互動，以獲得參與社會行為模式與規範的過程，當一個人模塑為社會所能接受的人（蔡文輝著，1997：13），此即所謂「社會化」的歷程。

當暴力不純然來自於生物本能而被視為是一種”學習”的行為，並從觀察、經驗、文化、家庭中學習而來。我們即要探討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在維持著社會正常運轉的軌跡，當我們界定婚姻暴力之加害人多屬男性族群時，又是什麼樣的機制在促使這樣的雄性暴力行徑不斷的重演，以下將就幾個層面加以探討。

　　就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探討婚姻暴力之議題，主要聚焦在「性別結構」的宰制，「女性主義」是一種多元的觀點，此名詞起源於十九世紀的法國，意指婦女運動，然現今已使用廣泛，並賦予不同意義。女性主義的產生是基於認知到兩性不平等與女性受到壓迫的事實，進而企圖以行動來謀求改善，而女性主義所發展的知識也是為了達到促成政策或社會觀念的改變，以幫助我們面對或扭轉女性的附屬地位，儘管女性主義分成諸多流派，所關注的議題仍舊是聚焦在性別不平等與女性附屬建構的論述上，且著重以被忽略或是被扭曲的「女性經驗」為切入面向（張盈堃,1998：p.15-18）。

依照此一脈絡，女性主義的論述對於婚姻暴力的議題所做的探討，主要在反映出「女性弱勢」的處境，並積極的突顯出性別權力不均的「父權」社會結構。以傳統社會為例，從家庭乃至家族，皆是以男性為中心，家庭成為”父系”統治過程中必經的關鍵性樞紐，傳統家庭制度中充斥的性別專制，是為了將女性安插在父權的秩序中，於是女性先為父親的財產，後來又在婚姻的規範下，成為丈夫的財產，終身皆淪為男性的附屬品。在男性所建立森嚴的社會機制中，女性被教化成比男性更需要婚姻、更眷戀家庭，家庭成為女性投注所有感情的處所，父權體制讓女性無怨無悔的承擔婚姻生活中的種種壓力（林佩瑾,1998：p.86-87）。

由於社會資源與權力的有限性，在此充滿敵意的男造環境中，女性被教導需依賴”男人”仁慈的保護以杜絕受害的陰影，Cohen和Felson（1979）曾提出由於家戶形式和家庭活動可降低犯罪受害之危險，故沒有丈夫、家庭者較易受害，為免除暴露於受害的威脅之中，反而導致女性處於一種危險之境，許多的受虐婦女之所以遲遲無法逃離家中的暴力情境，即是陷入「家是安全處所」的迷思，恐懼失去婚姻制度的”保護”（林佩瑾,1998：p.87-88）。

就女性主義觀點而言，虐妻正可視為男性對女性進行壓制的一種形式，在合法的婚姻關係中，男性使用暴力來維持家中的統治地位，在過去「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觀念下，擁有結婚證書等同於擁有一張合格的「打人執照」（劉秀娟,1998：p.84），婚姻暴力遂成為父權社會結構中使兩性不平等合法化的產物，使女性居於婚姻暴力中的主要受害個體與階級（林佩瑾,1998：p.90）。

Walby（1990）提出父權社會非以單一形貌出現，其中包含各種結構，如：家務生產、工作、國家、性、暴力與文化，各結構間又是互動且彼此相關的，婚姻暴力的複雜性正源自此層層糾纏的父權結構，而女性主義正是要鬆動此一社會中「既存的性別歧視結構」和「兩性權力動態」（許雅惠,2001：p.279），下一段更將從父權社會中男性性別的養成，了解男性暴力形塑的原由。

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John S. Mill指出，「男性對女性的控制通過兩條途徑，一是經由蠻力強迫；二是經由社會化，訓練女性對男人服從且充滿情意。」這句話已清楚的道出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過程對男女性別角色的養成是有相當的差異且充滿著性別歧視主義。處於一個男造的社會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機制正是宰制這個社會性別關係的霸權，不但將女性角色客體化、邊緣化，更以「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即男性屬於外在世界；女人的天地在家庭裡，來創造男性握有權力的正當性、優越性，且合理化對女性角色和地位的矮化。男人不但掌握社會中許多的權力與資源，也掌控社會中的主流價值。男性受要求要主動、理性、堅強、攻擊；而女性則要被動、柔弱、感性、關心別人，進而發展出男性化（富攻擊性、支配性、挑戰性、好冒險…）及女性化（溫柔、犧牲奉獻、順從、家庭取向…）的性別特質，無論男性或女性，如果不符合社會的性別規範就會受到懲罰。這樣的刻板印象一直影響著每一個人透過這個濾器來表現自己以及看待別人的性別角色，甚至透過這濾器來教養子女的性別角色。

因此在生活中，男性化表現在侵略和暴力中，越是容易受傷、危險、好戰的活動越是具有男子氣概（Fasteau,1974；Raphael,1988;劉秀娟譯,1996ap.561）。Susan Basow指出「由於暴力和男性化特徵相連結，所以表現男性化的方式就是侵略的行動或暴力。」（劉秀娟,1996a:p.561）所以對男人而言，暴力是一種共同的生活經驗，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某些男人視暴力為一種回應他人威脅的可被接受的方式。這種威脅不一定是身體的傷害，它可能是一種對自尊的威脅。了解暴力是一般男人會有的行為，這對了解家庭暴力是很重要的一環（Michael Lindsey,RobertW.McBride& ConstanceM.Platt,1996;林明傑等譯,2000:p.67）。

事實上，這樣一個男性統治，壓抑女性所建構出的性別角色，男人的養成即是暴力的養成，大部分男人都曾使用過暴力，也被養成運用暴力去解決衝突（如:打架、口頭威脅、懲罰、推撞、拉扯、恐嚇…等）。

Michael Lindsey,RobertW.McBride & ConstanceM.Platt（1996）更指出，塑造暴力男人在很早的過程就開始了，而且這是我們社會所認為的一種正常的發展型式。男性暴力第一個理由是:幾乎所有的社會都要求男人要能使用體力的潛能，以做為一種合法的解決衝突的方法。在某些特定的情況裡，社會是默許暴力存在的，像是戰爭、警察偵辦案件、自衛及保衛家園、運動比賽時。男性暴力的第二個理由是：很多男人並沒有被教導如何解決暴力可被接受範圍的方法，也沒有被教導在不訴諸壓制的情況下，要如何解決衝突。大部分男人出生於傷害性的家庭，而不是保護性的家庭。那些男人帶著一種疏離、孤獨、不成熟、誤解和恐懼的乖僻感受而離家，而且他們也沒有因應這些感覺的適當方法。（Michael Lindsey,RobertW.McBride& ConstanceM.Platt,1996;林明傑等譯,2000:p.68）。

由此可知，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男性所展現的暴力在某些程度上是社會所默許、認同，且從小在家庭、學校或遊戲中逐漸養成的人格特質。Fagot（1978）觀察24個家庭中，父母與孩子的互動，發現父母會讚賞孩子玩適性的活動，而懲罰孩子玩不適性的活動，例如：兒子玩車子，女兒玩娃娃；另外，父母也會直接提供孩子符合性別的玩具或訓練，例如：買槍、車子給男孩，買娃娃給女孩子。而在學校裡，老師也鼓勵男孩子從事運動、數學、科學等方面活動，鼓勵女孩子發展語文、體操方面之能力。當女孩子玩足球，或男孩子玩洋娃娃時，同伴會說「那是男生玩的」或「只有女生才玩洋娃娃」等負向回饋，來制止這些不輔合性別角色的行為。（陳皎眉,2000,p.72-73）且Bandura（1977）認為孩子會經由觀察模仿同樣性別的人，來學習到很多性別的特性。在家裡，女孩子學習模仿母親，男孩子學習模仿父親；在學校，女孩子模仿家事老師，男孩子模仿體育老師，當然大眾傳播媒體包含電視節目、電影、漫畫等等，所呈現的性別角色也都是孩子模仿的對象。

羅燦煐（2000）指出，「性別暴力奠基於性別歧視主義透過意識型態的媒體再現，締造支持性別暴力的社會體系，有助於鞏固父（男）權制度的男性優勢。性別暴力雖由個別男性所執行，但其具體現象卻裨益全體男性。」（羅燦煐,2000:p.84~85），Dobash透過歷史中暴力對婦女的趨勢，解析家庭暴力的成因，其中心論點為經濟和社會過程的運作，是直接和間接地支持父權的（男性掌控）社會秩序和家庭結構。由他們的中心理論可以發現，父權體制（社會）導致女性的附屬地位，並造成妻子遭受系統性暴力的歷史模式。（劉秀娟譯,1996b:p.157）所以在父權機制下，男性角色養成的過程中，男性一直被灌輸著「男尊女卑」的性別歧視觀念，在兩性性關係上被視為應具有主導權，且須主動積極；反之女性須順從、溫柔體貼，若主動就會被冠上「淫蕩」、「妖媚」等負面詞句，「男支配、女順從」就成為兩性關係的規範，這樣的規範也就形成在婚姻暴力中配偶間往往是「男性握有權力，女性受控制」、「男性是施虐者，女性是受虐者」的角色。

Michael Lindsey,RobertW.McBride & ConstanceM.Platt（1996）指出，男性經歷暴力的方式可分為三種型態（他們至少經歷過一種）：他們曾經使用暴力去獲勝，他們曾是身體暴力的受害者，或者他們曾目睹他人使用暴力。（Michael Lindsey,RobertW.McBride& ConstanceM.Platt,1996;林明傑等譯,2000:p.67）Michael Lindsey等（1996）更進一步指出，有許多男人自小成長於一個視掠奪性暴力為平常的家庭與社區中，如果他們被人傷害而沒有以牙還牙，則會被當成可以欺負的對象。當這個模式用在他自己的家庭時，他即有可能變得暴力起來。在成長過程中，他被迫去接受施加在他身上的虐待。很不幸地，常常這種虐待是來自於他想要去信任及愛的人身上。由於被虐造成極於想要去保護自己以及去控制他世界裡所有一切的事物。當他長大後找到一個伴侶時，他就會把他已發展出用以處理傷害的反應模式－退縮與攻擊，帶入這份關係裡面。（Michael Lindsey,RobertW.McBride& ConstanceM.Platt,1996;林明傑等譯,2000:p.110）

就社會情境與學習模式之觀點，暴力是因為個體在暴力情境之家庭環境中成長，因目睹重要他人以暴力解決衝突，則將所見及感覺，加以模仿和學習而來，故而長大後，當發生類似的情境或問題時，則會選取婚姻暴力這熟悉的方式來處理，因而形成暴力之代間循環。（魏英珠,1995；吳慈恩,1999:p.18）所以就Michael Lindsey等學者的說法，男性在其生長歷程中事實上是充滿著暴力環境或經驗，不論是使用、被虐或是目睹，都導致男性容易學習到以暴力來解決問題。

Bandura（1973）認為，家人間之肢體攻擊，不但提供攻擊行為的學習模式，並傳遞了「以肢體攻擊來表達憤怒、壓力、權威是可以被允許的」訊息，並帶來此種表達方式與家人間相愛的關係並不相悖的謬誤。（Bandura,1973；吳慈恩,1999:p.18）由此可知，暴力源自個人社會化歷程之影響，長期處於家庭壓力包括經濟匱乏、家人長期臥病或童年受虐者，不論曾是受虐者或只是目睹施虐過程皆會學習了暴力，且將其運用於自己的婚姻關係中，成年後容易複製暴力行為，所以受虐兒容易形成「代間傳遞」效應與暴力循環。

RichardJ.Gelles＆ClairePedrickCornell（1990）指出在幼年時期曾遭受暴力的男人，長大後比在幼年時沒有遭受暴力的男人更常會攻擊妻子。研究也發現，曾經觀看父母間暴力的幼年經驗，也與配偶間的攻擊有關。（Pagelow,1981;Rosenbaum＆O’Leary,1981;劉秀娟譯,1996b：p.100）這項發現對男性來說，是正確的；曾觀看父母使用暴力的男孩，通常較易虐待妻子。但這項發現，對女性來說並不正確。曾觀看父母使用暴力的女孩，並不一定會變成有暴力傾向的成人。（劉秀娟譯,1996b,p.100）

暴力原生家庭成長兒童，會將暴力及容忍暴力的角色帶到成年的親密關係中（Rosenbaum＆O’Leary,1981;吳慈恩,1999:p.45），男孩學會在挫折時以暴力解決問題，女孩學會母親的容忍暴力、逆來順受（Parker＆Schumacha,1977;吳慈恩,1999:p.45）。內科醫生J.J.Gayford（1975）和其他研究者一樣，發現婚姻暴力中，施暴者和受害者雙方在孩童時都曾遭受過暴力。（Fagan,Stewart,＆Stewart,1983;Roy,1977;劉秀娟譯,1996b：p.99）而國內之研究發現在暴力家庭之男性，較之一般家庭之男性，有5.27倍機率在婚姻中使用暴力；而目睹母親被虐的女性，也較一般家庭女性有4.3倍機率被打得較為嚴重（陳若璋,1992;吳慈恩,1999:p.45），因此暴力就如此的代間傳遞下去。

在過去的社會，夫妻之間的暴力事件由於隱藏在家庭中而容易被忽視，假使人們對家人的施暴，是因為他們「能夠」使用暴力（劉秀娟,1996:p.167），似乎就要再反思一個社會的態度—我們是否允許這樣的暴力行徑產生？！如果「家庭暴力」被看成「家務事」，是家庭秘密，是家庭以外的人所不能、也不該干涉的，這樣的一般的經驗與認知將阻礙「家庭暴力」被當成公共議題來看待。事實上家庭暴力決不應該只是家庭內的事，而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全球性的問題，因為不管是任何一種暴力行為都是「侵犯人權」的行為，而一個「虐妻事件」更不應該只是受暴者處於性別的弱勢而被社會”選擇性”的默許。

誠如婦女運動隨著時代的演變，加上女性主義各流派的百花齊放，已不單只是純粹由”女性”經驗出發爭取”女性族群”的權益，而是以更宏觀的視野為所有”弱勢族群”爭取身而為人最基本的「人權」。而對家庭暴力問題的重視，更是為所有在家庭中受虐的成員尋求一公平性的保護，司法體系的介入更是明確的把家庭內的施暴行為視為犯罪行為，而不再延用鄉愿的「相忍和好」的忠告（劉秀娟,1996:p.170），將家庭暴力的事實阻於司法保護的門外。

再回歸到婚姻暴力中所突顯出男性加害人居多的現況探討，若由「社會建構論」來看，婚姻暴力的行為存在的是一種兩性間「權力與控制」的”後天性”機制，一旦兩性權力不平等的結構能予以打破，社會所建構的性別角色內涵不再僵化，女性弱勢地位亦能夠扭轉，似乎我們就能樂觀的推測婚姻關係中女性受暴的現象將有所改善，但就另一層面思考，從「本質論」中雄性動物”先天性”侵略好鬥的生物本能及生殖策略取向來看，雄性暴力竟又無可避免，這是所有探討人類行為會面臨的矛盾，本質論與建構論似是兩相對立卻又無法全然分割。

準此，我們就要再提出一種「責任」的觀點，人之為人可貴於其有思辯能力，如同之前所提到的暴力是一個關乎人權的議題，即便一個人的生物本質隱含有暴力傾向的可能，不代表暴力行為就可以是被允許的，更不代表其施暴行為無須負擔任何責任，既然人的所有行為包含了先天的本能及後天的學習養成，教育益形重要，讓我們更能意識到自己可能擁有的負面人格特質，進而有責任地轉化昇華避免傷害他人的行為發生，現今的兩性平權教育即是朝向此方向努力，這不僅僅是在挑戰一個理所當然的男女兩性本質，更是在重整一個既定的父權社會結構。雖然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顯然仍有很長遠的一段路要走，但能喚起社會大眾的重視即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而家庭暴力中誠屬大宗的「虐妻」案件，更促使我們思考兩性平權的議題，我們不僅要教育女性勇敢站出來脫離受暴的陰影，更要教育男性有責任防止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產生，因為任何一個女性都可能意味著「她」是你的母親、妻子、女兒、姊妹，這樣一個實質威脅生命安全的問題，實在不容我們再姑息忽視。

1. 吳慈恩（1999），邁向希望的春天–婚姻暴力受虐經驗之分析與防治實踐，高雄：高雄家協。

2. 林秀梅譯 (1999)，Richard Wrangham & Dale Peterson 著，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 雄性暴力：人類社會的根源 )，台北：胡桃木文化。

3. 林佩瑾（1998），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實施與婚姻暴力防治，社區發展季刊第84期，第86-94頁。

4. 林明傑等譯（2000），Michael Lindsey,RobertW.McBride & ConstanceM.Platt著，Change Is The Third Path –a workbook for ending abusive and violent behavior（家庭暴力輔導手冊），台北：張老師文化。

5. 張盈堃（1998），從女性主義立場論觀點談家庭暴力的輔導，諮商與輔導第151期，第13-18頁。

6. 張美惠譯 (2001)，Gratch, Alon著，if men could talk...here's what they's say ( 這就是男人 )，台北：張老師文化。

7. 許雅惠（2001），家庭暴力防治—性別化的政策分析，社區發展季刊第94期，第277-288頁。

8. 陳皎眉 (1998)，性別角色，性教育，江漢聲等主編，台北，性林文化。

9. 劉秀娟譯（1996b）， RichardJ.Gelles＆ClairePedrickCornell 著，Intimate Violence In Families（家庭暴力），台北：揚智。

10. 劉秀娟等譯（1996a），Susan A. Basow 著，Gender Stereotypes and Roles（兩性關係－性別刻版化與角色），台北：楊智。

12. 李茂興等譯（1995），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Robin M. Akert 著，社會心理學，台北：楊智。

項目別	兩性平均	男性	女性
樣本人數		961（人）	803（人）
總計	100.0（％）	100.0（％）	100.0（％）
曾發生過肢體衝突	5.9（％）	6.0（％）	5.7（％）
曾互相毆打	1.3（％）	1.6（％）	0.9（％）
曾被配偶毆打	1.0（％）	0.2（％）	2.0（％）
曾毆打配偶	0.4（％）	0.7（％）	0.1（％）
曾互相擠推	3.2（％）	3.6（％）	2.7（％）
沒有發生過肢體衝突	94.1（％）	94.0（％）	94.3（％）

接獲通報案件數	總計	類別
		兒少保護		婚姻保護		老人保護		其他保護		合計
	353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2	9	14	230	5	11	13	59	44	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