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評鑑的實然與應然
李大正、張麗鵑、蔣東霖(南華教社所研究生)
壹、前言
我國大學評鑑始於民國六十四年，但到了民國八十三年大學法修正公布施行後，大學評鑑始有一個明確的法源依據。大學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各大學之發展方向及重點，由各校依國家需要及學校特色自行規畫，報經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並由教育部評鑑之」。據此，教育部乃成立諮詢委員會並著手進行大學教育評鑑的各項工作。近幾年來，有關教育改革的聲浪此起彼落，關係著我國未來教育發展走向的「教育基本法」也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四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由總統公佈實施。其中第十三條也明定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至此以後，教育評鑑的工作在政府機關、相關機構以及各級學校更加地受到重視。
當然過去有關教育評鑑的工作己受到廣泛的討論，不過見解不一，尤其是在實施之後面臨的許多問題，更引起各界的注意，有鑑於此，本文擬從教育評鑑的概念分析著手，探討大學評鑑的實然面及我國政府和民間機構辦理大學評鑑的概況，進而分析教育評鑑本身的意涵，最後則綜合相關的意見提出未來大學評鑑的可能走向。
貳、教育評鑑的概念分析
評鑑（evaluation）又稱為考核、評量或評價。教育行政學者常慣用評鑑或考核。從字義上分析，中文字義含有泛指衡量人物或事物之價值；英文字義則將其界定為成就價值、品質、意義、數量、程度或條件進行考察和判斷，可見評鑑至少包括了「質」和「量」兩個向度。美國著名的評鑑學者Scriven曾說：「評鑑的目的不在證明什麼，而在改善什麼」。因此完整的評鑑必須符合以下要件：（一）評鑑須是有用的：評鑑可協助受評鑑者確認其優點與缺點、問題所在及改進的方向。（二）評鑑須是可行的：評鑑應運用評鑑程序，並有效的予以管理。（三）評鑑應是倫理的：評鑑應提供必要的合作、維護有關團體的權益、不受任何利益團體之威脅與妥協，謹遵應有之倫理。（四）評鑑應是精確的：評鑑應清楚描述評鑑對象之發展，顯示規劃、程序、結果等，並提供有效之研究結果與具體建議（鄧昭瑞，2002）。
當然評鑑並非新的觀念，因為在人類的行為中，幾乎時時刻刻都存在著評鑑的活動。例如，學校行政人員常常要求教師評鑑學生的學習情形，而學生學習的成果也往往是校長評鑑教師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評鑑的觀念很早就有了，但是有系統而正式的教育評鑑則大約始自1960年代以後。而近年來因為歐美各國的大學學校數與入學人數不斷的成長，大學的版圖亦不斷的在全球擴增，使得臺灣也捲進這股浪潮中。尤其是國內的高等教育近來不斷的擴張，使得大學院校面臨更競爭的環境，尤其為了要打開學校知名度，並獲得更多教育資源的挹注，使得教育評鑑的工作更受各級學校的重視，歸納起來，至少有以下四項原因（秦夢群，2000）：
一、教育資源日益短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各級學校教育大量擴張，使得教育經費在使用上也產生排擠效應，因此必須經由評鑑的手段，挑選辦學績效較佳的教育機構給予經費或補助，以促使教育資源能被有效的利用。
二、對公立學校辦學的質疑
近年來教育行政的參與者已不限於校內人員，特別是部分家長與社會大眾有鑑於公辦學校在體制上的僵化缺乏彈性，因此希望能介入改革。在這個改革的過程中，就必須對學校的不足之處加以評鑑、糾正，促使學校能進一步改進。
三、課程與教學策略的更新
課程與教學策略在實施的過程中，為檢視其優劣，必須經過評鑑，以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並進而達到預計的成果。
四、教育自由市場化的要求
一些經濟學者將教育視為是一種投資，而學生就是消費者，因此主張自由市場的機制可提供學生不同的教育環境，以符合其個別需求。然為了保護消費者權益，必須將各校的優劣得失公告消費者以供選擇，評鑑工作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環。
參、教育評鑑的實然面
一、教育評鑑的目的
從教育評鑑之所以受到重視的原因，我們可以發現到最主要是要使具有自主權的大學為其所提供的產品品質向社會大眾負責。因此進行教育評鑑的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其主要伸張的方向有以下幾點（伍振鷟，1997）：
（一）確保教育品質
教育事業為社會事業之一，政府在這個環節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大學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為了確保高等教育品質的維護及加強，因此政府利用教育評鑑來控管大學的教育品質，藉此才能對社會大眾，尤其是學生及其家長有所交待，因此教育評鑑工作的實施，有助於教育的品質達一定的水準。
（二）落實績效責任
就理念上而言，大學可利用自我管制的精神來改進其內在品質，並藉由外在權力團體來控制品質，以凸顯出大學對履行社會績效責任的必要性。因此政府一方面鼓勵學校自我評鑑並建立內部質量保證系統；另一方面則利用外在系統的評鑑來監控其運作，以達到落實績效責任的目的。此外須知大學辦學的經費不管是來自於政府的預算補助或是其他管道所獲得，均屬於社會資源，既然是使用社會的資源，政府當然就責無旁貸地必須落實大學的辦學績效；特別是近幾年來教育經費日漸短絀，更促使政府依據評鑑的成效高低作為經費分配的主要考量。
（三）進行教育改革
教育評鑑本身就是教育改革工作的一環，政府不僅可以透過教育評鑑的工作來落實對於教育改革的工作，同時透過教育評鑑的結果還可以提供政府對未來教育改革決策時的參考，也因此進行教育評鑑工作的同時，也正在進行教育改革的工作。
（四）強化市場競爭力
隨著社會的變遷，高等教育所扮演的功能日趨多元，研究、教學、推廣服務等都是現代大學所須扮演好的角色，社會的富裕與民主化的趨勢，更使得大學所服務的對象日趨異質。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來臨及加入WTO的國際化下，學生來源日益減少等現實情勢之激盪下，市場競爭機制恐將難免，顯而易見的是各大學辦理招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因此推動教育評鑑的工作，有助於各大學釐清自我的定位，同時能增進其辦學品質與績效，進而強化大學在市場機制中競爭的優勢。
（五）改進行政效率
教育評鑑係針對學校各工作事項加以審慎的評析，以量定其得失利弊與原因，並據以決定如何改進或重新計畫。因此評鑑可使整體學校辦學之執行歷程不斷地修正成長，在自我提昇與注重品質管制的前提下，相對地行政效率亦將因而獲得改進與提升。
（六）激勵成員成長
透過教育評鑑實施情形的檢討，不但可以提供學校如何改進的參考，同時只要學校進行改進的重大相關措施，並且加以付諸實施時，則學校內所屬成員可能都會受到此一改變的影響，進而透過自我激勵不斷的發展與學習新的技能以應付此一變遷，因此就某個層面而言，教育評鑑具有激勵成員成長的動力效果。
二、我國大學教育評鑑概況(教育部，2000)
民國六十四年起，教育部開始逐年著手辦理各校院之評鑑。因此，首次我國學校評鑑的實施，可說是開始於民國六十四年，教育部為提高大學教育水準，所辦理的大學教育評鑑工作。評鑑對象首先由大學院校之數學、物理、化學、醫學系及研究所開始，民國六十五年又擴大辦理農、工、醫等學院的評鑑，民國六十六年辦理商學院評鑑，民國六十七年辦理文學院評鑑、師範學院評鑑，至此教育部先後完成了我國大專院校各系所初次評鑑工作。評鑑內容包括師資、課程、教材、教學方法、教學設備、教學及研究成果、學生畢業後就業及繼續深造等。
從民國六十四年起到八十二年間，評鑑的工作可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六十四年到七十一年止，以全面評鑑為主；第二階段從民國七十二年到民國八十年，採重點式學門評鑑之方式；第三階段為民國八十一年後的委託學術機構試辦學門評鑑。
第一階段，至民國七十一年度止，教育部完成了所有大學的初次評鑑及追蹤評鑑；民國七十二年七月，教育部成立了「大學教育評鑑規劃小組」，並於同年十一月組團赴美考察美國大學評鑑作業，以考察所得，作為改進我國教育評鑑制度之參考；民國七十三年，規劃小組完成編製了「大學教育評鑑手冊」草案，教育部乃參照其所提之建議及草案，頒訂了「大學教育評鑑實施要點」、「訪問評鑑實施要點」，七十四年度起開始實施。第二階段所辦理之學門評鑑，實施至七十九學年度，學門評鑑工作因為所涉及的因素太廣，時效又緩慢，各界多有批評。教育部有鑑於此，乃於民國八十年，委託國立新竹師範學院教學與學校評鑑中心，就「大學評鑑委託公正學術團體辦理可行性」進行專案評估研究，研究的結論為：教育部可選擇適當的學術學會試辦大學評鑑。因此，教育部遂訂定「大學學門評鑑委託公正學術團體試辦計劃」，並如期依計劃委託三個學會進行試辦大學評鑑。
評鑑工作的作業程序，大致為：(1)擬定評鑑計劃。(2)寄發評鑑資料調查表：因為評鑑時間以一天一校為原則，為了使評鑑委員對該學校欲評鑑的內容有一個概略的認識，因此事先寄出調查表由學校填寫。(3)聘請評鑑委員。(4)依據評鑑日程，分赴各校評鑑。(5)撰寫評鑑報告。(6)公步評鑑結果、舉辦複評。
三、民間機構進行的教育評鑑工作
近來民間機構均曾針對大學進行聲望調查，其中中時晚報是邀請專家，參酌美國USNEWS
& WORLD REPORT、NEWSWEEK和日本朝日新聞的大學聲望調查，針對各大學的研究、教學、師資、校園環境、對學生的生活與課業輔導、畢業生的表現（包括上研究所的表現、就業表現）進行評鑑[1]。
而遠見雜誌[2]各大學學術聲望調查則是針對各大學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發出近四百份問卷，回收率突破七○％。而企業對各大學學生的評價調查，則是針對台灣前一千大企業發出一千零八十六份問卷，但僅回收三百五十七份，回收率不到三三％。
四、對民間機構進行的教育評鑑看法[3]
大學評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只有經過評鑑，才能使大學有所進步，確保高等教育的品質。遺憾的是：媒體所喜愛的不是詳盡而嚴謹的評鑑報告，而是各大學的評比。教育部才完成了一套詳盡、嚴謹而且極富建設性的大學評鑑報告，媒體對此興趣缺缺。遠見雜誌一公佈對各大學學術聲望的評比，所有的媒體都大感興趣。問題在於，將五十五所大學評比，有意義嗎？
以藝術學院而言，它絕對是一所和台灣大學完全不同性質的大學。我們可以要求台灣大學有非常高的學術聲望，我們該對藝術學院做這種要求嗎？我們認為台灣大學應該有中研院的院士，大批教授應該能得到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教育部的學術獎和講座教授的榮譽，我們該要求藝術學院走同樣路線嗎？
即使同樣的國立大學，師範學院和綜合性大學也不能相比，成立的歷史和設校的宗旨都不相同。師範學院專門培育初等教育和幼教的人才，和一般性大學完全不同。我們現在硬要說全體師範學院的學術聲望全部低於全部綜合性國立大學，可說是無比的不公平，也一定會對師範學院的教授們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要做出這種大排行，每一位受訪者必須對五十五所大學的課程、師資和學生表現打一個分數。令我們無法瞭解的是：怎麼有這麼一位學者，能夠知道五十五所大學課程的好壞？即使打一個印象分數也不可能。就以台大而言，台大的課程多達六千多個，即使研究台大一個學校的課程優劣，就絕無可能。何況這位受訪者還要瞭解五十五所大學的課程。大學的管理，現在已經越來越專業化，外行人是做不來的，遠見公佈的全國電機系排行中，沒有交大，顯然是因為交大只有電子工程系，內行人都知道電機和電子並無多大不同。交大將來如何面對中學生呢？台大的工商管理系，就是企管系，這次在企管系排名中，也缺了席。其實，根據這次調查，交大在中學生心目中的聲望，還比不上輔仁東海和淡江。這又可能嗎？
做一次負責任的調查，必須非常嚴謹，所公佈的資料當然必須絕對地正確。遠見公佈的師生比，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遠見雜誌說清大的師生比是七點六九。事實上，清大的師生比應該是十四，台大的師生比應該是十二左右，可是，在遠見雜誌，台大的師生比只有八左右。這些數字，如果被人誤用，將對這些國立大學極為不利。
肆、教育評鑑的應然面
教育評鑑的實施，對於大學辦學成效之瞭解具有相當程度的意義，然而就評鑑工作而言，仍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如美國著名學者E.
G. Guba在1969年曾發表「教育評鑑的失敗」（The failur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一文中，指出造成美國教育評鑑成效不佳的原因有七點：1.缺乏合適的評鑑定義。2.缺乏適當的評鑑理論。3.缺乏關於決策歷程的知識。4.缺乏評鑑標準。5.缺乏適合不同層次的評鑑方式。6.缺乏組織、處理和報告評鑑資訊的機制。7.缺乏受過訓練的評鑑人員（楊振昇
2000）。針對上述這些批評，國內學者在審視我國教育評鑑工作的同時，也提出了若干待商榷之處。然而．我們可以發現，有關教育評鑑工作的討論仍大多圍繞在用什麼方式或技術能使教育評鑑更有效率？評鑑指標要如何訂定較為恰當？如何讓學校能夠更積極地投入教育評鑑工作等等，諸如此類，都只是涉及教育評鑑的外部事項，相對地對教育評鑑的內部分析則尚有不足之處，因此特臚列出幾個尚待探討的問題，包括[4]：
一、評鑑的政治性意涵
在大學評鑑成為必然的趨勢之後，各大學為了爭取資源、累積社會聲望，擴大招生來源，當然不可能對教育評鑑的結果無動於衷，也因此勢必會發展出相對應的策略。同時，不管評鑑者的目標是什麼，評鑑者總是希望藉此影響被評鑑者，這也是先天上無法避免的傾向。教育部之所以希望逐年提高以評鑑為依據的獎助金額比例，就是這種想法的反映。在這種情況下，評鑑實質上已經不只是技術性的程序，而會是一種政治性活動。評鑑者希望主導價值取向的活動。被評鑑者希望儘量不被評鑑，或者儘量影響評鑑結果。因此被評鑑者企圖影響評鑑的方法可能向外努力，例如，遊說評鑑者採用對自己有利的評鑑指標，或者直接去影響評鑑者；也可能往內改變，例如，有的學校可能根據評鑑指標調整發展方向，有的大學可能乾脆以爭取評鑑成績為目標。這些適應策略直接、間接都會影響各大學的發展方向與校園生態，也可能因而衝擊大學的社會功能。
二、箝制大學辦學方向
原則上，評鑑者掌握的資源越多，大學依賴評鑑者資源的程度越深，其發展方向受評鑑指標引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評鑑者若是刻意運用這樣的影響力，自然會威脅到大學的自主性與理想性。例如，根據報導，當外界質疑研究所在職班收費太高時，教育部官員馬上表示，「各校收費標準會納入大學評鑑的主要考量」，各校如果收費明顯太高，「評鑑成績不但不佳，還會連帶影響明年度教育部發給學校的獎補助金」。這種明白以評鑑為緊箍咒的作法，會使得很多大學因為「人在屋簷下」，不得不調整發展策略，甚至方向。例如，教育部如果要求短期研究績效，大學在發展上可能採取重工輕理，重應用輕理論，大幅縮減基礎科學與人文系所的策略。或者，有些大學可能策略性的成立分化很細、與眾不同，以至於自創領域的系所（例如，流行系、觀光系、語言傳播系等等），再以同行少為理由，自創刊物，逃避學術批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間評鑑雖然不牽涉資源分配，但是還是會影響大學的社會聲望，大學還是可能重視作為評鑑指標的項目，忽略其他。例如，取消原有的導師鐘點制，以換取較高的師生比。也可能運用一些非學術性、非教育性的技術性手段，來影響評鑑的結果。
雖然適當的評鑑用途十分廣泛，但是當評鑑者，或者被評鑑者，企圖以評鑑作為問題的解決方案時，評鑑可能會成為箝制大學的力量，招致反效果，使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具體而言，這樣的發展不僅可能使得大學從傳授價值與文化的地方，轉而成為培養一技之長，適應資本社會的「知識工廠」，同時，也可能使得大學創造知識的功能消失於無形。
三、迎合評鑑模式的發展
有些大學十分重視評鑑，希望以外部評鑑觸發內部改革。它們通常將評鑑結果作為自身的績效指標，不僅積極接受評鑑，且以之作為改善依據與努力方向。然而，必須了解的是，也有些大學只是在意評鑑結果，卻完全無意以評鑑結果作為改善依據，它們可能發展出另一套應付評鑑的適應模式。具體的例子是，台北某私立大學的校長要求教育部應事先公佈評鑑指標，聲稱若要以圖書館借書次數作為指標，「學校可發動學生每日去借書」。依此類推，若評鑑要看圖書冊數，不是可發動全校學生捐舊書，兩萬人的學校，每人十本，一下子圖書館就多了二十萬冊？有些學校因為評鑑要看研究論文，就鼓勵系所自辦刊物（尤其是人文社會系所）、發行學報，來增加論文數量；或者像某國立大學，乾脆以每篇科學引用指標論文獎勵二到四萬元的高額獎金，激勵教授積極研究。甚至於因為科技相關科系容易拿到補助，就多設立科技相關科系；教育部要審「校務發展計畫」，就委請公關公司就學校所提資料，編輯製作精美完善的「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暨「執行成效」，至於其內容可能是校內教師聞所未聞的。當然這種為迎合評鑑而發展出來的適應模式是無法避免的現象，只是其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可議之處。
四、評鑑v.s.評比
評鑑會產生評比的效應，進而給被評鑑者帶來一定的改善壓力，但是，單純的相信「有競爭就有進步」，認為透過評鑑，就可以促使被評鑑者注意教育品質，努力發展學術，很可能會產生「有評鑑總比沒評鑑好」的想法，這樣的想法，一來容易讓人忽略粗糙的評鑑所可能帶來的負面作用，二來可能使得大學迎合評鑑方向，採取短線操作，無法以較長遠的眼光，從教育理想與追求知識的角度規畫大學的發展方向。
從民國64年教育部委託學術團體進行大學學門評鑑以來，教育部已經進行了多次評鑑工作，但是一直到最近，由教育部根據〈大學法〉籌組評鑑委員會，做綜合評估，並將結果公佈，才引起社會與媒體的高度關注。由於教育部的評鑑報告內容僅分別陳述各校的教學、研究、行政、服務等項目的特色及建議事項，並未提及校與校之間的比較結果，亦未加以排名，整體而言，讓人有「霧裡看花」的印象。例如，對國立大學的建議中，有的學校被要求積極募款，有的被告知必需防止和企業有過分「親密」的關係，有的則被要求必需節約水電，評鑑目標與標準難以捉摸；而指陳私立大學「校地擁擠」、「師生比高於一比三十」，「專任教師太少、授課鐘點太多」、「選修科目不夠多」、「教授級人數少」、「研究生人數與大學生人數不成比例」，其實是眾所周知的常識性問題，無法反映真正的癥結所在。
倒是近年來民間的商業雜誌，在大學招生前夕所做的大學評鑑，大膽在某些指標上做學校排序，優劣一目了然，雖然其評鑑方法與評鑑指標引發不少爭議，卻明顯帶領評鑑走向民主化與透明化。而評鑑的民主化與公開化，正是促使評鑑走向制度化與專業化的基礎。因為唯有透過實際的多樣化評鑑，才能夠反映評鑑目標的多元性，並在評鑑指標的使用上，互相學習與調整。換句話說，評鑑越多，受到的注意越廣，我們從評鑑中獲得新知識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商業雜誌在這方面的貢獻，不容忽視。
五、結果v.s.過程
大學的功能若是教育、研究、服務，那麼，大學的成果照道理便是學生表現、研究成果，與社會教化。然而這些成果的評估，一來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檢驗它真正的影響，二來很難釐清真正的因果關係，因此，量化標準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以學生表現為例，有人說台灣的經濟發展是成大畢業生撐起來的，有人說台灣的民主政治是台大學生發展起來的，然而，不管經濟或政治，都不是短時間能看到變化，其間牽涉因素又十分複雜，當然難以斷言因果。有人以畢業生社會職業聲望、就業率、MBA畢業起薪、通過律師考試比例、校友滿意度等等來當指標，也不是十分合理，因為各校所招收的學生來源本就十分歧異，篩選差異很大，學生表現好，可能反映的只是學生基本素質，而不是教育品質。同樣的道理，課程規畫也不是適當的指標，因為沒有任何課程安排是在學生進來之前，就能被認為「最佳」學習計畫的。就大學教育品質的真正意涵來看，最好的指標也許是，學生入學時與畢業時的成就水準差距，然而，蒐集這樣的資料有事實上的困難，因此，「教育成果」的評鑑在現階段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便只好將與教育成果可能有關的「教育程序」（包括師資學歷、師生比、圖書、資訊化等），拿來做為教學評鑑的主要內容。
至於研究成果，我們還只停留在計算論文篇數的階段，事實上，研究的評估，必需從重要性、產量、品質三方面來評估，由於國外在專業期刊的評鑑上已有相當的基礎，沿用SCI或SSCI指標雖然不失為評估卓越性的客觀辦法，但是考慮到外國期刊語言上的選擇性，以及學門領域上的歧異性，就不難了解為什麼以工學院為主的大學容易在這項指標下脫穎而出了。然而，SCI或SSCI指標，基本上是重要學術發現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就是說，論文篇數指標還是規格指標，而非真正的成果指標。由於研究成果的重要性量化十分困難，過分強調評鑑的客觀性，長期而言，將潛藏著對學術品質與科學創新的傷害性危機，因為，很多對人類十分有貢獻的發現都是在未預期的情況下出現的，例如，老鼠腦部腫瘤研究對人類乳癌的了解扮演重要的角色，AIDS的研究對病毒學、免疫學、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等等貢獻卓著。雖然就腫瘤與AIDS的研究而言，研究結果完全不算成功，但是研究過程卻促成了其他領域新知識的產生。因此，如果我們只以論文篇數來評鑑大學的學術成果，恐怕所有無法預期成果、必需長期摸索的創新研究都要胎死腹中。
總而言之，如果評鑑都是以程序規格為指標，資源多的學校當然佔盡便宜，不想創造知識，只求改善技術的系所也容易鶴立雞群。然而，更嚴肅的問題也許是，這是不是意味著，大學的教育或研究應該像工廠一樣，發展出一套標準程序，來保證教育與學術品質？沿著這樣的想法，繼中山大學、元智大學申請通過ISO-9001國際認證之後，國內會不會競相出現「ISO-9002」「ISO-9003」大學？或者，ISO認證可以取代現有的評鑑？
六、齊一教育品質的迷思
大學不管是在規模或目標上，異質性都是很大的。每一個大學可能有自己的辦學理念，可能有自己的教育目標，因而實踐這些理念與目標的方法，很可能都是需要摸索、沒有前例的。如果評鑑不問大學本身的發展方向與辦學理念，以至於大學實踐理念的努力無法反映在評鑑結果上，那麼評鑑通常只會使得大學放棄原有的另類想法與作法，盡量朝評鑑者心目中認定的辦學模式靠攏。換句話說，可能使得大學之間因為對於某些指標的共同重視，而趨於同質，無法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一個大學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她要把資源用在什麼地方，怎麼運用，都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是哲學觀的問題，無法判斷優劣。例如，甲大學可能致力於教學媒體的開發與全套設備的科技化，那麼這個大學可能都是大班上課，教師人數也不必多，但是教學效果可能很好；另外的乙大學可能非常注重師生互動的密切性，因此都是小班上課，相對而言它的教學設備可能就不那麼重要了。這時候如果評鑑選擇以師生比為重要的教學資源指標，甲大學的理念與努力很可能就會沒有發展的空間，更難有機會成為另一種教學典範。同樣的，大學許多花在改善「無形的」教育品質的心力，例如，將導師課列入教師鐘點，讓教師花較多時間在與學生談話上；改善學生的作弊風氣、鼓勵學生的勞動習慣等等，都可能因為評鑑指標的限制，而沒有機會成為更令人重視的教育特色。
進一步來看，無論是教育部或者是民間機構，都沒有想到要從大學本身的目標去評鑑各大學系所的設立是否在統一的基調上？是否形成有機的整體？尤其是系所性質可以是通識取向，可以是職業取向，這些系所的教育目標有無互相抵觸？然而這些方面的考慮與確認，一方面與大學的發展潛力有關，一方面更能檢視大學在理念實踐上的努力。因此，缺乏對被評鑑者教育理念的考慮，從評鑑者單方面發展出來的評鑑指標，很可能使得大學在發展特色、堅持理念上，顯得格外困難。
伍、大學評鑑未來的走向
由於評鑑涉及對教育品質與社會正義的追求，因此對於如何定義評鑑的走向實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因此針對上述大學評鑑的應然面所遭遇到的困境，提出幾點參考意見。
一、淡化政治性色彩
目前教育部正積極考慮設置常設、專責單位來進行高等教育的評鑑，如果就績效責任的觀點來看，此一做法是值得鼓勵的。但是為了避免政府主導的評鑑會加強行政對學術的控制，以及造成各大學的惡性競爭，評鑑者最好不要是行政部門的教育部，而應該另設中立的大學評鑑委員會來進行大學評鑑的工作。
二、顧及學校發展方向
大學理論上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發展方向與目標。然而由於評鑑結果對被評鑑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各大學可能為了爭取評鑑成效而扭曲原有的目標、改變發展的方向，因此，為了避免大學因為評鑑而失去特色，更為了不讓大學發展的迎合模式造成大學功能的扭曲，評鑑時應該充分尊重大學本身的理念與目標。例如一個以經濟導向為目標的大學，重視的可能是產業技術，這個大學的教師所生產的論文數量自然較多；而另一個以創造知識為理想的大學，關心的是基礎研究，能夠在觀念上有所突破的論文數量自然不會多。這時如果硬是忽略大學在理念與發展方向上的差異性，單以論文篇數作為評鑑指標，就如同將爬山與跑平地的人等同看待，一體測其速度般，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可能的結果是，將沒有人願意爬山。
三、指標建立的適切性
一種評鑑指標所代表的是一種支配性的價值引導，因此，除非教育部的評鑑目標與評鑑指標，也能接受公眾的質疑、專業的檢驗與立法的節制，否則，教育部動不動可以隨意拋出「學費高低要列入評鑑」之類的話，教育部的評鑑便很容易流為「不聽話，就不給錢」的工具，讓各大學的發展漫無章法，甚至可能讓台灣各大學成為「教育部大學」的病灶。
四、主動提供建議
評鑑是一種專業工作，因此無論教育部或遠見、天下的評鑑，在事前的指標研究，資料的分析方法，以至於評鑑的後設評估上，似乎都欠缺專業評鑑人士的參與。而社會大眾，包括各大學，也都只關心評鑑結果，對於評鑑過程以及評鑑方法，似乎都沒有興趣了解。因此，基於評鑑是專業的考量，各大學就不應消極的只是接受評鑑，或被動的對評鑑結果發表評論，事實上各大學有責任就學術專業立場，主動提供教育評鑑的適切建議，其中包括評鑑指標的檢討，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以及對評鑑本身進行後設評鑑。唯有在方法上能夠保證評鑑目標的專業評鑑，才能產生真正有意義的評鑑結果。
五、多元民主的評鑑方式
除了官方正式的評鑑外，教育部應鼓勵民間其他單位或學術專業團體積極定期從不同的立場與需求，進行各項評鑑。唯有評鑑民主化，才有機會讓評鑑接受公共評斷，建立反省與回饋機制，並且讓社會大眾有機會學習到如何評鑑「評鑑品質的優劣」。
六、評鑑是對話的過程
透過對話的過程，評鑑者可以更清楚各大學的教育哲學觀點，並從彼此的對話中改進評鑑技術；被評鑑者可以看清楚自己的長處與短處，並學習如何發展特色、改善缺點；社會大眾能夠明白，對每一所大學可能應該有不同的期待，並了解進入某一所大學，最能有收穫的是什麼。
陸、結語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雖然評鑑結果有可能帶來教育品質的改善，但評鑑本身並不會自動改善大學教育的問題，因為評鑑只能指出優缺點，凸顯優劣差異，而不是可以用來解決教育問題的。同時，我們更必需承認，以目前的評鑑方法與品質，要期待它能帶來真正的教育品質的提昇，恐怕是十分困難的；除非我們願意以更謙虛、更嚴謹的態度來建立我們的大學評鑑制度。當然社會大眾也必須真正了解評鑑的意義與功能，對評鑑結果能做合理的解讀，評鑑才不會成為控制學術發展的怪手。也唯有大學本身能積極提供大學理念的反省與討論，並從評鑑中調整與改善發展方向，評鑑的功能才能真正發揮，才不會讓評鑑反客為主，主導大學末來的走向。
參考書目
天下雜誌,＜2000大學評比＞
(http://www.students.com.tw/campus/campus_news.phtml?id=457)
,200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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