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22期，2002年04月15日

北約以轟炸手段進行干涉科索沃事件，造成了國際間對於主權、人權的爭論。在此事件中，我們聽到不少對「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強烈呼籲，出發觀點的不同可以改變整個事件的結果，如果把焦點放在「人權」上，看到的是：代表自由民主的國際力量對種族清洗這一違犯基本人權的暴行所進行的正義的「人道干涉」；而如果你關切的焦點轉向「主權」，則可能看到：以美國為首的強權勢力公然踐踏國際關係準則、野蠻攻擊一個主權國家以謀求其稱霸世界的「戰略利益」。於是，「主權至上論」與「人權至上論」的爭執形成了國際政治話語中一種新的對壘。本文本著這樣的複雜矛盾點，試以科索沃為例探討出人權與主權之間的關係。

簡略地說，以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博丹（Jean Bodin）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為代表的傳統主張裡，國家（君主）的權威是天然合法性和絕對至上的；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洛克（John Locke）則分別在社會契約和自然法的前提下強調了國家權威的「授予性」。對盧梭而言，「人民主權」才是國家主權的基礎。從歷史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早在古希臘時期的西方古典文明裡，便可以找到「主權」和「人權」概念的雛型；隨著世界快速發展的腳步，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和「人權」概念意義更廣而複雜，而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主權」這個用語的正式採用是早於「人權」的。

關於主權思想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歐洲中世紀的政治和社會格局。當時的政治和經濟是封建式的，思想文化則為羅馬天主教會主導，各地的國王由於受到貴族、教皇領導的跨國性教會、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以至城市新興商人階級等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抗衡，權力十分有限。於是出現了博丹主權論，其目的便是為了王權的鞏固和擴張提供思想上的依據。這種早期的主權論的關注點，是如何分析一個地域內的政治權力架構，並研究政治權力集中化的需要。[1]主權論指出，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為了避免困擾民生的武裝衝突，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便是主權。所以博丹說，主權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對臣民的最高權力」，「是在一國家中進行指揮的絕對的和永久的權力」，主權是永久的、非授權的、不可拋棄的。

在十八、十九世紀，主權思想在國際關係（即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得到進一步提昇，變成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主權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每個主權國家就其領土內的事務有絕對的管轄權，他國不容干預。各主權國是平等的，他們互相尊重對方的主權。[2]十九世紀英國國際法學者奧本海（Oppenheim）便說：「主權是最高權威，即一個獨立於世界上任何其他權威之外的權威。」由於主權的至上性，所以規範主權國家行為的國際法的效力，只能基於有關主權國家的明示（如締結條約）或默示（如在國際習慣法的情況）的意願，而不存在某些來自上天或自然的高於主權國家的規範，這便是所謂實證主義的觀點。由於這種主張主權至上性的實證主義思潮在當時佔了主導地位，所以有人把十八世紀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形容為「絕對」主權概念的時代。

在新的世界秩序裏，主權國家仍是基本的單位、國際社會的成員和國際法

的適用對象，原有的主權平等、各國互相承認和尊重對方的主權、不干涉對方的內政等原則都得到確認以至強化，並與各國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的原則連繫在一起。《聯合國憲章》在序言中強調「大小各國」的「平等權利」。根據[3]《憲章》第2條，會員國須遵行「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第2條第7款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關於各國互不干涉他國內政以至外交的原則，後來在聯合國的文獻中有進一步的規定：例如聯合國大會1965年通過的《關於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之保護宣言》、1970年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1981年通過的《不容干涉和干預別國內政宣言》。日本也曾在《國際聯盟盟約》的起草階段建議，締約國盡快在其本國給予各其他締約國的公民平等的待遇，不分種族和國籍，這建議其實是針對西方國家在其國內對非西方人的歧視。平等和反歧視原則其實是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但是英美等國都反對這個建議。例如英國代表便指出，這個建議侵犯了國家主權，干預到締約國的內政。日本的建議最終被否決。

至於人權觀念，則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但由於古希臘文和古拉丁文中並沒有一個明確地闡述「權利」觀念的字眼，所以「人權」這個概念的出現，只能說是近現代的事情。從英國十七世紀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裏，可以看到現代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洛克主張王權應受到合理制衡，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等個人權利，為現代人權理論奠下了基礎，並且催動了主權概念的轉化，便是從「主權在君」到「主權在民」的轉變。盧梭和洛克分別在社會契約和自然法的前提下強調了國家權威的「授予性」。對盧梭而言，「人民主權」才是國家主權的基礎；而在洛克看來，國家是實現公民權利的工具，政府的合法性在於其擁有「公共信約」（public trust）。洛克式的政治合法性標準也構成了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和人權原則的重要依據之一。

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時由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正式採用了「人權」的字眼，並且是人類有史以來對人權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統的論述，《宣言》指出，「人權」是「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託於國民。」

[4]1945年，人權原則得到《聯合國憲章》的確認，被規定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憲章序言“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之信念”，憲章第一條第三款規定“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1948年聯大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被喻為「全人類的《大憲

章》」，其最大的成就，在於為世界各國政府應該怎樣對待其人民訂下了普遍性的道德標準：只有當有關政府符合這個標準時，它才算是文明的、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的。從此以後，一國的統治者怎樣對待其人民，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其他國家、整個國際社會以至全人類的關注事項。《宣言》的序言提到，「對於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人類的良心」，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關心人權問題是義不容辭的。

在國際多邊機制中，人權與主權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關係？人道主義干預可以無視國家主權原則嗎？確定的是主權原則和人權原則都是國際法的兩個重要原則。聯合國大會分別於1948年和1966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從而標誌著國際人權法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分支開始形成較為完備的體系。不過，由於國際人權法迄今還沒有在人權領域的所有方面形成國際強行規範，只是在對[5]生命權的保護、禁止侵略和侵略戰爭、禁止和懲治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反對奴隸制和奴隸販賣等某些方面形成了強行法規範，因此，嚴格地講，[6]人權原則還不構成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儘管如此，人權原則作為國際法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其重要性還在不斷增強。既然主權原則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是國際法的基礎，而國際人權法是國際法的一個分支，因此主權原則自然成為國際人權法的基礎。沒有主權，國際法就不存在了，國際人權法也就成了空中樓閣。

關於人權與主權的關係，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德奎利亞爾1991年在他的最後一個《聯合國工作報告》中作了較為確切的闡述，他說[7]：「在人權問題上，不僅不需要新理論，而且新的理論可能破壞現有的瞭解。」他還說：「侵犯人權顯然會危及和平，而漠視國家主權則一定會真正造成混亂。在維護人權問題時必須儘量謹慎，以免保護人權被用作侵犯各國基本管轄權和破壞各國主權的跳板。」他的這些話應該作為聯合國和國際社會處理人權問題的準則。人權挑戰主權是西方大國在冷戰後國際力量嚴重失衡的情況下一手炮製出來的。它們認為，聯合國憲章中主權平等原則是空洞無效的，在各國沒有有效維護人權時，它們有責任去捍衛人權，實行人道主義干預。人權挑戰主權在理論上表現出西方大國宣揚的“主權有限論”，“人權高於主權”及從國際法中個別似是而非的法律依據。最近還出現了所謂的主權新概念，聲稱存在著兩種主權，一種是國家主權，另一種是個人主權，後者高於前者。顯然這樣的新概念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政治上對維護世界和各國的和平與穩定都是有害無益的。事實表明，西方的人權理論實際上已成為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小國和弱國施加壓力、干涉其內政的工具，並成為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爭取同情和支援的有力武器。我們必須警惕這樣的事實。

科索沃是前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個自治省，南部與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為鄰。面積10,887平方公里，人口約兩百萬，其中90%為阿爾巴尼亞族人，其餘為塞爾維亞族和黑山族(全名黑塞哥維那)。長期以來，科索沃的分離份子一直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國」，並與阿爾巴尼亞合併。整個80年代，科索沃的局勢一直動盪不安，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

1989年，塞爾維亞當局通過修改憲法取消科索沃的部分自治權，使科索沃阿族

1990年7月，前南斯拉夫聯盟塞爾維亞共和國國會議會解散了主張分裂的科索

1991年，科索沃阿族人舉行了非法的公民投票，決定成立「科索沃共和國」。

1992年，在前南斯拉夫聯盟解體過程中，阿族人同時宣佈成立「科索沃共和國」。

1995年，有關前南斯拉夫波黑問題(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問題的代頓協議簽

1997年，美國國務卿奧布萊特訪問貝爾格萊德(Belgrade，其為南斯拉夫聯盟

的首都)，並表示，「科索沃形勢的好壞」是美國支持南斯拉夫聯盟重

1998年2月，阿族份子與當地塞族警察發生對抗，造成4名警察和16名阿族

1999年1月底，北約要求南聯盟塞爾維亞共和國和科索沃阿族力量和談，會談

進行相當艱難。最終和談擱淺，戰雲密佈。[9]同年3月24日，以美

國為首的北約，在未經聯合國的授權下，公然對南斯拉夫一個主

1970年《友好關係原則宣言》[10]：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均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干涉任何其他國家之內政或外交事務。因此，武裝干涉及對國家人格或其政治、經濟及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預或試圖威脅，均係違反國際法。……每一國均有選擇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之不可移讓之權利，不受他國任何形式之干涉。在《聯合國憲章》訂立之前的國際法中，人道主義干預在「一國對其國民或部分國民的殘忍程度令人類震驚」的情況下可算是合法的。但是《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也已清楚訂明，會員國有國際法上的義務不對他國用武，而《憲章》只容許兩種例外情況：一是自衛，二是安理會授權的執行行動。雖然安理會曾就南斯拉夫對科索沃問題就是的處理通過決議，但未有決議授權北約採取軍事行動。所以部分西方國際法權威學者承認，北約的行動在技術上是違法的。

就人權方面來看，人們對阿族難民遭遇迫害的嚴重性有不同的估計──有人認為只是大規模的「歧視」（discrimination）；許多人確信發生了「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也有人使用「種族滅絕」（genocide）的字眼，但幾乎無人否認科索沃發生了違犯基本人權的不幸事實，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這場由美國政府策劃操縱的武力干涉標榜的道義是虛偽的、使用的手段是殘暴的，而其結果是災難性的。他以大量事實揭露美國政府的反人道歷史紀錄（野蠻轟炸越南，以軍火裝備支持縱容土耳其政權對庫爾德人的迫害，卻懲罰了真正稱得上「人道干涉」的越南對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的進攻──先是支持「中國入侵越南」後又對越南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等等），以此證明美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歷來無視人道。這次對南聯盟的轟炸不僅沒有減緩衝突，反而加劇了難民事態的惡化，同時造成平民的傷亡，與其聲稱的人道目標完全相背離。

當今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存在著巨大懸殊，而無論是聯合國還是其他國際組織都沒有真正確立一個具有平等參與和有效制約功能的「國際民主體制」，在這種情況下，「新干涉主義」就有可能被國際強權所利用以謀求自身的霸權，特別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性急速擴張的時代，我們更應對此警覺。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發現主權原則在未來仍是世界各國和平共存的基礎，它是照顧現實的；而人權原則把我們引向一個更合理、更正義和更仁愛的世界，它是理想的呼喚。人類，便一如以往般，生活在現實和理想的夾縫之間。認識現實、接受現實，同時憑著理想、信心和希望去改變現實，這便是我們所奮鬥的方向吧！

(1) 主權和人權的歷史和法理學反思，1999年10號，第55期陳弘毅

(2) 王鐵崖、田如萱，國際法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2，p.818~819

(3) 韓德培，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p.959~963

(6) 另類嘹望科索沃，Michel Chossudovsky，摘譯陳奕齊(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研究員)

[1]主權和人權的歷史和法理學反思，1999年10號，第55期陳弘毅

[2] 同註1

[3]主權和人權的歷史和法理學反思，1999年10號，第55期陳弘毅

[4]王鐵崖、田如萱，國際法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2，p.818~819

[5]王鐵崖、田如萱，國際法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2，p.818~819

[6]韓德培，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p.959~963

[7]德奎利亞爾，秘書長官於聯合國工作報告，1991/9/14，p.13

[8] 另類嘹望科索沃，Michel Chossudovsky，摘譯陳奕齊(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研究員)

[9]英國《新非洲人》1998，7~8月合刊

[10]主權和人權的歷史和法理學反思，1999年10號，第55期陳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