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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語言文字起源：一個業餘人類學家的觀察[1]

翟本瑞  南華大學社會所

學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無論是在問題意識、研究方法，抑或是在推述命題上，都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形成孔恩(T.Kuhn)所說的「常態科學」。所有的討論，都在此一固定「典範」中進行，順著此基礎的開展，學術研究具有累積性，可以細部檢証其真偽以及與真實世界的對應性。然而，常態科學發展到某個階段，常常會產生不適用性，或是無法解決某些問題，以致於學者往往需要重新思考該領域的基本預設以及概念架構，才能找出突破瓶頸的新思維。科學革命於焉產生，新的假設與概念架構逐漸形成，以與既有理論相競爭。就在彼此爭辯的過程中，學術產生對話，也激盪出智慧的火花，為沈寂已久的專業領域，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

但是，理論具有自我滿足的特性，而所有的觀察與研究往往又是由理論所導引，因此，學術研究往往自我限囿在既有框架中，無法見出自己的限制與盲點，也就無法自發地產生突破。於是，學術發展與科學革命往往需要借助外來力量，以解脫學門自己所造成的限制，科學革命與學術生命的真實開展，往往是從不同學門借用不同觀點或發現所開始的。於是，不同學科間的交流、不同領域間的整合，甚至業餘者的偶然觀察，往往在不經意之處，創發了學科突破所需的新動力。由於這些新觀點與原有專業研究有所出入，其潛在的原創動力往往會為人們所忽視，直到該學科中某一重要思想家意識到其特殊性之後，再將其焠取精煉後，才能為該學科所用，成就新思維與新取向。然而，在新觀念提出時，大多數人很難分辨其間的重要性，因此也常讓許多思想家及發現埋沒好一段時間，待到學界準備好了，才能接受這些創新的觀念。其中，業餘者由於並不精於採用專家的術語和理論架構，其原創性最容易為人們所忽視；但是，也正因為業餘者沒有專家在該學門的包袱，所以才更能夠看出一些專家所忽略的重要問題。當然，業餘思想家缺少對該專業學門的基礎訓練，很可能會因基本常識不足而產生許多偏誤，不過，就學術的原創性而言，專業學者如能將學科訓練的驕傲與執著暫時放下，或許可從不同學科及業餘思想家處得到某些靈感啟發，藉以解放受到專業限囿的思想。

一、尋根：人類的起源

國家地理雜誌製作了四集《尋根》影集[2]，探討從500萬年前開始，人類如何透過工具、語言、社會關係的發展，而演化成為萬物之靈，終至佔據了整個地球。關於這段發展史，大多已成為學界常識，為各界所接受。

180萬年前，非洲世界出現了直立人，在接下來的100萬年間，其活動範圍局限在非洲地區，基本智力與生活型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從100萬年前的化石可以見出直立原人兩腦已經產生側化作用，左、右兩半腦已經不一樣大，顯示左側大腦語言區的發展確實己經開始，直立人已經開始使用符號與基本的語言了。為了適應生存環境的改變，直立人的飲食開始泛化，發展成肉食、草食並存的雜食性動物。除此之外，直立人具有相當於今日兒童程度的語言溝通能力，並已發展成超過100人的群居團體，可以彼此合作，完成簡單社會性活動。

100萬年前，冰河時期來臨，非洲世界開始草原化。由於環境改變，直立人不得不開始遷徙，形成了游牧式的生活。80萬年前，直立人來到現在的西班牙地區，成為最早的歐洲人，他們與100萬年前的直立人製造同樣器具、具有類似的生活方式。之後，經過冰雪的阻隔，50萬年前到20萬年前存在歐洲的尼安德塔人，已經孤立發展成為新的人種，如以DNA比對，它與現代智人存在27個差異，顯示雖然先後居住在同一地區，尼安德塔人並不是現代歐洲人的始祖。

那麼，現代人的起源由何處而發呢？比對現代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染色體，在DNA上出現驚人的一致性，顯示現代世界所有人種都有著共同的始祖，而且分化時期並不太遠。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物化學家亞倫•威爾遜(A.C.Wilson)主持的粒線體實驗室，計算出人類粒線體DNA族譜樹最早分離時間發生在19萬年前，由此，進而建立了世界各族群演化發展的族譜學[3]。化石顯示，10萬年前，世界上共有三個獨立演化出的不同族群，分別為歐洲的尼安德塔人、非洲的智人以及遠東地區的直立人。就基因而言，無論是在歐洲、亞洲、非洲、美洲或澳洲，所有現代人的共同始祖是當時生活在非洲的智人。比較現存黑猩猩族群，其間染色體上的差異相當大，顯示黑猩猩從300萬年前就存在著各自族群的獨立發展。與此相對比，人類的染色體差異不大，不同族群的演化，時間上不會超過6萬年。

上述三種人類，經過冰河期惡劣環境的挑戰幾瀕絕滅，各自剩下大約1萬人。直到6萬年前逐漸克服自然環境的限制，人口才慢慢恢復，智人開始遷移到包括澳洲與東歐在內的世界各處。距今4萬年前，智人遷移到三大洲不同地區，面對新環境挑戰與適應，開始使用新工具[4]，首先表現出來的是語言能力提高，除了單字使用之外，開始有文法的觀念，已經擁有構句能力，因此可以交換彼此想法並將經驗與意見傳遞給後代，在此基礎上才產生了科技革命。在3萬7千年前法國南部洞窟發現的壁畫就可見出，這些壁畫不只具有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它能保存記憶、教導他人寶貴的經驗，顯示當時人類已經具有思維上的創造力。相較之下，非洲原有智人雖然早就具備新思維的能力與工具，但未若歐洲的智人般高度發展。其間合理的解釋可能是智人在歐洲面對與尼安德塔人的生存競爭，在壓力下產生了較高科技產物，使其在生存競爭上處於優越地位。一般相信尼安德塔人的咽喉管還不夠長,無法發出與現代人一樣多的母音，語言也不如智人發達。工具與符號的使用，讓智人在冰河時期得以求生，並優於尼安特塔人所使用的基本工具，而能在這場生存競爭中贏得最後的勝利。優勝劣敗之下，尼安德塔人最後終於消失了。同樣的，活躍於東亞地區的直立人也消失了，最後，世界上只剩下心智能力最優的智人。

距今2萬8千年前，歐洲的智人在人數上超過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代表冰河時期，適應歐洲特殊自然環境所產生的「特才」，在文化接觸與生存競爭時，最後不敵代表「通才」的智人。有些人質疑尼安德塔人與直立人的消失是否是因為與智人通婚、混血的結果？理論上這是可能的，但是檢視DNA的証據，卻無法支持此看法，染色體上的証據顯示，世界上所有現代人類，都是智人的後裔。從基因變異程度來看，變異最大的族裔應該是分化的源頭，遽此，可以推論出所有現代人都是從東非智人所演變而來的，不同族群間的變異，都是智人為適應當地環境與生存競爭時所產生的調適結果。

冰河時期造成海平面下移，2萬年前連結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間的白令海峽當時仍可通行，大約在1萬4千或5千年前，智人在人口不斷遷移時來到美洲。在DNA比對中，美洲原住民只有一個DNA與其他所有族裔有所不同，這改變了以往我們對美洲原住民起源的瞭解。由於所有美洲原住民都具有此一特殊DNA，証實智人並非大量移居美洲，而僅只是少數幾個家族移到美洲，所有美洲原住民都是這幾個家族的後裔。其中，有一人體內染色體中產生基因突變，在通婚與遷移的歷程中，此一「美洲亞當」將這一特殊染色體傳遞給所有美洲原住民[5]。

距今1萬年前，氣候開始回暖，五大洲所有智人加起來也只有100萬人，人數仍少，仍然維持著原始的狩獵與採集式經濟活動。直到此時，世界上所有人類腦部結構都沒有太大變異，智人能夠記憶數百種動、植物，也能具有簡單溝通與文法，更能製作精美實用的工具。

1萬1千年前，敘利亞等地智人開始定住，亦開始將動、植物馴化，發展出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定住與農、牧業的發展，讓智人能夠儲存作物，不再依賴自然為生，將生產力解放出來，經由分工系統的運作，才能創造出高度的文明，以突破自然界的限制。農業擴張與城市發展，將人類文明發展帶到另外一個新的紀元。

二、語言使用與文明的擴散

八○年代後期，威爾遜主持的粒線體實驗室研究小組從世界各地人群的DNA多態性比較研究，推測現今所有人類都是單一起源於非洲，此一看法一直為中國大陸學界所質疑。大陸學界對文明發展主張「多區起源論」，認為世界各地的人種都是由當地的直立人，經過漫長演化所逐漸形成的，許多出土的化石亦支持此一看法[6]。然而，考古學上一直無法在世界各地區發掘出10萬年前至5萬年前的人類化石，這個斷層讓各地區獨立演化的說法缺乏化石上的直接証據。德州大學休士頓人類遺傳中心中國籍助理教授金力所領導的跨國研究，對此一難題，以遺傳學上的証據，提出了新的解釋[7]。

人類Y染色體可當作人群變遷事件的忠實記錄，金力的研究小組調查東亞各地區所有不同人種，發現南方人群遺傳多樣性非常豐富，相較之下，北方人群的遺傳多樣性反而比較少，尤其是在Y染色體上，北方人群僅擁有南方人群的一部份，可以証明北方人是較為晚近的人種，中國人的遷徙情況並非如以往所認定的，由西向東、由北向南擴張。

距今10萬年前，第四紀最後一次冰河期，由於氣候惡劣，生存於非洲之外各地的直立人、尼安德塔人以及智人都因而絕滅。當冰河於7萬5千年前開始溶化，逐漸向北方退縮[8]，倖存的智人於非洲開始向外擴張，逐漸移至世界各地。6萬年前到達東亞，最初定居在東南亞柬普寨、泰國、越南一帶，逐漸再向北移，進入中國境內後，跨過長江、黃河，在黃河中游定居，形成了漢族文化。

各地後來由於地形分隔、氣候差異，造成語言、風俗、習慣、體型、膚色上的不同，也形成了當前不同的文化形態與社會特性。舊石器時代的直立人，容或在不同地區有各自的發展，然而，就技術與心智能力上言，差異畢竟不大，各族群間的相同性遠超過差異性。然而，由非洲遷移到不同地區定住後的智人，由於語言(文法、構句)的使用、新工具的製造、社會關係複雜化，在文化水準上遠超過已往階段，讓區域隔離的不同文明，產生不同的分殊特色。文明一旦上路，就走向自我創發之途，不同區域間的分殊性日增，語言分化、神話傳說、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制度、思維模式等，都會因此而有不同的發展。雖然，相當程度上，我們仍可追溯其間的源頭與發展，但是，大部份情況下，我們會視其為不同的文化體系，當作獨立發展的特殊個體來處理。

此一結論有遺傳學染色體DNA上的証據，其真實性當然無庸置疑。共同源頭的事實，解釋了神話、傳說、社會制度等領域上的共同通性，以往學界以普遍心靈結構來解釋的現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說明。但是，對於人類學家而言，仍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最需要加以解釋的是：為何同一人類起源，會產生現在世界各文化間的差異？假設１萬年前人類的文化大同小異，沒有本質上的差別，500萬年間人類在演化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差異，主要是過去1萬年間所造成的。比較當前各文化與人種體質，其間差異不可謂不大，傳統理論當然有許多需要檢討之處。

達爾文演化論缺乏物種演化過程中的化石証據支持，一直為學界所質疑。造成演化的主要因素有突變、選擇、遺傳漂變以及遷徙等項。近來，新演化論強調演化過程並不是逐步開展的，少數族群的些微差異，在孤立的環境中，幾個世代間就能夠演化成不同的物種，因此當然沒有演化過程中的化石。一般物種如此，使用工具、語言，具備社會集體組織的人類，不同族群間的文化差距可想而知。自然環境與文化的差異，讓不同地區的人類，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色及生存命運來。

其中，表現出來最大的差異在於語言使用。傳統語言學將人類語言區分為屈折語、孤立語、膠著語和複合性語言四大類，認為這四類語言分屬不同類型，要建構出普同語言的巴貝塔(Babel)夢想，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不同語言使用，自然就產生不同的文化類型，也產生不同的社會制度。世界各種族間的文化差異，主要來自語言使用上的差異。為了說明這些語言發展上的變遷，許多學者亦從地理區位的分化來探討語言傳遞時所造成的差異[9]。實則，對語言發展流變的系譜分析，是一件相當複雜的學問。

以美洲印地安語為例，由於沒有既存文字來記錄其語言，印歐語系的語言學理論又無法直接套用在對印地安語的研究上，因此只能從對各別語言的調查著手，分別以各土著語言的實際使用為唯一標準來認識該語言。這個工作最早由鮑爾(M.Powell)及美國民族學會等組織進行，直到1891年鮑爾將北美語言區分為58種不同類型，對於印地安語的調查才完成了第一次的整理工作。後來，克魯伯(A.Kroeber)及狄克森(R.Dixon)對加州印地安語言研究，將其分為 Hokan及Penutian兩類，再經由薩丕爾(E.Sapir)的整理，將北美和墨西哥印地安語區分為23類。薩丕爾晚年再進一步有系統地整理關於全美洲印地安語的分類，最後將其歸為6大類，才建立了關於印地安語的基本理論。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關於印地安語分類都是以薩丕爾的6大類為準。一直要到格林堡(J.H.Greenberg)採用史瓦弟許(M.Swadesh)所發展出來的基本語彙變遷學(Glottochronology)和字彙統計模型(lexical statistics)，對印地安語中第一人稱n-和第二人稱m-音綴加以研究，才在1987年將美洲（包括北美與南美）所有印地安語區分為Eskimo-Aleut、Na-Dene及Amerind三大類[10]。一百多年的努力，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才建立出區分為三大類的理論，可見專業化學術累積所需時間與心力。

經過多年努力，語言學家將世界上5000多種語言（尚不包括方言）歸類為17個語系，除了美洲3個外，非洲4個、澳洲1個、新幾內亞1個、歐洲2個、亞洲則有6個，語系間有著某些重疊，其地理分布與人類擴張史有關，而且與學界對移民及遺傳多樣性的理解非常吻合。這些關於語系的研究早已為所有語言學家所接受，然而，不同語系間是否仍能找尋到更早的共同源頭，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依基本語彙變遷學的觀點而論，相同起源的語言經過6000年的分化，各語言間的共同字彙已經降到10%，統計誤差也相當大，找尋其間關係的希望很小。雖則如此，學者仍然提出「歐亞超語系」、「諾斯特拉特超語系」以及「登─高加索超語系」等假設。最終而言，重點在於語言學界是否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語言演化樹[11]。

然而，如果上述關於「美洲亞當」理論可成立的話，由少數家族繁衍至發現新大陸時的5000萬人，顯然美洲所有的語言都應該具有同一起源。是經過不斷遷徙與隔離的過程，才造成後來諸語言與文化間的分化。由於沒有書寫文字，這種差別與變異性就特別明顯。

假如再往前推，印地安語應該有一個更早的源頭，可與其他語言接軌，找到其間的類似性。當然，語言一直要到形成書寫傳統後才具有定型化的發展，才有一定軌跡可循，變遷時也有著實質的限制。這時，探討其間的變遷與系譜也才具有客觀依循標準。只有在發展出書寫文字後，野蠻心靈（李維史陀的用法）才能夠被馴服，才能發展出現代文明來，也才能建立更複雜的社會組織與高度文化來[12]。書寫文字的發展更進一步強化了兩半腦的側化作用。

蘇美人的楔形文字(9000-2000 B.C.)是人類最早使用的文字，其先驅可推溯到１萬年前小亞細亞陶罐上與封存物品內容相同的符號[13]。如果我們粗淺地將書寫文字依發展順序區分為象形文字、音節文字以及音標文字，蘇美人的楔形文字、古巴比倫和亞述的楔形文字、腓尼基的象形文字，以及埃及的神聖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的代表[14]。梵文、亞蘭文、希伯萊文、後來的阿拉伯文都是音節文字的代表。3000年前到2500年前，閃族的22個子音標記，普遍流行於中亞和地中海區域，直到希臘人在距今2700年前從腓尼基處借用文字後，因為對母音依賴程度相當高，為了母音標記的問題，而將母音列入文字註記後，才獨立發展出音標文字[15]，從此，音標文字才正式進入人類文明之中。此後的拉丁文以及西歐各種方言的發展，都說明了音標文字日益普及的事實。

幾乎所有圖像書寫系統(象形文字)都是垂直由上向下書寫、而依賴視覺提供音韻特徵的拼音文字都是橫向書寫的。95%具備母音標記（不論是單獨字母、音節標記或音節中加記號）的語言，都是從左向右書寫的；而幾乎所有不包含母音字母的語言都是從右向左書寫的。這種特性是從這些文字開始使用就持續了三千年之久，針對此點，學者傾向接受「特殊的書寫系統在解讀策略和迴應方式上都有特殊的神經系統組合」與之相配合的看法[16]。雖然，不同系統的語言型態差距很大，很難將其置於同樣基礎看待，然而，從希臘早期文字出現的耕牛體，可以見出借腓尼基文字再加入自己的母音後，希臘文從音節文字轉變成為音標文字，在書寫型態上也會逐漸調整成適合大腦辨識的模式。從象形文字到閃族的音節文字，再由希臘人發展出標記母音的音標文字，這些只是歷史上的偶發事件，但卻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甚至改變了人類心靈的思維方式[17]。1萬年前文字的發明，發展到了2500年前，己經決定了不同種族的文化形態與社會類型。

三、漢字起源問題

如果認定現代人有著共同起源，都是從１萬多年前由東非經近東地區擴散到世界各地，則各種族的語言與文字很有可能都具有共同的起源。1866年巴黎語言學會有鑑於關於語言起源問題討論空泛，大多沒有學理上的根據，嚴重影響語言學實質研究的進展，故在會章的第二條明訂：「本會不接受關於語言起源或國際語方案的任何論文。」以當時的條件無法處理此一議題並不意味此一主題沒有意義。諸如格林(Jacob Grimm)的「語音學定律」說明語音變遷的法則，有助於我們推估上古語言變遷。語言學家亦找出許多不同的規律，以分析不同語系間語音的變化關係。由於印歐書寫系統是拼音文字，討論重點自然集中在語音變遷上，然而，關於不同語系書寫符號間的關係呢？長期以來這個領域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饒宗頤在比較西北半坡系陶文與腓尼基字母時，發現形構相同的竟有20個之多[18]，以腓尼基22個字母而言，有20個字母在半坡系陶文中找到相同形構,比率不可謂不高。有些學者會以巧合或是形體相符但意義相左來說明其間的類似性,但是,為何具有豐富創造性的心靈會產生高度類似性的符號一事，仍值得我們有所省思。由於古文字形體尚未完全固定化，變體相當多，相關爭議仍無法為所有學者所接受。

早在1913年牛津大學亞述學講師波爾(C.J.Ball)《中文與蘇美爾文》(Chinese and Sumerian)一書中，就已論及蘇美楔形文字與漢語在字形和語言結構上的關係。清末民初，漢族西來說風彌之際，此書頗受人注意，但因波爾對古漢文的理解有限，該書對兩種語言彼此關係的討論意義有限。然而，西方思想家大都認為漢字起源於蘇美人，其中尤以L.Woolley為最，在Wooley看來，蘇美文早在4000年前就已出現，其較進步的拼音文字中仍保留圖象性質，為後來文字（例如，漢字）所借用。字母發明自烏格烈德(Ugarite)人，腓尼基人採其系統，從30文再減至22個字母，後為其他各民族所模仿、借用。1976年蒲立本(E.Pulleyblank)為文主張中國10天干與12地支(共22個文字)可解釋為22個音符，與腓尼基人22個字母相對應。饒宗頤認為雖然蘇美人、埃及人、漢人均使用圖形文字，但其目的大不相同，加上指示詞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對上述主張都不能接受，立主漢語發展的獨立性[19]。

在蒲立本之外，諸如H.Morgan, D.Kelley及V.Mair等學者都企圖將22干支與腓尼基22字母加以比擬，希望建立兩者間的關係。Mair在1996年的文章中表示，這兩組符號系統中，在聲音和字形上絕對一致的至少有15組。李珠莉(Julie Lee Wei) [20]對此一問題相當有興趣，受Mair的研究影響繼續研究，針對羅馬字母、希臘字母、希伯萊名稱及意義、腓尼基字母、甲骨文字、現代漢語、現代漢語發音和古代擬音、蘇美文、古埃及文、亞述文、塞爾特文、日爾曼文、以及其他文字的比較研究，將22組符號對照羅列，完成了一個對仗完整的圖表，見【圖一】及【圖二】。這個結果當然相當大膽，但也相當驚人。

前文提及，美國學界動用無數資源、人力，花了一百多年，才將美洲印地安語歸結為三大類。李珠莉兩篇文章，就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文字找到共通的源頭，建立出一個比較基礎。這是正規學院研究不容易做到的結果，可能要動用相當多人力、累積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得到類似結論。從腓尼基語、閃族文字，到Linear B以及希臘文的發展，推及到西歐各不同語言、文字，這條主線既有研究相當多，學界早有定論，爭議不大。然而，腓尼基語和其他語言、文字間的關係既有研究仍相當不足，無法有效論斷。不過，從上述考古學及DNA研究的發現，我們當然知道1萬年前人類文化才開始分化，不同文化即使沒有來自相同的文字起源，也一定在符號系統上有著共通性。暫且不論其內容推述，單就形式面而言，李珠莉的比較研究當然一定有其意義。

這是順著DNA証據而來推論語言、文字應該有著如此對應的發展。但是，對不從此角度來思考的學者而言，這種方式沒有學術累積的基礎，其有效性是值得檢討的，邏輯上的應然，推不出經驗中的實然。就專家的角度而言，往往也就一筆鉤銷了這一類的研究成果，殊不知它們在學術研究上往往具有另一種特殊的意義。

李珠莉依格林堡所建立關於語言研究的基本原則，以及史瓦弟許的基本語彙變遷學觀點，進行關於22個干支符號與腓尼基字母的比較研究，得到相當出色的比較成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其論文中論點都一定正確。在〈中國干支符號與腓尼基字母間的對應性研究,1999〉以及〈中東、北非與商代中國文字中形素與意素的比較研究,1999〉兩篇文章有著下列的結論：雖然有許多用法已然失傳，但正如腓尼基字母一般，干支字符本身就具有意義。該文亦印証了新石器時代中國文字中存在大量印歐字彙的說法。Mair對此一現象的解釋，主張早年在商代宮庭中有著一些熟悉蘇美及埃及文字的古波斯巫師，在占卜之際依其專長，將西方的文字用法引進到甲骨文之中。李珠莉接受Mair的看法，視中文起源來自西方傳入，干支22個字符只是諸多借用現象之一角。得到這些看法後，李珠莉接著問道：是誰在什麼時候於何處向誰借用這些文字？借用之後，緣何而起可以討論中國語文的起源？

實則，如果依前文分析，這些問題都不必處理，因為這本來就是語言分化及文化傳播上的自然現象，非要將古波斯巫師加進殷商宮庭占卜中也似乎有點牽強。

真正重點毋寧在於，如果半坡陶文及殷商甲骨文中，干支符號來自腓尼基字母，漢語在與其源頭孤立後，處於什麼樣的特殊環境、依著什麼樣的發展序列、建立出獨特的語言經驗，因而構造出屬於中華文化上的特色來？當然，這些特色對當代文化發展之利弊得失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中。

四、小結

學術研究究竟要以專業化為主要目標，還是要以廣度為主導？各學科應該強化其獨特研究主題與方法，還是應多考量科際整合的研究？這都沒有標準答案，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專家具有豐富學養與整合心態，或是研究人員成為學養淵博的專家。

在強調學術規範及專業議題的當代，百科全書式的通才除非能夠專業化，否則無法取得學術地位。在升等及出版的壓力下，學者也往往僅能在各專業領域埋首研究，以期能在既有學術研究成果之上，再加添些微新的東西，以便累積學術聲望和地位。逐步累積的邏輯與運作模式，當然會建構出一套特殊的學術產業標準，以保障此一制度持續運作。

其中，當然有不少研究成果會與個人生命以及社會脈動有著共鳴，但是，僅僅是包裝漂亮的垃圾也不在少數。長久以降，許多學術研究失去其生命對應，更與學者產生了割裂與疏離。

這個時候，業餘學者的一些分析，就有著反省上的意義了！

* 本文為筆者業餘興趣之一，一年前即計劃寫出，因故拖延至今，應《教育社會學通訊》編輯邀稿寫出。在一個割裂的時代，面對諸多漂泊的心靈，謹以本文獻給李珠莉女士，並與南華同學共勉！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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