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21期，2002年03月15日

商務印書館採取日本機器及編排方式，在上海租界大量出版關於國外新知的通俗書籍，成為近代中國出版史最重要的一頁。洋傳教士介紹西方知識、嚴復林琴南譯西書、梁啟超與留日學生將日譯西書大量轉譯為中文，改變了近代中國的發展。然而，這個過程不單純是客觀地觀念引介，還同時造成了中文文字表達的轉化，以及思維模式的變遷，成為影響華文文化發展最重要的一次變革，出版一事也有了最重大的變化。認識這個轉變過程，就成為認識當代華文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翟本瑞

中國近代是一個動盪、轉折的時代，其歷史包括晚清（1840-1911）和民國（1912-1949）兩個階段。晚清時期是引進西方文化的階段；民國以後，則是西方文化在中國植根與發展的階段。陳獨秀認為西學在中國傳播的過程，是國人對西方文化認識逐漸深入的過程。學習西方、引進西學是晚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時勢所趨形成的潮流，更確切的說，應該是「出於被動的主動」。

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書籍是國人認識西方的工具之一，儘管語言、文字相異，亦能以翻譯的方式，通過閱讀譯本來認識、了解西方，而中、西方文化交會之後所產生的交融與衝突是必然的，其影響層面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於思想。因此，本組盼從晚清時期的出版特性中，能約略描繪出近代華文思維模式形成的脈絡。

「西學」一詞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但未成為當時人們對西來文化的通稱。由該時代的一些術語，如夷商、夷船、夷炮、夷言、夷情等詞彙看來，以「夷學」來概括當時人們對西學的稱呼似乎較為恰當。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由於一批有識之士對西方有較為切實的了解，對西方的偏見有所改變，再者，有關條約明文規定，不可以稱西洋為「夷」，人們便以「西學」一詞來泛稱西方文化。到了戊戌變法時期，中體西用說頗為盛行，「西學」之名常見於報刊上，另一方面，則有人傾向於用「新學」概稱西來文化。

以現代的觀點而言，西學之「西」純粹是中性的方位之詞，沒有任何褒貶的意涵，然而在十九世紀的六、七0年代，則有一定程度的輕蔑之意，因為西與中是相對之詞，「中」不只是指中國，而且有中心、中央的意思。

「西學」意指西方文化，西學傳入中國則相應地稱為「西學東漸」。[1]在《邵氏危言‧綱紀》中記載：「道光咸豐以來，中國再敗於泰西，使藝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時務者，觀其號令約束之明、百工雜技之巧，水陸武備之精、貿易轉輸之盛，反，自以為貧且弱也。於是西學大興，人人爭言其書，習其法，欲已變俗。」[2]這麼一段話便清楚說明了西方文化在中國興起的背景狀況。熊月之則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中，將晚清100年間（1811-1911）西學傳入中國的歷程概分為四個階段。

1807年，傳教士馬禮遜奉派東來，是基督新教第一個來華的傳教士，他於1811年在廣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開啟晚清西學東漸的序幕。傳教士們就此陸續在馬六甲、新加坡等地，開學校、設印刷所，出版報刊書籍，在當地華僑中傳播西學，為日後到中國大陸活動奠下基礎。其中新加坡印刷所的設立，係由「中國益智會」倡議，中國益智會成立的宗旨是為了英、美、德、荷等國人士，促進中國與西方的溝通，出版能啟迪中國人智力的一類書籍，並把西方的技藝和科學，傳授給他們。[3] 加坡印刷所從1835年至1842年間共出版了書刊42種。

馬禮遜等傳教士共出版了中文書籍和刊物138種，其中有32種是關於介紹世界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知識，較為重要的有《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美里哥合省國志略》等，這些書刊亦成為日後林則徐、魏源等人了解世界情況的重要資料。

（二）第二階段（1843-1860），西人為主，少數中國知識份子參與

由於清政府在中英鴉片戰爭中戰敗，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於是傳教士便得以將活動範圍擴展至中國東南沿海，晚清西學傳播史上的新階段由此開始。

據熊月之的統計，這個時期共出版各種西書434種，以宗教宣傳品為出版大宗，佔75.8％。而數量可觀的科學著作，如西醫、數學、力學、植物學等亦陸續在中國出版。《算法全書》是第一部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用西方數學體系編成的數學教科書；《重學淺說》是傳入中國的第一部西方力學著作。

當時的知識份子如林則徐、魏源等人，主要關心的還是國際常識和世界史地知識，然而已逐漸出現中國知識份子主動了解、吸收西學的趨勢，並開始與傳教

士合作，參與譯書的工作，開啟了晚清中國西譯中述[4]的歷史。嚴復表示，只譯科學書，不譯宗教書，顯示了中國知識份子在介紹和接受西方文化時的獨立性和選擇性。[5] 然而以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不也表示當時的中國與國人對西方科學的不了解，而想要藉由譯書來更加了解西方的科學知識。

（三）第三階段（1860-1900），西譯中述，中西傳播機構共存

中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再度慘敗，在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不平等條約中，增開了11個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亦在這些地方居住、建禮拜堂，有傳教的自由，還可以到中國內地各處遊歷、通商，如此廣闊的活動範圍，為外國人對中國的文化滲透增加許多的便利性。

而當時的中國設立了總理各國事物衙門、京師同文館，洋務運動則以學習西方船堅炮利與聲光化電為重心，這些都對西學傳播有很大的影響。這個階段的西學傳播，主要的西書翻譯、出版機構可概分為教會系統、清朝政府系統，以及民間系統三種類型，分別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商務印書館較為重要。依熊月之的統計，此時期的翻譯西書，量多面廣，包含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等共出版555種[6]，其中以關於應用科學的譯作較多，有225種，佔總數的41%。

由於清政府創設譯書機構，再加上西書譯作的質量也更為提昇，這說明了因應時勢潮流的轉變，中國政府開始主動吸收西學，官方譯書機構在晚清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掌握了主導性。在民間方面，西學的影響層面，則從知識份子逐漸擴大到社會基層。曾國蕃倡導西學；張之洞、李鴻章在家人生病時曾請西醫來看診；富家子弟進入教會學校讀書……，在在顯示出西學影響之深入。

在戊戌政變、八國聯軍之役之後，中國有識之士對清朝政府失望至極，革命風潮隨之產生，留日風氣亦逐漸熱絡，西學傳播的內容、方式也有了轉變。中國引進西學之主要來源，由原本的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書，轉而以從日本轉口輸入的西書為主。經熊月之依據各書錄[7]的書種數目統計過後，此階段翻譯各國西書的數量至少有1599種[8]，佔晚清100年譯書總數的69.8﹪，遠超過在此之前90年的中國譯書總數達兩倍之多。

在譯書種類方面，以社會科學類最多，其次則是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由此可見，中國輸入西學，從兵工技術的物質文化轉而以思想、學術等精神文化為主，也就是由器物層次、制度層次，而至精神層次。西學對中國的影響在這個階段也更為深入了，現在人們慣用的名詞，如社會、政黨、階級、觀念、唯物、唯心等，都是在當時所確立的。

由於西學在中國傳播的面向多、廣且深入，在梁啟超所編之《西學書目表》中，將西學分為算學、重學、天學、地學、醫學、法律、兵政等27門，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則將其擴增為31門[9]，所以，此次報告中便以西學對中國在知識思想上與制度上的影響較深遠者擇要報告。

1842年以前，傳教士在南洋地區出版中文報刊，其中《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是第一份以華人為對象的刊物^[10]。其內容主要為基督教教義，也有關於世界歷史、民俗風情、天文等方面的知識。

中國人對於天文的知識，大約始於夏、商之間，論及天體運行的，有周髀、宣夜、渾天三家[11]，都是以地球為中心。《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則以淺顯的文字

搭配插圖，對哥白尼的日心說做了系統性的介紹，闡明並非太陽繞著地球轉，而是地球繞著太陽轉，破除地心說的舊有觀念。

此外，《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亦將西方標點符號系統引入中文，不但有斷句，包括「、」「，」「。」和地名、人名專用號「――」都已使用。[12]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收錄晚清當時已刊行的醫書，絕大多數是傳教士翻譯的，中國最早的西醫報刊是1880年的《西醫新報》，而晚清的第一批西醫書籍，是合信[13]所譯的《全體新論》等五種。隨著譯書的傳播，以及教會陸續在中國設立西醫院、興辦醫學校，不僅西西醫療方式為越來越多的中國患者所接受，而且西醫學的知識和方法也逐漸為中國文化界，特別是醫學界所了解和接受。中醫學不能不受影響。[14]

西醫傳入中國，打破中醫獨尊的局面而形成中西醫二元醫學體系並存之勢。西醫最得西方古典科學重具體、講實證的精神；中醫最得中國傳統文化重整體、講聯繫的神韻。[15]西醫與中醫不論在診治原理、醫療方式、使用工具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當時國人對行醫傳教士的外貌，以及進行的宗教儀式亦感到陌生而新奇，西醫在國人的印象中便顯得神秘難懂。

西醫學的引進與發展在中醫界激起多種思潮，中國人接受西醫則大致歷經疑忌、接觸、試用、對比與信服等環節，西醫的醫學觀逐漸在中國根植，其地位日漸凌駕中醫之上。

清末創設的新式學校為中國新式教育奠下了基礎，培養不少科學技術人才，對西學的傳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式學校在教學內容、方法和管理方式等方面，與中國傳統教育有迥然的不同。

新式學校的教學教材可能源自西方，也有些是教師自行編製的，在教學內容方面，與社會實際層面之聯繫是密切的，教授數學、外語、天文等課程，還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縫紉課、烹調課。這些內容與中國傳統書院空談心性、考據更為務實。

新式學校帶進歐美的自由風氣，強調發揮學生的自主性。課堂上鼓勵學生提問題、討論，參與班級管理與學校事務。學生在中國傳統教育中則是處於被動地位。此外，在強調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也設有體育課，以期智育、體育並重。

新式學校集中體現了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精神，體現了西方教育風格。[16]直至今日，我們不難發現，臺灣現存的教育理念與體制都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教改持續在進行，對此理想國人是期待的，然而觀諸現實面向，我們卻不免有改的全盤皆亂之感。

就文化中心主義來說，每個民族都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最優秀的，對中國而言更是如此，五千年以來，自以中國為中心，視周遭民族為夷、蠻，對西方文化亦欠缺基本了解，西學傳入，改變了中國原本的一元文化結構，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融是難以避免的。

晚清對於中西兩種文化之間的關係論辯，影響較大的有西學中源說和中體西用論，前者認為西方某些科學技術、事物係源出中國；後者則認為中學與西學，是本與末、主與輔的關係。

西學中源說的理論內容廣泛，影響複雜，主張學習西方和反對學習西方的人都可以套用其論點。因為既然西方的長技是源自中國，那我們根本無須學習西方；相反地，既然西學源於中國，那麼中國學習西方，不過是在學習中國舊有的東西罷了。可以這麼說，西學中源說是中國面對西潮，跨出傳統走進近代的產物。

中體西用論是晚清學術界評價、聯繫中西文化最普遍的看法。較為系統地闡述此思想的是張之洞。他主張：「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

中體西用也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表述中學與西學的關係時，是採兼容並蓄，但以中學為主的態度，具有興西學與保中學的雙重意義。[17]

　　晚清得以在思潮與行動上逐步走向西化，西書中譯必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隨著譯作的流通推廣、時局的推移變遷，大概可將西書中譯分為以下三階段：

1. 傳教士譯書（1582-1757）。「自明萬曆十年至清乾隆二十二年，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者近五百人，其中參與譯書的不下七八十人，共譯書四百多種。」[18]其中最知名者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即於1582年來到中國，但當康熙皇帝下令禁教時，傳教士在明末至清初於中國的活動即告中斷。自晚清五口通商後傳教士又趨活躍，但已未站在主導地位。

2. 政府譯書（1862-1895）。自京師同文館創立至甲午戰爭，清政府注意到了譯書的重要性，並開始引進大量的西書。

3. 民間譯書（甲午戰爭後）。這時清政府勢不可回，人心思變，知識份子已不滿足於之前引進的西學，而欲在思想文化上更求淬礪。至此，譯書轉向由民間帶頭，進而在形式與內容上更趨多元化。

以譯書者主體來畫分晚清西書中譯三階段，確實有其不精確之處，因為譯書者不是固定不變的，彼此間自有交集之處，如在清政府帶頭大量翻譯的同時，便曾聘請諸多傳教士為之譯書，而民間印刷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必然也不會對譯書置之不理。是以此一分類，只是為了便於參考其間的時局變化。以下依各時期更詳盡說明之。

　　明末清初（約當16世紀時），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其譯書亦可分為明末清初與晚清兩階段，其中晚清則須再另行分為五口通商前與五口通商後。

　　明末清初之傳教士主體為天主教耶穌會。為何會由耶穌會而非其他教派帶頭進入中國？因耶穌會組織嚴密，目的主在「為基督征服全世界」，具冒險犯難精神，而其傳教手法靈活，絕不拘於一格，可因應當地民情隨機調整，務使傳教為先，又兼重視教育，使傳教士人人學問廣博，自使傳教更具實效。[19]

　　最早來華且最具影響力的傳教士之一厥為利瑪竇(1757-1610)，為意大利人，於1582年時來到中國。其後還有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等人，均各具影響力。

　　利瑪竇於耶穌會羅馬學院就讀時期曾師事號稱「十六世紀的歐幾里得」，亦是全世界現行公曆（格雷曆）主要制訂者之一的德國數學家克拉維斯，「這使得西學東漸有一個較高的起點」[20]。其學養既深，進入中國時又攜帶大批西洋奇巧物品如自鳴鐘、西洋鏡等，很快便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心。其先穿袈裟，再換儒服，贊成拜孔祭祖，終獲得士大夫的認同，雖欲上京求見萬曆皇帝以穩定天主教在華地位而不可得，然已備受朝野禮敬，並成為得以在中國內地順利傳教的第一人。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不僅與他交遊往來、共譯西書，更因他受洗信教，可見其尊榮之一斑。其餘如艾儒略、鄧玉函等，亦各具地位。南明永歷一朝，幾乎整個皇宮俱信天主教，尤為傳教者重大成就。

　　至清代，順治皇帝對湯若望極度恩寵，任命其為欽天監，專掌曆法。康熙時期，一度曾因顧命大臣鰲拜阻止使傳教士下獄之故，使耶穌會傳教面臨頓挫，自康熙誅鰲拜順利親政後，傳教士又復起用，如南懷仁等人均獲康熙授職。康熙留意西學，尤諳數理，使西學在中國有了相當良好的發展。但好景不常，天主教羅馬教廷與耶穌會意見分歧，視耶穌會傳教時順應民情，准許拜孔祭祖為異端，極力阻撓此行為，康熙以為其「與中國道理大相悖謬」，並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堅持按利瑪竇規矩傳教。雙方協商破裂後，康熙宣布禁教，至雍正朝亦復如此。1773年，耶穌會宣告解散。自此傳教士在華活動，停頓近兩百年之久。

　　傳教士進入中國自以傳教為目的，譯書則為其手段。不過譯書成果反倒更勝傳教一籌，應是其始料未及之處了。而事實上，利瑪竇便相當重視西學的輸入，嘗道：「易於宣揚福音的方法，就是用書籍宣傳聖教，書籍可以在中國各地暢行無阻」、「若是我們能給他們教授科學，他們不單可以變成學者，而且因著科學他們也容易進入我們的聖教。」[21]是以他不但傳入西學，多次向耶穌會索取書籍，並對譯書的工作相當重視。利瑪竇本人的漢譯著作就有19種，而他先後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同文算指》等西方數學經典，並製作《萬國輿圖》此一世界地圖，都是例子。

　　其後傳教士的西學譯作與相關介紹著作不斷。如艾儒略譯《職方外紀》，即是第一部較為系統介紹世界地理的中文書，湯若望撰《遠鏡說》，是第一部介紹光學的中文著作，鄧玉函譯《泰西人身說概》、《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則將生理解剖學與機械工程學引進中國。雖然明末西學之昌盛與多元至康熙一朝範圍已漸趨狹窄，多因應康熙興趣而傳授，大臣中亦少有如徐光啟者，然而西學仍在中國初步播下了種子。康熙便曾下令編成《律曆溯源》叢書，集當時樂律、天文、數學之大成，其中的《數理精蘊》更「上承明末西方數學知識之引進，下啟乾嘉時期數學研究之高潮，是《律曆溯源》中影響最大的一部書。」[22]

　　明末清初所傳入的西學，宗教書籍雖達半數，卻以天文學與曆算學影響最大。順治朝湯若望與欽天監楊光先便一度因曆法正確度而互起爭執，湯若望甚至因此下獄，但康熙朝又獲平反，使西方曆法獲得認同。另數學、醫學、地理、音樂、建築等亦曾廣泛輸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由於其時哥白尼之日心說與教會地心說牴觸，所以傳教士並未傳達此一學說，直到晚清才將之傳入中國。

　　此時的西書中譯，因通曉西文者有限，多為一人口授、一人中譯，並可能因應需要而另行增補，故開啟了西書合譯之風。而在民間知識並不普及的狀況下，西學多流通於對其有興趣的一般士大夫階層與知識份子間，地域亦多集中於浙江、江蘇、安徽等傳教較順利地區，並未廣泛流傳。國勢民情在此時的未居弱勢、未受屈辱，亦使西學愛好者心態趨於平衡，純粹在學術上交流，而未如日後一面倒的接受西學。

　　康熙的禁教，使得傳教士無法再輕易進入中國，於是將基地轉至南洋麻六甲、巴達維亞、新加坡一帶暗中活動，一直到五口通商之後才得以再度入華。此時因耶穌會已解散，於是基督教新教便取而代之。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馬禮遜（五口通商前）、麥都思、佛烈亞力（五口通商後）。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除傳教外，「最主要的工作是辦印刷所、興學校、開醫院、傳播西學」。[23]如馬禮遜便設置了麻六甲印刷所，引進鉛活字技術，開始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出版許多書刊如《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等介紹不同風俗、民情與知識，並興辦了英華書院，在教育上尋求傳教工作的推展，但並不強迫學生信教。麥都思創立的墨海書館，亦是名重一時的翻譯出版機構。而美國傳教士伯駕創立新豆欄醫局（有時被視為是博濟醫院的前身），也吸引了不少民眾上門求醫。因此，傳教士引進西學的性質與手法可稱日趨多元化。

　　此一時期以宗教類譯書為最大宗，馬禮遜之譯《聖經》完整版尤具劃時代意義。以往《聖經》並無完整譯本，至馬禮遜才開始出現第一部完整版中文譯本。之後麥都思針對《聖經》譯本，亦花了相當的心力修訂，使其更臻完善。馬禮遜等人並編譯了許多傳教用的書籍與小冊子，如《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問答淺注耶穌教法》等。而在翻譯上常使用章回體與文言文，不可諱言是受到中國傳統的影響。

　　同時，馬禮遜並思及中西溝通與中書西譯。前者，他編纂了一部《華英辭典》，英漢對照，頗為詳細，意義亦相當重大，「開中國近代辭書之先河」[24]；後者，他則將中國的學術思想翻成英文引介到外國，如《論語》、《三字經》等等，促進了中西文化之間的互動。

　　除了宗教之外，英國牧師佛烈亞力也翻譯了大量數學、科學方面的書籍，如《數學啟蒙》、《代數學》等。利瑪竇與徐光啟並未譯畢的《幾何原本》，也在佛烈亞力的手上完成。

　　《聖經》全譯本為此時大事，但西學在宗教以外的部份傳入不多。教會學校在此時有了雛形，並開始產生作用，傳教士中文期刊的形式亦由此確立。新式標點的採用、印刷技術的進步，都是此一時期相當有意義的事件。[25]

　　此外，隨著觀念的進步，《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中不再避諱哥白尼日心說。到1888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入主北京同文館、英國傳教士傅蘭雅與韋廉臣分別入主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與廣學會，而廣學會影響尤為深遠，則可知道傳教士的影響力仍在。[26]

隨著時局的變遷，鴉片戰爭、英法戰爭迭吃敗仗，於是自強運動展開清朝政府求新求變的決心。「師夷長技以制夷」，正是清政府亟欲求知的目標。

　　京師同文館在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正式成立，拉開了政府譯書的序幕。同文館本是「洋學堂」，專供清政府培養外交人員，學習英、法、俄三國語言文字，此時更增設翻譯機構，並擴充其他語言與教材編制，開始了譯書的工作。

　　同文館共譯書25種，略分為國際知識、科學知識與外語學習工具書三類。最重要的譯作首推《萬國公法》，引進了歐美最為權威的法學著作，並作為同文館的教科書。同文館一度想徵求士大夫進入，然其時士大夫均激烈反對，想將科學與科舉結合也未成功，終於落得雷聲大雨點小的窘境。說到底，還是士大夫貴中貶西、輕外語重科舉的傳統心態作祟。

　　在其後出現的是政府譯書中影響力最大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它是江南製造局的附屬機構，於1867年成立，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主持，歷時最久，出書也最多，達160種，無論譯筆、譯名、選擇翻譯版本均遠勝於同文館。由於位在西學傳播中心之一的上海，使江南製造局在西學這方面更具備知識取得的優勢。館中譯員由中外學者組成，兩者對彼此語言均不熟悉的狀況下，延續了利瑪竇以來西譯中述的現象。其間譯才輩出，如傅蘭雅、林樂知、佛烈亞力、徐壽、華蘅芳等人均是箇中要角。

　　此外，為將江南製造局譯書銷售至各地，傅蘭雅創辦了格致書室，藉由全國經銷點銷售至四面八方。

　　為因應清政府的迫切需要，江南製造局的譯書以應用科學與工程技術為主，兵學更以21種居譯書數量之冠，其次則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27]重要的譯作有《代數術》、《聲學》、《化學鑑原》、《談天》、《西藥大成》、《汽機發軔》、《製火藥法》等書。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傅蘭雅原本打算引進《大英百科全書》，卻因需求不急而被打了回票，致使其中譯本晚了多年才出現。

　　英國傳教士傅蘭雅(1839-1928)堪稱江南製造局中最重要的人物，地位上也堪稱譯學大師。他在江南製造局中譯書最多，並對翻譯館有著詳盡的規劃，並確立了一整套的譯書規則，使江南製造局的譯書在品質上遠邁前人，不可不歸功於傅蘭雅。

　　從譯書發達的狀況中，自可察覺清政府對於吸收西方科學技術的決心，所以兵工製造與自然科學成為中心翻譯書種。至於政治社會，此時還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所以雖說引進了諸多重要的譯作，政府的力量仍使某些同樣重要的書籍無法即時出現在國人眼前，也使其下的譯書機構缺乏一定的選擇自由度。

　　江南製造局對翻譯規則的制定，使譯書體例的規劃前進了一大步。首先，翻譯館將原屬西式體例的書籍因應中國需要改編譯為中式，如《儒門醫學》一書原按英文字母順序依藥名與病名排列，傅蘭雅則依內容將體例更改新編，使其更符合中國人使用，當時頗獲好評。[28]

　　其次，對於新名詞的翻譯，傅蘭雅也訂立了一套原則，分為以下三點。「第一、沿用中文已有名稱，或查之明清以來已有的中譯西書，或訪問中國客商、工匠，詢問其通用名稱。第二、設立新名。如果中文本無相對應的恰當名稱，則創立新名。創立新名也有原則，或沿用原有漢字而賦予新義，如鉑、鉀、鋅等；或按漢字構字法另創新字，如鎂、砷、矽等；或構造新詞，如氧氣、氫氣、風雨表等。第三、編寫《中西名目字匯》，即中西譯名對照表。凡所創新名，隨創隨記，登記於簿，這樣，可以做到同一部書前後譯名一致，製造局所譯各書彼此一致，避免混亂。」[29]如此一來，翻譯館在譯書工作進展相對順利許多，品質上亦受到相當的讚譽。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朝野一片嘩然，咸認之前的努力仍然不夠。在對清政府的失望和屈辱感下，人心更為思變，並有向隔鄰的日本學習之意。大批學生開始留日，即是此心態流露出的現象。在混亂中，民間譯書出版更為自由，也逐漸站上主導的地位，相較於兵工技術類書種，對於西方思潮的需求更是當前人心所向的重要部份。

　　189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是近代圖書出版史上的大事。在1900年，商務以一萬元買下原為日資的上海修文印刷局後，才正式從印刷事業邁向出版事業，並以《華英初階》此一英語學習教材作為第一部出版物。在商務創辦人夏瑞芳與鮑威恩邀請原為翰林的張元濟加入後，商務開始以高稿酬吸引優秀譯稿，如嚴復、林紓等重要譯者的譯作均由商務出版，其中譯自日文或從日文轉譯的書籍佔了大多數。[30]1902年，商務又成立編譯所，邀蔡元培主持，書種範圍更為擴大，並創辦《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多種重要期刊，堪稱清末民初最為耀眼的民間出版機構。

　　此外，中華書局、廣智書局、開明書店、小說林、群學會、會文學社等民間出版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並有多家成立於上海，使上海在江南製造局的榮景之後，依舊堪稱晚清的譯書中心。

　　此時之譯書從日本轉手引進者極多，數量亦是空前，據熊月之統計，從1986年到1911年，中國和留日人員中翻譯、出版日文書籍的機構至少有95種。同時譯書內容亦更為全面廣泛，除政治、社會科學等之外，文藝性譯作如小說也開始大量引進。

　　而在徐壽、華蘅芳等不諳西文，只能西譯中述的譯員之後，中國出現了第一代譯才。嚴復便是通曉西文的最知名譯者。他的譯作包括赫胥黎《天演論》、孟德斯鳩《法意》、亞當斯密《原富》（今譯《國富論》）等，在當時均是轟動一時的重要譯作，並開始了中國學者獨立翻譯西文原著與全面介紹西方社科哲學的歷史。嚴復論譯書的「信達雅」觀點不但歷久彌新，對其所譯書籍的評點、註釋、以古文譯西文，也是極其特殊的一點。[31]

　　林紓則是另一種譯才。他不懂西文，採取的是中譯中述，但其譯筆之高明，在當時極受讚譽與注目。他翻譯了許多知名的西洋小說，如《巴黎茶花女遺事》（簡稱《茶花女》）、《撒克遜劫後英雄傳》、《黑奴籲天錄》（今譯《湯姆叔叔的小屋》）、《伊索寓言》等，都名重一時。非但開翻譯西洋文學風氣之先，也帶給中國傳統文學很大的刺激，漸漸走向革新之路。

　　譯書終在民間以一股不可擋的銳勢蔓延開來，證明了人心迫切思變，也使思潮表達的空間更為寬廣。而書籍也在此時展現了更多新的姿態。如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的定型，就是從以教科書起家的商務印書館手中開始的，如《初小國文》、《最新教科書》等便是。

　　在翻譯方面，「信達雅」觀點流傳至今，譯者能力亦更增長，使思想、文學、哲學等各學科都因此而更激切轉變與蓬勃發展。例如，從文學角度來看，對於西方文學的全面譯介，使得中國寫作者開始了不同的思考，章回套語的消失、黑幕諷刺小說的出現（如《官場現形記》）、推理小說的發達、五四時期短篇小說的興盛，無疑都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一大轉折點。[32]

　　明清兩代在圖書裝幀上原以線裝居多，但晚清精裝與平裝的出現改變了這樣的情況。即使馬禮遜來華時傳入鉛字印刷術，也一直是單面印刷和對折裝訂，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1891年，上海倫章造紙廠開始以機器生產洋紙，有別於原先手工製作，產量低、成本高的軟紙，洋紙無疑是較利於雙面印刷與大量生產的，也為裝幀形式的改變埋下了一顆種子。

據實籐惠秀研究，1900年《東語正規》的創辦，才是中國書籍裝訂形式轉變的開始。《東語正規》由第一批中國留日學生中的唐寶鍔創辦於日本，採用洋紙與雙面印刷，西式裝訂，打開了中國書籍裝幀的新變局。[33]

西式裝訂意指平裝與精裝。平裝也叫簡裝，包括折頁、配帖、訂本、包封面和切書邊，也有不經切邊的毛邊書，釘本工藝則略分為平釘、騎馬釘、鎖線釘等等，一般採用紙質封面。精裝則常用於頁數較多、需長期使用保存並求美觀的圖書，書心採用鎖線釘，經扒圓、起脊等程序，上書殼後再經壓槽成形，封面多採硬質，封面及書脊的文字採用金粉、金箔和粉色燙印。

橫排中文書亦於1900-1910年開始出現，以不適合直排的數學書為主。

在明末清初之際，針對圖書出版而言，對與後世影響最為深遠並衍生出意義重大的變革，除了圖書內容、題材來源的改變之外，莫過於新型態的印刷品的出現，其中又以報刊為最。

大約由唐代開始，就有類似報紙功能的文件出現，大多屬於封建王朝中，各級機關與機關間流通的機關報，由於負責傳發此一文件者，稱為「邸使」，故又名為「邸報」，或稱為「朝報」、「京報」等等。此一類的報紙，其主要的內容多為封建王朝的法令、皇帝的詔書、命令，或是官員的升遷、拔擢、任官、罷免與賞罰等等，諸如此類的消息，並非如現今的報紙一樣，有許多政治情勢以外的消息，且這類報紙的內容，除官員皇室之外，庶民百姓是不易見到的。有考據指出，最早出現的報紙，是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出現的《開元雜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報紙之一。唐末人孫可之在《經緯集》中對《開元雜報》有詳細的記載。[34]

此外，約莫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有半官方的民間小報出現，甚至在往後的朝代中也出現過，但是雖稱為報，主要是傳遞官方訊息，服務各級官員，或是「邸報」內所未刊載的訊息，雖然與現今的報紙具有相同的屬性與功能。但是嚴格說來，與近代報刊的興起，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與我們現今所認知的報紙不同。

晚清所出現的諸多報刊，導因於西方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國家入侵我國後，西方國家在我國的殖民時期，實行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便將西方行之有年的報紙，引入我國。最早的中文報紙，是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1815年時，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此為中國境外最早出現的中文報紙。此報刊以現今分類方式，應屬於月刊的一種，比較類似雜誌出版的形式，不過就當時而言，雜誌與報紙之間的分野與定位，並不是相當明確，故此時仍是此一刊物為報紙。

在《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中，其內容主要是以傳教士所著的論文，宗教教義、或是一些科學新知與政治新聞等。

1823年的《特選摘要每月紀傳》，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創刊，內容以宗教、歷史、時事為主。

1828年外國傳教士在馬六甲創辦了《天下新聞》，此一刊物較接近皆於近代

的雜誌刊物，內容有歐洲新聞，中國新聞，科學、歷史、宗教。此後陸續有許多報刊出現，但是多為外國人士在境外興辦。

國內最早的日報，是英國商人美查所創辦的《申報》，此報雖為外國人所辦，但是美查為了使文字與版面安排儘可能適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在報社內聘請了許多中國人，擔任編輯與經營管理的工作。使得此報更能為當時的知識份子與民眾所接受。1876年《申報》又出版了《民報》，運用較淺顯易懂的文字，此為日後報紙副刊的前身。《申報》再創刊時僅發行了600份，但是隨著接受度的增加，到了1912年時，發行量已增加至3萬份，且流通範圍也逐漸向內陸延伸。

在戊戌變法前後，國人辦報數量逐漸增多，此時國內報刊業亦逐漸興盛，陸續有《萬國公報》、《中外紀聞》、《時務報》、《湘報》等。1898年，光緒皇帝實施新令，准許官民興辦報紙，報紙的發行量暴增數倍，此時較著名的報紙有《清議報》、《新民叢報》、《中國日報》、《蘇報》、《民報》。雖然在當時光緒施行的此一新政，可謂一德政，但是造成日後大清帝國的滅亡，加速民國的成立，卻是當初始料未及的。

何以說報紙的蓬勃發展，卻是導致滿清衰敗的原因之一呢？回溯歷史了軌跡，我們不難發現，由於列強的入侵，資本主義的侵略，使得印刷出版品的類型日益增加，流通的數量也日益增加，再1840年時，鴉片戰爭的戰敗，簽訂了南京條約，對於割地，賠款一事，卻鮮少為內陸一般民眾所知，就算知曉，也是知其所然，卻不知其所以然，自然對於列強的鯨吞蠶食，沒有激發出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的情緒。此時雖有報紙的出現，但是其流通的範圍與數量，畢竟是相當的侷限，但是在1880年代，許多沿海的城市與通商口岸，路續有報紙出現，其後諸多戰事與訊息，隨著銷售數萬份的《申報》、《滬報》而流傳開來，對於民族意識或是國族意識的覺醒，透過報紙的閱讀與想像，逐漸的激起與壯大，沉睡中的巨龍逐漸甦醒，伴隨革命先烈的前仆後繼，登高一乎，成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提。

在文字發明以後，文字便成為傳遞思想與文化累積的載體，但是由於書寫材料的侷限，早期的文字載體，多以獸骨、青銅器、竹簡、絲帛為之。在歷代王朝更迭，中華文化卻因此逐漸傳承下來。

秦始皇在一統天下之後，為了統一封建傳統思想，以維持其專制的正當性，在文化統一上便施行了焚書坑儒與統一文字車軌之政策，焚書如雖然對於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傳衍，傷害極大，但是不非是本文所主要探討的焦點，統一文字才是主要關懷的面向。

在秦朝統一天下前，便有許多文字出現，如刻在獸骨上的文字，稱為甲骨文，刻在青銅器上的為銘文，另外還有大篆等諸多字形，並沒有統一的格式，秦始皇施行統一文字的措施，使得秦朝以後，書寫得字形以隸書、小篆為主。有了統一的文字，在經濟文化的交流，語言文字上的屏障便消失。

漢高祖統一天下之後，解除秦朝禁止私學的禁令，對於各家學說給予較寬大的態度，但是由於秦朝專制的驅使下，文化的專制已成型，於是出現了獨尊儒術的局面。

陸續收集與發現的古文經，由於對於經文的解釋上，以有許多疏漏與爭議，形成今文經與古文經之間的論戰，有鑑於此，在東漢時蔡邕便奏請靈帝，校正經書並刊刻於石上，是為東漢熹平石經，也是印刷術發明前的一種圖書出版編輯活動。[35]此舉不但平息今文經與古文經之間的紛爭，也修訂了許多經文上的闕漏，更形成了刊刻石經與日後印刷術的發明。

兩漢時期，逐漸有新式文字載體，紙張的出現，東漢時的蔡倫，更將造紙技術改進，並推廣成為新式書寫的文字載體，於是乎在南北朝時期，手抄的複製便因而興盛，北朝的秘書省[36]甚至設立了抄書的專職官員「正字」和「弟子」，弟子專門負責抄書，正字負責校對弟子所抄之書。[37]民間也有以抄書為業的「傭書」與「經生」。

由於手抄複製技術，對於產能上有著極大的限制，加上圖書市場的日益活絡，對於書籍數量上的需求日益增加，更凸顯了對於印刷術發展的急迫性，加上造紙技術的精進，使得此一技術的發展便為可能。早在戰國時期，印章的應用便十分常見，《周禮》一書便有「璽節」的記載，璽節即為今日的印章。秦統一全國後，皇帝用的印叫「璽」，普通官、私用的印才稱為「印」[38]。石經的刊刻促成捶拓技術的出現，加上漢唐諸多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社會與經濟大幅穩定與發展。文化事業逐漸興盛；且因唐朝間容並蓄之政令，佛教逐漸興盛，對於宗教經典的需求更是日益增加，於是在印章與捶拓技術的基礎上，雕刻印刷術逐漸成熟，加上宋朝畢昇的活字印刷術，金、元代的多色套印，使得印刷複製技術更為精進。

凸版印刷術是歷史最為久遠的一種印刷技術，我國的木板雕刻印刷與活字印刷，也是屬於凸版印刷術的一種。谷騰堡印刷術（1440），也是活字印刷術的一種，與畢昇所創的活字印刷術，原理相同，只是用來鑄作活字的材料與印刷時油墨的水油性不同，話雖如此，但是所創之手版印刷機，卻領先我們許多。

最早傳入我國的印刷機，是手版架的形式，對於印刷的效率上，並沒有多大的提昇。之後陸續有手搖輪轉機傳入，但是仍然以手工人力的方式運作，速度不快，仍然不普及。後來有蒸氣動力的輪轉機傳入，速度便加快許多。

雖然活字印刷術在中國發明甚早，但是運用的範圍卻受到侷限，並非技術本身上的優劣使然，而是現實環境上的諸多抗力，造成推廣不易。由於中國文字上的複雜多變，常用字數約3000到5000字左右，造成活字雕刻的曠日費時；此外，由於西洋文化的傳入，對於西洋書籍的需求並沒有如預期增加，國人仍醉心於中國傳統儒道思想，四書五經在內容上，變動與更新不快，相形之下，雕刻書版印刷的優勢較多，書版一但形成之後，便可以長期供為印刷使用。

印刷技術上的競爭，也使得活字印刷術相形失色〈平版印刷〉。鑄造活字，不但耗費時間久，活字字數多，成本高，若非大量印製，或是有足夠之市場規模，便容易造成資金與成本上的積壓，其速度快，用料省的優越性難以彰顯。故活字印刷術，多用在報刊或西洋書籍的印刷上。

平版印刷術的發明，促使印刷事業的蓬勃發展，其中又以石印的發明為先，石印是捷克人〈舊屬奧匈帝國〉施納飛爾德於1798年發明的。其方法是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為版材，利用水油相拒的原理，用脂肪性的轉寫墨將圖紋描繪在石面上，通過轉寫紙轉印於石面上經過處理，即成為印版。印刷時先用水濕潤版面，只有圖文部分能夠附著油墨[39]。

石印術傳入中國，原先僅用於印刷一些傳教士作為傳教之用的宣傳品與報刊，1879年，英商美查由於《申報》發行量日益增加，於是便再上海成立點石齋石印書局，並著手印製《康熙字典》，第一批印4萬部，不數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是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率購五六部，以作自用與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而罄。由於美查將石印術用於中國古籍之複製，石印術的獨特魅力方為中國人所認識到，石印術也一下子興盛起來[40]。也由於石印術的興盛，陸續有許多書籍透過石印術被複製出來，其中以科舉用書、古典書籍、新式教科書、西方思想與科技之書籍與期刊。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入侵，不論在深度與廣度上便日漸加劇。

中國圖書出版的啟蒙，可以由兩漢時期談起，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因焚書坑儒之故，古代諸多經、史、子、集也因這場文化的浩劫而損失嚴重，在兩漢時期，由於取消挾書禁令之後，官府與民間的征書活動，希望在文化浩劫之後，能夠將當時遺留下的圖書，集中起來，以補闕漏。於是經由此一舉動，圖書逐漸成為可在市集上流通的商品，許多文人雅士，不惜以重金收購當時所遺留下的珍本，圖書貿易便逐漸萌芽。複製技術的不斷精進，在隋唐時期達到顛峰，加上科舉考試之故，對於圖書的需求量更是逐日增加，書肆與考市出現[41]，圖書貿易市場蓬勃發展，官刻與私家刻之書逐漸在其間流通。至於傳統出版組織，主要是以官刻、私刻印書兩種主要組織形式。

由於西方殖民帝國入侵，對於原本平靜的圖書市場，投下了諸多變數，其中又以外國教會與傳教士，在期間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

1807年，馬禮遜受倫敦教會派遣，經長途跋涉來到廣州，並於1815年時，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繼馬禮遜之後，又有倫敦教會傳教士米林來華，並於馬六甲創立英華書院及其印刷所，出版刊物主要以中文聖經、宗教書籍、傳單。鴉片戰爭之後，滿清政府相繼簽訂《南京條約》與《虎門條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個對外通商口岸。自此之後，可謂門戶洞開，西方殖民勢力大舉入侵，西方傳教士也不斷向內陸滲透。傳教士創辦之出版組織，其行銷網路也逐漸形成。以下是幾所較具規模的出版機構：

它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設在中國的印刷出版機構，出版品主要以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或是數學、物理、化學、英語等書，該館在編輯、出版、發行上採用統一的方式，此舉對日後出版組織影響甚大。

1874年由因國傳教士傅蘭雅在上海創立，主要翻譯編印一些初級的科學書籍，並對西方科技傳入中國，貢獻許多心力。

初名同文書會，後改名為廣學會，由美國外交人員、傳教士、商人共同創立於上海，主要出版品為宗教、政法、史地、理化等書籍。

由於太平天國的動亂，使得中國傳統典籍蒙受重大損失，太平天國之亂平定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企圖透過振興文教來達到自強的目的，便於1863年，由曾國藩在安慶創立金陵書局、此後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山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相繼設立了官書局。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曾國藩的主持下，派出留學生與培養翻譯人才，並成立同文館、廣方言館等官辦之翻譯機構。

在1880年以前，私人印書就如同早期私刻印製的圖書般，由於印刷速度慢，產量與規模都難以擴充，但是隨著石印術的引進，對於出版業有著相當的鼓舞用，加上點石齋石印書局的成功，更使得大批資本家對於入侵出版業有著強烈的信心，使得圖書出版業得以壯大。其後又有同文書局加入，著名的出版品有《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3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更使得私營資本主義之商業行為與企業組織，得以合法存在。更對於出版企業的發展取得政治上的屏障，其中商務印書館最具代表性，起初商務印書館以印刷為主要營業項目，後來又大舉擴充，增加印刷機具，成立編譯與發行單位，主要以編印新式教科書、翻譯西方著作，英漢辭典等。

各朝政府，對於圖書出版的管制，以「文字獄」為最，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除了將─焚書坑儒之外，他還大興文字獄，許多文人雅士因而牽連入獄，除了箝制了當時文人之思想，圖書業的發展也受限制。

秦朝滅亡之後，雖然不如秦始皇之霸道專制，但是仍需維持其專制政權的正當性，鞏固封建思想，施行集權主義，歷代皇朝之君，因奉行之學說不一，對於各家思想也各有偏好，但是仍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正統。於是乎對於思想的箝制而言，各朝代在程度上有差異，但是仍保有「文字獄」為手段。

早在唐朝，甚至更早以前，在圖書出版品的管制上，就有許多的政令出現，考據指出，最早的文獻記載，是在唐朝時的《唐律》上便有記載：

唐太宗貞觀年間之國家法典，“玄象器物”、“造妖書妖言”

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曆、太乙、雷公式

到了清朝，在清初時，便頒布了大清時期的國家法典，其中關於出版品之規範，節錄如下：

“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斬間候。若造籤之緯妖書妖言，傳用惑人，不及眾者，改發回城……軍官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

1906年時，由於各方形勢所逼〈革命運動、西方思想〉，大清帝國擬定頒布了規範出版品的專業法規：

“大綱”、“印刷人等”、“記載物件等”、“毀謗”、“教唆”、“時限”等六章，合41款。

「凡以出版，印刷或發賣各種印刷物件為主者，必須到所在營業地方巡警衙門呈請註冊，巡警衙門在向京師印刷註冊總局申報。凡未經註冊之印刷人，不論承印何種文字圖畫，均以犯法論。印刷出版物均應明白印明印刷人姓名，及印刷所所在」。[42]

最早的版權觀念，是在南宋期間開始，王稱《東都事略》第一次刻印在南宋光綜紹熙年間〈1190─1194年〉，上已牌記曰：「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共15個字，這是起今發現最早的版權實例記載[43]。

明清時期一些私人書坊及刻書家，在書中打印出舖號與防偽標記。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對於中國傳統書籍典籍多已不可考，自漢朝以後，對於經文的解釋之差異，形成各家學說之出現，印刷術昌明之後，為求經文之精確無誤，在刻版複製之前，對於典籍的考據，均有一番的努力，為了防止不肖商人盜刻，影響收益，便逐漸衍生出一連串防偽的技術，並且運用在書版雕刻上。

由於晚清的局勢多變，出版市場的變化也是一日千里，再加上《大清印刷物專律》的頒布，於是於1910年，又編訂《大清著作權律》：

“該律分通例、權利、期限、呈報義務、權利限制、附則等5章55條”

著作權歸著作者終身有之，著作者身故，由繼承者繼續擁有三十年，著作者亡故無人繼承之著作物，可任人翻印。法令、新聞、論說、公開演講，為沒有著作權之著作物。[44]

雖然《大清著作權律》頒定施行沒多久，大清帝國就宣告滅亡，但是對於民國成立後，甚至是近代圖書市場，具有宣示作用。

隨著西學引入，翻譯西學著作增加，為出版品內容增添了許多方向。圖書流通數量與規模不斷增長，人們的藏書觀念不能不發生變化，此種變化在明清時期特別明顯[45]。自古人們便將圖書是為較私密之物品，不論是公藏或是私藏，主要重點在於收藏，使得書籍流通緩慢。資本主義的導入，中國傳統觀念中的書籍，逐漸成為市面流通之商品，加速了思想與文化的傳遞與整合。

國族國家的核心任務就是文化整合。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必須創造一個統一而整合的國族文化，將一組共同的象徵、神話、記憶、民族英雄、事件、地景與傳統交織於人民意識，將地方差異同質化，將國界之內的社群與以同化[46]。晚清出版的特性，在質與量都顯著變化，姑且不論量變質變的因果循環，此一現象無疑是文化工業在我國之濫觴，必且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于桂芬，《西風東漸與中國近代醫學思潮》，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李經緯、鄢良，《西學東漸：中日擷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湖北：湖北科學技術，1990。

肖東發主編，《中國編輯出版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張苙雲主編，朱元鴻著，《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臺北：遠流出版社，2000。

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高英姬，〈試論晚清翻譯小說〉，《中文研究學報》，1999年6月，p.123。

在閱讀完參考文獻後，尤其在“全盤西化”章節中所提及、整理的漢詞源用於日文的部分與前陣子魏所長所提的“版”字的由來相呼應；除此之外，更驚訝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用詞遣字竟有80%源自於日文字，記得小時後教科書上記載的是朝鮮和日本今日所使用文字君源於漢字，但文獻中所傳達的意義卻好像不是如此；但不管如何，清朝中國閉關許久，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一昧地閉門造車，在政府的嚴令禁止下，促使中國人更崇洋媚外了，使得今日的我們起步較晚誠如老師書中所言，在“國外月亮較圓”的月暈效果下，諸如中醫、風水、地理…等在現在有些甚至被斥為無稽之談、迷信。上週六剛落幕的金馬獎，不難看出國片的沒落，雖然中國想嘗試學習西方，但每每都斷章取義，使得畫虎不成反類犬，打個比方來說─電腦特效，在中國一看就知道是電腦合成但西方卻能將他處理的像實際般。也許在西方文學、藝術、技術東進之際，我們不該只是學習或囫圇吞棗般的消化，畢竟這樣只會適得其反。

【郭宣靆】
對於這次討論的主題，我想先提出幾點關於「西學東漸」的疑問，然後分享自己的經驗，最後再帶出一些相關議題的重點歸納。
對於「西學東漸」，一般都是從「西方霸權」的角度來思考「東方主義」的迷思與謬論。在翟老師《心靈、思想與表達法：一個文化相對主義的反省》（下冊）4.43（實體與知識）、4.51（全盤西化）、4.52（知識構造的可能性）三個章節當中，有相當精闢的論點與見解。綜合歸納後，可以有以下幾個重點：
1. 中國學術界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許多「新學問」，很多只是「新材料」的考古發現，至於思考模式或知識體系的建構，卻相當程度借用了（依賴）西方的「科學主義」觀點，而非對中國本身的文化系統作自發性地反省。

2. 西化本身並非罪惡，也無須自卑，但「全盤西化」的崇洋媚外態度卻是萬不可取。事實上，西方世界也曾經一度有「中國熱」的現象，而其中許多對中國的推崇，都是建立在主觀、錯誤的認知上，值得我們引為警惕。
3. 知識的構造常受到預設立場的影響而產生排擠的現象。因此，「絕對性」的標準應該受到質疑，而「相對性」的觀點應該獲得尊重，也就是說，文化是從不斷的互補交流日益壯大，各系統有各自的運作模式，不應假「意識形態」或「政治正確」之名，行「文化消滅」或「政治迫害」之實。
    我個人相當同意上述的論點，只不過內心有點不安。第一，東方和西方真的是二元對立的文化形式嗎？難道西方文化裡沒有包含東方的思維模式嗎？或者東方文化裡完全找不到西方的邏輯思辯嗎？第二，文化向來就是強者征服弱者，以東/西對立的觀點來看，男/女、中央/邊陲、主流/非主流…等對立現象，事實上也存在東西方本身的系統當中，也就是說，所謂「東方」或「西方」這種統一的觀點本身就有問題，到處充滿民族主義的色彩與偏見。第三，歷史真的是進步的嗎？還是我們情願相信歷史是進步的？又是誰決定了「進步」的指標？關於這些問題，我並不期待有立即的答案，只是希望大家能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
    就拿我自己大學雙主修外文與中文的經驗來說，常常有像蝙蝠一樣，介於「哺乳類」或「鳥類」之間的矛盾與尷尬。儘管大多數的時候，是一種從「他者」的眼中，發現「自我」的喜悅與驚奇。就文學的層面來講，中文的表達方式很適合寫詩，因為詩強調的是一種生命的體驗與領悟，而中文字不管在「單音獨體」或「對仗押韻」方面，都很能體現出這樣的一種美感。外文（主要是英文）很適合來作描述性的寫作工具，因為外文的結構性強，修飾性的詞語多，很能搭配動詞的用法，閱讀起來有連續性。這不代表外文的詩不好，或中文的敘事文較差，純粹是一種閱讀後的自然感覺。其中有一點有趣的現象：如果應用西方關於詩的理論來談詩，總沒能把中文詩的美烘托出來；相對的，套用西方小說理論創造的中文小說或中文詩，讀起來總是覺得洋腔洋調，或是覺得修飾語太繁碎了，張力不足。
    反映在後來修翻譯課的時候，每當要把中文詩英譯的時候就頭痛不已，要不就是把英文小說譯成怪里怪氣的中文。老師們常說，翻譯是一門藝術，是要「出生入死」的一項工作，講白了，就是要融貫原作者的精神，再用翻譯過的語言說出來，也就是重新「詮釋」一遍。原則雖然簡單，但是每個人翻譯的功力，除了靠後天的讀寫訓練，更需要的是對兩個文化（思維）系統的掌握，以免鬧出笑掉人大牙的「異（譯）文」出現。而幾乎所有的翻譯者都會同意，很多時候，譯文間存有「不可譯性」的裂罅，並不是兩個完全對等的系統。
    之所以分享這樣的經驗，最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多注意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差異性」，而不要只把焦點放在「一致性」的追求，因而落入「絕對主義」的陷阱。
    最後回到這次討論的副標題：晚清出版特性與近代華文思維模式形成，我想簡單地提出一些歸納。先就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來說，其中與出版比較相關的部分有第五章講「留日學生的翻譯活動」與第六章講「對中國出版界的貢獻」兩部分，其餘的講留日生活、政治活動、留日歷史或是羅列詳盡的辭彙資料，都可以當作參考背景來閱讀。談到清末翻譯的特色，其中有一段歸納的結論：
    清末留日學生學習的對象，以「普通學」和「憲政」為主。要實行憲政，必先普及教育。因此，這一時期翻譯最多的是關乎教育（包括各科教科書）和法律的書籍。這類書籍的大量出現，成為出版社的一大特色。（頁164）
    在談到日本書籍中譯所產生的影響，實藤氏指出了兩點：1.在日本印刷的影響下，中國的出版刊物，從線裝單面印刷，改為洋裝兩面印刷。2.現代漢語由於融匯了大量日本詞彙，中國文體為之一變。（頁169）
    再來就熊月之先生所寫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擷取緒論中的一些重點。首先就「西學」一詞，熊月之先生提出：「西學之名，不始於晚清，晚明已有此詞。」（頁2）而西學包括的範圍則十分寬廣，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該書將重點主要放在西學傳播涉及到的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過程、受傳對象以及受眾反應等等。（頁2）至於晚清西學東漸的歷史，熊月之先生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11-1842年。主要是從傳教士來華並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開始，傳、受雙方是處於平等的地位。（頁7-8）第二階段，1843-1860年。從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到全面遭受列強侵略之間，主要有四個特點：1.通商口岸成為傳播基地；2.出版了數量可觀的科學著作；3.中國知識份子中出現主動了解、吸收西學的趨向；4.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參加譯書工作。（頁8-10）第三階段，1860-1900年。中國被迫簽下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通過這些條約，外國侵略者從中國勒索了大筆的戰爭賠款，取得了一系列侵略特權」。（頁10）這一階段有以下幾個特點：1.傳播機構多種多樣；2.政府創辦譯書機構；3.翻譯西書量多面廣；4.上海成為譯書中心；5.西學影響逐漸擴大到社會基層。（頁11-12）第四階段，1900-1911年。八國聯軍之役到後續由革命風潮所興起的社會動盪。主要的特點有五：1.轉口輸入（英、法、德à日）；2.數量空前；3.社會科學比重加大；4.影響深入；5.中國第一代譯才登台。（頁11-15）分析影響西學東件的因素，可劃分成以下四點：1.傳播主體與受傳播對象的心理距離；2.傳播媒介；3.譯書方式；4.譯書機構。（頁15-19）而綜合百年的西學輸入歷史，可以清楚地發現以下五個主題：1.了解世界；2.求強求富；3.救亡圖存；4.民主革命；5.科學啟蒙。（頁19-22）
    以上簡略提出一些疑問，分享個人經驗，並概括晚清出版的特點，與大家交換意見。

【張毓如】
大學時代因為就讀外語系，需要修習第二外國語，我所選擇的是日語。在

學習的過程中，因為漢字的共通性，所以增進不少學習的效率，當時心中還暗自

竊喜，覺得日本人當初造字向中國字借字實在是太值得稱許了。然而，在閱讀《心

靈、思想與表達法》之後，我才知道，在清末民初之際，因為大量的翻譯日文著

作，甚至介紹日文作品中的西化思想，因此利用漢字之便，直接使用漢字的語詞，

成為現代的新名詞。於是大量的日文譯名和日本語法傳入中國，造成漢語的變

化。因此，當初我自以為是日語採用漢語的語詞，其實是我們採用日語的。這不

知道算不算是「夜郎自大」？
雖然有這樣的夜郎自大，在學習的過程中，因為中國文化而感到驕傲的階

段，好像也僅止於國高中上中國歷史的前幾冊。因為中國文化的歷史悠久，我們

擁有許多的第一：造紙、印刷術、火藥等等。然而，為了考試的背誦抵銷了這些

喜悅，到了學習近代史的部分，背誦的竟只剩下屈辱的戰敗和喪權的條約。那時

候只覺得為何中國不早一點西化，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以趕上西方，進而有能

力打敗他們，以維護自己國家的完整性。卻沒有想到中國的文化有哪些優於西方

之處。也許這真的是一個「以成敗論英雄」的世界，「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之

後就只能乖乖的接受別人的統治──不管是政治上的，或是文化上的。
從西學東漸到全盤西化，中國文化不斷放棄了自身的主體性，全盤接受西方

思想中分類的概念和方法論。中國文化一向講究整體的概念，從文人的學習到醫

學的概念皆是如此；然而由於西方文化的霸權，這樣的中國文化已被輕視。以中

醫為例，中國的醫藥發展可說是淵遠流長，視人類的身體為整體的概念，完全不

同於西醫分類的概念。但是在現在許多人的心中，中醫師常被等同於江湖術士，

沒有經過嚴謹的科學及醫學訓練，只是靠著一招半式闖江湖。而屬於高等學校的

中醫學院，學習的方式竟然也常以西醫為依歸。醫學只是文化的其中的一小部

份，各類學術的全盤西化，根本已是身在其中而不自覺的。
就像翟老師在課堂上所說的，要去批評現狀很容易，但是要如何建構出真正

屬於中國人並符合中國人的文化才是真正困難的部分。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也許

是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不要一味的接受西方思想而不反省。也不要只懂得用西方

從西學東漸到全盤西化，中國採用西方觀點和研究方法來討論「中國」文化，在這過程中，中國不自覺地喪失了主體性，將西方的認知體系視為唯一一套合理的思想系統，全盤接受西方觀點。從地理大發現，歐洲便以其優越心態，將「東方」視為其展現權力的場域，從此開始，開始殖民文化於「東方」這個符號所象徵的意義，至今，文化霸權的概念興起，葛蘭西帶來一股反文化強權的另類思維，讓我們企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躍起。

人類以全球尺度進行文化互動在歷史上當然不是第一次，晚清的外來文化殖民始為一例。但隨著時空進入後現代紛圍，全球化的文化殖民力量更形強大，文化上的右翼份子積極鼓吹一種樂觀的伴隨自由市場制度的全球主義（globalism），以及被統一被普遍化的菁英式全球文化（globalculture）；而左翼份子則注重當今全球化對在地文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會繼續壓抑在地文化的差異性和自主性。然而，今日全球化的浪潮已非晚清時局那麼單純，文化全球化被視為一種混雜權力的各種文化流（culturl flows）對於文化主體交會衝擊的過程，亦即，文化主體的構建沒有源頭，是各個支流如何交會融合；沒有真實原版，大家都是彼此的應品。

因此許多文化霸權的問題意識也從結構性與全面性的壓迫，轉向文化認同以及文化主體性的重建。當然，一味的批評很容易，但是要如何構建出真正屬於中國人的視野才是困難所在，換句話說，在後現代的全球化的年代中，「東方」、「中國」已經代表不同的意涵，其主體性的強調在於主體本身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截長補短，主動剪裁新的認同，展現再現新的語言與文化形式。

參考資料：誠品好讀 2001年12月號「我們都還在流動中—文化/空間全球化」

【李瑞怡】
背景探源：
    清末因敗仗導致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宗教、文化的進入。使得知識分子不段接觸、了解、移植西方的學術思想、文化藝術、科學技術、政治制度。這當中中國歷經了成為半殖民地社會的過程。此一時期新式的造紙、印刷技術、裝訂開始輸入。新式的書籍制度於焉成形，出版立法與組織的形成，民營出版家開始大量發展（註一）。
    以1804年的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圖書事業版圖，新思想、觀念對圖書的內容以及形式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在歷經數個朝代的文字獄與書的限制（封建的文化政策與獄政）之後，外來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文學大量的引進，加上科技的進步使得鉛印、石印與雕版印刷的更迭，書即出現了平裝與精裝，新型的出版物如報紙、雜誌、教科書的大量出現，舊式的藏書樓被公共圖書館所取代，這些都顯示了中國的圖書事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註二）
    由傳教士所成立的教會出版機構並改寫中國的出版史，教會藉由不平等條約所制定的保護傘，將大量西方的文明引進：1843年上海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開始，印刷出版宗教、天文學、數學、物理、植物學等多種類，晚清時期教會出版機構有四十家之多。甲午戰爭之後民營出版因為競爭力高已居於領導地位。晚清政府的出版政策也因之出現了調整，除了仍使用雕版印刷，用傳統的方式經營(政府機關的刻書)之外，也師法西方所引進的鉛印、石印等進步技術，並出現了翻譯出版機構，與官書局的出現。
    英法聯軍入侵造成的挫敗，令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產生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覺醒動作，其一就是訓練科技人才，翻譯西方圖書，於是1862建立北京同文館，次年設上海館，時總理衙門在《奏請創設京師同文館疏》提到：「欲悉各國情形，必黯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皆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譯解文藝，而中國迄無熟余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1865年上海江南製造局成立，設立翻譯館。（註三）
    太平天國失敗之後，1863年清政府以復興文化為目的，先在元太平天國統治區域中，興設官書局，刻印古典經籍，以期「正人心」、「維世道」，除為了維持政府的封建權威之外，這些官辦的機構仍起了保存、整理以及流傳古籍的作用，作為校勘和學術研究之用。
    體變是晚清一個思想上的重要的轉戾點，由於西方文化與軍武的入侵，讓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利用不同的觀點思考同時寫作一些思變的提案或是革新的聲浪：龔自珍作《明良論》、《平均篇》宣傳西方思想、魏源作《海國圖志》（註四）、林則徐主持翻譯《四洲志》（註五），企圖讓人們了解西方世界。
小寫：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為了徵兵赴歐洲打仗，控制了戰地照片的宣傳，將媒體上文宣的照片刻意忽略戰事殘酷死亡的一面，而用塑造英雄、英雄主義的角度控制媒體，達成招募入伍的目的。這是藉由媒介所導致從眾的盲目，也就是為「國家」政治目的，利用大眾文化工具所致的「犧牲」。
    媒介作為支配的力量，晚清的出版在歷經了被殖民的壓力，見識到了外界的世界，除了被迫接受外來文化，部分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檢討己所不足。作為兵工廠的機器局、製造局專以印刷出版軍事書籍，康有為發起的強學會借助翻譯西書，冀希學習「成功經驗」，當時認為這便是科技上取得同一的學習捷徑，這點迄今亦然；透過出版的力量，形成教育也成就國家機制的意志與權力。
    一個封閉的結構遇到了衝擊，所回饋的機制由抗拒到變形，正是所有文化一致的特性，清末至今，圖書出版也同樣的隨媒體物科技進步進行著大爆炸，同時工業化加速了分殊化的產業分工，與出版內容物的類型、廣度與深度，專業化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隨器械的進步，人力資源的轉型也間接造成教育的普及，同時知的需求反映在出版媒體上，報刊、雜誌、書籍的多樣化與宣傳性的宰制特色，文化意識的成形也減少了與人的互動，而與媒介物之間卻日益增加。晚清的出版變遷正重現走向後現代、後工業化過程所同樣面對的複雜與差異性，而閱讀變化則正是思潮的源起。
註一：王余光，中國新圖書出版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9，頁4-5。
註二：陳力，中國圖書史，頁331。
註三：同註一，頁31
註四：魏源也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驛館翻夷書始。」同註一，頁335。
註五：同註二，頁333。

中體西用說與全盤西化說，都有大問題，較可行的唯有在與西方的對話中，

在多元文化競爭中，實現外來文化與本土載體的有機整合」。這固然是千錘百鍊、

顛撲不破的結論，既然肯定了「多元文化、多元競爭」的原則，那麼在此原則下，

就可以包容「中體西用說」或「全盤西化說」的相對合理性。此二說的關鍵差別，

在於要不要以傳統中國文化為體，或逕自以移植的西方文化為體。
然則，「中學為體」的強調保守，「全盤西化」的強調移植，也都可以是無咎

的一個出發點。(重要的是不能像「文革」那樣，以某一出發點為唯一的價值，

應強調「多元並容、多元對話」。)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各方面，以不可阻擋之勢，

實現程度不一的現代化；在此過程中，各個地方、各個領域各有其不同的態度，

也取得了不同的經驗教訓，可以供我們從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層次來檢討。總結

各種不同的經驗，以開放的態度來進行理性的檢討交流，應該是必要的。(舉例

來說，基督教、天主教是移植的，但「本色化」成為他們的重要課題；佛教是傳

統的，但也不斷面臨現代化的挑戰。保守、移植與創造性整合都是人類文化活動

當中的可能形式，同時也都可能在其中自行找到自己的適當性。因此，對於他方

文化的長處，如「民主法制」等等，可以移植接受，只要保留它被「超我理性」

西學是近代諸子學興起、發展的重要動因。十九世紀，「西學東漸」不只凸顯諸子學的價值，且推動儒學、經學走向衰落而諸子學興起，從而引起文化結構的轉變，另外中國學術思想在領域、研究方法和研究態度上，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就如翟老師在《心靈、思想與表達法》中提到：「中國人在分析問題時的思考架構逐漸換成西方式的觀點，將西方的參考架構當作“真實的”，而強加在自己的歷史、社會、政治、制度、情感之上」，所以這已經變成是一種習慣性了，所以湯若望、南懷仁在《介紹西方曆法》中也提到了「西學東漸」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
1. 西方邏輯學傳人，學者以客觀態度研究學術，整理古籍，分辨真偽，有助

2. 中國傳統上視科學為奇技淫巧，至西方科學傳入，以其具有富國強兵及改善生活之價值，開闢自然科學研究之領域。

3. 傳教士來華，宣揚基督教教義，影響國人之思想及生活方式，基督在中國日漸興盛，信眾日多。

在西學的刺激下，不只中國學者多譯西籍，介紹西方科技及文化，這已經是蔚然成一股新的潮流，且在這過程中，中國慢慢學習西方的一切先進、優秀的東西，像是牙膏、肥皂、三角褲、皮鞋、自行車、電燈、電話、電視……等那些不是學習西方的呢？但是中國不斷的接受全盤西方思想的同時，其實也是不斷的放棄自身的主體性，而造成今天的西方文化霸權。
所以我們也應該多多重視自己中國的文化才不會被輕視，否則未來大家談到傳統的中國文化時，可能沒人知道，或者是搞不清楚所談的是西方文化或是中國文化了。
參考書目：翟本瑞，《心靈、思想與表達法》下冊，唐山，1993。

【吳麗娟】
其實，真正數典忘祖的並不是忽視這些資料，而是不經反省地以西方或不

屬於中國思想的觀點，系統地改寫自己的資料而不自知。西方的觀點並不是不能

援引，只是在採用時要同時能認清中國資料的一些特性，以及對中國歷史的同情

性理解。 ----翟本瑞，心靈、思想與表達法，P691
讀到上述引言時，我想起在立緒文化出版的《文化研究》一書裡，讀到關於

對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的批判論述中，有一種批判，是利用薩依德本身的論述來反

擊他的：
假設東方是西方的客體，無法再現己身，那麼，進行再現的他（指，薩依德）又是誰呢？

當時，讀到這一段落時，很是稱快的。不過，並不為選邊站台的緣故，純粹是因

為了看到學術在論理過程中，碰撞出的巧妙反詰而笑。這只是一種閱讀過程中的

快感，我並沒能對它一笑置之而將問題帶過，這個問題，還深深叩問著我自己：

是呀，從研究方法入門，學術著述不都是要有選邊站台的立論基礎的嗎？
這樣來讀薩依德，來看西學東漸後華文思維模式所形成的學術界的「西化現

象」與社會文化現象的斷層，來反觀自己步入的研究生旅程，我不禁要懷疑，是

不是高舉著「文化相對主義」的旗幟，便是學術討論最適切的切入觀點？就代表

著學術的反省與包容？便能得到建構屬於自身文化的現代傳統的「假以時日」緩

刑？
「同情性的理解」這個詞彙，溫和得讓我覺得沈重而難過，而更更覺得難堪

的是，這種心情上的反動，是不是正吻合了在西潮沖刷下的學子所自然流露出的

表現----是一種在追逐學術風向球時，跟著團團轉的「知識份子對自身文化的殷

猶記得當年熱愛歷史的我，每每總在讀到近代史時，感到莫名的煩躁、不耐——直至讀到某作家（朱天心一代的）提及：當年曾有同學在課堂上讀到這段歷史時，掩面悲泣離去……

由是，心頭那股莫名的煩躁才有了解釋。然而，時至今日方知，原來在那「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年代，先祖所受到的侵犯不僅形諸於物質層面，更慘烈莫

過於精神思想的改造。完全兼且徹底的改造，使百年後的我們，早已無法去辨別、判斷哪些是我們自有的、哪些是西化而來的……

縱使今日尚有文獻可供溯源，尚有有心的史學家、思想家、社會學家…願意追根究底，探索思想改造的歷程及變化，又於事何補呢？思想的改造已然成功，思維模式已然西化，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

其實，說穿了，文化不就是無數的衝突與融合的結果？！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摻雜了外來的佛教思想，成就了一個廣博寬宏的中國思想體系。中原的漢族文化，歷經多次蠻夷入侵的洗禮，造就出豐富多彩的中國文明。

今日的我們，釐清自己思維模式的來由，看清自身的優缺點、強弱處後，更應該思索明日的可能性、未來的發展及對後世的影響。

晚清時期西方的船艦炮利不但擊敗我們軍事的防衛，也擊敗我們自豪的中國文化思維，民族自信心就此也被擊潰，外國的月亮就此比中國的圓。當國門開放，西方思潮進入中國，帶進了西方的科學思維方式，西方的沙文主義加上中國的自卑，促使中國從語文到學術、文化思維受到西方科學的影響，且逐步的轉變。

科學這套觀點在過往從不曾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傳統中國社會是採用託古制的方式處理現實中的問題，一切學問以經學為先，典章制度以古制為優。當不同的文化思維在中國境內摩差撞擊時，中國社會在自卑感作祟下選擇西化。五四運動即是一個全面性的對自己文化放棄的動作，接受西方思維邏輯的支配。於是西方新的價值觀、世界觀重新的形塑中國的社會文化及知識體系。因此也影響中國人看問題的態度與對學問的研究理念。然而端視出版領域，這樣西方思維亦是存在的。我們所學的是西方的編輯方式，西方出版流程。

或許在面對著過度的西化現象時，我們不必存在過度悲觀與惋惜，傳統的中國文化思維或許流逝過多，但如何重視西化帶來的問題重新喚起傳統中國的再生是可以努力的。或許下次再做出版編輯時，多放點傳統中國文化思維元素還會是個不錯的創意發現。

“ 站在天母街上，成排羅列的美國60年代二手衣讓我不禁想聞一聞是否真的有洋風味。”

曾幾何時十七世紀歐洲人認為「中國是政治藝術的偉大實踐者」的景象，只能從書本中去發現去體會？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甚理解，因為中國的確繁華過，而在不凡的歷史裡中國後來有一段「停留」的歷史，我想是這段空白歷史造成的，歸結最大的原因即是「中國人的態度」。

老的國家之所以會腐化，在於病毒的無所蔓延，中國人無論是治學、求學問

皆一知半解，長期以來擴展至生活、社會、國家、民族。為何中國的事務皆由異族加以發揚光大？書法、茶道、中國畫.....，也許有人要問：美國二手衣不也由我們這異族來“發揚光大”？但重點是「二手衣」是個跟著主流文化走的玩意，是帶了不成熟的“欣羨”外衣。記得，曾經在校學習書法的同時，覺得老師之所以讚嘆、同學之所以觀看某一位外國女孩的書法習作，部分因為外國女孩的身分吸引了他們，並不全然是帶著欣賞書法之美無限展露的心情去觀看。中國的「態度」由不求甚解，進而演變成媚外的態度問題。

全球化的風潮繼續席捲世界，未來的世界將會變成怎樣的面目來與世人面對，而人又該以何態度去對待這樣的世界，全球化將走向多樣化還是單一？答案是：大體(即單一)中的多樣化。台灣目前面對全球化皆帶著憂喜參半的心情；其實，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過程，如何把持住在地性又兼有全球性的視野，才是最重要的，此刻我們正在為自己寫歷史呢！

比、意象化美感的「現代戲劇」，它是賴聲川批叛中國西化的意識流露，也是國

家戲劇院測試工具，更是賴聲川成長階段的結束，另一個成熟期的開始。

全盤的西化是對的嗎？它的結果會如何？全盤西化殘害了中國的傳統文

化，它的結果必然是悲觀的，這個結論可從《西遊記》的開場及結束中清楚看到。一開始王玄焋就躺在手術台上，它代表中國人，而會診開刀的有中國籍及外國籍的醫師。這中、西會診表示中國的西化，而病人王玄焋竟然在開刀過程中死去，這強烈的指出中國西化的悲劇性。而最後一幕是核戰的廢墟，留美的王玄焋因失戀而瘋了︰清朝書生唐三藏畢生尋訪「西天大雷寺」早已累了、倦了，走到廢墟前就不想再走了。而神話中的中國優勢文化化身孫悟空也被壓在核子反應爐中，這世界幾乎是無望的。這就是賴聲川的企圖，藉著《西遊記》提出他對中國西化的批判。
那麼是不是真的無望了呢？不，唐三藏最後被書童說動了，救出五行山下的孫悟空，繼續前往西天取經。這就代表著必須將中國固有的強勢文化從西方的桎梏位中解放，然後朝西方的哲理中前進才有希望。

——劉漢盛，"這是一齣什麼面貌的「現代歌劇」，音樂與音響雜誌，二月號，第176期-----

如果有「現代中國」這回事的話，那麼這個名詞可以回溯多遠而仍能成立？史景遷—一個美國漢學家的觀點—從 1600 年晚明的盛況寫到 1997 年鄧小平過世，試圖綜觀中國過去 400 年的歷史，探究「現代中國」的軌跡。他認為雍

正皇帝將傳教士逐出中土，使中國在關鍵時刻與正要進入工業革命的歐洲斷絕了

有意思的是，對中國文化深深著迷的史景遷也認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21世紀到底可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的世紀？顯而易見的是，絕對不會和美國逐步成為當代超強的方式完全相同，……中國人的世紀當然會到來，只是時間是在吾人稱之為中國的理想和事實以一種嶄新的綜合方式出現的時候。這種綜合需要有「領土」、「能力」和「認知」三大要素進行創意的融合……」～摘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有興趣請上「時報閱讀網 / 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裡面有專題報導。

網站中有一本中華印刷通史的電子書，所長還是編輯成員之一呢！其中第十七章「近代印刷術的應用」有提到西學東漸的影響，值得參考：

資資歷豐富，包括有語言學、社會學、……等，研究中國古今文化的問題，研究重點放在對中國文字學與中國宗教的探索，是個很不錯的網站。

... 空洞化？全球化？台灣競爭力何在？. 天下雜誌 2001/2/8. ... 全球化也帶

來風險，」《時代雜誌》指出：「這是個越來越小的世界，但也許太小了。」
特別是對以美國為產品終極市場的台灣來說，這波衰退打擊更大。. ...

*大陸真是「全球最後一塊肥肉」嗎？我倒覺得東南亞是繼中國之後的一塊肥肉。

[1] 李經緯、鄢良，《西學東漸與中國近代醫學思潮》，湖北：湖北科學技術，1990，p.2。

[2] 轉引之出處同註1。

[3]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1994，p.104。

[4] 是晚清時期西書中譯的基本模式，係由外國學者口譯西書的意思，再由中國合作者潤色加工，條理成文。

[5] 同註3，p.10。

[6] 根據徐維則：《東西學書錄》，截至1899年，共收西書567種（不包括純粹宗教書籍），減去1860年以前出版的12種，故總數為555種。

[7] 分別為《增版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辛亥革命書證》。

[8] 因為1905年以後，中譯西書缺少完整的目錄書，所以實際的譯書當不只此數。

[9] 同註3，p.2。

[10] 同註3，p.109。

[11] 楊東純，《中國學術史講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p.277。

[12] 同註3，pp.109-110。

[13] 合信是英國傳教士醫師，被認為是最早接觸到中醫，並對中西醫有所評判的西醫人士。

[14] 同註1，p.50。

[15] 同註3，p.710。

[16] 同註3，p.286。

[17] 同註1，p.22。

[18] 肖東發主編，《中國編輯出版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p.365。

[19] 同註3，p.29。

[20]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p.87。

[21]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pp.400-401。

[22]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pp.143-144。

[23]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101。

[24] 肖東發主編，《中國編輯出版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p.369。

[25]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134。

[26] 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10-11。

[27]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500。

[28] 肖東發主編，《中國編輯出版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pp.371-372。

[29]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497。

[30]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pp.242-243。

[31]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698。

[32] 高英姬，〈試論晚清翻譯小說〉，《中文研究學報》，1999年6月，p.123。

[33]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p.243。

[34] 同註9，p.378。

[35] 同註9，p.118。

[36] 最早稱為秘書監，在東漢桓帝設置，專門掌管圖書校對的職務，後因圖書複製技術精進，圖

書市場出現，變擴大機構，成為秘書省。

[37] 同註9，p.170。

[38] 同註9，p.172。

[39] 同註3，p.120。

[40] 同註9，p.400。

[41] 同註3，p.387。

[42] 同註9，p.362。

[43] 同註9，p.273。

[44] 同註9，p.364。

[45]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人民，2000，p.412。

[46] 張苙雲主編，朱元鴻著，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篇名：“文化工業：因繁榮而即

將作廢的類概念”，遠流，2000，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