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認識---
劉慧瑩 南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清代」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朝代，中國放棄傳統的征服王朝體制，接受了國際政治規則，參與現代國際事務。在中國步入現代世界的過程中，外國傳教士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清初的中國，開疆拓土，國力極盛一時，透過傳教士引進了西方文化。從滿清入關到鴉片戰爭前夕，清廷的欽天監正向來由歐洲在華傳教士擔任，他們的主要職責是代天子制定宣達天意的「黃曆」，用以指導天下的農事、祭祀和日常生活，因而推步精確與否，便直接影響皇帝在國人心目中的威靈。
其後，由於教宗明確宣佈中國人祀天祭祖等習慣與教義相抵觸，乃引起康熙皇帝的禁教諭令。雍正皇帝又以天主教介入宮廷的政爭，下令驅逐教士，沒收教產，懲處習教官民，並將禁教條款列入大清律中，外國傳教士很難在內地公開佈道，一般信教華民也不敢明行傳習，表面上似乎已無傳教活動。然而，在嚴禁天主教向民間傳播的同時，清廷也不排斥西方的「奇技淫巧」，他們也明知充盈內庫白銀的由來，因此從不完全閉關，也從不提出將葡萄牙人逐出澳門，以免封殺西洋「夷商」的貿易往來。
直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排外情緒高漲，反教思想日益強烈。其實中國知識分子反對基督教，晚明已開始。曾於萬曆四十四年發生「南京教案」，但強烈的反教意識則始於英法聯軍之後。外國傳教士在條約的保護下，深入中國內地傳教，這是對地方士紳的一大挑釁，眼見中國一再被西方國家打敗，地方官紳對外國人產生極度的反感。尤其是法國，運用政治與軍事力量給予傳教士有力的保護，教士與教民居於特權的地位，導致反教聲浪不斷，教案頻仍。在夏燮的《中西紀事》一書中，詳細的記載了早期中西通商的經過，以及東西文化的衝突，為研究晚清早期反教情緒與教案的重要史料。
夏燮的《中西紀事》完成於1865年，這是一部根據當時公文檔案、條約章程、邸抄文報整理而成的中西關係史。對於外國人來中國傳教，夏燮認為其目的在煽惑愚民，所以非常贊成楊光先的反教理論。夏燮出身舉人，少承家學，是一個能注意世界情勢、感時憂世之人，絕非曖昧昏聵者之流可比，他意識到當時的中國不得不屈服於列強的壓迫下，也體會到列強志在通商，以經濟利益為前提，然而他與當時所有士人一樣，對基督教抱有根深蒂固的成見，對於誣教的傳說，認為是確有其事。
此外，魏源、馮桂芬亦是足以代表道咸同年間的知識分子，皆主張對「夷務」多加了解，但對基督教各項義理極表蔑視，認為其皆「猥鄙無足道」。透過《中西紀事》及其他時人著作，可了解時人對基督教的看法，及反教的原因，但是在這樣激烈的反教言論之下，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事業是否受到打壓而消減？反教情緒產生了哪些影響？
由於歷史文化的背景和本身的政治、經濟的利益，各國之間存在文化上的隔膜及利益上的衝突是必然的。因此國與國之間常有利害之爭，人民與人民之間亦常有互相排斥的現象。清末的中國在強勢國家的壓力下，被迫進入世界體系，她看到了一套大異於己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念。屢經戰敗之後，中國自然更加敵視外國，因而形成一股強烈的排外情緒。再加上外國傳教士憑藉其國家後盾與治外法權，在中國的活動除了傳教外，對中國的行政與司法都發生不良的影響，甚至有所損傷。而中國政府很難對他們施以有效的約束，遂使傳教士干預地方審判之事，成為無可避免的惡例。習之既久，竟真有中國之官不能治中國之民之勢。
鴉片戰爭以來反教情緒有增無減，尤其是1860年北京條約允許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更大的衝擊。由於英法聯軍的失敗，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需「師夷長技以制夷」，因而展開自強運動，此代表中國已不得不放棄天朝體制，逐漸接受西方的國際政治規則，對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雖然中西衝突仍存在，教案依然不斷，但中國士大夫的眼界已較為開闊。
1860年可視為反教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知識分子基於基督教義與儒家文化的衝突而反教，僅為單純的文化衝突，而1860年之後則不然。由於外國傳教士得深入內地傳教，遂與中國士紳發生利益衝突，使反教因素複雜化。而至晚清末期，一些開明派的士大夫已能接受基督教文化，並給予正面的肯定。本文主要是針對晚清時期出現在中國的基督教運動之頓挫與轉型。而此一頓挫與轉型，主要又是透過外夷在中國殖民統治體制下關於宗教同化所出現的困境來觀察。將著重於探討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初期反教、後來心態轉變的原因，以及在反教情緒的衝突之下，對當時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所造成的影響，而在各類反教事件當中，傳教士的反動亦是本文欲討論的範圍。因此欲藉此文深入探討清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認識。本文以「妥協同化」與「強制同化」來分析問題。基督教的出現及其引發的宗教批判與儒釋知識社群的激烈衝突，事實上也涵概了二十世紀前期亞洲受西方現代思想﹝特別是社會主義﹞深刻影響的各種面相。因此，在「教案迭起」的大架構之下，本文的討論觸角，是多元、廣泛和交錯進 行的。從官方到民間、從知識份子到普羅大眾、從傳統到現代、從中國到日本等等，都以有機體的呈現。而外國基督傳統教派的變革與轉型，正是本文特為中國基督教文化主體性尋根和找新出路的一大嘗試。以期對晚清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西力衝擊時的心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