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社會的挑戰
石淑慧(南華教社所)
一、企業與人事變遷
資訊產業雖然不斷擴張，但相較於三、四十年前還未電腦化、資訊化的年代，白領階級的生產力並沒有顯著提升。雖然藍領階級工人的生產力確實有提升，但資訊時代將以白領工作為勞動的主幹[1]。由現今一片產業外移風氣興盛可以得知，必須仰賴的價廉勞工的勞力密集製造業，將很難在已開發社會裡生存，取而代之的是資訊產業，以及改頭換面、資訊化之後的既有產業，在這其中，白領階級比例將持續擴大中。
以美國為例，由於製造效率的激增，美國本地經濟所需要的製造業人力將愈來愈少。過去十年裡，就有三百萬個製造業工作漸漸消失；即使是服務業勞工的需求也愈來愈少。同樣，過去十年裡，有六十萬個秘書職與一百萬以上的經理職在縮減人事之後消失。數位革命的到來將進一步強化這個趨勢，結果是資訊部門將逐步佔據經濟活動的中心位置，使得其餘領域成為過時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勞工階級在數位經濟型態裡所分得的好處將愈來愈少，而高層主管所分得的則愈來愈多，企業界將節省下來的人事成本，直接轉化為更高的利潤，導致勞工在整個經濟大蛋糕裡分得的部分愈來愈小[2]。這樣的結果，日益深化的貧富差距是無法避免的。
製造業的凋零，已經造就出一批長久處於失業狀態的社會下層階級；接下來即將目睹的是某些「服務業」工作的消失：包括秘書、經理人以及初入社會，沒有特定目標與技能的年輕人[3]。儘管他們之中大多數最後仍舊會在服務／管理類型工作中找到棲身之所，但資訊化的工作流程迫使他們必須再學習、或是工作中學習，充實自身的資訊素養，否則這樣的工作極易被他人取代，而可能浮現出中年失業危機。
資訊設備、應用軟體和內容的開發，已經成為大型經濟活動中附加價值最高的部分。數位革命所帶來的財富中有絕大的比例，是流向個人、創業家和小型公司－至少初期不大－的口袋裡。也許這種「小就是美」是對於傳統商業秩序的顛覆，但事實上，新的數位財富依然有大部分會為大型企業所瓜分。雖然大企業沒有小型創業者的靈活創意，然而大公司在財力和政治影響力上還是佔盡優勢。雖然小公司有更多的彈性和成長空間，而大公司有被沉重包袱拖累而崩潰的危機，但成功的寡佔企業，卻可能在整頓內部之後成為更強的寡佔勢力。合併及去蕪存菁的程序將會是數位市場中，每個領域裡的必然趨勢，新的寡佔企業會效法和他們競爭的小公司，跳出本身企業的框架，成立子公司，合併或併購別的公司，來執行新市場裡不可或缺的研發工作[4]。
二、新貴的崛起
根據科學家的估計，自從有人類文明的兩千五百年以來，世界人口約增加了一百倍，然而人類的資訊量卻增加了十萬倍[5]。因此在資訊社會裡，資訊的掌控與創造，將如同過去工業時代，資本與生產工具的握有與創造般，以資本家的姿態成為財富的創造者。以下就資訊使用者的特質進行討論。
（一）資訊使用者的特質
使用資訊的能力與個人所受教育背景直接相關[6]。
１.識字率：
要真正有效利用資訊，識字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資訊社會中所強調的專業化分工也必須要有專業化的訓練為前提，這些都與教育程度有密切關係。
２.高等教育：
高識字率並不足以確保勞動人口的品質，也不代表一般人使用資訊的能力。
受教育愈多的人愈了解什麼是資訊，愈習慣於尋找與使用資訊，也愈感覺資訊與它們的親近[7]。
（二）資訊化的影響：
就如同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動與資訊化的程度會相互影響，教育與社會的因素影響資訊化，但同時也受資訊化影響。
１.教育：
1988年，國際資訊處理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DIP）說明教學該用電腦的理由：1.適當的教學軟體，使教師更能有效地應付學生的個別差異；2.使高品質的教學資料更廣為流傳；3.電腦強調分析與邏輯思考；4.電腦可以滿足個人的學習需求，使學習活動環境較為更有彈性等。Smith與Zimmerman在1988年的研究發現，有文書處裡和撰寫程式能力的學生，成績會比其他未具此技能的學生成績要好[8]。儘管事實上，資訊化在教育上的效用的各項研究結果依然意見分歧，例如今天由最好的教育軟體所提供的學習經驗，可能要比許多不負責任的教師所能給予的還要好上許多[9]，但是教師與學生互動仍是最理想的教學方式，因此電腦應是最好的輔助教學工具。但是具備豐沛的資訊資源，已經是辦好教育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各國都不敢輕忽學校的電腦設備[10]。
與傳統社會相較之下，在資訊社會裡的電腦文盲在現實生活裡將感受到像是目不識丁的困擾。所謂電腦文盲，就是沒有足夠的技能和知識來操縱和使用電腦，Compain認為電腦技能是：資訊處理以及將之概念化的基本創新能力[11]。沒有電腦技能的人，無法享用與獲取所需資訊，使得從工作與事業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２.工作習慣
資訊科技替人做的事情愈來愈多，使得許多機械化、或具有危險性的工作逐漸由機器取代，工廠與辦公室開始大規模自動化。自動化的短期影響可能是負面的，使得許多人失去工作；但經過一段重新調適階段後，勞動力就多會轉移到白領階級的工作上。
（三）符號分析者：
目前大約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美國人是直接參與資訊類工作。這些人是美國勞工局局長Robert B. Reich所謂的「符號分析者」。符號分析者是指具有充分教育、技能，或創業天賦的人們，能夠參與數位革命內的活動，進行「符號」的創造、操縱、理解等類型工作－－這裡的符號是指資訊、金融、娛樂、藝術等的抽象內容。他們能從中獲取更多的報酬，而在未來世界的資金流動裡掌握主控權[12]。美國資本主義的無限活力，不停地重新分配財富給有才華、肯努力的人。即使到了資訊時代，功績主義依然佔有重要地位。
數位時代能讓先前無緣擠身前百分之二十菁英人口階層的少數人，現在只要在環境配合良好的情況下，就有機會跨過這道門檻，甚至成為其中的顯要分子[13]。這些人的身份不再是純粹表演者，而已是企業財團的首腦人物。所以在未來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不再是高不可攀，但真正的挑戰仍然是如何為廣大的社會金字塔基層或中層尋找工作和維持生活水準。
三、貧富差距的擴大
（一）國際間的貧富消長：
令人憂心的現象是「資訊富有（information-rich）」者與「資訊貧窮（information-poor）」者間差距的增長。如果資訊果真是未來發展的契機，資訊科技的崛起對開發中國家人民又具有什麼意義？另外，即使是資訊先進國家，資訊科技與現代化電信網路助長了跨國企業的形成，也促使足以壟斷全球市場的資本主義出現。對某些國家而言，上述發展代表財富以及左右市場的能力，但對於其他國家，這種趨勢帶來的是貧窮以及經濟自主權的淪喪[14]。
資訊化的挑戰是否拉大國與國之間的差距？在歌頌資訊高速公路的狂熱中，常常有人樂觀地以為數位科技將造福全人類，包括開發落後地區。但若沒有國際間的政策調整，世界上的富有國家會在高成長新市場的推動下，利用數位科技使自己變得更富有，同時，貧困國家會顯得更落後[15]。
（二）社會階層裡的貧富消長：
數位世紀雖然造就了一個以知識、資訊和創造力為生產動力的高成長新經濟模式，但也帶來許多惡夢，如資訊貧乏者和資訊富有者之間的全球鬥爭、世代鬥爭、階級鬥爭等。廣泛且似乎永無止境的失業問題，導致大量人口喪失生活地位，把整個社會一分為二，一邊是資源富裕者，一邊是資源貧乏者。在美國，如果比較同一個職位上，使用電腦和不使用電腦工作的人之間的薪資差距，你會發現相差幾乎達百分之十五，而且這個鴻溝還有加深的趨勢。關於網際網路人口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這套系統使用者幾乎清一色是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白種人。聲稱擁有電腦的百分之三十美國家庭，幾乎都集中在富裕程度排在人口前三分之一的家庭裡[16]。
對於已開發地區的多數人口而言，位居社會金字塔底層的人不需花太多的心力就可以餬口度日，因此覺得沒有迫切的必要去接受教育，或參與社會規範的組織活動。如果一個人未受教育，或不願被社會所規範，就永遠沒有往上發展的機會。因此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一群不斷擴張的下層階級，內心充滿著疏離感與憤怒。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也就不必驚訝在社會湧出大量財富之際，財富的分配卻愈來愈不平均了[17]。
（三）挑戰：在資訊化下的就業不利者
彼得杜拉克曾說所謂的知識工作者之定義，不是只學會了某種特殊技能或知識，而是「知道如何學習」並能不斷地接受新的學習與挑戰者。這些人將掌握多數的權勢，因為他們是新社會裡的領導者。至於非知識工作者，彼得杜拉克認為未來社會最大挑戰，就是要設法把知識產業高生產力的果實，和知識工作者以外的人分享。由於「製造商品」已經不再是工業時代之財富唯一來源，但製造業能夠築起完善的價值鏈，為我們安置那些缺乏技能和教育的，無緣學習電腦的勞工階層。可惜數位經濟模式僅嘉惠了和他們同階層、受過良好教育，具足夠技能的社會金字塔頂端少數人，而對於社會應該如何安插那些因為新經濟模式的來臨而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階層[18]，也是各國試圖消弭數位差距的主要任務。
[1] Herbert S. Dordick、汪琪(1995)，《尋找資訊社會》，台北：三民
[2]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3]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4]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5] Herbert S. Dordick、汪琪(1995)，《尋找資訊社會》，台北：三民
[6] Herbert S. Dordick、汪琪(1995)，《尋找資訊社會》，台北：三民
[7] 汪琪、吳翠珍、陳百齡(1994)，《台灣地區資訊素養之研究》，國科會報告
[8] Smith, C. P., & Zimmerman, B. J.(1988). Microcomputers in schools: A Promise unfulfilled? Social Policy. pp.17-20
[9]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10] Herbert S. Dordick、汪琪(1995)，《尋找資訊社會》，台北：三民
[11] Compain, B.M.(198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hange: Toward a new literacy. In B. M. Compain (Ed.), Issues in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145-156). Norwood. NJ: Ablex.
[12]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13]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14] Herbert S. Dordick、汪琪(1995)，《尋找資訊社會》，台北：三民
[15]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16]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
[17] Daniel Burstein & David Kline(1997)，查修傑譯，《決戰資訊高速公路》，台北：遠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