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19期，2001年12月15日

Hall和Kinnairdy在「對女遊的附記」(a note on woman travelers)一文中指出，當旅行做為女性自我完成與自我認同的一種手段時，女遊必須克服的是來自男性(the male )與家(the domestic)的兩項束縛(Hall and Kinnairdy,1994：190-191)[1]。因為，女遊常常被再現為特立獨行(individuality and uniqueness)，不同於其他一般「正常」的女性，也就是不同於社會規範對女性「自我犧牲和照料家庭」的要求。而女性得以開始出遊，也通常被認為是婚變、失戀、雙親過世、要不就是獲得一筆龐大遺產等條件下才產生的，忽略女性在自我探索的驅策下主動出遊的可能。Alexandra David-Neel 是第一位進入西藏•拉薩的歐洲女性(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六年)，她是在辛苦歷經翹家、逃婚之後才開始自由旅行，並嘗試創業、研讀神學和佛經。

然而，對女遊而言，男性與家也不必然只是束縛而已，有時它可能是一種助力，包括經濟上、精神上、安全上。十八世紀的女遊充滿了階級性，只有位居少數貴族階級男性的隨行者(accompanist)像女兒、妻子、未婚妻等女性才得以出遊，譬如，一七一六年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隨著丈夫到東方殖民地任職是開當時女遊風氣之先的人。除了「階級」因素外，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女遊可說是大英帝國、殖民主義、戰爭、外交之下的產物，在英國國內這些女性在「性別」上仍被男性宰制而備感壓抑，然而，這層壓抑卻可透過到帝國內其他殖民地旅行的機會，以「種族」上的優越感取而代之，無論是看待殖民地的男性或是女性。可以說，家的意義不再只是狹隘的個人家庭，它可以延伸至帝國、國家、國族的範疇，其中包括了階級、性別、種族等複雜關係的重組與協商，而一個強勢的男性與家園有時也支持了女性的出遊。

女遊(旅遊)的發生，帶動了女遊的「書寫」，乃至於女遊書寫的「出版」。

這學期選修『觀光社會學』的六十六位同學分別從「女遊」和「男遊」(女同學寫女遊，男同學寫男遊)的出版品去搜尋，以當代(包括國外)特別是近年來臺灣的女遊和男遊之出書做為分析對象，從作者的社會屬性、旅行的目的、旅行與「家」的關係、旅行與「父權」的關係等四個方面找出其中的共通特質，這些特質除了一般公認的「有錢、有閒」之外，可以看成是：作者得以出遊、得以書寫、乃至得以出版的得天獨厚之條件。其中，旅者如何看待、如何維繫與客方社會(guest society)及主方社會(host society)的「家」與「父權」之關係是作業分析的重點。

總體而言，男同學所整理出來的男遊對於「家與父權」的著墨並不太多，因為，男性(包括男同學以及男遊本身)在傳統上的多重優勢，以及在旅遊這件事上並未被賦予過多的性別焦慮(雖然，父權對於男性也是一種壓迫)。沒有壓迫，沒有焦慮，自然也就不會產生像女遊般強烈的書寫慾望。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普遍是高學歷，大學畢業或碩士學位者比比皆是，不少人有在國外求學工作的經歷，並且多數從事文字或知識性的職業，像作家、記者、編輯、學者、老師等。旅行對他們而言，不因返家就劃上句點，也不因和親友分享完照片或分送完紀念品而結束，必須再透過對旅遊的反芻、整理、書寫、呈現才算大功告成。

當今的女遊身份比想像的多元，有未婚的，離婚的，單親媽媽，也有已婚的，已婚者當中有暫且拋家棄子獨自單飛的，也有是攜家帶眷出走的，或是中年之後和配偶相伴出遊的。

二、旅行的目的：只是一種「習慣」，或是為了工作尋找靈感，為了休息，為了療傷，為了換跑道，為了自我完成，為了逃避家中過多的溫暖………。可以發現，現代人對於生命的週期轉換之需求越來越迫切，這種焦灼感的發洩已有許多方式，旅行也逐漸成為現代人轉換生命的重要機制，透過它，許多人希望生命得以重新啟動、重新出發。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能夠出遊這件事除了個人的社會條件與強烈意願外，來自親情的支持，包括金錢上、精神上、物質上的支持也是功不可沒，不少作者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父母親比較開明，對女兒生命意義的指引不再只局限於傳統的窠臼。對單身女性來說，沒有夫家的束縛，又得到原生家庭的鼓勵，自然是愛走就走；對已婚女性而言，除了夫家、娘家的鼎力扶持外，在強烈的自我意識驅策下，再去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旅行就是獨享自己的家之重要時刻。而那些攜家帶眷出遊的人，則是努力把整個家扛在肩上一起移動。

弔詭的是，旅行既要離家，但在旅途中碰到危險狀況、或是疲憊、或是骯髒、或是觸景生情、或是異文化衝擊(譬如女遊獨闖伊斯蘭世界)時，旅人又都會第一個想到家，特別是家庭所提供的溫暖、呵護、與穩定，家庭仍舊是一個重要的避風港與鄉愁的想像寄託。因此，可以發現：旅人只是短暫離家，終究必須返回(或許也渴望返回)，旅途中和家的維繫間歇不斷，譬如，令人有家的感覺、有媽媽的味道、持續在家中的生活習慣、寄明信片、發E-MAIL、打電話、買紀念品等意識或行為，旅行成了檢證自己在「離-返之間」與家「親密-疏離」的一種指標。

然而，原生社會的家或許不是真正的家，而只是「枷」。社會上的邊緣人透過旅行追尋生命中屬於自己的家，譬如，同志旅遊書寫提到來到舊金山這個同志國度，才讓他(她)們有真正回到家的感覺。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父權、母權、神權、政權等所有壓迫的意識型態都是綑綁女性的來源，然而，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能夠反抗的人卻只是少數擁有特殊條件的人(經濟獨立、自我意識強)，出遊就是對於壓迫的一種反抗、一種鬆綁。很多女遊會在旅行中檢證客方社會與主方社會男女平等/不平等的關係，從決定出遊那一刻開始，她們已經強烈知道，除了扮演主流價值要求女性「在家」做個好女兒、好妻子、好媽媽、好媳婦之外，出遊這種「不安於室」的行動本身是一種試圖翻轉，她們訴諸出遊是女性建構生命意義的另類選擇。

父權無所不在，脫離了客方社會的父權宰制，上路之後，主方社會的性別文化(如一夫多妻、男尊女卑)仍透過父權的強勢運作時時衝撞著女遊。單槍匹馬的女遊總在旅途中被問到：「結婚了嗎？為什麼一個人跑出來？妳的先生呢？」等父權賦予女遊的性別焦慮。因此，在客方社會和主方社會的父權雙重夾擊之下，女性做為一個被性別化的旅人(gendered travelers)通常「被期待」(久而久之也自我期待)在被性別化的地方(gendered places)以被性別化的方式(gendered modes)從事旅遊活動。譬如，以奇風異俗為號召的商品化旅行常能吸引女遊趨之若鶩，女性不宜前往的地方(西藏/阿拉伯/伊斯蘭地區)最好不要單獨前往，女遊不宜從事騎腳踏車、騎馬、騎駱駝、爬山、航海等危險活動的說法一直絟繞著女遊的行動，是束縛，也是指引。

1. 改變與「家」的關係：女性不再只是「看守、等待、犧牲、奉獻」的角色，她能透過暫時的出遊，去維持她與家的不同關係。

2. 改變與「父權」的關係：女性除了三從，也就是「在家從父、父死從夫、夫死從子」的關係外，父權在女遊的發生上扮演了支持或反對的不同角色，父權是一種壓迫，也可能是一種引導。

3. 改變女性建構生命意義的方式：除了做賢妻良母、相夫教子、與嫁一個好男人之外，女性可以透過旅遊來實踐自我、發現自我，旅遊可以是女性建構自我生命意義的方式之一。

陳佩周任職記者，在此書出版時已任職五年，並有意長此以往。家中成員有父、母、弟弟及丈夫。父親是江西人，母親是山東人。

作者的前次旅行地點為墨西哥，雖然其古老的文化及特殊的習俗深深吸引著她，但卻因為語言上的隔閡、障礙，使其無法溝通，並進入馬雅人的世界。因此，因為語言上的障礙，她發覺，世界上有很大的一部份對她而言是關閉的，所以引起了學西班牙文的念頭。而中南美洲有許多社會文化現象是因為西班牙四百多年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因此，作者選擇在西班牙住上一年，並學習西班牙文，拓展其世界觀。旅行的目的應算是自我實現。

作者在1992年去西班牙之前，已任職記者約五年了，除了西班牙之外，作者也曾經出國旅遊過。所以，作者可能也因為本身職業的關係，需要東奔西跑，而其自己

有經濟能力，毋須靠家庭其他的成員來支持她，並且也沒有負擔家計的困擾在，更沒有孩子的煩惱。所以，「家」對她來說，並不構成牽絆。

作者在自序中有提到，她的丈夫非常的支持她，並且還是他計劃西班牙一年生活的合夥人，所以從父權的角度來看，應該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其實，從《乾杯！西班牙陽光》這本書，我不大看得到作者與「家」及「父權」的關係所在。書的內容不乏是西班牙當地的文化、藝術、美食及田園風光，就像一本旅遊誌一樣。作者誠懇的表達出當地的生活型態，並無太多作者本身的情感抒發，所以我並無法對於「家」及「父權」作太多發揮。不過，從此書中，我看到一段令我覺得有趣的敘述，『在西班牙的酒館中，侍者清一色全為男性』，這似乎和台灣或其他國家的型態有著蠻大的差異。大部分旅行時所到的餐廳及旅館，都僱用廉價的女性勞工，而這些女人的勞動力又是屬於家庭性的勞動力，因此，家和旅行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相連的。但是這也再度強調了文化價值上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性，不過，在西班牙的情形，似乎打破了我們傳統的藩籬與界線。這是令我覺得有趣及不一樣的地方。

作者在西班牙一年，學會了西班牙文，並生活於其中，使其看到了並體驗到另一個民族是如何生活、思想的。其為自己打開了另一扇窗子，開始進入了西班牙語系的世界，使其體驗到，世界是極其廣闊豐美並足以挖掘的。

作者本身是作家，這本書是她第二十二本書，也是她的第二本旅遊小記，而他也是著名的廣播節目主持人及製作人，屬於社會中經濟和文化地位較高的族群，所以有較多的機會可以出國旅行，而作者喜歡「獨遊」的感覺，可以享受更多的任性自如，不受約束的樂趣。

作者本身很喜歡旅行，因為旅行可以擺脫日常生活一切的束縛和牽絆，給自己有一個極大的空間可以去旁觀這世界，就因為自己變成了旁觀者，世俗中的一切事物，包括自己本身，也看的更透徹了。而作者本身也喜歡旅行，作者認為，旅行對她來說，是給一個機會去品嚐人生的各種滋味，體會到一些在國內所感受不到的，離開一個面對許多問題及繁瑣的生活，進入一個全新的空間，可以拋開之前的一些困擾自己以久的事，重新找尋自己的生活目標，讓自己的心靈更為透徹。

一般來說，以當時的社會來看，能做長途旅行的並不多見，尤其旅行時間超過二個月更是少數，因為作者本身的對美國文化的接受度高，女性能獨立完成並能處理一些事，也富工作能力，也許在這種觀念和處於蠻優渥的經濟環境下，並不了解女性隻身旅行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女性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妻子、母親、媳婦等，面對繁瑣的工作，無法像男性一般容易，但也可能是因為作者從事傳播文化工作的關係吧！有較多的機會出國旅行。

女性應該多從事一些旅行的，在日常生活中，女性所面臨的壓力比男性要來的多，除了面對工作的壓力外，還有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壓力，更需要藉由旅行的放鬆來消除平時所累積的壓力，文中作者亦是如此，作者說明在旅行回來之後，對於生活周遭的事物，可以怡然的接受，因為心靈獲得的調適，平衡了那種對生活厭煩的感覺。

作者在文中所描述的美國生活，敘述了海外華僑在美國生活的情形，當然，依作者的社會階級，所接觸的所認識的朋友也都是一些高知識份子，不然就是一些忙碌的白領階級，自然而然，她所看到的美國生活，便是充滿閒情逸致的生活，作者本身也喜歡去美國旅行，因為所見所聞皆是和台灣所不同的社會體系，在台灣這個父權社會，面對一個隻身旅行的東方女性，應該和男性隻身旅行是報以不同的眼光，也許是美國那種習以為常的態度，給予作者一個安穩與逍遙的感覺，無分男女，只是一個旅行者的角色而已，更為自在。

作者談到在她旅行歸來之後，有一種十分怡然的接受一切，也安享一切苦樂的心情，由此可知，作者在心靈上獲得極大的滿足，在旅行中，可以忘卻自己本身周遭人們所給予的眼光，遠離了所熟悉的人、事、物，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給自己一個放任自由的空間，在心靈獲得滿足後，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便有不同的態度去面對，所有之前所面臨的問題也變迎刃而解了。

作者多明尼卡、巴蘭是移民到美國的波蘭人，她移民到美國四年後即考上哈佛大學的社會系，畢業後又進入哈佛大學研究所，現在是博士斑全額獎學金的學生，主修語言學。她精通五種國家的語言，曾志願到波士頓貧民區吉斯洛伐克小村莊教書，也獲得歐奈爾國際研究獎金去烏茲別客做研究。這本書即是她在烏茲別克研究時及之後前往中亞旅行的遊記，她現在則接受全額獎助金，在台北做國語與河洛語的相關研究。她是位學生及研究者，是位獨立的女性。

多明尼卡在哈佛校園中是位獨立有個性的女生，有著不同別人的勇氣和膽識，她會前往烏茲別客做研究，則是因為她看到學者對中亞研究所敘述的觀點讓她嚮往，還有從朋友口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敘述，便決定獨自一個人前往經土耳其到烏茲別克及中國，在研究中旅行，應該也可以說是旅行中研究。

我覺得作者很有實踐力，自己爭取想要去的機會及安排自己的行程和規劃，前往中亞和中國的旅行都是自己規劃，去地方都是民風保守、女性地位低下的傳統男性主義社會，而她卻仍勇敢的單獨前行旅行及研究。多明尼卡她可以很自主的到烏茲別克進行她的旅程，因為她想實現自己前往中亞之旅，想要體驗中亞的生活，她以自助旅行的方式在烏茲別克生活、旅行，她認為社會是男女兩性平等的，她可以不需仰賴男朋友、父親的決定後再行動，而是自己擁有自己的主權，享受在旅行中體會當地生活的自由和追求自己的興趣，自己承擔及體會旅行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她並不想特別依賴別人得到被照顧，她喜愛在旅行中交朋友和分享，她也希望擁有個人旅行休息的空間。

多明尼卡是家中的獨生女，但她的父親從小就對待她如大人，凡是讓她自己決定，當她決定要去烏茲別克做研究，雖然家人也擔心她獨自一個女生到男性主義的傳統社會旅行的安危，但是她仍堅持她自己的決定，準備了簡單的行李，便上路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家人對她照顧自己能力上的信任，及她自己自主的能力。從書中也可以發現，多明尼卡不用承擔女性應該留在家裡照顧父母親的責任，不怕獨自一個女生出遠門的危險，她可以平衡和家中的關係，家也給她很自由的空間，可以讓她發揮自己及嘗試她想做的事情，她也與家人保持良好的溝通和親密關係。

多明尼卡進行研究的烏茲別克國家，是個保守的回教社會，他們認為女大當嫁，大

約在十八歲就結婚，結婚後就跟隨丈夫在家中幫忙家務，當地男人對於落單的女性，會言語上吃豆腐，回教社會認為女性在男人之下的觀點非常明顯。多明尼卡是個大方、有想法的女生，她認為男女是平等的，社會不應該對女性有太多的限制，她生活在回教傳統社區的時候，當地人對於她獨自一個人在當地做研究都很有疑惑，認為她應該趕緊找人嫁了，幫忙家中的工作才對；多明尼卡旅行在與自己家鄉差異極大的文化社會中，雖然不被當地傳統文化觀點束縛，卻也有溝通不良及被別人誤解的問題存在。

多明尼卡自主地嘗試在不認識的烏茲別克國家中，進行她的語言研究，也進行她在當地的語言學習生活、交朋友、爬山、參與當地朋友家中的生活，她以個人自助旅行的方式對當地的名勝古蹟及文化、民情皆有不同一般觀光遊客的旅行方法和觀點，她是實地的參與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節省開銷，不同於觀光客吃好、睡好、大採買的遊樂方式，她也不像觀光客只看重點古蹟或大採買，她選擇她認為質得走的人文景點，她在旅行終結交朋友，也在旅程中進行男女平等觀念的自我實現。

我覺得多明尼卡沒有預設她此次旅行會有多大的收穫，而是她期待的旅行地點，再加上有機會就勇敢的出門了，她大膽嘗試不怕做錯或者不符合當地社會規範，明白的表達自己的喜好，她也是親切的與人相處，尊重別人的文化，也沒有刻意的要改變導正當地社會的男性主義，反倒是加入了她個人的生活觀點，突顯出烏茲別克的傳統及女性受束縛的自由。

多明尼卡寫了她到中亞獨自旅行的遊記，她在書中的序文中提到，她希望在傳統文化之中的女性可以有勇氣出國去看一看，她認為男女平等，不是強調女性要反抗男性，而是女性要有勇氣問為什麼女性不能的態度，她鼓勵女性可以去看世界、多去走走。我真喜歡她，感覺她獨立自主也溫柔友善，不只是說說男女平等，我覺得她已經將男女平等落實在生活中了，她也很聰明，會許多國家的語言和積極的研究態度，還有支持她的家庭給她力量，讓她可以勇敢面對挑戰和嘗試新事物的勇氣和行動力，而完成此次中亞之旅。雖然旅行中會遇到許多的問題，而她也面對走過來了，不因為問題而不敢再旅行，反而因為許多的嚐試讓她更有不同別人的經驗，她也期待自己能不被不平等的規範所限制，從旅行的生活經驗，幫助自己發現自我及成長，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程榕寧是任大華晚報採訪組副主任。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即進入大華晚報採訪組工作，愛好文學的她，由於接受正統新聞教育，在投身編採工作的數個年頭裡，瞬息萬變的世態，培養她冷靜、敏銳的觀察及迅速、傳神的撰稿。她在工作中專心致力報導文學，以愛心、誠懇為出發點，簡潔的抒情，塑造一己之風格。除了出版本書外，之後又陸續推出了《初探南加州》、《訪遊南洋的鄉思》、《南國采風》及《走馬西德》等旅行遊記。

《我是柏林過客》一書是作者在二十七歲，任職大華晚報採訪組副主任時，應西柏林國際新聞學院之邀，赴西德參加一項為時八十天的新聞研討會。活動中，除了吸取新聞專業相關新知及獲得廣泛的了解與友誼外，更以她敏銳的觀察、細膩的體會，捕捉到許多屬於西德的種種。「柏林之行，短暫如夢」。來去匆匆中，本書是作者在德國所看、所思、所感而所寫。一方面是盡「記者」之職責，將當時西德的面貌呈現給大家；另一方面也為自我的成長留下了痕跡，讓自己的生命歷程更向前跨越一大步，這種女性自覺與追求自我認同的態度是值得肯定與學習的。

作者當時還是位青春年華的年輕女性，由於未婚，克服了來自男性與在家的兩項束縛。打破傳統年輕女兒應留在家中，被賦於「自我犧牲」與「照料家庭」的責任，脫離家庭成員，尤其是父母而外出自由行動，展現特立獨行的一面；不同於其他一般傳統女性，不同於社會規範對女性的要求，透過這次的旅遊方式來追求自我完成與自我實現。但文中曾寫道：「剛搬進座落在法軍佔領區家庭旅館時，漂洋過海的疲憊帶來的酣睡，被窗外的鳥叫聲喚醒。推窗四望，一片寂靜籠罩著空曠的街道，本來存在享受的心，在後來的幾天，反被寂寞入侵了。於是鄉愁從心底陣陣上昇，思家念鄉的情緒，使我興起研習結束後立刻回家的念頭。」。其次，又寫道：「考試前夕，收不到家信的時候，緊張而低落的心情，只有借助唱中文歌排解。」透露出作者身在異地，難免會觸景傷情，尤其是當外在壓力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內心的真面目便會一一展露，對家與家人的依戀心理，這種眷戀似乎是受到家庭的徵招與制約，即使還是單身未婚的身分，也難逃對家還有一份未了的義務與責任。

作者之所以能夠出去旅遊全拜大華晚報社長先生所賜以及幾位先盡的精神鼓勵與支援，而有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從作者外出的動機，我們不難發現，其真正的目的是要參加學術研習活動，而且是力求在專業能力方面能有更好的表現機會，以便受到上級的肯定與信賴，因此，才爭取到這次難得的外出機會。從中，透露出女性在父權社會中比較受到壓迫與剝削，使得女性在旅遊的過程中，無法真正享有專屬於私人的休閒空間與時間，相反地，必須受到社會中的男女上下權力結構所制約，且多半是來自男性的主導與掌控，歸諸於受到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權力結構影響所致，原本女性自覺應有的基本「權利」已被另一種根深蒂固的強勢文化「權力」給吞噬，並且給取代了。其次，除了受到來自上層男性主管的制約外，作者在旅途過程中，亦多半受到其他男性同伴或長輩的照顧及支援，無論是生活的起居或亦是在專業領域方面等等。這些再再都顯示女性在外出旅遊時，比較無法真正做到獨當一面的最佳狀況，而是還得需要依靠旁人或同伴的輔助，以尋求另一個勢力出現來維護，才得以順利地完成較有保障及安全的旅遊品質。

「眷戀柏林，是因為我曾暴露自我，真實的學習、生活、體會了三個多月。人在異地，一切靠自己，現實中許多過去未曾經歷、感覺的事實，不容逃避；而我在跨越過那段時間後，竟然發現一些曾苦惱、磨折我的，都成了錘鍊我的利器時，不由得我不懷念它了。」回國後的這些日子裏，常常有人問起作者遊學的收穫。一張結業證書，百餘張的彩色照片，是作者拿的出來的僅有成果，事實上，它們只是一小部份而已。作者所攮取的豐盈，是筆墨難以道盡的。許多奇怪的經驗、真實的故事和人生感觸，都已被深刻地收藏在記憶之匣中。

曾任職巴的摩爾太陽報採訪記者、人物專訪作品榮獲1985年普立茲獎、1999年起轉為自由撰稿作家、1998至1999年曾榮聘為普林斯頓大學麥克格羅寫作教授，同時獲聘擔任霍杜魯‧威爾森大學客座教授。

她的生活安穩妥貼，但以前那個喜歡藝術和爵士樂，喜歡轉個街角、興沖沖探險的那個女人到哪去了，有個內在聲音說道，你現在需要的就是踏出去，去經歷這個世界的一切，不要先用筆寫在採訪的筆記本上。15年來忙著採訪別人，現在你必須回過頭編撰你自己的故事。

在1993年的1月，終於下定決心出走。得到編輯的首肯，約定在4月出發，隔年1月回來。為一圓多年夢想，一直渴望手中帶本書，恣意漫步在巴黎的街道上，一探弗蘭納(作者的偶像記者，曾刊載《紐約客》曾經生動描述的咖啡館，所以決定在巴黎開始第一站的新生活。

除此，希望旅程有彈性，不要漫無目標，無所事事。基本原則，第一，不要走馬看花，在選定的地點能待久一點。再者，先將異國風味的觀光點除外，此行目標在檢驗自己在新環境中是否還有生存的技能和獨立的勇氣，所以選擇文化相關性的熟悉地點。除巴黎，從義大利的威尼托到坎佩尼亞，愛爾蘭、普羅旺斯，倫敦、牛津、以及蘇格蘭都列入作者的行程中。

目前居住在馬里蘭州的巴的摩爾。作者是個從事採訪記者的單親媽媽，獨立扶養兩個兒子。在1993年踏上人生新的階段，兩個兒子已從大學畢業，一個再日本擔任翻譯員，另一在科羅拉多州唸研究所。目前生活、經濟狀況一切不錯。在很多方面，作者都是個獨立自主的女人，這麼多年來，自己做決定，自己付帳單，自己剷雪，也擁有相當自由的人際關係。不過，她漸漸察覺自己在許多方面其實還是相當依賴：「我已經習慣以別人的角度，別人對我的期待來界定自己的角色。」抽離了「家庭、孩子、工作和朋友」的角色，她想找出自己究竟是誰。

「闖天涯」相信是許多人年少的夢想；想像著一個人，簡單的裝備，突發奇想地就把自己都丟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那也應該只有是年少時獨有的氣魄吧。然而，當一個人在事業有成之後，社會的歷練增加，受社會制約的過程相對的也有所增長時，想要一股腦的拋開一切，實現年少時那股「浪跡天涯」的傻勁或者說熱情，相信就不是那麼簡簡單單三言兩語就可付諸實行的。同樣的，隨著看待生命與世界的不同，人生歷練的增加，旅行的深度當然也會有所不同，走馬看花似的旅程就遠遠不及於觀照自身或世界的旅途對話來得深刻與動人。

一個人，在擁有了相對富裕的財富與社會地位之後，許多牽絆也就會隨之而來，本書作者曾是普利茲獎的得主，當她的工作成就與社會地位到達人生一定階段的高峰時，毅然決然地拋棄現有的一切，收拾好簡單的行囊，開啟了她人生另一段奇異的旅程，一個人闖遍了大半的歐洲。對於現實的社會環境而言，那需要一股勇氣，而對於作者本身而言，那似乎是對於本身的一種許諾，代表著靈魂的不老與熱情。

作者在旅程中，藉由明信片把行程裡點點滴滴的感受，一字一句地郵寄給遠方的自己，經過時間的更迭，這些明信片，就如同「飛入藍天的一只風箏，愉悅而喜愛冒險，隨著風兒自由自在地飛翔」。對於愛好旅行的玩家們來說，經歷的過程與回憶有時遠遠大於霎時的感動。

如果說靈魂的不老，是來自於對自身年輕時夢想的許諾的話，藉由作者旅程中的許多感受，體會到生命的熱情與歡娛的交錯；雖然，過程中間雜著失落與沮喪的缺憾。如果我們能適時地拋開許多無謂的羈絆，拋開世俗許多在意的眼光，不需時時注意腦袋中繁湊的行程表，其實，生命裡仍然不時會有驚歎的火花，仍會有霎時的感動與熱力的。

旅途末，作者突然感到焦躁，僅班機誤點的小事便讓他坐立不安，在旅行中閒適的生命觀不知跑哪去了，開始想起回到報社之後的工作狀況、是否還有報導故事或寫專欄的技能，還是已經喪失報社工作的敏感度。最後定了定神，決心不要把待在義大利的最後時間都浪費在憂鬱未來上。「這是最美好的時刻了，當你眺望你想要漫遊的目的地時，不管路途有多遠。在你腦海中想像的景物馬上就要變成可以觸摸得到的真實世界。不管有多遼闊，不管有多少大河或風塵僕僕的路程橫在你眼前，現在這一切都是屬於自己的了。」

陳春美是民國五○年生、台北三重人，自幼在眷村長大，目前在電台工作，單身。

作者幼年住在不到七坪的平房，但並不覺得擠、她說：「只要走出去家門一步，屋外便是一片天。所以早年擠的感覺並不嚴重，但自從現代大樓公寓一間間地蓋，人擠人一幢公寓的屁股對著一幢公寓的屁股，連防火巷都窄得讓人通不過，左鄰右舍夫妻吵架，打孩子的聲音清晰可聞。」

但是在這些擾攘的喧囂裡，人的孤獨卻抑制不了，以前左鄰右舍的學童在一張桌子上一起做功課，一點不覺擠，現在一個孩子，獨自擁有一間臥房，一張愛王書桌，照樣喊擠，為何感到擠呢？答案是〝人〞，人擠人的不自在主要來自〝私人性〞，當人們強調〝私人性〞時，劃地自限，於是產生了「地盤」的觀念，人們常以自己所占的空間之大小來區別財勢，富商巨賈住大別墅，貧戶陋巷違建，愈有權勢所住的空間愈大。

童年的眷村溫情，使她很懷念，人與人間的接觸注重實質情感、互惠互助，而今城市生活烏煙瘴氣，日積月累，不僅有「久在樊籠裡」的擠感，也時常產生疲憊倦怠、無奈的心理，於是便抽空到歐洲旅遊，讓自己尋找童年的田園世界，感受陌生的友誼，遠離牢籠中的地盤，解放心靈，一個沒有空間壓迫，時間設限的生活。

她選擇了自助旅行，敝開心門，去迎接沿路的人、事、物、遊中發生一些趣事，有一次從羅馬搭夜車前往威尼斯，和3男2女擠在小廂房裡，就像兩個頂不到球的足球員一樣，老是撞在一起，但是她（他）們睡得很熟。

作者因為自小家裡都是女生，擠在榻榻米睡很習慣，突然有男性便很不習慣（不是綺想）。原本聽完歌劇後，想到中央車站坐著熬一夜，但推開門，一股夾著汗酸，體腥，腳臭的綜合氣體，直撲過來，原來都是等著看球賽的歌德同胞，讓人想起，舊時眷村出糞式的公廁，當緊接前一個大號者入廁後，那種汗味、糞味交雜的味道，使人有些嗆鼻，但習慣了。

在巴黎街頭，通常藝人表演時總會準備百個盆啊、缽啊、帽子、提琴盒什麼的容器。以便承接觀眾的賞錢。因為給賞全係自願，所以不必擔心受騙，除此之外，由人群的多少來判定藝人表演的水準，也不失為一種客觀科學的方法。

作者記得小時候，乞丐行乞時，會到住家門前駐足，然後表演一番，包括口風琴、吉他等樂器，當時，我都會在旁仔細聆聽，而奶奶會在廚房間暗聽，等表演完後，奶奶會出來賞些錢給他們，街頭藝人表演的方式，有些類似行乞的味道。異鄉的街演，重拾六零年代的記憶。家對我的永恆，不言可喻。

作者一次投宿在蘇格蘭的旅館，旅館只由一個中年婦女和她十九歲的兒子負責，早上七點便聽那十來歲小孩嚷著「起床，離開前把棉被疊好。」這種軍中班長吆喝班兵的階級，口氣、讓人頗為訝異，但是年長的德國人、英國佬都乖乖起床，並且拿著抹布擦玻璃，所以旅館很乾淨，都是旅客維護出來的。由此來看社會階層，這些建構在權威下的管理制度，似乎有存在的必要性，紀律克服人的惰性。

作者記得小時候父親（當時任上校）亦常以嚴厲口氣斥責懶惰的部屬，爸爸為了領導他人，凡事以身作則，在家中父親是我的偶像，但父親海葬後，我曾惘然許久，了解「失依」的感覺，更陷入頓失權威的指引，心想父親若還在世，贊不贊成我這趟歐洲旅遊？

旅遊者在千里之外，難免孤單，雖有堅持的毅力，但回憶總是難免，擺脫了現代城市的牢籠，克服空間的擠門，33天的旅遊回來後，見聞世界的景物後，總覺得，旅遊的可貴，在於人的互動，景物再怎麼美好，若沒有「人」的元素在內，都無法彰顯涵，空有景物是無法延續旅遊者的生命，陌生的友誼，給世界更寬敝。

在都會的空間裡，人隨著情緒的需要，在各種極端中遊走不定，在外挫折多了，就想躲回「家」的空間，躲進孤獨和「私人性」的空間；家裡沉悶了，又迫不及待跑，想要逃進一個自由不羇的空間。任你怎麼逃，都會的空間牢籠不會改善，所以若沒有主觀的自我修為，愈來會有愈多的不適。

中國道家思想都勸人以天地為家；《六祖壇經》也告訴我們要「隨所住處恒安樂」，但在都會空間裡，這些主張顯然不容易。那麼，要改變都會空間氣質和感覺的第一個招數便是要練到收心、放心自如。放了心，海闊天空；收了心，在專注中忘卻孤獨，忘卻都會空間的彆蹙。

依品凡是位台灣女性旅遊者，畢業於台北女師，曾任銘傳國小老師、「中華民國花藝設計協會基隆市分會」理事長。曾獲教育廳舉辦「學生文藝創作比賽」小說組第三名、散文組第一名。

作者旅遊的目的是為了要自我實現及自我追尋。如：作者說：「我不只是要出書而已，而是希望把版稅所得，捐給幫助癌症兒童的基金會。」作者讓自己的所得變得更有意義來完成自我實現。而在這趟旅行中也讓她體會到人群都市中的陌生感與疏離感消失了。如文中：男孩子用手抓抓頭，眼睛打量四周，嘴裡重複著我的問題：「公車站牌嘛…….」，他轉頭看著我：「請等一下！」抖動著微胖的身軀，他快步的跑過馬路。大約十分鐘之後他跑回來了，額頭上冒著汗，他喘著氣說：「找到了，我帶你過去。」又文中：我忽然覺得好溫暖。他們給我的是「家」的感覺，和親人一樣的關懷。短短的一句「很擔心呢！」那種震撼更勝過千言萬語。也許他們不是我想像中的那麼不近人情，也許先存著不友善心理的人是我！一旦心裡築起了這一道堤防，你就看不到別人的心，也看不到別人的好。

就作者與家的關係而言，因為作者非常喜歡旅行，經常參加旅行團到國外旅遊，像西班牙、芬蘭、阿拉斯加、加拿大落磯山脈、希臘愛琴海小島….等，都有她的足跡；但是隨著次數次的增加，因而感到厭倦。因此作者決定獨自出遊自助旅行去。為了這次的旅行她以快速的速度學習電腦及日文。女兒自訴：「老媽在1999年突然決定去日本北海道自助旅行，就在家人驚異的眼光下，買日文版旅遊雜誌、找資料的動作就這樣如火如荼地展開。」作者家中的三個女兒陸續為母親寫過序或在報紙上刊登新書予告等，在在地都為母親表現出非常支持的態度。雖然已婚的女性要獨自出國旅遊並非是個簡單的事情，她們所要面對的是傳統的包袱「男主外、女主內」；照顧他人的責任及危險的威脅，但作者以自己的能力及理想，突破了傳統說服了家人，得以實現自我。因此作者還被稱為—媽媽界的革命者。

長久以來，女性因為種種制約及傳統父權社會文化所賦予之角色定位影響，使得女性在從事個人休閒往往會導致心理上的罪惡感。而作者所處的年代與教育亦是如此，但在文中我所看到的是作者想要突破這舊傳統，文中提到：喘著氣，辛苦的拖著車子的人是媽媽，大概想證明，除了煮飯、洗衣等家事之外，媽媽也強壯得足以撐起一個家。我認為因為作者五十幾歲自己的經濟能力有一定的基礎且她的孩子也都長大成人，在無家庭後顧之憂下，作者的領導者及詩人的特性得以盡情發揮，使得作者更勇敢面對自己所需要的，勇於獨自一人出國旅遊，勇於在父權社會下爭得一席之地，展現個人風格，與自我實現。

作者回國後為了寫書千頭萬緒不知從何下筆，這樣一次又一次向不可能挑戰，是想讓讀者看得到作者的心及這份努力。也更為下一次的旅行作準備。作者在後記裡寫到：從北海道回來以後，工作、寫書、忙不完的事情；然後準備京都的資料，十一月去京都賞楓。作者陸續還出了一本《在京都找到幸福》與《溫暖的阿爾卑斯山》等書。作者也非常感謝在異都裡幫助她的人，當然在旅行結束後心境上更是有所改變。她說：人間，每天都會發生「你和我」的故事，而且，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你和我」的故事還會繼續發生，永遠都會發生。作者認為人與人的奇遇都只是「緣」的開始，要惜緣再惜緣。

胡晴舫，是一個屬於台灣中上階級的女性，其職業原為雜誌總編，在她的雜誌生涯裡，曾協助、參與、主導多本雜誌的創刊與改版，包括 Esquire國際中文版、PLAYBOY 國際中文版、TVBS周刊、Smart理財雜誌…等，而自1999年起移居香港專事寫作。

對胡晴舫而言，旅行的目的，說穿了，只不過是一種習慣而已，因為胡晴舫坦承小時候家境雖不富裕，但家人仍堅持每年都要出國旅遊，所以自12歲開始，每年都會出國旅遊而養成了她出國旅遊的習慣。也因此，在方過而立之年，就已經有足跡幾乎踏遍全球的經歷，除了南美和非洲之外。

對胡晴舫而言，旅行與家的關係就像是瞎子摸象，因為居住在自己城市的旅人，只見到自己城市的一隻大腿、一個耳朵或一把象牙，只專注於自己平時生活的活動範圍，陷於日常工作的即時完成，並牽制於固定不變的人際脈絡之中。而旅行，卻能夠拉開距離，看到大象的全貌。此外，生活上的很多東西，到了另一個城市，很快地就會找到相同的替代，而且，旅人並不會因到了一個新城市就過起新生活，即使離開舊城市或自己的家，習慣還是會跟過來，旅人的模式並沒有因著新的居住環境而改變。畢竟，旅人對待自己的城市或家的態度就像個老太婆追憶起自己的青春，不論當時如何慘綠，如今都只剩下珍惜的情緒，因為，好、壞都是自己的家，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和鄉愁在。

由於胡晴舫大學念的是「女性主義」論述興盛的台大外文系，所以在其影響下，自然不會因父權主義的影響而妥協或低頭，她並沒有被「制約」住，相反的，她勇於追求自我，為旅行而旅行，並沒有因為社會給予的女性標籤而被拘禁在同一個生活圈，反而因到處旅行而結識了需多同類──許多女性旅人，其中，甚至有旅行家和達弗斯旅人在內，不過，前提是，這些女性幾乎多半是各個國家社會的中上階級族群，否則，一般女性，在父權的制約下，應該是以家庭為優先考量，只有當孩子長大時，才有旅行的自由，否則也只有留學時才有正當的理由出去。不然，勢必會造成一場大革命。

由於胡晴舫不知何時開始已成為一個真正的旅人，雖然在台北有一個家，在香港有一層公寓，但她坦言，她從來不曾在同一個城市待超過10天，她總是在路上。所以旅行對她而言，是沒有回來的時候，只有盡頭而已，她認為旅行時，總有一刻會有再也回不去那個熟悉世界的感覺，一種莫名的不安吧，所以每一趟旅行的尾聲，帶給她的震撼除了「盡頭」之外，還有一種迎接下一個開始的感覺──即旅程「繼續」，照理說，每每這種時刻應該是心痛害怕的，但胡晴舫的內心深處卻有一種終於平靜之感。

作者是張修蓉女士，生於1941年，江蘇銅山人，生平第一次做飛機乃是襁褓之中，那時抗戰勝利，父母帶他從成都到上海在轉搭軍機到台灣。之後順利就學並獲得博士學位，且成為大學教授，是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於47歲第一次出國並寫下《藍天鐘聲》此書。

作者從小就是一位信仰基督徒的教徒，小時後因為教會所發的聖誕卡，因而對西方國度有者對自身本國有不同的期待，因為作者認為西歐國家乃是一個充滿自由思想、平等、博愛且具有藝術氣質的美麗國度，並且也是一個基督教的社會，重要的是西方一切的思想、對女權的尊重更是和作者所身處的東方國家完完全全的不同。因此作者從小到大認為有機會能夠到西方國家旅行將會是一個自我理想實現的好方法。

作者即使離家旅行，依然還是扮演家庭中「妻」的角色，因為此次旅行作者並非單身離家旅行而是有丈夫的全程陪伴照顧，如此一來作者就很難從此次的旅行從中獲得自我成長、自我挑戰，因為即使旅行途中遇到困難也會有人相助、保護。而作者在前言中也提出感謝丈夫全程的陪伴照顧，因而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的這次旅行即使潛意識的想藉由去探訪自己理想中的西方國家而能有所改變自己在社會、家庭中的地位，但又因家庭中種種枷鎖使作者無形中接受了「家庭」對自己的定義和要求。

此旅行的行程、方式深深受「父權」對女性旅遊的定義。「父權」社會認為女性單獨出遊乃是不安全的，若要旅行也應該去西方富裕的社會或者是東方所謂「自然景點」，至於那些落後未開發的國家，女性去那旅行太危險，根本就不適合女性。然而作者一開頭就明確的指出自己喜歡安全而舒適的旅行，不喜歡那些所謂冒險式的旅行方式，也不喜歡去南非或那些未開發的國家旅行。所以作者即使有機會暫時離開原有的社會體系所給予她的社會職責，但作者卻跳脫不了「父權」社會所給予女性應有行為的定義，因此即使這是旅行也無法讓作者改變本身和父權社會之間的關係。這有可能是作者無意識所做的選擇，作者本身也沒發現自己其實深受父權社會思想的影響。

作者旅行回來之後就忙於趕搞，把自己這次去西歐旅行所見所聞，通通寫成文章發表於報紙上，然而在此過程中作者的兒子、女兒都一起幫忙對搞、整理資料，所以整個家庭因此更加感情融洽。而作者也因此次的旅行過程中充滿了完美的事物和回憶，因而對西歐國家有更多完美的期待和期許。

愛麗絲‧史坦貝克，女性，美國白人。曾任職巴的摩爾太陽報的記者，曾因人物專訪獲得普立茲獎，1998至1999年曾榮聘為大學教授，自1999年起轉為自由撰稿的作家，屬中產階級人士。

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要自我追尋，想暫時揮別過去千篇一律的生活。她說大多數人偶爾都會想丟開身邊的日常瑣事和責任，開始一個短暫的新生活。她常常夢想有絕對的自由擺脫行事曆、義務責任、和許多預定目標的重重束縛。可是想歸想，她還是依循原來的軌道在運行，做她的採訪工作、固定寫專欄，這已經成為她的全部了。有時候她會感到相當困惑，是不是太投入工作了。有時候甚至會覺得整個自我只窄化為採訪記者而已。以前那個喜愛藝術、音樂、冒險的自己似乎消失了。雖然她的生活過的安穩妥貼，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可是以前的自己仍不斷的浮現在眼前。直到幾個月後，有一個內在的聲音一直對她說，現在的她需要的就是踏出去，去經歷這個世界的一切。十五年來她總是忙著採訪別人，現在她必須回頭編撰自己的故事。所以她暫時從職場上退隱，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旅行，拋開那些界定自己的標籤，不管是自我或是別人的界定，都會在旅行時消失無蹤。她期待與從前的自我相遇，如果以前的她不存在了，也許這趟旅行中能找到替代者。

作者認為此行的目標，是要檢驗自己在新環境中是否有生存的技能和獨立的勇氣。

作者是個單親媽媽，獨立扶養兩個兒子。之前無法成行是因為顧慮到孩子還小、放心不下家中的寵物、穩定的工作和房子，直到1993年她才踏上了旅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因為她的兩個兒子都已經步入自己的成年生涯，有好的工作和好的學歷，作者深引以為傲，畢竟看著自己的孩子成功的踏入社會，是當父母最大的驕傲與滿足。不過作者雖然放手讓兒子們自由的翱翔，還是會讓她心情莫名的低落，因為母子親情再怎麼深厚，孩子已不在身邊了。所以作者說旅行的目的是要檢驗自己是否有生存的技能和獨立的勇氣，似乎也佔有一部分的原因吧！

作者在許多方面都可以算是相當獨立的女人，自己決定大大小小的事，自己付帳單、自己剷雪，也有不錯的人際關係。除了兒子和她的寵物之外，彼此都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可是後來她發現不管她對自己經濟掌控多好，在其他方面她卻非常依賴別人。她已經習慣從別人的角度來界定自己的角色，他們希望她當個好媽媽、好女兒、好妻子（前妻）。這些世俗的眼光是造成她無法拋開一切去旅行的最大原因。

作者在旅行期間不斷的寫明信片給自己和孩子，其中紀錄了旅行中的點點滴滴。濃濃的鄉愁逼她提筆寫信，明信片也是她的心靈好友，可以分享旅途中的萬般滋味。多年來這些明信片也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是另一種形式的旅行回憶錄，忠實的保存了當時旅行中的點點滴滴，可以讓她重回昨日的感覺和意境。

作者梁丹丰，廣東人，女性，畫家，當時去大峽谷是暑假八月期間，當時年齡48歲。

作者常常旅行寫生，到過四十餘國，看過數千畫面…開始對往日那種過客式的一瞥、或浮光掠影式的訪問異常厭倦；對於一般所謂的美麗景色，不能心動、也不想落筆。作者常常想，如要突破他目前的困境、尋找新的衝擊、去提昇繪畫的境界，作者需加倍的努力選擇能令他內心為之震撼的目標；它必須浩瀚豐富，足以吸引作者投注較長的時間，去迎接挑戰、克服困難；而大峽谷，就是作者心目中這樣的一個目標。當時作者病體未復，再加上當時沙漠般的大峽谷溫度在48度間，但作者認為險必壯、多變必能絢麗，與其等待後悔，不如勉力以赴。

「畢竟是美國國家公園，不可能比非洲蠻荒可怕！」作者這樣鼓勵自己，也安慰家人和關心他的朋友。由文中的序及前言可以了解作者與自己的家庭、家人相處和悅；作者並非逃家喘氣、更不是希望能有一自我空間，而是為了挑戰「有足夠挑戰性」的目標。為了昇華、突破，向自己的潛能極限發揮、激勵。而且作者一定有和家人解釋、溝通和討論其可能遇到的困難和瓶頸，並且作者的家人也給予作者放心的支持與無限的關懷祝福，相信作者會好好照顧自己、保持體力（當時作者身體的病未休息足夠），而給予作者自我挑戰、自我突破的空間，是一種全心的信任，並且體諒作者身為畫家坐不住的心情。

作者六歲的時候避兵豢，在湖南日行30里；七歲在桂林，獨在多蛇的山區攀登；八歲由黔而川，扛著小小的背包翻山越嶺；九歲、十歲艱險的蜀道上，有作者細小草鞋穿越。能夠走路帶給作者幸運，讓他逃過戰死、踏上自由中國的疆土，而且環遊世界，奔向無限的、孕育著無窮寶藏的大自然。作者小時候因為戰亂而顛沛流離，因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時代背景，使得作者不因是女性而不能遠離家門、不宜遊走太遠地方、也不因種種限制，如：帶的東西用品要齊全完備、要有人陪伴才敢行動等等；而縮短作者的視線。更不會因為環境險惡或不同國度而怯退…。也許在那物質缺乏、只求生存溫飽的戰亂時期，練就作者以一只簡單背囊、畫具、畫冊即遊遍四方；甚至作者當時病體未復，不知能否長期奔走山谷、不知能否適應艱辛野外寫生工作，但憑著作者自己有耐力、累積一些經驗，知道潛能可以發揮而毅然前往大峽谷。

作者描述，在北緣的大峽谷旅舍中，度過回到文明世界的第一晚，夢中仍在澳熱的谷底；而清晨醒來，映入眼簾盡是複雜的壁紙、繁重的窗簾…一切顯得凌亂多餘，還不如那簡單的帳棚－那有限的空間，一切突然寂靜，離開物慾，令人有餘裕思考和感受；而此刻面對文明的一切，彷彿都在剝奪人類的獨立感，心中不免悵然若失，而且在自助餐廳時，每拿一種食物都比較在谷底的飢渴，即使一片小餅乾。

作者在出谷後，雖然不必趕路卻反而沒有精神、懶懶散散的過時間。一天過了也沒有留住任何成績，作者心中有些慌，驚覺不該如此；因而趕緊振作，沿著北緣步道再出發，繼續作畫。雖然黯然即將離開大峽谷，但仍強迫自己在萬分疲勞中繼續寫生，將北緣的壯麗之景收攬於畫匣之中；「盡力的人永不後悔」，並且認為大自然有鼓勵人的意志力、考驗人的決心、並洗濯人繁索思緒，給予重新出發的勇氣。而回到了台北，作者整理畫稿，一方面把「大峽谷之旅」水彩畫集付印，一方面整理文稿，陸續把這一個月刻骨銘心的印象寫了出來。

黃寶蓮，生於台灣桃園，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曾旅居紐約、香港，目前則為定居霧都倫敦的單身女子。她是個踏出校門至今從未正式就業的人，即使勉強的說「寫作」是她的專業，這些年來，她完成且出版的作品也屈指可數，她始終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著。此次她以一個單身（未婚的及獨自成行）女子之姿，漫遊歐亞非三洲，旅行、觀察及創作，完成一趟未竟之旅程。

這樣一個高學歷者，加上本身以寫作為業，形構了女性世界中「能遊既能寫」的條件優勢；再加上無婚姻之羈絆、自身具備了經濟獨立基礎，因而較一般女性能自由出走。從獨自旅居異國的第一層出走，進而再脫離固定生活模式的第二層出走，雙層出走或可解釋為社會對其束縛較小，亦可反顯出一般居於原生地且已婚之女性所受之限制如何巨大。

旅行在其本質上就具有「獲得」的誘因，否則旅行無法引發人們的動機；而以自助旅行的方式，則添加了更多主動「觸碰」事端的可能性。不知她東西飄泊為的是跨越現實成為「天涯的一則傳說」，還是不再天真的世俗女子為了終於知所歸屬；而她自己似乎也不知道為什麼，只是要再隻身長途跋涉，再冒險、再任性一次。

旅行對她而言，不只是增廣見聞，更是創作的靈感泉源，其實還包含了一些些的個人私情緒。

有人說，自我源自於「鏡像他者」，因此，旅行或許可視為從眼中的他者，觀照內心自我的過程之一吧！胡錦媛教授說：「對於在生活、言論、空間中受到壓抑，遷徙與行動能力遠落後於男性的女性而言，旅行行為本身已是一個突破；而她也必得在『發自』與『拉回』的兩個第一個經驗之間找尋差異來詮釋這個突破，整理『突破』後的自我。」因此，在異國人平凡的生活中，用「有所預期」的雙眼努力搜索自己平凡生活中找不到的驚喜與自我。

旅行在人類歷史上是極度「性別區分的」，無論中西方的女性，都受到文化與社會的重重束縛，鮮少能夠出外旅行。旅行中女人的缺席，反襯出旅行的世界是屬於男性追尋新奇殊異事物的領域。到了二十世紀，女性漸漸地可以走出家門，出外旅行。

但依然可見，女遊者在離與返間的擺盪，定居/流浪、安定/波折間的掙扎。無論是形體的家（家務的掛念），或是心靈的家（家人情感、安心無慮環境的呼喚），都成為女性心頭放不掉的風箏線。在這本書裡，雖較少窺見這樣的擺盪，但在文末卻難以掩蓋作者返家的雀躍，她承認迫切的想回家，而用了溫醇夕陽灑落在窗台暗喻家的溫暖。『家』作為旅行的先驗性存在，因而在『旅』與『家』，之間遊走的人，還是無法擺脫其中一方的拉拽。

她在不能上鎖的船艙裡感到不安；她對陌生男子的熱忱和故事難免懷疑；她在旅途中多次受到愛情的誘惑，最後還是在沉重的戒心中，讓愛夭折。

越來越多的女性出遊，然而「下藥、偷竊、打劫、強姦、殺人……是這一趟路的必然情節，所有的人都給我這樣的警告。」、「在來埃及以前，已經有人警示：那裡不是一個單身女子行遊的安全國度……我心裡有所警惕」，各式叮嚀在在顯示除了旅行所必須面對的遲到、孤寂、倦怠種種焦慮外，女性還得再背負一個父權社會所賦予的性別焦慮；「如果我迷路、失蹤，甚至消失在地球上，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原因」，清楚地描繪了女遊者皆需面對的「掙扎輿圖」。

不可避免地，我們在書寫旅行文本時很容易落入一種「轉換」、「改變」、「療傷」、「救

贖」的各種旅途情境，好像出發前和回歸後就可以通過旅行使得靈魂有所依歸似的，在這本書裡也沒有脫離這樣的俗套；但有趣的，回到了自己心有所屬的島，她說「回家了，四肢已經安頓，靈魂仍在飄遊。」於是，回到家後提筆的同時，隨著記憶的回溯與拼貼（修補或想像），無論存有多少的記憶錯置或附加成分，旅行遂變成一幅豐富的版圖了。

旅行，就像是一種對現實壓力的叛逃行為，或是理想的追尋；只是在每一次叛逃之

後的回歸，發現「我還是原來的我」時那是非常沮喪的，甚至現實因為旅行的對比而讓感覺的壓迫更勝於以往，回到家不免產生困惑。照奕馨的形容：「乖乖回到原點自首，伺機再逃，便成了旅行慣犯的行徑；而「旅行」這個名詞，則合理化了這種行為。」於此回歸點又成了出發點，無論藉由文字、記憶亦或再次的出走，旅行成了沒有終點的故事。

丘引是一個自認為充滿活力的獅子座，將自己的年齡同留在永遠的十八歲，她曾在報社主筆，喜歡閱讀、音樂、電影，當然最愛的就是自助旅行，她的著作有：《愛走就走─自助旅行的訣竅》（女書文化出版社）、《土耳其、希臘精緻之旅》（培根文化出版社）、《埃及、約旦、以色列逍遙遊》（大地地理出版）、《走過非洲大地》（稻田出版社）等書；其實在書中丘引並沒有太多描述自己背景的資料或事件文字，但從閱讀中不難發現她應該是屬於中上層階級的人，因為在書中她曾談到她與許多學校的教授都有不錯的交情，在出發前往非洲前，也常積極的聯絡著，例如：在非洲做過八年義工的彰化師大化學系郭會二教授、史懷哲之友的長期義工曹永洋老師等，他們同樣都是疼愛非洲的狂熱者，為此還想組「非洲幫」；在旅行時，也有和大使共遊的經驗，不管她的社會屬性為何，她就是這麼的熱愛非洲。

這本書，是她當時刊登在報紙專欄上的「非洲紀實」集結而成的，丘引有時幾年自助旅行的經驗，走過四十幾個國家，每一個相交的國家對她而言都是情人，但唯有非洲佔有最多的份量，她曾說：「如果說走過的土地都是我生命底層的情人，那麼，非洲無疑就是受到我眷愛的戀人。」

對於丘引來說，她喜歡自助旅行，想做一個浪蕩世界的流浪人、旅行家，她旅行的目的不只是看更多、想更遠，應該還有些逃避的因素存在，我想她所要逃避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偽善與面具吧，特別是選擇在非洲旅行，在她的書中曾提到：「他們（只非洲）沒有雍容的姿態，也沒有任何裝扮，更沒有搶奪侵略非我族類的生命財產，卻是最動人的非洲人所奉獻出來的，雖然都是窮人，卻都能勇敢面對每一個今天，就是希望所在。」這應該也是她獨愛非洲的原因，畢竟要在我們所謂「文明」的世界中要做到真正的自己並不容易。

在書中丘引並未談到自己與家的關係，但從她的文字看來她是很注重親子關係和小孩子的教育問題，她說她在一家移民到非洲的香港人家中，看到一位非洲女孩的幫傭，一張大黑臉和一張稚嫩的小黃臉，呈現強烈的對比，顏色分明之下，竟有著不同的命運，那個女孩將嬰兒背在背後，口中唱著不知名的非洲歌曲，當這個嬰兒長大後的文化素養或感情，應該是香港、中國還是賴索托呢？丘引很感慨，親子教育的過程，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孩子長大，甚至是入學後才能受到重視﹔她在一所非洲學校看到一位老師在教書，她也走向前聽，竟把她高中時不會的數學給弄懂了，當然老師的教法很重要，那位非洲老師說出自己教學的觀點：老師是幫助學生解決問題的，並不是要學生把老師舉得高高的。

她也提到或許是環境的使然，使得非洲的小孩都很獨立，不太依賴家，很多四、五歲的小孩就要到街上賣藝，賺些家用；然而移民過去非洲的華人，對於中國或台灣還有一些主國情懷，例如她提到一位僑民張治東先生，他移民到賴索托十幾年了，仍然沒有忘卻台灣的一切，包括民間信仰，他還把觀世音、土地公請到非洲，每日早晚按照禮數拜，一買就是一貨櫃的香和銀紙，可以用兩年之久，我們可以說除了他對神明虔誠的信仰外，對於中國或台灣這個「大家庭」依然有丟不掉的感情在。

另外她提到，一些外國移民或經商者，都很瞧不起在賴索托的黑人，就連狗對人的歧視比外國人還嚴重，狗總是很容易分辨出白人、黃種人或黑人，狗吠的對象總是黑人，為了防止被咬，當地人都會隨身帶著一根打狗棒，而許多外國人卻誤認為賴索托的人民性格暴力，不敢親近，而躲的遠遠的，可憐的賴索托人，連在自己的國家都不能隨心所欲，還要受到非本國人的歧視異樣眼光，或許開放投資能幫助經濟成長，但實質上真的有幫助嗎？真正帶來的只是對於賴索托人民內心的傷害吧。

雖然丘引離開了台灣這個父系社會，但到了非洲不可避免的依然會遇到父權的問題，特別是在史瓦濟蘭，他們的國王認為他們的子民太少，因而鼓勵人民增產報國，女人最大的工作就是生小孩，在那是一夫多妻制，只要男方擁有八頭牛，又得到女方家長的同意，這樁婚事就算成立，就算男方沒有能力一次付清，只要雙方同意，就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將女生先娶過門，也因為這樣，在那的男生終其一生都是為了娶妻的聘禮而努力。

在王室也是相同的情形，國王登基後一年娶一個，所以看他有幾個老婆就知道他當了多久的國王，而她的妃子未經國王的允許，不能任意出宮，偷溜出去被捉到者，將永遠失去見自己親人的權利，就連父母親也不能見；父權的限制，在身為國王的母親─國母身上也是沒有特權可言，除非是以就醫為理由，否則不得離開自己的國家，看來就算在不文明的非洲國度裡，還是有很重的「父權」意識在。

丘引回到台灣後，一直比較著文明社會與台灣的不同，她舉例：她曾在賴所託買了一頂附有他們國家標誌的草帽，每一個人看見它都覺得與眾不同，圖案簡單卻很有創意，簡單又不失其大方，她心想在現代化、國際化的過程中否失去了許多好玩、又有創意的設計呢？又談到她有一次到南非的克魯格國家公園玩時，有當地人告訴她，曾有兩名留學南非的台灣學生，無視於警告牌，又不聽園方的勸告，下車觀看野生動物，還吵醒獅子，以便拍照，最後兩條年輕的生命就被獅子吃了，而竟然有其他的台灣人要求將那隻獅子殺了，當地人不瞭解，為何台灣然犯錯後，居然還有如此要求，看來台灣這樣「文明」社會的教育，比起非洲的「落後」就真的高尚許多嗎？

而非洲人的聰明並沒有受到文明的限制，他們利用許多的可樂罐蓋了一間可樂屋，其實黑人真的很聰明，他們善於利用周遭的資源，做一些我們平時很難想到的簡單事，他們的創意，在沒有受到文明社會的制約下，顯得十分活潑、超脫。

另外他們的醫院也不是那樣「慘白」般的乾淨，而是溫暖的，牆上掛著畫，在兒童的病房裡還有屬於他們的遊戲天地，可以玩玩具或看書，都以「人」為出發點，從以上種種看來，丘引認為我們「真的」比他們「文明」嗎？「文明」就真的比較好嗎？這應該也是她深愛非洲的原因吧。

多明尼卡‧芭蘭出生於波蘭，是父母的獨生女，後來全家移民美國。她是哈佛大學博士班學生，1997年夏天，決定一個人由伊士坦堡經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向東走，穿越天山、黃土高原和沙漠到北京，再經深圳、香港轉往臺灣。這本書就是她自助旅行的紀錄。

一個二十幾歲的哈佛女生，憑著一口只會基本的破中文，完成從中國北部到南部的一次艱難的旅行。有著百折不撓獨自走天涯的勇氣和挑戰精神的她，用一點自己存的小錢，背著比她重很多的背包，一個人翻山涉水的穿越中國廣大的大陸，用自己的力量克服語言的障礙，朝目標前進。她的勇氣使她能在夜幕中一個人獨自騎車進入沙漠，一個人坐車到陽關；她能忍著渴爬上司馬台長城的高點；她能忍著感冒發燒，拼命玩遍紫京城，且進入旁民宅的小巷；她甚至可以獨自走橫貫公路，找到天祥山頭的小教堂去住宿。多明尼卡‧芭蘭獨自一個人從美國飛到中亞，為了接觸到不同風俗民情、文化傳統，展開一個人的研究工作。她面對前所未見的人、事、物；單身一個人的她，不懼困難、勇敢邁進，一路跋涉，也算是對自己的一種追尋與實現。

多明尼卡‧芭蘭的父母是積極培養子女宏觀教育，做個世界人，家庭的包容性與教育觀，促使作者在旅遊時的態度並不是〝逃出去〞的想法，多明尼卡‧芭蘭在旅行時也有想念父母，書裡的一段描述到：「她打電話回家，爸爸叫她波蘭的小名，她很想告訴爸爸有多想念，只是覺得用波蘭話說，太肉麻了，所以沒講。」在沒有家的約束下，作者可以無任何負擔地體驗旅行中的一切，家與旅行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關係，並不是〝家〞＝〝枷〞而去旅行，而是在經由旅行的過程中作者找到自己與家的親密感，我想在中西方的價值觀裡就有明顯的差異存在，當然不見得全然是這樣，但至少大部分的人是依循著歷史傳統的模式在走，東方的旅行者常是〝逃脫〞、〝充電〞、〝喘一口氣〞，而西方的旅行者多是〝超越〞、〝挑戰〞、〝征服〞，從這些名詞上的分別就可以看出在東方社會裡家與個體密不可分的特性，在愛恨交織的擺蕩間找到一個折衷點便是去旅行。

經過整個大環境的烘托，美國社會所敏感的問題並不在於性別議題，這與美國的歷史有關，我想種族也許是比較具爭議的，而且美國的女權運動相當發達，所以對於父權在客方社會裡沒有給多明尼卡‧芭蘭造成太大的困擾，而且劉軒序文的地方也提到：「哈佛校方統計在大學四年裡，足足有70﹪的哈佛人會出國旅行或遊學。哈佛也常鼓勵學生們出國，越偏僻越好，甚至有獎學金贊助最特殊的旅行」，所以相形之下多明尼卡‧芭蘭在主方社會裡（中國），反而與父權的關係有一個鮮明的對比。

在中國那樣傳統的社會中，父權的宰制與束縛是無所不在的，無法否認，也不能逃脫，中國人在背負著沉重的父權關係下，作者也能感受到當地一些不開放的規矩，當然在內心裡排斥這種壓抑女性的文化，多明尼卡‧芭蘭認為「女性主義」不是「反男人主義」是一種敢問why的精神，問為什麼這不是女孩子做的事？我想作者這趟旅行也是證明男生能做到的，女生也一樣能做得到，在解構父權充斥社會的今天，多明尼卡‧芭蘭在客方社會的父權體系下似乎沒有受到什麼限制，而透過旅行看到主方社會的父權制，不知內心是否有一種〝好險〞的感覺，我想東方社會還是在被極度壓抑的狀態下，而需要藉著旅行逃離束縛，逃離整個大體制下的權威。

作者認為雖然她已回到了美國，可是這趟旅程卻從未結束。它是屬於永遠的回憶，而且它還會順延下去，永遠存在著，用照片、用筆記，紀錄著這一切的一切，不停的延續下去，真正的精神永遠不會消失，多明尼卡‧芭蘭選擇積極的方式，利用出書紀錄她在每一個旅程新的學習，發現不同看事物的角度，珍惜所有歷經的過程，所以沒有所謂的結束，我想多明尼卡‧芭蘭還會不停的創造新的起點。

趙淑俠女士曾任電台播音員、編輯、銀行職員、美術設計師等職，而現專事寫作。作者從留學到定居，於歐洲有二十餘年，現和丈夫及一對子女居住於瑞士，社會地位上算是白領階級的家庭。

趙淑俠在婚前本來是個愛旅行、愛遊歷的人，然婚後由於小孩子的牽絆，竟十多年放不下心獨自去旅遊，而是夫唱婦隨，在丈夫出差時順道去遊玩。直到年前，台灣的文藝圈向她洽談，希望她能回國和文友會面，於是她下了很大的決心，決定暫時放下「家庭主婦」的頭銜，為自己安排一趟逍遙遊。而此次旅行對她最大的吸引力是新加坡之旅。由於她是為了實現自己一直以來的嚮往旅遊地而去旅行的，所以算是自我實現的一種。

先從娘家對作者的影響之角度來討論她對「家」的關係。在她到行程安排的最後定點，也就是她以前留學的地方－德國時，她和幾個留學的台灣學生及僑居德國的中國人開了一場聯誼及交換心得的座談會。會中有好幾個同學分享他們的心情是壓力很大，因為父母親將他們送到國外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回國後謀得一份好工作，或是做得事業很有成就，好為家裡帶來榮耀，也就是所謂的光宗耀祖。而父母的期望卻帶給他們很大的負擔，總覺得自己背負著家庭帶給他很大的使命感似的，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只想逃得遠遠的，甚至不想回國回家面對家人了。談到這裡，趙女士便覺得自己很幸運，並且很慶幸娘家的人從小到大都沒有讓她很倍感壓力的去為了家庭求取功名利祿。一來是因為她的娘家屬於小家庭，人口簡單，不像大家庭的多重及複雜；二來家庭的教育方式很民主，屬於較開放自由的，不會很苛求於成績的好壞；再者，她的娘家是屬於較富裕的家庭，沒有經濟壓力，使得父母亦順著她自己選擇自己求學的方式及興趣－－到德國留學。所以，娘家對於她的關係，雖然感情深厚，卻不足已造成牽絆。

從現在她自己組成的家庭來看，「家」的關係可說是影響至深至切。像她在序言時有提到，在婚前，她本是個愛旅遊、愛遊歷的人，然而婚後，由於小孩的牽絆，竟十多年放不下心獨自去旅遊；還有一個例子是，她這次行程裡安排的一個地點－－新加坡，是她好幾年前就很嚮往去旅遊的一個地方，因為身為亞洲人的她，卻總是聽到歐洲人對新加坡的好評，自己竟完全沒體驗過亞洲之美，所以新加坡對她的吸引力是多麼的大啊，而丈夫及小孩的牽絆，竟遠大過於自己嚮往已久的旅遊夢，要不是因為有許多讀者的熱烈要求會面，新加坡一遊對她而言，還是個泡影呢。而且到了要上飛機時，她雖然很興奮且期待這次的獨自旅行，卻仍然放不下心且難分難捨的惦記著丈夫及孩子。由這些書中所提到的情形可以看出，婚姻對作者而言，甚至是對於許多的女性而言，是外在環境及內心因素所給予自己很大的引力及束縛的。這也是獨自去旅行，並且有時間將文筆發揮得淋漓盡致於出遊文品上的女遊少之又少的原因之一啊！許多女性，不是跟家人一起出遊，就是跟團，基於親友反對、安全顧慮、工作、時間…等許多因素，很難得能見到不是只有描述觀光景點或遊地歷史等的女遊作家。就連此作者雖然很幸運的有錢有閒，可以自己安排自己想要的旅程出遊，卻仍無法放下掛念家庭的那顆不放心。

作者有一點很幸運的是，她和傳統社會及傳統觀念並沒有太大的牽連。由於作者從小便生長在小家庭，而且多年來都是居住在國外，不斷接觸著異文化的她，已漸漸脫離母文化給予她的影響，加上一直以來無經濟的負擔及金錢的顧慮，以致於她可以自由的彩繪及創造自己的天空，從事關於自由創作家此類的行業；一直以來，她和公婆家及娘家的關係皆是處之和睦的，就連難得回國一趟，待在娘家的時間也不多，由此可看出父權關係對於她而言，並不是很緊繃明顯的。

當她旅行回來之後，由於文友的催促及丈夫的鼓勵，於是她快馬加鞭的著作出此書。但是，其實她回家之後，是繼續把重心放在家人身上的，要不是因為和國人的聯繫，以及本身就有「自己的書房」可以從事創作，要著書成本，大概是遙望無期。趙淑俠女士，是少見沒有父權壓力及工作壓力的自由創作家，卻是常見受家庭牽絆及束縛的女性。

林玉緒，政大統計系畢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巨蠍座台灣女孩，畢業後就馬上進院法當書記官，之後又到財政部的隸屬機構去寫電腦測試程式；努力學法文，卻跑到義大利去讀書。生長在台灣這民主的社會中，造就了作者成為一位很有自主且獨立的新時代女性，不喜歡和別人比較，也不為自己過去的成就所羈絆。

作者認為，雖然歐洲的人文一向都很吸引他，但由於義大利是個接觸不多的文化，他可以用一顆完全沒有先入為主的印象的心，去感受全新的事物。因此，他放棄了在台灣所擁有的大家所夢寐以求的薪資，而出遊義大利去讀書，但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學會如何生活。當他把一切事務歸零之後，才可以看到更遼闊的世界，重新開始學習，去接受全新的事物。

雖然書中並沒有對作者有「家」的簡介，不過作者在出遊義大利時，可以隨意的跟男人談戀愛，可見她仍是一位單身的女人，沒有先生小孩的包袱，才可以自由的出國遊學，放棄一個高薪的穩定工作。他不但學義大利人抽煙、且對於義大利人大剌剌的聊天方式，他也不以為意，還能在義大利待上兩年，不像台灣旅客去了義大利就對義大利人們反感的談話方式，認為他們是粗俗、沒有教養的，講起話來比手畫腳，嗓門又大，尤其是女孩更是強悍，令人招架不住。由作者的思想觀念、以及他的行為上不難看出，作者所生長的家庭應該是一個很民主、自由而不是過於保守的。他可以放棄一個高薪資又穩定的工作，而奔往大家所謂”沒前途”的義大利國家去讀書，家人卻沒有強力的反對她去，也不會過度擔心他一個女孩子家出國會不會危險，讓他能毫無後顧之憂的在義大利學習，這就是他的父母、家庭難能可貴之處了。

台灣在古代是個父權的社會，但現在女性也漸漸抬頭，發現什麼是該做、也可以做的事情，作者就是一位想打破這種父權社會的新時代女性，你以為只有男性可以遠遊嗎？你以為女人出遊一定要男人帶嗎？那你就錯了，作者隻身前往義大利，這個犯罪率高、又是一個黑手黨的起源地，她不會講義大利話，卻可以自己一人平安無事的在義大利闖蕩、遊學了兩年，他獨自去面對、適應且融入了這樣一個人家所謂髒亂險惡的國家中，或許，男人還沒有像作者這樣的勇氣呢！因此，由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出，父權制已不適用於旅遊了，女性已有自主、獨立性，不只有男人行，我們女人也行！

旅行回來後，由於加入了義大利式的生活觀，回到台北，才發現台北並非不可愛，他有他的迷人之處，有活力、有朝氣，處處充滿生機。當習慣了義大利人的生活態度，以前經常會耿耿於懷的事情，現在回台北後卻變得一點也不重要。而且，把自己歸了零，心靈突然空曠了起來，包容性也更強了，使得可以看到平凡事物美好的一面。作者認為，生活，本來就無可避免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不管在何處都是一樣。但在義大利住了兩年之後，我才發現到：其實生活的小事，常常別有洞天。何妨學學義大利人，放慢腳步看看它吧！

作者瑪莉貝瑪麗貝‧龐德是（adventure travel industry）的顧問，也是旅行中的女人一書的編輯。她在書中收集32則的則的當代女性旅人的故事並集結成書，而呈現女性旅行時內在與外在的全貌。

這些故事的做者來自不同的階層：有作家、醫生、老師、護士及運動人員，老少皆有。有的已為人母，更有一些已經是祖母級了。有的是新手旅人，有的則是經驗老道的旅者；有些人獨自旅遊、有些成雙成對，或者也有一些是成群結隊，但無論背景或旅行的方式為何，每個故事中都有女性的聲音在迴響：一個十歲大的女孩寫出她眼中搭機前往歐洲旅行的經驗、一位罹患關節炎的老婦跟女兒一起在大峽谷泛舟、另外還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冒著生命危險游泳橫渡白令海峽。

我在書中選了其中作者之一：喬‧布羅斯‧約海作為主題來講。

旅行中的女人一書中的其中作者之一：喬‧布羅斯‧約海寫道：雖然超越階級及宗

教信仰的自由戀愛，進而結婚都很常見（大部分的家庭把此視為一場大災難），相親結婚其實並未遭受太過嚴苛的質疑，而兩性的自由接觸則是嚴格禁止的，在許多地區，大專學生過著一種男女兩性隔離的生活，而且在公共場合年輕人絕對不可混在一起。女性還因為她們的從屬與依賴狀況而處處受限，只有少數位高權重的女性是例外。

我逃離南方，前往紐約，然後結婚生子，並開創了一番事業。無論我走到那裡：卡納塔卡（Karnataka），位於印度、喀什米爾（Kashmir）或是加拉斯坦（Rajasthan，位於印度），人們總是直率而毫不掩飾他們的興趣直盯著我，這是印度人最有名的一點，他們想不透我為什麼要獨自旅行？他們會問：妳的丈夫呢？妳的兒子為什麼放妳一人出來？奉行千年的深閏制度還是籠罩著印度。尋求自我就像生死攸關的大事。充滿活力、節奏感、又難纏的印度，活脫脫就是我夢中的模樣。我所有的感官都受到極大的衝擊：桶子裡倒出的冷水就是晨間淋浴用水、天花板上的電風扇吹起熾熱的塵土、燃燒糞便產生嗆人的煙，燻得人雙眼作痛。古老的村莊、印度人的才藝、充滿異國風情的顏色、聲音與味道這些都是我來此的原因。

這十八年來，部分的自我已經遺落於糾結的家務事中，我麻痺了，說著說一定得要所改變。在米拉的文化中，自我意識幾乎不存在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當老師、學打字，這樣在那個男人進入妳的生命、照顧妳之前，妳可以養活自己。我就違背父親逃離南方，前往紐約，然後結婚生子，並開創了一番事業。

　　身為旅者，我可以達到某種高壓帶、某種意識的改變，我渾然忘我，進入另一個時間與空間的次元。心底會同時開始另一段旅程，他們的行為說明了一切，常只有在旅行完成之後，行旅者才會放任自己有機會去分折、條列出一些看來合理的原因，然而大多數人都是受內在的驅動力段鞭策他們向前，而且他們似乎無力抗拒這股驅力，它沒有名字，不過作用卻是在探索人類接受那些既然是挑戰又危險環境的潛能，這樣做的同時增加了人類生存的潛力。

李樂詩是香港著名的攝影家、旅遊探險家、作家。原籍廣東，出生於廣州。畢業於

香港理工學院商業設計系、澳門東亞大學文史學學士。畢業後出任設計及雜誌編輯工作。曾經結婚，離婚後創辦龐元廣告設計公司，並創辦第一本航空雜誌，又辦第一本海上雜誌《海珠》，創立海珠出版社。是第一位踏足地球三極（南、北極及珠穆朗瑪峰）的中國女性。亦為香港各界著名婦女聯合協進會創會會員。

自我追尋與自我實現。作者曾說：在她環球旅行中，南極是她最大的追尋目標。她一直夢想著有一天能站在南極冰山上，去南極看企鵝等。「萬丈高樓平地起」，作者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夢想，實現了她從小就期盼的願望。因為作者從小就生活在喧鬧的城市，一直想要到南極的地盤上，體會極地的孤靜，並且征服自我，超脫自己的心靈，讓自己的靈魂能夠達到更澄淨的境界。因為南極的神秘魔力以及南極的純潔深深的吸引著作者，它是最後一塊被開發的土地，所以還保持著原始的面貌，尚未被人類破壞的一塊人間淨土。

作者鮮少提及家人，只曾再續中感謝妹妹在精神上及經濟上的支持，才得以順利完成夢想。而且作者一向獨立自主，不喜歡送離的場面，所以都是隻身往返旅遊的。但我想作者是很渴望有家的溫暖的，因為作者非常歡企鵝，且對企鵝的家庭非常稱羨。她觀察到：企鵝家庭是一夫一妻制，企鵝父母對其小寶寶的照顧無微不至，為了保護企鵝蛋，企鵝爸爸必須站在攝氏零下50幾度的冰天雪地中，不吃不動兩個月……等等。

書中並沒有提及這點，但我想，作者應該是個女性主義的意識者。再作者的年代，能夠像作者這麼勇敢的女生，應該是相當不容易的吧！需通過層層的考驗及嚴格的訓練，才能參與極地的考察工作。這對當時封閉的社會，可說是一大創舉呀！作者的毅力真是令人敬佩萬分，而且想必作者所承受的社會輿論壓力一定不輕！才能為中國女性的能力寫下歷史的見證。

也許是生活在南極那純淨不受污染的大自然下有一段時間，作者回到城市中相當的不習慣，後來她開始投入環保工作，呼籲大家要保護地球生態和積極地倡建極地博物館，現為中國科學院極地科學委員顧問。所以此趟的旅行使作者的人生意義更豐富了，也使她對人生充滿著希望，也能積極的去實現！

後記：常有人問我，將來希望去哪一國旅遊？我總是答不出來！但如果問我，如果一生只能去一個地方旅行，最想到哪裡？我想我會回答：到南極看企鵝！不過得先有能力、有錢吧！就像老師所說的，到底是哪些人能出遊呢？終究還是要有錢、有能力的人吧！

龍應台，她是外省的第二代，1952年生於高雄，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已婚，育有二子。

作者在長期的旅居德國後，使得作者能夠與西方文明有長時間的接觸，而這次決定到大陸，一方面是為了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的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另一方面身為外省第二代，作者也想藉此探訪父母親的家鄉和親人。

作者是個職業婦女，也是一個身兼女兒和母親於一身的女性，使的她在身為一個外省第二代的身分上，她對於家的感覺是漂泊的。

作者在書中提及兒時必須隨著擔任公職的父親四處搬遷，才剛認識了一個一起勾手指頭的好朋友，馬上就又要轉學；在文中提到「年紀小小的，你就發現，原來『永遠』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樣，還沒吃就要溶化」造成她對「家」的陌生和距離；住在公家宿舍，那個不像是家的殼，她的心理暗自羨慕那些「本省人」小朋友，他們有一個真正的「家」，一個自己的不用搬的房子和有塊落地生根的田地。

每當清明節時，全家忙著清理祠堂、掃墓、焚香、跪拜、拔草……，作者家就只能對著天空向祖先們遙遠的祭拜；他們逢年過節時會跟著家人提著大包小包去看親戚，而作者面對那些所謂的叔伯舅姑……這些抽象的名詞時，心中有著一股難解釋的失落感。因此，也使得作者到大陸和失散多年的哥哥見面時，心中升起一股五味雜陳，難以形容的感覺。

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獨自帶著小孩旅行的作者，從上飛機一路上的打點和長程照顧著兩個活亂跳的小孩，下飛機後的安排和照料，也使得作者精疲力竭，家中的負擔在旅行中並未解除，家給予她的束縛依然是存在的。在旅行中她並沒有像一般的人所述的那樣得那到一種精神上的解放。而是必須提高警覺，隨時注意著小孩的安全，為孩子們的起居著想。一肩扛起對小孩的照料。沒有辦法以放鬆的心情，看待周遭的事物。然而她堅持著要帶孩子看一看媽媽的另一個「家」，這，也許算是種文化的傳承吧。

不論是作者的旅居地德國，或者是在大陸，像她到北京，剛下飛機，由於被當成大陸人，就在擁擠的機場裡，牽著兩個幼兒的手，被櫃檯小姐大聲的呼喝「你，你過來」，那種凌厲的聲音，嚇得孩子臉色蒼白，而當那個小姐看到她的台灣護照後，知道作者不是個能讓她頤指氣使的人，她的態度才稍收斂一點。身處在一個不尊重女性的社會裡久了，即使自己身為女性，在不自覺中也會用瞧不起的態度對待同性，有雙重標準，但對待西方女性，態度卻又變的大為不同，非常的友善。

另外一次是，作者到以色列訪問時，她去拜訪一位朋友的家，當她伸手要和朋友的丈夫握手時，朋友的丈夫雖然客氣的和她寒喧，但卻伸不出手，對她伸出的右手視若無睹，夫婦倆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另一位以色列作家才向她解釋，傳統教派的猶太女人在月經過後一星期，必須經過一個淨身儀式，然後才可以和男人接觸。也就是說，傳統教派的猶太男人，在無從得知這個女人是否經過淨身儀式時，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本不和女人握手。甚至是對人們影響甚大的宗教裡，都留有父權的影子。

作者的旅行經驗不少，自學生時代到美國求學，接觸到異文化的衝擊，使得從小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她，所有美麗的謊言瞬間瓦解，寫了不少對社會、對國家的批判和反省的作品。

擁有一個異國婚姻，且長期旅居德國的作者，有許多次的異文化接觸經驗和體認，甚至是融入這個異文化中，她把在德國的生活給予充分的沉澱，將這些感受轉化成為文字的描述，並拿來和台灣當前的社會現狀作對比，從作者的文章裡可以看到，兩地人民的生活差異，在字裡行間也透露出作者對於台灣那種恨鐵不成鋼的無奈，和對台灣這塊養育她的土地的期許和深深的眷戀。

作者也提到，即使是在極為注重人權的德國，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依然是存在的，久居在此地的作者提到，德國的妻子（以家庭主婦來說），在家中仍然要負責家中大部分的勞務，家中每個月的用度，都由丈夫給錢，扮演著向人伸手要錢的角色，而家計支出多少都要向丈夫作解釋，看丈夫的臉色，在家中兩性並沒有平等的地位。看來，要拉近兩性間平等的距離，我們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多明尼卡是個天主教徒，1973年出生於克拉科夫，波蘭（Krakow，Poland）；1987

年隨著父母離開波蘭前往義大利，一年後，移民美國，上了高中；1992年進入哈佛大學，主修社會學；1997年時，前往烏茲別克做碩士論文研究。多明尼卡是哈佛大學博士班的金髮女生，也是她父母的獨生女，充滿著女性主義的思想。

多明尼卡愛旅行，喜歡去觀光客少的地方，她喜歡所有與當地人相處的機會。她對

世界充滿好奇，於是，她付諸於行，彷彿在向世界宣告，我是跟你玩真的，更為生命留下了燦爛的回憶。1997年夏天，她展開了一連串的旅程－由伊士坦堡經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向東走，穿越天山、黃土高原和沙漠到北京，再經深圳、香港轉往臺灣。回到美國後，不但完成了碩士論文，還寫了兩本暢銷的遊記。

多明尼卡，在作完烏茲別克的研究之後，突然決定一個人穿越天山，橫越中國大陸到台灣。她發了個E-mail給在美國的父母。據說那一對老夫婦看到女兒的信都跳了起來：「這怎麼得了？多危險哪！這子真是瘋了。」老兩口先是生氣操心，三天三夜坐立難安，突然，他們不氣了，回了E-mail給自己的獨生女：「我們想來想去，想不通，妳是從我們哪個人的身上遺傳了這個冒險的個性。看樣子，我們不能怪妳，只能問自己了。」雖然作者對於家庭甚少著墨，但我們不難發現她的父母是開明的，除了叮囑她要小心外，從來沒有阻止過她的計畫。她的父親從多明尼卡小時候就把她當大人看待，凡事讓她自己做決定。她的父母和典型的中國父母不同，不會把她鎖在身邊，不會施予她照顧家庭的包袱。

對多明尼卡而言，當她回到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上，是一種輕鬆的感覺，這是正常的現象，畢竟，「家」相對於旅行來說，是個安全的空間。但「家」卻也同時成了一種限制，對許多女性來說，家限制了她們出遊的自由。

多明尼卡獨自背著旅行包，進入男性主義色彩濃厚的社會，在她的旅行研究與探險的過程中，以行動證明女性不是弱者，她說：「不要因為傳統社會說『不能』，就真的認為自己不能！」多明尼卡不但自己有堅強的個性，對整個女性社會也有抱負。她出版遊記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藉此激發別的女孩鼓起勇氣，像她一樣出去看世界。她在書中提到：「在許多傳統社會，『女權』是句髒話，好像女權主義者全是不剃腋毛、不生孩子、恨男人的女同性戀者。在波蘭、甚至美國人還有很多人有這種成見。事實上，『女權主義』不是『反男人主義』，是一種敢問問題的精神，就是當有人說：『這不是女孩子做的事』時，敢站起來問『為什麼？』」又說：「對大男人主義的社會來說，獨立的女孩是『危險』的，因為她們不能被控制。需要被人照顧，相對的就得聽人使喚。」

她不認為自己一生的目的是為了作男生的陪伴，也不認為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有任何『不完整』的地方。她認為應擁有自己的生活及興趣，而非屬於別人的東西。

儘管已經回到了美國，但在多明尼卡心中，夏天的旅程並沒有結束。她常想起在烏茲別克及中國認識的朋友，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故事、他們與作者之間的交談、誤會、認同，以及留在作者記憶中留下的特色與真正有「味道」的東西。作者心中一直有個疑問，當她的美國朋友們看過照片、聽了她的一些經歷後，又各回到了自己的世界，是否真有人能了解她的感覺？

「旅行」可以不只是旅行，而是一種更深層的心靈探索、情感交流及文化溝通，如同多明尼卡的種種展現方式、旅行態度，儘管女性意識並不會因此而得到伸張，但她已經將其帶了出來，並鼓勵其他女性勇敢的走出去，如同她的書名般－《要走就要夠狠》，從她的旅行過程中的確是展現了這點。

林姬瑩（Vicky）與江秋萍（Pinky），這兩個女生是大學時期的好友，Vicky個性如太陽般熱情而且自然、坦率，容易結交朋友；Pinky則是一向循規蹈矩的乖乖牌，但隱藏著熱愛探險的基因，維持與外在世界的和諧，直到Vicky的邀請遊說兩人一起騎單車遊世界，Pinky才漸漸展現出開朗的一面。

然而兩人並不是以單車遊世界為他們的事業或職業，Vicky曾任民營電信公司業務工程師（目前留職停薪中，繼續努力於實現她騎單車環遊世界的理想），環球旅行途中每週在聯合報繽紛版專欄「環遊世界六百天」分享旅行見聞，北美洲的單車旅行紀錄《踩著夢想前進》已出版；Pinky曾任外文編輯、翻譯、記者，作品有《水光－八年藏詩集》，譯作《沒有一個地方叫遠方》、《充滿愛的房間》，現為自由作家，旅遊及藝術報導刊登於世界地理雜誌、TOGO、行遍天下、超級旅行家、自由時報、華航航空雜誌、中國文物世界、表演藝術等。而這本《單車飛起來》即是當Pinky在澳洲發生意外回台休養時將兩人的手記整理出來的結果。

由於Vicky在十八歲時就開始有騎單車環遊世界的夢想，當時在日本東京唸書期

間，閱讀了胡榮華先生所寫的《單騎走天涯》後而受到啟蒙，「Dream is power－夢想就是力量」是她開始自我激勵的座右銘；Vicky曾參加了許多旅遊活動、登山、健行等，直到二十七歲時在日本友人中西大輔的邀請下，終於有了能自我實現夢想的機會，她下定決心以兩年半的時間來完成騎單車環遊世界的夢想，為了自我實現踏出了第一步，其後在1998年10月底與Pinky一起美國單車行，同騎洛杉磯；1999年2月底出發前往紐西蘭和澳洲單車旅行。

雖然書中並未提到兩人與家庭之間的互動關係，但在Vicky的手記其中一篇裡，有提到Vicky的母親到機場送機的叮嚀：「接下來的時間都是你們自己的，不必趕，慢慢騎慢慢玩，危險的地方盡量避開，要互相照顧，不要吵嘴。」由這段話可推知，兩個人的家人對她們騎單車還遊世界的夢想採支持的態度，雖然並未提到是否有給予金錢或物質上的支持，但是精神上給她們的支持，才是最令人感動且無價的。

在兩人的遊記中，有一篇提到兩人因使用的地圖太舊而險些淪落在紐西蘭北島的牧

場荒郊野外中，後來牧場的主人收留她們，甚至還在溫暖的客廳裡鋪了充氣式睡墊供她們休息，更體貼地讓兩人使用浴室及廚房，隔天也為她們作早餐和準備牧場裡自己種的蕃茄及雞蛋以備她們在路上食用，也把牧場附近的詳細地圖送給她們，這些種種的舉動充分展現出紐西蘭人民的純樸與友善，更讓兩人在外地享受到家庭的溫暖與關懷。體認到原來「家」並不是只有自己的才是家，家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只要能感受到溫暖，處處皆可為家。

由於台灣出國的風氣日漸興盛，加上Vicky與Pinky家人給予的支持，讓她們並不

會因為傳統社會環境的價值觀和性別關係而受到反對、限制她們去實現夢想。但她們為了實現理想也必須暫時捨棄了在家安定的生活和穩定的工作，她們拋開女人必須穩定過日子的傳統包袱，選擇實踐自己的理想和願望，然而這個過程是艱苦無比的！就正如大田出版總編輯莊培園表示，由於生活空間對女生的不友善與不安全，使得她們想藉著探險定居處之外的國度，用女性的觀點來看世界、了解世界，女生選擇離開熟悉的生長土地來實踐冒險與拓展事業的夢想，是需要極大的代價與準備，而所能得到的資助與認同也是少之又少的。

另一方面，她們在紐西蘭及澳洲的旅途中，有遇到跟她們倆同是騎單車環遊世界的單車騎士－－有夫妻檔也有自己一人的－－除了分享彼此的經驗外，也告訴她們這兩國人民的友善與熱情，正如她們在紐西蘭北島曾借住一晚的牧場女主人就表示，她年輕時也有做過紐西蘭南島的單車旅行時，所遇到的人都很友善要她們別擔心，因此可以推知紐、澳兩國對於女性出遊的情況並不會感到奇特或有鄙視的態度，她們的社會並非如我們傳統社會一般地約束女性，反而是以開放平等的態度對待女性出遊，且不吝惜對她們伸出援手，是我們社會仍須學習與改進的地方。

在經過不算短的時間單車之旅，Vicky與Pinky習慣了生活自然簡單的方式，也

因為在紐西蘭北島的旅程中，曾有在牧場借住一晚的經驗，而這件事情反而成了對她們而言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影響了Vicky和Pinky回台後的生活。她們開始不習慣水泥城市裡的髒空氣、緊張忙碌而冷漠的生活步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因而決定’’移民’’台南的白河，過著恬靜自在的生活。在Pinky發生且差點喪命的意外後，雖然Pinky有約一星期的記憶空白，但她卻認為生命中的空白可以讓自己沉潛蛻變，和過去決裂，羽化成蝶，反而更加優遊自在。在有限的時空中有無限的心靈自由。體認出愈接近一無所有，人反而更豐富。Vicky則認為旅行和人生一樣總充滿著意外，任何事只要有心就會找出方法。透過旅行更加肯定人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只要自己覺得自在就好。她們原以為是考驗體力發揮潛能的夢想之旅，但最讓她們難以忘懷的卻是內在心靈的生命之旅。且每趟旅行都是一場生命的歷練，可以讓自己的心智更成熟；上天總是適時地安排一些看似無法克服的障礙和困難，卻又往往在最後為我們準備了一份特別的禮物，而自己必須經歷過程中的掙扎與煎熬，當親自打開它時才會懂得珍惜。

黃麗穗是台灣人，虔誠的基督徒，做的是美容事業的，公司常請她去國外開會，家庭不是富裕，應該算是中下階級。

人生，其實是充滿機緣的。尤其是旅行。我所以鍾愛旅行，不過也就是衝著「機緣」二字。這個月人在巴黎，說不定隔個幾週，有跑到洛杉磯去了，有時候空中飛人當累了，想想應該可以好好待在家裡休息了吧？偏就會有那麼一個機緣，又把我送上了旅途。小時後和妹妹閒聊時，她篤定自己有朝一日要住美屋、開好車。當時我剛看完「環遊世界八十天」那部電影，笑著搖頭對妹妹說：「我要去環遊世界！」從此，「旅行」變成了我的志向。

當一個人全心全意想做某件事時，所有的不可能都會慢慢變為可能。有人從小想當千萬富翁，奮力不懈，最後就真的做到了。我因為憧憬旅行，自然就規劃自己朝這方向努力，手頭並不寬裕時，我甚至標會去玩。只要不向人伸手借錢，寧可啃麵包、喝白開水也要出門開眼界。旁人不了解，眼看我一天到晚遊山玩水，免不了要想：「真是好命！一定家財萬貫吧！」其實不然。對於我來說旅行就是成長，即便將賺來的前全數用來旅行，我也心甘情願。一張世界地圖攤在桌面上，我就可以坐下來和人說老半天的故事；說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曾去過哪裡，看過什麼，遇見過什麼，感受過什麼……我不是因為有錢才去旅行，是旅行使我富裕。

因為想要旅行，我努力地工作；因為想要旅行，我汲汲營營地吸取新知；因為想要旅行，我總在未雨綢繆地訓練自己的體力和勇氣……年輕的時候，為了想像中的美景，千里迢迢飛赴異地，行囊裏裝滿了興奮與期待，然而下了飛機，也只能是見山是山，看水是水，腦袋裏容不下其他東西。而後隨著年歲漸長，對於旅行的關照和體會，愈來愈不一樣。累積在生活裏的人生經驗，因為旅行，獲得了新的啟發。從前只曉得人云亦云，看的多半也只是代表性觀光點，你要問我巴黎美在哪裏？恐怕年輕的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這些年，旅行的機緣愈來愈多，地圖上曾經落腳的地方，逐漸能連成一個完整的形狀到了。沒想到年紀愈大，神經反而愈發敏銳起來，感受也變的細緻了。有時走個小街小巷，也覺得美。隨便一處鄉間花叢，也有我自己的世界。景色依舊。變美的，想來是我的心情罷。

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作者出去旅行常伴隨著女兒、公公、妹妹和她先生，所以幾乎可以說是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有時候是出差跟著同事或朋友，因此旅行跟「家」的關係是很親密的，作者也會打電話回家向家人訴說自己在外旅行的情形，可見作者與家之間的聯繫是非常濃厚的。在書中作者有提到那個時候的我，早已是個結了婚的女人，也有了孩子。把家人全留在台灣，一個人出來唸書，心裏的掙扎，只有自己明白。儘管家人一再希望我留下來，儘管我們長談了一夜又一夜，我仍堅持讀書的計劃。孩子還小，我只好扥給褓母。不知味什麼，我只是隱隱覺得，要是突破不了這一關，邁不開這步，那麼此生，恐怕再也沒有栽培自己的機會了。一日又一日，我對家裏的思念愈來愈厲害。天天想收拾行李回家，天天又按捺下來。

紐約是個年輕的地方而活力旺盛的城市，紐約的美女也是；管你文化不文化，我就是愛現！於是你就看到那些尤物，坦胸露背、煙視媚行，那種噴火的美，擺明了就是要讓你一覽無遺。紐約的美女，性感得明明白白，是一種目不暇給的美艷。和歐洲美女的耐人尋味，各有所長。如果回頭正視我們中國女性呢？那就是美在溫婉含蓄了。真正的美女懂得掌握自己的特質，假如只是追著別人腳步走，就美不起來了。以上這段話讓我覺得這根本是父權底下創造出來的美女，紐約的美女為何可以如此性感，那是因為美國父權底下所教導美國女孩子就是要這樣子才美，男人才會欣賞喜歡。

同理，中國女性是被壓抑的一群，在中國的父權社會底下，女性被教導要溫柔要婉約要含蓄。說起日本男人下班後，習慣去小酒館「喝兩杯」這件事，我覺得既好玩又可悲。在社會傳統的觀念教育下，日本人竟認為男人太早回家是十分不光榮的，不但男人觀念如此，就連坐太太的竟也做如是想；先生太早進門，鄰人會嘲笑這男人社交太差、朋友太少、工作一定不得志……云云，簡直匪夷所思。所以日本男人有泡小酒館的習慣。三五好友便罷，若是只有自己一個人，也得待在小酒館裏，喝喝酒，吃點小菜，看看電視，和老闆娘閒磕牙一陣，再踩著醺醺然的步伐回家……到家以後，老婆務必會忙不迭地迎接，還得接共事包、扶人、遞毛巾、送茶水……，也許這個時候的藉酒罵人，太太也得默默服從，以求徹底滿足這大男人的「威風」。日本男尊女卑，韓國就更不用說了。我有次到韓國開會，坐在車裡，親眼看到走道前面的男人，回過頭來打了身後的女人兩巴掌，然後大搖大擺繼續往前走。韓國人在街上行走時，一定是男前女後，地位的懸殊可以想見。

旅行結束，我終究是要回家。再怎麼髒亂紛擾，再怎麼不堪，這裡畢竟是唯一能給我歸屬和安全感的所在。這些多年來，旅行成為我享受生命的過程，但並非終點。我一站又一站地觀想、一站又一站地品味……當我是個旅人，所謂「享受」就砌築在那些水湄山巔。即使是出國旅遊，回家的那一刻還是讓人開心，我喜歡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種如魚得水的快樂。要吃什麼、要去哪裡、要做什麼……一切都在掌握中。國外的風景再美，終究我只是個過客。從這個城旅行到那個城，心，仍然是漂泊的。

多明尼卡‧芭蘭原籍波蘭，移民美國四年之後，就順利進入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又進入哈佛大學研究所，現在是博士班全額獎學金的學生，主修語言學。她精通五國語文，曾志願去波士頓貧民社區及斯洛伐克小村莊裡教書，又獲歐奈爾國際研究獎學金去烏茲別克作研究。就在那次工作結束之後，她突然決定一個人穿越中亞、穿越中國，寫成《我獨自走過中國》及《要走就要夠狠》兩本書。多明尼卡也曾在成都研習中文，現在則接受全額獎助金，在台北作「國語」與「河洛語」的相關研究。

多明尼卡整個旅程包含了由波斯頓到伊斯坦堡、塔什干、薩馬爾罕、布卡拉、基發，再穿過阿拉木圖進入中國。事實上，她拿到學校的獎學金到烏茲別克作語文學研究這件事促成了她穿越中亞、穿越中國的旅程。但是多明尼卡早在小時候就對中亞以及中國有濃厚的興趣，她遺傳了她奶奶喜歡冒險的個性，不但倔強、膽子也大；據說她奶奶很愛旅行，曾經到過蒙古以及古巴，這對當時的波蘭婦女而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多明尼卡曾經拿著中亞婦女的照片與奶奶對照，認為十分的相像；因此她一直認為自己有亞洲的血統，這一次的穿越中亞以及中國之旅，不只是一趟冒險，更是一趟「尋根之旅」。

當多明尼卡的父母親得知自己的女兒居然打算經土耳其飛塔什干，並在伊斯坦堡待一陣子的時候，當然立刻跳了起來，接著便是無止盡的心理喊話，希望她能再三考慮，事實上多明尼卡並沒有讓他們得知她整個旅行計劃，包括她將在作完研究後一人獨自穿越中亞以及中國的事。他們當然擔心，一個女孩子獨自深入中亞的回教世界，危險性相當高；但除了叮嚀她要小心之外，從來沒有阻止過她的計劃，她父親尤其從多明尼卡小時候就把她當大人一樣看待，凡事讓她自己作決定，也尊重她每一個決定。明尼卡十五歲移民美國時還不會說英文，但在三年內便考上了哈佛，從不懂英文的移民到現在的語言學博士，這一切都她自己所決定的，家裡並沒有給他任何的意見或壓力。身為獨身女的多明尼卡，不但沒有任何驕縱，反而獨立、大膽、敢於作自己，當她決定完成這趟旅行時，她告訴自己：「唯一真正的恐懼，就是自己心理的恐懼。」她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

多明尼卡以一個金髮的哈佛女生身分，獨自穿中亞這個保守的回教社會，展現一個女性主義者對中亞文化的挑戰與思辨，她以行動證明女性不是弱者，正如她書中所言─「我希望中國女孩能了解這一點，不要因為傳統社會說不能，就真的以為自己不能。」烏茲別克是一個十分保守的回教國家，觀念上還保持著「男人在女人之上」，甚至有些男人認為女人是娶來服侍自己的，而且女人不能單獨走在街上，不然一定會被搭訕；而且好女孩家的女孩是不能剪短頭髮、隨意出門或是接聽男性電話的，甚至連結婚對象也接受家裡安排的相親，以免出問題時「沒人靠」。進入到這麼一個父權主義至高無上的社會，多明尼卡當然遇到了許許多多的難題與不適應，例如獨自走在街上就會被陌生的男士騷擾，買東西被老闆調情，甚至與人談話時，不出三句就會有人問她結婚沒，若回答沒有就得面臨時時有人等著替她作媒的窘境，畢竟二十三歲的女孩在烏茲別克早就該嫁作人婦了。

多明尼卡在烏茲別克的期間認識了一個異性好朋友，而這個朋友深深受多明尼卡的吸引，因為她跟他國家的女孩太不一樣了，甚至他向她求婚，願意拋棄信仰的不同娶一個異教徒，但卻被多明尼卡拒絕了，因為她知道自己跟這裡格格不入，她的行為、思想都不見容於烏茲別克這個保守的社會，最後她的朋友嘆口氣對她說：「如果你已經結了婚的話，你老公一定不會讓你來這兒的。」她答：「我不會徵求他的許可，事實上，我並不會傷害他或讓他難過，或者背叛他，可是我有我的興趣、自己的生活，就像他有他自己的興趣跟自己的生活一樣。我會愛他、會關心他，但我不是『屬於』他的東西啊！我屬於我自己。」這一段話就可以看出中亞跟西方社會對男性以及女性在地位上的認同有多大的差異性。事實上，甚至連西方社會都還會把女權冠上「髒話」的標籤，好像女權主義者全是不剃腋毛、不生小孩、恨男人的女同性戀者。但是多明尼卡說：「女權主義不是反男人主義，而是一種敢問問題的精神，就是當有人說：『這不是女孩子作的事』或『女孩子不能這樣』時，敢站起來問：『為什麼？』」這一段話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與震撼。

當多明尼卡回到美國後，頻頻被朋友質問：「你去哪了？」而當她說出這一段不可思議的旅程時，他們通通被嚇呆了。而她也完成了了碩士論文及二本暢銷遊記，她不但自己有堅強的個性，對整個女性社會也相當有抱負。她出版遊記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藉此激發別的女孩子鼓起勇氣，像她一樣出去看世界。在台灣和大陸的簽名會上，經常有讀者對她說：「我們很羨慕你有這樣的經驗，但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是女孩子。」多明尼卡立刻回答：「這裡不是極端的回教國家，社會應該追求男女平等，為什麼要給自己這種限制呢？」她希望能鼓勵更多的女孩子們能像她一樣勇敢的去追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柯翠芬，1957年生，東海中文研究所畢業，寫作為業，寫作本書之時尚為單身。屬於能出門旅行又能書寫的女遊典型。

由書中文章可知，作者的旅行目的是為了探看多年不見的姐姐與姐夫，為此才到了美國堪薩斯州的小城，羅倫斯（堪薩斯大學所在地）。這是作者第一次出國，在此之前作者並沒有出國的念頭，甚至是覺得不出國很好，在行前也並未對美國風土文化多做了解，純粹是以輕鬆的心情進行的一趟探親之旅。

因此，旅行中作者的自我追尋與自我實現，我認為是來自作者在美國受到的異文化衝擊。而作者在探親之後又在家人的勸說下，在美國多留一年，修習當地社區開設的成人教育，以及堪薩斯大學語言中心的課程，旅美期間的學習與充實讓作者獲得意料之外的成長。

正如作者在書中寫道「生活形貌的更改，學習環境的迥異，以及人事的多樣及繁雜，便足以使人神搖目眩。近乎貪婪地捕捉所有眼見耳聞的訊息，試圖因應著產生自己的理念、感情和批判」，擁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作者在西方文化的環境裡，面對異文化的衝擊，就像個乾燥的海綿，努力吸飽水分，進而促使自身成長與改變。這一切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的意外收穫，也可稱作是另類目的吧。

作者在台灣時是在外獨居的，與「家」的關係並不十分緊密，但是和「家人」的關係應該是相當親密的，否則也不會有這趟探親之旅。並且在書頁中有「獻給父親」一詞，可看出作者對家人以及親情的依戀。我認為柯翠芬和家庭的和諧氣氛這個特色與一般對女遊和家庭的緊張衝突關係的印象是相當不同。兩相對照之下，可以得到相當有意思的觀察，柯翠芬似乎比其他女遊者要幸運的多了。

在這裡我將「父權」定義為作者當時代的台灣社會文化。在「隨吟記」一書中，作者面對美國社會文化及觀念的衝擊，對當時的台灣社會的缺點也有諸多反省、批判。例如檢討台灣人破壞環境、漠視生態維護這類欠缺環保意識的行為，對古蹟不知保存只知破壞的行徑批評，對於台灣留學生圈子裡流言八卦滿天飛這種台灣人獨有的人際關係也做了反省，針對當時台灣少數女留學生一心一意想嫁個有綠卡的老公入美國籍的心態也多有批評。因此，我認為作者與父權文化的關係是帶著反省批判色彩的。

由於作者熱愛寫作與藝術，因此作者在美國的學習對作者的寫作風格也行程不小的影響，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旅途過程中的所見所聞帶給作者視野的開拓。接觸多元文化之後，作者也從鮮少出國轉變為長年在美旅行寫作、學習藝術。我認為作者這趟旅行為她開拓了世界，開始樂於並習於旅行、碰觸多元文化。因此，這趟探親之行說是成長之旅，我想也不為過。

師瓊瑜，1968年出生於中壢的雲南村，後舉家遷往山明水媚的台東。17歲違抗荒謬的聯考制度不成，遂開始寫小說自娛。25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秋天的婚禮》。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現有多重身分：愛與學生漫談的大學創作課老師；與國際局勢、社會時事共生息的記者；關起門來對螞蟻喃喃自語的小說創作者；獨居陽明山的單身女子，但非貴族；揹二十公斤行李走遍天下的半職業旅行者；父母的二女兒、弟妹的二姊、許多人的狗朋友。

作者旅行的目的不只是欣賞奇風異俗，而是了解人生。人性中存在著好奇，作者希望透過旅行去追尋並探索真實的世界，藉由雙腳的旅行結合了意念的旅行，讓自我的心靈成長，並與他人分享。去愛爾蘭的時候，他還只是個單純的女孩，而任何一個基礎設施完備、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歐國家都可能反映一種單純的社會心理。即人們儘管仍舊滿腹牢騷，但日子基本上是有保障平靜的。所以酒館裡的喧鬧論政是一回事，但真正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那樣，作者的歐洲之行將是另一種面貌，那很可能是搭便車、青年旅館、參觀教堂等等的綜合經驗談；然而他去的是北愛爾蘭，而且還小住了一陣子，這就使得它除了飽覽風光之外，還進入了一段人的深刻的愛憎恩怨。這自然對他有很大的震撼性，開啟了心靈的窗口，開始去感受和理解複雜的人文和歷史。作者寫的報導雖是所見所聞所思，但無疑的他也會成為作者內心中的沉澱，並在他經歷其他的事情之後又綜合發酵出來。例如當他去柬埔寨時，這種情況就出現了。那是個殺戮更殘酷、口號更激情或更無奈的地方，任何東西都足以讓外人張開雙眼，事後思索良久。作者筆下已不只是政情或社會的報導介紹，而是一個個人的故事，而這些最終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

作者知道他有一天終究是會『離家出走』，但這樣的預謀沒有一次成功。上了大學之後，名正言順的離開故鄉台東到台北唸書。但每次上火車之前，作者的母親總是塞一些可以保暖、可以飽肚的東西在他的行李箱裡，父親載他到火車站的時候，卻又有「臍帶斷不了」的感覺。在台北生活了四年，作者覺得家已經變成一個更寬廣的場域，家已經不再是小時候那個單純的世界了，它更複雜、更弔詭。大學四年，正是一個長期受高壓的社會面臨解禁的時期，作者目睹了它的快速改變，像潰堤的河水，找到縫隙便橫生亂撞，了無章法。因為作者的年輕，所以憤怒，有更潔癖的苛責，作者執拗的相信，這個世界上絕對還有一片淨土純在。於是作者輕易地接受勾引，選擇了叛逆的「離家出走」，出發尋找。但在作者旅行的過程中，還不忘寄明信片和信回家給他的父母親，由此可見，「家」對作者還是很重要，只是作者選擇離開「家」門，走到外面去探索真實。

《離家出走》這本書主要是作者藉由旅行途中的所見所聞，激發創作靈感，並自我成長，較少提及「父權」這個概念。但我相信一個年輕女子隻身離家外出旅行，多少都有著挑戰父權社會給予女人的種種壓抑和限制，但作者卻能掙脫「父權」的束縛，將出外旅行三年的所見所聞紀錄下來，並寫成著作與他人分享，實屬不易。

由於作者的父親師雲山參加過八年抗戰，並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因此是所謂的「外省人」，而作者曾因父親參選民代中種種不愉快的過程，對一些社會現象有所抱怨和批評。但作者旅行回來之後，在反覆的思辨裡，他發現對父親的不諒解越來少，尊敬卻越來越多，因為人是無法自外於社群。在書中最後有記載作者和其父親的對話，包括當初為何投筆從戎、戰爭真的能解決問題嗎、對共產黨的看法是否改變…等等，作者旅行中所產生的疑問，在父親的回答下得到解答，雖然只是作者父親個人的看法和經歷，但至少讓作者的離家旅行沒有白費，並能從中獲得成長。

多明尼卡出生於波蘭，她十四歲的時候移民到義大利，十五歲的時候移民到美國，她是家中獨生女，是個天主教徒；在進入哈佛大學後，主修社會學，在一九九七年進哈佛研究所碩士班，主修蘇聯、東歐和中亞地區研究。特修中亞地區研究、語言學、烏茲別克文及俄文。精通五種語言，至少會八國語言。

因為作者拿到哈佛榮譽學位後，直接申請碩士班，專門研究中亞、蘇聯地區，她因獲得校方獎助學金補助去塔什干做語言研究。除了此目的之外，我覺得她是要以行動證明女性不是弱者，讓自己勇於去做新嘗試。

這次旅行對作者而言，是一個充滿自我挑戰的旅行。因為作者有提及到「她認為最道地的經驗不一定是最貴的，反而常是最便宜的。」她身體力行當地的民情生活，勇敢面對旅程上的挫折與挑戰，因為作者她為了要省錢，做火車時是買最廉價的票，但也因此與見了許多當地的人事物，得到豐富體驗與靈感。

在故事中，多明尼卡獨自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裡展開那艱辛的旅程，我想這不是一般人可以辦到的，在這其中的因素中，我覺得她的家庭因素佔了一大部分，因為她父親從小就把她當大人看待，凡事讓她做決定，她的父母親給予適當學習與獨立思考的機會，並培養出作者獨立自主的個性與堅強勇敢的特質，在這趟旅程中，其父母除了叮嚀她凡事要小心之外，從來沒有阻止過她的旅行計劃，我覺得家庭給予她的教育模式，使她擁有獨立的自主性與宏觀的視野，這也是作者為何可以完成這趟旅行的最大因素，且父母在背後支持，是作者在這旅程中不管遇到挫折都會繼續走下去的最大原動力。

在書中也有提到當作者打電話回去時，聽到父親是用波蘭小名叫她自己且還掛念自己旅行的狀況，作者當時的心情是既傷心又高興，我可以感覺的出來多明尼卡與家的關係是非常的緊密的；且她在旅行的過程當中不時都會留意身邊的事物，只要她認為是有價值的，就會留給父母親或寄給回去家裡，甚至到旅程快結束時，在台灣的時候，她意識到尚未替父親選個好禮物，於是經過仔細的思考後，她替喜愛藝術品的父親選了一個既有當地文化又比較有個人特色的禮物─「中國毛筆」，雖是個小動作，但也都足以代表作者那時的心是與家緊緊連結在一起的。

在書中的序有提到作者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她居然可以獨自一人闖進中亞，一個最男性主義的社會，對作者本身而言，生長的環境是男女平等的世界，自然的，在她的觀念裡當然沒有「父權」可言，在整個旅行中，某些層面上，我覺得她表現出女性主義對中亞文化的挑戰，她以行動證實女性並非是社會上的弱者，其內容有許多地方提及在整個旅行的過程中，作者不斷據理力爭自己的權利以及不合理的事物。

例如，作者在基發的時候，曾經在搭巴士的時候，被告知車會準時發動不會等人的，但是，等到作者趕到車站時，卻看見司機與其他乘客在旁聊天，絲毫看不出有要出發的跡象，等了四十分鐘後得知是要等一個人，過了許久，才見一個男人帶她太太來到，一上車就衝著作者過來說佔了他的位子，且態度極為惡劣，作者發火了，不甘示弱的喊回去，意思上是說我們為了等你們已經在這裡坐了一個小時，你們遲到憑什麼叫我們滾，而那個人狠狠哼了一聲，才另找位子坐，但也不時回過頭瞪作者一眼。

其實在中亞這個極端父權的回教國家中，男女之間根本無平等之存在，在那一種處處限制女性，視女性為一附屬品的社會中，女性僅能依附在男性的權威中與說一是一的男性主義之下，而作者這樣的舉動無非是對父權主義的一種挑戰；另外在旅行中不斷有人問及作者是否已婚？我覺得以作者當時的年齡而言，在當地該是結婚並依附在男性與家庭之中，而不應該是獨自一人在異國旅行，這樣的舉動在中亞極富男性主義的傳統社會中，是很難被接受與理解的；且作者她為了避免一些麻煩，騙別人說自己已婚，卻也得到她們的質疑─「為何妳先生會讓妳一個人獨自到別的國家旅行？」，這無非又印證了，在這些地方女性自主權被壓抑的窘狀與牢不可破的傳統價值觀；在當地的女性也長久屈就於這個的環境之下。但是作者某一方面，對於這裡父權制上所延伸出來的傳統文化及民情，即便是存在著對女性的不平等，不過值者還是以尊敬的心去看待，例如：作者要出發前，就購買了幾件過膝長裙，及長衣襯衫，為了就是要自己更接近這個保守的社會。

「雖然我們只能算是在生命中擦肩而過，通常連姓名地址也沒交換，但現在我不禁想到他們，很好奇他們在哪裡？在做些什麼？」，作者認為在她的心中，夏天的旅程並沒有結束，因為回憶總是讓作者與那些在旅行中所認識的人連結在一起，如：火車離開哈薩克進入中國時，那位要多明尼卡交他英文的海關人員是否已經回到成都老家？在烏魯木齊給她十元坐計程車的店員、在西安火車上要送她一壺熱水瓶父女和在太魯閣免費送她一程的司機，他們現在又怎樣了？這些人無時無刻都會讓作者想起他們，或許也只有珍貴、值得的經驗，才會換得作者深刻的回憶，與寫書要讓別人一起分享他的經驗與心得的動機，並且作者也希望能藉此鼓勵更多的人走出去，因為每次的旅程都會有值得回憶的地方，且不同人去看待一見事物會有不一樣的發現及感受，多去學習及多留意身邊的人事物，珍惜得到的收穫並永遠藏於心中，因為那是別人不能體會得到的且那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

阿潼是位女遊作家，1975年出生，政大社會系畢業。是個活了23年來，都沒有發生什麼偉大事蹟或壞事的平凡女孩；小時後考試都第二名，長大後吃、喝、玩、樂第一名，得一封號「敗家女」。而由書中潼爸潼媽的一段話：希望阿潼早日嫁人，好把借她注的豪華五星級房間收回當更衣間；以及她畢業後並不急著找工作，就準備出國旅行；且旅遊路線、消費路線多屬於高價位；從各各面向都可看出作者家境應該至少小康。

作者的朋友指稱：阿潼的腦內裝著各種特異奇想，而且經常不計任何代價去完成；可看出作者畢業後並不急於找工作，且日語半句不通就殺到日本的性格起因。從書中也可以看出阿潼對日劇的沉迷執著程度，所以以她那種想要做什麼就一定要去做的個性，她當然就直接跑去日本尋找、重溫日劇場景；尤其叢書中字句終場可窺見作者對日劇中男女主角愛情、互動的憧憬，可以發覺她其實對浪漫愛情是很欣羨的，書背有阿童的一句話：偶像劇中的愛情元素，是無可救藥的沉淪，尋找偶像日劇的經典場景是愛情神話的唯一救贖。且作者二十三歲去到日本，呼吸東京的空氣，踩在四月東京落櫻繽紛的接上，完成了一本書、一個夢想；作者說：「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她把這趟旅行當作自我的追尋宇做我的實現。

由阿潼的後記可看見她家中的人是很支持她的，並沒有對她任性恣意表示苛責；父親旅遊經費的贊助、母親精神上的支持、妹妹一號提供N套偶像盜版、妹妹二號終日陪她看日劇、弟弟每天在學校為她宣傳新書；由此可知阿潼「家」所扮演的角色是輔助、支持、贊助的。

再者，我要分析的是另一層面的「家」－國家（民族）；有次作者他們再快餐店排

隊時，突然衝出一群毆巴桑，爭先恐後插隊點餐，期中一位阿嬤還站在阿潼身旁，轉頭揮手大喊：「阿榮，加緊來啦！」作者和朋友當下讓出位子，胡謅幾句日文，偽裝成日本人，摀著臉走掉。可看出作者（大部分人，包括我也皆如此）當在異國時，接觸到祖國（家的意象）較粗俗、失顏面的場面，直覺的反應幾乎都是拋棄「家」的名份，偽裝成他國人民，不予以承認，甚至鄙棄，以求週遭環境的認同。

作者在主方國家（日本）中的旅歷跟見聞常處處可見與「父權」的關係，以下是我的舉例說明：

（一）作者有一次居住於「樁山莊」五星級大飯店中，check in後，櫃檯經理馬上差遣一名美麗的小姐「show their the room」，她的英文會話訓練有素，可以跟任何一國家的人如此對話，專業的介紹，對工作非常的用心。晚上回飯店時，發現床鋪已被飯店小姐擺設成「一躺下去即可陣亡狀」，「歡迎回家」床似乎那麼說，隔日作者偷偷觀察，發現飯店小姐都依規定穿戴整齊地整理房間，動作細心仔細、有條不紊。由上可看出，「傳統中」人們的刻板印象都會認為打掃房間、帶客服務都由女性擔任為佳；較能細心、完備，表現良好，就算視覺上也覺得女性從事類似工作較搭調；所以這些工作普遍都指派「女性」擔任，這是「父權」類化主導工作分階，性別角色固定的證據之一。

（二）阿潼在日本看日本本土的電視廣告，例如：中山美穗喝了某牌啤酒後，輕解羅衫展現女人媚惑。菅野美穗憑她那清純可人的臉龐，與曼妙身材拍攝多種果汁口味的飲料廣告等。這類廣告大都沒什麼劇情，就畫面唯美、氣氛佳、配樂輕鬆讓人放鬆心情欣賞女星美麗動人的笑容，順便記得她們口中的那種飲料。其實這種「物化」、「商品化」女性的行為在傳播媒體中，隨處可見（並不侷限某一個國家），使用美艷女性以身體、美貌做宣傳、促進商機也是「父權」宰制的證據。

（三）且作者她們旅行在外，因為都是女性，所以只要是晚上就要非常注意安全，盡量在光亮處行動；所以女性出門在外，仍要注意男性的安全脅迫，大意不得。

雖然「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觀念仍是日本普遍、根深蒂固的觀念，但隨著世代的轉變、時代的遷移，慢慢的人們的觀念、消費取向也有逐漸的轉變；例如，作者她們就曾無意間進入都是高大男服務生的餐廳，服務品質不錯，待客有禮；中途，甚至還有男服務人員跳上舞台，賣力跳舞，擺動軀體。

旅行回來之後，作者就得整理整理大批資料（一千多張幻燈片、數大冊照片、文宣資料）且屢屢遭逢將影像轉化成文字篇章的思緒困頓，整本書的文稿有如春蠶土絲般耗費了三個月完成。這段期間阿潼還一大早都起來在附近的校園快步競走，培養自己的意志力；交稿後，還是天天待在出版社，補東補西；直到年底，阿潼才無是一身輕地又去到日本，過一個浪漫悠閒的東京聖誕夜；由日本開始的故事，又回到日本畫上句點。

多明尼卡．芭蘭( Dominika Baran )是個金髮的哈佛女生，她是家中的獨生女，也是個女性主義者。原籍波蘭，移民美國四年之後,就順利進入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又進哈佛大學研究所，現在是博士班全額獎學金的學生，主修語言學。她精通五國語文，又獲歐奈爾國際研究獎金去烏茲別克做研究。就在那次工作結束之後，她突然決定一個人穿越中亞、穿越中國，寫成《我獨自走過中國》及這本《要走就要夠狠》。

做旅遊研究和探險，更展現了一個女性主義者對中亞文化的挑戰與思辨。我覺得西方本來就對東方文化加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對於夠膽又夠狠的多明尼卡來說是一項非常吸引人的挑戰，再加上她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對於大男人主義的社會更加無法認同。旅行對她而言，是一種興趣、一項自我挑戰和自我成長，同時也是自我實現的夢想。

我想人總是會被相反的一面所吸引，縱使在某些文化和社會價值觀有許多的不認同感，但仍舊被它的獨特和自己好奇心的驅使所牽引著，所以我覺得多明尼卡先以做研究為前提，但踏上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帶，所帶給她的是新鮮、興奮、有所收穫與期待的，以西方白人的身份去詮釋所見的東方世界。

雖然多明尼卡是個獨生女，但並沒有養成任何驕縱的個性，反之，她是位相當勇敢且獨立的女性，從小父母就讓多明尼卡自己做主，自己做決定，對於作者而言「家」沒有給她束縛與枷鎖，反而給她安定的感覺。而作者的奶奶也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她很愛旅遊，還去過古巴和蒙古，對當時的波蘭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地方！她出外旅行時，都會特別留一餐，去當地最高級的餐館，她不是有錢人，只不過是以「你只活一次」的態度享受生活。我覺得這對於小時候就跟奶奶很親的作者來說,奠定了一個夢想的基礎。

然而，也因為多明尼卡是個未婚女子，所以除了父母親之外，並沒有夫家方面的顧忌，本著年輕就是本錢，在沒有任何包袱和牽掛之前好好的走一回。在這本書中多明尼卡沒有提到太多關於父母親的字眼，但從「把兩塊料子留給母親」、「請母親寄口紅過來」、等幾句輕描淡寫的話語可看出多明尼卡的念家。

多明尼卡從小就把她當大人看待，凡是讓她自己做決定。而對於多明尼卡的旅行計劃，多明尼卡的父母當然操心，但除了叮囑她要小心之外，也從來沒有阻止過它的計劃。我想這與奶奶－也就是父親的母親從前就愛旅遊有關，所以對於父親來說，旅行對於女型來說並沒有不可的道理，沒有任何反對與歧視，這給了多明尼卡很大的自由空間，到了中亞地區，她更有體會。

多明尼卡發現在傳統的大男人主義社會裡，〝獨立〞的女孩被認為是危險的，總認為女人是需要被男人所照顧的、要聽從男人的，而女人的想法也需男人來認同、同意的。甚至，連女人自己也這麼認為了。在傳統的社會裡，男性地位是高的，而養成了女性自我的錯誤意識，也渾然無所覺。然而，其實她們也是有夢想的，可是在屹立不搖的父權社會下，仍有許多的顧忌，就算是身為大學生的她們仍存有著嫁人聽從家人的安排，因為她們對於自己做決定似乎沒有信心。而她們所謂的嫁人就是日後要照顧丈夫、忙家事，而這就是她們每個人日後所走的路。

多明尼卡不但自己有堅強的個性，對整個女性社會也有抱負。她出版遊記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藉此激發別的女孩子鼓起勇氣，像她一樣出去看世界。多明尼卡以行動證實女性不是弱者，正如她在書中所說－「我希望中國女孩子能了解這一點，不要因為傳統社會說〝不能〞，就真的認為自己不能。」

裴在美是台北市人，高中畢業赴美，就讀南康州大學暨紐約影視藝術中心畢業。她的作品曾參加美國亞裔國際影展，金馬獎外片觀摹展，製作公視「文學頻道」，也曾舉辦亞洲藝術中心繪畫個人展。

作者是一位才情洋溢的藝術工作者，有著多愁善感又健忘樂觀的矛盾性格。此書是類似以自傳的方式，寫出她旅遊異鄉的心情故事，從瀟灑的單身女子覓得人生伴侶的心路歷程，時而前衛，時而懷舊。

成為一位作家是裴在美的夢想，她深羨那些能用文字創造出豐富想像世界的人，所以高中畢業她如願以償的離開了家，到異國求學。

當她到美國的時後，覺得自已欠缺當地年輕人該有的獨立與成熟，於是便去追尋那樣的自己。但這些目的達到後，卻覺得自己未過夠年輕、自由與發展自我才華的目子，另一方面也不想被家庭生活綁住，所以她在短短的十年內，過著追求理想、建構自我的生活。而藝術工作者特別而要靈感的來源，旅行也是屬於一種休憩，在不同的環境中接觸到不同的事物，會激發更多的靈感，使人努力的去創作，將旅遊與學習做結合，以達到自我成長的目的。

在異鄉的日子裡，為了消除學習障礙，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本地化，家、家人、親情與鄉愁是被摒棄在外的，唯有孤獨的時後，思念之情才會稍稍浮現。作者對年節的情感更淡，那時後總以「俗不可耐」一言以蔽之，直到離家後才漸漸體會出中國社會的情感來。

我想人總是有這樣的劣根性，當你在家時會覺得「家」時時刻刻在約束、牽絆甚至限制，帶給我們很大的壓力，不論是有形或無形，都逼著我們想趕緊逃開「家」的束縛。可是當你有機會離開家，到達一個陌生的環境，遇到了挫折你會想到家；碰到了困難你會想到家；心中感到不安時想到的更是家。

旅行與家其實是很矛盾的，旅行是為了離開自己的原生社會，拋開長期以來社會制約下所扮演的一個角色，去追求一個不同的自己。在旅遊的暫時變化中，可以讓自己在遙遠的，不被人認識的國度裡，搖身一變，成為自己真正喜愛、響往的角色。另一方面，如果在旅遊中遇到了危險，我們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卻是家，是一個當初想趕緊逃開的家，而這時的你卻會想念原來的生活。這種矛盾的心情恐怕是所有旅遊者都曾經歷過的吧！

社會就像是一個大舞台，每個人都有許多角色要扮演，有人同時扮演著女兒、母親、妻子等角色，在不同的場合她就必須配合演出，而所有的角色都是依據社會規範而來的。但社會規範卻是那些握有社會資源的人所訂定的，不幸的是，他們大都是男性。

教育是一個社會化的方法，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女性是溫柔的、感性的、被動的等性格，無形中我們便接受了這樣的價值觀，認為我們是比男性低一級的，需要他們的保護，所以有些人認為教育的功能並非幫助女性的解放，而是在於「父權秩序的再製」。

作者喜歡在旅行時，睡覺醒來不知身在何處，直到回神後才想起自己不在家的感覺，這種莫名其妙的疏離與例行生活的隔離，只有透過旅行才可以達到，可算是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暫時解放吧！

有些社會中，女性的能力會受到男性的敵視，男性對女性與他們競爭也感受到一股壓力，這些都是在父權社會下無可避免的，大部份的人未能逃脫領導階層必須是男性的觀念，這是受到社會變遷中，男女角色被再強化所致。

只要是人與人在一起，不論年記，都已構成了社會，只要我們存在社會當中，必定被它的規範所影響，旅行可以讓我們暫時放下約束，讓不同以往且自己不熟悉的那一面表現出來。

本書可以說是作者歷經出國、回國、入社會、事業等等磨練，在悠遊流浪了這些歲月後，終於收起風箏般的心，靜下來之後所寫的，說它是生活與省思的記錄也不為過。

作者回想年輕歲的歲月，懵懵懂懂，跌跌碰碰，盡其在我，就算在過程中備嘗辛酸，她也不以為苦。青春就是本錢，青春也有毅力，所以不必擔心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雖然在旅行的當時不懂得去體會，但卻能廣為網羅經驗。到了三十歲以後，逐漸感到以前無拘無柬的流浪總像是刻意去做的，放遊四海不過是形式上的灑脫。而在安定中求發展，才是不易的吧！在一個浪頭的高潮背後，必是衰落，誰又能如海洋般波波不息、永遠有浪濤呢？

作者本名為劉麗娟。她就讀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任職「豐原一周」，是受過新聞教育與新聞訓練的記者。且本身受老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影響很大。高三受洗成為基督徒。與林祚堅（豐原一周的創辦者）結婚，但旅行時仍未有小孩。她在27歲時到歐洲各國旅行，但不會說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只能說英語。

林多多在自序中提到「為別人生活是一種浪費，我要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而林多多也覺得她自己是那種聽說千里外有一個寶山，寶山有無窮盡的寶藏，便會整天想去寶山的人。但林多多亦在文中提到她害怕孤單，害怕一個人在陌生的國家旅行，害怕一個人面對許許多多的問題。雖然如此，但她仍鼓起勇氣，到各國旅遊。就如同她在書中所說的：「革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乃是我人生的第一要義，走了一趟，我不僅發現自己的許多不足，也發現自己的許多可能性。」因此，由此處可看出林多多想藉著旅遊作為自己「自我追尋」和「自我實現」的目的。

其實，林多多也在文中提到大四那年，因為那一陣子心裡不斷的想出國留學，到一個遙遠的地方遺忘一段錯誤的戀情，結果自己居然夢到已到了萊茵河畔。可見當時林多多也曾想利用出國來逃避心裡的創痛，希望藉著到國外可以忘卻一些不愉快的事。林多多更也提到了，從小她就喜歡孤獨，即使一個人在陌生的國度會懼怕，但卻覺得自己身處於孤獨之時，才能真正享受自己的情緒。

林多多認為，生孩子、買房子、有轎車代步並不是多麼重要的事情，出國旅遊才是人生一件大事。房子租的、孩子晚幾年生又算得了什麼，如果年輕時不出去，等到自己年老了，買房子了，孩子也長大了，想出去時，腦中已不能吸收任何東西了。因此，為何要讓自己如此忙碌的過一生，重覆著日復一日的生活，最後才發現白活了這一生。更何況，世界之大，何其美麗，為何不去走一遭呢！

其實，林多多在書中提到：「從小在順境中長大的自己，一向不知天高地厚，做事尤喜歡依賴別人，反正有人可以依賴，總比沒有的好。」由此就可以看出也難怪林多多害怕自己一個人到陌生的國度旅遊了。而且，林多多從小到大迷糊的個性，沒想到到了國外依舊本性不改，東西總是遺忘在各地，幸好最後都能找回。不過，雖然林多多認為自己缺乏冒險犯難的勇氣，害怕一個人在外旅遊，喜歡依靠別人，但她仍可以自己獨自在歐洲完成了2個月的旅遊，而且也在此次的旅遊中體會到許多事；更也因為她的個性，所以使她在歐洲交了許多朋友，和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

從書中我們也可以得知林多多與家的關係十分良好，有個美滿且令她思念的家庭和家人，不論是丈夫，還是父母親，都讓她非常思念。坐在往巴黎的法國火車上，她心裡想著：「還要再望盡多少藍天，再經過多少原野，我才能回到可愛的家呢？」（p.240）可見林多多強烈的思家情懷，且在外旅遊了許久，最想回到仍可以讓自己感到舒服的家。

林多多在書中提到了她喜歡遊山玩水、啃麵包的生活，倘若回到台灣之後，就不會再有如此清心的日子和啃麵包的樂趣了，而是日復一日，月復一月，過著像是溫吞水式的日子。因此，林多多說：「啃麵包是一種人生，而回到台灣做個忙碌的煮婦也是另一種人生。還是人生選擇了我。」所以，能擁有一趟找尋自我的充實之旅，是使林多多回家後可以繼續稟持傳統人生觀的動力，藉由在國外的旅遊，不僅滿足異國文化與風景的欣賞，更也是在找尋自己人生的目標。

例如林多多在書中提到了法國男士的禮貌與體貼，服侍女士們穿上大衣，這讓她覺得感動；而在國內的男士，很少會有如此舉動，因此她說，如果她是男士，一定也會服侍女士穿大衣，因為她認為這是最羅曼蒂克的事了。

其實，林多多在書中的自序與結語中都提到了她非常感謝她的丈夫，因為他給了她一片廣闊的天地，可以自由的遨遊，想到東就到東，想到西就到西；沒有他，美夢就無法成真。可見，一個已婚的女子，似乎不是隨便說要出國旅遊就可以出去的，更何況是2個月。所以，如果沒有丈夫的允許與支持，想要自己單獨出國旅遊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另外，她在自序中更提到，在台灣式教育下長大的自己，從未對雙親說「我愛您們」。但她卻深深地感謝父母親對她「無為而教」的管教方式與慷慨；自己從小到大要什麼有什麼，零用錢始終不虞匱乏。可見對林多多而言，「父權」對她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束縛，因此她才能自由的出國旅遊；因為丈夫與雙親都給她很大的自由空間。

林多多自己覺得，旅遊回來之後，心靈上最大的收穫是重新肯定了人性。因為在冷漠的台灣社會下長大，不知道人與人之間可以如此溫情，只要一有困難，即有人立刻伸出援手。走過幾個國家，林多多覺得變得很有信心，不怕到任何一個遙遠的陌生地方，因為會有人等著要幫助她，這種只因為自己需要幫助而受到了幫助，並非有任何企圖，是人的真誠、熱心。

因此，每當林多多灰心、喪失信心時，總會想起歐洲友人的幫助，然後便有力量繼續前行。她也體認到台灣仍要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除了冷漠的人際關係，還有環境保護、狹窄的生活空間、喧鬧的噪音、未上軌道的民主政治等等，都令林多多不太能接受。但，林多多卻心存感謝，感謝上帝讓她在未滿卅歲即走遍了近30個國家，感謝丈夫的寬容，更感謝世界上有這麼多朋友，在她需要時，隨時伸出援手，給予幫助。因此，即使是和他們短暫的片刻相處，都足以令人深感懷念。

作者為一文字工作者曾寫過影評、食評、女性主義等評論，喜歡研究星星，也喜歡收集地上的城鎮，足跡踏遍三百多個大小城鎮；旅行之於她像是戒不掉的癮般，成為她生命中最蠢動的生理本能，待在異鄉的日子遠超過家門，對於作者來說旅行就是收集封存私密細微的生命記憶。

旅行的意義像脫離日常生的軌道、在撤除界線、在放鬆自我在溶入他鄉，彷彿和旅行相關的一切都讓人產生許多美麗的想像，好像在一特定的時空裡所有不願解決不想面對的人事都暫時得到棲身之所。她常告訴友人，旅行能使生命變長，只要想想在旅行中的日子，她的五官知覺、感覺、靈覺都變得無比敏銳，使得日常生活都變得無比豐富；在回憶中，每一個旅行的日子都彷彿是平日的三倍長。因此，愛旅行的人，也許會少掉許多求功名利祿的時間，卻也因此擁有了較悠的歲月。

當男同志團體在舊金山從稀少的弱勢團體逐漸變成政經、消費的主流時，大部分的女同志還仍是社會底層的弱勢份子。對她們而言，離開家鄉遠一點，更方便她們建立專屬女同性戀者的認同，來到同性戀者的國度上，得到了她們的自由和認同，每一個人的心中無不漾著一種幸福感。

泰迪是作者在旅途中結識的一位女同志，泰迪是猶他州人，全家都是虔誠的摩門教徒，父親十父高壓及獨裁；而且在她十六歲時，被一個摩門教牧師強暴，這是她唯一和男性有過的性關係。之後，她脫離了教會，離開了家鄉，落腳舊金山，變成女同性戀者，目前在舊金山大學唸女性主義研究。

在那裡泰迪愛上了一位有夫之婦陷入情感漩渦，對方的丈夫常打太太，那女孩身上經常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因而曾揚言要殺了她丈夫，果然她拿著槍對著那個男人開了三槍，對方當場斃命。

後來泰迪在監獄服刑，她明白她對那個丈夫開的三槍，其實分別是對她的高壓父親、強暴她的牧師和她人的丈夫開的。這三種身分下代表父權社會的中心角色，她的恨遲早要找到發洩的出口。當她明白了她恨的根源之後，突然看清了她自己充滿了貪、瞋、痴、慢、疑是源於對靈魂的執著，而這份執著會帶給她永不休止的痛苦和帶給他人痛苦。

在作者無數次的旅行中，從來不覺得寂寞因為在回憶中逐漸累積自己對不同城鎮的感覺，再以最私人的方式呼喚出個人對該城鎮的獨特情感，當她置身於舊金山時，彷彿有著許許多的文學靈魂陪伴著她；當她躺在金門公園的草地上，重讀（我的心在高原的）英文本時，彷彿看到那個還在國中唸書、充滿文學狂熱的自己，啃讀各種翻譯作品，尋找那些解除內心寂寞的作者；想想，人們是不是因為想知道鄉愁的滋味，所以一直一直的在旅行呢？

馬瑞雪是廣東人。1967年來到台灣。後來她又去了美國。馬瑞雪可說是一位作家，

她寫小說，寫散文，也寫詩，但她全無「為寫作而寫作」的念頭；她的寫作動機與她之

決然出走天涯是一致的－－只是為了讓天下人知曉，那裡頭的日子不是人過的。她的父親馬思聰先生是中國名音樂家，對作者的影響致深且巨。

　　作者的童年成長在冷酷的現實環境當中，僅憑一宅的溫暖，不足以炙熱她敏感的心胸，她在時間裡擷取了赤色暴力抑壓人性的記憶，如滿眼肅殺冷寒的生存面貌，這些都孕積成她基本的創作題材，等她一旦獲得了自由，她的心靈便很自然隨著筆尖舒展，葳蕤如晴春茂草，作者的作品有力的標明了：任何暴力斬不斷人們對於自由的渴望，她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的例證。

作者旅遊的目的應包含：療傷、逃避、自我追尋與自我實現等理由。從書的字裡行間明顯看出作者是反共的，離開大陸，「回到自由的祖國」（書裡是這樣寫的）為的是反對及逃避共黨的赤色暴力；想忘掉童年的一些不愉快的回憶，中共的高壓政策在作者的童年時期烙下很深的印記，這是恐懼但也是造就她堅毅的個性的因素之一。甚至後來作者又去了美國那塊自由的土地，這是她自我追尋與自我實現的具體實踐，作者說：「自從離開共黨的魔爪，我一直都生活在幸福中。」

本書《三度空間》所指的是大陸、台灣與美國。對外省族群而言（尤其是像作者一樣是因政治因素才遷台者）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是複雜的，對兩地的情感是夜織難解的。對他們而言進出大陸與台灣之間究竟是「出國」還是「回國」應該是很難分別吧！所以有人這麼說過：「我第一次出國，竟是回國。」

在當時的時代下，能夠像作者一樣離開大陸的人並不多，那個年代想出走大陸大人，有多少人能順利出走。能利出走的人，其中包括像作者一樣，生長在書香世家。

因為知識的關係，而較有自己的思想，才會有出走大陸的念頭。

　　「回國前，我對自己的作品很不重視。我想：家庭主婦嘛！偶然發表一篇作品就很滿足了，何必珍惜。」從作者這句話來，儘管像作者這般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都還因為自是家庭主婦而受制約，遑論未受教育、生長環境比作者差的其他女性了。另外，老師在課堂上所提到的《不再模範的母親》為何她想做自己的事就被定義為「不再模範」，所謂對、錯、好、壞、模範與不模範，許多制約女性的枷鎖會讓女性身在其中而渾然不知所覺，即便能有所覺，能夠掙開的人又有多少？馬瑞雪女士起初會因自家庭主婦而限制住自己，但後來她受許多人的鼓勵，包括她的先生也都給予支持，要她將她更多的經驗寫下來。這些因素都是促使作者走出自己的框架的助力，

作者的父親馬思聰先生是我國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中有突出成就的演奏家，同時又是我國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從未停筆的、具有相當影響的作曲家。他為發展我國現代新音樂文化奮斗了一生。他在音樂創作尤其是在小提琴音樂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創作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是中華民族珍貴的精神財富，其中有的作品堪稱世界音樂寶庫的珍品。

以當時的教育普及程度來看，能夠受教育的人並不多，尤其是女性要受高等教育更是不容易，作者拜她父親馬思聰先生之賜，在那樣的時代下，能受高等教育，及日後能出走大陸，甚至是將她的生活歷程集結出書，這些都與她生長的家庭背景習習相關。另外，在她來台其間與一些名文人會晤，例如：司馬中原、彭歌、王集叢、顏元叔等人，多少也都是因為她父親的關係。這些人鼓勵她從事寫作，表達心聲，使人們和她一同感受痛苦，一同流淚，一同走上民族、自由、正義奮鬥的人道。

在作者離開台灣前往美國之前的那場記者會，作者發現台灣有許多年輕女記者，這是大陸當時罕見的情形。這顯現出兩地在當時對女性壓抑程度的不同，在大陸，凡是過於有自己思想的人都逃不過文化大革命的批鬥，像是作者她朋友的女兒，因為學行兼優，中共怕她會有成名成家的思想，所以就成為鬥爭的對象。

作者認為在台灣的女孩是幸福的，她們可以自由自在的發展特長，她們豐碩的成就會博得熱愛，而不會蒙罪含辱，逼得無容身之地。作者在台灣得到許多學術界與非學術界人士的鼓勵，使她更能自信地發表她的文章。不過，作者她能夠在台灣很快的吸引大眾的注意多半也是因為台灣人民她父親的敬重，但作者本身的才華也是不容忽視。

作者在美國期間寫下許多她在大陸與台灣的所見所聞，她將兩地的民俗風情、政治環境的不同之處鮮明的記錄下來，文中雜許多她對兩地複雜的情感。

她寫道：「大陸是養育了我二十三年的地方，每一寸土地我都撒下感情的種子，可惜沒有開花。」這顯現出她對大陸的情感仍是存在的，雖然她的文字裡有許多反共的字眼。作者也超出報導與隨感的層次，是以小說化的方式，由他們的生活與相互關係，描畫共黨統治下的生活情形，呈現一幅縮影，反共意識、民族思想與男女情愛交織其中，內容相當複雜，故事也很曲折，布局有條不紊，文筆流暢、活潑、深刻動人，寫現實、夢幻、回憶，都引人入勝。不中許多對話，心理描寫，是作者的心聲，也反映了大陸同胞的心情。

我覺得作者有點傳統又不太傳統，在她身上看的出她仍背負著傳統婦女對照料家庭的責任。其實她也有很多行為是受她父親直接、間接的影響，但她自身的勇氣才是她追尋自我的動力。

在作者筆下所寫的共產統治下的生活情況或許是經過文字渲染而成的，但我想作者的用意大概是在張顯她脫離魔爪到自由的土地的對比吧！更能突顯她的勇氣與膽識。必竟這些文是她後來到了另一片自由的土地才寫成的，多少是經過比較而有所感。

　　　　　　　　　　　　　　　　　　　　社科二楊琇琳　89500004

一位從事文字、聲音及電視工作的女性─郜瑩，曾經在許多人羨慕的三台採訪線上工作，以及頂著「電視主持人」頭銜，她由辦公室的前輩，彷彿看到了未來制式化的生活，然而，這卻不是她自己想要的。郜瑩的女兒在四歲時得了急性骨髓炎，使她原本打算好等到五十歲，孩子們都長大後，再開始完成一些年輕時夢想的計劃全盤打亂，再怎麼仔細的守著孩子，仍無法避免一些突如其來的意外；而自己也不能肯定一定可以活到五十歲，五十歲時體力與心志是否仍有年輕時旺盛，能讓作者「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

女兒的病，使她正視到人的生命如草芥般的飄蕩莫定，隨時都有可能被天父「徵召」回去，似乎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讓她停留於「等待」上！因此，在她女兒出院修養的那段時間，她辭去了十年的電視工作，放棄幾乎所有人都為她「惋惜」的高薪，開始專心投入她早就想做卻一直延宕未行的「旅行寫作」計劃，並訂下一個長期目標─以五年、每年兩次、每次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遍訪分布於大陸各地區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

作者將計劃向家人提出時，她的先生沉默了好一會才說：「哪孩子怎麼辦？」作者的母親和姊姊則掛電話足足訓了她半個多小時，表示絕不願意幫她照顧孩子，作者只有轉而請求鄰居的幫忙。作者的先生在她安排好孩子的照顧事宜後，只得勉強答應。而在一年出國兩個月以外的日常生活裡，他則格外用心付出，除了讓家庭生活作息絕對正常外，與孩子們更維持著極親密的關係，並隨時與他們分享自己旅行的成果。作者也曾愧疚自己無法像其他母親一般在家裡等孩子，當她從外地打電話回家後，也往往影響到隔日旅途的情緒。直到朋友點醒她：你又不是跑出去玩，而是做個人的工作。他終於學會了應該當自己是一個個體，出去時就要當一個全新的人，心絕對的自由。不斷溝通與旅遊成果逐漸出現，作者的家人也開始以她為榮，在取得外界的認同後，相對的，家人也更可以接受他對旅行的堅持。

女性千遍一律的困境，該兼顧？該割捨？是原則？抑在勇氣、毅力的基礎上。郜瑩則有著不肯怯懦的態度！她與眾不同地還報一種發乎內心的英氣，是不易出現女性身上的可貴姿質！作者自開始旅行以來，從未向她先生尋求過任何費用的支援，因為她不希望因而受制。獨行於荒野中，女性單獨旅行確有較多的顧慮，尤其在大陸甚至少數民族中，單槍匹馬地闖蕩，有些人還當你是「不正經」的女人，甚至可能視你為可偷可搶的對象。為避免這種負面的聯想，最好就是留意自己言行舉止的端正。我想，雖然作者的先生願意讓自己的妻子獨自旅行，但前提是要她把所謂的傳統婦女應盡義務做到，或交代清楚才肯答應，其實教養孩子本來就是夫妻雙方的責任，若今天為丈夫外出出差，孩子的生活根本不用找人幫忙，做妻子絕對得擔下這個重任。我們的社會一直期待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我們常因身旁人的意見而混淆了想法，聽不見自己心裡的聲音，等到問題發生時，再來埋怨，何不順從自己的渴望，圓夢的機會就會增加。在現今強調男女平等的社會裡，女性出遊仍屬少數，但至少，女性出遊的人數已在逐漸成長，逐漸能獨立完成自己的想法。

剛開始旅行，總有許多超出計劃外的事，讓作者為之氣結。後來，作者想想自己之所以遠離一切，就是要反對制度化，怎麼可以不自覺的又落入日常的慣性。在所行之路愈遠、所見聞之事愈廣之後，也將急功好利之心逐漸得轉為淡薄。作者在深入五十幾個不同族群之後，深深體會他們在面對生活時的態度，比漢人幽默豁達的多，剛開始選擇少數民族旅行時，不無抱持著「想做第一人」的心態，然而真正深入時，隨著心胸的敞開，則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如今郜瑩可以將物質慾望降至最低，一樣可以生活的快樂，而他們的單純、簡單，也撫平了她內心偶爾對人性的懷疑，學習到了樂天、感恩與知足。郜瑩覺得，人其實都很敏感，如果以過客的態度對待人，別人自然也回應相同的感覺，而若是平等謙虛待人，不也給了他人「施」的能力和機會。抱持尊重與寬容了解，而非看稀奇熱鬧的心，讓她再回舊地時，像回到心靈歸屬的夢土一般。

林君萍為一廣告文案工作者，收入也滿優渥的，但她長時間處於同一種現狀許久，對生活的一切覺得一成不變，每天作著同樣的事，搭一樣的公車，望向一樣方向的車窗外，看見一樣的街道，經過一樣數量的紅綠燈後，在一樣地站牌下車。這些都是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毫無變化感到無奈的心情寫照。

有一個促使作者旅行的一個誘因就是，在作者決定自助旅行前，她每天做了同一個夢，夢到自己從一個房間走出來，又穿過另一扇門，然後走了一會兒，再穿過另一扇門，就這樣子，在許多門之間遊走。而作者形容自己像是找不到終點似的一直走，一直走…。後來才找出原因，原來是她壓力太大而需要紓解。每天，她都處於相同的工作環境中，還要因應各種不同的狀況。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作者是無法真的讓自己靜下來。唯有適時的脫離日常現實的情境，才能真正的思考某些事、某些生活。後來作者找到一個不錯的方法，因為要能脫離現處環境，卻又不需長時間的方法，就是去旅行，而且是獨自一人。

我想作者對於旅行，也是想脫離總是在舊有的原生社會裡的一些限制的束縛，尤其是父母對她的期望，從小父母對她的期望就很高，也被賦予了（要成為有用的人）的價值觀，相對的她在無形之中也對自己的期望很高，也是她在原生社會中所會產生壓力的根源。

因此她想藉者旅行脫離原生社會所給她的束縛，希望在客體社會能帶來一些補償的心態，於是她選擇了自助旅行。

從小父親就是她又敬又怕的親人，因為父親是很威嚴的，她自小也非常崇拜她父親，因為她父親似乎什麼都會，但卻因為行軍國教育式的林父，而使得作者與父親關係很緊繃。而，去自助旅行為的也是可以暫時脫離她父親的威嚴之陰影。

回到台北，恢復了現實的生活，一樣踱步在熟悉的街頭，一樣為工作絞盡腦之，一樣看朋友寄來的笑話與文章，但作者卻學會了給自己多一點的自由與時間。像是午休，在程式裡斷斷續續地流浪。聽者各種的音樂，腳步一挪動，城市的輪廓就變成不同的樣貌，或是坐在公車的最後一排靠者窗的位子，想想自己在做的事，在過的生活，想想自己到底是什麼模樣。這次的旅行，對作者來說，像是一個少女初嚐戀愛滋味，前所未有的難以忘懷。這十三天的她像是一個生活的旁觀者，可以暫時撕下那張大家用來認識她的標籤，脫離複雜且熟悉的交際網路，擺開有形無形的心理枷鎖，還原真誠的自己，只做自己…。於是，作者每天在城市裡模擬旅行，也期待下一次的旅行。

社科二張靜文 89500009

書名：《跟紐約戀愛》

作者：廖和敏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年：1993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廖和敏，1955年出生，於政大西洋語文系畢業，美國俄亥俄州新聞碩士。為新聞從業人員，其新聞成績單散見電視界、廣播圈和雜誌社。白天在理性記者工作馳騁，晚上在感性作者翱翔。每天遊走在資訊仲介者和生活主張書寫者間，一人飾兩角，樂此不疲，是個有理想的知識份子。

二、旅行的目的：

此紐約之行（三個月半）是作者安排旅遊的最後一站（前兩站是巴黎和倫敦）。之

所以把它安排在最後一站是因為作者對紐約有著患難的情愫，十年前她是留學生時，曾在紐約打過工，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紐約曾陪她走過生命思考最激烈的一段歲月。十年後她再度來到了紐約，不僅想尋找曾經在那的回憶，還想好好的吸收紐約新知。作者認為十年了，她和紐約都成長了十年，但活力仍不減。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作者和家的關係較疏離，她有十幾年的旅行經驗，是個資深的旅行家。個性獨立自主，就如1987年赴美讀書，第一次出國，在機場和家人告別之後，顧不得媽媽的眼淚，頭也不回地走進出境室。當時作者急著探索陌生的未來，可見本身就渴望脫離家，另尋美好的一片天！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在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權力結構之下，女性往往因為角色、義務、責任的關係而沒辦法有自己的休閒空間。如：有照顧他人的責任、未被賦予休閒的權利、有健康和安全上的顧慮。

作者由於是不婚族，仍單身，所以沒有照顧丈夫、小孩的責任。此外，作者思想較開放（受過高知識教育），曾主張婦解運動，認為女性要爭自主空間，走出天地。再加上工作的關係（新聞從業人員），所以覺得自己有休閒的權利。她還認為不管到哪裡都有安全上的顧慮，尤其到陌生的環境，所以要有戒心，懂得保護自己和辨識周遭的環境。

五、旅行回來之後：

作者認為世界可以很大，一輩子都走不完；世界也可以很小，就在方寸之間。一路旅行過來，發現原來最大的艷遇就是自己。因此旅行不再只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活動，更是一種身心靈的治療。現代人緊湊無縫的生活節奏，像是負荷了太多能量的地殼，不時需要地震一下，釋放儲存的負面能量，得以騰出空間，灌進新能量。

此次遊紐約是自助旅行的方式，作者覺得從中體會到自主自足的果實。因為從行前的找資料到策劃行程，旅途中發生各種狀況都要靠自己解決，每一個環節都是考驗，全仰仗自己，無人可靠，那種自力更生的充實感真是寶貴的一刻！而且從紐約回來之後，在工作上更加有衝勁和幹力，不僅更肯定自己，也更加有活力了。

社科二王怡琄 89500027

書名：《南洋風情畫》
作者：程榕寧
出版社：九歌出版社
出版年：1980.10.10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程榕寧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於西柏林國際新聞學院研究，她是一個採訪記者，也是一個文藝作家，她在各國遊歷之後，以報導文學的文格寫出遊記。她不僅盡了採訪記者的責任，更盡了觀光客與文藝作家的責任，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與大家分享。身為一個採訪記者，本來就應該把自己眼睛看到的事物真實地呈現出來，而她又以文學的方式紀錄了她的經歷與觀察，出版了這本遊記。她亦曾榮獲「中國文藝協會」所頒發的「報導文學獎章」。著有：《我是柏林過客》、《走馬西德》與《南洋風情畫》。

二、旅行的目的

因為作者不只是一個採訪記者，可以出國的原因除了工作所需之外，更可以隨著自己心情、喜好出國遊玩，以便抒發自己的情緒，與找尋寫作的靈感；但此次到南洋旅行最大的目的，則是隨著「中華民國著作人權協會東南亞文化訪問團」到東南亞各國家探訪各地風俗民情，且透過文化交流將台灣推向國際。此行不只是個人願望和理想的追尋與實現，更背負著介紹台灣文化的重責大任。而她們所到的國家包括：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與香港。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作者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她有自己的事業與工作，有足夠的金錢能力，而且她尚未結婚，沒有需要照顧丈夫與子女的束縛，也不需要受到家庭的制約，所以她能隨心所欲地出國遊歷。但在她身處異鄉期間，受到當地人的欺騙與愚弄時，雖然自己的人身安全不用顧，但心裡卻不由得埋怨自己為何要出外受非我族類的嘲弄與訕笑，當一個異鄉遊子在外遇到困難與挫折時，家依然是自己所嚮往的唯一的避風港。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作者擁有能養活自己的能力，是因為她出遊的費用是她自己工作得來的，而且她出國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家人，也不是被誰強迫，所以她的出遊與父權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在自己的國家時，她沒有受到父權的宰制，但她卻在別人的國家受到父權的制約，例如：在回教國家中，身為女人的她有許多禁忌與風俗必須遵守，不能隨意拋頭露面、進入寺廟必須有特別的規定，不可以隨便亂碰東西，有些的地方也不可以隨意進出，這都是男人不用，但女人必須嚴守的規矩，因為女人是不潔淨的，這就是在回教國家中的女人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

五、旅行回來後

在旅遊回來之後，她盡了身為記者與身為觀光客的一份職責，將看不見的收穫化為文字，讓想要而尚未到過東南亞的朋友，更加了解各地的風俗民情與地理景觀。身為記者的她，本著事事關心、處處用心的態度，發揮了人在異鄉，但處處與國內作比較，以理性、客觀的角度，藉著南洋地區的事物與國內的各種現象，做內省與檢查的動作。而她認為此次出國最大的收穫，並非在於沿途採購的物品，內心的成長更帶給她莫大的快樂。社科二廖憶嘉 89500032

書名：《旅行的顏色》

作者：黃雅歆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年：1995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黃雅歆，籍貫彰化，但於臺北出生，求學、就業。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業，即在專科學校任教；後就讀輔大中文博士班，並於輔大教授現代散文課程。曾獲臺大文學獎、梁實秋散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類〉。著有《打開心內的門窗》、《把承諾交給風》等書。

二、旅行的目的

作者談到在熟悉的城市、熟悉的人群中，反而有許多許多熟悉的自己終將要被遺棄在框框之外。因此作者開始旅行，不為觀光、工作、放逐、結交朋友，不為任何有意為之的目的，就只是旅行，而旅行的自己並不放縱，也不為了尋求刺激或冒險，和尋常日子裡的自己其實沒有不同。因為作者並非藉由旅行來放浪形骸、抒解壓力，只是想更安靜的來面對自己和這個世界；因為在旅行中的種種發現與感動，逐一豐富了作者心靈的顏色。因為旅行，所以自由。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作者敘述到旅行對她而言，就是一場在迷失中尋找自己的過程。對於作者第一次出國，因為想著和朋友相聚的喜悅，拋棄了膽怯。但卻在明尼亞波利的時候，在機艙內聽到一片喧嘩的耳語，而快速的英語作者似乎聽不出她想要的答案。毫無選擇的下了機，進入機場大廳，當時同機的乘客忽然瞬間倏然散去，只剩下作者置身在陌生的機場、陌生的語言，毫無防備的被丟在這個若大的機場裡，完全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做。這時的作者也慌了，第一個念頭想到的便是自己的家人了，當時認為如果有家人的陪同的話，自己的恐懼就不至於這樣大了。

小時候站在迷失的角落中，可以哭著等待大人的認領。作者在異國遇到最危急的情況下，第一個就是想到家；人生似乎亦是如此，當我們面臨危及時，我們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可能就是家了，此時的家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了，認為只有家可以伸出援手還幫助你、安慰你，特別是身在異國的獨自個體。旅行是離家出走，但在危險時又會想到家。如果旅行本身意味著一種叛離，那麼熟悉世界裡所有的制約不是愈少愈好嗎？

經過一次迷失經驗之後，作者後來養成獨自旅行的習慣，而在獨自旅行的過程中，迷途的經驗不斷地累積，恐懼在心中的成份亦逐漸減少。如一次在日本東京之旅的過程中，為了看橫濱與東京灣的夜景，作者搭上從未搭過的巴士前往海邊公園，最後還是在陌生的巴士上迷失了，沒有在應該下車時下車，此時作者的心裡分外冷靜，決定直接返回車站，放棄這段執意的行程。這與第一次作者在明尼亞波利時的情形截然不同。由於旅行，所以作者對自己的掌握力越來越多，因為可以發覺自己許多的盲點，並且沒有逃避的機會。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作者在《旅行的顏色》這本著作談到這幾天多次的旅行當中，常常是一人獨自旅行，可以有這樣行為能力，尚有許多因素所在。可能是尚未有婚姻的束縛，亦可能家庭〈特別是有婚姻〉容許外出異國旅遊，甚至結過婚的婦女單飛的情形。而作者可能就是屬於尚未有婚姻束縛的女遊作家，未有婚姻的束縛，所以不須犧牲奉獻夫子，想出國便可以輕鬆出國，不須背有包袱，如此自由的行為，也和許多不出遊的女性，甚至是不被允許的女性形成相當大的差距。

在過去傳統社會中，女性出國的機會遠小於男性出國的機會，這是由於「父權」社會制度下所帶來的產物。由於「父權」社會強調女性應該三從四德、相夫教子、在家做個賢妻良母，而失去了休閒的機會，如此有了這個束縛的框架存在，想逃脫到框框之外可能就很難逃脫了。也由於父權權威的制度下，使得主客方之間出現了：主方多女性服務〈溫柔、體貼、善解人意〉；客方則是以男性為主，因此女性旅遊的機會在過去就不多了，特別是一人獨自出國旅遊可能就更渺茫了，因此就當時的社會情形而言，可以出國旅遊的女性可稱上是被受矚目，如：金美齡，在當時社會中，單飛的女性。

而現代社會隨著時代變遷加上意識形態的轉化，使得觀念上也有許多的不同，有別於傳統觀念，加上女性自覺→女性主義的抬頭，強調兩性平等，諸多的成因，使得客方社會過去多以男性為主，現在女性旅遊亦逐漸增加當中。如此的轉變大大的改變了「父權」制度下所帶來的影嚮，甚至改變了「家」與「男性」的關係：認為排斥掉這些因素，旅行的動機便更加強烈。如一未婚女子在旅遊前都會把一切可能發生的狀況設想好：出遊後父母雙親可能就由結婚的兄弟姐妹照顧，加上未婚，不須考慮到夫家方面的因素，因此完全擺脫了家=枷的枷鎖，以及「男性」關係帶給她的束縛。

五、旅行回來之後

作者談到每次旅行，不論時間的長短，只要到了旅程末尾，便會自然分泌出一種「該回去了吧」的情緒，認為是一種長久以來的訓練了，讓自己能準確的去調適心情回到現實，但這次的日本東京之旅卻讓作者永難忘懷，一直徘徊在櫻木町，人雖已回到臺北了，但整個心卻還在日本，也由於東京是作者相當喜愛的城市，加上在東京所遇到的種種使得作者無法忘懷。人的心理似乎就是如此，一但遇到自己喜愛的城市，便會希望自己就是生長在那，不會再想回國了，人之常情。

旅行並非作者的事業，甚至談不上副業，在時間上旅行只能算是閒暇之餘的零散機會，但卻能讓作者一整年的生活都發光。以前女性出遊往往被貼於負面標籤，但由於作者做到了獨自去面對外面的世界，因此認為現代對於女性出遊應由客體性出發，給予新的認知，不應再被以前的觀念給框架住。

社科二王美惠 89500048

書名：《揹著家去流浪－我與荷蘭老公的單身婚姻》

作者：陳凌

出版社：商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2001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作者－陳凌是位高學歷的女性；二十九歲大學畢業後便遠赴歐洲留學，修得碩士學位後，便移居法國。在法國近郊生活並自由寫作，至三十六歲因異國婚姻而移居荷蘭。新婚第三週，便隻身前往巴黎享受「個人的假期」了！

二、旅行的目的

作者陳凌由於個性獨立、不服輸，在一般女性中顯得太剛強、太有男子氣，對於傳統「制式婚姻」感到不以為然。在其二十七歲之時，因各界親友的殷盼之下，決定與大專同學訂婚，但由於男方欲作者留至家中做個「賢妻良母」，不願她出國繼續深造。最後，雖然是因為男方提出「八字不合」的原因而宣告中斷婚約，但對於男方欲剝奪她婚後「行」和「知」的自由而感到不滿，也對婚姻更為恐懼。此後，直到作者出國前，情海無波。

決定到歐洲留學那一年，作者已經二十九歲了。在中國人眼裡是個已過是婚年齡的老小姐。週遭好友好心勸告、教導，希望她能成為一個男人眼中的溫柔女人，必要時在男人面前裝「笨」一點，多一點兒溫柔，懂一點兒體貼，學學怎麼跟男人撒嬌，保證不會淪落到「拉警報」的地步。但作者卻認為女人不一定需要依靠男人。為了堅持理想，證明自己，仍然遠赴歐洲留學。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單身，在旅行中是自由的。作者一個人揹著一只行囊在歐洲各地遊蕩，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在一個人的生活中越來越有信心，卻對兩個人的世界感到惶恐。正當自我宣告不結婚之時，愛神降臨，相遇了今生的另一半。但在決定婚約之時，作者明確要求獨立和自由，婚後彼此必須給彼此一些程度的自由；所以，作者婚後仍享有獨處、獨居、讀思和獨自旅行的機會，每年有十週的個人假期，可以計劃「婚後自由行」，所以作者在原居的巴黎仍保留一個屬於個人的小天地。這是除了夫家、娘家之外的一個「自己的家」。

由於作者的經驗，聽過許多已婚朋友婚後所吐的苦水，深深認為許多女人似乎在婚後便將「自我」一筆抹去，完全以丈夫為中心，原來喜歡出外旅行、出外唸書、出外工作的女人，因為男人的「大男人主義」不准她們外出，便從此不再出家門。

事實上，女人因太過重視家庭而忽略了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權利，於是婚姻便成為了專門困住女人的「框框」，把女人侷限於一個小小的天地之中，因此女人婚後就只能再家遵守三從四德，沒有個人的自由，為家庭、丈夫、小孩犧牲自有的時間、精力、青春、事業，而忘記了自我。

作者介於這樣「恐怖」的「制式婚姻」之間，便在婚前下定決心「不當賢妻」，婚後不用犧牲「自我」，婚前「雲遊四海」，婚後依舊；婚前生活重心是「我」，婚後生活重心只不過是「我」再加上「他」而已，並不是被「他」而取代。由於作者獨特的婚姻觀和堅持，讓她在婚後也能擁有自由的時間去自由的旅行。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作者陳凌家中經濟並未如一般印象中是因家中富裕，藉由父兄的資助而出遊。在婚後的出遊經濟來源，完全是自己所負擔。在婚約中明確說明婚後彼此享有經濟的獨立，各有自己的帳戶。所以，作者並不用擔心出遊費用會受到箝制，能夠自由自在地出遊作者的例子可說是少見的。

在普遍情形來說，女性的出遊，大多是藉由家中的經濟資助來完成的。以前，總是擺脫不了傳統以來的父系社會，必須依賴家中的經濟來實現「女遊」的理想，偏偏家中經濟的來源都是以男性為主。現今，隨著時代的進步、思想觀念的轉變，女性自力自主自己賺錢自己花的情形越來越普遍，但比起仍需依靠家中經濟的人仍是屬於少數，若想要完全不依賴男性的支援，需要女性的自覺和一段長久時間來轉變對傳統行為模式的想法。

五、旅行回來以後

作者陳凌的經歷是一般女性所無法擁有的。婚前縝密的約法三章，婚後彼此給予彼此自由的旅遊時間和繼續求學的自由。所以，作者婚後能夠成為荷蘭萊登大學荷蘭文學語系的學生。在這種自由的兩人「單身」婚姻生活，有了一個「家」，可是作者卻常常不在「家」裡。不定期的出遊，短則三、五天，長則一個月，買了一張火車票或飛機票，替丈夫將冰箱填滿，便自由地飛走了。朋友曾問作者與其丈夫覺得婚前和婚後有何不同？

「沒什麼不同呀！我還是一樣自由。」這是她的答案。

「沒什麼不同呀！我還在過單身漢生活。」這是他的答案。

作者雖然結婚了，但丈夫的開明和自己的堅持，才能夠在婚後依舊保有單身的自由、尋找自我的自由，這是何等幸運啊！

社科二謝汶珀 89500055

書名：《看！這顆東方之珠》

作者：三懷

出版社：培根文化公司

出版年：1990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三懷，本名李碧圭，出生在台灣鹿港，台北女師，星洲南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校外文憑課程等畢業；曾任教師編輯秘書等職，屬於高知識分子。三懷是作者在六十年代旅居香港後而取的筆名，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三懷」為名，一則紀念著他身為港人的一份情懷，更大的意義是他找到「安身立命」的認同，認同做一名母親的榮耀，也認同做一個閒散作家的快樂。

二、旅行的目的

作者因婚後不久就隨夫婿應聘到國外，在海外（香港）居住長達二十多年，因距九七大限，只有短短不到七年的時間，深切了解大陸情勢的香港人，都紛紛在尋找「後路」，安排移民，於是美國成了他們選擇的移民天堂，其次有加拿大，澳紐，但作者卻選擇回來台北，因為對自由祖國的感情是絲毫未減的，台灣是她生長的地方，是她受教育的地方，而且港台兩地相距不遠。因作者是因婚後被聘到那裡，在那時她所受的教育程度已算頗高了，受到的待遇，階層也相當不錯。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作者熱愛她的角色－母親與作家，一是在家庭中能以有限的空間創造無限成就的角色，二是作者是從事教育工作，所以更會用心在教育她的個小孩，在閒暇時，作者也從不間斷做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經常對外發表她對社會關懷的種種心得，完全以家為重心，和家互動的相當密切。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經「六四」後，香港人對「北京」的信任程度和信心指標已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降至最低點，看情勢似乎還會再降下去，而且中共政經局一年糟似一年，改革開放情景，也一年暗似一年，香港的命運直接繫於中共的命運，這是香港人的共識，大陸同胞爭不到民主，香港人也就享不到自由。

五、旅行回來之後

作者在一九九零年回台後，心中對曾已居住長達二十幾年的香港這塊土地的種種，還存有戀戀不忘，依依不捨的感情所寫的。

社科二吳怡霆 8950067

書名:《撒哈拉的故事》

作者:三毛

出版社:皇冠出版社

出版年:1976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三毛的本名為陳平，是1943~1991，性別為女，為浙江定海人，在從事文字創作之前曾在文化大學德文系，哲學系任教。後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餘，再次離台，又到西班牙，與苦戀她六年的荷西重逢。

幼時期的三毛即顯現出對書本的愛好，5歲半時就在看《紅樓夢》，初中時幾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可是，她仍是酷愛《紅樓夢》和《水滸傳》的。因為極端敏感和神經質，初二那年三毛便休學，由父母親負起教導她的責任，三毛有她自己的看法和對書本的意見，所以她父母親盡量不去限制她，讓她自己選擇喜好，她喜歡看書，她父親就教她背唐詩宋詞，看古文觀止，讀英文小說；喜歡音樂，請了鋼琴老師來家裏教；愛畫畫，遍訪名師學藝，並先後跟隨顧福生，邵幼軒兩位畫家習畫。總之，她的父母親是順著三毛的性子讓她成長。

二、旅行的目的

當初堅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三毛，並不是三毛的丈夫荷西。但是後來長期留下來，卻是荷西，而不是三毛。然而，三毛的半生，漂流了許多國家，高度的文明社會，住過，看透，也嘗過了，更感動過。她的生活方式，也多多少少受到它們影響，但是她始終沒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將她的心也留下來給她居住的城市。然而，她是在無意間看到一本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正好在介紹撒哈拉沙漠，僅只這一瞥，就深深的吸引了她，促成她前往的動機。

而三毛會去撒哈拉沙漠，本只因被莫名的吸引，想前去一窺其中的秘密，並且追尋與實現自我。萬萬沒想過長居此地，但荷西為了將她留在身邊，便前去撒哈拉沙漠申請了一份工作，促成三毛在沙漠定居下來。可是，當她到達撒哈拉，才驚覺到，馬上面臨的生活，已成了一個重大考驗，並非是理想中浪漫情調的，頓時幻想破滅了。

然而，三毛雖是長居在撒哈拉沙漠，但在荒涼的沙漠中，也常會在假期時和荷西出遊，有時是為了尋找動物化石、貝殼或植物，但在＜沙漠觀浴記＞此章中，三毛是為了滿足她的好奇心，便央求荷西帶她到勃哈多海灣去看沙哈拉威女人洗澡，看到了奇觀，也滿足她的好奇心。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而三毛能夠遊遍許多國家，大多是來自父親的資助，但三毛到撒哈拉沙漠，雖說她的父親有拿一筆錢給她，可是當她要拿這筆錢出來時，荷西卻制止她使用，並且要她將此筆錢定存起來。於是三毛只靠荷西所賺的薪水過日子，也使得一向過慣富貴生活的三毛，也開始廢物利用。但她的母親仍會將她喜歡的食物或點綴佈置的飾品，用空運寄到三毛那。所以三毛的家是很贊成她出遊的，僅擔心的是三毛的健康情形，況且三毛自小就與其他人不同的思考模式與思考方向往往是出軌的，但她的父母親卻放任她自由發展，不拘束她的行動，就連三毛提出要到撒哈拉沙漠定居時，她的父母親只有萬般的不捨，卻沒有阻擋她。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然而，在撒哈拉沙漠裡，女人是沒有任何地位的，由一些例子便可得知：

肚皮舞孃─許多人是看不起肚皮舞孃的，而在突尼斯是因為認為她們會敗壞穆斯林門面，突尼斯的男人與女人都不容納她們，所以她們實際上是被自己同胞遺棄的。不管此藝術，是可以在國王面前表演，甚至連千年來她們在國賓面前替自己國家爭來的榮譽，都一概被否決。並且收入低，再加上肚皮舞孃的行規很嚴，不能隨便與男人應酬，為了是保障女人名節。但男人看肚皮舞孃可以，卻不喜歡討肚皮舞孃為妻，可是跳肚皮舞的服裝卻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因此想跳肚皮舞，只有先結婚再跳舞，但卻隨時都有被丈夫「休掉」的可能。

結婚，有如販賣人口一般，是以金錢交易的，而且是僅只有10歲的孩子就要出嫁了，連自己要出嫁時，還是由一個外人告知的，而不是由父母親，並且自己未來的丈夫還是一個不認識的人呢！在當要結婚時，還要與自己的丈夫經過一陣拉扯，才能上車。然而，入洞房時，還要哭叫，在新娘哭叫後，新郎便拿著一條染著血跡的白布出來，旁觀客人的呼叫，處處顯著曖昧，這根本是公然用暴力去奪取一個女孩的貞操，卻也處處顯示出女人絲毫沒有任何地位，就如被商品化的東西，被買賣。

五、旅行回來之後

在沙漠時期的生活,激發了三毛潛藏的寫作才華，並受當時擔任聯合報主編平鑫濤先生的鼓勵，作品源源不斷，並且開始集結成書,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沙漠》便出版了。而在1979年，因荷西淺水意外事件喪生，三毛在父母扶持下，回到台灣。三毛也決定結束流浪異國14年的生活，在國內定居。並且，聯合報特別贊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來後寫成《千山萬水走遍》，並作環島演講。之後,三毛任教文化大學文藝組，教小說創作和散文習作，兩門課程，深受學生喜愛。之後，因健康關係，辭謝教職。僅以寫作，演講為生活重心。1989年首次回大陸家鄉，發現自己的作品，在大陸也擁有許多讀者，並專程拜訪以漫畫《三毛流浪記》馳名的張樂平先生，一償宿願。1990年從事劇本寫作,完成她第一部中文劇本《滾滾紅塵》，也是她最後一部作品。當她名聲盛極一時，卻因她發現，現實社會與她的理想差距太大，便自絕生命了。

社科二羅麗珍 89500095

書名：《愛走就走》

作者：丘引

出版社：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年：1997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作者曾任報社主編，是社會上所謂的「知識份子」。作者熱愛旅遊於世界各地，毫無

「禁忌」的旅行，目的地沒有所謂能或不能，並且規劃自己的行程，不採跟團旅行的方式，行前收集好完備的資料然後愉快上路。旅行回來後，把旅行的觀感集結成書，跟大家分享。此外作者亦積極投入婦女工作，希望女性走出傳統的束縛，藉由旅行的經驗，鼓勵更多的女性「出走」，活出自己。

大部分可以出外旅行的女性，皆具一定程度的「自由」，因為沒有「包袱」才走的開，

尤其是自助旅行者，更要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水準才有辦法做自助旅行的規劃。

二、旅行的目的

作者的旅行，大抵是為自我追尋，更為自我解放。旅行促使作者見識世界的大不同

與廣大，除各地美麗的風情外，不同的人情文化更帶給作深刻的震撼。

非洲人真實的憨厚、樸實，不是白人電影所敘述的落後、愚蠢；尤其是遇見他國的自主旅行者感觸更深。作者於丹麥旅行時，遇見一位義大利自助旅行的女性，其美麗而自信，更熱愛旅行。當她旅行至某地，一定寄張明信片給家鄉的女兒，但她從沒有寄明信片給過她的丈夫，先生只在家幫她處理信用卡帳單的罷。她可以跟當地的年輕人狂歡整夜，三十八年的歲月不曾在其美麗、年經的心與身體留下任何的痕跡。而她國的女性能，為何台灣女性得終其一生給束縛住呢？作者渴望自男外女內、男尊女俾的不平等性別角色中解放。

從出生開始，我們就不自覺的落入「性別」是一種病的環境社會裡，彷彿「性別」世人的原罪。作者在旅行的自由中找尋、體認自己的定位，是「真正」的自己，而不是傳統塑造成的女人。釋放自己亦是釋放對方，何必綁死對方，自己又綁死自己，落入「獄卒」的職業陷阱，甚至由「獄卒」變成「鬱卒」，何苦來哉？釋放對方就是釋放自己，這不是便宜人家而是便宜自己！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作者來自鄉村的傳統家庭，從小就被教導女生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偏偏作者老愛跟母親唱反調，是個到處讓母親追著跑的「五腳仔」作者的膽量就是這麼訓練出來的。無居無束的旅行不一定是單身才有的特權。作者結婚已經十幾年，並育有兩名子女。

打從孩子不到四歲，作者即帶孩子前往美國流浪約有半年之久，作者的腳步不因「婚姻」或「孩子」而有所停頓，她訓練孩子要獨立自主，凡是讓孩子自己來，而當媽的僅僅是一各旁觀者，盡情欣賞孩子的自信與自立自強。許多人以為，孩子幼小應盡量留在室內，尤其是家裡，就是照顧孩子最好的方法。因此台灣人的孩子自小就被養育成溫室的花朵，大多學生一直到外出求學還不懂得如何照顧自己。

作者旅行時，曾遇見一為十六歲的波蘭青年，趁學校放暑假時，一個人隻身從波蘭外出旅行，訓練自己獨立自主，反觀台灣人的孩子，高中生，可能一個人出外跑嗎？他們的父母會放手嗎？作者認為愛孩子，就該鼓勵他們出走，支持他們向外探險的膽識和機會－給自己機會，也請女人給孩子機會，不要雞婆到凡事都要插上一腳，屬於孩子的事就讓他們自己來。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作者每次的旅行，都會受到許多異性朋友質疑的眼光，大有「誰倒楣是我丈夫」之

意，好事之徒還會勸作者的另一半別對作者太好，「讓我消遙就等於是丈夫吃虧」，甚至

暗諷作者的丈夫「交歹妻」。在作者旅行時，常常發現許多人都以一副強者的姿態出現在

其面前，說要保護作者，以免作者給人欺負，該躲到他們的羽翼下才安全。

男人常慣用唬人的方式來抬高自己，壓低對方，許多女人接受了這些錯誤的訊息，

就把自己綁緊，順便替男人傳教－「出門就是危險，只有在家才安全」。男人以保護者的姿態，要女人留在家，說在家是安全的堡壘，可是男人會什麼不留在家而天天往外跑，既使到了三更半夜還流連忘返？為了要堵住女人的嘴巴，他們還會編了可以寫成幾本書的理由，如應酬。畫一幅美麗的遠景給妳；說穿了，就是外面的世界刺激、迷人、安全，要不，男人早逃之夭夭了！所以，出走，往往是給自己預留了生存的空間，別老是躲在家裡，連外界搞翻了，都還不知道，還以為自己的封閉世界是最保險的。

安全，是抽象的字眼；安全，端賴整體世界和個人的配合；安全，不該是被用來恐嚇的工具；安全，更不是萬靈丹。男人以安全為藉口，保護自己不堪一擊的脆弱。「他們還銜著奶嘴－他們母親為她準備的那個」。作者與她親密的另一半，其婚新關係是以合夥的角度出發，股份是50：50，代表平等，誰願意誰就做。

五、旅行回來之後

　　非洲是作者最喜愛的國家，雖然第一次的非洲之旅遭到另一半的極大反對，認為是

危險的，但作者毅然決然搭機而去，當作者平安返國，並把從非洲拍回來的幻燈片放給

先生看時，其久久不能言語。當他了解非洲後，不再反對作者的決定。

作者認為某些第二或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常被先進國家（尤指白人）

藉由媒體傳播渲染成落後且可怕，尤其是非洲黑人更是野蠻而愚蠢。作者到非洲旅行的原動力是電影－一部由非洲黑人自己拍的電影－－樸實的令人感動，遂促成作者第一次的非洲之旅，走過一遭才知真假，故作者特別偏愛非主流國家。

作者藉由本身的旅遊經驗，突破解限制女性出走的種種枷鎖，尤其是父權的限制。女人永遠扮演著消極又並平等的等待角色，等孩子回來，等丈夫夜歸。在家的人,就是閒著的人，當然就要下除燒菜，而這角色指的是婦女。這是一般的觀念，至於是不是閒著，是不是非做不可，大家就不那麼有興趣研究和了解了。「在外面」的定義，就是辛苦，「在家裡」就是輕鬆，有時自己生悶氣，還得看對方臉色。長期下來，婦女過度勞務支出又兼具心理不平衡，時日一久，健康就走下坡了。

解放自己，是女性更該做的健身功課，解放自己後，孩子自然而然跟著解放，冥頑不靈，又自以為是的男人，只得被迫把腳步移動，加入成長的行列，女人，該走就走！

社科二魏秀文 89500097

書名：《法國故事》

作者：柯翠芬

出版社：晨星出版社

出版年：1991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柯翠芬，一個東海大學中文碩士，曾經遊學美國的女性，社會背景相當的單純平凡。

二、旅行的目的

作者這次由美國到法國來旅遊，其實是因為她在愛情上談了一個沒有結果的戀情，就像她在書中描述的：「當初以為的海枯石爛，只是一廂情願，在情定後各自天涯，卻又再分離的日子裡感覺到事情的變化」因此，她決定將法國走一遍，藉此去了解自己最後面對戀情應該哭或笑，以及為什麼哭，如此而已。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靠著徒步和坐火車，以及一本法國旅遊指南，作者就這樣在法國旅行。因為她還尚未結婚，「家」給她的束縛並不會太大；又加上她在國外待久了，獨自一個人生活慣了，所以整本書大部分都以她的心情記事為重。但是，從這些記事中，不難發現到她對家的淡淡思念；當她走到安道爾－一個法國和西班牙的邊界之城，一座小小的山城，她開始想起家鄉有著類似景色，不知道現在家鄉成了什麼樣子。此外，看到了葡萄的採收，也想起自己曾去梨山打工採收水果的景象，從這些地方，看出作者雖然獨自一個人在外那麼久的時間了！但是對家的思念還是會不經意地從文章中透露出來。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作者獨自一個人旅行法國，其實就是改變了「只有男人才能獨自自助旅遊」的觀念，

女人也可以啊！縱使作者一路上碰到有人找她搭訕做愛，或有人拿著木棍恐嚇她，她總是能很幸運地化險為夷；甚至有時遇到錯過班車，就必須在火車的車廂上先渡過一夜的情形發生，遇到了那麼多「奇遇」，她也從未興起把行李打包掉頭回家的念頭。除此之外，她在書中曾提及法國的男人對於做愛其實相當地看得開，說直了些就是隨便，在路上找人搭訕做愛，假如今天被你拒絕了，他也無所謂，再去尋找下一個；反觀台灣風氣，雛妓、娼妓的行為，多了一層指使和被指使的行為存在；和法國男人比起來，他們的做愛比較兩情相悅，相較之下，台灣反而可悲了些。

五、旅行回來之後

作者旅遊了法國將近一個月，在她旅遊途中，常常會碰到的就是錯過了班車到她原本的目的地，因此，她尋找了另一個目的地供她欣賞，就像她在書中提及：「其實在一開始期望看到什麼、遭遇什麼，或是如何加以應付，一點概念都沒有…」雖然一開始她會執意照著自己的行程走，但一趟旅行下來，經歷了那麼多驚奇，都是她前所未見的！因此她對人生坦然了，在什麼樣的經歷和得失，不可能遭遇完全的勝負，只看自己用什麼樣的態度去應付了；此外，她覺得人活在這世上能做的只是「各正自己的性命，渡自己的劫毀」，人間的歡會怨離、分分合合，不就是這回事，但是，事實上想要看破人性的愛慾，既而過濾出清明的心靈，其實很難，而且，作者旅遊久了，看的人事物也多了；常常在一個目的地遇到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聽了他親身體驗的故事，卻又在下一個目的地雙方各自道別，就這樣來來往往，久了之後，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經歷，但，有誰有興致去問別人的悲歡離合，世界之大，多少傷悲苦意也探究不完。

作者在旅遊告一段落之後，其實對於人生抱持著無奈的態度，因為縱使再如何地坦然以對，終究還是逃不出現今社會的各種情慾現實。

社科二莊富雅 89500100

書名：《曠野的聲音》

作者：瑪洛．摩根（Morgan Marlo）

出版社：智庫文化出版

出版年：1994年

一、作者的社會屬性

摩根是一位美國女醫生，專門研究社會化醫療，住在堪薩斯城，它覺得自己是一位充滿自信，受過良好教育的現代女性，具有獨立謀生的能力。她並非刻意安排這次旅行，她前往澳洲是推廣預防醫學教育計劃，參與研究計劃，她看見了當地的種族歧視，原住民的經濟和種族融合的問題。

二、旅行的目的

比較特別的，她的旅遊並非事先計劃，而是徒步穿越澳洲大陸，澳洲大陸不像美國內陸，澳洲的內陸是一大片荒涼，沒有人居住的土地，所以澳洲人很難相信美國的內陸是種了小麥、煙草等實用作物。她接到一張領獎的通知單，於是她赴約了，開始加入原住民徒步穿越澳洲大陸的曠野。我想這對一個人，不論男女，都是一種冒險，語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礙。安全方面而言，雖然有一群熟悉澳洲內陸的原住民隨行，但也不見得是百分之百的沒問題。當她知道原住民要帶領她走過內陸時，她曾經想拒絕，開始旅程時，更後悔，直到她打開心胸，用真心接納了這趟旅行。

三、旅行與「家」的關係

摩根有提到，她自從和丈夫離婚後，兒女關係大不同，變得像朋友一般，在兒女成年之後，她比較沒有家庭的顧慮，可以四處走動。

這本曠野的聲音，我在一年前就看過，它真的是一本不錯、值得閱讀的書，我認為旅行如果沒有讓你成長，使你更了解世界，那麼旅行是不必要的。摩根的旅行是非常有價值的，回到她自己的生活中，更能好好的運用。

四、旅行與「父權」的關係

她曾把這段難得的旅行，告訴了暗示向她求婚的喬夫。他含蓄的說：一個女人，一生中冒險一次無可厚非，現在該是收心，扮演傳統婦女角色的時候了。我很不敢相信，這句話是出自於一個先進國家的男人之口，更對於他所謂的傳統婦女角色感到好奇。是不是他所謂的傳統婦女，也和中國人一樣，就是指相夫教子，煮飯打掃等。我一直認為，西方的社會，男女是平等的，家事是互相合作來完成的。所以，她的旅行是不被一個男人所讚許的，在旅行當中，部落的長者有說，不是每個部落都像他們一樣，有食人的部落、母系社會的部落等。他們雖然都是原住民，但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五、旅行回來之後

其中，對他們談到生日的慶祝有新感受，他們說，他們是不慶生的，生日是每

年都有的，不管你努不努力，要不要它到來。他們慶祝的是心靈的成長，不一定時間，不論年歲。而知道你心靈有沒有成長的人，只有你自己，我覺得這句話，真的震撼到心裡了，談到生日蛋糕上的甜美糖霜，探索我們的心靈和永恆的存在。

由於是在澳洲大陸，生活條件極差，因為這點，她也見識到了他們神奇的醫術和心靈感受，幻術和特有的記時方法，她學會細心觀察，別遽下結論。在世上的每一樣東西，都能豐富我們的心靈，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當她回來，和別人談起那一段澳洲之旅，別人通常抱著不相信、懷疑的態度來看這件事。我非常想介紹大家去閱讀這一本書，我寫得並不是很好，很完整，但它給我很多啟發，旅行不只是旅行，更要細心體會你身邊的大自然和人。世上每一個生命都是息息相關的，試著了解、關懷每個生命，這世上將不會有攻擊和戰爭。

三毛的故事一直都是大家注意的，對於許多人來說三毛的旅遊故事是具不一樣的經驗，我們首先從三毛一些特性來看三毛。

社會環境：三毛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當時的政府為避免外資的外流對於國外旅遊

一直保持著強力的監督和禁止，對於一般人來說國外的旅行視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更何況社會經濟並不是相當的富裕，旅行這樣的休閒娛樂是較不被重視的，而三毛不但去旅行而還到不為大眾認知的撒哈拉沙漠，這樣的經驗是完全新鮮、特殊的。

對於三毛的讀者而言，他們藉由文字上的描述想像他國的風情，滿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一種體驗異國風情的方式，這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同所造成的，不國對於現在的讀者來說，三毛的作品仍具有吸引力，除了三毛本身的文字相當的好外，撒哈拉沙漠對於大多數人來不是相當認識的一塊地，而這樣的不知會形成好奇感，一般大眾對於三毛的作品仍保持相當大的好評，因為對於大家來說旅行是要去探索一種未知，滿足一種好奇心。而在三毛當時的社會環境存在，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也相同存在的。不論如何在三毛的社會環境中，社會是處於半封閉的狀況下的，而對於所處在的人們來說三毛的作品滿足了大多數人對於國外旅行的夢想，也降低對於撒哈拉沙漠的神秘感。

性別：我們都知道不論女男對於旅行都有他們擁有的夢想，但是不可否認的，女性在旅行中會遇到的問題會和男性有一定程度的差距，而這樣的差距在旅行中會造成或大或小的麻煩。

我們在＜荒山之旅＞這篇文章所看到的一段文字可以說明女性在旅行時會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危險。『幫幫忙，我先生掉到泥沼裡了，請幫忙拖他上來』，我到他們面前滿懷希望的求著。他們不理我，只聽得懂他們用土語說：『是女人，是女人』。見他們不理我後，正想轉身就走時。他們突然一揚頭，向我撲過來，一手抱腰，另一手摸到我胸口來。在這樣的文字敘述中我們都可以見到在旅行中隱常性的危險，雖然這樣的問題對會發生在男女身上，但是對於中國傳統式的觀念來說，女性所受到的傷害會相當大。更何況在三毛當時所處的社會中，對於女性所抱持的想法，會更不願讓一個女孩子在國外旅遊，這樣所形成的阻礙會成為女性在旅行當中的困難。

家庭背景：我們之前有提過，在三毛所處的的社會環境中，出國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更何況三毛的出國去玩，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三毛能出國是一件相當珍貴的事，雖然三毛的家庭並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三毛是家中的獨生女，相對於家庭給予他的疼愛、支持會較多，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不能說三毛的父母相當容忍小孩，應該說他們對於三毛的支持對相當大，他們的觀念也是有一定程度的開放，三毛的父母雖然懷著忐忑不安的心，但是對於三毛的決定只有完全的支持和鼓勵，在這樣的環境下三毛得到無比的勇氣向他的夢想前進，三毛也說過：給我生命，養我長大，不變的愛護著我的雙親，他們給了我一個永遠歡迎我的家，在這個避風港裡，我完全的釋放自己，盡情的享受我在外得不著的溫暖和情愛。在這樣的力量驅動下、在住樣的家庭環境中，三毛毫無牽掛得展開她的旅行，追尋她嚮往已久的撒哈拉沙漠。

「三毛說：我的半生，漂流過許多國家。高度文明的社會，我住過，看透，也嚐夠了，我的感動不是沒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們的影響。但是我始終沒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將我的心也留下來給我居住的城市。不知哪一年以前，我無異翻到一本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在那期書裡，它正好在介紹撒哈拉沙漠。我只看過一遍，我不能解釋的，屬於前世回憶似的鄉愁，就莫名其妙，毫無保留的交給了那片陌生的大地」。

就是這樣的文字，三毛進入了撒哈拉沙漠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三毛是極度感情化的人，因為就是這樣的一種感受帶領著三毛到另一個不同以往的世界中，這也和她自己本身的家庭環境有關，我們前面已有過探討，三毛是獨生女，家庭又相當支持她的決定，也是她相當順著自己的情緒在走著的原因。而這樣的自我追尋也是三毛在生活中法則之一。

其實我們在旅行中都會將自我的感受無限的放大，就如同同樣的椅子在巴黎的香榭大道，和在台北的麥當勞，我想任何人都會將這兩張相同的椅子化為不一樣的記憶中吧因為在當時的時空是不同的，而這樣的情感擴大在旅行中視屢見不鮮的。但是對於情感豐富的三毛這樣的感受會是不斷的擴大，在三毛那時長期旅居於國外的人說，三毛有許多的話是誇大的，其實在國外生活並不是如此的美好。但是我們不可否認三毛的文字技巧是相當高超的，有需多的是對於我們來說是新鮮的、是未知的、是感動的。但是三毛是否在撒哈拉沙漠過得相當的好活說相當習慣，我們都有保留的空間。

在三毛的一篇文章＜死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不可解釋的靈異現象，但是這樣的事情是否是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中所遭遇的困難，在那一當時得到一時的宣洩呢？也有待我們探討。不論如何三毛在旅行所得到的感受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一段又一段的驚奇，至於撒哈拉沙漠帶給三毛的是不是真正美好的，我想不如我們自己去探索。

旅行和「家」的關係一直存在著不可分開的關係，還記得一位旅遊家所說的，她

每每到一個地方行李中除了衣物外，還放著一個小熊玩偶和風鈴。等到安頓好一切後，習慣性地把玩偶擺好、風鈴掛上。到花園剪一段黃金葛擺在床頭，這樣就有家的感覺了！我相當能體會這樣的感受，我們不論到哪裡都只會是一個過客，而能保持我們心的也只有自己，我們都屬於地球上的一個過客，當一個地方有了情感後它就會是我們的一個家，因為不變的是我們的心。

在一段又一段的旅行中我們都在體驗「地球」這個家，這樣的情感是我們不會忘記的也是不能割捨的，旅行就是在家中，因為這是我們的家。

旅行回來之後當我一見到這個問題時，心中便浮現一個想法，為什麼不是旅行與「女權」的關係？長久以來女性是一直被壓抑在這個中國的傳統社會中，雖然現在女性主義高漲，凡是講求女男平等的現代社會，女性在自我追求上仍有一些會遇到的困難和瓶頸。我想我在之前也有探討過女性旅行所可能遇到的麻煩，而這樣的麻煩其實不論男女都會遇到，但是當然會遇到一些原有觀念的影響，但是對於三毛來說有許多時候她都突破了這些的障礙，去完成自己所追尋的理想，我想對於現在來說「父權」也許不是構成一個女性在旅行時會遇到的困難了。譬如三毛的父親，是當三毛決定要去撒哈拉沙漠時鼓勵她的人。

對於一個想要追求夢想的人來說，一個自己信任的人的鼓勵是一種莫大的力量，反而並不是父權會影響到的。父權的影響也許會在不同的國家旅行中，他們對女性旅行者才展現出來吧！

當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中，所帶回來的可能是一件雕刻、一堆照片、一些紀念品等等。而這些都代表著一段的旅程，但是當你拿起一件雕刻時、一堆照片時，訴說著他們背後的故事。當你的故事停下來後，會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體驗你的感受？我想在旅行中真正能體驗到的只有你自己和那些在旅行中和你有過交集的人，那些和你說過話的人、和你同行的人、和你微笑的人、和你有過眼神交集的人。這些一再一再都會在我們的回憶中不斷的浮現，而這些有過的感動和回憶，也將永遠的陪伴著我們。他們會幻化為一段心中永久的記憶，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時的出現，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而為這些所感動、影響。

彭怡平於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至法國巴黎研讀有關電影、電視的相關課程，專攻劇本、紀錄片的拍攝。並結合美食與電影創作一些短篇劇本探討政治、文化、性別等議題，以《Marianne的櫃子》得到Esec電影學院1995年短片劇本獎。通曉英、法、日、德、拉丁文，喜歡藉由旅行去了解不同的文化風貌，並將旅途中的所見所聞，融合歷史文化以及生活的觀察，以文字及照片紀錄下來。是一位作家、電影、美食工作者，回國後在高雄餐飲管理學院教授「世界餐飲文化與藝術」。

想要更了解這個國家為什麼存在著這麼多的矛盾，而中國的歷史對於俄羅斯這個第三世界國家也總是著墨不多，西伯利亞在近代成為許多被放逐的文學家、冒險家、革命軍、恐怖份、子投機商人等集聚在一起的諾亞方舟，而在蘇聯解體後的西伯利亞呈現出什麼樣的光景，都是作者非常好奇的地方。

作者想藉著和俄羅斯人民、建築物、生活習慣來更深入的了解這個像迷一樣的蒼白國度，並藉著這次的旅行讓自己能有所成長。

我想可以把旅行看作是一個個體脫離原生的社會加諸於其身上的壓力，藉此可以去塑造一個全新的自己，讓自己可以脫離那日復一日的貧乏生活，並藉著旅行所帶給我們的刺激與新鮮感讓自己有新的活力，而旅行中的種種磨練也可以讓自己的生命更精采。家是一個溫暖、安穩的休息地，帶給我們旅行中的所缺乏的舒適感和安全感，可以讓自己好好的放鬆，卸下所有的武裝、面具。

作者沒有受到家所帶給帶給她的羈絆，他的家人和朋友儘管還是很不放心，但還是很支持她，當她接到家裡的來信時那種溫暖的感覺還是令他感動萬分。

我們都知道以前的女人是不可以外出的，女人必須好好的待在家裡相夫教子，因此，有人說：「女人出外旅遊其實是在做男人做的事」。女人不管是在現代或是古代，都被要求做一位乖順、聽話、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凡是以男人為主的人，古代和現代的差別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因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父權的社會裡。而以前的女人沒什麼經濟能力和知識，他們無法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只能依附男人的影子底下才能擁有最基本的生活。

然而，現代的女人，有了自己的最基本的經濟能力和自主性，她們大都想藉著旅遊來當作是談必父權壓力的一種方式，她們可以較自由的選擇去他們想去的地方，去體驗不同於以往的生活，她們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後可以承受較少父權的約束，因為父權所約束的對象主要是對當地的女性，而不是對一個過客，出遊的女性藉此機會紓解在父權中所受到的種種壓力。但是，父權在某種程度上，卻也影響著女性是否可以出遊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對以前的女性來說，女性因為男性有錢有權，藉著這種優勢，以隨從的方式跟隨男性到各地去看看，但是這些優勢往往只有少數人才有，也因此在古代來說也只有少數的女性能出去好好的看看外面的世界。

作者覺得回國之後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挑戰比起旅遊中的挑戰更需要勇期去面對，雖說旅行中須面對許多未知的變數，但現實生活中的沉重壓力需用更多的智慧與精力去面對，旅行不過是生活的一部份，所以我們不能逃避現實的生活，而要用旅行中所學習到的智慧、體驗和活力好好的過自己的生活。

三毛本名陳平，浙江定海人，民國32年生於四川重慶。我認為，三毛家中的環境，屬於中上階層；因為在戒嚴時期可以至國外去旅遊，應該不是平凡家庭可以做到的；而且在休學之後，又可到文化大學旁聽，父親的職位也不是簡單的公職人員。在《我的靈魂騎在紙背上》中，有她附錄的生活照—再再顯示了，家中的物質生活是不錯的。她的宗教信仰，有基督教和佛教，基本上作者認為二者是不相衝突的。她是一個專門寫作和四處旅行的人，也曾經在文化大學擔任過教職工作。

出外旅遊最主要的理由，作者聲稱是逃避家中過多的溫暖：在身體不舒服時，母親總是叫她留在家中修習，不用至學校上課；在學校時她不太跟同學有任何的互動，故在初二那年休學在家中自修，並且由雙親親自教導；以上類似情況使她無法成為一個獨立的自我。但是我覺得作者最初是在逃避愛情；＜鬧學記＞中，她不願放棄一段愛情，死纏爛打纏著對方，造成雙方痛苦。她認為不能纏死對方（書本中所描述），住在國內會讓她情不自禁，所以選擇遊走它方。但是出國念書之時，又因認識未來的丈夫，而長年在異鄉中。

在家中排行老二，作者自認為在家中受到冷落，所以會時常出搗蛋，以乞求人來愛或者引起人的注意。但這又與她出國旅遊的理由互相矛盾，家庭太過溫暖，使得她不的不逃離這樣的家？使她反而擁有一個獨立的自我，所以她逃家？她的母親曾表示；三毛在家中都不講話，一直關在書房中寫作，若有講話也是為了問一些寫作的資料。她的文章中有許多的對話，但這些都是她自己想像出來的。我覺得她與家的關係不是很清楚，也很矛盾。

「金錢、知識和暴力是權力的來源」，三毛的父親具備了兩點：一是金錢，他有能力讓作者出外旅遊、和念書；另一點是知識-他讓三毛從小就有書可讀，加上她休學的那段時期，父母親自教授，讓她文學基礎得以如此深厚。這些都是透過父權的幫助才得到。

作者是一個旅遊寫作者，所以旅行之後對他個人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陳佩周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在出版本書時，是擔任記者一職。社會屬性算是位知識份子吧！已婚，丈夫喜歡也支持她的工作，在出遊於西班牙時，先生是她的最佳旅遊合夥人。

她出國旅遊的次數非常的多，觀察的層面也非常的廣泛，不僅僅是只有包括當地的生活習慣，更常有探討弱勢族群、民族地位、歷史發展、社會適應等等個方面層次的問題研究。她深知，作為一名記者，必須以敏銳的眼光以及各種不同的角度和公正的態度來觀察這個世界。

作者的旅行沒有特定的目的，不過，大學時代一位學長的話，倒是影響她挺深的。他說：「我之所以會出國旅行，不為別的，只是為了打開另一扇窗。」而她自己對於此次的西班牙之行，只能算是一種對自我的實現。

為了打開另一扇窗、為了能夠更認識另一個民族、為了體驗另一種生活方式及風俗民情，於是她去了西班牙。

其實作者並沒有提到太多有關於家的事情，但是對於異文化的東西倒是描述了不少。諸如對於當地女人的抽煙文化就大篇幅的介紹了許多，在西班牙不僅男人少抽煙，抽煙更像是女人的專利，不只婦女抽煙，小姐、少女、孕婦更是菸不離手，這種奇特的生活現象，還真的是難得一見啊。西班牙人的生活習性也非常奇特，尤其是上班時間，共分為兩個時段，一是早上九點至下午一點；另一時段則是下午五點至九點，共八個小時，休息時間就是解決中餐加午睡，至於他們吃晚餐時通常都已將近是午夜了。這種生活習慣還真是少有，但是西班牙人的效率倒是非常的好，或許是因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午睡，比較不易使經力疲乏吧！

作者在旅遊的過程當中，是和她的丈夫一起出遊的，雖然是呈現已婚狀態，不過在她身上比較看不到家庭的負面情形，整個在外地旅遊的過程當中是比較享受的、無慮的、專心而開心的。也正因為先生在身旁，感覺上像是帶著家一起出來旅行，不用擔心這、煩惱那的。

在旅行的當下，因為有著先生的扶持及幫助，陳佩周女士不用花太多的心思以及冒太大的險，某些事情她是可以放心的讓先生去規劃的，而自己可以只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值得一提的是，在西班牙有非常多的酒館，數量之多，走個三五步就有一家小酒吧，裡面的服務生，青一色都是以男性居多，很少有女性當侍者的，這情況正好與台灣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台灣，無論何種行業，通常都是以女性服務生為多，尤其是在酒店裡，因為去光顧的客人大部分都是男人，所以必須以女人做為「誘餌」，好勾引男人入內消費。但是西班牙酒店的顧客群也多半是男人，比較不同的是，男人們通常小酌幾杯後就走人，不會喝得酩酊大醉，然後一天進出酒館的次數大約是三、五次，簡直就跟女人進出廚房一樣的頻繁。

既然西班牙之行對作者而言是一種自我實現，身為記者的她又不免會來「大作文章」一番，於是便集結所有經驗與資料出書了。所有的經歷與過程在在都是一種寶貴的資產、生命的體驗，對於一個慣於出遊的人來說，不出走像是被囚禁在牢籠的鳥，即使有翅膀也只是美麗的裝飾，所以，無論大環境如何，她都會帶著一雙敏銳的眼睛及展翅高飛的決心，為我們也為自己打開另一扇窗。

「在美國，旅行有一種恩典般的特徵，它不會讓你與這國家脫離，反而讓你進入它。」，出現在西蒙波娃的美國紀行的書上，這讓我感到十分的驚訝，西蒙波娃是知名女作家、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更是女權運動的先驅，為什麼會對旅行這件事說是恩典般的特徵？

從書中起初西蒙波娃來美國是為了演講而來，但書中也能看出她對美國的期盼；「這就是紐約」興奮的表達出對美國的新鮮，在紐約她不斷探索，從電影、雜誌中不斷對照美國四周環境，雖然她是一位法國女性高階層的作家，但對於美國的每一處都急於想知道，而自身的原生文化並不那麼在意，在這美國追求自我釋放，甚至想融入這美國社會，但她卻發現有著距離，因為她演講的對象，可說是法國人，有一次更表示一場以為可以加入美國人的聚餐，卻發現除了主人外，其餘的皆是法國人，讓她感到懊惱；書中也表達對於歐洲人太系統化詆毀美國，反而讓她積極想認識美國，讓我感覺她從追尋中逐漸有逃避原生文化的情形，但是到後來她發現她已不再像從前初到美國一般，對每樣式都感到驚奇，不再狼吞虎嚥探索紐約，而是閒逛，不再照單全收欣賞一切，而是有選擇，更發覺自己思想變得簡單，碰到小困難就放棄，因為她了解到使用流利語言，才能自由思考，這是她旅行中的成長。

旅遊中西蒙波娃多少透露對祖國的思念，但是少之又少，她在書中讓我感覺到她在觀察美國的同時，相對的比較著和法國的不同；在美國她可以找到童年幻夢成真，在美國她臣服美國溫暖單純的好客之道，相較之下，法國人是生硬，西蒙波娃書中還提到「美國人不追求，所以不覺得自己不夠覺卓越出眾─只有法國人才會如此徒勞無功，美國人也不會像法國上流同胞那種教養是的嗓音─散發出口音無瑕，畢業典禮致詞般的惡濁氣息，她喜歡木然的臉勝於機制抽搐的法國臉孔」，這更讓人感覺到她對原生文化上流社會的排斥；但也可以知道一個女遊雖排斥原生文化，但在旅遊中對美國的追求，也似乎是另一種尋找「家」的感覺。

西蒙波娃發現美國女學生對於未來沒有什麼計劃，女學生認為畢業後工作一、二年，就可以結婚，願意放棄是業者不在少數，而畢業後工作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獨立自主；而單身女子雖表示還沒結婚是自由的，但事實上卻是感到寂寞，需要丈夫；美國美人雖有兼顧家庭與事業的，但她們並不樂意旅遊，因為這是她們無法負荷，而歐洲女人雖知道時代已經改變，她毋庸證明自己女性地位，但必須在一般水準上證明自己的價值是一件難事，畢竟女人在父權為強勢的世界比較不自在，雖然極力表現獨立自主，但不管是法國女人或是美國女人對於自身地位扭動是不安的，因為男人依然是主權。可見女性在一個還是父權的社會，即使是旅遊甚至是女權主義者，也不免會受到父權的壓抑。

西蒙波娃對於紐約已如同自己已是紐約人，對於紐約這環境有家的感覺，卻要離開感到發狂，在美國她觀察了階級隔離、美國的男人、女人、黑人等問題，雖然有提及負面，但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精神還是感覺不錯的；回到巴黎，路途的一草一木都讓我感覺到她的無奈，她告訴自己「必須〝重新〞熟習巴黎，才能爬回舊有自我」這樣的一段話讓人更能肯定在美國旅行讓她的改變成長，讓她了解旅遊回來還是必須接受她自己的祖國社會。

大抵上女遊作家是辛苦；即使是旅遊還是離不開家與父權的牽絆。

陳玉慧目前為新聞記者、自由作家，除了新聞報導，也寫小說、散文或者評論，在中外媒體皆散見其作品發表，出版社介紹她是個「遊蕩者及觀察家」，二十年來旅居歐洲，現居住於德國南部。中文出版著作有散文集《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記者生涯的追蹤報導作品《獵雷》等。

追索陳玉慧的過往生涯，年輕時曾於法國學習戲劇表演，除了在劇場擔任或編劇、導演之外，也在紐約百老匯自行上台演出。之後回國，在台灣小劇場留下過些膾炙人口的作品，但從此便不再擔任演員。擔任新聞工作時她當起國外特派員，經常雲遊四海採訪各國政要，得過許多重要的新聞獎項。

觀其作品與書寫，經歷其內在歷程時我則會說陳玉慧，是個憂鬱耽美、懦弱且勇敢的女人。本書是陳玉慧一趟環繞地球五大洲的百日旅遊日記，而全書以日記的形式呈顯，則脫離了一般遊記的形式與內容：那些對外在環境（風土民情、文化差異、甚或旅遊資訊）的描繪與介紹，或者對旅遊過程與遭遇的經驗性描寫，而更近於一種關於「內在風暴」的書寫與陳述，某程度與某意義來說，與其稱本書為一份「遊記」，毋寧說她更近於作者在旅遊過程的內心獨白、或者一種帶著存在作者自身生命歷史因而透顯出強大戲劇張力的文字表演。

「飛機即將降落悉斯洛機場，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開始問我自己：我在做什麼？我要哪裡？開始一個環球旅行，心情上覺得自己彷彿要出發到火星，我回想著，過去生命中，我從來也沒有過真正的答案：我要去哪裡，我在做什麼？

如果要一個一言以蔽之式的，關於旅行「目的」的答案，我也許會說我們需要在旅行的時刻離開、也返回我們自己。就像在外時，人必須時時面對的三個基本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往哪裡去？在諸多的時候人的自我必須根著在一種人與人交雜熟識的網絡中，我們必須生活行走，在一個天天知道去哪裡找食物飲水與娛樂的地方、在一個總能與他人產生關係與聯繫的地方、在一個日子與日子可以接續不至斷裂的地方。今天永遠有昨日做對照，生活與時間、熟悉與陌遠，我們的自我確定於一種恆定與安穩的感覺、確定於從熟悉的人與物交雜的網絡中看見自己的位置。

於是乎在存在與生命的基本命題裡，關於自我的焦慮與不確定感也會黏著於這些熟悉與恆定。當日復一日的，我們從不需為去哪裡找食物與飲水而傷腦筋、熟識的人一直在身邊而我們也一直是他們所熟識的樣貌；當日復一日，今天永遠有昨日作為對照，關於自我的問題，就逐漸會變成一個不堪一問的問題。

「旅行其實只是個人內心的活動」本書的初始，陳玉慧就這樣說，透過對於個人「內在圖像」的追索，旅遊於是成為一種逃離、也像是一種回歸，「我是哪裡都去不成的人，在家便想外出，出外便想回家，我沒有什麼非去不可的地方，也沒有什麼不能去的地方。」然而，「我也不能確定旅行對我的意義何在，也許是因為我相信亞里斯多德（或柏拉圖？）所說：外在的圖像幫助內心的思考？或者，我積極旅行只是為了躲避我內在的憂鬱？服膺波特萊爾在詩中所指出的信條？」。

生當今世，每個人的靈魂都有些些病。彷彿不這麼病著，便有些不像這個世代的人。在旅遊日誌裡，陳玉慧形容這樣的出走與漂流如同候鳥，「會不會有些人本來就不適合『家』？」陳玉慧說，人類本來就是遊牧民族，直至人們開始了農耕與定居，所有禮教、安全與愛的神話也都隨之而起，但會不會，究竟會不會有人根本不適宜於這樣的安居生活呢？會不會，會不會其實安居生活就根本是我們易病的孱弱靈魂所有憂傷的根源呢？

常常，總會記起我寫詩的朋友，「為什麼要愛要家人呢？為什麼不，大家都孤島一樣的活就好了呢？」

在旅遊日誌裡面陳玉慧講了一個外交官家庭的故事，外交官有一個不適宜於安居生活的兒子，家中每一個成員都有十分優異的成就與令人艷羨的生活，姊姊甚至是個名人，但兒子生來是個遊牧民族，不慣安居，總分文不明的在外遊蕩、合衣睡在車站或公園，鎮日與流浪漢為伍。姊姊看不過去於心不忍，於是把弟弟接回家來，打掃出專用的房間給他住，盼望他能從此過起安定的新生活，然而弟弟卻住不到一個星期便不告而別，連換洗的衣服都不帶就又出門流浪去了。

有家與無家的恆常矛盾，家是安全也是拘束，提供溫柔也施與壓力，我冀望從家裡找到慰藉，卻也經常從家庭感到窒悶與一種尖銳的無望。旅行的意義是出走也是離家，而旅行不同於流浪則在於旅行的人還有一個要回去的「家」作為對照，某種意義而言，我們渴望離家、渴望脫離，然而也渴望離開後的回歸，而陳玉慧的遊記所向我顯示的則是一種對於家庭逃離與渴望的掙扎──她在行文處處顯出對於家庭桎梏感的強烈焦慮，然而卻沒有一種義無反顧離棄家庭的衝動與勇氣。

然而我們大多數的人也的確就是這樣的，旅行處處，從短暫的離家中得到釋放的感覺，然後再回到那個安定、那個歸屬，再回到家庭中去定義我們自己。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來，人們似乎突然發現了自己與父親所有的緊張與衝突關係。旅遊日誌的過程裡可以見到陳玉慧不只在敘述旅行路途當中的點滴心情，也在旅遊的過程裡不斷回顧、整理自己的生命歷程。「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我的父親從來不在那裡」，陳玉慧是一個憂鬱的女生，他描述自己與父親與母親的關係時經常描述自己欠缺愛，因為父親是一個沒有愛的人，「他從來不愛我的母親」。

有一個非常微妙的敘述是，陳玉慧認為自己的父親也是一個無家的，「沒有家庭觀念」的人，母親終生渴望的而不能得到的愛情，不斷的在父親的浪蕩中失落，在某篇日誌中陳玉慧說自己行經中國大陸去探望那所有財產都被兄弟姊妹騙了精光的父親，語氣中只剩一句反覆無言的「唉！父親。」。

如果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這個點上是對的──一個孩童最初對家庭及對世界的概念變只能由父親與母親處形成，陳玉慧經常敘述長年因為等待父親的愛而失望而怨恨的母親，經常敘述母親因為怨恨父親所以也怨恨他的小孩，她說府親總是罵她：「妳就跟妳的父親一樣。」一樣的不信任家、一樣的無法表達與付出愛，如果說渴望愛與無愛，因此是陳玉慧生命中最最深刻與重要的命題，也就無怪乎這個旅遊日誌的提名便叫做「你是否愛過？」；如果說父權被定義為男性權力，也被定義為我們的事接中心，那麼也無怪乎我們總是焦慮於我們自己生命中的父親在哪裡。

常常想起楊牧的一首詩題名──「在君父的城邦」，遙想君父，遙想權威然而溫柔的君父，我們需要生命的座標一如一個屹立的強大的永遠帶領我們的君與支撐家庭的重量提供溫暖與保護的父。「需要在生命中，能夠拍拍我肩膀的人。」我記得陳玉慧是這樣說的。

「你是否愛過？」是這本書的書名，在書裡面陳玉慧處理的遠遠超過旅遊與出走的主題，她花了諸多諸多的篇章與心力描述自己的生命歷史，她與家與父母的關係，以及最重要的：為什麼要出走？

無論，出走是為了發現或定義或沉澱自己，在最最後回到台北的幾篇日誌當中也看見她與母親與父親之間和解與原諒的痕跡，一些關於愛的可能性；在一些日誌或者與丈夫的信件當中，她反覆的問自己問題，尋找家人、尋找與家人的聯繫，試圖解決與躲避憂鬱。

整本旅遊日誌所呈顯的，關於尋找的行動與訊息十分勇敢，然而觀看陳玉慧的筆調與所有描述的情緒機掉則又顯得十分懦弱，誠如在最開頭的一個篇章當中說到她吃藥，吃各式各樣的藥因為他無法忍受也不願忍受一點點身體的痛苦，我想我們的內在都太病弱，生活當中慌慌的走而不斷的走也不斷的覺得慌慌……

旅遊的結束不外乎歸家，而陳玉慧卻不斷的反覆的沉吟申論：「我是一個無家的人。」即使是確定擁有一個與丈夫共組的、可安居的窩，她仍然堅執認為自己是一個沒有家的人。沒有可歸屬的家的感覺，沒有安居感，離開了，也不會有鄉愁的那樣的無家狀態。

我有時想我們自己是不是或多或少也在這樣的狀態裡面，而這本書或者「旅遊」或者「離家」這個命題，在某種意義而言也會是關於自我與生命根著的問題，我們只能旅遊不能流浪，因為我們只能離家不能無家。

我是這樣想，無論家再給我們多少桎梏的感覺也罷，無論我們多麼渴望自由，最終還是需要根著於某處的安居感。多數的，我們其實無法承擔太多態絕對的自由的。

鄭開來的名字可能對大多數有收聽廣播習慣的人來說並不陌生，因為他是個著名的廣播節目主持人。但大多數的人卻也很有可能對他的認識僅只於此，對他的「人」所知不多，包括他是個愛好旅行的玩家.。相較於這物流社會中的芸芸眾生而言，他的「旅行投資論」是十分罕見而奇特的。別人投資股票，獲得股利；他則投資旅行，獲得無形的自我成長，和一種遊子般的快樂。對他來說，快樂的回憶，即是一種豐收。

相較於普遍的中產階級，鄭開來並不富有，也不貧窮。然而他「再窮，還是要旅行」的信念，卻讓他的旅行經驗比一般人豐富許多。「休息，是為了神采飛揚再出發」。國人平均所得的提高，讓動輒數萬的出國旅行不再遙不可及。拋開異質亂象「買春團」不說，大多數人旅行皆為了圖一個放鬆，圖一個繁忙工作之餘的「放鬆」，圖一個遠離固定而熟悉環境的「放鬆」。或許是這樣一種「朝聖」的心情，讓一杯普通的咖啡在巴黎街頭飄香起來、回味無窮；又或許是這種奇妙心境，讓一個陌生人的微笑，竟也在寒冷的紐約市區如此地令人溫暖而難忘。

在「出發」這本書中，鄭開來記錄了這幾年來他的旅行過程，包括令人不悅的與難堪的跟團經驗，和輕鬆寫意的自助旅行。他去的國家與景點雖不特別，然而卻可在自助旅行，避開旅遊旺季的悠遊自得下，瞧見這些地方人文、風土民情等另一面的風情。

總地來說，我認為作者的旅行除了「逃」的目的，逃開壓力沉重的工作環境，逃離人情世故的繁雜牽扯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自我反省，而重新認識自己。人都會迷失，迷失在自己早已熟悉，卻又無法掌控的世界。此時可能自己早已為了適應環境而變得多麼不堪，卻渾然不覺。這時候跳脫出去，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當週遭的人視你為一個客觀的個體時，或許你才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在紐約的地鐵中、第五大道上；在蘇格蘭的湖邊、比利時的旅館中，作者藉著與人交往，或異鄉美景的反映中，找到了自我反省的機會，也讓自我能有所成長。

家所給人的除了熟悉的溫暖外，有時還可能帶有莫名的壓力。前面說過，作者的旅行目的之一是「逃」，包括逃離工作壓力，也逃離家的壓力。壓力來自於圍繞身邊不斷催促他結婚的家人長輩，和一種帶有拘束的牽掛。因此適當的「離家出走」，對他來說是喘口氣、調整步伐的最好方法。這種牽掛來自於無形的束約，倒不是因為作者具有丈夫、爸爸的身分（事實上也沒有）。或許是因「家」所給人的枷鎖感，更或單純的是「家」那種與生俱來、理所當然的溫暖。

在這本書中，很難看到任何顯在或隱在的「父權觀念」。事實上，在我查閱過的大多男性作家中，這方面的提及是微乎極微的。可能很單純的，旅行對男性來說，受父權的影響並不大。而相對女性來說，則較有可能背負著性別的包袱。但我相信在時代的進步之下，這將只會成為一個過去式，而非進行式的問題，期待。

除了觀光景點的朝聖，作者更多的是對「人」的觀察，打破一般人的刻板印象，美國遊民不像你想像中的只會討錢偷竊，也許，他將會給你在異國的第一個溫暖微笑；德國人不像你想像中的刻板拘謹；比利時人個個都是語言天才；巴黎人的品味，沒有親身經歷其中難以體會；這些沒有出現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的各國人，你卻可以背起行囊一一主動去造訪。

對作者這位旅行玩家而言，最大的收穫或許就是體現了這句話「每個人擁有的世界，要用腳踩出地圖，要用手刻劃心情，要用眼雕塑美麗，要用心開啟無限可能！」

作者是一位熱愛采風的攝影家，並以此為終身職業，這是一個相當特別的行業，因為大多數會遭到父母的反對，認為將來沒有什麼〝前途〞，所以不被大家看好，好像沒賺什麼錢生活就會很苦，一般人的觀念也是錢越多的工作越好，醫生、律師、工程師就變成了熱門的行業，可是這些在作者眼中卻顯的微不足道，去追求理想中的生活，對作者來說那才是真正的快樂。作者把自己比喻為山林的兒子，去採訪雲南省西南部的幾個少數民族，當火車駛入雲南，呈現雲南特有的絳紅色土壤時，作者說：「我突然感到有著像回家一樣的親切」，這是一句多麼溫馨的話，現代人工作忙碌、壓力大，對於生活早已沒有親切感，自然也離我們越來越遠，很難得出去一次，放假幾乎都在家裡睡覺補眠，出去覺得太累了，回來之後要上班更沒精神，所以乾脆都在家裡。

作者旅行是為了去實現他的希望和夢想，和一般人放假時去遊覽看看風景不同，因此在他人生上是一種很深的意義，作者選擇一條充滿艱險的旅途，有蚊子、毒蛇、螞蟥以及陡峭險峻與外界隔絕的山區峽谷，作者一個人單槍匹馬的去，這對我們一般人來說是很冒險的而且不會想去做這種旅行，我們的旅行是有好吃、好喝和好玩的，遊覽車司機幫我們開車，而作者卻是帶著兩台相機去那個最艱苦最遙遠的地方，去錘煉自己，去寄託自己滿溢的情感，那個地方就是滇西北高原，書裡有一段描述道：「那裡純淨如玉，沒有污染；那裡神秘莫測，變化多端；那裡情真意切，不攙虛假。」這是為什麼作者如此著迷的原因。臨行前，朋友們為他餞行，祝他創作豐收，作者舉起酒杯向著知己好友們說：『祝我活著回來吧！』熱淚、烈酒全倒入肚中，真是悲壯，前兩次由於種種條件的侷限沒能深入腹地，深入採訪幾個人數極少，又有獨特生活習俗的少數民族，因此作者這次決心不如願以償，決不回頭。

對作者而言，「家」無疑是等於「枷」，因此他離開上海唯一6.9平方公尺的小寓，而且是簽完離婚文書才出發的，過起浪跡天涯的流浪漢生活，也過起自己應該過的生活來，作者告訴自己：『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何處不是我的家！』真是一股很大的豪氣！

作者在旅途中接觸到一個很特別的民族─摩梭人，他們是一個母系社會，〝阿注〞婚姻，生下來的孩子歸屬於女方，對作者產生很大的感觸，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因感情而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

當告別玉龍雪山，坐上飛往北京的波音飛機時，作者完全處於一種惆悵的心情，感覺又在離開故鄉離開自己的家，但作者要永遠旅行下去，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處處都是自己的家！

邱家洪，台灣省彰化縣人，於1993年出生曾機任職於台灣省政府秘書處秘書，社會處科長，台中市政府社會局長，台中市政府主任秘書，台中市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服務公職三十餘載，退休後便從事寫作工作。

一般人旅行的目的在「玩」完的開心是最要緊的，而作者卻是因為職務上的關係，奉派出國考察，為了撰寫考察報告，每到一地不得不勤奮做筆記。但是卻習慣成自然，每次出國就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連利用公務考察趁機私遊，應邀訪問，自助旅行，參加旅行團也不例外。作筆記惡習難改，長期累積的筆記，經過仔細的整理之後，竟成為了最真實最生動的見聞錄。也因為是公務出國考察，書的內容添加了許多政治意味。作者在書中藉著旅遊談到了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給了讀者蠻大的指標。

旅行的人有許多的原因，例如逃避現實、藉機發洩、舒緩心情…等。然而離開家終究只是暫時的，家畢竟是一個永遠的避風港。然而旅行者如何去分別家與旅遊地的關係，書中若有談到一些觀光勝地與有類似的情形，作者都會加以比較，或許每個旅行者都會如此吧。藉著旅行將當地的風俗民情跟自己的所屬地比較一番，感覺一下自己的國家與別人的國家有什麼不同。

有些旅行者在參訪之中會帶著優越感去遊玩其他國家，台灣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例子。通常能出國遊玩的一般大多是有錢又有閒的人，通常這些人都會帶著優越感，尤其是去一些較未開發的國家時限向更為顯著。相對的對於那些接受其他人來自己國家的人便顯的卑微。作者是一位社會經濟地位頗高的人，在旅行方面並不需要任何的經濟援助，在社會上已經是一位強而有力的角色。

平常一般人在玩的時候很開心，卻通常不太注意周遭的景物及特別之處。照了一大堆照片，一回家卻忘了照了是何處的風景。甚至連地名都拋諸於腦後，其實旅行應該以人文價值為出發點。從城市看國情由社會去探討風俗民情，當然也不能放過當地的好風景。

左舜生，男，1982~1969，湖南長沙人，巴黎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屬於知識份子，是一個學者。

作者旅行的目的，就是參觀訪問，就如作者說，他到美國的主要宗旨就是多看多聽。他參觀了許多機構如：世界日報、聯合國等等。還訪問了好幾個僑胞團體，還有見了他許多的老朋友，回憶起許多美好的時光。

很多人出門在外，總會想起故鄉，回國時又會有點近鄉情怯，主要是在於感覺不到家的溫暖。但作者是幸運的，他在旅美其間都是在友人的家中，能得到友人的照顧，又能融入他的生活，面對友人又沒有面對外國人的感覺，就好像是在自己的故鄉一般。由此可知「他鄉遇故知」會讓人多麼的高興了，再加上作者當時的年代背景是國民政府剛到台灣，作者最原史的家己回不去了，所以他能待在有人的家中，作者反而重溫了家的感覺。彷彿又重回了家鄉見到了老朋友，它的心情是快樂，是溫馨的。

作者在旅行中，充分的感覺到美國追求兩性平等的成果，他在美國與朋友在聊天中得知女性在家煮飯這種中國人平常的事，在美國已不多見了，煮飯是男女都可以工作的，不一定是只有女性。女性也可以出外就業，他深感父權社會對中國女性的壓迫，他甚至提出女生會綁小腳這種荒唐的事，同時出現在中國，這都是中國傳統父權社會所造成的。我們應該以此為誡好好反省，希望能多尊重女性，使女性走出傳統父權的陰影，這是他在旅行中得到的一些看法與啟示。

作者在美國，收穫很多，見到了許多的老朋友，也學習到了一些正確的想法與作法。他回國以後希望把這些新的想法與經驗分享給國人。他同時也把旅遊所看所聞的記錄起來，作為自己將來的回憶，同時給別人作為參考的工具，這次的旅遊更引發了他去更多國家做訪問的想法與心願，這都是他從美國回來以後所要進行的目標。

我閱讀了「歐遊隨筆」這一本書，書中的男主角也就是隱地，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祖籍浙江永嘉，當他在少年時期，他是處在一個貧困的家庭之中，父親失業、哥哥被迫獨自一人到台北闖天下，母親也身患疾病，直到他進入軍校之後，哥哥的經濟情況進入佳境，因作者從小就喜歡文學創作，二十九歲起他先成為主編助理，到了三十三歲那一年正式升為主編。

作者在偶然的機會下寄了快樂的讀書人這本書給他的哥哥，在這個巧合的機會下，他得到一個他夢想的機會，也就是出國旅行，對作者來說這次的旅行是他夢寐以求的，但因為家庭的限制，使他無法如願以償，他從未想到一本書卻換來了打開夢想實現的鑰匙，這次的歐洲旅遊，使作者在生命的歷程中，增添了許多色彩以及人生練，更使他在面對現實的文學工作上更能有創新以及處事態度。

多樣的世界：作者在這三十六天的旅遊中，讓他認識到了，許多報導和了解下，未曾提到的現象，對於作者來說，在香港的短暫時刻讓他明白到所謂的東方之珠，在它的光芒之下掩蓋了許多的貧困和衰退，作者曾說：「在香港的街頭繞幾圈就可以發現貧富不均問題相當嚴重，譬如水上人家，擁擠著一家人，背著孩子的老婦人，就靠著擺渡載客養活自己和孩子，而孩子們其實就是海鮮畫坊邊的乞兒。」但作者所看到的除了光芒所遮蔽的黑暗外，更看到許多了許多新鮮、刺激的國度。

在希臘的雅典，誠如此名，雅典高雅寧靜，城中的街道充滿了藝術氣息，如同他們的人民熱愛文藝、音樂、戲劇，另外愛琴海那慵懶的海水，是希臘人的最愛，作者在愛琴海的休閒遊艇上的那一段時間，讓他放鬆了他那一顆疲憊的心靈，以海為床以天為被，讓他徜徉在這個小島之間，盡情的漫遊，雅典對作者來說是個安詳寧靜的地方。

而西班牙的馬德里與法國的巴黎與義大利，就是瘋狂刺激的旅程，那血淋淋的鬥牛畫面，以及法國都會區的豪華夜總會，那捉摸不定的表演方式有時古典有時裸露，使作者與其他的團員，心中充滿著驚奇和興奮，而義大利的理髮經驗，讓作者明白有時候好奇的冒險心，是需要付出不少金錢的。

新生的力量：作者這次的異國旅行，讓他有如井底之蛙跳脫了那個小的世界，看到了外面的大天空也解除了他束縛已久的心靈。繁忙的工作每天不斷的重複，不做經過了三十六天的旅行，無論是在精神、心靈、和知識上的成長，都是很可觀的！也因此使作者在回國後除了能有更多新的靈感和更多點子去從事文學創作之外，也有機會透過作者的筆讓當時的社會民眾能更了解歐洲這個先進的區域、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現象。

歐洲雖然是個先進的區域，但是義大利和西班牙實際上已經步入了衰敗，只靠著古老遺留下來的文物來賺取觀光的金錢，而連德國這個勤奮的國家也充滿著色情的氾濫和青年人迷思的現象，所以作者的這次旅遊使作者脫胎換骨重新地對他的人生有了新的認識和體會。

隱地的家庭算得上是一個較悲情的家吧！父親在他十六歲時失業，母親接著又生病只靠著孤身在台北奮鬥的哥哥勉強地資助。不過讓作者感到欣慰的是哥哥雖然不是母親生的，且哥哥也常常怪罪母親使他自己的母親無法來台灣，但哥哥卻也在母親生病時伸出援手－即使在他自己也過得非常窮困的時候！不過在這理想提的是作者很幸運他的哥哥與作者的感情很好，怎麼說呢？即使在他哥哥自己需要養活六個小孩子的情況之下，仍然還是不斷的資助他的弟弟，甚至後來也出錢讓他弟弟出國旅遊，在他自己事業不順利時，所以感覺得出來「家」對作者來說是溫暖的。或許沒有辦法過得錦衣玉食，也無法讓他能專心得從事文學，不過因為有他的好哥哥才讓他有機會出國，也可能是他的家庭背景有助於他在文學上的創作，這也是未可知的。家雖然帶給他一些困難，但也讓他更能體會兄弟的情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或許是作者的家庭背景較為貧困，所以使作者到每個地方時，對於他們的貧窮現象或是衰敗現象會特別的注意，就如同他注意香港的船戶和乞兒以及義大利的衰敗現象，我想若不是作者家庭背景的緣故，當他旅遊時他不會特別的去注意到這些渺小的地方。一個人往往會去注意他身邊的事情是要在他曾經有經驗過這種事情也對這種事情產生關心，一個有錢的公子對乞兒丟個銅板給他就離開了，而不會去想到任何問題了，但作者卻會把這樣的問題與實際的狀況做比較或探討。

對於作者所去旅遊的國度，在「家」的關係上面，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歐洲國度的家庭，家對他們在旅遊上的影響是：讓他們有更多充分的時間出外旅遊，因為大多數的歐洲家庭，家庭的成員很少，且他們又很注重休閒生活，一到週末，他們一定會放下手邊的工作盡情的休息，一到有長假的時候，就會到各國去旅行，而父母對於他們的子女，往往都會很放心的讓他們獨立的去旅遊，無論是國內或國外。因此整體上來說，歐洲的家是有助於成員的旅遊的。

對於作者來說，父親對他造成最大的影響或許只是在於生活過得較貧困吧！也使他必須照顧父親而無法自由的走動，他的出遊也是在他父親過世後才有機會。另外，長兄如父，他的哥哥帶給他的影響是讓他了解到生活雖然貧苦但也能靠著雙手成功。另外值得一說的是從作者的筆中感覺得出來，他也算是一個大男人主義，因為他在義大利羅馬街頭看到一位俊俏的男士在賣花，讓作者感到十分的驚訝，也由這一點來評定義大利的衰敗，我想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作者認為賣花這個工作不應該是男生做的。

對於作者來說，父權對他造成的影響，應該是在於他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束縛，父親的失業使家庭陷入窘境，除了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外，也使作者在文學上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也限制了作者出遊的機會，不過幸福的是接替父親的哥哥，對於作者反而是助力，使他有機會見到夢寐以求的國外世界，父權造成了作者出遊的限制，但他也提供了作者出遊的機會。

至於作者所到的歐洲，在父權上，對於其子女在旅遊上的限制並不大，父親或者是掌權的母親，會在子女青少年階段就讓他們到各地單獨的去旅遊和冒險，基本上父權在客方社會基本上男女的行為還是會遵行的一定的限制，而這些限制是由父權所訂定出來的，只是從我們的角度看起來歐洲社會父權的限制對男女來說，並不明顯，那是相對於中國社會。

作者旅遊回國之後，對他而言他得到了許多觀念上的更正，如同作者原本以為歐洲的色情大本營應該是在挪威或者是丹麥，但事實上作者親身所看到的卻是荷蘭、德國才是色情的大本營。另外，作者也了解到歐洲的色情行業是一種開放式的、不隱密式的，他們也有一個專門的區域使風化區和一般的地區能各盡其力而不互相的干擾，不過英國雖然也承襲了法國的色情行業，但卻又加了一層薄紗，反而使這個保守國家的人，對於色情更加的有趣，或許人對於常見的事情匯習以為常不那麼樣珍惜，而若隱若現的事物反而令人好奇。

在這邊有一點讓我非常的記憶猶新和感同身受，如作者所說的英國的皇家閱兵交接如同我們的閱兵典禮一般，短短的十五分鐘卻吸引了每天成千上萬的遊客花了一兩個小時等待，我雖不曾看過英國的皇家閱兵，但我和作者一樣有同樣的想法，有許多的旅遊景點透過以訛傳訛過度的渲染，當你親身看到時才知道那是多麼得不值得卻已經來不及了。

張羿俊又名阿Jun，是一位年僅十七、八歲的青少年，在個性上是個非常愛冒險且相當樂觀的年輕人，和同年齡的青少年相較之下，他是非常獨立自主的，也由於他年紀輕輕就周遊列國，在見識上的確是較同年齡的小孩較為廣闊，因此在思想上也較一般小孩成熟很多，因此在書中不時會出現一些作者詼諧逗趣的想法和成熟懂事的積極想法。

首先作者是以移民的身份到達南非，加上在還未到達南非時，作者的母親曾提醒作者不要常常炫耀家裡所擁有的大電視、立體音響和舒適的按摩椅，因為過著簡單生活的人是不會羨慕文明社會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作者的家庭相當富裕，還有在作者剛到南非時，忙著考當地駕照和整理新買的房子時，作者在發現一項別人都擁有而作者家裡沒有的事物時，說了這一句話：「這在我們家是不允許的，怎麼可以別人有而我們沒有呢？」，經由以上兩件事實，更可以明確的下判斷作者家庭富裕的情形。

作者大部份的旅遊目的不外乎就是留學、遊學及觀光，作者曾經在移民南非前到過澳大利亞留、遊學，也到過法國觀光過，至於有沒有在到過其它國家，作者在書中則沒有明確提到，在旅遊的過程中讓作者見識到了很多異國風情，這點對作者在想法和觀點上的確幫助不少，讓作者的生活總是充滿著歡笑的氣氛。

從廣義的觀點來說，台灣這個他原本居住的出生地，扮演著作者基本教育及文化價值觀的培育，在作者的核心思想上應該還是以台灣的中國文化價值為主，像是在書中作者自已有提及到對於性行為的觀點，他認為十二、三歲的小孩不應該有性行為的發生，就是一個以中國傳統式保守思想為中心的思考。另一個較和作者切身關連的家則是作者移民到位於南非的家，由於作者的父母親似乎經常不在家中的關系，所以作者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和家中的兩位傭人相處，生活上的一些瑣事也都是由女傭代為打理，而家中的保全工作則是由園丁代為負責，因為南非的治安一向不是很好，所以家中常會有小偷光顧，在安全的顧慮上的確需要一位保全人員照料，甚至需要加裝保全系統做為進一步的措施。家所帶給作者的安全感在一開始搬入時是較不夠的，但由於後來加裝保全系統和有保全背景的園丁負責後，安全上的顧慮就較為放心。另一方面來說，南非這個家也帶給作者很多有趣的經驗和文化，家中的園丁和胖女傭就是最好的笑話製造者，總帶給作者歡笑和哭笑不得，也因為家中的兩位傭人讓作者可以了解到南非人生活的習慣和文化，也讓作者很快的就適應了南非的生活狀況。物質上的家則是提供作者每次遊行所需花費的金錢，也由於家裡經濟富裕的關係，使得作者的每一次旅行總是可以獲得比一般旅行者較安全、舒適、享受，多餘的金錢付出總是可以換得一些較無後顧之憂的旅行，這也是讓作者為何如此喜愛旅行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在旅行中能夠如此自在安全，除了家裡的經濟狀況外，還有另一點就是作者本身是位男性，因此在旅行的過程中從事很多活動時，並不需要考慮太多安全上的顧慮，不用在乎這樣做、那樣做會不會影嚮到形象問題。雖然說男性也有形象的問題，但對於一些較隨性、大膽的行為時，作者因此也少了這一層面的顧慮，因此在旅行的過程的性別優勢帶給了作者很多的方便。另一個父權展現的地方，是作者的父親與作者的關系。首先父親的經濟地位帶給了作者很多的方便，不但讓作者在基本的生活需求非常富足，就連整理房間都可以交給女傭處理，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到的禮遇。在旅行的過程中，父親的經濟角色更是重要，這也是為何作者可以隨心所欲的到任何一個國家旅遊，而這些都是父親的經濟地位所帶給他權力。

由於作者已經移民南非，所以台灣這個地方可說是作者的故鄉，這裡有作者童年的記憶，有一同成長的好朋友，有熱鬧的台北城，因此雖然說作者已經移民到了南非，但作者還是不時會回到台灣來找朋友聚聚，所以說作者並不是完全遺忘了他生長的故鄉，對於台灣這塊士地也是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父親的事業重心還是根留於台灣，所以作者回到台灣也可以多多了解父親的工作，說不定以後還可以繼承父親的事業。

李希聖生於民國十五年，湖北人，台北工專畢業。歷任台灣電信管理局、電信總局副工程師、組長，專事空調工程設計，業餘愛讀書、登山、遊歷、寫作、攝影，作品包括工程著述、登山報導、名勝遊記及森林、環境等論評、散文、小品，發表者已逾兩百五十萬字。

已出版及即將出版者為《特殊空調工程》（徐氏基金會）、《台灣山水散記》（上下集，商務印書館）、《悲泣的森林》（合集，商務印書館）、《日本歷史之旅》（三民書局）及《台灣名山風景全集》、《台灣高山之旅》、《山林紀載諸書》，現繼續遊旅寫作不輟。

旅行的目的是去訪日本觀景以及登山去過富士山、槍岳。作者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開始第一天進入成田，遊歷日本有名的勝地，以及遊人罕至的乘鞍高原、上高地和「日本的表徵」富士山、「日本登山者的神殿」槍岳雄峰。

由於豐富的歷史、地理知識和親歷日本在中國侵略和敗亡的滿懷激情，以及細心的觀察與體驗，使作者有機會寫出各地的歷史、文物、風景、人情等等來觀照日本的成長、發展，追跡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的根由，尋求答覆，也提出問題。然後加強對新舊日本的客觀了解。所以行程中也以極端平靜的心情，儘量觀察、記錄、以及欣賞與感受。再加上日本的侵略的動力、日本維新的成功、日本歷史上許多成敗和人物、日本地理上許多興亡的史蹟和建築、以及日本人的偏狹與淫邪、現代建設、山川景觀、民俗文物、甚至是登山活動與圖書出版，種種切切，都是作者要看的、了解的、比較的以至接受、學習的知識。

從書本上可知作者並沒有家庭的生活，並且得知他在抗戰勝利之後，他還是十幾歲就隨軍到武漢的事。在書中結尾之中「刀下」名稱來描述他的家人在戰爭的情形。在抗戰開始未久，小平（李希聖）在十二歲和妹妹十歲和父母都是家人，小平他們一家人，都成難民，開始向山區逃難。因父親加入軍隊，靠媽媽和他們縫在身上棉襖的袁大頭，並支持一年多的苦日子。後來因又是饑荒、土匪關係就回老家暫時住下來。然後作者長大後加入抗戰日本關係。

在抗戰結束之後，因作者一家在台灣的生活都能自足自給，並且加上家庭生活中足夠過日子，因此在去外面最興趣去爬山和寫作，而且家裡的人並覺得長大應該去外面親自體驗和爬山的旅行生活，也不用放在家庭的生活維持也不需要靠他來生活，由此他完全放心的去爬山和旅遊日本，作為來寫作的經驗。

作者與父權的關係，因抗戰前父親很照顧他，因此他對父親很尊重、仰慕。那時對日抗戰，父親不得不加入軍隊，父親完全是為了保護家園，抵抗日本人。所以父權的關係以傳統的家庭之主的形式影響作者，並以父親不讓子女參加軍隊抗戰的方式呈現。戰爭之時父親被日本所俘，父親不講一個字有關家庭、家鄉，到最後死去了。

母親得知後才負責擔起家庭之主的責任，母親擔任父親的角色，以父權的代表來維持家庭的規則方式以及對子女的管理方式，不致於子女分離或疏遠家庭。因此他感謝父親為了保衛家園的所做所為，把對父親的回憶都留在心理，還有也母親負擔家庭生活，全家人才能生活。

因為完全靠母親來維持家計和父親為家園。而且在父權與作者的關係之間，父親早年戰死，由母親代替父權，但女性並不是男生，因此對作者並不會很管束他的生活，可以去旅行也可以去玩。也因為父權傳統的權力關係，影響男性與女性的生活方式。

作者回來之後的感想，因參觀日本的風景、登山、民俗風土等等，他最婉惜富士山，而且去過這個很多並很複雜的日本國家，從日本的歷史上的戰爭、生活、流傳的故事都得到經驗。

而作者對日本色情的看法，他認為因為日本人本來就好色成性、殘忍成性，譬如現在色情書刊中的照片，連十幾歲小女孩的身體也都是有關色情等等。作者以這種在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層面上不同的影響，來了解觀光勝地、風景、城市上的觀光。他深感到日本文明進步的發達也會造成負的影響，例如色情、流浪漢之類。

因台灣與日本的發展相差很多，且台灣發展經濟很普通，日本的工業科技進步商業貿易發達，機械生產、企業活動等等都超過台灣的發展，他深感到日本文明如進步的發達也會造成負的影響，諸如色情之類。作者對日本的色情業感到可恥，也沒辦法批抨日本的政府不管色情。色情是觀光產業，以各種色情來當作賺錢和最觀光名勝的經濟發展成長的因素。現在作者在台灣還是繼續遊旅寫作，並且常常去爬山當作一種興趣。

劉軒是作家劉墉之子，華裔美國人，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碩士。家庭環境小康。現從事為期一年的鄉野調查與遊學。

誠如作者所言，旅遊的目的在於追尋自我。在經歷了為期不短的教育及訓練後，作者開始要嘗試脫離舊有的環境（紐約的高樓大廈），走到世界的角落，重新探求自己長久以來的努力是為了什麼，也就是藉由這次的旅遊，來進行自我充電。

另外，隱藏在這次旅行中的另一個目的，是磨練，是考驗，更是成年的體驗；就如同作者父親在本書的序裡面所提到的，用年輕的眼，看這個世界。旅行，是一種考驗，當作者的腳步踏過了芭里島、阿拉斯加、倫敦，一直到墨西哥，作者的能力也隨著旅遊經驗的增加而有所提升。因為整個旅遊是年輕人的，是自助的，是冒險的，不是安全而舒適的﹔也因此，透過旅遊，透過冒險，透過經驗的積累，一步一步的將作者焠鍊，使其成長與茁壯。

在本書中，家是一個保護的場域；正如同將要離巢的鷹，渴望著自由，渴望著自己的獨立自主。而作者的父親，劉墉，以贊成的態度，讓作者出去外面闖蕩，並讚許這樣才是年輕人的路。換句話說，在西式的教育中，年輕人是需要磨練的，唯有生硬的現實，才能使年輕人學得謙卑，也唯有現實的殘酷，方能使年輕人除去傲氣，重新站立而行。正如同「麥帥為子祈禱文」裡的麥帥一樣，也正是西方打從柏拉圖的古希臘時代以降的教育傳統，寧可讓年輕人飽受挫折而堅強，也不願使其平順無阻，如同溫室的花朵，中看不中用。但是，當作者能夠出去旅遊之前，家提供了一個穩定成長的空間﹔不可否認的，年輕人需要脫離家的保護，出去闖蕩﹔但是在闖蕩之後，人終究要回家，回到自己熟悉的、提供保護的、生命中不可磨滅的家與空間。

回到性別的議題，我們仍不能忽視一個具體的現實，作者是男性。

因為作者是男性，是受到整個父權社會的體制下所保護的個體。因為是男的，所以他在旅行之中，不必冒著女遊的險（性別歧視、性侵害等諸如此類），沒有所謂的性別風險；於是，不同於女遊的諸多限制與不便，男遊顯的較為容易，較為安全，也較為便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女遊所受到的種種限制，整個男遊是感受不到的。因為父權，作者享有權利。

但是，不可否認的，父權的對於男性的意義，在於男性是保護者的角色。也就是說，所有的不安全的事，男性是必然要勇往直前的。為了能當個稱職的保護者，男性需要磨練，需要挑戰自己的極限﹔所以，「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在父權社會的體制下，男性需要接受，也應該勇於接受挑戰，不管挑戰合理與否，都是男性所不能逃避的宿命，注定了要被操。就此來看，父權所加諸於男性身上的，是一種變相的迫害，是一種不可逃避、必須盡心盡力去完成的責任。因為父權，作者承擔義務。作者在整個旅遊的過程中，他享有父權的權利，他須盡父權的義務。權利義務是對等且並行不悖的。

因此，我們可以批判父權，可以挑戰父權，甚至是顛覆父權，但是，不可否認的，在人類歷史的長期脈絡中，父權社會仍是最主要的性別分工方式，現今當代所存活下來的社會，大多都是以男性為主導、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所以，即使我們有千百個不願意，卻也難以跳脫出父權對我們的影響。因為，權力無所不在，而在此之下，人類無所遁逃。

在本書完成時，作者依舊繼續他的旅遊，本書所述的，只是他旅遊的前半段而已。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短暫的休息後，作者將再度踏上旅程，繼續著他下半段未完結的故事。而在可預期的未來，同樣的經過磨練的新血（指作者），將取代舊的統治者（父親的角色），成為新一代獨領風騷的領袖（自己扮演父親的角色），戴上了父權所加冕的皇冠（轉移權力到自己身上）

作者擔任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兼職攝影家、漢人、男性、信仰佛教。

目的有三：第一個目的，五歲的兒子溺死，藉由旅行來淡忘傷痛。第二個目的，小時候聽奶奶講過有關仙女的故事；在一次搭火車時遇到一神秘女郎，在下車時女郎談起要去的目的地「甘南」有仙女的傳說，於是前往查證。最後第三個目的，是因為作者是為攝影家，其中他的一位影友也極其讚謬「甘南」這個地方風景奇麗，且拉卜楞寺也是個不錯的觀光景點，值得前往拍攝一番。

作者現為單身，再加上上述提到兒子去世，所以沒有家累因素，於是時常出外旅行。

「家」給作者的感覺幾乎變成了回憶裡的東西，雖然摸不著，但也是值得珍惜的回憶；且在外旅行久了，家才是唯一能安心休息的地方。等到身心皆得到足夠的休憩，又是另一段旅行的開始。

作者的父親曾是一位地質學家，也因此常為了做研究而跑到深山老林，藉機旅行跟

做研究。作者也因此受到影響，很喜歡到處旅行，只要一有錢跟空閒的時間，就一個人跑去旅行。在大學時期更頻繁，常騎著機車在人煙罕至或風景漂亮的道路上享受寂靜與清新的空氣。因此，「父權」對作者而言幾乎沒有什麼約束力。

從甘南回來之後，仍一心嚮往那個地方的一草一木，喜歡甘南的遠離塵囂；喜歡甘

南的僧人的親切與純樸；喜歡拉卜楞寺的安靜聖潔，彷彿就在離天國最近的地方。甘南人的樸實也著實讓作者喜愛，因地處偏遠，幾乎沒沾染到現代文明的污染，造成甘南像是一處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地，也因此有了仙女的傳說。基於以上種種因素，才讓作者有「三上甘南路」的衝動。

余秋雨，浙江人，家鄉讀完小學後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考進了上海戲劇學院，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他是當代海峽兩岸名譟一時的美學專家、文化史論學者與散文作家。

作者研究史學，在長期埋首於磚塊般的典籍後，於是開始困惑於對個體生命的觀照以及觀照中國文化的生命，湧起了作者對長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因此作者的這一趟漂泊旅程是他本人對於人類的生命以及文化走向的問題，由困惑而至感悟的心路歷程。作者原先的動機是想藉由出遊來抗議自己史學家的枯燥身分，並以精神放逐的方式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然而於旅程中竟發現，這歷程的艱辛不在於旅程，而是中國文化在時間的長途中，已跋涉了數千年的路，這文化旅程才是最艱辛的，故謂之「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雖然是一本散文集，但「老屋窗口」這一篇卻像短篇小說的形式與架構，描繪出了作者與家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在「老屋窗口」中，看到作者在旅程中的另一主題：作者因為即將出售的老屋，而點出了文章「失故鄉」的漂泊主題；象徵余家榮耀的老屋，即將歸陳家所有，這山村的第一家族也將被陳家所取代，作者感慨家鄉所紮的根竟會在多年後動搖，這個與童年分不開的故鄉，也將隨著「外地」買主而逝去。就在這樣落寞的情境下，作者便決定次日離開這不再屬於自己的故鄉，終究還是踏上了「漂泊的旅程」。其實「老屋窗口」的場景正好是作者的家鄉，那個封閉又封建的村落，而這樣的變化似乎也影射出許許多多中國傳統的農業山村，在時光的巨輪下，不得不面對「現代」所帶來的轉型與衝擊。

從書中三個主角的連結中：作者的母親、一群思想開放的女教師與另一女主角『河英』，可以看出作者童年記憶中女性角色的影響力佔據很大的份量。首先是作者母親（引導作者進入精神領域，開啟其靈魂之窗）：作者在同年成長期間顯然身受母親的滋潤以及母親教養的影響，因為作者母親曾在上海受過現代教育，思想開明，雖然下嫁至這小村落，卻從未被環境給「歸化」，因而能讓作者在如此封閉的環境中，還能受母親較正確而又開明的思想。其次，把教育的重要性和比較開放的思想輸入到余氏山村的「外地人」，除了作者母親外，另外是一群思想開放的女教師（象徵著知識文明的開啟）：這群來自外來世界的雅潔女教師，推動了村落的教育，並且讓這個以男性為中心的中國傳統封建社會，擦出了不少改革火花。另一女主角『河英』（象徵作者童年無可挽回的失落感）：年輕時逃婚而入學受教育，但老來依然與傳統婦女一樣過著枯燥乾澀的生活，這樣的結局不禁讓作者感慨於命運與環境的捉弄，也似乎打破了作者希望家鄉突破封閉藩籬的夢。

對於作者而言，連故鄉也不是永恆的，因此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我們全都是漂泊的旅人。所以旅行的結束只是對一地理環境在心境上的感悟，而並非停下漂泊的腳步；所以作者說：「每一次留駐都不會否定新的出發」，說出了作者的艱辛旅行，也暗示出了我們文化走向的契機。

史帝夫是美國西雅圖人，自助旅行作家。常為報紙撰寫旅遊專欄，且在美國各地演講，出版多種旅遊雜誌。有一妻，育有二子。擁有歷史學位，且是個共和黨員。

作者的旅行目的是屬於「自我追尋和自我實現」。他認為旅遊給了他新的觀點與角度，透過旅遊，他學會把全人類看做一個人，而他要去告訴這個人：必須讓身上的那些「胖細胞」冷靜下來，因為幾乎有半個身體正挨著餓！而這使的整個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脅！

他喜歡旅遊中帶給他的刺激感。而從旅遊中再建立自己的新人生觀：一種積極，主動的態度。旅遊也使他的做人處事更加圓滑！而他最珍貴的紀念品，就是將獲取的不同文化的營養，融入自我意識裡去。

他在旅遊時，會建立一個「臨時的家」。這個「臨時的家」，不管是小旅館

，或者是大飯店。他提到「家」會給人一種可歸的安全感和舒適感。因此可知作者對於家的感覺：是一個身體與心靈上的寄託處。

再從作者不管旅行時間的長久，目的的遠近，旅館的大小，都儘可能的營造家的感覺得知：他與家是密不可分的，他不論到哪裡，都需要家！

有一段話可以形容作者的旅行與父權的關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作者由於本身就是男人，而且居住於美國。長期下來，對於父權造成的影響力漸漸的是遲鈍了，甚至可說是沒有感覺。這使的他去到歐洲，也沒有深刻的體會到父權的影響，雖然說父權是無所不在。

但是我到這邊有一個疑問：父權真的這麼重要？真的是不好的東西嗎？

真的影響力大到連旅行都是受到了父權的影響嗎？或許這對於女遊是顯而易見，畢竟女性對於父權的感受比較深刻，也比男人容易體會的多。但男人由於本身就是「父」的，身處其中，感受不到我認為是個很正常的事情。更何況，男人們或許也根本沒有把父權當一回事，是女人自己硬是要討論父權的迫害不一定啊？或許吧？我真的不知道。

作者認為回家，並不是旅遊的結束。而是要把旅程繼續下去，去探索一些新的觀念，讓自己去接觸一些根本的思考方式。並希望旅遊不僅帶給我們樂趣和放鬆（或刺激），而且也期望旅遊會使我們成為一個地球的愛護者！

褚士瑩現任美國INT’L.com公司亞太區課戶服務總監，專門為跨國跨語高科技產品，制定全球化或本土化的策略計劃，定期穿梭在太平洋兩岸，工作賣力，卻吃好睡好，玩心不減，自認用〝旅行者的觀點〞來看跨國企業。

除了工作上的需要外，作者本身也相當熱愛旅行，在本書的書序也有提到「旅行，是褚士瑩豐富生命與成長的方法之一，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泉源。」「他酷愛苦行僧式的自助旅行。一背包的簡單行囊、著T恤一條牛仔褲一雙球鞋，就可以走上幾個月，沒有同伴，隨緣結交朋友，就著最簡單的食宿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在全然陌生的國度裡，感受活在土地上的人是如何的存在。」由上文便可得知作者旅行的目的。

作者提到自己的家的部分相當少，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不過倒是長說到兩地（台灣或是其他國家與獨立國協）的差別，還有制度的不同。當知道在莫斯科吃一頓麥當勞得花上一個年輕人數個月的薪水時，作者便流露出一種感傷，是因為在台灣輕而易舉做得到的是請，卻是一個莫斯科青年夢寐以求的小夢想，作者會覺得感傷，一是因為同情且尊重的心理，二是因為身在台灣，〝家〞給予我們的供給與支持比在莫斯科多太多了。

在本書中，作者旅行的行為彷彿絲毫不受到父權的抑制，或者我們應該說是沒有才對，也許是因為作者本身的生長環境，或是單純因為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我們感覺不出父權的存在與否對於作者的影響深淺。但是我覺得背後還是有其意義存在，書中有提到一名日本來的旅客，他是一位上班族，一年之中只有三週的連續假期，剩下的時間，除了年節就是拼命的工作，這是另一面的反映父權在男性身上的悲哀，一個正常的男人，一旦成了家，便要肩負起家庭的重擔，也失去了旅行的自由，這是一般女遊記中，所記載不到的父權對男性的影響。

書上並未提到作者旅遊完後的心境或內容，我想對於熱愛旅遊的作者而言，每一次旅遊所看到的層面都是異國多樣的樣貌﹑不同的人﹑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文化，感受生命共通的貧窮與富裕﹑溫柔與冷漠﹑悲哀與歡喜，比較不會有實質上對作者生活的改變，他還是工作，還是旅行，且樂此不疲。

文格德是一位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軍團的軍官，他是英國公民，男性，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新教。

作者一開始可能是因為太無聊而想去旅遊，進而去學一點東西，但他透過旅行中所觀察到的各種現象，例如女人纏足、吃狗肉、殺女嬰、三跪九叩之禮及中國人特殊的吵架方式等種種現象中下自己的看法、批評和觀點，他認為傳教士及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歧視看法根本就是錯誤的看法，他認為在旅途中所觀察到的中國人其實是勤儉樂天、好客又仁慈，所以他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想表彰中國人優秀的特質，及作著對中國之美與其民族具有的優秀特質充滿了敬佩。

在1897年7月，他因身體和心理感覺枯燥乏味，也為了讓自己的人生開始有趣起來，並且他也厭倦了印度炎熱的氣候下那種窮極無聊的感覺，而他正好對中文感到興趣，所以他渴望成為第一位學中文的英國軍官，他便主動去爭取到中國學習語言，也順便做軍事情報的收集，然而他馬上面臨到第一個困難，就是要先通過中文初試，還好順利通過了，然後又因軍事規定的影響差點不能成行，幸好他如願的來到了中國，而他到了北京後是一連串和德國王子、中國親王、李鴻章、日本武官、和英國爵士等的社交生活，另外他也覲見了光緒皇帝，接著他要從上海出發，一路向西南的緬甸前進，其實他到了中國內陸是很危險的，因為外國的侵略，導致中國人的反外思想，尤其是對英國人，那是因為英國和中國打了幾次大的戰爭，幸好他透過張之洞總督及其他中外人士的協助和教導他行為上應該要如何表達才對，以至於他才能安全的通過民心團結的湖南及其他省份，而他一路上的行程都受到沿路中國人的注目，但只有幾個人會主動攻擊他們，而他是以中國各地美麗的景色來忘卻自己的疲勞，雖然途中生了幾次疾病，但終能安全到達緬甸然後再回到印度。

因為它是單身，所以沒有被家庭所束縛，他只有在旅費不夠時向他的哥哥求救，而且他哥哥也援助他旅費。

他被祖國─英國的束縛也不大，因為他長期居住在印度，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去，但他在印度就被軍事規定影響，差點不能成行，還好他事前有請四個月假，再加上他到中國後去打好自己和英國駐北京公使的關係，才能順利在中國遊歷十八個月，可以說他被「軍權」就是「職業」所影響著，但他在中國是完全不受中國父權的影響，因為它是一位外國人，且沒有長期居住在中國。

他回到印度之後，先忙著記錄和整理在中國收集到的情報，而且它還要準備演說，而後他又恢復了他在印度炎熱無聊的生活了。

作者黃威融從小生長在台北都會區，家中經濟小康，台大畢業。在台大就讀時曾創「台大人文報」，學生時代時就展現對文學的濃厚興趣與能力。1993年時做過廣告公司文宣，後轉任台北之音主持人，現為自由作家。

他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迷於購物性的旅遊。從職業中可得知，屬文藝氣息濃厚的工作，對廣告、美學、文學方面有一定的涵養與獨自的見解。從書中可發現所購買之物品都具有當地文化氣息或有特殊的意義，雖有時也會替自己或朋友買紀念性的物品，但大體上均具有當地國的代表物品。旅行時偏重物質的享受，從購物中可獲得相當程度的滿足。

作者主要是一圓自己的夢想，並對自己有一番期許，要完成一個較難、較特殊的行動。不過，我的看法是作者在某一方面而言是在逃避某種責任或壓力，是種暫時性的解脫。在台北工作壓力與工作環境都是非常大的挑戰，在他工作了幾年後就會遇上些瓶頸與疲倦，不得不出去走走、看看，充實自己的知能，以更回來後有更大的發展。

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之前的工作是廣告公司文宣，出國看一看不同的文化，接受不同的洗禮，增加自己的思考方式、體認與經驗，對自己而言不亦是一種好的學習。尤其是在面臨瓶頸與未來人生下一步的方向，出國亦是一種好的深思，也是決定自己下一步人生方向的一種動力。且作者是以自助旅行的方式，雖然辛苦，卻能得到真正的成長。

他在書中的一段話點出了他旅行的重點：「與其說我在旅行，不如說我一直在蒐集。與其說我在旅行，不如說我一直在裝扮。與其說我在旅行，不如說我一直在逃跑。與其說我喜歡逛美術館，不如說我更留戀沐浴用品店。」這也是他旅行的目的。

家對於旅行有著很深的影響，家中經濟、觀念均會影響個人旅行的意願與行動。每個人從小就深受家庭關念的影響，有人很難逃脫家中關念的束縛。而家中沒錢或關念不開通下，根本不容許個人旅行一陣子再回來。

台灣男孩子到了某種年齡就會有很沉重的壓力負擔，為了符合家中父老的要求會有娶妻的壓力，為了符合社會期許會有事業有成與地位的壓力。在台灣傳統關念中，男性賺錢需要比女生多，要有車子、房子、錢子，有很多的金錢代表著男性很多的優勢，比起同年齡的女性而言有較大的負擔。故就某方面而言，家會給予男性基本上的束縛。

以前出國大都是老年有成，父慈子孝下才可能去旅行，也是男性打拼一生，有子、有錢、有閒後才會去旅行。但現今台灣接受了外國文化影響，傳統關念逐漸通開下，已能接受出國旅行充電後再回國的計算了。且大部分亦對出國旅行有著超大的期望，盼望能在個人瓶頸或思想改變下，回國後能創造另一番事業。故家也漸漸對男性鬆綁，給予男性較大旅行的空間了。

台灣父權體系下對於男性旅行確實有較多的包容與自由，相對於女性而言，男性就

體能、安全上確較女性為優。或許有女性會說這是父權主義下建構出來的謊言，但從歷史戰爭的角度看，異國征戰是男性的天下，打下江山亦也是男性，女生本身就體能而言不如男性是無庸置虞的事情。

經濟方面就平均而言，男性也優於女性。旅行需要金錢的支持，沒有錢就很難去旅行。在台灣，以一般水準而言，男性的經濟能力優於女性，雖女性也有所謂的高薪女強人，但大部分薪水還是不及男性。有好經濟能力亦有較大機會去旅行，雖有很多女生也很想出國旅行，但基於經濟方面而不能隨己所欲。且有些女性是家庭主婦，家中工作繁多又經濟不獨立下，常常很難一圓出國之夢。

男生旅行中生理需求較高，買春的機率也較高，有著所謂的「買春團」存在，亦是男生對旅行的另一種特殊的情形。一般社會對男生買春的批評較少，亦較能接受，在台灣的社會觀念也是如此。但現今觀念開放下，女生只要是能力夠、有錢，照樣也可買春，養小白臉，在講求兩性平等下，誰又能說什麼呢。

旅行是短暫的，生活是持續的，旅行回來後就必須回到自己原來的生活空間生活，以便為了下次旅行而準備，除非打算待在那裏，但那就不是旅行了。旅行打斷日常生活的時、空間，使我們卸下了平時的包袱，暫時放下一切的問題、責任，奔向自由自在與心靈的懷抱。在旅行中你無需承擔什麼，所以你可以承諾一切。在那之後，你就必須重回到工作崗位或重新不同的生活，你也可能必須拋棄某些異國文化的行為思想，以便順利容入原有生存的社會，或你也可用某些觀念來改變別人。多出國旅行可讓別國了解台灣，台灣了解別國，互相學習，如此才會有所長進與改變，這也就是世界村的觀念。

王鼎鈞，為臺灣在光復之後，約當五、六Ｏ年代知名的軍中作家，曾從事廣播、記者等文字工作，自幼即因大環境的惡劣（當時正值八年對日抗戰）而顛沛流離，後因國共戰事，尾隨國民黨來台，為台灣四大族群中的外省族群，一生信仰基督，但亦研究佛經。

往昔中國文人因有志不得伸，心中抑鬱寡歡，而選擇以離鄉背井、拋開一切束縛的方式旅遊，無非是尋找一塊能夠讓心靈得到解放寄託的樂土，但在追尋的過程之中，仍不脫憂國懷君、感時憂民之悲，作者亦因心中的大中國情節，在當時中國被切割成共產、民主兩種意識型態的對立的氛圍之下，無法得到真正的歸宿，因此選擇逃離文化思想上相互鬥爭的漩渦，藉著轉往新大陸的發展，以觀察另一種文化的方式，企求解答心中矛盾複雜、亦是亦非的情感困惑，亦藉由這種方法使自己能在原有的文化框限中，得到更深一層的突破、領悟。

陳之藩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失了根的蘭花』，中國因被共產黨赤化，而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宛若蘭花失了根；作者的成長背景中，所面臨的環境，從年幼時期隨著國民政府撤退大後方，青年時期的「十萬青年十萬軍」，以及國共內戰後的遷播來台，甚至

遷台初期的「反共大陸去」的氣氛下，作者心中難掩一絲流離失所的落寞，雖然作者亦曾在台定居過一段為期不短的時日，但若論真正對家的感覺，浮現腦海的大概不脫那錦繡河山，以及那份對舊日江山、故國家園殷切的想念，或許是因處於那個戒嚴的年代，使作者自知歸鄉難望，遂轉往新大陸旅居，藉由一個新環境，欲切斷自己前半生痛苦的回憶，靠著一片新的天地，欲重建一座屬於自己的新家園。

作者一直沒有回去過心中真正的家－中國大陸，這令我想到十多年前開放大陸探親後所流行的「探親文化」，雖然吸引許多想念老家的榮民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探訪昔日的故居，但亦有一部份的人堅持不肯回去，原因無他，只因近鄉情怯，怕去見到一些舊的事物，而觸動內心深藏已久的傷痛，我想這就是作者一直沒有回去的最大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