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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論〈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

蔡佳諺―南華大學社研所研究生

這篇文章分為二個部份。第一個部份談的是要如何建構一個積極主動的市民社會，對於這一市民社會的看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自由主義，另一種是社群主義的觀點。這二派觀點所關注的面向分別是「個人自由」與「自治」。泰勒則著重於從自治的觀點來論述，並反駁自由主義的看法。第二部份談的是在現代的民主政治過程中所會發生的主要三種失敗類型，也就是造成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的失敗種類，並藉此論述可能的補救之道。這三種失敗類型分別是：（1）第一種失敗類型即是在大型、極權和官僚社會中常見的公民疏離感。（2）政治共同體內部的分裂同樣會阻礙，甚至完全斷絕民主決策的制訂。發生分裂的方式可由「階級」與「文化」二個面向來分析。（3）中央集權與分裂如果會產生所謂的政治分化，則其效果會更為嚴重。[1]而強調多元文化的社會正是產生這三種失敗類型的背景。因此泰勒認為，要解決當代公民與國家的距離，必須以建構自治為核心的積極主動之市民社會，透過公共領域的分權：「寄宿的公共領域」與「地區性的公共領域」來完成。

一、

針對「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此問題，泰勒認為在公民與國家之間所缺乏的正是連結它們的中介因素，此中介即是「市民社會」。泰勒談到，「距離」所象徵的意義，是表示政府機關已經與普通公民脫節了。換言之，公民覺得自己越來越無力影響政府的作為，也無法使自己的聲音為政府所傾聽。….但無庸置疑，這確是當代西方民主國家的狀況。不可否認的是，許多人覺得這個問題確實存在於當代西方民主政治中，而這種感覺本身也確實對我們的民主政權構成了相當的威脅。[2]因此，如何解決此一問題，正是我們重新思考「市民社會」在當代民主政治國家中的重要性。

一般而言，對於市民社會的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市民社會的唯一角色便是限制國家的權力，界定出一個國家權力起作用的領域，從而劃定國家的界線。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市民社會的消極限制功能不可忽視，但其結合公民與國家的功能也同樣重要。它為公民得以共同努力來影響政治活動的運作過程提供了一條管道。[3]這兩種觀點所著重的重心分別為市民社會的二個內在機制：「市場經濟」與「公共領域」。市場經濟的主要功能在於經由談判達成互惠的協定。在公共領域中，整個社會透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產生質疑或形成共識。[4]而這二個內在機制又分別將其重心對應於「個人自由」與「自治」。這兩種觀點的爭論焦點則在於「個人自由」與「自治」孰先孰後的不同。

在泰勒看來，公共領域是市民社會的內在機制之一，這與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的看法稍有不同。哈伯瑪斯認為公共領域是介於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不管他們對於公共領域的角色有何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他們的相同之處都在於公共領域能否發揮它的功能，其前提是能否有良善的公共論辯與意見交換。換言之，公共論辯與意見交換是作為一個集體自治系統的主要原則。而集體自治系統的健全則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同時，泰勒也順著托克維爾的思想，主張自治是現代自由社會中最主要的理想之一，認為自治的式微會危及自由社會的穩定性，從而危及其所護衛的自由，因此消極自由的命運是與積極自由的命運息息相關。[5]因此，個人自由的前提是自治，自治優先於個人自由。

既然自治是當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那泰勒就問：當我們自己參與集體決定的品質好壞時，到底我們所要評估的是什麼？要表達對民主的需求很簡單：左右我們的規範與決定，應該交由「人民」來訂定。這意味著：（1）人民大眾對於自己何去何從應該表示意見，而不是一味聽命於人。（2）這些意見必須真正出自他們的心聲，而不是經由宣傳、誤導、非理性的恐懼產生。（3）這些意見所反映的，應該是他們經過一定的思考所產生的想法和願望，而不是在資訊不足和本能反應下的偏見。[6]於是，重點就在於什麼才是人民自己真正的意見？這些意見對於人民來說是真正具有意義與重要性的，是人民透過「自我了解」之後，所表達出來的需求與行動。這裡的「自我了解」所包含的不僅是了解我是誰，也就是自我認同的問題，還同時包括了別人對我的承認，也就是了解自我在群體中的角色。所以人民必須要表達意見，且這意見是經過自我與群體的互相影響、了解之後所傳達的意見。換言之，決定這些意見的意義與重要性不是單獨、抽象性的個體，而是由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價值、規範經過相互交流、形塑之後，所具有整體性的自我所決定的。因此，泰勒特別說明第三項條件，認為所謂經過一定的思考所產生的想法和願望之意見，即是參與者（人民）必須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意義，同時參與者具有共同的理解。[7]

如上所述，「自我」既然不僅具有單獨個體，還同時包括群體的意義，那麼從這就可以反駁極端的社會契約論與功利主義。社會契約論者（例如雅各賓民主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主張真正的人民意志必須是全體一致的。而功利主義者則聲稱他們是以客觀的方法因應多元化的事實來評估民主決策。在訂定決策前，人們有各自的利益立場。決策制訂後，則必然有利於一方而不利於他方。若是有利於大多數的人民，便達到了民主的目的。[8]

泰勒認為：雅各賓的觀點無法接納多元化；功利觀點則容不下其他不具利益的事物，尤其是它未能考慮到政治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功能。[9]換言之，這二個觀點的極端發展都會成為多數暴力的統治，以量取勝。第一，雅各賓主義不容於多元社會，它強調普遍意志凌駕於一切，而抹煞了個體的獨特性，並忽略行政權必須由現代國家的官僚體制來執行。就像貢斯當所認為的，盧梭把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混為一談，而未區別它們各自的歷史、社會背景與意義。第二，功利主義純粹以大多數人利益為優先的觀點，其前提假設是每個社會都是由原子化的個體所組成，且這些個體都是「理性」的，能進行自我利益極大化的選擇，而忽略了共同體的倫理對個體價值觀的影響與人民的意見會因為相互交流而改變，有時共識便由此產生。就像泰勒所說，它們忽略了政治社會中過程參與的重要性。

於是泰勒接著論述，構成真正民主決策的條件是不能由自我理解的抽象方式界定（即單獨、抽象的理性個體）。因此，構成真正民主的條件則包括了：（a）相關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體的一份子，這個共同體擁有某些共同目的，並且認定其他成員也分享這些目的；（b）公民的各種團體、型態與階級的心聲能夠真正被傾聽，並在辯論中也能發揮他們的影響力；（c）由此所產生的決定，是真正為大多數人民所喜好的。[10]在泰勒看來，（a）是構成其他條件的基礎。因為若沒有（a），則（b）中要達到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心聲能夠真正被傾聽的條件則是妄想，更何況是產生（c）的結果了。從泰勒對這三個條件的論述中可理解他對於群體的共同善的強調，及形塑自我了解中群體因素的重要性。他認為：的確，對於真正彼此互不相關、只顧自己前途的個體，我們是會懷疑他們是否考慮過傾聽他人的觀點。在這樣的世界中，你的觀點如果沒有獲得支持就會被忽略，兩者之間並無其他可能性。在共同體之中的情況則是相當不同的。在此，獲得傾聽的意思並不只是基於某次特定的交流，而是基於整體的關係。我們可以說，一個人之所以感受到自己的意見受到傾聽，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受到了某種形式的評價，即使他的某些特定要求並未達成也沒關係。至於是否受到傾聽的感受，也端視他們的目標與公共目的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與團結在公共目的下的其他團體的目標之間的關係。在這個脈絡下，對他而言某一提議遭到拒絕並不等於未被傾聽。例如，在具有共同理解的狀況下，我們可能會發現某一要求對於其他團體而言顯得太高，而其他要求就比較容易達成。若是拒絕了容易的要求，的確會顯得無異於拒絕那些提出要求的人。但若是反對前者，就比較容易為人接受。[11]從上述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理解，（b）條件中經由論辯來發揮不同公民群體的影響力，反過來更加強了（a）中共同體的倫理。「論辯」則是透過市民社會中公共領域的功能來完成，因為公共領域是透過非直接隸屬於政治系統的媒體，或政治立場中立的媒體，進行分散討論的公共空間。[12]但也正因為公共領域的這種公共性質，有可能使得擁有權勢者假借公共之名義混淆視聽。或者公共領域的媒體以報導大量的色煽腥議題來取代重要的公共議題。鑑於此，泰勒才會強調自治是現代自由社會的核心。也就是說，民主社會必須由自主的人民來創造真正的民主決策，藉由人民參與政治過程來避免公共領域結構變遷所產生的內在缺陷。

二、

第二部份泰勒則要說明民主過程中某些熟悉的失敗類型，以及可能的補救之道。總的來說，西方現代民主過程中之所以會發生問題，就其實則是過去傳統民主的某些原則似乎與當代多元化的社會產生某些隔閡所造成。關於這一點，我們接下來會陸續討論。

（1）第一種失敗類型，是在大型、極權和官僚社會中常見的公民疏離感。產生這種疏離感的性質是，公民在面對統治機制時會有無力感，統治機制我行我素，罔顧普通公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似乎求告無門。不論是決定大方向還是對關係個人的決策過程稍做調整，普通公民對決策過程似乎毫無影響力。只要有越多的事和越重大的事集中在遙遠的中央集權政府手中，政府的辦事程序便越官僚化。雖然有力的遊說也會干預並影響其決策過程，但這些遊說也是遠離普通公民，通常對人民的建言也是充耳不聞。[13]因此，這個失敗類型的問題就出在過渡的中央集權上。也就是現代國家所不可避免的官僚體制問題。

在泰勒看來，托克維爾所提到的分散權力，強調鄉鎮自治的精神可以彌補這缺失。這種分散權力的作法，不僅是將政府的某些功能下放到地方階層來執行，讓地方上的人民動員來影響政府政策。同時，這種分權在公共領域也是必要的，將重要議題交由地方處理，便可提高地方媒體的重要性，而地方媒體的重要性則可轉而將辯論焦點集中在這些影響所及的議題上。因此，泰勒認為這種分權的潮流有二種：一是寄宿的公共領域，一是朝向地區性的社會。可行的模式似乎是將較小的公共領域寄宿在較大的公共領域中，這可由公開政黨內部的議題辯論與新社會運動來體現。地區性的公共領域對於整體是有意義的，它能影響全國性的公共領域的議程，奉獻出屬於這個社會本身的政治生活—政治分權的良好示範有助於公共領域的擴大。[14]換言之，在泰勒看來，寄宿的公共領域與地區性公共領域的活力影響著全國性公共領域的脈搏。

接著，泰勒談到他所認為的公共領域模式與18世紀原本的公共領域模式不同。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兩點：第一，必須緩解政治系統與公共領域間的鮮明界限。事實上，某些最有效的寄宿公共空間是政黨和鼓吹運動（新社會運動），它們是存在於政治與公共領域間的灰色地帶。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政治系統與公共領域間的界限必須盡可能開放。第二，這個地區性公共領域所因應的是彼此依存的多元化公共空間，而過去的公共領域則似乎是設定一個單一的空間。[15]

在這個強調獨特性、異質性的多元化社會中，正因為強調多元文化的性質，使得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連帶似乎漸趨薄弱。雖然我們法律明文規定有保護個人自由的權利，但正是因為我們很容易就忽略了行使這些權利的實質意涵，而使得個人自由落於空文中，個人權利容易被國家或有力集團的利益所湮滅。因此，泰勒認為不管是從政治哲學或現實的觀點來看，強調自治的精神，籲求一個積極主動的地區性公共領域與寄宿的公共領域是解決現代公民疏離感的可行之道。

（2）第二種失敗類型：政治共同體內部的分裂同樣會阻礙，甚至完全斷絕民主決策的制訂。發生分裂的方式有好幾種，泰勒主要從「階級」與「文化」這二個面向來談。其中之一是「階級戰爭」的形式，最低微的人民覺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有系統的忽視或排拒。[16]例如，勞工階級的利益在發生經濟危機時常被國家與資本家集團的利益聯合所犧牲。泰勒認為補救之道是以不同「福利國家」措施所表達的團結形式來維繫民主社會的運作。在我看來，泰勒對這一補救措施談的似乎太籠統了，沒有詳細論述補救的策略。或許泰勒認為這個問題在加拿大並非很嚴重，因此才未多著筆墨。

另一種分裂則是由於一個團體或文化社團覺得自己未獲大社會的肯定，於是便不願依循大多數人民的共同理解來運作，因而產生脫離的要求。即使不脫離，也會造成傷害感和排斥感，使得要求傾聽所有團體的條件（b）似乎不可能實現。在假定受到排斥的氣氛下，未能完全達到要求的團體便覺得絲毫不被傾聽。這種分裂一旦產生就難以處理，然而民主政治的首要目標之一便是要預防它的發生。這也就是為什麼確定所有團體受到傾聽是極為重要的另一個原因。但在當今這個「多元化」的時代這是不容易達成的。[17]有關政治共同體中多元文化的問題，泰勒在〈承認的政治〉中有詳細的討論，在此將不贅言。

（3）第三個失敗類型：中央集權與分裂如果會產生所謂的政治分化，則其效果會更為嚴重。正因為這種政治分化的結果，使得公民更加逃入自己內心的城堡，對政治越加冷漠與失望，而接受一種原子論的世界觀，將社會看成是個人及其生活計畫的累積，並拒絕接受政治共同體的實現與共同善理念的追求。[18]在此，泰勒所提出的補救之道即是之前所提的「寄宿的公共領域」與「地區性的公共領域」。

產生中央集權與分裂的背景正是當代多元化的社會。在這種多元化社會背景下，我們已不能要求對於政治議題與目標有著相同的訴求與理解。因此所產生的政治分化即是人民越來越無法形成並實現一個共同目標，並且人民越來越以原子的方式看待自己。泰勒認為雖然在這種背景下政治分化會越來越嚴重，但由此也為建構一個積極主動的市民社會提供了契機。正是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個人對建構自我認同的來源已不僅僅單獨從家庭、國家或單一社會而來。不同的社會文化會同時成為個人自我認同的來源，而這也使個人有機會與能力去理解、接納不同的社會價值與團體。我們也可以說，正因為政治分化所產生的疏離感反過來加強了個人與共同體欲產生連帶的迫切。因此泰勒認為，自由主義的市民社會觀（強調個人自由）已經不能符合當代多元文化的社會，我們必須針對不同的情況，強調以自治為積極主動市民社會之核心的社群主義觀，來看待多重意義下的政治距離。

參考書目：

Taylor, Charles

（1990）（陳思賢譯），〈「消極」自由理論的錯誤〉，《憲政思潮》，89(3):19-50。

（1998）（李保宗譯），〈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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